绪论
一、问答题：
1、简述中国法律史发展的特点。
答：（1）引礼入法，礼法结合；（2）家庭本位，伦理法制；（3）无讼是求，调处息争；（4）法为治世之具，缘法断罪；
（5）法典体例上的“诸法合体，民刑不分”与法律体系上的“诸法并存，民刑有分”。
2、简述法和律的异同。
答：（1）相同点：在一般情况下，二者是相通的，都表示必须遵守的规范和秩序，但法律更多是指刑法。
（2）不同点：①从字义的起源看，法含有“平之如水”、“去不直”的观点，律则更注重制度规范；②法涵盖的内容广泛，除律外，一切规章制度都可以用法来表示，如：令、格、式、例等；③律的专业性很强，
一般只用于对案件的讨论或书面用语中，在一般口语中，人们多使用法。
3、谈谈对法律的认识。
答：（1）封建正统法律思想的内容和特征是在漫长的法律实践过程中形成的。从思想渊源来看，它们大都是从先秦时代的思想材料中加以提炼而成的。这些思想材料有的本来是对立的，但在封建社会的政治法律实践中逐渐融而为一、并行不悖。这些都代表着其他法系所无而中华法系所独有的内容和特征。因此，它们不仅仅属于封建正统法律思想的范围，而应属于整个中华法系。
（2）“礼治”与“法治”相结合的法律传统法统即法律传统，是指导法律实践活动的价值基础。它决定着法律实践活动的内容、特点和发展方向。一般而言，一个民族的法律传统是一元的，而中国封建时代的法律传统则是二元的，即“礼治”和“法治”。“礼治”指源于远古时代的宗法家族的行为规范和伦理观念。“法治”则是春秋战国新兴地主阶级的君主专制的官僚政体。春秋战国时，“礼治”与“法治”的对立主要表现在：①宗法贵族政体与集权官僚政体的对立；②“以德服人”和“以力服人”的统治方针的对立；③重“判例法”的“人治”与重“成文法”的“法治”的对立。但是，这种整体上的对立并未排除局部上的统一。这种局部的统一性主要表现在：①在阶级属性上，儒法都是封建阶级的代表，前者代表由奴隶主贵族转化而来的封建贵族，后者代表由平民上升的地主阶层；②法家并不是一般否定等级特权，法家不仅维护君主一家一姓的世袭特权，而且还维护各级官吏的特权。这同礼的差异性精神毫无二致；③两者都维护自然经济和宗法社会，只不过方法不同。儒家以道德说教，而法家运用赏罚；④在意识观念方面，儒家并非一般地否定法律和刑罚的作用，而法家也并非一般地否定宗法道德观念，只是实现的方式不同。
（3）“德政”与刑罚相结合的治国方策。在春秋战国时，儒家主张的“为政以德”、“以德服人”的“德政”、“仁政”，与法家主张的“以法治国”、“以刑去刑”、“以力服人”是截然对立的。可以说，儒家的主张由于难于操作而显得过于理想化；法家的主张由于缺乏实践经验而显得过于简单化。秦汉以后，封建统治者吸取了秦朝暴虐亡国的教训，转而注重德政。而支配一个泱泱大国，又非运用法律刑罚手段不可。不搞德政，人民会起来造反；不搞刑罚，地方分裂势力就会发难。汉武帝时采纳董仲舒的建议可以说是个历史性的选择。董仲舒的神秘主义的“德主刑辅”论，—方面把儒家的“德政”置于首要之地，另一方面又给法家的刑罚落实政策，给它一个安顿，甚而使之具有神性。历代封建王朝在制定国策时，都标榜“德政”以获取民心。而教化措施则是预防人民犯罪的第一道防线。“德政”具有使统治者自我约束的积极作用，其目的还在于达到长治久安。刑罚的政治价值在于镇压人民的反抗斗争，和制止统治阶级内部的“犯上作乱”。当皇权和族权被宣布为神时，任何反叛皇权和族权的行为便成了渎神行为。而对这些叛逆者施以严刑就不仅是合法的，而且也是合理的了。
特别是到了唐代以后，当“一准乎礼”的封建法典被宣布为符合“天理”时，对所有犯罪行为的制裁便都是正义的了，在使用刑罚时大可不必隐讳扭捏作态了。
（4）“人”与“法”相结合的法体理论。法体指法律实践活动(立法、司法)的工作程序或方式。比如成文法、判例法或两者相结合的混合法。关于法体的思想和观点，是法律思想也是中国法律思想史的重要内容之一。
（5）中国的“混合法”及其理论，是古代先民聪明才智的反映，也是法律实践活动内在规律性的表现。它不仅构成了中华法系的重要特征，还是中国法系的优秀成果之一。
第一章中国法律的文明起源和夏商的法律制度（了解）
第二章西周的法律制度
答：从“天讨”、“天罚”到“以德配天”、“敬德保民”的政治思想和“明德慎罚”、“刑之无赦”、“刑罚世轻世重”的法律思想。
2、简述礼和刑的关系。
答：（1）联系：二者关系密不可分，具体表现在：①礼是刑以及法的基础和渊源；②西周以礼为法，礼是法的重要组成部分，礼本身就是广义的法。
（2）区别：①礼与刑的作用不同。礼是人们要自觉遵守的规范，侧重于积极预防。刑是对犯罪行为的制裁，侧重于事后的处罚；②礼与刑的适用原则不同。西周实行宗法等级制度，适用“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
的原则。所谓“礼不下庶人”并不是说礼的规范对庶人不适用，而是用来调整等级关系，不同的社会
关系用不同的礼来调整，不同等级的人适用不同等级的礼。所谓“刑不上大夫”并非大夫以上贵族犯
罪不适用刑法，而是指制定刑法的目的不是针对大夫以上各级贵族，而是为了防范庶人，同时不同等
级的人实行同罪异罚原则，大夫以上贵族犯法，一般享有刑法特权，与庶人处置有别。
3、简述李悝《法经》的主要特征和历史地位。
答：（1）主要特征：①把侵犯官私财产所有权与人身安全、危害社会的盗贼罪作为重点打击对象；②《法经》贯彻行刑重轻原则的重刑主义原则，对危害专制集权统治的行为不惜动用残酷刑罚。
（2）历史地位：《法经》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较为系统的成文法典。①它以先秦法家的法治“重刑”思想为指导，总结各国立法经验，取得了很高的立法成就；②改刑为法，初步确立了法的客观规律性，使单纯
强调刑罚杀戮的“刑”向具有规则性质的“法”过渡，反映了法律制度发展的进步趋势；③《法
经》以严惩盗贼罪为立法宗旨，根据罪名、类型、量刑原则等分立篇目，初步创立了成文法典的
篇章体例结构，对秦汉以后法典的编撰，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第三章秦朝的法律制度
一、问答题：
1、简述秦朝的立法思想。
答：以法家思想作为理论基础，“以法为本”、“一断于法”、“轻罪重罚”。
2、简述秦朝主要的法律形式。
答：秦朝主要的法律形式是律、令、制、诏。
（1）律是通过正式立法程序制定、颁布实施的法律文件，具有稳定性、规范性及普遍适用性。
（2）令是君主就一时一事而以命令形式颁布的法律文件。与律相比，令不具有长期、稳定的普遍适用性，但针对某一具体事项，令比律具有更高的效力。
（3）制、诏是皇帝的命令。命为制，令为诏，天子自称诏。
3、简述秦朝的诉讼审判制度。
答：（1）诉讼形式区分为公诉和自诉；（2）注重强调勘验，如：“爰书”、“封守”等；（3）审讯分为上、下、失三等。
第四章汉朝的法律制度
一、名词解释：
1、原心定罪：从汉朝开始实行的一种定罪方法。执法者在断案时，不仅要弄清犯罪的事实，更要追索涉案人的动机，
只要有邪恶的犯罪动机，不必待其犯罪行为实际发生，就应当加以惩罚，对首犯必须从重论处，对虽有犯罪行为但动机出于善良或情有可原的人，则应当从轻论处。这种定罪方法符合常人心态，有利于援救善人。但是大为削弱了法的理性形式所要求的普遍性。
2、春秋决狱：又称引经决狱，其特点是直接引用儒家经典著作或依据儒家思想判断当事人是否构成犯罪，并做出判决。
影响：（1）它推动了法律的儒家化，使得儒家思想与法家已经创制完成的法律规则结合起来，并有所发展，从而奠定了中华法系儒法结合的基本样式；（2）它修正了法家偏重于客观归罪的定罪量刑标准，强调在客观事实的基础上推究行为人的主观能动性；（3）它部分地矫正了秦朝以来酷吏以构陷入罪为能事的司法作风。
3、疑狱谳报：以疑难案件逐层上报，它保证了案件的相对公正性。
4、录囚制度：皇帝、刺史、郡守等审录在押犯人，检查下级机关的审判行为是否合法，是否有差错，以便平反昭雪。
它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司法的相对公正性。
答：（1）汉初以“黄老学派”为主的立法思想。主要表现在：①无为而治；②约法省禁，刑不厌轻；③重视名法修身。
（2）汉武帝时期“德主刑辅”的法律思想的确立。主要表现在：①法自君出，王者法天的神权思想；②德主刑辅，先教后刑的教化思想；③礼律融合，三纲五常的尊卑思想。
2、比较秦朝和汉朝的法律。
答：（1）秦朝统治者简单地把法律视为治民的工具，以暴力胁迫百姓“奉法”、“顺令”；汉朝的法缘人情而制，“安民”
成为评价法律优劣的依据。
（2）秦朝的法律以“尊主”为核心，法律被推崇为一切规范社会行为、协调所有社会关系的唯一准则；汉朝的法律与皇帝诏旨相互制衡。
（3）秦朝实行轻罪重罚的原则；汉朝实行执法宽平，议法从轻的原则。
第五章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法律制度
一、问答题：
1、简述魏晋南北朝时期罪刑适用原则儒家化的表现。
答：（1）“准五服以制罪”的确立；（2）“存留养亲”制度确立，即一个人只有一个儿子，如果儿子犯了罪，可以免罪来扶养父母；（3）确立了“重罪十条”的罪名，即反逆、大逆、叛、恶逆、不道、不孝、不敬、不义、内乱、降。
第六章隋唐五代的法律制度
一、名词解释：
1、《永徽律疏》：永徽元年（650年），长孙无忌等人奉诏撰定律令。次年，下诏颁行新律，史称《永徽律》，仍为12
篇500条。三年，长孙无忌等人又对律文进行注释疏议，经高宗批准，于四年颁行，称为《永徽律疏》。它是中国古代的代表性法典，元朝以后定名为《唐律疏议》。由于后世都以它为修律的蓝本，历代不断翻印，保留至今1300多年，成为现存最早最完整的封建成文法典。
二、问答题：
1、简述隋初和唐朝的立法思想。
答：（1）隋初：“以德为主，德刑并用”，“法令清简”，“务在宽平”。
（2）唐朝：①“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②立法要求宽简、划一、稳定；③执法要求审慎。
2、简述《开皇律》的立法成就。
答：（1）确立了法律的典章制度和篇章体例，程序更加明确；（2）正式确立了五刑制度，即笞刑、杖刑、徒刑、流刑和死刑；（3）确立了“十恶”制度；（4）贵族官僚法律特权扩大化。
3、简述唐朝主要的法律形式。
答：（1）律：是唐代的刑事法规，也可以说是刑法典，狭义上的“唐律”即专指它。在所有的法律形式中，律是最主要的法律形式，具有绝对的权威性和相对的稳定性。
（2）令：是规定国家制度的行政管理法律。
（3）格：是本朝或前朝皇帝临时颁布的针对具体违法、违令行为进行刑事处罚或行政处罚的制敕。
（4）式：是中央国家机关具体的活动细则，均以国家机关的名称分类定名。高祖、太宗、高宗、武后和玄宗在位时，都制定有式。
4、简述唐朝法律的主要内容。
答：（1）刑事法律内容：①确立了五刑制度，即笞刑、杖刑、徒刑、流刑和死刑；②在刑罚适用原则方面，区分公罪与私罪、首犯与从犯，规定官僚贵族享有法律特权，对于老小废疾者减免刑罚。如果自首可以减免刑罚，同居相隐不为罪，对于更犯加重处罚。此外，唐朝政府还规定了对境外人案件的处理规定。
（2）民事法律内容：①只有是权利主体并且有行为能力，才可以打官司；②在所有权方面，涉及到土地所有权和其他所有权；③大宗的买卖必须订立契约，契约关系越来越多。如果出现债务纠纷，不能自行和解者，应当去告官；④在婚姻关系方面，确立尊长对卑幼的主婚权，以婚书和聘财作为婚姻成立的条件，实行“同姓不婚”原则；⑤在继承制度方面，实行宗祧继承和财产继承。
5、简述唐朝法制的特点与历史影响。
答：（1）特点：①礼法高度融合；②科条简要，宽简适中；③用刑持平；④语言简练明确，立法技术高超。
它承袭秦汉以来的立法成果，吸取魏晋北朝的律学成就，表现出高度的成熟完备性。唐律以古代立法的典型代表和集大成者，为后世宋元明清各代立法提供了优秀的参照蓝本。②唐律作为中华法系的典型代表，不仅直接影响了本国，而且还超越国界，对东亚各国也产生了重大影响。如朝鲜《高丽律》的篇章内容就取法于唐律，日本《大宝律令》也以唐律为蓝本，越南李太尊时期的《刑书》也大多参用唐律。可见，唐律在世界法制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第七章宋朝的法律制度
一、名词解释：
1、《宋刑统》：宋太祖建隆四年（963年）制定，全称是《宋建隆详定刑统》。主要特点是：（1）它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
刻板印行的封建法典；（2）所谓“刑统”，是按照新的体例编纂的刑书，一般以刑律为主，而将其他刑事性质的敕、令、格、式分载在律文之后，依律目分门别类地加以汇编。
2、差遣制度：宋朝实行官、职、差遣制度，官只表示官阶俸禄品级，并不执掌实权；职是加官虚衔，属名誉称号；只
有差遣才握有实权，负有实际责任。差遣制原是一种临时任官方式，宋朝上升为正式任官制度。这种官职名实相分离的制度，是为了防止官吏擅权，但却造成了官僚队伍冗滥臃肿，致使官僚制度闲杂混乱。
3、编赦：赦是皇帝发布的一种形式，具有至高无上的法律效力。编赦是对于散赦的汇编，是使赦上升为一般法律形式
的立法程序，从而使编赦在宋代成为重要的法律形式。
4、编例：北宋中期，出现了编例。编例是指条例和判案成例，它们由专门的机构加以统编和整理，使其上升为具有普
遍效力的法律形式。这种新的法律形式也影响到了后世的立法活动。
5、鞫谳分司制度：鞫指审理，谳指判案。鞫谳分司就是将审与判二者分离，由不同官员分别执掌。宋朝中央和地方都
实行鞫谳分司制度。
6、典卖制度：宋朝的买卖形式有绝卖和活卖之分。绝卖是随买卖关系的成立，所有权也彻底转移。活卖又称典卖，即
以物品或人身质贷为钱财，其所有权并不因典卖关系的成立而转移。在约定的期限内，业主可以从典主手中回赎原物，如逾期不回赎原物，典主即可自行处置。
二、问答题：
1、简述宋朝的立法思想。
答：（1）强化中央集权的立法思想，加强君主集权；
（2）崇文抑武，强调慎法；
（3）义利并举，重视经济。
2、简述宋朝经济法律的主要内容。
答：（1）确认保护所有权，法律承认新开垦的荒田和弃田。
（2）确定买卖、典卖契约的有效条件，《宋刑统·户婚律》专设《典卖指当论竞物业》一门，具体规定如下：①以契约为凭；②典权归家长；③确定典卖顺序；④严禁一物两典；⑤规定典物时效。
（3）在继承方面，实行一般的财产继承制。对于户绝财产继承，法定继承顺序为室女、近亲和官府。
第八章元朝的法律制度
一、问答题：
1、简述元朝的立法思想。
答：（1）“附会汉法”，即沿袭唐宋的法律制度，同时反映了元朝的一些习惯法；（2）“因俗而治”，即把蒙古的一些习俗与汉法相结合；（3）蒙汉异法。
第九章明朝的法律制度
一、名词解释：
1、枷号：是强制罪犯在监狱外或官衙前戴大枷示众，以对其进行羞辱折磨的一种刑罚。它起始于唐末，宋元时广泛使
用。明朝枷号的刑期为一、二、三、六个月及永远五种，大枷重量有十几斤至几十斤不等。
二、问答题：
1、简述明朝的立法思想。
答：（1）重典治国；（2）务合中正，如：制定《大明律》比唐宋法律重，比明初法律要轻；（3）重视预防犯罪和法制
2、简述《大明律》的特点。
答：（1）一是简明扼要。《大明律》全律共7篇，30卷，460条，是此前历代法典中最简明扼要的一部。
（2）二是变更体例。《大明律》按吏、户、礼、工、刑、兵六部的国家机关分工编目，改变了以往法典分立篇目的原则和传统，是中国古代立法制度史上的一大变化，同时也体现了朱元璋废除宰相制后，利用立法手段强化君主专制中央集权的意图。
3、简述明朝的刑事法律规范。
答：（1）加重处罚反逆大罪；（2）严惩官吏渎职与贪赃犯罪；（3）严禁臣下结党和内外交结；（4）增设新的刑罚，如：枷号和廷杖。
第十章清朝的法律制度
一、问答题：
1、简述清朝法律的特点及历史地位。
答：（1）特点：①在立法思想上，从顺治朝起便把“参汉酌金”的立法思想、立法路线推行到全国。并随着统一多民族国家的稳定，在总结历代法制建设经验的基础上，进行了多种形式的立法建制，在全国范围内建立
了空前统一的法制秩序；②在立法内容上，全面确认和加强专制主义的国家统治；③在司法制度上，
清朝的司法机关从中央到地方形成了完整体系，尽管适应满洲贵族统治的历史特点，出现了审理满人
诉讼的特定司法机关，但总的来说，审级清晰，管辖分明，并深入到边陲少数民族的聚居地区。
（2）历史地位：1840年以后，中国处在社会大转折时期，封建法制在封建经济基础已经动摇的条件下逐渐解体，外国法系通过不同的渠道开始输入中国。这个过程集中表现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变法修律上。因
此可以说，清朝的法制建设不仅承上，而且启下，不仅是传统的封建法制的最后形态，而且开了近代
法制历史的先河。
现代意义上的法治，产生至今不过三百多年的时间.它是资产阶级革命的重要成果，也是社会进步，特别是政治文明的重要标志.而我们对“法治”的深刻认识，是在党的十五大报告将依法治国确立为治国方略之后。但就“法治”一词而言，我们都知道在我国并不是今天的首创。其明确提出可追溯到两千多年前的战国。它的产生，是在当时历史条件下，代表先进生产力的新兴地主阶级与奴隶主旧势力斗争所取得的胜利成果。同样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然而，中国古代的“法治”与今天我们所倡导和实践的法治并不能相提并论。它们之间有着本质的区别。主要是两方面:一是经济体制基础不同;二是政治体制不同。现代法治的产生有两个必要的前提和基础，即商品经济的高度发达和民主政治的不断完善。这两个条件是中国古代“法治”所没有，也是无法具备的。除此之外，从法治的对立面来讲，当今的法治，主要是相对于“人治”而言，并强.调“德法兼治”。而中国古代“法治”除强调与“人治”对立外(不对抗君主权威)，主要是针对古代的“礼治”和“德治”.正是通过这样的对立而使中国古代“法治”的地位和作用在社会生活中得到了彰显。首先是“法治”与“礼治”。礼是西周以来维护奴隶主贵族宗法等级制、分封制的法律和制度(包括伦理道德、宗教祭祀等行为规范、典章制度和礼节仪式).荀子给“礼”下了一个定义:“礼者，贵贱有等，长幼有差，富贵轻重，皆有称者也。”它内容体系庞大，涉及到政治、宗教、军事、饮宴、嫁娶等。其对我国以宗法、血缘为核心的社会结构的形成产生了深刻的而漫长的影响。并对清除奴隶主阶级内部分歧，维护统治秩序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春秋战国时期“礼治”则成了儒家的政治思想，并一直承传。自孔子起，儒家建立了一套以“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等级秩序为核心内容的“礼治”思想体系。它要求天子、诸侯、卿、大夫、士等各级统治者都安于名位。位既定不得逾越。对此，孟子作了精辟的概括。他说，“故人无礼则不生，事无礼则不成，国家无札则不宁。”主张牺牲“法”而保全“礼”，即“为国以礼”。如果说“礼治”代表的是奴隶主贵族的政治思想，那么“法治”在春秋战国时代则代表着新兴地主阶级的政治主张。“法治”与“礼治”的对立在当时实际上就是奴隶主贵族与新兴地主阶级的对立。代表新兴地主阶级利益的法家把他们反对奴隶主贵族世袭各种特权的宗法等级制和分封制而提出必须以功劳为标准来授官予爵，让非贵族出身的新兴地主们也能和贵族平等地享受特权等主张，说成是公正的、客观的。并要求各诸侯国制定统一的法令，予以公布，强制推行。因此，所谓“以法治国”，实质上就是要求将新兴地主阶级的意志上升为法律，建立起统一的封建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制度，以保证其贯彻执行，从而实现他们在政治上的权利。由战国七雄之一的魏国相国李埋编纂的中国第一部成文法典《法经》，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出台的。《法经》的诞生标志着传统奴隶主贵族政治的终结，催生和强化了封建的中央集权统治，代表了新的历史发展方向，从根本上动摇了奴隶社会“礼治”的根基。当然，也开始孕育着封建的“德治”。[!--empirenews.page--] 其二是“法治”与“德治”。这其实是在统治方法上的不同政治主张。在中国古代，坚持“德治”的儒家主张用统治阶级的道德感化来统治人民，反对过重地增加劳动人民负担，提出“使民以时”“博施于民”“薄税敛”;反对赤裸裸地一味镇压，而主张“导之以德”，特别强调道德感化的作用。他们认为残酷的暴力必然激化阶级矛盾，加剧被压迫者反抗。《论语》:“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认为政(刑政)只能起镇压的作用，德礼则可以笼络人心。当然，儒家并不是绝对排斥暴力，而是要在教化不起作用时才诉诸刑罚。用孔子的话说，就是反对“不教而杀”。上述思想被儒家后人归纳为“德主刑辅”，并发扬光大。由于“德治”思想要求统治者要受惜民力，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广大劳动人民的美好愿望，有利于国家的稳定，故多被历代统治者所采纳，实际上成为了中国古代绝大多数君主专制王朝的治国基本原则。与儒家“德治”强调“以德服人”所不同，坚持“法治”的法家认为治国光靠说教不行，强调“以力服人”。只不过法家所讲的力不单纯指暴力，而是指以刑罚制度为核心内容的国家强制力，包括财力、物力、人力和兵力等，法家认为法制手段是最有效的，甚至是唯一的治国手段，提倡
儒家恕道与中国古代法律文化 摘要:儒家恕道与中国占代法律文化传统有着内在的不可分割的密切联系,使中国传统法律文化表现出鲜明独特的公法化的个性特征。本文从恕道的渊源、内涵及法文化品性入手,阐述了其对于中国古代法律文化的影响,并剖析了恕道、法律文化传统与现实的关系。 关键词:儒家;恕道:中国古代法律文化 “儒”原指专门从事教育和执掌礼义的人。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孔子,以“相礼”为业,其创立的学派被后人称为儒家。儒家伦理学的核心是“仁”。按照孔子及后世儒家对“仁”的解释, 我们可以概括为两条基本原理,即“仁者爱人”和“夫子之道,忠恕而已”。儒家所谓的“夫子之道”,即“人道”,或“忠恕之道”,就是本文所指的恕道。恕道对于几千年的中国历史和中国社会文化有着深远的影响,也对中国古代的法制文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一、恕道的涵义 许慎《说文解字》:“恕,仁也,从心。”恕就是仁,就是“如心”,就是使“己心如人心” 或“人心如己心”,就是以己之心,度人之心,以心睽心,以己量人,考中度衷,设身处地。所 谓“道”,就是对人的行为的规范。道所涵盖的内容极其广泛,主要包括诚、善、仁、义、智、勇、孝、梯、忠、信、恭、敬、恕、惠、达人、无怨、克己复礼等。当然,儒家所言的道,并非孤立的,而是相互交叉,相互重叠,相互涵盖的。孔子的忠恕之道,彰显出儒家教化型、示范型伦理学的典范。 儒家的恕道,有三层含义: 第一层含义:勿施恶于人。《论语》:“已所不欲,勿施于人。”“施诸己而不愿,亦勿施于人。”《大学》:“所恶于上,毋以使下,所恶于下,毋以事上。”孔子在《论语》中两处讲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一是在回答仲弓问仁时说:“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邦无怨,在家无怨。”(《论语·颜渊)))二是在回答子贡问“有一言可以终身行之者乎”时说:“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沦语·卫灵公》)突出了孔子对这种行为的褒彰。 恕道要求人们本着真诚、宽恕的原则。具体地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就是当自己要对他人做什么事时,先想想自己是否愿意遇到这事,如果自己不愿意,就不能对他人做这件事。忠恕之道也就是眼里有他人,心里也要为别人着想。1993年在美国芝加哥召开的世界宗教大会发表的《走向全球伦理宣言》,就将儒家的“已所不欲,勿施于人”看作是可以规范全球伦理秩序的伦理金律。 第二层含义:以仁待人。儒家的核心思想为“仁”。首先,仁是人性的基本核心,人生价值 的根源,所谓“仁者人也”:再者,仁代表德性最完美的境界,“仁者不忧”,因此,“仁”是 一种完美的生活理想。“躬自厚而薄责于人。”(((论语·卫灵公)))“所求乎子以事父,所求乎臣以事君,以求乎弟以事兄,所求乎朋友先施之。”(((中庸》) 躬自厚而薄责于人,即施“仁”于人,就是把自己放到不与他人一样的位置一让自己的境界比别人高。西汉董仲舒作了发挥:“以仁治人,义治我,躬自厚而薄责于外,此之谓也。”(((春 秋繁露·仁义法》)《吕氏春秋·举难》又曰:“故君子责人则以仁,自责则以义。责人以仁则易 足,易足则得人,自责以义则难为非,难为非则行饰。”朱熹注曰:“责己得厚,故身益修;责 人薄,故人易从,所以人不得而怨之。”(((论语集注))) 第三层含义:以仁传仁。“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这是儒家恕 道的最高境界,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命令式相比,“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对人自身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满足自己的欲望和愿望的时候,也希望并帮助他人实现他们的
中国古代法律之起源 Document number：BGCG-0857-BTDO-0089-2022
姓名：蔡怿非 班级：文法学院法学一班摘要：中国古代法律起源之途径，特征 其一.中国古代法律起源途径 （与“礼”“刑”之间的关系） “刑起于兵，法源于礼” 其二.中国法律起源的基本特征: 1．浓厚的宗法氏族血缘色彩。 2．以家长制的集权统治为基本统治方式。 3．法律与道德相结合，界限不清。 4．刑事法规相对发达，而民事法规相对落后。 正文： 浅论中国古代法律起源 一．中国古代法律起源与“礼”“刑”之间的关系，即“刑起于兵，法源于礼”。 （一）刑起于兵 一方面，“师出以律”，中国古代最初的刑起源于军事战争，最早的法脱胎于军事中产生的军法。另一方面，“兵狱同制”。军事战争需要及时处置敌人、俘虏或其他违法犯罪行为。某些军法同时就是定罪量刑的刑法。 （二）法源于礼
1.礼产生于祭祀，在祭祀过程中，仪式得到强化和系统化，随着阶级的分化，祭祀的仪式等级不同而不同，此时“礼”成为等级的标志。随着阶级的划分，上层阶级演化为统治阶级，他们借助政治势力手段将“礼”上升为调整人们社会关系的规范。 2.至此，“礼”无论在形式上还是实质上都具有了法律的内涵，直至周公之礼，“礼”得到规范化和系统化，从而成为中国古代调整社会关系的行为规范总称。 3.礼是中国古代法的重要渊源，中国古代法的最初表现形式主要以礼表现出来。 二．中国法律起源的基本特征: 1．浓厚的宗法氏族血缘色彩。在中国国家形成之初，虽然在外观上基本具备了国家的各种特征，但在统治阶层内部，仍在相当程度上按血亲关系的亲疏远近来确定人们的社会的地位，并按氏族家长制的传统统治方式来组织和管理社会。 2．以家长制的集权统治为基本统治方式。与浓厚的宗法血缘特征相联系。夏朝实行“家国相通、亲贵合一”，君主启是所有臣民的最高家长，各贵族又是各家族的家长，并任有官职，从而形成整个社会的家长制式的管理。这导致了古代中国在国家形成之初便以家长制的集权统治为基本统治方式。由此，古代中国的法律也日益专制化。 3．法律与道德相结合，界限不清，颇具伦理人情意味。由于浓厚的血缘关系和相应的伦理观念的存在，在中国国家形成之初，法律、刑罚
儒家思想对中国古代法律制度的影响 宗法以血缘为纽带，一个典型的宗法制社会中，所有的人都按照血缘关系的远近,被组织在一定的亲属集团如家庭、宗族之中。以血缘关系结成的家是社会的基本细胞,而家的无限扩大便构成国,它同样是宗法性质的。 中国古代社会又是等级制的社会,即所有的人都按其所处社会经济地位被划分为不同的等级,并依等级的高低卑尊分享政治、法律上的权力。宗法社会是一个以维护尊卑伦常为要义的等级结构,而等级特权既是宗法制的产物,反过来又促进和巩固宗法制度。宗法等级特权观念扩展和渗透到社会关系的各个领域,司法领域尤然。 梅因：“所有进步社会的运动，到此为止，是一个从身份到契约的运动。”这里所说的“身份”是指个人对父权制家族的依附关系。在以身份关系为基础的社会里，身份是一种先赋的、固定不变的条件。人们一旦获得了某种身份，也就意味着他获得了与此种身份相适应的种种权利。而“契约”则是民事主体自主地设定双方权利和义务的一种协议。在以契约关系为基础的社会中，个人可以通过签约为自己创设权利和义务。作为一种合意，其本质是平等、自由。“从身份到契约”标志着个人不断地从血缘家族团体束缚的身份化状态中解放出来，进入由自由契约所规范的人格状态。中国法制近代化的演变，正是一种从家族本位为核心的身份法向权利本位为核心的契约法转变的过程。
民事活动是人类最基本的社会活动，民事法律制度、理念是人们在长期生活中逐渐形成的一种惯性行为方式、思维方式。作为规范人们日常生活法律，与其他法律相比，民法与人类社会、经济生活的关系最为紧密。由于民法与社会生活的特殊关系，民事法律制度、理念的形成往往与一个国家的社会文化、习俗密切相关。 与儒家思想相关的民事法律制度： （一）对婚姻家庭制度的影响 离婚的家族本位思想。离婚在古代也称做“绝婚”，即断绝二姓姻好的意思。中国古代的离婚大抵有两种形式：法定弃妻、强制离婚，协议离婚。“七出”虽是丈夫弃妻的法定离婚条件，但其基本精神仍是从家族利益出发的。“义绝”，是指夫妻之间的恩义已绝，因此法律规定这种婚姻关系必须解除。如果这种婚姻不自动解除，国家就要强迫解除并给以惩罚。最早见于唐律，《唐律·户婚》规定：“诸犯义绝者离之，违者徒一年。”发生义绝的情况都是亲属间互相侵犯的行为，强制离异仍然是以家族为中心，为维护封建伦常观念和封建家庭秩序而设的。 （二）对继承制度的影响 中国古代的“继承”一词，不单纯是指财产继承，还包括身份、地位的继承。继承也不仅仅是一种权利的承继，还包括祭祀祖先、延续宗族血脉的义务承担。古代以宗祧继承制度为主，财产继承附见于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特点 摘要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具有民刑有分、重刑轻民，礼法结合、以礼代法和行政监理司法的主要特点以及类推裁判、无讼是求、以法治吏等的特征。其形成主要受到生产方式、社会组织、政治模式和思想意识四个方面的影响，因而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和西方法律文化在体系结构、价值取向和法律观念方面都有着明显的不同。 关键词法律文化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社会成因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是法律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在儒家思想的影响下，形成了“德”、“礼”为基石的法律理念。以“德”、“礼”为主导的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更是对当代中国法制建设有着深远的 影响。首先，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的“法贵严明”思想强调了君臣共同守法以及执法严明的重要性，这对我国的法制建设具有重要的示范意义。其次，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注重预防犯罪和犯罪分子的改造。最后，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的人文精神也对今天的法制建设有着重要的影响。董仲舒“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奠定了中国古代法律实践活动的价值观。特别值得提出的就是“特权原则”的应用，统治者制定出了一系列保护贵族、官僚的利益的刑罚原则。如春秋战国时期的“大夫之刑，不著刑书”等等，这种思想在当今社会仍然广泛存在。一方面助长了社会上层权力拥有者对法的蔑视心理，另一方面也使普通大众产生了对法律公正实施的不信任和对权利 拥有者的仇视心理。 一、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特点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从法律内容方面来看有“民刑不分，重刑轻民”和“礼法结合、重礼轻法”的特点；从司法制度方面来看主要是“行政监理司法”。 （一）民刑不分，重刑轻民 中国古代法律的主要内容为刑法，同时也针对民事法律做了相关规定，而对于违反民事法律的行为施以刑罚。夏、商时期，中国古代的刑法制度开始出现。在夏朝时，统治者规定了最基本的罪名和刑种。到了商朝，在夏朝法律的基础上对最基本的有关所有权、婚姻、以及继承的民事法律制度做了简单的规定。同时，民事法律也得到了一定的发展，例如婚姻制度中规定了“六礼”以及“七出”、“三不去”。 春秋战国时期，魏国李悝制定了《法经》，使得古代法律由习惯法向成文法转变。而这一时期也进行了大量的法制改革，改革过程中出现了大量的新罪名和新刑种，如岁刑、迁放之刑等。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立法技术不断提高。刑事法律方面规定了重罪十条，并且出现了“八议”和“官当”的特权原则。 隋、唐朝是中国传统法制的定型阶段。隋朝确立了刑部，并且在重罪十条的基础上首创十恶制度。《唐律疏议》的制定标志着中国法律与道德的相结合。民事法律方面，唐朝统治者对于财产权、婚姻等在前朝法律制度的基础上进行了系统化的规范；在刑事法律方面，确立了“笞杖徒流死”的封建五刑，并且设立了“加役流”的罪名，用以惩罚流刑以上而死刑以下的犯罪。。
中国古代法律文化的特征(2008-09-08 20:18:47) 标签：文化 1 引言 中国古代法律文化源远流长，自夏代步入阶级社会以后，中国的法律文化就在以往的氏族、部落的原始习俗文化的基础上开始生长发育。经历夏、商而至西周，中国法律文化传统的基本格局和特点初步奠定。到了春秋战国时代，中国的文化思想出现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至两汉时期，汉武帝推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文化政策，正式确立了儒家的官方意识形态地位，中国古代法律传统已基本形成。经历魏晋南北朝而至隋唐，遂进入成熟与发达状态。唐代《唐律疏议》代表着中国古代法律的最高成就。唐代以后的宋、元、明、清基本上是在唐代法律制度的基础上发展，有所损益。 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中国的古代法律文化逐渐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精神品格和文化特征，在世界法律文化之林中独树一帜。当前，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迅速发展，中国法律文化的现代化已成为中国社会整体现代化的题中应有之义，中国社会主义法制正朝着“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宏伟目标奋进，在这样的时代条件下，如何批判地继承我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合理成分，进而为世界法律文明发展提供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律现代化模式，这将仍然是我们面临的一项重要课题。意大利历史学家克罗齐有句名言：“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研究中国古代的法律文化，揭示其特征，使我们更明了地知晓其内容，也有助于我们从历史中看到现实中尚未显现的端倪，研究和探析我国法律文化的形成，有利于我们今天的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为完善社会主义法制作出贡献。 中国古代法律文化的特征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界定，在外部形式、价值取向和发展过程上具有不同的特点。 2 中国古代法律文化具有的形式特征 2．1 法自君出 “法自君出”君主不受法律的约束。法律只是一种治国工具，缺乏独立性和自主性。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封建集权专制世代相传，皇帝是国家的代称，封建皇帝始终是最权威的立法者和最大的审判官。皇帝的话是“金科玉律”，其言出法立。皇帝发布的“敕”、“令”、“诏”、“谕”，凌驾于法律之上，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同时，“狱由君断”，皇帝握有最高的司法权，一切重案、要案、疑案皆需皇帝裁决、批准。封建皇帝可以法外用刑，也可以施恩，赦免任何罪犯。如创建专制集权皇帝的秦始皇，其命令就有专门的称谓，命曰“制”，令曰“诏”，拥有最高立法权。同时，“专任刑罚，躬操文墨，昼断狱，夜理书，自程决事日悬石之一。”[1]又如宋朝，崇宁五年，宋徽宗明令宣布：“出令制法，重轻予夺在上”。不执行皇帝的御笔手诏，就是犯了欺君大罪，将受到严厉制裁。在中国古代，权力是大于法律的，主张权力是法律产生的依据和法律存在的基础，法律受权力的支配和制约，是实现君主个人专制的工具。古代中国的基本政体形态是君主专制，皇帝处于政治结构的金字塔顶峰，维护皇权的至高无上的独尊地位，乃是中国古代社会一切法律制度的基本目的之一，不仅如此，在法律与皇权之间，法律成为皇权的附庸而丧失独立存在的地位，法律的至高无上性被皇权的绝对神圣所代替。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现代意义 [摘要] 中国是一个具有几千年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积淀了许多宝贵的法律文化资源。中国在当前学习西方法律的浪潮中，有必要借鉴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为西方法律制度在中国的传播和有效实施培育适合的土壤，以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治。 [关键词] 法律文化法治本土资源 法律文化是在一定的物质条件下，人类在长期的法律实践中所创造的精神财富及其法律制度、法律规范的总和，同时也是一个国家或一个民族对法律所持有的思想观念、感情模式及行为模式的总和。一个社会法律文化的形成，需要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不断继承和发展自己的本土法律文化，同时借鉴和吸收外来法律文化，并对二者进行适当的本土化整合，进而形成有自己特色的、符合本土国情的法律文化。中国具有五千多年的文明史，我们的祖先在长期的法律实践中为我们创造了丰富的法律文化，这些法律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传统文化所蕴涵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行为准则，一方面具有强烈的历史性、遗传性，另一方面又具有鲜活性、变异性，它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今天的中国人，为我们开创新文化提供历史的根据和现
实的基础。虽然其中的许多法律思想为今天的人们所摒弃，但我们仍然可以从中找到一些具有现代意义的甚至是现代社会所缺乏的而又是必需的法律文化，来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明作出应有的贡献。笔者将从以下几个方面来介绍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及其所具有的现代意义。 一、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基本特点 （一）工具主义色彩浓重 在中国古代社会，人们一直把法律看成是阶级统治的工具，而“法即刑”的思想是促成这种法律观念形成的重要因素。古代的老百姓不愿意打官司，因为他们对官府有一种恐惧的心态，从而就不愿意拿起法律的武器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当时的社会从整体来看，“无讼”成了一种最佳的社会形态，“无讼即德”也成为当时的一种普遍的法律观念。由此导致了中国老百姓的法律意识极为淡薄。 （二）“德主刑辅”的法律文化导向 儒家思想在中国历史上长期占据着统治地位，因而儒家思想中的一些基本精神在法律领域也得到了充分的反映。西周时期周公制礼，倡导“以德配天，明德慎罚”，为后世的德治开创了典范。自汉武帝时期之后，儒家思想大一统，董仲舒倡导“德主刑辅”的法律思想，中国社会从此处于“礼”的统治之下。统治者用“礼”“德”来统治万民，“出礼则入
中国古代法律的特点 ①法律出于皇权，维护皇权。古代中国实行专制主义的统治,奴隶社会的君主的"命"即法律,封建社会的皇帝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实行个人独裁统治，既是最高立法者，又是最高审判官。历代法律都以皇帝个人意志的形式表现出来。律的制定虽由朝臣具体完成，但批准权属于皇帝，历代帝王都凌驾于法律之上。除律外，皇帝还可根据需要随时发布诏、令、格、式等。"法自君出"，进一步巩固和强化了皇权。②礼法结合，以儒家思想为理论基础。在中国古代法律中,礼占有重要位置,"为政先礼,礼为政本",中国古代法律制度，在其漫长的历史发展进程中，逐步形成了许多重要的基本特点。其中既有一些同世界上其他国家的古代法律制度大体一致的共性特点，也有一部分其他国家所不具备的自身独特存在的个性特征。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由于后者的存在和发展，使中国古代法律制度与世界上其他国家的法律制度呈现出某种差异性。例如：中国古代法律制度具有浓厚的宗法伦理色彩，与宗法等级制度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往往表现为国家政权、王权、皇权和族权、父权、夫权的高度统一；法律制度贯彻礼刑并用、"德主刑辅"原则，突出体现"礼治"、"德治"、"人治"特色；法律体系采取诸法合体、以刑为主的体例模式，民事、经济、行政等各部门的法律关系常常以刑事法律规范进行调整或制裁；刑罚制度相当野蛮残酷，刑罚体系包含大量摧残人身体肤或生理功能的肉刑内容；等等。那么，这部分法律内容或法律制度特点究竟是怎样形成的？换言之，中国古代法律制度的这些特点的形成原因到底是什么呢？对此，法制史学界进行过一些研究，这些研究大都是结合中国古代的地理环境、历史条件、国情特色、民族性格等诸多因素进行探讨的，并且取得了一定的成果或者基本一致的看法。应该承认，这种研究的出发点基本是正确的。但遗憾的是，由于某些法史观或方法论存在一些问题，因而有的研究结论未必正确中肯。在这里，我们不准备全面评述其所有观点或结论，也不打算系统探讨其全部成因，只想对其中一些影响较大而问题也较多的观点，根据自己的看法略作辨析，以期澄清某些历史事实。谬误不当之处，祈望不吝赐教。 关于中国古代文明起源的"早熟性"问题 目前在法制史学界，包括一些很有影响的学者都认为：中国是一个地处东亚大陆，拥有960万平方公里的多民族大国。东亚大陆特殊的地形、环境、气候、土壤条件以及丰富的自然资源，使得中国社会很早就跨入了文明时代的历史门槛。中华民族是以黄河流域为摇篮发展起来的。这里地处平原，气候温和，雨量充沛，土质松软，天然具备发展原始农业的良好条件。因此，早在公元前22世纪左右，活动于黄河流域中原地区的最先进的夏部落，便在木石器生产工具的基础上，发展了原始的农业生产，促进了社会财富的增长积累，加速了私有财产的形成和阶级的分化，为国家的产生准备了物质条件。如此说来，中国古代文明的起源和夏代奴隶制国家的形成，便具有"早熟性"特征。 所谓"早熟性"，实际是文明起源发展"不正常"或"变态"的同义语，颇有些类似于"早产儿"的意味。它最初是西方人在不了解或者不完全了解东方古代国家社会历史真相的情况下，用来概括东西方古代文明起源与社会历史发展的差异性时所提出的一个观点。人们在使用这一概念时，无一例外地都是以西方尤其是古希腊罗马国家文明起源与社会发展模式为标准范本的。如马克思1857年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在论述古代国家文明起源这一"历史上的人类童年时代"时，就曾经明确谈到： 有粗野的儿童，有早熟的儿童。古代民族中有许多是属于这一类的。希腊人是正常的儿童。[1] 在这里，马克思是把希腊古代文明比喻为发育"正常的儿童"，而把东方古代社会看作"早熟的儿童"，对日耳曼蛮族则视为"粗野的儿童"。因此，认为希腊古代国家的文明起源与社会发展是正常的，后两者则是不正常的，或者说是变态的。这种看法显然是错误的，也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实际上，如果抛弃先入为主的偏见，把上述三种情况重新排个顺序
儒家思想对中国古代法律的影响 思想顺应时代的需要而产生，我国的儒家思想就是在尖锐的社会现实中应运而生，它对我国延续数千年的封建社会有着重大的影响，其范围包括思想，文化，道德，宗教，政治，法律等。 道德与法律，作为社会秩序的维持手段，是所有文明共有的现象。儒家思想不仅在道德层面规范人们的行为，而且它特有的法律观念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封建法律的制定及其有效地实施。 一、儒家思想的起源 儒家思想创立于春秋末年的孔子，当时社会正处于激烈的社会动荡与变革之中，孔子一向推崇的西周宗法等级秩序和礼乐典章制度全面崩溃，因此他当仁不让的充任了旧制度的继承者和卫道士，提倡“礼治”，“德治”。 二、儒家的基本法律观 儒家思想中的法律观以“礼治”和“德治”为出发点。“礼治”是对西周政治传统的继承和发展，以建立家庭为本位的大一统的宗法制秩序；“德治”表现在法律上就是以德服人，先德后刑，德主刑辅。 儒家思想包含内容丰富的以“礼治”和“德治”为核心的法律思想。随着古代礼、法关系由分立、对立向合一的演变，中国法律在礼法融合的基础上形成了鲜明的特色。西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儒家思想确立了其在封建正统思想中的权威。春秋决狱是中国法律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环节，以之为开端，儒家思想在官方的认同和儒学大师的推动下全面贯注到法律中。中国法律儒家化从两汉发端，经过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深入发展至隋唐时期最终完成，对中国法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三、中国法律儒家化的历程及其对中国法律的影响 所谓法律的儒家化，是指将儒家的道德精神注入法律、法令，使封建法律具有了伦理法的性质，即以儒家思想为立法、注律，以及司法实践中定罪、量刑的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中国法律的儒家化从总体而言，就是通过引经决狱，引礼入律的方式，将儒家思想贯彻到立法、司法、守法的整个法律实施过程中，使儒家思想成为刑事的、民事的、婚姻家庭的、行政的、诉讼的等各个法律部门的基本原则和灵魂，也就是说儒家伦理道德获得法律上的效力和权威。中国法律的儒家化，形成了礼法合一的特色，影响深远。 （一）中国法律儒家化的历程。 中国法律的儒家化运动由董仲舒等人发起，大体可分为三个阶段。一是两汉时期，这是儒家思想法律化的开始阶段。春秋决狱是儒家打破法律领域的法家统治的第一步，作为一种盛行于汉、波及魏晋南北朝的司法现象，它开启了中国法律以礼入律从而走向礼法合一的先河。所以，春秋决狱是中国法律儒家化的开端。二是魏晋南北朝时期，这是中国法律儒家化的深入阶段。这一时期，儒家思想开始渗透到立法领域，掀起了引经注律的高潮。三，随着法律儒家化的逐步深化，至隋唐法律同儒家思想的礼高度融合，法律儒家化基本完成，儒家思想对中国法律的影响，被全面地反映在《唐律疏议》，从而形成了儒法合流的法律体系。 （二）中国法律儒家化对中国法律的影响 1、儒家法律指导思想的确立。孔子主张“为政以德”，礼刑并用的法律观，汉儒董仲舒根据孔子的“仁学”与“正名”思想，提出了“三纲五常”的封建伦理道德，将
法律文化实际上是关于法律产生、发展以及运行机制的各种观念的总和。 首先，法律文化是支配人类法律实践活动的价值基础和这个价值基础被社会化的运行状 态。…… 其次，法律文化作为客观存在物，表现为法律实践活动所取得的成果。它标志着人类实现有利于自身生存发展的特殊社会秩序的能力和对社会活动进行有目的的设计、控制、引导的水平。…… 第三，法律文化作为一种主观的观念形态，是与宏观、综合、系统的研究方法紧密联系的。其主要特点是，把人类的法律实践活动－－立法、司法、思维视为统一的整体或过程来把握和分析的，其目的在于探讨人类法律实践活动的本质特征和发展规律性 三纲、五常语出西汉董仲舒著《春秋繁露》，但其思想内容则源于先秦诸子之学，如孔子有“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之说；韩非称“臣事君、子事父、妻事夫”为“天下之常道”。三纲五常连用始于宋代朱熹。 有治人无治法:是中国古代思想家荀况提出的一个著名论断。他虽然重视法律及其强制作用。但在“人治”与“法治”的论争中，他仍然认为关键是“人”而不是“法”。理由是:法对于治理国家虽然很重要,但法毕竟是人制订的,仍然取决于“人”,即所谓“法者,治之端也”,“君子者,法之原也”；即使有了“良法”,也得靠“人”来掌握和贯彻，因此他强调说：“故有良法而乱者，有之矣；有君子而乱者,自古及今，未尝闻也”,把“人治”、“法治”之争提到了法理学的高度。 克己复礼为仁:儒家指约束自己，使每件事都归于“礼”为西周之礼。“克己复礼”是达到仁的境界的修养方法。出自《论语·颜渊》：“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孔子在早年的政治追求中，一直以恢复周礼为己任，并把克己复礼称之为仁。颜渊向孔子询问什么是仁以及如何才能做到仁，孔子做出了这种解释。因此，可以把克己复礼视为孔子早年对仁的定义。 西周礼治的基本原则是“亲亲”和“尊尊”。所谓“亲亲”，即亲其所亲，要按照血缘宗法关系来区别贵贱，使亲者贵，疏者贱；必须亲爱自己的亲属，特别是尊亲属，做到父慈、子孝、兄友、弟恭。所谓“尊尊”，即尊其所尊，凡居高位的都是尊者，居其下者应尊其上。奴隶和平民必须服从奴隶主贵族，下级必贵族也要服从上级贵族，所有臣民必须服从天子，不许违抗。 西周礼治的基本特征是“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所谓“礼比下庶人”，就是说礼是用来调整奴隶主贵族内部关系的，奴隶和平民一律不得享受；所谓“刑不上大夫”，就是说刑罚的锋芒是指向奴隶和平民的，而不是指向奴隶主贵族。 “亲亲”和“尊尊”既是周礼的基本原则，也是西周立法的指导思想，与此相应，孝和忠既是伦理道德规范，又是法律规范。由于周礼出自宗法，西周的统治者主要依靠宗法来维持其内部秩序，所以最重宗法，待别强调“亲亲”。但这并不意味着不重“尊尊”，而是因为“亲亲”中的子弟孝顺父兄、小宗服从大宗即已包含“尊尊”。况且“长长”与"男女有别"都是从“亲亲”派生的。由于西周极重宗法，所以“不孝不友”被看成是“元恶大憝”,罪大恶极,要“刑兹无赦”。后来的儒家继承了这种思想，在其《孝经》中开宗明义第一章便提出“孝”乃“德之本”，“不孝”则是“大乱之道”，因而宣称：“五刑之属三千，罪莫大于不孝。” “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是西周“礼治”的基本特征。“礼不下庶人”主要指礼所赋予各级贵族的世袭特权，平民和奴隶一律不是享受。平民和奴隶毫无权利，却必须承担礼所加给的各种义务。特别是奴隶，只是权利的客体，可以由奴隶主贵族任意宰割。周孝王时的《曶鼎铭》记载，五个奴隶的价格仅值“匹马束丝”。“刑不上大夫”主要指刑罚的锋芒不是针对大夫以上贵族，而是指向广大劳动人民的。这种礼、刑的分野，充分说明西周实行的是一种公开不平等的特权法，即奴隶主享有特权的奴隶制法。西周的“等级划分”首先就表现在剥削者和劳动人民两大贵贱等级的区别
关于中国古代法律思想,夏、商、周得资料不多,从零星记载瞧,夏、商主要就是宣扬“受命于天”得神权法思想。周实行宗法制度,宣扬“尊尊”、“亲亲”为核心得宗法思想。西周初年政治家周公旦总结商纣王残酷镇压人民导致灭亡得教训,提出“明德慎罚”,对后世影响深远。 春秋战国就是中国历史上大分化、大变革时期。史称:礼坏乐崩,权力下移,诸侯、大夫异政。代表不同阶级、阶层利益得政治家、学者纷纷发表政见,形成了“百家争鸣”得局面。由于留下得史料较前代为多,不少著述表述得主张较为系统,成为思想史、也就是法律思想史得重要源头。史称“百家”,主要就是儒、墨、道、法四家。 第一,儒家得法律思想。儒家创始人就是孔丘,代表人物有孟轲与荀况。孔丘得代表作就是《论语》,贯穿其中得就是以“仁”为核心,以复礼为目得得思想体系。她主张“礼制”、“德治”与“人治”,建立“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得伦理等级秩序。她说:“道(导)之以政,民免而无耻;道(导)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她还说:“为政在人”。孟轲就是仅次于孔子得儒家代表人物。其代表作主要有《孟子》。其发展了孔子“仁”为核心得“德治”理论,明确提出“仁政”。她说“仁者无敌”,“以德行仁者王”。统治者只能“以德服人”,不能“以力服人”。她得重民思想很突出,在孔丘爱人思想得基础上,提出了“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不过,她也主张“人治”,在先秦思想家中首先提出“贤人政治”。她说:“贤者在位,能者在职”,“不贤者在高位,就是播其恶于众也”。荀况被列为儒家,留有《荀子》一书,但其内容与孔丘与孟轲得主张不完全相同。她主张“隆礼重法”,礼法结合。她说:“礼者,法之大分(本),类之纲纪也。”意思就是以礼作为立法与类推得根本原则。她以“性恶论”为出发点,论证应以刑罚惩治犯罪。她得两个学生,韩非与李斯就是战国末期著名得法家代表人物。荀况得学说开创了汉代礼刑(法)合一,儒法合流得先河。 第二,墨家得法律思想。墨家创始人为墨翟,著有《墨子》。她就是先秦最早对儒家学说提出不同见解得人。这个学派认为,当时之所以“饥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劳者不得息”,原因就是“天下之人皆不相爱”。因此,提出人与人之间要“兼相爱,交相利”。墨子认为治理国家必须要有法,法如“百工为方以距,为圆以规”,“法若(顺)而然也”。至于以什么为法,她主张“以天为法”,因为“天之行广而无私,其施厚而不德”(“德”,《群书治要》作“息”)。墨家主张得“天”,部分学者理解为“自然”。为实现其主张,她提出“壹同天下之义”,即要以“兼相爱,交相利”统一思想,选天下之贤者为天子、正长。人们要服从她们,凡“受利天下者”,“上得赏之”;“恶贼天下者”,“上得罚之”,并要公正执法,“不党父兄,不偏富贵”,“杀人者死,伤人者刑”。 第三,道家得法律思想。道家得代表人物就是老聃与庄周,现存有《老子》与《庄子》。老聃生于春秋战国之交,庄子生于战国后期。老子得法律思想就是“道法自然”,她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治理国家以自然为法,主张无为而治。道家既反对儒家得“礼”,也反对法家得“法”,主张无为而治。老子一书中说:“为无为,则无不治”,所谓“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她还说:“治大国若烹小鲜。”意思就是说治理大国要像烹调小鱼那样小心,不要折腾百姓。越折腾百姓,国家越难安宁。她得这种思想对汉初统治者有相当影响。
六中国古代制度 ㈠政治制度 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大体包括：行政、官职、称号、法律、军事制度等 1、行政区划制度 夏商九州：《尚书．禹贡》载：中国分为“冀、兖、青、徐、杨、荆、豫、梁、雍”九州 西周封建制（分封制）：周天子把新征服的地区和人民，分给自己的弟子、亲戚、功臣，从前部落首长的后代，由他们去建立诸侯国。 春秋十二诸侯：鲁、齐、晋、楚、秦、宋、卫、陈、蔡、曹、郑、燕。后又兴起吴、越等。战国战国七雄：齐、楚、燕、韩、赵、魏、秦 秦郡县制：国家由中央、郡、县三级机构组成行政机构，分天下36郡。 中央和地方各级官员均由皇帝任免。 由此，县作为基层政权一直未变。 汉：州、郡、县 唐：道、郡、县 宋：路、郡、县 元：设“省”。（从此，有了“省”的名称） 明清：省、府、县。（延续至今） 2、职官制度 （1）中央官职 先秦：由于实行分封制，家天下，因此各诸侯国没有统一的官制 秦代：建立中央集权的三公九卿制，中央和地方各级官员均由皇帝任免。 以后各代继承发展，逐渐形成完整的从中央到地方的考核、任命、升迁、罢免等官职制度。 三公（中央最高级官员）：丞相，太尉，御史大夫 丞相：负责辅佐皇帝处理全国事务，是皇帝的助手。 太尉：协助皇帝掌管全国军队。 御史大夫：掌图籍章奏，监察百官。 九卿（三公之下） 廷尉，掌管司法； 治粟内史，掌管国家财政税收； 奉常，掌管宗庙祭祀礼仪； 典客，处理国内各少数民族事务和对外关系； 郎中令，掌管皇帝的侍从警卫； 少府，掌管供皇室需要的山海地泽收入和官府手工业； 卫尉，掌管宫廷警卫； 太仆，掌管宫廷车马； 宗正，掌管皇帝宗族事务。 （隋）设立三省六部制 三省：尚书、门下、内史 六部：吏、户、礼、兵、刑、工 吏部：掌管官员的任免，考核，升降 户部：掌管全国的土地，户口，赋税，财政
首先，中国低处东亚大陆，中华民族起源于黄河流域，北部是浩瀚的戈壁和干旱的草原，东部上一望无际的大海，西南部上号称世界屋脊的连绵山脉。这种与外界相对隔绝、封闭的地理环境容易造成与海洋民族或山地民族不同的大陆民族特有的心理和观念，如“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天下一统”的观念，“天圆地方”、华夏居中的“华夏中心”观念，优于异族。同时，与希腊文化、埃及文化、巴比伦文化等古老文化之间存在着密切交往与彼此渗透不同，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主流生于斯，长于肆，其形态既有一元和内向的特征，又有较大的包容性和同化功能。 其次，中国古代社会的经济基础是以人力耕作为主的自己自足的农业经济。“民以食为天”，“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成为古代中国人的主要生活方式；“国以农为本”，“重弄抑商”成为古代中国的基本国策。这种小农经济和小生产方式孕育出一种与海洋民族商业文化热衷冒险、求华求新所不同的重视民生、崇拜君权、追求和谐统一、提倡“中庸”稳定和质朴无华的观念心理。 第三，在中国古代，与小农生产力相适应的是以家庭为基本单位，以血缘为纽带的宗法等级社会关系。宗法制源于原始社会的父系制家长制，是处理家族内部关系的习惯准则，后来与国家政治相结合，家国一体，君父合一，成为中国古代社会的基本制度和古代法制维护的重要内容。它注重君臣、父子、兄弟、夫妇之间的伦常关系，以“亲亲”的血缘合同，以“尊尊”的等级差别，强调大宗对小宗的支配，小宗对大宗的服从，尊长对卑幼的仁爱，卑幼对尊长的侍奉，以及君仁、臣忠、父慈、子孝等等。在这种基础上形成的传统法律文化，不仅被蒙上了一层温情脉脉的宗法伦理色彩，而且一直以体现宗法等级的纲常礼义作为中心和指导原则。 第四，广阔的地域、分散的小农经济和家庭，是集权与专制政体的基础。建立在宗法等级关系上的的君主专制的中央集权制度，是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重要形式。这种政治制度要求法律文化与之适应，因此，确立君主至高无上的权威和权力，维持界限分明的官僚等级机构和对民众的控制，即“治国”、“治吏”、“治民”成为传统法律思想的主要内容。虽然古代也不乏否定个人独裁否定个人权威的思想主张，但其主要倾向却是主张君主专制，认为“礼”与“法”在实质上是集大权于一身的君主治理国家的工具。换句话说，建立和巩固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制度是传统法律思想的起点和归宿。 第五，传统法律思想作为文化的一部分，其形成与传统文化息息相关。中国传统文化根植在大陆的、农业的、宗法的土壤里，世代延续，形成了与希腊、罗马等海洋的、商业的、宗教的古代文化不同的民族特色。它以儒家思想为主体，儒法结合，儒道互补，经历了经学、玄学、道学、理学诸阶段，成为中华民族的象征和凝聚力的来源。在其影响之下，传统法律思想与传统文化连为一体，本身始终未能独立，而且其原则原理与价值取向也都以传统文化的基本宗旨为依据。因此，二者是同体同质，表现为部分与整体的关系。欲探求传统法律思想的奥秘，必须把握传统文化的真髓。
9、古代法律制度的演变和中华法系的兴衰 （1）夏商西周时期：中国早期法制，一般是指夏、商、西周的法制，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奴隶制时代的法律制度。中国早期法制的突出特点，是以习惯法为基本形态，法律不向民众公开，法律和司法审判的神权色彩浓厚。 夏商两代的立法，属于早期习惯法的确认和改造阶段，以源于夏商两个部落的传统习俗和伦理规范所构成的早期习惯法为主要法律渊源。此外，夏王、商王的命令或指示也是一种重要法律渊源，而且法律效力高于其他法律形式。 中国早期法制的鼎盛时期是在西周。在中国历史上，西周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历史阶段。在西周政权存续的三个多世纪里，中国传统的统治方式、治国策略以及一些基本的政治制度已经初步形成，作为传统文化基石的哲学思想、伦理道德观念等思想文化因素也都在此时发端。从法律上看，西周法制的形式和内容都达到了早期法制的顶峰。在西周时期所形成的“以德配天”、“明德慎罚”的法制指导思想、老幼犯罪减免刑罚、区分故意和过失等法律原则，以及“刑罚世轻世重”的刑事政策，都是具有当时世界最高水平的法律制度，对中国后世的法制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2）春秋战国时期：: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动荡、大变革时期，是一个有破有立的伟大时代。 “破”的对象即西周所建立的家国一体的宗法制度，包括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各个层面都受到否定和挑战。郑国子产“铸刑书”、邓析著“竹刑”及晋国“铸刑鼎”等，都是这一法制变革运动的代表性成果。自春秋以后，中国开始有了向全社会公布的成文法，从此，中国的法律开始由原来的不公开的状态，过渡到以成文法、刑罚为主体的状态。 战国时期，早期习惯法向成文法进一步转变。继春秋后期取得公布成文法的立法成就之后，在法家倡导的重刑主义“法治”思想指导下，战国时期各主要诸侯国先后对旧有法律制度进行了系统的变革，陆续制定和颁布了一批成文法典（如魏国李悝制定的《法经》）。另外，法家的主要政治法律思想，也都在这一时期内成熟并在政治舞台上发挥广泛的影响。 （3）秦汉时期：中国古代成文法法律体系全面确立时期。 在指导思想上，秦代奉行的是法家学派的“法治”、“重刑”等理论，而且在实践上贯彻得比较彻底，秦代的法律制度很自然地带有明显的法家色彩，并与君主集权制度的建立相适应。在法律实施上，坚持轻罪重罚、严刑酷法。 两汉时期，中国古代法制在秦代法制的基础上得到了进一步发展。从总体上看，汉代的法律制度从风格上可以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是指在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前，主要是“汉承秦制”，就是在秦代留下的法律框架内进行局部改造，形成了一套与秦代法制有根本差别的法律体制。后期则是指在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在指导思想上接受儒家的理论，使儒学成为官方的、正统的政治理论，从此，汉代的法律制度在理论、制度上开始“儒家化”。经过“儒家化”以后的法律制度，在许多方面不同于秦代及汉初的法家化的法律。 （4）隋唐时期：代表性的法典为《唐律疏议》，标志着儒家礼教与法家“法治”的融合、中国古代法治的完备与成熟。 （5）宋元明清：法典与案例相结合、经济立法 到清朝末年，在修律的过程中中华法系宣告解体，同时建立了中国近代法制的雏形。（6）特点：①以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为理论基础，糅合了法家、道家、阴阳家学说的精华，摆脱了宗教神学的束缚。维护纲常礼教成了封建法典的核心内容。 ②体现了浓厚的纲常伦理色彩。主要是儒家思想法律化和法律儒家化双向运动。前者指将儒家的德礼思想、规则、原则引入法律，并以此作为解释法律和审案断案的依据，使礼法逐渐融合。后者指法律逐渐具有儒家人伦道德的特性，法律以儒家思想为指导原则和主要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