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人人格权是与法人财产权同等重要的一项民事权利，它表现法人独立的主体资格，标志法人全部活动的总的评价，并体现一定社会评价的权益。确认并保护法人的人格权，是我国法律的一项重要的任务。尽管我国《民法通则》对法人人格权及其民法保护问题作了一些原则性规定，但由于理论上的准备不足，这些规定仍很不尽人意。有鉴于此，本文试图结合国内外关于法人人格权及其民法保护问题的理论与实践，对法人人格权及其民法保护问题作一些初步探讨。一、法人人格权产生与发展的历史轨迹根据当代学者的观点，法人制度萌芽于罗马法时期。其最终被法律所确立，应首推1896年的《德国民法典》。从该法典的制定过程来看，法人人格权的确立经历了-个步履艰难的过程。第一次草案只规定法人具有独立的财产权利并负担独立的财产义务的能力，而法人人格权的确认与保护，还没有提到议事日程。第二次草案则赋予法人以所有财产上的能力以及完整的权利能力。在第二次委员会上又特别赋予法人一种人格权-名称权。德国多数学者主张保护法人的名称权，但也有较强的反对意见，所以《德国民法典》第12条虽然明确规定保护自然人的姓名权，但并没有明确规定该条的规定可适用于法人。直到1907年的《瑞士民法典》，才第一次对人格权作了一般规定。该法典第53条规定：“法人能享受一切权利，井负一切义务。但如性别、年龄、或亲属关系等，并以人类之天然性质为其前提者，不在此限。”我国台湾地区的民法典基本上采取了瑞士立法例，该法典第26条规定：“法人于法令限制内，有受权利、负担义务之能力，但专属于自然人之权利义务，不在此限。”前苏联和东欧国家比较重视对人格权的保护。1964年的《苏俄民法典》虽未提到人格权的概念，但规定了保护公民和组织名誉和威望的规则（第7条）。1978年修改的《匈牙利民法典》专门设立一章共计10条规定了人格权，并极力扩大人格权的范围，它包括生命、身体、健康、肖像、荣誉、名誉、尊严、姓名、自由、个人生活秘密（及通讯秘密，营业秘密）等。“这里的新规定，是对人格权的保护规定，也必须适用于法人。”（1）该法典实际上已赋予法人具有名称权、荣誉权、名誉权等。原《东德民法典》在第327条第一款规定了公民应受尊重的人格权，特别是他的荣誉、名誉、肖像、姓名、著作权或创造性活动产生的其他类似的应予保护的权利受到侵犯时的请求权；第二款规定了企业可以比照第一款享有这种请求权。这样，该法典间接地赋予了法人具有名称权、名誉权、荣誉权等几种人格权。我国《民法通则》设专节建立了人身权制度，它对法人人格权问题作了迄今最为集中、全面的规定，明确规定法人享有名称权、名誉权、荣誉权等人格权。这是我国《民法通则》的独创。通过以上对法人人格权产生与发展的历史轨迹分析，我们不难得出如下几点结论： 1.尽管我国许多学者认为：“人格权的享有，是作为权利主体的基础，是权利主体享有其他权利的前提。”（2）但从法人人格权产生与发展的历史过程看，在早期的有关民事立法中，法人的民事主体与其人格权的确立并不是完全同步的，法人人格权的真正确立经历了一个漫长、曲折的过程。严格地说，法人人格权的确立是20世纪的事情。 2.如果说在以前的民事立法中，有的忽略了法人的人格权，或有的仅把其作为一项民事利益而不是一种民事权利规定在民法债编侵权行为章节的话，那么现代民事立法有的已经开始把它作为民事主体的一项基本权利确定下来，而且用独立的章节加以系统地规定。 3.法人人格权的范围越来越广泛。到目前为止，一些国家的民事立法已把名称权、名誉权、荣誉权、营业秘密等列入了法人的人格权，从某种意义上说，法人的人格权已经开始逐步实现从个别人格权到一般人格权的转变。 4.法人人格权能否被法律所确认，与该国的政治制度尤其是经济制度关系密切，就前苏联和东欧国家而言，在实行高度集权管理，推行计划经济条件下，没有确认法人人格权的必要和可能。而在进行经济体制改革之后，企业逐渐成为相对独立的经济实体，在法律上享有法人资格，为维护法人的合法权益，有必要赋予法人以人格权。于是，这些国家在进行不同程度改革的同时，修改或重新制订了民法典，对法人人格权作了不同程度的规定。 5.法人人格权的最终确认，不仅是社会生产力不断发展，法人制度不断完善的客观要求，而且也是社会进步的内在表现。二、法人人格权的法律特征法
人与自然人虽然都具有民事主体资格，但法人毕竟不同于自然人，它是一种社会组织，法人人格权虽然与自然人人格权有其共性，如都是绝对权，但它仍有自己的特性。首先，法人作为一种社会组织，不具有与生命密切相关的人格权，如生命健康权、肖像权、婚姻自主权等。我国有的学者认为：法人依法享有的著作人格权，可称为著作精神权，不法损害法人精神利益或精神权利者，可成立法人精神损害。（3）那么，法人究竟能否享有著作人格权呢？各国著作权法规定不尽相同，学者们认识上也有严重分歧。一种主张认为，创作是自然人的心理活动过程，只有自然人才具有创作能力，法人和非法人单位事实上不可能直接创作。因而，作者只能是自然人，只有自然人才可能享有著作人格权，多数大陆法系的国家如德、法等国都持此种主张；另一种主张则认为，作者原则上应为自然人，但不排除法人和非法人单位在指定情况下，也可以成为职务作品的作者。英、美、日等国持此种主张。我国著作权法起草时，学者们对此也认识不一。不过，从我国《民法通则》第94条及《著作权法》第11条的规定来看，基本上采纳的是后一种观点。尽管我国有关法律规定法人享有著作人格权，但我们认为，著作人格权虽名为人格权，却与-般人格权完全不同：1.一般人格权是人人具有的，著作人格权仅作品的作者才享有；2.一般人格权的容体是权利主体的人格或精神利益，著作人格权的容体是作品；3.-般人格权与权利人人身是密切结合不可分的，著作人格权与权利人的人身是相互分离的，作品一旦完成就在人身之外而独立存在；4.一般人格权存在于人的一生，著作人格权则始于作品形成，并不因权利人死亡而随之消灭；5.一般人格权与人身不可分离，它不能被转让，也不能被放弃，著作人格权只是与作品直接联系，因而并非绝对不能被转让或放弃；6.侵犯-般人格权，往往也就直接侵犯了权利人的人身或人格，而侵犯著作人格权并不是直接侵犯了权利人的人身或人格，只是有可能间接侵犯了他人的发表权或署名权，也就可能侵犯了他人的名誉权，但二者毕竟不是一回事。其次，法人人格权一般来说与物质利益有密切的联系，尤其是企业法人，其人格权也是一种无形财产。譬如说，声誉较好的企业比较容易吸收社会资金，获得银行贷款，从而推进技术改造，扩大生产规模；信誉好，质量优的产品在市场上竞争力就强，就畅销；企业对社会做出了比较大的贡献，就能取得各种荣誉称号，从而进一步促进企业的发展。从这种意义上说，企业的名誉、荣誉、名称就是市场，就是财富。因此，我国许多学者认为法人的人格权既是一种人身权，又是一种财产权。1992年财政部发布的《企业会计准则》第31条规定企业的无形资产包括企业的商誉。《保护工业产权巴黎公约》第1条第2款将厂商名称纳入了工业产权的范围。再次，法人的某些人格权可以依法出售或转让，如我国《民法通则》第99条规定：“企业法人，个体工商户，个人合伙有权使用，依法转让自己的名称。”这主要是因为这类人格权本身也是一种财产权。正因法人人格权具有上述特点，决定了对法人人格权的侵害，往往只会给法人造成财产上的损失，而不会造成什么精神损害。对这个问题学者们认识不一。如台湾学者曾世雄认为，既然通说以实在说为法人的本质，那么“在理论上法人亦因具有权利能力应同样可为赔偿权利人”，“权利能力之存在即足以支持非财产上损害赔偿请求权，痛苦之感受乃客观认定即为已足，实际上有无则非所问……更有进者，法人之人格权受侵害之结果，如其内部之自然人有痛苦之感受，以法人内部自然人为法人机关或法人机关中之配置，其痛苦之感受即为法人之感受，唯有如此认定，实在说-组织体说方始前后一贯。”（4）我国大陆一些学者也认为，法人的名称被假冒，名誉、荣誉被污损，会给法人造成产品退货、合同解除等财产损失，也会严重挫伤法人决策人员的决策情绪和工人的劳动热情，造成精神上的损害。侵害法人的名两极、名誉权和荣誉的，也可给法人造成精神损害。（5）我们认为，法人的本质采取“实在说”，并不能得出法人会产生精神损害的结论，因为实在说只能说明法人是一个实实在在的民事主体，具有民事权利能力与民事行为能力，而不能得出法人也是一个实实在在的自然人。判断决定自然人或法人能否会产生精神损害，关键并不取决于它是否具有民事主体资格或是否具有民事权利能力，而在于它是否具有产生精神损害的可能性。既
然通说认为精神损害是指心理或感情上的痛苦，那么作为社会组织的法人，因其自身根本不可能产生所谓“心理或感情上的痛苦”，也就不会产生所谓的精神损害。当然侵害法人的人格权，很可能给其决策人员及其他工作人员造成心理或感情上的痛苦，但这毕竟是其工作人员的痛苦。在这种情况下，法人虽不能请求精神损害赔偿，但其工作人员则可请求精神损害赔偿。如侵害法人的名誉，致其工作人员的名誉亦受侵害时，其工作人员可以请求侵害人给付慰抚金等。我国有的学者认为：“国外理论界有入把资产阶级的法人称为‘精神上’的人，这个概念比通常把法人称为‘拟制的人’具有更积极的意义，它表示法人人格具有精神上的属性，摒弃了传统民法认为‘法人没有精神可言’的见解。”（6）既然法人也有精神，那么法人也就会产生精神损害。这种说法，是望文生义的结果。国外有人把法人称为“精神上”的人，是针对以前民法理论只承认自然人具有民事主体资格这一现实而言的，它实质上是指在观念上或思想、精神上把法人视为同自然人一样，而不是说法人也有精神。我们还必须注意到，非财产损害与精神损害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它们二者之间的关系是属概念与种概念之间的关系。从世界各国的立法体例来看，几乎所有国家的民法典都采用的是“非财产损害”的概念；从各国民法理论来看，德、奥、瑞等国的通说认为：非财产上损害，虽以精神痛苦为主，忧虑、绝望；怨愤、失意、悲伤、缺乏生趣，均为其表现形态，但尚应包括肉体上的痛苦在内。名誉遭受侵害者，被害人多仅生精神上的痛苦。但身体被侵害者，依其情性，亦会产生肉体的痛苦，精神与肉体均不具有财产上的价值，其所受的痛苦，应同属非财产上的损害。台湾地区一些学者也认为：“所谓非财产上损害，抽象言之，系指权益受侵害。致被害人在非财产上价值遭受损失而言；就其具体内容而言，是为精神或肉体痛苦，其基本特色，在于不可以金钱价额予以计算。”（7）“所谓非财产上损害，指财产损害以外之所有损害而言，并非单指精神上痛苦或损害”，“盖民法第195条所谓非财产上损害之范围，原较精神上损害范围为广也。”（8）由此可见，精神损害只是非财产损害的一种，我们说法人不会产生精神损害，并不意味着法人不可能产生非财产上损害。我国也有些学者认为，民法上的精神与哲学上的精神并非等同，哲学上的精神带有主观性，而民法上的精神并非全是意识的形态方面的现象，它具有一定的实在内容，因而表现出一定的客观性。理论界有人把民法上的精神内容称为“精神实体”，不但自然人有精神实体，法人也有精神实体，法人的名称、名誉、荣誉等就是法人的精神实体，侵害了这些实体，就会给法人造成精神损害。（9）我们认为，精神与精神实体有着本质的区别，前者带有主观性，是人脑的产物，而后者则具有客观性，同时，自然人的精神实体与法人的精神实体也并不相同。自然人的精神实体是以具有生命机能的自然人的生物形态与心理形态为基础发生的，而法人的精神实体是基于法人的社会形态和意识形态而发生的。可能正因为如此，有的日本学者认为，自然人的名誉可分为主观名誉和客观名誉，而法人的名誉指客观名誉（社会评价的名誉）。（10）既然如此，就可得出这么一个结论：侵害自然人的精神实体可能产生精神损害，而侵害法人的精神实体不可能产生精神损害，但并不排除产生精神损害以外的其他非财产损害，如社会评价的降低等。三、多数国家或地区关于法人人格权保护的理论与实践资本主义国家，虽然是确立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先驱，但它们无论属于大陆法系的，或是属于英美法系的，都主张对侵害法人人格权所造成的非财产上的损害，由侵害人承担非财产性的民事责任形式，如请求为谢罪广告，或交付谢罪书状，或在法庭当面谢罪（道歉），或将被害人胜诉判决书登载报纸，或登报更正或反驳等。在大陆法系的国家和地区，如日本，学说与判例都曾认为法人名誉受到损害，仅得请求除去其侵害及请求赔偿财产上损害，不得请求非财产上损害之赔偿。我国台湾地区法院在处理有关案件中，也认为依法组织的法人，仅其社会价值与自然人相同而已，其名誉遭受损害，无精神痛苦可言，登报道歉已足恢复其名誉，不应再请求精神损害的赔偿。多数学者对此种认识和处理表示赞同。在英美法系国家，如根据英国学者肯尼斯？斯密斯和丹尼斯？凯尼的观点：“法人，作为原告，能够对其遭受的各种侵权行为提起诉讼，但是显然
对于某些类型的侵权行为如侮辱或凌辱，由于其本质属性决定了法人不可能受这种侵权行为的损害，不过，法人对此给其生产经营活动造成的损失，仍有权提起诉讼。”（11）当然，随着法人地位的日益提高。对法人人格权保护的民事责任形式最近确有了一些新的变化，一些国家或地区的学说或判例肯定法人有非财产损害赔偿之请求权。如最近日本东京地方法院认为，应该承认法人在受到侵害后，对其所遭受的非财产损害也享有不同于慰藉费的损害赔偿请求权。日本东京最高法院认为，法人因名誉被侵害而产生的无形损害，只要可以用金钱加以评价，就应承认法人有非财产损害的赔偿请求权。日本一些民法学者也一改传统的否定说，认为法人亦有非财产损害赔偿之请求权。（12）我国台湾地区法院在审理一仿造他人商标案的判决中认为：“上诉人伪造备该被上诉人之商品专用商标纸或包装纸情事，自系不法侵害各该被上诉人之商品信誉权，而信誉权为名誉权之一种，依民法第195条第一项规定，纵非财产上之损害，亦非不得请求赔偿相当之金额。”（13）尽管一些国家或地区的学说与判例肯定法人非财产损害赔偿请求权，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法人也可以成为精神损害赔偿请求权的主体。其一，如前所述，非财产损害与精神损害并非同一概念，精神损害只是非财产损害的一种表现形式。我们说法人不会产生精神损害，并不意味着法人不可能产生除精神损害以外的非财产损害；其二，毁损法人的名誉，可能导致该法人社会评价的降低，影响其信誉等，这只能说就是给该法人造成了精神损害以外的非财产损害；其三，名誉权受到侵害的法人，可享有非财产损害赔偿请求权，但这种请求权不同于给付慰藉费的损害赔偿请求权，且要以造成的非财产损害可以用金钱评价为前提。在前苏联，民事立法的出发点，只限于赔偿物质损害。这是因为，精神损害不能用价值、货币表现来衡量。这种赔偿永远只能是大概的，或者是象征性的。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不允许受害人追偿因侵犯其荣誉权和尊严权而造成的经济损失。匈牙利1977年修订并重新颁布民法典时，基于仅仅因为受害者的损害不能用金钱表示而使他得不到赔偿是不公平的，何况这种非财产方面的后果，可能比财产上的损害更为严重，于是该法典规定，人格权被侵害的人有多种请求权，他可以主张一些特别的民法上的请求权，不仅可以请求停止侵害，并通过以侵害人的费用发表声明而得到相应的名誉恢复，而且也有损害赔偿请求权，并规定，对人格权保护，也必须适用于法人。南斯拉夫债务法（1972年）正式以立法的形式肯定了法院的实践，在该法第155条中为精神损害下了一个概括性定义：“对于他人造成生理的，心理的，或引起恐惧的损害”。根据这一定义，南斯拉夫债务法实质上只肯定自然人有精神损害赔偿请求权，而对法人人格权的民法保护，仍然采用的是非财产性的民事责任形式。四、我国关于法人人格权保护的立法与实践我国《民法通则》对法人人格权及其民法保护问题作了比较系统的规定。法人人格权受法律保护，如侵害了法人人格权造成财产损失的，侵害人要承担损害赔偿的责任；如仅造成了非财产损害呢？我国学者对侵害人要承担非财产性的民事责任无异议，但对侵害人是否还要承担财产性的民事责任却有很大分歧。如有的学者根据《民法通则》第120条的规定，得出法人可以提起精神损害赔偿的请求，但有的学者则认为，该条款不能作为自然人和法人精神损害赔偿的依据。我们同意后者意见。从民事损害这一概念的演变过程来看，由于早期的侵权法及合同法，一般只承认财产损害而不承认非财产损害，因而当时大多数民法学者均主张差额说，即以某人未受损害前之财产与已受损害后的财产相比较，所生的差额谓之损害。这时所说的损害可以说就是损失。然而，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物质文明尤其是精神文明的进步，个人人格的自觉，非财产损害逐渐受到重视，非财产损害赔偿也逐渐被大多数国家的有关立法所确认，传统的差额说已不能说明全部问题。事实上，民事损害不仅包括有财产的减少和应得利益的丧失，而且包括那些没有造成损失，但确确实实存在的损害，如侵害他人的名誉，尽管不可能发生损失，却不能否认损害的存在。在这里，损失是指经济上的损害，即损害包括损失，损失只是损害的一种表现形式。从民事损害的性质上来看，财产损害总是和受害人的财产损失相联系，这种损害表现为受害人财产价值减少，完全或部分丧失等，它属于
有形损害，能用金钱来加以计算，因而财产损害又可称为财产损失；而非财产损害通常和财产没有直接联系，造成的只是受害人精神上的痛苦等，它属于无形损害，不能用金钱、货币来衡量。即使法律上规定这种损害也应赔偿，但这种赔偿严格上说只是一种物质上的慰藉，因为它永远只能是大概或象征性的。因此，那种认为“损失也可以是给他人造成非财产损失，即精神损害”的观点是值得商榷的。我们认为，《民法通则》第120条第一款规定的“并可以要求赔偿损失”，并不是专门针对精神损害而言的，而是指当自然人的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遭受不法侵害并造成财产损害时，才可以要求赔偿损失；如仅造成非财产损害，受害入只有权要求停止侵害，恢复名誉，消除影响，赔礼道歉。即使《民法通则》第120条第一款，也并没有规定自然人的精神损害可以用金钱赔偿。既然如此，就不能由该条第一款推导出第二款是确立法人精神损害的立法依据。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至今仍是否认法人有精神损害赔偿请求权的，如西安莲湖区法院和市中级法院审理康达医疗保健用品公司诉西北工商报社、陕西省医疗器械公司侵害法人名誉权一案所作的判决中，判处省医疗器械公司赔偿康达公司一万五千元，工商报社赔偿康达公司五千元，两被告所作的赔偿仅是因其侵犯了原告的名誉权，致使有的用户不再向康达公司订货，有的因此终止了购销合同，结果使康达公司遭受了经济损失，并没有因此承认法人有精神损害赔偿请求权。此外，从我国其他法院审理侵害法人人格权的案件来看；也都否认有精神损害赔偿请求权。如上海静安区法院在审理上海新亚医用橡胶厂诉武进医疗用品厂损害法人名誉权纠纷案时就是这样严再次，我国最高审判机关对此也持否定态度，如最高人民法院在1989年下达的《关于审理侵害名誉权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中认为：“法人名誉权受到侵害的，不存在精神抚慰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在1993年颁发的《关于审理名誉权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中也指出：“公民、法人因名誉权受到侵害要求赔偿的，侵权人应赔偿侵权行为造成的经济损失l公民并提出精神损害赔偿要求的，人民法院可根据侵权人的过错程度、侵权行为的具体情节、给受害人造成精神损害的后果等情况酌定。”五、立法建议通过以上分析，我国在修改《民法通则》或制定民法典时应考虑到如下两点：（一）加强对法人人格权的保护，肯定一定范围的非财产损害可以用金钱赔偿，使用“损害赔偿”和“非财产损害赔偿”的概念。对为何现在强调加强对法人人格权的保护、肯定非财产损害赔偿制度的问题，我国学者对此已作了广泛而深入的讨论，但是在法律上如何肯定这种制度，还存在着一些立法技术问题。由于我国《民法通则》第120条第一款采取的是“并可以要求赔偿损失”的表述，致使一个很简单的问题，却导致了一些学者陷入了自相矛盾的境地。如一方面认为该条第一款肯定了精神损害赔偿制度，另一方面又否认法人可以适用第一款而享用精神损害赔偿的请求权；一些学者则感到迷茫，一方面认为根据《民法通则》第120条的规定，法人应是精神损害赔偿的权利主体，另一方面又认为法人没有生命，不会发生精神上、心理上的痛苦，所以法人作为社会组织，不宜作为精神损害赔偿的权利主体。我们认为，如果能认识到“损失”与“损害”，“非财产损害”与“精神损害”并非同一概念，可把《民法通则》第120条第一款作如下修改：“公民的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受到侵害的，有权要求停止侵害，恢复名誉，消除影响，赔礼道歉，并可以要求赔偿损害。”这样问题就可能迎刃而解了。因为赔偿损害，既包括赔偿财产损害，又包括赔偿非财产损害。赔偿非财产损害，对公民而言主要是赔偿精神损害；对法人而言是指除精神损害以外的非财产损害。（二）扩大法律所保护的法人人格权的范围，或者说扩大非财产损害赔偿适用的范围。从各国的立法体例来看，关于非财产损害赔偿适用的范围，主要有两种立法体例：一是列举主义，即非财产损害赔偿的适用范围仅以法律有明文规定为限；二是概括主义，即非财产损害赔偿的适用范围以条文概括准许并不以法律有明确规定的情形为限。这两种立法体例备有其优点，前者简单明了，便于适用，但难免挂一漏万；后者虽能适应形势的需要，但有无限扩大非财产损害赔偿范围之忧。所以，列举主义虽逐渐被摒弃，但概括主义也难共鸣。从我国的实际出发，还是采取列举主
义为宜，但是列举的范围，不仅要符合历史发展的一般潮流，而且要符合我国的国情。根据这一标准，非财产损害赔偿不仅应适用于法人的名称权、名誉权、荣誉权受到侵害的情形，而且法人的信用权、营业秘密权受到侵害时，也应适用非财产损害赔偿。注：（1）参见[匈]格奥尔格·拉茨：《<匈牙利民法典>的修改》，《外国民法资料选编》，法律出版社1983年6月第1版，第126页。（2）王利明等：《民法新论》（上），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88年7月第l版，第183页。（3）（6）关今华：《法人人格权及其损害赔偿》，《法学研究》1991年第6期。（4）[台]曾世雄：《非财产上之损害赔偿》第60-64页。（5）史浩敏、许小澜：《精神损害的赔偿范围及数额》，《法学杂志》1988年第5期。（7）王泽鉴：《民法学说与判例研究》，第二册，第256页。（8）（13）曾隆兴：《现代损害赔偿法论》，第261页、第263页。（9）王前生：《损害赔偿之我见》，《个南财大学报》1989年第2期；冀风丽、崔建远：《试论对精神损失的赔偿》，《社会科学》（沪）1987年第4期。（10）（12）中川善之助等：《注释民法》（19），第186页、第196~19
浅论人格权确认与构造的法律依据 侵权责任法的独立和人格权法的独立趋势，是当代中国民法学发展的重要事件。侵权责任法作为单独的立法已经实现，其在未来民法典中极有可能单独成为一编。当下关于人格权法的研究也大体上趋向独立成编的目标。保护人权，尊重人的尊严和自由发展，已成为世界法律潮流。中国共产党十八届四中全会《关于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也强调对人权和人格权的保护。在这一历史背景下，通过法律( 包括宪法、民法、刑诉法等) 加强对人权、人格权的保护，自属法治国家题中应有之义。人格权理论的建立和人格权保护机制的完善是现代民法最重要的发展成果，是民法积极回应人权保护潮流的重要表现。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在人格权法上走在了世界前列。早在1987年《民法通则》就专门对若干重要人格权作出了规定， 2009 年《侵权责任法》又进一步对人格权体系进行了扩充和确认。但法律对若干人格权的宣示并未明确具体人格权的权能或法律效果。人格权受法律特别是侵权责任法的保护也并未解决人格权在法律体系中的地位问题。更重要的是，现行法律所创设的人格权体系并未解决人格权的准入资格问题，即人格权体系应否遵循法定原则，识别和构造人格权的标准是什么，人格权的性质和权能是什么? 与此同时，社会生活和司法实践中涌现出来五花八门的新型人格权，诸如接吻权、声音权、形象权、生育权、贞操权、祭奠权、生活安宁权等等，它们是否均为权利并无定论。而关于人格权的性质和权能的问题，又引出诸如公开权、人格权商品化的讨论。一时间，中国人格权法研究呈现出繁荣但略显混乱的局面。在上述基础性问题未形成共识的情况下，谈论人格权立法及其在未来民法典中的地位，其理论准备似有未足。本文旨在研究人格权识别与构造的法律维度，从理解人格权性质入手，探求人格权的权能构造，进而为确定人格权的类型和体系提出学术标准看法。 一、人格要素与人格权的理论界定 人格权在近代民法向现代民法发展的过程中也经历了由遭受抑制到备受重视的转变。带来这一转变的，显然不是因为人格权概念或者理论的推动，而是人类社会极大地提高了人权保护的需要。在世界主流民法典对人格权的规范体系并未作出积极回应的背景下，判例和单行法越来越多地起到了确认人格权、保护人格权的功能。在德国法上，主要的人格权概念几乎都伴随着一系列经典的司法判例。司法者在个案裁判中确认某种人格权的时候，首先考虑的不是既有的权利体系，而是法律的客观目的或者法律政策。人格权如同其他民事权利一样，一开始就不是脱胎于逻辑和学理，而是源于实践。但人格权的实践属性也不否定对人格权及其保护进行必要的学理探讨。只要不会妨碍对人格权的保护及其发展，且能够为人格权的保护模式和立法模式提供有价值的理论工具，则此种理论研究即具有意义。 二、人格权的权能: 支配特定人格要素并排斥他人干涉 现代人格权理论发展的核心是使人格权获得积极权能。换言之，人格权作为一类主观权利，不能仅仅停留在消极受法律保护的地位上。不可否认，构造人格权的思路受到了以所有权为典型的财产权理论的深刻影响。瑓瑧尽管有观点对通过模仿财产权来构造人格权不以为然，但舍弃财产权架构似乎也难以真正构建起有效的人格权概念。瑓瑨首先，民法的体系化特性要求权利应具有相同的结构和内涵。支配权、请求权、抗辩权和形成权基本上涵盖了权利的主要类型。人格权能否成为与上述权利并列的新类型权利，瑓瑩取决于人格权是否具备上述权利所不具备的权能或法律效果。人格法益应受尊重和保护理所当然，但仅凭此点尚不足以构造权利。而对部分人格要素的支配、利用，以及受妨碍之后的请求权，仍可纳
论一般人格权的民法保护 一、一般人格权的概念 一般人格权的产生也是经历了一个过程的，主要是人们在研究具体的人格权的过程中存在着一般人格权的概念，它是从一些具体的人格权中抽象出来的，它对具体的人格权进行统帅、指导。它是民事主体全部人格利益的概括和总结，是具体人格权的母权，概括了具体人格权的一般人格利益。所以，一般人格权是与具体人格权相对应而存在的，属于人格权的下层权利，是民事主体所享有的支配法律规定的特定人格利益以外的人格利益的权利。 二、我国一般人格权的立法现状及缺陷 我国的《宪法》中仅仅规定了对公民人格尊严的保护，禁止侮辱、诽谤和诬告陷害的行为。这可以看成是对一般人格权一种概括性规定，但是，在国家根本大法《宪法》中对一般人格权进行的规定不可能非常详细，也不能成为司法实践中进行判案的根据。所以，该规定仅仅起到一种宣示性的作用，还需要民法内部进行完善。 我国的《民法通则》并没有明确规定一般人格权，仅仅规定了对于生命健康权、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婚姻自主权等具体人格权的保护，对于一般人格权只是在第101条规定：“公民、法人享有名誉权，公民的人格尊严受法律保护，禁止用侮辱、诽谤等方式损害公民、法人的名誉。”该规定仍然是一种概括性的规定，并没有真正的对一般人格权的含义进行界定，也没有规定侵害一般人格权应该承担什么样的责任。2001年最高院《关于确定民事侵
权精神损害赔偿民事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在人格权的保护方面取得了实质性的进步，可以看到一般人格权的内涵。根据该解释第1条第1款的规定，自然人的具体人格权以及其他人格利益遭受侵害时可以请求精神损害赔偿。虽然这一制度姗姗来迟，但是我们依然可以说它在我国人格权民事立法方面功不可没，但是该规定毕竟是一部司法解释，其效力还是低于法律的，所以，长远来看还是需要通过法律的形式来明确一般人格权及其保护。 另外，在一些单行法律方面也存在着一些零散的规定：主要有《残疾人保障法》、《未成年人保护法》、《妇女权益保障法》等等。主要内容是：《残疾人保障法》第3条第2款中就规定了残疾人的公民权利和人格尊严受法律保护;《未成年人保护法》将尊重未成年人的人格尊严作为重要的立法原则;《妇女权益保障法》第42条规定：“妇女的名誉权、荣誉权、隐私权、肖像权等人格权受法律保护，禁止用侮辱诽谤等方式损害妇女的人格尊严。”但是，这些单行法律规定针对的都是特殊主体，都是保护的这些特殊主体的一般人格权，不能成为全部自然人一般人格权保护的依据。 三、我国一般人格权的民法保护的完善措施 对于自然人的一般人格权的保护已经成为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在立法中加强对一般人格权的保护已经成为世界上许多国家的共识。完善我国一般人格权的民法保护是我国民主法治社会建设的必然要求，也是我国法律体系不断完善的需求。 1、在民事基本法中对一般人格权及其保护进行明确的规定
浅析如何保护公民的人格权 前言 近些年来，随着我国社会经济文化的飞速发展，很多新型的人格权纠纷大量出现，传统人格权法律规范遭遇诸多挑战、面临诸多问题。且随着人格权的商品化趋势，隐私权的公开和商业性利用日趋体现其财产价值，也使得隐私权与财产权的关系纠缠不清，其性质在人格权与财产权两端游移不定。伴随着这几十年来的发展，人格权法领域中萌生出了许多的新问题。尤其是在现代信息高速传播，以及高科技传媒技术渐渐普及的情况下，人自身的私权利的保护越来越显脆弱。一、人格权的概念与界定 一般认为人格权的概念萌芽于罗马法时期。随着人类社会文明的进步和发展，人类对自身存在的关怀与重视，以人格利益为核心的人格权逐渐成为人们关注和保护的对象，它集中体现了民法的精神核心，即对人的关怀与尊重，其营养源泉则深深植根于人类文明的发展之中，而对人格权的认识也在人类文明的发展中逐步深化和成熟。人格权，作为人身权的一部分，是以权利人自身的人身、人格利益为客体的民事权利，包括生命健康权、身体权、姓名权、名称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信用权、隐私权等。 所谓人格权是指主体依法固有的，以人格利益为客体的，为维护主体的独立人格所必备的法定的权利。人格权具有以下性质和特征: (1)人格权是主体依法固有的权利。 即指人格权是由主体始终享有的权利。也就是说，一但自然人出生，法人成立，就应当依法享有人格权。在主体存在期间，始终与主体不可分离。 (2)人格权以人格利益为客体。 所谓人格利益分为一般人格利益和个别人格利益。前者主要指公民的人身自由和人格尊严，后者包括生命健康、姓名、名誉、隐私、肖像等个别人格利益。人格利益并不仅限于人的身体和生命的利益，还包括个人的姓名、肖像、隐私、名誉等涉及行为与精神活动的自由完整的利益。实现人格利益不仅要维持个人的生命的存续，保持个人身心的健康，而且也要注重个人的尊严和价值，促进个人的人格的健
浅谈民法中的隐私权和宪法中的隐私权之比较(一) 论文关键词：隐私权宪法权利人格权 论文摘要：隐私权已经或正在成为一种国际社会和各国广泛承认与保护的基本权利。通过比较民法中的隐私权和宪法中的隐私权，我们能更好地了解自己的权利，保护自己的隐私权。 一、隐私权的概念和出现之比较 第一，隐私权的概念比较。首先从私法的角度定义隐私权：“隐私权是自然人享有的对其个人的与公共利益无关的个人信息、私人生活和私有领域进行支配的一种人格权。”…然后从公法，即基本人权的角度来定义隐私权：隐私权是自然人对于私人信息自我控制、不被非法利用，私人事务自主支配、不受侵扰和私人活动自主决定、私人秘密不被侵犯的自由权。可以看出，民法中的隐私权更多的是人格尊严方面的保护，而宪法多是从自治性、自由权方面的保护。 第二，隐私权出现的顺序比较。从源头上看，隐私权是以寻求侵权法保护的面目出现的，这有着深刻的大陆法系民法保护的根源。在我国，学者们至今还在民法人格权保护的视角下研究和界定隐私权的法律保护问题，这是和隐私权的民法保护的开端和努力分不开的。但是，隐私权的法律保护却从民法保护走上了宪法保护的道路。1890年，美国波士顿市社会名流华伦夫人不满报纸对她所开的舞会的报道，由其丈夫——哈佛大学法学教授撒莫尔·华伦及美国最高法院法官白兰·德斯教授——发起主张“不受别人干涉”的权利，并在《哈佛法学评论》上着文阐述隐私权，揭示了隐私权的概念及相关的理论。华伦教授和德斯教授所强调的隐私权的法律保护是有着深刻的大陆法系民法保护传统的。他们的文章努力把大陆法系特征的基于尊严的隐私权保护引入美国法律。可以说，他们的隐私权保护是从大陆法系的民法典对荣誉和尊严这样一种精神性权利的侵权保护借用过来的，美国侵权法保护意义上的隐私权的雏形在法国和德国的民法典中可以找到。但是，由于社会发展的局限性，大陆法系具备了隐私权法保护的雏形，却没有明确提出侵权法保护意义上的隐私权保护。由于美国人对自由理念的尊崇，政府始终被看成是个人权利的最大的威胁主体，所以美国隐私权保护的发展集中体现在针对政府权力行使的宪法保护上。二战后，德国隐私权的民法保护是借助于基本法一般人格权保护完成的。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对人性的摧残之后，人们加深了对于人格尊严保护的认识。当代国家权力扩张和高科技的迅猛发展带来了对于隐私权宪法保护的强烈需求，人们对于隐私权基本人权的认识更加清晰。虽然侵权法保护隐私权依然是重要的，它是在平等主体之间保护尊严利益，但是隐私权的宪法保护更为重要，并且还可以从基本法的高度完善隐私权的法律保护。如今世界许多国家都从宪法高度保护个人隐私权。 二、隐私权保护理念之比较 第一，民法中隐私权保护理念。与公法相比，民法对人的价值实现有着更直接、更普遍的作用。民法的一切制度都以人这一主体为出发点，并且又以人为其归依。没有私法，自由、平等、权利、人权这些社会进步的基本内容将会由于远离人们的现实生活而成为无力的说教。在现代人的观念日益受到物化威胁的市场背景下，强调民法理念的人文精神将有助于我们清醒地认识人类社会与法律的发展趋向。民法中隐私权保护的理念主要是人格平等和意思自治理念。所谓“人格平等”，指在民事活动中一切当事人法律地位平等，任何一方不得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对方。现代社会，人格利益被视为人的最高利益，人格尊重是现代人权运动的目标和基本理念。人格权的保护，已成为衡量一国法律先进与否之标志。人格制度保护个人的隐私领域不受他人不法侵入。由于侵入他人隐私领域的技术手段日益增多，因此保护个人隐私具有特别的紧迫性。“意思自治”是指民事主体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自由地形成与其他民事主体私法上的权利义务关系，而不受国家、社会团体和其他个人的非法干预。隐私权主体可以在不妨碍他人的条件下根据自己的意志自由地处理自己的事务。第二，宪法中隐私权保护理念。人格尊严和人格自治是宪法中隐私权保护的理念。“人格尊严”，又
人格权及其在我国未来民法典中的制定 自然人人格是由宪法赋予自然人的一般法律地位，不同于作为民事法律关系主体资格的权利能力，人格权为自然人获得法律强制力保障的一般法律地位从权利角度进行的表达，自然人直接依据宪法生而有之，并非由民法赋予。它由宪法创设，在民法中对人格权的规定具体体现了对人格权的保护。在我国未来民法典中人格权应该独立成编。 一、人格权是自然人根据宪法所享有的权利 长期以来，人格和人格权是公法赋予自然人的法律地位还是私法赋予自然人的法律地位，是理论和实务界争论比较激烈的一个问题。在这个问题上，笔者认为，人格和人格权是由宪法赋予自然人的一般的法律地位，具有公法的性质。 法律上的人格一词，最早产生于古代罗马法。在罗马法中人格是被法律确认的享有权利承担义务的地位。罗马法上的人格不仅确认了罗马市民的民事主体地位，而且更重要的是被作为社会阶层或者阶级的划分标准，即作为组织社会身份制度的一种工具，所以，在罗马法上，人格具有公法性质。用现代的法律观念来表达，人格是人的一种宪法地位。
同样，人格权也是宪法上的自然人的一般法律地位的体现。也具有公法的性质。“如果将人格权理解为‘人之成其为人’所获得的法律基本保障，则人格权所保护的人格，当然指的是人的一般法律地位而非‘权利能力’(即民事法律关系主体资格)。而由于自然人由宪法所赋予的法律人格本身即具有法律强制力，故整体意义上的人格权不过是从权利角度对‘人格’的另一表达。有人格，即有人格权，无人格，即无人格权。究其本质而言，人格权是一种宪法赋予自然人的基本权利，而不是由民法赋予的民事权利。” 二、民法中对人格权的保护是对宪法规定的具体体现 人格权虽然是宪法所赋予自然人的基本权利，但是笔者认为它只是作为一种宣示性的规定，那么，在现实的社会生活中，各个部门法都要对权利进行保护。同样，在宪法对人格权进行整体概括性的规定之后，对于它的具体保护就要体现在各个部门法之中。正以为如此，笔者认为，在民法中规定人格权正是对人格权进行保护的具体体现。而这种规定并不是指在民法典中创设这个权利，而是更好的与宪法的概括性的规定相结合，更好的对保护人格权。所以，在民法典中如何对人格权编并不影响人格权的性质。
对人格权民法保护几个问题的思考 【摘要】人格权是人身权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主要包括生命健康权、姓名权和名称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等。随着社会的发展，人格权的保护问题显得日益重要。本文拟就人格权民法保护的几个问题，阐述一些看法。 【关键词】人身权人格权民法保护 一、生命健康权生命健康权是由生命权和健康权两部分组成的重要人格权。生命是指自然人(公民) 的人体所固有的活动能力，是人身存在的基础。生命权是处于自然状态的人获得人格权的物质前提，它标志着一个权利主体的存在并成为其他各项权利的自然的基础。没有生命便不会有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公民既不能享有权利，亦无法承担义务。因此，中国民法及其他法律都确认并保护公民的生命权，严禁任何非法剥夺和侵犯公民生命的行为。 健康权是公民享有的身体健康不受非法侵害的人格权利。身体作为自然人(公民) 生理组织的整体，是其生命的存在形式。身体健康是公民从事民法活动和其他社会活动的重要条件。在许多情况下，对公民健康权的侵害达到一定程度就会危及生命安全，也会使公民的许多其他权利无法或难以实现。因此，法律规定保障公民的健康权，即保护公民身体各器官及其机能不受非法侵害。 中国民法对公民生命健康权的保护是人身权制度的根本规定，也为公民行使其他权利提供了前提和根本保证。 侵害公民的生命健康权要依法承担民事责任，构成犯罪的要依法承担刑事责任;虽未构成犯罪但已违犯有关行政法规的，要追究行政责任。这三种责任不能相互代替。民法对公民生命健康权的保护，主要是采取了物质赔偿的民事责任形式，即要求加害人向受害人或其家属支付一定金钱或财产以弥补受害人因身体健康受到侵害所造成的财产损失。
人格权司法保护的重大进步和发展 一、关于赔偿范畴 哪些民事权益受到侵害能够要求赔偿精神损害，在审判实践中长期存在争辩。按照侵权法的差不多理论，因侵权致人损害的后果包括两种形状：“财产损害”与“非财产上损害”。前者指实际财产的减少和可得利益的丧失，后者指不具有财产上价值的精神痛楚和肉体痛楚，也确实是通常所说的“精神损害”。精神和肉体，是自然人人格的差不多要素，也是自然人享有人格权益的生理和心理基础，由此决定了精神损害与自然人人格权益遭受侵害的不利益状态具有较为直截了当和紧密的联系。有关国家和地区的民事法律，一样都将精神损害的赔偿范畴限定在以自然人的具体人格权益为核心的相关民事权益中，其立法本意，一方面在防止过分加重加害人一方的负担，另一方面则充分表达了现代社会以人为本的差不多价值观念。《说明》依照民法通则的原则规定，从爱护人身权益和人格威严的差不多价值目标动身，从以下几个方面对精神损害的赔偿范畴作出界定： （一）关于人格权益。人格是指人之因此为人的威严和价值。人格具有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前者表现为人的生命、躯体和健康，后者表现为名誉、荣誉、姓名、肖像、人格威严和人身自由等等，是与特定民事主体的人身不能分离的固有的人格利益，当其被法律确认为民事权益时，确实是人格权。过去对精神损害的赔偿范畴限于民法通则第一百二十条规定的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等几项具体人格权。《说明》第一条规定：“自然人因下列人格权益受到侵害，向人民法院起诉要求赔偿精神损害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予以受理：（一）生命权、健康权、躯体权；（二）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三）人格威严权、人身自由权。”从而完善了对自然人人格权益的司法爱护体系。其中，生命权、健康权、躯体权，理论上称为“物质性人格权”，是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等“精神性人格权”赖以存在的前提和物质基础，其受到侵害往往相伴庞大的甚至是终身不可逆转的精神损害。《说明》的规定实现了精神损害赔偿范畴从“精神性人格权”向“物质性人格权”的进展，是人格权司法爱护的一个重要进步。需要说明的是，民法通则第一百一十九条规定“侵害公民躯体造成损害的……”，过去被说明为侵害生命健康权，实际上应当包括躯体权。生命、健康、躯体在有关国家和地区立法中是同时并列受到爱护的独立人格权益。实践中，如强制文身、强制抽血、偷剪发辫等，均属侵害他人躯体权，即使对健康权作扩张说明也难以概括侵害躯体权的各种类型。据此，《说明》在第一条第一款第一项中，增列“躯体权”。其次，关于人身自由权和人格威严权，作为民事权益第一规定在消费者权益爱护法中。鉴于其对自然人人格权利的爱护具有普遍意义，《说明》将其扩展到普遍适用范畴。值得特别指出的是，“人格威严权”在理论上被称为“一样人格权”，是人格权益一样价值的集中表达，因此，它具有补充法律规定的具体人格权益立法不足的重要作用。《说明》的规定实现了精神损害赔偿范畴从“具体人格权”到“一样人格权”的进展，是人格权司法爱护的又一重大进步。但在处理具体案件时，应当优先适用具体人格权的规定，而将一样人格权作为补充适用条款。 （二）关于人格利益。民事权益包括权益和利益。在审判实践中，人民法院对侵害他人合法民事权益的行为均直截了当确认其构成侵权，但关于合法利益遭受侵害，则往往是通过间接的方式给予司法爱护。按照侵权法原理，侵权的构成要件之一是行为具有违法性。
探析德国民法上的人格权制度 摘要：《德国民法典》一方面否认人格权的权利化,另一方面通过法院造法,在判例中确立一般人格权,这是由当时的立法技术以及对人格权的重视程度决定的。我国应抓住民法典编纂的契机,单列人格权编,确认各种具体人格权与一般人格权,以加强对人格权的保护。 关键词：人格权一般人格权人格权权利化 一、《德国民法典》:否认人格权的权利化 在德国民法典制定前夕,德国学者曾就是否规定人格权的内容出现过分歧。德国历史法学派的代表人物萨维尼认为,人无法就自己的精神利益享有所有权,并且也无法占有自己的身体和肢体,而权利是人支配物的关系,不是人支配人的关系,所以无法规定人格权。由于萨维尼的观点占据了19世纪欧洲大陆的主流,因此我们看到,虽然《德国民法典》的立法者承认应该对人格进行保护,但《德国民法典》却没有承认人格权。虽然在《德国民法典》的自然人部分对姓名权予以直接肯定,将生命、身体、健康和自由等人格利益纳入了侵权法的保护范围,但总体看来,人格权在当时并非权利的一种。德国学术界也通常将人格权作为权利主体的必要属性,而不从权利的角度来看待人格权。尽管“第823条第1款还列举了四种在受到侵犯时就同权利立于同等地位的‘生活权益’,即是生命、身体、健康和自由……这样并不是说,有一种生命、身体、健康和自由的不可侵犯的权利,并把这种权利与法律承认的人格权并列。”也就是说,这里保护的生命、身体、健康和自由等生活权益仅是人格利益的表现,而人格利益作为人格权的客体,是人格权所指向的标的,对人格利益的保护,并不意味着人格权得到了法律的确认。 具体说来,《德国民法典》不将人格权作为一种独立的权利制度予以承认是有多方面的原因的。 首先,立法者认为“不可能承认一项‘对自身的原始权利’”,否则会得出一项自杀权的结论。萨维尼认为,一个自然人不能单独支配其自身及其外在的和内在的诸部分。“只能通过具体的保护性条款(行为不法)而不能通过某项绝对的权利,来保护人格的‘原始权利’”,这样,深受历史法学派观点影响的《德国民法典》也就失去了对人格权的关心,并否认生命、身体、健康、自由等人格价值的权利属性。 其次,人格权的内容和范围难以明确的确定。立法者们认为,“一项一般的人
人格尊严的民法保护 内容提要：在我国，人格尊严长久以来受到漠视。本文认为作为一般人格权核心内容的人格尊严理应得到实际上的重视和法律制度上的保护，详细阐述了这种重视和保护的必要性，认为这是人权保护的重要内容，充分体现了以人为本的价值取向。 关键词：人格尊严一般人格权民法保护 一、认识人格尊严 要了解人格尊严，首先要从一般人格权说起，一般人格权是相对于具体人格权而言的，是一个非常抽象的概念，对其认识经历了一个比较长的时期，在这个过程中不同的学者作出了不完全类似的定义。 在古老的罗马法中，就有了一般人格权的萌芽，类似于现在所说的抽象人格的权利，但含义不同，它主要是指自由，这在查士丁尼《法学总论》"关于人的法律"规定中可以看出："自由人得名于自由一词，自由是每个人除了受到物质力量或法律阻碍外，可以任意作为的自然能力。"①，在这之后得很长时间这一概念没有得到很好的发展，尤其是中世纪被完全抹杀；到了近代，除了瑞士直接以民法典对人格权作了一般性的规定外，其他国家和地区则起步较晚：自拿破仑法典以来，多注重契约的形成自由，而忽略人格的保护，更勿论具体人格权和抽象人格权。德国民法典并未就人格权作一般的原则性的规定，而仅于侵权行为章中规定了个别人格权，承认其为应保护的法益。在20世纪前半，德国的法律实务遵循立法者所规范的个别而狭窄的人格权制度，在战后，其联邦法院判决才引用基本法第1、2条才承认了一般人格权的地位。我国民法虽然没有写明“一般人格权”的字样，但事实上承认了它应纳入保护的范围。台湾民法设有一般人格权及特别人格权的保护，并以宪法和刑法对人格权作了适当的保障。由于民法的突飞 ①杨立新《论一般人格权及其民法保护》杨立新民法网2001年6月
浅论司法实践中人格权商品化权的保护 【摘要】在我国尚未立法明确对人格权商品化权的保护的背景下，侵害其利益的现象应当在司法实践中予以救济。分析我国司法审判实践，其存在请求权基础不统一、侵权行为易发、侵权客体与行为方式多样、裁判标准混乱不合理等问题，进而提出统一审判观念与裁判标准的司法实践建议。 【关键词】人格权;商品化权 商品社会的发展，名人的穿搭风格、行为习惯、外在表现等等都成为商家吸引利益的着眼点，具有财产价值的人格利益越来越明显地被体现。人格表征具有经济价值已成为社会事实，将财产利益纳入人格权体系就成为传统人格权理论更新的重点，世界各国都已经将人格权商品化权的利益予以法律明确或是正在纳入保护的进程。笔者以其权利客体为基准，行为方式为调整范围将“商品化权”界定为：经民事主体许可，利用民事主体人格之利益所进行的商业化行为的权利。其中，权利主体包括但不限于自然人，利用行为扩及开发过程。在得以商品化的人格利益中，一般均具有较强的识别性及商业利用价值，一般侵害对象为姓名、肖像、声音等。
一、司法实践中存在问题 在请求权基础中，裁判案件90%以上适用侵权请求权，仅有一例适用违约请求权，并不似其他国家存在不当得利等请求权。这反映出在人格权财产价值尚未被立法明确，因而审判人员对此类案件的拘谨态度，无法大胆进行自由裁量。另外，在损害赔偿数额的确定中，大部分法官不能以市场为标准进行裁判，一般数额较为谨慎小心，远达不到相应的市场标准。 侵权主体多样，自然人和法人均可称为侵权人，因而涉及商业利用方面，法人是最主要最常见的侵权行为人，而且笔者所见侵权法人经营范围十分广泛，整形美容医院、网络游戏、服装、玩具等等几乎涉及各个行业领域。这说明在商业领域的利用多且形式多样，这也是造成侵权方式多样的原因，加之我国幅员广阔，甚至很多侵权行为尚未被发现，或是其他原因未被诉讼。 侵权客体多样，并且多种权利同时受到侵害。发生对人格权财产利益侵害的案件很多所诉案由为人格权纠纷项下的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纠纷，一般为多项纠纷案由并诉，这说明这些人格权均有一定的财产价值，人格权商品化若还不能被承认，权利人的正当利益将被置于巨大的风险中无法保全。 侵权行为方式多样。在我国常见的人格权纠纷中，知
目录 一、人格权的法本质 (1) （一）人格权利的性质 (1) （二）人格权的类型化 (1) （三）当前的人格权在民法典之中地位研究 (2) 三、我国的民法一般人格权保护的不足 (2) （一）一般人格权的概念缺失 (2) （二）具体的人格权内容也不够全面 (3) （三）我国人格权的法益延伸保护也不完善 (4) 四、我国的人格权的民法保护工作的完善 (4) （一）构建一般人格权概念 (5) （二）具体人格权的扩展内容 (5) （三）完善人格法益保护的举措 (7) 1、人格法益保护的范围 (7) 2、保护的方法与期限 (8) 六、结语 (9) 参考文献 (10)
论我国的民法对于人格权的法律保护现状研究 [内容提要]伴随着我国的社会进步和人类发展，新的社会的问题已经越来越多，而且人格权的受侵害可能性与危险性也在扩大，因此民众对于人格的利益进行全面的保护要求也在变高。但是我国的民法一直比较侧重于对于财产权的保护，虽然说86年的《民法通则》中就已经对人格权作了一定的规定，已经属于立法上的重大成就，但是由于时间过于久远，因而导致了对于人格权的民法保护现在已经严重的滞后于当今的社会与民众的期待。因此为了能够更加好而全面地实现对于人格权的民法的保护，我国应该当不断的完善当前的人格权立法体系，并需要考虑人格权是否需要独立成篇。 [关键词]人格权；精神损害赔偿；一般人格权
Abstract：With China's social progress and human development， new social problems have been increasing， and the possibility of infringement of personality rights and the risk is expanding， so the public interest for the character requirements for comprehensive protection changing high. However， China's civil law has been more focused on the protection of property rights， but related to the protection of moral rights has not caused enough attention of legislators and academics， which led to the civil law for the protection of personality rights is now seriously lagging behind in today's society and people's expectations. Therefore， in order to more fully realize the good and the right personality for the protection of civil law，when our country should continue to improve the current system of moral rights legislation， and general personality right as soon as possible into the moral rights of the law being prepared. Key words：China's moral rights； compensation for moral damage； the right frame of ordinary people
人格权保护的课题与展望 人格权的性质及构造：精神利益与财产利益的保护 发布时间：2010年6月13日王泽鉴点击次数：247 一、绪说 （一）人格权的性质及保护的利益 1．人格权的基本性质 人格权系以人格为内容的权利，人格指人的尊严及价值，即以体现人的尊严价值的精神利益（ideelle Interesse)为其保护客体。此项人格上的精神利益不能以金钱加以计算，不具财产的性质。生命、身体、健康、自由、名誉均以精神利益为内容。姓名、肖像、声音等人格法益亦不例外。因此，姓名、肖像等被他人不法使用于商业广告时，依传统见解，其被侵害的，系人格尊严价值，而非具有财产权性质的利益。传统见解认为，人格权系以人的尊严价值及精神利益为其保护内容，与其人本身具有不可分的密切关系，属于一身专属权，而具有如下三种基本性质：{1} （1)绝对性 个人对其人格利益有自主决定的权利，得同意（允诺）他人侵害其人格法益而阻却违法。例如，同意医生为手术的医疗行为，授权他人拍摄出版裸体写真集。人格自由不得抛弃（“民法”{2}第16条），虽得加以限制，但不得违反公序良俗（“民法”第17条、第72条）。人格权的绝对性具有排他的权能，即人格权受侵害者，得请求法院除去其侵害，有侵害之虞者，得请求防止之（“民法”第18条第1项）。 (2)不可让与性 人格权本身或其个别人格利益（如身体、健康、名誉），均具一身专属性，不得与其人分离而为让与。肖像、姓名等个别人格权虽不得让与，但不禁止其于不违背公序良俗范围内，订立契约授权他人得用于推销某种商品或服务。在此情形，于当事人间仅发生债的关系，其肖像权、姓名权本身并不移转。依传统见解，姓名或肖像受侵害而被用于商业广告时，被害人不得以其具有财产价值，而依侵权行为法规定请求相当于授权使用报酬的损害赔偿，或依不当得利规定请求其所获利益。 (3）不可继承性 人死亡时，其权利能力终了，人格权归于消灭，不发生继承，无所谓“死者人格权”问题。死者的人格利益，除法律别有规定外，不受保护，例如某甲为著名歌星，死亡后，乙厂商径以其肖像、姓名制造推销商品时，甲的配偶、子女或其他遗族就此等对死者的侵害，在民事上并无可得主张的救济方法，包括侵害除去及侵害防止请求权。 2．人格权与商标权、著作权的比较 据前所述，传统观念的人格权乃在保护人的尊严及价值，具一身专属性，不得让与或继承，就与其相邻近的商标权及著作权加以比较，更可凸显其基本特色。 商标权指以文字、图形、记号、声音、立体形状或其联合形式所组成，以表彰自己的商品或服务的权利（“商标法”第2条、第5条）。商标权得以人的姓名、肖像或声音组成之。商标权人得授权他人使用商标或移转其商标于他人（“商标法”第33条以下）。商标权得为继承，但商标权人死亡，而无继承人者，商标权当然消灭（“商标法”第39条）。 著作权指于著作上所享有的权利，分为著作人格权及著作财产权。著作人格权专属于著作人本身，不得让与或继承（“著作权法”第21条）。但著作人死亡时，著作人格权之保护，视同生存，任何人不得侵害（第18条）。“著作权法”第86条规定：“著作人死亡后，除其遗嘱另有指定外，下列之人，依顺序对于违反第十八条或有违反之虞者，得依第八十四条及前条第二项规定，请求救济：一、配偶。二、子女。三、父母。四、孙子女。五、兄弟姊妹。六、祖父母。”所称救济，指对于侵害著作权者，得请求排除，有侵害之虞者，得请求防止之（“著作权法”第84条），以及请求表示著作人之姓名或名称、更正内容或为其他回复名誉之适当处分。但就非财产上损害，不得请求赔偿相当之金额（“著作权法”第85条第2项及第86条参照）。至于著作财产权，则得为让与或授权他人使用，除“著作权法”另有规定外，存续于著作人之生存期间及其死后50年（“著作权法”第30条）。 兹为便于对照，将人格权、商标权与著作权的性质及保护内容，图示如下： ┌─────┬────┬───┬───┬─────────┐ │项目/类别│保护内容│排他性│让与性│继承性│ ├─────┼────┼───┼───┼─────────┤ │人格权│精神利益│√│x│x│ ├─────┼────┼───┼───┼─────────┤
试论法人人格权及其民法保护 摘要：本文讨论了法人人格权产生和发展的时代背景、理论前提和社会基础，以及法人人格权的性质。法人人格权的产生并不是偶然的，也同样不是法律上一厢情愿的拟制。随着社会化大生产的推进，无论社会形态还是社会组织方式都发生了一系列质的变化。这种变化不仅推进了经济的发展，同时也推进了法律制度的变革。法人人格权的发展经历了漫长的发展过程。法人不仅享有一般人格权，而且仅享有具体人格权。其人格权应当受到保护，这也同样是历史发展的必然。 关键词：法人法人人格法人人格权 法人人格权表现法人独立的主体资格，标志法人全部活动的总的评价，并体现一定社会评价的权益。确认并保护法人的人格权，是我国法律的一项重要的任务。人格权问题可以说是目前中国民法学界探讨最热烈的问题之一。尽管我国《民法通则》对法人人格权及其民法保护问题作了一些原则性规定，但由于理论上的准备不足，这些规定仍很不尽人意。有鉴于此，本文试图结合国内外关于法人人格权及其民法保护问题的理论与实践，对法人人格权及其民法保护问题作一些初步探讨。 一、法人人格权产生与发展的历史轨迹 法人是一种具有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并且能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社会组织。法人制度萌芽于罗马法时期。其最终被法律所确立，应首推1896年的《德国民法典》。从该法典的制定过程来看，法人人格权的确立经历了-个步履艰难的过程。第一次草案只规定法人具有独立的财产权利并负担独立的财产义务的能力，而法人人格权的确认与保护，还没有提到议事日程。第二次草案则赋予
法人以所有财产上的能力以及完整的权利能力。在第二次委员会上又特别赋予法人一种人格权-名称权。德国多数学者主X保护法人的名称权，但也有较强的反对意见，所以《德国民法典》第12条虽然明确规定保护自然人的XX权，但并没有明确规定该条的规定可适用于法人。直到1907年的《瑞士民法典》，才第一次对人格权作了一般规定。该法典第53条规定：“法人能享受一切权利，井负一切义务。但如性别、年龄、或亲属关系等，并以人类之天然性质为其前提者，不在此限。”我国XX地区的民法典基本上采取了瑞士立法例，该法典第26条规定：“法人于法令限制内，有受权利、负担义务之能力，但专属于自然人之权利义务，不在此限。”法人人格权的发展经历了一个相当漫长和曲折的过程。历史本来就是一个不断发展、不断自新的过程，权利的种类设置需要因循历史而又不能拘泥于历史。 法人作为一种组织体，由于其不是基于自然而产生，因此其不具有自然人的属性以及与这种属性相联系的人格性利益，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不能通过法律上的拟制使法人成为这种利益的形式上的承载者和有效的保护者。一般来说，法人都是自然人的组织体（即使财团性法人，其活动也需要自然人来完成），因此自然人以其作为法人的一个成员这样的特殊资格进行活动时所涉及的某些人格利益，就必然要以法人的团体性人格利益的形式表现出来。当这种人格利益遭到侵害时，也是作为团体的法人受到侵害，而不是作为个体的自然人。因此，在这样的情况下，这种法人的团体性人格利益必须要求法人以自己的名义来承载和进行保护，而不是自然人以其个人名义来进行保护。这就要求法人能够享有人格权。 二、法人人格权的法律特征
龙源期刊网 https://www.doczj.com/doc/a09099989.html, 浅析隐私权的民法保护 作者：魏天琦 来源：《中国·东盟博览》2013年第01期 【摘要】本文旨在探讨隐私权的民法保护，首先从隐私的起源出发，介绍了隐私以及隐 私权；其次探讨了我国对于隐私权保护的立法现状及缺陷，尤其是民事立法方面，包括对隐私权只提供间接保护，将侵害隐私权纳入侵害名誉权的范畴，对于隐私范围的确定标准不明，以及对于隐私权的民事责任规定的缺失；最后，针对上述缺陷提出相应的解决方案。 【关键词】隐私；隐私权；民法保护 文章编号：1673-0380（2013）01-0102-02 一、隐私权探源 （一）隐私 隐私意识自古就有，它起源对于人们对人体某些部位的羞耻心，而近代意义上的隐私则是资产阶级提倡人权和个人尊严、个人解放的产物。然而，什么是隐私，却众口不一。依杨立新教授的观点，隐私也称之为个人生活、私生活、私生活秘密。 构成隐私有两个要件，一为“私”，指纯粹是个人的，与公共利益、群体利益无关的事情。这是隐私的本质；二为“隐”，它并非描述某个事情、某个信息不为人知的事实状态，它包括：当事人不愿个人私事被他人知悉；按正常的心理和道德水平，个人隐私不便让他人知道，否则会对当事人产生各种不利的后果；个人私事当事人不愿或不便他人干涉；某些私人领域当事人不愿或不便他人侵入。[1] （二）隐私权 1.隐私权的概念 隐私权的概念起源于美国。1890年， Warren邀请Brandeis二氏共同撰文，在哈佛法律评论第四期发表《隐私权》（The Right to Privacy）一文，首次提出了隐私权的概念。[2]杨立新教授认为，隐私权是指自然人依法享有的对其个人的、与公共利益无关的私人信息、私人活动和私人空间自主进行支配的具体人格权。 2.隐私权的内容 依杨立新教授的观点，隐私权包括以下四个方面的内容：一是隐私隐瞒权，是指权利主体对自己的隐私进行隐瞒，不为人所知的权利；二是隐私利用权，主要是指公民对自己的个人资
人格权的保护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不仅从未独立成编，而且也极为缺乏。直到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由于社会经济条件的变化，以及西方的所谓“人权运动”的发展，人格权在立法和判例中逐渐得到了确认和保护，人格权制度开始形成为具有自身的内在体系的一项民法制度。 一、人格权及人格权保护的概述 （一）人格权定义的表述 人格权的概念，目前法学界有不同的表述。笔者对此存在着不同的观点。归纳起来主要有如下几种： 第一、从专属性角度给人格权定义，即认为人格权是专属于主体的权利。例如我国旧民法学者龙显铭认为，人格权“谓与人之人格相始终而不能分离之权利，亦即以人格的利益为内容之权利，如生命权、身体权、自由权、名誉权等是”。这一观点揭示了人格权与财产权等权利相比较所具有的突出特点即专属性特点。然而，全面表述人格权的概念，仅仅说明人格权的某一特征是不够的，而且这一特征也不能概括人格权的全部特点。所以，这些概念尚有待于完善。 第二、从人格权客体角度给人格权下定义。此种观点认为，人格权是“权利主体所变有的行为与精神活动的自由和完整，它的基本观点在于人的社会性，在法律上则表现为权利主体自身在动态方面的安全”。这一观点有利于说明人格权是人格利益受法律保护的结果，而且法律保护人格利益具有自身的特点，然而，仅仅从人格利益角度说明人格权，只是解释了人格权的客体，并没有全面说明人格权的概念。 第三、从人格权与人格的关系角度给人格权下定义，此种观点认为“人格权即指法律赋予权利主体为维护自己的生存和尊严所必需具备的人身权利。如生命、健康、名誉等等，这些都是构成人的人格要素，也是人作为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所必需具备的条件，人格权，是指公民、法人具有法律上的独立人格必须享有的民事权利。这一观点是从人格权与人格的关系角度给人格权所下的定义，它揭示了人格权存在的宗旨以及权利的来源，但却没有说明这一权利的特点。 笔者认为，人格权是指主体依法所固有的，以人格利益为客体的，为维护主体的独立人格所必备的权利。 （二）人格权的含义 人格的定义包含了如下含义： 1.人格权是主体依法固有的权利 所谓依法固有，指人格权是由主体始终享有的权利。也就是说，一旦自然人出生、法人成立，就应当依法享有人格权。在主体存在期间，始终与主体不可分离，除非主体死亡或终止，则主体所享有的人格权不复存在。人格权不论主体是否具有独立意思，或是否意识到这些权利的存在，它们都是客观存在的，人格权也不需要主体实施一定的行为去实际取得，
浅析个人数据隐私权的法律保护 [ 09-09-30 08:29:00 ] 作者：易艳陈文 涛编辑：studa090420 摘要: 为体现现代文明社会对人的尊严和人权的保护,尽快实现用法律的方式保护个人数据隐私权,确立保护个人数据隐私权的法律原则,界定对个人数据隐私权侵犯的构成要件显得极为必要。 关键词: 个人数据隐私权法律保护原则构成要件一、对个人数据隐私权的保护应尽早纳入法制轨道一般来说,个人私事的发生与个人空间的占有都是有形的,但是,在个人空间中发生的个人私事却会生成无形的个人数据。在信息时代,个人数据扩散的最大威胁来自于对信息技术的滥用与网络道德的败坏。个人数据一旦进入国际互联网,就有可能在全球范围内广为传播,且无拘无束地被下载、复制。因此,随着计算机信息网络的发展,世界各国越来越重视对信息安全的保护,并根据网络传输的特点将个人信息称为个人数据。完整法律意义上的个人数据隐私权应包括两层含义:一是保证公民的个人数据隐私权不受他人侵犯;二是个人数据隐私权受到侵害时可求助法律保护。在一个文明民主的国度里,每个公民都有防止个人数据被非法扩散的权利。个人数据隐私权作为一项民事权利,应当受到法律的保护。公民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有对其思维和行为所生成的个人数据具有无可争辩的所有权,国家应保护其个人数据处于秘密状态。另外,根据私权可以放弃的原则,公民对个人数据是否加以保护以及是否允许特定主体使用,只要其具有行为能力就可以自主决定。个人数据隐私权是传统隐私权在现代信息社会的延伸,由传统隐私权“独自享有的权利”发展为“控制有关自己私人资料的权利”。这一观念变化源于上世纪60 年代以后,随着信息传播技术的现代化,我们的信息网络正面临着严峻的挑战,信息技术的发展已经能够使得远距离在实时状态下为零,信息的收集、加工、传输可以在隐蔽状态下悄无声息地进行,个人数据被非法利用的危险时刻存在。为了体现现代文明社会对人的尊严和人权的保护。我国用法律保护个人数据隐私权已刻不容缓。第一,人类逐步摆脱物质贫困,步入不再因物质条件的贫乏而影响其生存的时代,从而会将更多的注意力转向对精神生活的追求及对自我人格的关注。从工业革命的完成到电子时代的到来,人们普遍感到“天下真小”,大千世界有时竟找不到一处安宁的容身之地。物质文明越发达,人们对精神文明的追求愈高,也就愈感到个人隐私不容侵犯,愈感到保护个人隐私的重要。第二,科学技术的发展本身具有盲目性,它不可能自发地沿着为社会绝大多数人造福的方向发展;相反,科技在有些方面被不当利用,如果没有高度理性的价值评判标准加以约束、限制或取缔,那么可能带来重大的危害。信息技术及其产品的不当利用则对公民的隐私构成严重威胁。强化隐私权的法律保护,限制某些监控和间谍产品的研制及利用,可为这一领域提供一个具有更高层次意义的价值评判标准,避免科技在这方面的畸形发展及其产品的不当利用危害人类自身。正因为如此,对个人数据隐私权的保护应尽早纳入法制轨道。二、个人数据隐私权法律保护原则隐私权理论诞生于19 世纪下半叶,涉及隐私权的法律制度始于19 世纪与 20 世纪之交,这一历史现象与作为社会第一生产力的科技的发展密切相关。当今中国,随着计算机的日渐普及和信息处理传播技术的快速发展,个人数据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