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刑事诉讼中的“排除合理怀疑”
赖早兴
【内容提要】美国刑事案件的证明标准是排除合理怀疑。该标准现在是一个被广泛接受的标准，但该标准源于何时，理解上存在一定的争议。该标准在美国刑事诉讼中处于什么样的地位，不同的人观点并非完全一致。法官是否应当在给陪审团的指示中明确该标准的定义，不同的学者理解上有分歧，法院间的做法也有差异。在定义该标准时，有三种方式。对于“合理怀疑”的解读通常采用同义词“道德确信”加解释。对于是否应当量化排除合理怀疑标准，法律界也有不同的意见和方式。
【关键词】美国刑事诉讼排除合理怀疑解读
在美国刑事诉讼中，有罪裁定建立在事实裁判者认为被告人有罪的基础上。但事实裁定者既非案件事实的亲历者亦非目击者，而是一个完全的局外人，他们如何裁定行为人有罪？这就涉及刑事案件的证据标准问题。正如在In re Winship案中Harlan法官说：“在审判过程中，存在关于曾经发生事件的事实的争议，事实发现者（fact finder）无法获得对于已经发生事实的不容置疑的确信。相反，所有的事实发现者能获得的只是可能发生了什么的信念。……因此，证据标准表示指示事实发现者的一种企图，让他们明白在我们的社会，在特定判决中，作出正确事实结论应当有多大程度的自信。”⑴陪审团作为事实裁定者时，陪审员多数情况下是法律门外汉，他们对于什么情况下应当对被告人裁定有罪知之甚少，审判中法官必须给陪审团相关的指示，让陪审团明白刑事案件有罪裁定的证据标准。1987年一个关于陪审团制度作用的审判协商委员会的工作小组提出了一个示范的指示：“正如我已经多次说过的，控方有责任将被告人的罪行证明到排除合理怀疑的程度。控方承担将被告人有罪证明到排除合理怀疑程度的责任。你们中可能有的人曾经在民事案件中担任过陪审员，在民事案件中你们被告知只需将事实的真实性证明到比其不真实更可靠的程度。在刑事案件中，控方的证明责任则比这个要更为有力。它必须证明到排除合理怀疑的程度。”[1][FN55]那么“排除合理怀疑”标准是如何产生的？它在美国刑事诉讼中具有什么样的地位？美国各司法
区和联邦法院在刑事案件的诉讼中是否会对“合理怀疑”进行定义？如果给“合理怀疑”下定义，他们是以什么样的方式进行定义？“排除合理怀疑”标准如何理解？是否可以量化“排除合理怀疑”标准？本文试图对这些问题作粗略的解答。
一、排除合理怀疑标准的沿革及其在刑事诉讼中的地位
（一）排除合理怀疑标准的沿革
排除合理怀疑标准虽然现在已经被广为接受，但对于该标准源于何时，学者间存在一定的争议。一些历史学家经过研究认为，“排除合理怀疑”理论产生于17世纪的英格兰，在18世纪的普通法法庭中广为采用。[2]对于该标准被法院首次采用的具体年代，有人认为该标准首先适用于1770年对波士顿大屠杀的审判中。当时控方在最后陈述中使用了排除合理怀疑一词。[3]有人认为，该标准首先适用于1793年新泽西州一个法院对State v．Wilson⑵案的审判。该案中，法官指示陪审团遵守“人道规则”（humane rule），如果对于被告人是否成立所指控的罪有“合理怀疑”就应当裁定其无罪。大多数人认为，“合理怀疑”标准第一次强制性地在法庭中适用是在1798年的爱尔兰反叛案中，该案中辩护律师力图提高控方的证明责任而使用了排除合理怀疑一词。⑶英美国家曾经使用过多种概念表达刑事证据标准，如“排
除一切合理怀疑”（proof beyond all reasonable doubt）、“排除任何合理怀疑”（proof beyond any reasonable doubt）。在19世纪初，排除一切合理怀疑（beyond all reasonable doubt）是最流行的概念，排除合理怀疑（beyond reasonable doubt或beyond a reasonable doubt）直到19世纪后期才作为一个普遍接受的概念而广泛适用。[4]
到19世纪中叶，犯罪必须证明到排除合理怀疑的程度已经在美国的许多州扎下了根，如纽约、北卡罗莱纳、佐治亚、佛蒙特、马萨诸塞、弗吉尼亚、康涅狄格。[3]但直到1970年的In re Winship案中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才认为宪法要求在所有刑事案件中适用这一标准。
（二）排除合理怀疑标准在刑事诉讼中的地位
证明标准是控诉方或原告方说服事实裁定者被告人有罪或控告事实成立的程度。美国司法制度中通常使用四个基本的标准（按严格程度列举）：优势证据（preponderance of the evidence）、清晰且有力标准（clear and convincing evidence）、清晰、不含糊且有力标准（clear，unequivocal，and convincing evidence）和排除合理怀疑标准（proof beyond a reasonable doubt）。刑事制裁的后果极为严重，错误的裁判可能使被误判者失去财产、名誉、自由甚至生命，且难以纠正。因此，一定条件下裁定者宁愿放任一个犯罪者也不愿错判一个无罪者。这就是为什么William Black-stone的名言（与其让一个无罪的人受到惩罚，不如让十个有罪的人逃避惩罚）在英美国家十分流行的原因所在。所以刑事案件的证明标准历来被认为是所有案件中最高的，即通常认为要达到排除合理怀疑的程度。在给陪审团的指示中，法官通常被要求向陪审团明示刑事案件的证明标准。
排除合理怀疑标准在刑事诉讼理论界和实务界具有极高的地位。有学者认为：“陪审员们以合理怀疑为荣的主要原因在于，它是盎格鲁-撤克逊司法制度的基石，是，自由社会最值得骄傲的方面之一，它保护了我们整个社会最重要的利益——生命与自由。”[5]“合理怀疑标准是我们刑事审判制度的核心特征。该标准代表我们社会的信念，即除非事实发现者对某人的犯罪近乎确信，没有人应当被确定为有罪。”[6]作为每个刑事案件核心的排除合理怀疑标准尽管在美国宪法条文中没有作出规定，但联邦最高法院在In re Winship案中认为，宪法第五、第十四修正案的正当程序保障包含了：除非将指控之罪的每个构成要素证明到排除合理怀疑的程度，否则不得裁定被告人有罪。在Jackson v．Virginia⑷案中，联邦最高法院曾经对排除合理怀疑标准作了这样的表达：使事实发现者明白接近确信被告人有罪的主观心态所要达到的程度，该标准表明我们的社会重视刑事制裁和社会的自由。在Addington v．Texas⑸案中，联邦最高法院首席法官Burger曾经说：“在刑事审判中，我们的社会承担着错案的危险。在正当程序条款下，通过要求控方将被告人的犯罪证明到排除合理怀疑程度，误判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克服。”在Victor v．Nebraska⑹案中，联邦最高法院认为宪法要求每个法院指示刑事陪审团适用这一标准。
不过，也有学者提出，排除合理怀疑标准不应当是所有刑事案件的证明标准，因为不同的案件中被告人成立犯罪后所判处的刑罚不同，剥夺或限制的权益的重要程度也有差异，所以应当根据惩罚程度的差异适用不同的证明标准。例如，有人意识到死刑错判相当频繁，认为排除合理怀疑的标准不足以用于死刑案件，呼吁死刑案件中陪审团在裁定被告人犯罪成立时必须适用更高的证据标准。“我们建议，在政府剥夺被告人的生命前，控方必须以比排除合理怀疑更严格的标准证明被告人的罪行。如果陪审团以排除合理怀疑的标准裁定被告人犯罪成立，除非它能以排除所有可能怀疑（beyond all possible doubt）的标准认定其有罪，否则它不得适用死刑。如果陪审团不能确保做到这一点，法官有责任适用刑罚但不能适用死刑。”[7]
二、关于法官是否应当解释“合理怀疑”的争议
作为刑事诉讼证明标准，排除合理怀疑的适用决定着被告人是否有罪，所以事实裁判者对于该标准的理解极为重要。排除合理怀疑标准是一个法律用语，但适用该标准的却往往是法律门外汉的陪审团成员。他们是否能正确理解排除合理怀疑中“合理怀疑”的要旨，对其裁判的刑事案件具有决定性意义。法学界对于是否应当对“合理怀疑”作出解释以帮助陪审团正确理解该标准从而准确作出裁定有不同的观点，实践中不同的司法区或不同的法院之间也有不同的做法。
有的人认为“合理怀疑”表达过于简单，不便于陪审团成员理解和把握，有必要对其作出解释。例如有人认为：“排除合理怀疑标准是美国法学中的关键问题。如果对合理怀疑不作界定，陪审团不得不探求其含义。如果陪审团适用错误的证据标准，控方和被告方均可能受到损害。陪审团可能错误地认为合理怀疑标准要求证据上没有任何怀疑。同样，陪审团可能错误地将该标准解释为只要比无罪裁定的证据力度强一些即可。”[8]“刑事案件中，排除合理怀疑标准具体、清晰、明确的表达将有利于改进事实发现者的作用，也有利于恢复公众对司法裁定的信心。”[9]一些法院认为，在保障被告人获得公正审理的正当程序权利方面，合理怀疑标准极为重要，如果不对其进行定义，将会降低其作用。他们认为，合理怀疑这一词汇并不是那么普通、简单和清晰，其含义也不是不言自明的，即使是受过法律训练的法官也经常错误地描述合理怀疑标准。
但也有人反对法官在给陪审团的指示中解释“合理怀疑”。很多人认为，“合理怀疑”的含义是自明的，因为它是由易于理解的普通词汇组成，非法律人士也可以理解和接受。例如有人认为：“陪审员对合理怀疑拥有独有的理解力，这使他们能在没有解释性的指示下作出裁定。”[10]还有人从宪法的规定出发认为法官没有义务解释何为“合理怀疑”，例如有人认为广宪法没有要求运用任何特定的语言形式以告知陪审团控方的证据义务”。[8]更有人主张在理解“合理怀疑”上应当充分发挥陪审团的主观能动性。例如，有人认为：“尽管一些人声称，以大意相同的同义词定义合理怀疑最能确保陪审员理解这一标准，但从历史上看，定义合理怀疑的司法努力并不令人满意，没有达到这一目的。因为合理怀疑本身就是一个没有固定含义的词汇，它的适用过程中要求价值判断，作为社会的代表，陪审团最适合确定其含义。为了在审判过程中发挥社会的集体智慧，法院不应当在其对陪审团的指示中定义合理怀疑。”[10]
从法院的做法来看，不同的法院之间对于是否在给陪审团的指示中界定“合理怀疑”有不同的做法。起初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不鼓励定义“合理怀疑”。例如在Holland v．United States ⑺案中，联邦最高法院认为：“合理怀疑”含义是自明的（self-explanatory），无需对其进一步加以解释。试图对“合理怀疑”这一词汇进行解释通常无法使陪审团的心里更为清晰、明确。后来在Victor v．Nebraska⑻案中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对于法院给陪审团的指示中是否应当对“合理怀疑”进行界定的观点变得不明确。在该案中联邦最高法院认为，宪法没有说法庭是否必须对“合理怀疑”进行定义，即“宪法没有禁止初审法院给合理怀疑下定义，当然也没有要求它们下定义”。
与联邦最高法院不同，一些联邦上诉法院和地方法院已经明确是否定义“合理怀疑”。一些法院要求明确“合理怀疑”的含义，而一些法院则明确反对定义“合理怀疑”。例如第三、八、十、十六巡回审判区要求给“合理怀疑”作出界定。第三巡回法院在Blatt v．United States⑼认为，不界定“合理怀疑”对“被告人而言是有害的错误”。第十巡回法院在1954年和1974年分别规定，审理法庭必须界定“合理怀疑”。其理由是，合理怀疑标准是刑事诉讼制度的基石，审理法庭必须向陪审团解释何为“合理怀疑”。第五巡回法院在United States v．Williams⑽案中，也敦促初审法院解释“合理怀疑”。
与此相反，第七、四、一、九巡回审判区认为“合理怀疑”无需定义。这些法院认为，对于那些作为陪审员的非法律专业人士而言，“合理怀疑”已经是一个含义明确的概念，进一步
定义将造成混淆，并且会在一定程度上减轻控方的证明责任。第七巡回法院是第一个反对界定“合理怀疑”的法院。该法院认为，在审理过程中，初审法院没有为陪审团定义何为“合理怀疑”不是一个可以撤销判决的错误，因为“合理怀疑”本身已经非常明确；试图进一步解释“合理怀疑”只会使陪审团糊涂。该法院甚至认为即使陪审团要求定义“合理怀疑”也不得对其加以界定。[8]第一巡回法院在Dunn v．Perrin⑾案中认为，准确地界定“合理怀疑”是十分困难的事，如果主张对其进行界定将会导致降低控方证明责任。在Unit-ed States v．Olmstead ⑿案中，该法院裁定，不要求法院对“合理怀疑”进行界定。但该法院将是否对“合理怀疑”进行界定的权力授予初审法院。第四巡回法院在United States v．Reives⒀案中禁止对“合理怀疑”进行定义，因为定义只会使该概念更加混淆。即使是陪审团要求法庭对该概念进行解释，也应当拒绝。在United States v．Nolasco⒁案中，第九巡回法院认为在两种情况下，地方法院法官可能希望对“合理怀疑”加以界定，一是陪审团强求对何为“合理怀疑”加以解释，二是律师在争议中误导陪审团。该案认为，即使在这些情况下，地区法院也无需对“合理怀疑”进行界定。
与联邦法院一样，美国各州法院对是否应当对“合理怀疑”进行定义也存在不同的做法。加利福尼亚、印第安纳、爱达荷、马里兰、密苏里、蒙大拿、马萨诸塞、内华达、新罕布什尔、北卡罗莱纳、俄亥俄、宾夕法尼亚、罗得岛、田纳西等州以及华盛顿法院都要求对“合理怀疑”进行界定。此外，夏威夷、哥伦比亚特区和佛罗里达、路易斯安那州均不反对界定“合理怀疑”。而得克萨斯、俄克拉何马、亚利桑那、佐治亚、伊利诺斯、堪萨斯、肯塔基、密西西比、俄勒冈、佛蒙特、怀俄明、俄克拉何马州等州法院都认为不应当对“合理怀疑”进行界定。弗吉尼亚州法院不赞成进行定义、阿拉斯加州法院认为对“合理怀疑”进行界定不是必须遵守的强制性规则。[8]
三、“排除合理怀疑”解读
（一）“排除合理怀疑”的解读方式
如何理解“排除合理怀疑”一直是法律界的争议点。因为该词汇难以直接理解，所以一般采用同义词的方式对“排除合理怀疑”进行解读。美国第二巡回—上诉法院首席法官Newman 认为这是“是最广泛使用的解释，特别是在大多数联邦法院中”[1]。这一方式也得到了联邦最高法院的支持。在解读中，最常用的同义词是“道德确信”（moral certainty），即以该词汇来衡量是否达到了排除合理怀疑程度：如果陪审团对被告人有罪形成了道德确信就达到了排除合理怀疑的标准，否则就没有达到该标准。“道德确信”标准首先是为了减轻控方的证明责任而引入的，因为“道德确信”被认为是与“绝对确信”相对的“合理确信”。在Victor v．Nebraska ⒂案中，美国联邦最高法院认为：“排除合理怀疑标准与道德确信标准是与绝对确信相区别的概念。在刑事审判中，这两个短语是同义词，是完全等同的……其中的任何一个都表明这样的证据是与陪审团的确信一致的，是满足判决要求的。”
那么，什么是“道德确信”？在解释“道德确信”时，法官一般要求陪审员将他们在案中的决定与自己生活中的重要决定相比较。即在“道德确信”的类比下：合理怀疑是对所有证据仔细、公正地考虑后基于理性和常理的怀疑。排除合理怀疑标准是这样一种标准，即如此确信以致就象毫不犹豫处理自己生活中相当严肃、重要的事务一样。正如有学者所言：“合理怀疑是基于理性和常理的怀疑。这种怀疑会使一个理性的人在作出决定时犹豫不决。排除合理怀疑标准必须是具有这样的确信，即一个理性的人基于确信在处理他自己最重要的事务时不会犹豫不决。”[11]马萨诸塞州是第一个适用“道德确信”解读“排除合理怀疑”的州，该州现在仍然使用道德确信解释排除合理怀疑（但该州现在同时要求作出附加说明，以确保陪审团能了解控方的证明责任）。在Cage v．Louisiana⒃案中，初审法院指示陪审团，合理怀疑是“真
实存在的、实质的怀疑”，这种怀疑“会导致重大的不确信”。同时指示中还进一步要求达到“道德确信”的证据标准。
不过，用“道德确信”解释“排除合理怀疑”也受到各种非议。其主要原因在于词典对于“道德确信”有完全不同的解释。而且，陪审员可能将道德确信的指示理解为可以基于情感而不是证据和推理作出有罪裁定。正如一个初审法院所表达的：难道“道德确信”的解释取决于陪审员个人的宗教信仰、价值观念和哲学理念吗？在一系列案例中，众多法院表达了对以“道德确信”解读“排除合理怀疑”的不满。例如，在People v．Brigham⒄案中，加利弗尼亚州最高法院不赞同使用道德确信表达排除合理怀疑，因为它无法解释排除合理怀疑，以充分确保陪审员理解排除合理怀疑标准要求他们在审判中基于证据近乎确信地作出他们的裁定。到20世纪80年代，法官对陪审团的指示中，“道德确信”指示已经走下坡路。在Victor v．Nebraska 案中，Blackmun法官指出：如果告知陪审员适用道德确信的标准，在特别恶劣的案件中，陪审员可能会基于微弱的证据作出有罪裁定。在State v．Kozak⒅案中，罗得岛州最高法院认为，道德确信标准“用最好的话来说是误导，用最坏的话来说是违反宪法的要求”（该州以前曾长期运用道德确信解释排除合理怀疑）。
（二）“合理怀疑”的定义
对于“排除合理怀疑”的正确解读最重要的是准确理解何为合理怀疑。如果对“合理怀疑”没有正确理解就不可能正确理解“排除合理怀疑”。美国法律界对于“合理怀疑”有不同的界定方法，综而言之，有三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是从反面定义，即强调什么样的“怀疑”不是“合理怀疑”；第二种方式是从正面定义，即强调什么样的“怀疑”是“合理怀疑”；第三种方式是正反结合。
在People v．Feldman⒆案中，纽约州上诉法院对合理怀疑作了如下的界定：基于同情、幻想、偏见、成见、空想、多愁善感而产生的怀疑不是合理怀疑；基于陪审员因软弱、无能和胆小而逃避给他人定较重的罪行所致的不情愿也不是合理怀疑。在State v．Taylor⒇案中，法官对陪审团的指示中指出：合理的怀疑不是指基于猜测或推测的怀疑。这是第一种定义方式。
在United States v．Savulj(21)案中，法官给了陪审团如下的指示：并不要求控方以排除所有可能怀疑的标准证明犯罪成立。我们的标准是排除合理怀疑。合理怀疑是指基于理性和常理的怀疑，即这种怀疑将使一个理性的人在是否定罪上犹豫不决。因此，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据标准必须是这样的证据标准，即作为一个理性的人就像处理自己最重要的事一样，不会犹豫基于坚信而定罪。这属于第二种定义方式。
1793年，在State v．Wilson(22)案中，新泽西州一个法院的法官对陪审团的指示中认为：合理怀疑不是“荒唐地提出来”的怀疑，而是那些基于“对证据仔细思考”的怀疑。在Ramirez v．Hatcher(23)案中，法官给陪审团指示中对合理怀疑作了定义：这里的怀疑是“真实存在的、实质的”而不是“仅仅可能的或猜测的”怀疑。马萨诸塞州最高上诉法院首席法官Lemuel Shaw 的说法更为详尽：什么是合理怀疑？合理怀疑是一个经常使用的词汇，可能也相当好理解，但难于定义。它不仅仅是可能的怀疑；因为与人类事件相关且依靠道德证据的每个事情都存在一些可能或想像的怀疑的可能性。合理怀疑是案件处于这样一种状况，即经过对所有证据的比较和考虑，在陪审员看来他们仍然不能说他们感觉可以定罪，对指控的真实性没有达到道德确信的程度。证明责任由控方承担。所有独立于证据的推定都有利于无罪。每个人在被证明有罪前都推定为无罪。如果基于这样的证据仍存在合理怀疑，就应当基于被告人的利益作出无罪裁定。因为只确立可能性是不够的，尽管某一证据力度很强，尽管指控事实可能为真的可能性比可能为假的可能性大。证据必须确立事实的真实性至合理和道德的确信。那些有义务基于良心而行动的人的确信将说服和指导理解力，满足推定和判断。[1]这属于第三种定义方式。
四、关于是否将“排除合理怀疑”标准量化的争议
无论采用什么样的描述性文字对“排除合理怀疑”进行解释，标准总是模糊而难以把握，因此有学者提出是否能将该标准量化，即以数学化的百分比或其他某种数值来表达如何达到排除合理怀疑的程度。例如有学者认为：“在刑事案件中，法律倾向于有利于被告人。法律宁愿一些有罪的人被释放也不愿一些无罪的人被定罪。问题在于：（1）最低的可能性设定为多高；（2）这一标准如何表达。定量是一个表达标准的方式。通过我们的观察，对于成千上万的陪审员而言，将证据标准用描述性语言和清晰的百分比加以表达可能会更好适用。”[12]“有学者提出：“关于排除合理怀疑伪证据标准，除了描述性的表达外，一些关于有罪可能性的定量的定义是有必要的。”[12]刑事诉讼中，确实有运用量化方法解读排除合理怀疑标准的做法。例如，在People v．Ibarrap(24)案中，控方解释“排除合理怀疑”时使用了一个图表，在图表中以百分比的方式表达不同的证明标准。图表展示了从100％的确信标准到60％的排除合理怀疑最低标准的不同标准。该表中70％为排除部分怀疑、80％为排除所有怀疑，90％为绝对确信。
主张对“排除合理怀疑”进行量化的人中，对于何种程度就认定为达到了该标准，又有不同的观点。正如有学者所言：“支持将排除合理怀疑标准量化的观点对于该标准的数学化含义总体上存在较大的分歧。”[13]Weinstein法官以“排除合理怀疑”为主题对纽州东区的十个联邦法官进行了问卷调查。九个法官给出了百分比率。九个人中，一法官认为有罪可能性的比率要达到76％，一个法官认为比率要达到80％，四个法官认为要达到85％，两个法官认为要达到90％，一个法官认为要达到95％。这表明这种比率基本在85％-90％之间。另一份以“排除合理怀疑”最低比率标准为主题对美国所有的联邦法官进行了调查。给出有效调查的171个法官中，126人认为最低标准是90％或比这一标准更高，11人认为最低标准是75％或更低，甚至有人认为最低可以是50％。[4]针对陪审团的调查表明，许多陪审团中大多数陪审员认为70％的可能性就符合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据标准。有的学者则主张：“任何情况下，任何小于80％的可能性都应当理解为不符合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据标准。”[13]有学者提出：“如果我是事实裁定者，我会考虑我自己关于被告人有罪的确信程度，范围是从0到100，除非我确信的程度超过95％的范围，否则我不会赞同裁定有罪。”[1]
但也有许多人反对量化“排除合理怀疑”标准。法院通常宣称，排除合理怀疑标准要求事实裁判者所作的是定性判断而不是定量判断。有学者对反对量化“排除合理怀疑”标准的理由作了分析：“反对将刑事案件证据标准——排除合理怀疑量化的理由来自两大方面：政策导向和伦理、心理导向。包括：不同的案件可能有不同的标准，例如，刑罚越重标准越高；应当让陪审团根据特定案件的不同事实确定不同的标准；既然事实上对于排除合理怀疑标准的准确数量存在极大的争议，那么试图将数量标准化只会导致混淆，也只可能有表面的统一，不可能有真正的一致；内在上，概率无法用于表达准确的数量；可用于定罪的证据应当是实质性的或有份量的，数量上的可能性仅仅表达赞同或反对理由之间的平衡，而不是这些理由是否为实质性的。”[13]有的学者认为：“可能偶尔在某个案件中法院愿意接受某种量化的合理怀疑标准，但这样的案件太少。通常，以数学的方法对合理怀疑标准进行量化以明确排除合理怀疑是不允许的。”[14]一些法院也反对量化“排除合理怀疑”标准。在United States v．Hall(25)案中，Richard Posner 法官认为：“当要求法官和陪审团将他们用于定罪所要求的确信转变为百分比或机率时，他们有时会提出荒唐的低数值——如76％，有的则是50％。”
关于证据数学分析的优缺点的争论已经长达三十多年的时间，争议的结果仍不清楚：不知道证据数学分析的支持者还是反对者会取得最后的胜利。但有学者认为：“许多美国法官现在接受数学和定量方法能解决一些法律问题。所有美国法官现在接受或必须接受数学和定
量方法产生的结果在审判中经常是可以运用的。在诉讼中数学和定量方法的使用日益增加，这预示和表明司法对于自然科学态度的变化。司法领域的这种知识文化的变化可能会为排除合理怀疑的最终数量化提供沃土。”[14]
除了以比率的方式量化排除合理怀疑外，在司法实践中，也有人以运动场理论量化该标准。例如，在State v．Casey(26)案件中，控方告知陪审员何为排除合理怀疑时说：“好吧，我愿意以足球场作比较，你从一端边线跑向另一端边线。如果你一下子跑到了过去，并触地得分，那么就好比100％的可能性。这就是没有任何怀疑。我认为合理怀疑是大约75％，在一个100码的…足球场?上75米线到90米线之间那段距离”。在Petrocelli v．Angelone(27)案中，地区法院的法官说：刑事案件的证明标准是排除合理怀疑，你可以用运动场的理论确定控方对被告人的犯罪证明是否达到了排除合理怀疑的程度，即排除合理怀疑是“就像接近足球场上那条97码的线”。在State v．DelVecchio(28)案中，初审法院法官引用辩护律师的观点，以足球场类比“合理怀疑”：“在辩护律师Altschuler先生给陪审团的总结陈词中，他谈到了合理怀疑，他以两个体育的类比给合理怀疑作了解释。一个是棒球运动，另一个是足球运动。我与他谈过，而且他也知道我会将这些告诉你们。他并不是说为了达到裁定犯罪的程度你们必须到100码线。”
注释与参考文献
⑴In re Winship，397 U．S．358，370（1970）．
⑵State v．Wilson，1N．J．L502，506（1793）．
⑶也有人认为，是控方促使了该标准的适用，他们力图降低他们的说服责任，他们以前的责任通常难以承担，因为他们要以排除所有怀疑以说服陪审团。jon O．Newman，Beyond“Reasonable Doubt”，68 N．Y…U．L．Rev．979，981-982（1993）.
⑷Jackson v．Virginia，443 U．S．307，315（1979）．
⑸Addington v．Texas 441 U．S．418（1979）．
⑹Victor v．Nebraska，114 S．Ct．1239，1243（1994）．
⑺Holland v．United States，348 U．S．121，140（1954）．
⑻Victor v．Nebraska，114 S．CI．1239，1243（1994）．在该案中，联邦最高法院赞同这种观点，即：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程度是这样一种程度，即证据让你坚信被告人有罪。世界上很少有事情是我们可以。绝对确定的，在刑事案件中，法律不要求证据排除所有可能的怀疑。基于对证据的仔细思考，如果你坚信被告人成立所指控的罪行，你必须裁定他有罪。相反，如果你认为存在他无罪的实际可能性，你必须基于被告人的利益考虑这一怀疑，并裁定他无罪。
⑼Blatt v．United States，60 F．2d481，481（3rd Cir 1932）．
⑽United States v．Williams 20 F．3d125（5th Cir．1994）．
⑾Dunn v. Perrin570F. 2d21，23（1st Cir. 1978）.
⑿United States v. Olmstead，832 F. 2d 642，646（1st Cir.1987）.
⒀United States v. Reives 15 F. 3d 42，45-46 & n. 3（4th Cir.1994）.
⒁United States v. Nolasco 926 F. 2d 869，872（9th Cir. 1991.）.
⒂Victor v. Nebraska，511 U.S. 1，7（1994）.
⒃Cage v. Louisiana（498 U.S. 39，40（1990）.）
⒄People v. Brigham，599 P. 2d 100（Cal. 1979）.
⒅State v. Kozak，637 A.2d782，782（R.I. 1994）.
⒆People v. Feldman，71N. E. 2d433，439（N. Y. 1947）.
⒇State v. Taylor，687 A. 2d489，501 n. 12（Conn. 1996）.
(21)United Statesv. Savulj，700F.2d51，69（2nd Cir. 1983）.
(22)State v. Wilson，1 N.J.L. 502，506（1793）.
(23)Ramirez v. Hatcher. 136F. 3d1209，1211（9th Cir. 1998）.
(24)People v. Ibarra，No. H021123，2001 WL 1330296（Cal. Ct.App. 26 October 2001 ）.
(25)United States v.Hall，854 F.2d 1036（7th Cir.1988）.
(26)State v.Casey，No.19940，2004 Wl 405738，at*6（Ohio App.5 March 2004）.
(27)Petrocelli v. Angelone，248 F.3d 877，888（9th Gir.200）.
(28)State v. Delvecchio，191 Conn.412，417-18，464 A.2d 813，817-18（1983）.
[1]Jon O. Newman，Beyond “Reasonable Doubt”，68 N. Y. U. L. Rev. 979，（1993）.
[2]Barbara J. Shapiro，“To a Moral Certainty”：Theories of Knowledge and Anglo-American Juries 1600-1850，38 Hastings L.J.153（1986）.
[3]Anthony A. Morano，A Re-examination of the Reasonable Doubt Rule，55 B. U. L. Rev. 507，516-518（1975）
[4]Lawrence M. Solan，Refocusing the Burden of Proof in Criminal Cases：Some Doubt About Reasonable Doubt. 78 Tex. L.Rev. 105，110（1999）.
[5]Amy D. Ronner，The Demise of the Reasonable Doubt Standard：the Toxic Watts and Putra Decision . 60 U. Pitt. L. Rev.373，417-418（1999）.
[6]Robert C. Power，Reasonable and Other Doubts：The Problem of Jury Instructions，67 Tenn. L. Rev. 45，46（1999）.
[7]Leonard B. Sand，Danielle L. Rose. Proof Reasonable All Possible Doubt：Is There a Need for a Higher Burden of Proof When the Sentence May be Death？78 Chi.-Kent L. Rev. 1359，1361（2003）.
[8]Jessica N. Cohen，The Reasonable Doubt Jury Instruction：Giving Meaning to a Critical Concept. 22 Am. J. Crim. L. 677，678（1995）.
[9]Azhar J. Minhas，Proof Beyond a Reasonable Doubt：Shifting Sands of a Bedrock？23 N. Ilk U. L. Rev. 109，130（2003）
[10]Note，Reasonable Doubt：an Argument Against Definition. 108 Har v. L. Rev. 1955，1972（1995）.
[11]EDWARD J. DEVITF ET AL.，Federal Jury Practice and Instructions（4th ed. 1992），§ 12.11.
[12]Jack B. Weinstein，Comment on the Meaning of 'Proof Beyond a Reasonable Doubt; 5 Law，Probability & Risk 167，167（2006）.
[13]James Franklin，Case Comment-United States v. Copeland，369 F. SUPP. 2D 275（E. D. N. Y. 2005）：Quantification of the Proof Beyond Reasonable Doubt' Standard. 5 Law，Probability & Risk 159，164（2006）.
[14]Peter Tillers，Jonathan Gottfried，Case Comment-United States v. Copeland，369 F. SUPP. 2D 275（E. D. N. Y. 2005）：a Collateral Attack on the Legal Maxim that Proof Beyond a Reasonable Doubt is Unquantifiable？5 Law，Probability & Risk 135，136-137（2006）.
【作者介绍】湘潭大学法学院副教授，法学博士，西南政法大学法学博士后流动站研究人员，主要从事刑法与刑事诉讼法的研究。
【文章来源】《法律科学》2008年第5期。
律师刑事辩护:英美法系“排除合理怀疑”证明标准对我国刑事证明标准运用之
影响
更新时间：2009.04.06 查看次数：365
英美法系“排除合理怀疑”证明标准对我国刑事证明标准运用之影响
[论文概要]
由于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吸收了无罪推定原则的基本精神，与无罪推定原则密切相关的英美法系“排除合理怀疑”刑事证明标准也随之得到了我国法学理论界和实务界的普遍关注，并进而对我国刑事证明标准运用理论和审判实践中刑事证明标准的运用产生了较大的影响。本文从比较法与刑事审判实践的角度出发，在对“排除合理怀疑”证明标准的涵义进行辨析的基础上，对“排除合理怀疑”证明标准与我国“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刑事证明标准的异同进行了比较；论证了“排除合理怀疑”证明标准对我国刑事证明标准的内涵、重构所产生的理论上的影响，以及对我国刑事审判实践证明标准的运用所产生的影响，介绍了我国刑事审判实践对“排除合理怀疑”证明标准的态度，并分析了“排除合理怀疑”证明标准在我国刑事审判实践运用中应注意的有关问题。
证明标准是指法律规定的运用证据证明待证事实所应达到的程度和要求。〔1〕刑事诉讼中的证明标准，则是指刑事法律规定的司法机关对刑事案件的待证事实的认定所要达到的证明程度。“排除合理怀疑”(Proof beyond reasonable doubt)是英美法系国家刑事诉讼中作出有罪裁决的证明标准。〔2〕其与无罪推定原则相辅相成，共同维护着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权益，只要指控有罪的证明没有达到“排除合理怀疑”的程度，或者说裁判对指控有罪的证明还存在合理的怀疑，就应该在认定案件事实时做出有利于被告人的推定或解释，判定被告人无罪。正是在“排除合理怀疑”证明标准的配合下，无罪推定原则才展现出完整的功能。〔3〕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虽然没有完全确立和充分肯定无罪推定原则，但该法第12条关于“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的规定则吸收了无罪推定原则的合理内核，这已得到我国法学理论界和实务界的普遍认同，〔4〕与无罪推定原则密切相关的英美法系“排除合理怀疑”证明标准在我国也即得到广泛关注，并进而对我国刑事证明标准运用理论和审判实践刑事证明标准的运用产生了较大的影响。由于我国法学界、实务界对“排除合理怀疑”证明标准认识不一致，对我国刑事证明运用标准的运用也存在着分歧，因此有必要从比较法与审判实践的角度出发，对“排除合理怀疑”证明标准对我国刑事证明标准的运用所产生的影响进行分析，以有利于审判实践中刑事证明标准的准确运用。
一、英美法系“排除合理怀疑”证明标准之涵义辨析
英美法系“排除合理怀疑”证明标准有一个逐步确立的过程。最先确立该证明标准的英国最初运用的证明标准是对被告人的定罪量刑必须有“明白的根据”。嗣后交替使用过各种不同的用法，旨在表示信念的不同程度。直至1789年在都柏林所审理的叛逆案件中，才将信念程度落在“疑”字上，形成了一直沿用至今的刑事证明标准——“排除合理怀疑”。〔5〕这个证明标准在死刑案件中首先使用后，逐步扩大到所有的刑事案件，从而成为英美法系国家刑事案件的通用证明标准。〔6〕
对于何谓“排除合理怀疑”，英美等国不论在法律上还是法理上均无统一的具体说法。〔7〕美国著名法学家希莱克认为，所谓“排除合理怀疑”是指全面的证实、完全的确信或者相信一种道德上的确定性。〔8〕关于“排除合理怀疑”的定义，比较流行的是1824年史塔克提出的“具有道德上的确定性以至于排除了所有的怀疑”〔9〕；引用最为广泛的是美国加州刑法典第1096条的表述：“它不仅是一个可能的怀疑，而是指该案的状态，在经过对所有证据总的比较和考虑之后，陪审员的心理处于这种状况，他们不能说他们感到对指控罪行的真实性得出永久的裁决已达到内心确信的程度。”〔10〕
笔者以为，英美法系内部虽然没有对“排除合理怀疑”的具体涵义达成一致意见，但是从上述学者及美国加州刑法典关于“排除合理怀疑”的界定及其涵义的表述中，可以得出：(一)“排除合理怀疑”是裁
判主体的一种主观认识，无论是希莱克的“完全确信或者相信一种道德上的确定信”、史塔克的“具有道德上的确定性”，还是美国加州刑法典的“陪审员的心理处于达到内心确认的状态”，均是针对裁判者的主观认识而确定的一种要求：(二)这种主观认识是基于有关客观的证据而形成的，即是“经过对所有证据总的比较和考虑后”作出的；(三)这种主观认识是裁判主体对有罪指控的一种内心确信。
至于我国学者对“排除合理怀疑”之涵义的界定，由于“排除”一词的中文含义是明确的，因而争议之点是关于“合理怀疑”的涵义理解。有一种观点认为，所谓“合理怀疑”是人们特别是法官们基于共同的生活经验所通常会产生的有理由的怀疑；〔11〕另一种观点认为，“合理怀疑”不是无中生有凭空想象，不是鸡蛋里挑骨头，不能超出情理，更不能出以恶意；〔12〕第三种观点认为，所谓“合理怀疑”，并不仅仅指可能的怀疑，而是指整个案件的状态。在经过对所有证据总和的比较和考虑之后，事实裁判者的心理处于此种状态，他们不能说他们感到对指控罪行的真实性得出永久的裁决已达到内心确信的程度；〔13〕第四种观点认为：“合理怀疑”是指用作证明的证据和被证明的事实有缺陷，不真实、不具有合法性、排他性或关联性，从而有理由认为其不确实，而不是无端猜疑。〔14〕
笔者看来，我国上述学者的四种观点从不同的角度阐述了“合理怀疑”的涵义。第一种观点从正面即“合理怀疑”是什么阐述了“合理怀疑”的涵义；第二种观点从反面即“合理怀疑”不是什么，对“合理怀疑”进行了界定；第三种观点从正反两面总结归纳了“合理怀疑”的涵义，强调了“合理怀疑”是在对案件证据总的比较分析之后形成的一种状态，即对有罪指控未达到内心确信的状态；第四种观点亦从正面强调“合理怀疑”是有关裁判主体认为证据对待证事实的证明未起到确实程度。从我国上述学者关于“合理怀疑”之涵义的理解来看，重点强调的有以下四点：一是“合理怀疑”是基于经验、符合情理的、有理由的怀疑；二是“合理怀疑”是对案件证据总和比较之后而形成的；三是“合理怀疑”是针对“指控的罪行”而言的；四是“合理怀疑”是对有罪指控未达到内心确信的程度。
由于“排除合理怀疑”的涵义是建立在“合理怀疑”的基础之上，我国学者对“合理怀疑”涵义的理解不相同，导致对“排除合理怀疑”涵义的表述亦不相同。有学者认为，“排除合理怀疑”是诉讼者内心的一种道德化的高度确信，这种确信在本质上要求贴近客观存在的真实事实，是对客观真实的无穷接近；〔15〕另有学者认为所谓“排除合理怀疑”，指的是法官在认定案件事实时，全部证据已经使他排除了任何可以解释的合理怀疑，在他内心已经形成了贴近必然如此的高度确信。〔16〕从上述学者关于“排除合理怀疑”之涵义理解的比较来看，我国学者对“排除合理怀疑”的涵义虽然表述有差异，但均认为“排除合理怀疑”是裁判者的一种主观认识，即内心的一种高度确信，并认为这种主观认识是在全部证据的基础上，对待证事实即有罪指控的内心高度确信，这与英美等国学者对“排除合理怀疑”之涵义的认识是基本一致的。
二、英美法系“排除合理怀疑”证明标准与我国刑事证明标准之比较
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第129条、第141条、第162条的规定，公安机关侦查终结的案件、检察机关提起公诉的案件以及审判机关作出有罪判决的案件必须做到“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因此“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是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的证明标准。
(一)我国刑事证明标准的属性。从我国刑事证明标准“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表述来看，所谓的“清楚”、“确实”、“充分”均是裁判者的主观判断，是属于人类主观认识的范畴，因此我国的刑事证明标准是一种基于客观基础之上的主观认识和判断标准，这个标准是符合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发展规律的。因为就具体刑事案件而言，裁判者首先要对个证的可采性和证明力进行认证，在此基础上还要对全部证据进行综合分析判断，最终判断全部证据是否达到证明案件事实的证明标准，这一切无疑是一个复杂的推理和判断过程。〔17〕对于我国的刑事证明标准而言，要认定指控的犯罪事实成立，就要通过对案件证据的分析判断，对有罪指控达到“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内心确信程度，才能作出有罪裁决。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核心是讲，对被告人是否犯罪的问题是清楚的，证据是确实充分的，司法人员已确信无疑，〔18〕这个确信无疑并作出有罪裁决的过程当然是一个基于客观证据基础之上的主观认识和判断过程。
由于我国的“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刑事证明标准是属于主观认识标准，运用该证明标
准审理具体案件更是一个逻辑推理、判断过程，而不同裁判主体的能力、思维方式是不同的，再加上“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过于笼统，缺乏可操作性，导致司法实践中的证明标准问题很大程度上处于盲目和随意性状态。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那样：“面对具体的案件，什么情况算事实清楚，什么情况是证据确实，证据数量达到多少算充分，没人能准确回答这个问题。”〔19〕对案件的判断很大程度上是一种非理性化的认识和运作，裁判者各自凭经验判断把握，随意性较大。〔20〕这种现象也恰恰解释了对证据相同的部分案件，不同的裁判者会作出截然不同判决的现象。
(二)英美法系刑事证明标准与我国刑事证明标准的异同。通过上文的分析可以看出，同为刑事证明标准，我国“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证明标准与英美法系“排除合理怀疑”证明标准有明显的共同之处；两者都是主观判断标准；都要求裁判主体达到内心确信的程度，我国的刑事证明标准要求裁判主体达到“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内心确信，“排除合理怀疑”证明标准要求裁判者“排除一切合理怀疑”，从而对有罪指控达到内心确信的程度；这种确信均是基于现有证据这一客观基础之上的；这种确信是针对“案件事实清楚”、“有罪指控成立”的确信。
两者所不同的是：1、两者是从不同侧面对刑事证明标准作了不同的表述。我国的刑事证明标准是从正面，运用肯定的方式表述确认有罪指控要做到“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从而达到对有罪指控的内心确认；而“排除合理怀疑”证明标准则是从反面，运用否定的方式表述对有罪指控要“排除一切合理怀疑”，从而达到对有罪指控的内心确认；2、两者的可操作性不同。我国的刑事证明标准是从正面阐述的主观判断标准，过于笼统，缺乏可操作性。大家都凭自己的意识和信念去掌握案件事实是否清楚，证据是否确实、充分，在定案时难以达成共识。此类现象在实践中屡见不鲜，极大地影响了司法的权威和诉讼的效率。〔21〕而“排除合理怀疑”证明标准采用的是“排除法”，相比较而言，无论是在认识的把握上，还是在实践的操作上，都要相对容易，只要是排除了合理的怀疑，就达到了对有罪指控的内心确认，因而要比我国的刑事证明标准更具有可操作性。因此有学者指出，两种表述都是法官的主观判断，前者有时似乎很难考量，而后者旨在用排除法，排除一切合理的疑点后作出判断，更易于把握。〔22〕
三、“排除合理怀疑”证明标准对我国刑事证明标准运用理论之影响
由于我国刑事证明标准比较抽象，不便于操作的缺陷比较突出，加上修正后的刑事诉讼法吸收了无罪推定原则的合理内核，而与“无罪推定”原则密切相关的英美法系“排除合理怀疑”证明标准与我国的刑事证明标准有共同之处，且在实践中易于操作，因此“排除合理怀疑”证明标准对我国的刑事证明标准运用理论产生了较大影响，引起了我国学者对刑事证明标准重构的争论。
(一)“排除合理怀疑”证明标准丰富了我国刑事证明标准的内涵。我国法学理论界传统观点认为，我国“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刑事证明标准可概括为“排他性”〔23〕，并认为“排他性”就是指没有任何其他可能性，就是绝对确定性。〔24〕但是随着对“排除合理怀疑”证明标准的关注以及研究的深入，部分学者认为，“排他性”其实就是排除合理的怀疑，“排他性”的说法在性质上与“排除合理怀疑”的说法并无区别，只是角度略有不同而已。所谓“排除其他可能性”，也就是要排除对认定结论的怀疑。有怀疑，就说明还有其他的可能性，有其他的可能性，也就是有怀疑。〔25〕认为这种“排他性”也并非绝对排除任何可能。实际上只是在司法人员主观上排除合理怀疑，即合理排除其他可能性，因此，“排他”之“他”即为“合理怀疑”。〔26〕既然我国刑事证明标准可以概括为“排他性”，而“排他性”与“排除合理怀疑”在本质上又是相同的，因此有学者进一步指出，“排除一切合理怀疑”与“证据确实、充分”没有本质的区别，因为无论是“排除一切合理怀疑”，还是“证据确实、充分”，实则是一个标准的两个方面。〔27〕笔者以为，上述学者的观点是很有道理的。其实，无论是英美法系的“排除合理怀疑”证明标准，还是我国的“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排他性”证明标准，二者的表述虽然不同，但在本质上是相同的。要达到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内心确信，事实上必须排除合理的怀疑；也只有排除了合理怀疑，才能形成内心确信。这两种表述只是一个证明标准的两个方面而已，二者有明显的同一性，并且相互依存。
从上述有关学者的观点及分析可以看出，“排除合理怀疑”证明标准丰富了我国刑事证明标准的内涵，我国传统的代表性观点认为我国的刑事证明标准可概括为“排他性”，而“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则
将“排他性”与“排除合理怀疑”有机地联系起来，从而极大地丰富了我国刑事证明标准的内涵。随着我国刑事证明标准内涵的丰富，“排除合理怀疑”证明标准的锲入，也使我国学者对我国刑事证明标准有了不同的认识和研究视角，有利于从正反两个方面来认识和研究我国的刑事证明标准。
(二)“排除合理怀疑”证明标准引发了我国刑事证明标准重构的讨论。目前我国法学理论界对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规定的刑事证明标准缺乏操作性，应重新构筑我国新的刑事证明标准意见比较一致，但对如何构建我国新的刑事证明标准有四种代表性的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我国现有的刑事证明标准的表述还可以用，稍加修补即可。具体来说是“证据确实充分”加“排除合理怀疑”，“证据确实充分”是“排除合理怀疑”的认识基础；“排除合理怀疑”是“证据确实充分”的理性延伸；〔28〕第二种观点认为，我国的刑事证明标准包括：1、总体标准：证据确实充分；2、客观标准：完全的确定性结合高度的盖然性；3、主观标准：内心确信与排除任何合理怀疑。后两种是对前一种即总体标准的限定说明和具体化，也是使总体标准便于操作和精确化的必要工具；〔29〕第三种观点认为，有罪判决的证明标准可以分为以下三个层次：一、确定无疑，即证据确实充分、排除其他可能性，这是作出有罪判决的最高标准；二、排除合理怀疑，即对某些案件主要犯罪事实以及犯罪构成的某些案件事实适度降低证明标准，规定只需要达到最大限度地接近真实，即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程度即可；三、有确定证据的推定，推定认定的事实一般没有达到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程度；〔30〕第四种观点认为，刑事证明标准采用以客观真实模式为主，以主观真实模式为辅，表述为“案件事实确定，排除合理怀疑”。〔31〕
上述四种代表性观点在重构我国刑事证明标准时，无一例外地借鉴吸收了英美法系的“排除合理怀疑”证明标准，并将“排除合理怀疑”证明标准引入我国的刑事证明标准体系之中，这足以说明“排除合理怀疑”证明标准对我国刑事证明标准运用理论影响之大。当然不同的观点赋予了“排除合理怀疑”证明标准不同的作用。第一、四种观点将“排除合理怀疑”与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的“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证明标准结合起来，作为案件事实认定标准的理性延伸和补充；第二种观点则将“排除合理怀疑”作为“证据确实、充分”的具体衡量工具；第三种观点是将“排除合理怀疑”作为第二层次的、独立的证明标准。虽然上述四种观点将“排除合理怀疑”证明标准置于不同的地位，赋予不同的作用，但有一点是共同的，即“排除合理怀疑”证明标准在我国重构的刑事证明标准体系中是不可或缺的。
四、“排除合理怀疑”证明标准对我国刑事审判实践之影响
英美法系“排除合理怀疑”证明标准在我国理论界被广泛关注和深入研究的同时，在实务界亦被普遍认可和接受，并迅速对我国的刑事审判实践证明标准的运用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且远比对理论界的影响更为直接和深入。
(一)“排除合理怀疑”证明标准在刑事审判实践中得到普遍认可和运用。一些实务部门的同志认为，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证明标准与大陆法系的“法官的内心确认”以及英美法系的“排除合理的怀疑”的基本意思是同一的。〔32〕从事刑事审判实践的法官更认为，我国的“排他性”刑事证明标准，证据指向惟一排它，也是相对而言的。排它的实质类似于西方证据法学中“排除合理怀疑”概念；〔33〕当出现控辩双方证据相互对应和矛盾时，刑事案件一般是从内心确信的角度分析是否存在合理怀疑和能否排除证据之间的矛盾。〔34〕刑事审判实践中更有法官认为，确立“排除合理怀疑”的判断标准则赋予法官一个减少定罪裁决事实错误的最重要的工具，〔35〕诉讼的过程就是一个使法官“排除合理怀疑”的过程。只有当法官对指控事实和证据有怀疑，或“合理怀疑被排除”时，才能定案。〔36〕“排除合理怀疑”证明标准在实务界不仅得到普遍认可，而且在刑事审判实践中也得到广泛运用。就笔者多年的刑事审判实践观察，实践中关于公诉机关对被告人的有罪指控能否成立，法官主要是综合全案证据，从“排除合理怀疑”的角度予以分析和确认。之所以实务界对“排除合理怀疑”证明标准能普遍接受和运用，并给予其极高的评价，显然是因为我国“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刑事证明标准笼统、抽象，难以把握，而“排除合理怀疑”证明标准与我国的刑事证明标准并无本质区别，且在实践中易于操作，因而能得到实务界的青睐，成为被告人有罪指控能否成立的判断标准。
(二)“排除合理怀疑”证明标准使实践中的“疑罪”得以及时处理。所谓“疑罪”是指在刑事诉讼中，司法机关对受理的刑事案件经审查在定罪与否的问题上存在疑问且未得到合理排除的一种状态。就是对刑
事案件犯罪事实不能完全确认但又无法完全排除合理怀疑，存在一种认定上的不确定性〔37〕。我国刑事诉讼法第162条第3项规定：“证据不足，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的，应当作出证据不足，指控的犯罪不能成立的无罪判决。”这条规定体现了学理上的“疑罪从无”原则，成为我国“疑罪从无”的法律依据。而至于出现何种情况才为“疑罪”，仅有学理上的解释，并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且“疑罪从无”与我国“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刑事证明标准相脱节，而“排除合理怀疑”证明标准则将“合理怀疑”与“疑罪从无”有机地联系起来，解决了我国刑事证明标准与“疑罪从无”原则理论上的脱节，为实践中“疑罪”的处理提供了条件，从而使“疑罪从无”原则在“排除合理怀疑”证明标准的作用下落到实处，有利于“疑罪”的及时处理。正如有法官指出的那样，“排除合理怀疑”判断标准使有利于由无罪推定原则派生出来的“疑罪从无”能在司法实践中得到真正的贯彻。〔38〕
(三)“排除合理怀疑”证明标准在我国已进入司法规范的视阈。“排除合理怀疑”证明标准在我国实务界不仅得到普遍认可，并得到法官的自发运用，而且也已经由实践层面上升到司法规范层面。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2003年9月18日印发的《关于刑事审判证据和定案的若干意见(试行)》(以下简称《意见》)就将“排除合理怀疑”证明标准与传统的“排他性”标准一并作为刑事证明标准予以规范。《意见》第四条要求“根据证据推断案件事实的过程符合逻辑规则，结论准确无疑，对案件事实的证明结论排除其他可能性。”第六十六条规定：“对死刑案件应做到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排除一切合理怀疑，否则不能判处死刑立即执行。”该条明确规定了“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将“排除合理怀疑”证明标准作为我国“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刑事证明标准的补充判断标准，适用于死刑案件，这是司法规范性文件对“排除合理怀疑”证明标准的充分肯定。
另外，最高人民法院2001年10月18日印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官职业道德基本准则》第1条、第3条、第11条、第38条、第45条、第46条共6处使用了“合理的怀疑”这一表述，这也充分说明了排除“合理怀疑”已经得到司法规范层面的认可，因此有学者指出“这就表明‘合理的怀疑’已经走出了要不要的讨论，而是进入了司法规范的视阈，其意味是深长的。”〔39〕
五、“排除合理怀疑”证明标准在审判实践运用中应注意的有关问题
英美法系的“排除合理怀疑”证明标准在我国刑事审判实践中已被广泛运用，并已进入司法规范的视阈，这已是个不争的事实。然而由于对“排除合理怀疑”之涵义理解不一，对“排除合理怀疑”证明标准的认识有待深化，因此，“排除合理怀疑”证明标准在刑事审判实践运用中应该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一)对“排除合理怀疑”之涵义要有正确的认识。所谓“排除合理怀疑”并非要求排除一切可能的怀疑，而仅要求此种被排除的怀疑能够说出理由，提出道理，经得起理性论证，即该种理由是确有理由、确有根据的怀疑，是怀疑有据，而不是没有根据、不合情理、不合逻辑的怀疑。在刑事审判实践中，“合理怀疑”存在的基础是：1、案件现有的证据；2、生活经验和常识；3、自然规律；4、已被确定、证实的事实。只有建立在这些基础之上的怀疑才能称得上是有理由的怀疑，即“合理怀疑”。有法官认为，刑事审判实践中的“合理怀疑”主要有以下几种情况：1、现有证据不能完全涵盖案件基本事实，可能存在其他事实；2、有现象表明某种案件真实性的可能存在，且无法排除；3、人们常识中可能影响真实性的情况。〔40〕
(二)“排除合理怀疑”证明标准有特定的适用范围。英美法系“排除合理怀疑”证明标准是司法机关对刑事案件的被告人被指控的犯罪确认能够成立的证明标准，即作出“有罪裁决”的证明标准，它是针对被告人的行为构成犯罪而言的，即只有排除了一切合理怀疑，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它仅适用于对被告人有罪的证明和认定，而不适用于对被告人无罪的认定，并不是说要证明和认定被告人无罪也需要“排除合理怀疑”，其并不是证明被告人无罪的标准。同时，由于设立“排除合理怀疑”证明标准的最终目的是为了维护被告人的合法权益，对于不利于被告人的指控，才可适用“排除合理怀疑”证明标准，也即只要存在合理怀疑，不利于被告人的指控就不能成立。而对于有利于被告人的事实、情节的认定，应适用“有利于被告人的原则”，而不能适用“排除合理怀疑”证明标准，否则会与“排除合理怀疑”证明标准的目的背道而弛。
(三)“排除合理怀疑”证明标准以排除非法证据为条件。“排除合理怀疑”应是在非法证据排除以后，裁判者对现有合法有效证据的分析、判断、比较和考虑之后，排除了一切合理的怀疑。因此，“排除合理
怀疑”证明标准是以排除非法证据为条件的。在对案件证据进行分析、判断确定是否存在合理怀疑时，不应将非法证据纳入裁判者的视线之中。对于非法证据，我国刑事诉讼法并没有建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我国对于有关非法证据的排除是通过司法解释确立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61条明确规定：“严禁以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凡经查明确实属于采用刑讯逼供或者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的方法取得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被告人供述，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该条解释明确规定了对非法言词证据予以排除。但对于非法取得的物证、书证等实物证据，并未规定加以排除，对于这部分证据是否有效力，实践中争议较大，因此我国应尽快建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以防止不应当采信的证据影响法官对是否存在合理怀疑的判断。
(四)“排除合理怀疑”证明标准对刑事证据运用的要求。“排除合理怀疑”证明标准是以刑事证据的运用为基础而发生作用的。作为一种证明标准，它与我国的“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证明标准一样，对刑事证据的运用有着基本的要求。这个要求主要是：1、据以定案的每一个证据必须具备客观性、关联性和合法性；2、据以定案的证据相互印证，证据之间的矛盾均得到合理排除，并形成一个完整的证明体系；3、作为证明对象的案件事实、情节均有一定数量的证据加以证明；4、全案证据所得出的结论是惟一的；5、对有罪指控的认定排除了其他一切合理的怀疑。只有同时满足了这些要件，裁判者才能作出指控犯罪事实成立的有罪裁决。
(本文获全国法院系统第十六届学术讨论会论文三等奖)
责任编校单华东
〔1〕沈德咏主编：《刑事证据制度与理论》，法律出版社2002年12月第1版，第751页。
〔2〕王斐弘著：《论合理的怀疑》，发表于何家弘主编：《证据学论坛》第五卷，中国检察出版社2002年11月第一版，第258页。
〔3〕龙宗智、何家弘：《刑事证明标准纵横谈》，发表于何家弘主编：《证据法论坛》第四卷，中国检察出版社2002年3月第1版，第160页。
〔4〕沈德咏主编：《刑事证据制度与理论》，法律出版社2002年12月第1版，第134页；樊崇义主编《刑事诉讼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9月第5次印刷，第111页；高憬宏、罗国良著：《关于我国确立刑事证据规则的思考》，发表于何家弘主编：《证据法论坛》第五卷，中国检察出版社2002年11月第一版，第401页。
〔5〕沈德咏主编：《刑事证据制度与理论》，法律出版社2002年12月第1版，第756页。
〔6〕王斐弘著：《论合理的怀疑》，发表于何家弘主编：《证据学论坛》第五卷，中国检察出版社2002年11月第一版，第259页。
〔7〕沈德咏主编：《刑事证据制度与理论》，法律出版社2002年12月第1版，第776页。
〔8〕王斐弘著：《论合理的怀疑》，发表于何家弘主编：《证据学论坛》第五卷，中国检察出版社2002年11月第一版，第259页。
〔9〕罗重海、张纯著：《法律真实标准下的刑事与民事诉讼》，发表于《法律适用》2004年2月刊，第74页。
〔10〕沈德咏主编：《刑事证据制度与理论》，法律出版社2002年12月第1版，第777页。
〔11〕李建明、杨力著：《证据理论与诉讼实践》，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1年12月第1版，第236页。
〔12〕田幸著：《关于刑事诉讼证据和定案原则》，发表于《审判研究》2003年第一辑，法律出版社2003年12月第1版，第117页。
〔13〕樊崇义主编：《刑事诉讼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9月第5次印刷，第234页。
〔14〕南英著：《谈谈刑事诉讼中的证明标准》，发表于陈光中、江伟主编：《诉讼法论丛》第7卷，法律出版社2002年9月第1版，第24页。
〔15〕江伟主编：《证据法学》，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119页。
〔16〕李建明、杨力著：《证据理论与诉讼实践》，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1年12月第1版，第236页。
〔17〕胡建萍著：《证明标准问题司法实务考察》，发表于陈光中、江伟主编：《诉讼法论丛》第7卷，法律出版社2002年9月第1版，第163页。
〔18〕最高人民法院刑一庭、刑二庭编辑《刑事审判参考》(总第14辑)，法律出版社2001年4月第1版，第81页。
〔19〕王尚新著：《从刑事证明标准的标准性谈起》，发表于陈光中、江伟主编：《诉讼法论丛》第7卷，法律出版社2002年9月第1版，第16页。
〔20〕胡建萍著：《证明标准问题司法实务考察》，发表于陈光中、江伟主编：《诉讼法论丛》第7卷，法律出版社2002年9月第1版，第153页。
〔21〕龙宗智、何家弘：《刑事证明标准纵横谈》，发表于何家弘主编：《证据法论坛》第四卷，中国检察出版社2002年3月第1版第164页。
〔22〕陈卫东著：《我国刑事证明标准三重塑》，发表于陈光中、江伟主编：《诉讼法论丛》第7卷，法律出版社2002年9月第1版，第48页。
〔23〕最高人民法院刑一庭、刑二庭编辑《刑事审判参考》(总第14辑)，法律出版社2001年4月第1版，第82页。
〔24〕最高人民法院刑一庭、刑二庭编辑《刑事审判参考》(总第14辑)，法律出版社2001年4月第1版，第79页。
〔25〕龙宗智、何家弘：《刑事证明标准纵横谈》，发表于何家弘主编：《证据法论坛》第四卷，中国检察出版社2002年3月第1版，第167页。〔26〕龙宗智著：《相对合理主义》，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4月第1版，第439页。
〔27〕陈卫东著：《我国刑事证明标准三重塑》，发表于陈光中、江伟主编：《诉讼法论丛》第7卷，法律出版社2002年9月第1版，第48页。
〔28〕龙宗智、何家弘：“刑事证明标准纵横谈》，发表于何家弘主编：《证据法论坛》第四卷，中国检察出版社2002年3月第1版，第170页。〔29〕龙宗智著：《相对合理主义》，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4月第1版，第440页；
〔30〕陈光中著：《构件层次性的刑事证明标准》，发表于陈光中、江伟主编：《诉讼法论丛》第7卷，法律出版社2002年9月第1版，第4－9页。
〔31〕王斐弘著：《论合理的怀疑》，发表于何家弘主编：《证据学论坛》第五卷，中国检察出版社2002年11月第一版，第264页。
〔32〕王尚新著：《从刑事证明标准的标准性谈起》，发表于陈光中、江伟主编：《诉讼法论丛》第7卷，法律出版社2002年9月第1版，第18页。
〔33〕刘树选、王雄飞著：《论刑事证明标准及其对公诉工作的意义》，发表于陈兴良主编：《刑事法判解》第4卷，法律出版社2001年10月第1版，第257页。
〔34〕胡建萍著：《证明标准问题司法实务考察》，发表于陈光中、江伟主编：《诉讼法论丛》第7卷，法律出版社2002年9月第1版，第160页。
〔35〕南英著：《谈谈刑事诉讼中的证明标准》，发表于陈光中、江伟主编：《诉讼法论丛》第7卷，法律出版社2002年9月第1版，第25页。
〔36〕南英著：《谈谈刑事诉讼中的证明标准》，发表于陈光中、江伟主编：《诉讼法论丛》第7卷，法律出版社2002年9月第1版，第23页。
〔37〕史志君著：《论“疑罪从无”原则在形式诉讼证据制度中的运用》，发表于《法律适用》2003年1－2月刊，第69页。
〔38〕南英著：《谈谈刑事诉讼中的证明标准》，发表于陈光中、江伟主编：《诉讼法论丛》第7卷，法律出版社2002年9月第1版，第25页
〔39〕王斐弘著：《论合理的怀疑》，发表于何家弘主编：《证据学论坛》第五卷，中国检察出版社2002年11月第一版，第265页。
〔40〕田幸著：《关于刑事诉讼证据和定案原则》，发表于《审判研究》2003年第一辑，法律出版社2003年12月第1版，第117页。
原作者：袁江华
刑事诉讼法 一．单选题 1.下列不属于刑事诉讼法的价值：（D） A 秩序B公正C效益D民主 2.下列说法正确的是：（B） A为了充分有效地执行刑事诉讼法，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可以适用于检察院系统，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司法解释也可以适用于法院系统。 B《联合国关于律师作用的基本原则》也可以成为刑事诉讼法的渊源。 C自诉案件也可以经过立案，侦查，起诉，审判和执行五个诉讼阶段。 D刑法与刑诉法的关系上，应当坚持刑诉法工具主义。 3.关于刑事诉讼法“尊重和保障人权，保护公民的人身 权利、财产权利、民主权利和其他权利”的规定，下列哪一选项正确：（A） A体现了以人为本、保障和维护公民基本权利和自由的理念。 B体现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权利至上的理念。
C体现了实体公正与程序公正并重的理念。 D体现了公正优先，兼顾效率的理念。 4.某法院决定开庭审理张某贪污案，被告人张某在开庭前突发心脏病死亡，该法院应当如何处理此案。（D）A裁定撤销案件 B宣告被告人张某无罪 C裁定终止审理 D退回起诉的人民检察院处理 5.下列应当由中院管辖的案件有（C） A故意杀人案件 B爆炸案件 C武装叛乱案件 D县法院请求移送的案件 6.关于辩护律师在刑事诉讼中享有的权利和承担的义务，下列哪一选项是正确的（B） A在侦查期间可以向犯罪嫌疑人核实证据 B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可以了解案情有关情况
C收集到有利于犯罪嫌疑人的证据，应当及时告知公安机关和检察院 D在执业活动中，知悉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曾经实施犯罪的，及时告知司法机关。 7.张某，李某共同抢劫被抓获，张某下列哪一陈述属于证人证言（D） A我确实参加了抢劫银行 B李某逼我去抢的 C李某策划了整个抢劫，抢的钱他拿走了一半 D李某在这次抢劫前还杀了赵某 8.关于附带民事诉讼案件诉讼程序中的保全措施，下列哪一说法是正确的（B） A法院应当采取保全措施 B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和检察院都可以申请法院采取保全措施 C采取保全措施，不受民事诉讼法规定的限制 D财产保全的范围不限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财产或与本案相关的财产。
试述我国刑事诉讼中的不起诉种类我国规定了三类不起诉， 即法定不起诉、酌定不起诉和证据不足不起诉。但无论是哪一种不起诉决定都将导致刑事诉讼程序的终结，其效果都是对犯罪嫌疑人的无罪认定。 1、法定不起诉 法定不起诉又称绝对不起诉，是指在法律规定的某些情况下人民检察院只能作出不起诉的决定，而不享有自由决定是否提起公诉的裁量权。法定不起诉的情形就是《刑事诉讼法》第15条规定的6种情形。 该种不起诉决定根据《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288条的规定，由检察长决定。 2、酌定不起诉 酌定不起诉是指人民检察院通过行使自由裁量权对那些其认为不需要追究刑事 责任的犯罪嫌疑人可以作出的不起诉决定。人民检察院只能对于犯罪情节轻微，依照刑定不需要判处刑罚或者可免除刑罚的犯罪嫌疑人适用酌定不起诉。依照规定免除刑法的情形主要是指： （1）在外国已经受过刑事处罚的； （2）又聋又哑，或者是盲人犯罪的； （3）正当防卫或者紧急避险过当； （4）为犯罪准备工具，制造条件的； （5）在犯罪过程中自动中止或者自动有效地防止犯罪结果发生； （6）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或者辅助作用的； ）被胁迫或者被诱骗参加犯罪的；7（． （8）犯罪嫌疑人自首或者在自首后有立功表现的。 特别强调对未成年人 3、证据不足不起诉 证据不足不起诉是指在案件经过补充侦查之后，人民检察院仍然认为证据不足，不符合起诉条件的情况下所作出的不起诉决定。证据不足不起诉的决定只能在经过补充侦查之后才能作出，但补充侦查的次数不是必需两次。具有下列情形之一，不能确定犯罪嫌疑人构成犯罪和需要追究刑事责任的，属于证据不足，不符合起诉条件： （1）据以定罪的证据存在疑问，无法查证属实的； （2）犯罪构成要件事实缺乏必要的证据予以证明的； （3）据以定罪的证据之间的矛盾不能合理排除的； （4）根据证据得出的结论具有其他可能性的。 需要注意的是，对于证据不足不起诉的案件，如果后来发现了新的证据从而使得案件符合起诉条件的，人民检察院可以重新提起公诉。 酌定不起诉和证据不足不起诉根据《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286和289 条的规定，由检察委员会讨论决定。．
美国司法部关于刑事犯罪起诉、处理和量刑的总政策 1984年《量刑改革法》的通过是联邦刑事司法制度在追求公正和连续性上的重 大转折点。随着《量刑改革法》的实施，美国量刑委员会的创立和随后《量刑指南》的颁布，国会旨在追求量刑上的确定性和公正性。比较而言，以前的量刑制度，随意性太大，而且似乎很严厉的刑罚也常常被假释而得到减轻。量刑改革法和量刑指南要求达到几个重要目标:一是确保联邦系统量刑的公正和透明度；二是指导量刑上的自由裁量，以便减少相似的犯罪行为人在相似的犯罪中量刑的不一致；三是保障严重程度不同的犯罪要给予不同的适当惩罚。 今年年初通过的《保护法》（PROTECT ACT），国会重申了在量刑指南中的承诺，即连续性和有效威慑的原则。通过这次立法产生的量刑上的重要改革措施将有助于确保量刑上的进一步公正，从而消除一些量刑上无根据的不一致。然而，这些重要的目标，如果没有联邦检察官始终一贯的坚持，是不可能完全达到的。因此，为了确保所有的联邦检察官在他们起诉、案件处理和量刑实践中坚持《量刑改革法》、《保护法》、《联邦量刑指南》所确立的原则和目标，有必要制定一些明确的政策。 司法部以前发布了不同的备忘录，强调了司法部在起诉、案件处理和量刑上的有关政策。《量刑改革法》的合宪性在1989年最高法院承认不久，检察总长索恩伯格（Thornburgh）为了确保联邦检察官的工作与平等、公正和统一的原则相一致，向他们发布了一个指示。几年以后，检察总长瑞诺（Reno）为了强调在一些特殊案件量刑上检察官的自由裁量范围，也发布了另一个指示。 最近通过的《保护法》着重重申了国会的意图，即《量刑改革法》和《量刑指南》应得到切实地遵守和始终如一地执行。因此要借这个恰当时机来全面审视上述目标，并更清楚地阐述司法部有关起诉、案件处理和量刑的政策。20XX年7月28日，根据《保护法》的401条（ｌ）（1）的规定发布了一个备忘录，我明确、清楚地提出了司法部在量刑建议和量刑上诉方面的政策，这表明作为全面审查司法部政策的部分工作已经完成。然而，一个适当的量刑决定对一个定罪的被告，只占公正的一半。要想达到国会在《量刑改革法》、《保护法》中所寻求的公正目标，那么司法部在做出关于起诉什么案件和案件怎样处理的决定时，要有公正和合理、连续一贯的政策。被告所接受的刑期的长短不应取决是哪个法官审理这个案件，同样被告所面临的指控也不应取决于哪一个检察官处理这个案件。 因此，这份备忘录的目的就是公布一些全国的联邦检察官必须 遵守的主要政策，以确保司法部完成它法定的义务，即忠诚地执行《量刑改革法》、《保护法》和《美国量刑指南》。这份备忘录取代所有以前公布实施的有关这个主题的指南。 一、司法部有关指控和起诉刑事犯罪的政策 （一）联邦检察官控告和起诉罪行严重和容易证实的刑事犯罪的主要职责。 司法部的政策是：在所有联邦的刑事案件中，除非在以下规定的少数情况下并经过副检察长、检察官或指定履行监督职责的检察官批准的案件，检察官
刑事诉讼非法证据 排除证明责任承担之我见 ●黄长江 一、问题的提出 刑事诉讼中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尽管在我国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中已有相应的规定,①但在诉讼实践中,非法证据的排除却遭遇到意想不到的困境。究其原因,除了一些法院在传统审判理念的支配下,对被告人及其辩护人提出的对非法证据予以排除的申请、主张和辩护意见或极力规避、置之不理,拒绝将非法证据的排除问题纳入法庭审理和裁判,或虽将非法证据问题纳入程序,允许被告人或辩护人在庭审中提出,并在庭审过程中就此问题进行调查和展开辩论,但仍是将对非法证据的调查和辩论只作为一种枝节问题而附庸于诉讼程序,从而使客观存在的非法证据不能予以实质性地排除这一原因外,更深层的原因还在于,对非法证据排除的证明责任分配标准无论是法律或司法解释都缺乏对其予以明确规定,致使在刑事诉讼中控方和辩方对谁应承担非法证据排除的证明责任各执一端,互相推诿。在这种情况下,绝大多数的法院又站在支持控方主张的立场,要求提出存在非法证据的辩方承担非法证据排除的证明责任,从而使处于弱势地位的辩方由于无力完成这一证明责任而无法达到对非法证据予以排除的目的。其中,最典型的莫过于几年前震惊全国的杜培武案件。因此,有关非法证据排除的证明责任问题,已引起我国法学界的高度重视并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有关非法证据排除的证明责任问题的讨论,较有代表性的观点有两种:第一种观点是站在控方的立场,以“谁主张,谁举证”为论据,主张应由辩方承担非法证据排除的证明责任。而与此相对应的另一种观点,是站在辩方的立场,以“举证责任倒置”为论据,认为应当由控方来承担这一证明责任。对上述两种观点,笔者赞同对非法证据排除的证明责任应当由控方承担,但对将控方承担非法证据排除证明责任建立在“举证责任倒置”这一基础上的论点,笔者不敢苟同。认为,由控方承担非法证据排除的证明责任,仍然是基于“谁主张,谁举证”这一证明责任的常规分配,而不是基于“举证责任倒置”这种证明责任分配的例外,将控方承担非法证据排除的证明责任置于“举证责任倒置”这一证明责任分配的例外之中,无论在理论上或者实践中都是有弊而无利的。 二、“非法证据排除”的证明责任,是控方根据“谁主张,谁举证”这一证明责任常规分配应当承担的责任,不是“举证责任倒置”的例外第一、证据“可采性”的要求决定了非法证据排除的证明责任是控方应当承担的常规证明责任。 所谓证据的“可采性”,就是传统证据理论中 ①本文所指的“非法证据”,仅限于侦查人员以刑讯逼供方式对嫌疑人录取的,嫌疑人承认自身有罪的非法言词证据。 有关这类言词证据属非法证据应予排除的规定,散见于1998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刑诉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61条、最高人民检察院1999年修订的《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140条、第160条和第256条等规定之中。
遇到诉讼问题？赢了网律师为你免费解惑！访问>> 刑事诉讼中举证责任由谁承担 一、举证责任的概念 刑事诉讼中的举证责任就是公诉方和辩护方在审判中向法庭提供证据证明其主张之案件事实的责任。举证责任的概念包括三层含义： 第一，就事实主张提供证据的责任，又称为举证的行为责任; 第二，用充分证据说明其事实主张的责任，又称为举证的说服责任; 第三，当不能提供充分证据而且案件事实未能查清时承担不利后果的责任，又称为举证的结果责任。理解举证责任的概念，应该注意以下三个问题： (一)举证责任与证明责任
举证责任和证明责任是两个密切相关又有所区别的概念。在两者关系的问题上，学界有不同的观点。有人认为，证明责任与举证责任是完全相同的概念，可以互相替用;(注：江伟主编：《证据法学》，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77页。)有人认为，证明责任与举证责任是两个并列的概念，举证责任的主体是当事人，证明责任的主体是执法和司法人员;(注：樊崇义主编：《刑事诉讼法学研究综述与评价》，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263页。)还有人认为，证明责任和举证责任是相容概念，前者包括后者。(注：陈一云主编：《证据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49页。)上述三种观点各有侧重，其实都有一定道理。从字面上看，举证的含义是举出证据或者提供证据;证明的含义是用证据来表明或者说明。因此，严格地说来，举证责任只是举出证据的责任，证明责任则是运用证据证明案件事实的责任，两者的侧重显然有所不同。不过，如果进一步分析其实质内涵，人们就会发现两者其实相去并不远，因为举证的目的也是要用证据证明案件事实，而证明也就包含了举出证据的意思。离开证明案件事实的目的，举证便成了毫无意义的行为;没有人举出证据，证明也就是一句空话。由此可见，证明离不开举证;举证也离不开证明。证明必须以举出证据为基础;而举证的目的也就是为了证明案件事实。笔者以为，语言是约定俗成的。只要人们在使用中不会造成误解和歧义，学者也没有必要过分苛求字面含义与概念内涵的统一。虽然举证和证明这两个概念的字
在任何民事诉讼中，从提交起诉状到审判期间都存在着诸多步骤，而这其间的许多步骤都发生在审前阶段。在美国，一个民事案件以一种宜于审判的形式而被明朗化之前，可能会需要数月甚至数年的审前准备。 的确，审前程序是美国民事诉讼最重要的步骤之一。今天，审前程序在美国不再是审判的前奏，相反，它被设定为一个无须审判而结束案件的途径。据美国法院行政管理办公室统计，1999年，在联邦法院系统中起诉的案件进入审判程序的不到3%，其余都在审前阶段得以解决。而在我国，每年几乎90%以上的案件都需进入审判程序得到解决。 确立审前程序的目的非常简单：清除无关的事项，准许当事人获得信息，并且确定是否存在适于审判的争点，所有的内容都导向一个有效率的审判或在知情后作出的和解。 美国的审前实务包括审前会议、动议、证据开示（Discovery)、即决判决等几个核心机制。 （一）审前会议 最初的审前会议被设定为法官和律师为准备审判而召开的会议，以后审前会议则被扩展为包括司法案件管理及和解讨论在内的程序。确定审前会议的理念在于，如果存在适当的审前程序，那么只有那些真正存在争执的事实焦点才会被提交给事实审理者进行审判。而且早期的司法介入能够帮助所有的程序参加人尽可能清楚地了解纠纷，关注其核心内容，迅速发掘需要了解的信息，促进协商处理或将事项及时地、整洁地交给审判法官。 首次审前会议也被称为日程安排会议，即由法官主持双方达成一个关于提交动议、修改诉辩状、合并其他当事人和完成证据提交与展示以及确定审判日期等事项的时间表。 在审前会议中另一个要讨论的重要问题当然就是和解。和解通常由主审法官主持，但主审法官应在多大程度上推进案件和解？法官是否应该和双方当事人分享她对于案件的看法？法官分别接触各方当事人或者同时与双方谈话是否无关紧要？假如法官扮演一个和解的角色，那么如果随后案件在该法官面前审判，当事人是否会感到不舒服？等等问题一直在困扰着美国司法系统。 新近的研究表明，尽管联邦法官鼓励和解，但是大多数法官仅限于简短地提出多个适于和解的理由。一些调查数据也表明，和解率最高的法官往往是那些简单地通过设定严格的审判日期以迅速将案件推进审判的法官，而非积极从事和解谈判或其他形式的案件管理的法官。 在临近审判日期时，如果案件还没有和解，将会举行一个最后审前会议。在会议上，当事人将制定一个审判计划，包括促进证据采纳的计划。法院会命 令律师或当事人列出一个预期将在审判中提出的所有证据清单，包括将出庭作证的证人和专家。
公司诉讼 理由 是什么？ 论刑事诉讼中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刘志栋提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与人权保障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人权保障是构建和谐社会的根本目标与基本前提，和谐社会是人权保障的社会基础与必要条件。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过程中，应该把尊重与保障人权作为其核心任务，在人权保障过程中实现和谐社会的不断发展。宪法修正案规定的“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为我国人权保障事业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宪法基础。然而, 这仅是一个宣示性的原则规定, 并未涉及人权的具体内容。因此它还有赖于各部门法的具体规则的配套实施, 才能实现其预定的价值目标。诉讼法中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是一个具有人权保障价值的证据规则。而我国现行诉讼法并未确立该规则, 已导致了我国诉讼中漠视人权、侵犯人权现象较为普遍的恶果。所以, 在修改诉讼法时, 明确设置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既是完善诉讼法自身的需要, 也是落实“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宪法原则的需要。非法证据的排除规则运用于整个诉讼程序中的证据采纳规则，是一个系统的制度体系，本文不可能全面整体的分析该规则，所以笔者仅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对行事诉讼中的人权保障功能的角度做一些初步的分析。全文共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分析刑事诉讼中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建立的理论基础，即保障人权的价值取向;第二部分介绍我国刑事诉讼中的人权保障状况和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现实运用状况;第三部分提出在刑事诉讼法中建立符合我国国情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构想以及保障该规则取得最优效果的配套措施。 胡锦涛总书记指出：“我们所建设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是民主法制、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 由此我们看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民主法治社会的，其
刑事诉讼中举证责任由 谁承担 集团档案编码：[YTTR-YTPT28-YTNTL98-UYTYNN08]
遇到诉讼问题赢了网律师为你免费解惑！访问>> 刑事诉讼中举证责任由谁承担 一、举证责任的概念 刑事诉讼中的举证责任就是公诉方和辩护方在审判中向法庭提供证据证明其主张之案件事实的责任。举证责任的概念包括三层含义： 第一，就事实主张提供证据的责任，又称为举证的行为责任; 第二，用充分证据说明其事实主张的责任，又称为举证的说服责任; 第三，当不能提供充分证据而且案件事实未能查清时承担不利后果的责任，又称为举证的结果责任。理解举证责任的概念，应该注意以下三个问题： (一)举证责任与证明责任 举证责任和证明责任是两个密切相关又有所区别的概念。在两者关系的问题上，学界有不同的观点。有人认为，证明责任与举证
责任是完全相同的概念，可以互相替用;(注：江伟主编：《证据法学》，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77页。)有人认为，证明责任与举证责任是两个并列的概念，举证责任的主体是当事人，证明责任的 主体是执法和司法人员;(注：樊崇义主编：《刑事诉讼法学研究综 述与评价》，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263页。)还有人 认为，证明责任和举证责任是相容概念，前者包括后者。(注：陈一云主编：《证据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49页。)上述三种观点各有侧重，其实都有一定道理。从字面上看，举证的 含义是举出证据或者提供证据;证明的含义是用证据来表明或者说明。因此，严格地说来，举证责任只是举出证据的责任，证明责任 则是运用证据证明案件事实的责任，两者的侧重显然有所不同。不过，如果进一步分析其实质内涵，人们就会发现两者其实相去并不远，因为举证的目的也是要用证据证明案件事实，而证明也就包含 了举出证据的意思。离开证明案件事实的目的，举证便成了毫无意 义的行为;没有人举出证据，证明也就是一句空话。由此可见，证明离不开举证;举证也离不开证明。证明必须以举出证据为基础;而举 证的目的也就是为了证明案件事实。笔者以为，语言是约定俗成 的。只要人们在使用中不会造成误解和歧义，学者也没有必要过分 苛求字面含义与概念内涵的统一。虽然举证和证明这两个概念的字 面含义确有不同，但是人们在长期使用举证责任这个概念的时候已 经赋予它“证明”的含义。人们讲的举证责任实际上就包有证明责 任的含义，即不仅指举出证据的行为责任，而且包括说服责任和结
全国2010年7月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刑事诉讼法学试题及答案 全国2010 年7 月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刑事诉讼法学试题及答案 课程代码：00260 一、单项选择题(本大题共20 小题，每小题1 分，共20 分) 1.在我国刑事诉讼中，有权全程参与的机关是(C ) A.人民法院 B.人民检察院 C.公安机关 D.国家安全机关 2.与其他诉讼参与人相比，当事人特有的诉讼权利是(B ) A.对于专门机关工作人员侵犯其合法权利的行为有控告权 B.对于与自己所承担的诉讼义务有关的情况享有知情权 C.使用本民族语言文字进行诉讼的权利 D.申请回避权 3.下列陈述中，属于纠问式诉讼特点的是(D ) A.法官在诉讼中处于消极仲裁者的地位 B.实行不告不理 C.当事人在法庭上的地位和权利平等 D.控诉职能与审判职能不分弹劾式诉讼的特点： 1．“不告不理”。诉讼的进行主要是依靠当事人双方的积极性，诉讼是否提起完全取决于受害人。 2．法官在诉讼中处于消极仲裁者的地位，法官只负责审判不执行控诉职能。 3．需要依靠神明裁判时，就会采用决斗等办法并根据所谓神示的结果作出判决。 4．当事人双方在法庭上的地位和权利是平等的，可以进行对质和辩论。 5．弹劾式诉讼形式下的审判一般都是公开的，并通过言词辩论的形式进行。纠问式诉讼的特点： 1．国家官吏依其职权主动地追究犯罪。 2．无论是原告还是被告实际上都不具有现代法律意义上的当事人的诉讼地位。 3．控诉职能和审判职能不分，法官集审判权、起诉权和侦查权于一身。 4．同野蛮的刑讯、拷问始终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5．一般都是秘密进行的。 4.我国刑事诉讼的目的是( A) A.保证刑法的正确实施，惩罚犯罪，保护人民 B.教育公民自觉遵守法律，积极同犯罪行为作斗争 C.惩罚犯罪分子，保障无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 D.实现刑事诉讼的公正价值与效率价值第一条为了保证刑法的正确实施，惩罚犯罪，保护人民，保障国家安全和社会公共安全，维护社会主义社会秩序根据宪法，制定本法。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任务，是保证准确、及时地查明犯罪事实，正确应用法律，惩罚犯罪分子，保障无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教育公民自觉遵守法律，积极同犯罪行为作斗争，以维护社会主义法制，保护公民的人身权利、财产权利、民主权利和其他权利，保障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顺利进行。 5.法庭审理过程中，对公诉人的书记员享有回避决定权的主体是(C ) A.审判长 B.人民法院院长 C.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D.人民检察院检察委员会 6.下列刑事案件中，依法由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的刑事案件是(C ) A.暴力干涉婚姻自由罪 B.盗窃罪 C.报复陷害罪 D.偷税、漏税罪 7.中国货轮由韩国釜山港驶往新加坡，行至公海时，韩国公民朴正男酗酒行凶，将中国公民张亮打成重伤，为及时救治被害人，货轮紧急停靠山东威海港，将伤者送往医院救治，后经由上海港驶往新加坡。对于此案享有管辖权的法院是(A ) A.威海港所在地中级人民法院 B.上海港所在地中级人民法院 C.韩国釜山地方法院 D.新加坡地方法院 8.辩护律师在刑事诉讼中(D ) A.受委托人要求的约束 B.受指定人民法院意见的约束 C.受公诉人意见的约束 D.有权独立发表辩护意见 9.下列证据种类中，属于人证的是(B ) A.勘验、检查笔录 B.鉴定结论 C.书证 D.视听资料人的陈述：以人的语言表述作为存在和表现形式的证据。《刑事诉讼法》规定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辩解以及鉴定结论，都属于人的陈述。鉴定结论划入人证范围的理由：此种证据是鉴定人对有关案件的某个专门问题的看法，这种看法是通过书面意见来表达的人的陈述。 10.被害人某甲，在上班途中被一辆汽车撞死。刑事诉讼中对该案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主体是(D ) A.某甲所在单位 B.人民检察院 C.某
引言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刑事诉讼程序中极为重要的规则，它贯穿在从侦查到审判的全过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运用在刑事诉讼中的各个阶段弹性要求也不一样，对这种弹性的把握直接决定了刑事案件处理的程序的合法性。而我国现行的法律制度中，对侦查阶段的侦查措施、手段、审查起诉阶段争议证据的认定、以及审判中的法官自有裁量权的规定存在很大的模糊性，特别是非法证据的使用情况，往往使得同一案件在一审和二审中的结果发生巨大差异。只有程序公平才能保证实体公平，在刑事诉讼中，如何规范公检法等机关的行为，如何保护被追诉者的权利以维护公平正义和人权，已成为我国刑事司法实践必须面对的问题。实现程序正义，在中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一、案情回顾 （一）案件基本事实 一度被誉为非法证据排除典型案例的章国锡案，二审出现了大逆转。章国锡，原宁波市东钱湖区建设局担任建设工程项目经办人、办公室副主任、主任及建设局局长助理。他的案子之所以轰动一时，缘于一审法院援引“两高三部”《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以程序优先于实体，排除检察院指控的部分证据。在章国锡案中，鄞州检察院涉嫌非法取证，侦查人员有可能对章国锡采取了刑讯逼供。法庭上，律师出示了2010年7月28日章国锡的体表检查登记表，表上载明：章国锡右上臂小面积的皮下淤血，皮肤划伤2厘米。但是对于章国锡被刑讯逼供，鄞州检察院矢口否认，并递交了一份侦查机关盖章和侦查人员签名的关于依法办案、没有刑讯逼供、诱供等违法情况的说明。庭审中，检方还以“审讯录像涉及机密问题，当庭播放不利于保密”的理由，拒绝了辩方要求当庭播放审讯录像的要求。经过3次公开开庭审理，2011年6月20日，鄞州法院审理认为，根据《排除非法证据规定》的相关规定，控方在庭上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侦查机关获取被告人章国锡审判前有罪供述的合法性，因此将检察机关指控的7万元予以排除，只认定了6000元。并据此判决被告人犯受贿罪，免于刑事处罚。 这是2010年7月1日《排除非法证据规定》出台后，全国首例适用排除非法证据规定，将侦查机关对被告人的指控证据依法予以合理排除的刑事案件。 （二）本案的争议点 本案的争议之处有三点：
美国民事司法制度与民事诉讼程序 篇一：美国的审判制度 美国的审判制度 ——美国司法制度简介之三 发布时间：20XX-12-0215:33:20一、美国民事审判制度 美国联邦法院审理民事案件实行三级二审终审制。一般民事案件由联邦地区法院作为初审法院，当事人不服初审法院的判决，可以向联邦上诉法院提起上诉。如对法院适用的法律有异议，可以向联邦最高法院提出司法审查的请求。 在美国法律中，民事案件是指公民、法人之间的索赔或者要求补救的纠纷。民事诉讼往往是因一方当事人的违约行为或者不法行为或者民事侵权行为所引起的。由于美国是一个成文法和判例法并存的普通法系国家，因此在民事审判制度中许多内容是由法院的判例所确认的，而不同于其它成文法国家，凭借一部完整的民事诉讼法，确认该国的民事审判制度。从美国的联邦民事诉讼程序规则和民事判例看，其民事审判制度大致如下。 （一）起诉与受理 如果公民或法人认为自己已经受到其它公民或法人的不法侵犯或损害，他就开始去聘请律师，并向律师陈述自己起诉的理由及有关情况。在接受当事人的聘请之后，律师就开始着手调查，会见证人，查看有
关法令或法院的判例，以决定当事人是否有理由起诉。如果认为当事人起诉理由充分，且又有足够的法律依据，律师便决定起草起诉书。起诉书必须列举出明确的被告人，提出充分的事实根据和法律根据。律师必须选择适当的法院进行起诉，原告律师还必须向法庭书记官提出关于要求发出传票的命令状，请求法庭书记官发出传票，或通知、指示司法行政长官将起诉书副本送达被告人。司法行政长官将传票送达被告人后，必须将传票的原本送返法院，并向法院说明送达传票的主要情况。送达传票是向被告人发出的诉讼正式通知诉讼就从提交起诉书和送达传票开始。 法院受理案件的条件是，法院必须能够对被告人实行控制，或者与案件有关的财产必须坐落在该法院的管辖区域内。也就是说，有些诉讼是采用属人原则，只要找到被告人并送达传票的任何州的任何地区都可以起诉。例如，人身伤害案件，就是由被告人所在地法院受理。有些诉讼则采用属地原则，即这些诉讼只能在诉讼标的所在地法院受理。例如有关房屋买卖、租赁所引起的诉讼案件。 在某种情况下，如果法院审判案件前当地新闻媒体或其它社会团体已对案件进行了足以引起法官偏见的宣传，经当事人申请可以变更法院的管辖权。如果当事人认为法官与另一方当事人、或其律师有某种联系，足以影响法官进行公正审判的，可以申请变更法院的管辖权。（二）庭前准备 答辩。开庭前法官并不主动调查有关案件的详细情况，因此，原、被告人的律师就必须搜集和整理好与案件有关的全部材料，其中被告人
刑事诉讼中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三 篇 篇一：论刑事诉讼中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提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与人权保障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人权保障是构建和谐社会的根本目标与基本前提，和谐社会是人权保障的社会基础与必要条件。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过程中，应该把尊重与保障人权作为其核心任务，在人权保障过程中实现和谐社会的不断发展。宪法修正案规定的“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为我国人权保障事业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宪法基础。然而，这仅是一个宣示性的原则规定，并未涉及人权的具体内容。因此它还有赖于各部门法的具体规则的配套实施，才能实现其预定的价值目标。诉讼法中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一个具有人权保障价值的证据规则。而我国现行诉讼法并未确立该规则，已导致了我国诉讼中漠视人权、侵犯人权现象较为普遍的恶果。所以，在修改诉讼法时，明确设置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既是完善诉讼法自身的需要，也是落实“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宪法原则的需要。非法证据的排除规则运用于整个诉讼程序中的证据采纳规则，是一个系统的制度体系，本文不可能全面整体的分析该规则，所以笔者仅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对行事诉讼中的人权保障功能的角度做一些初步的分析。全文共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分析刑事诉讼中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建立的理论基础，即保障人权的价值取向；第二部分介绍我国刑事诉讼中的人权保障状况和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现实运用状况；第三部分提出在刑事诉讼法中建立符合我国国情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构想以及保障该规则取得最优效果的配套措施。
胡锦涛总书记指出：“我们所建设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是民主法制、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由此我们看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民主法治社会的，其基本特征充分体现了人权保障的思想。我国宪法明确规定“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这是对公民基本权利的最原则，最根本的确认，然而，宪法毕竟只是一个原则性的规定，如何在具体的立法和司法中建立和完善人权保障机制从而使公民基本权利得到现实有效的保护，最终达到社会和谐稳定的效果，是个值得探讨的问题。这也是个很大的研究方向，笔者不可能方方面面尽述，本文仅选择一个极其微观的视觉——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对于保障诉讼人权的功能和价值。试图为司法工作发挥其在建设和谐社会中在功能做理论上的初步探讨。 1.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概念 关于非法证据(Illegally Obtained Evidence)的概念，诉讼法学界并无定论。我国《诉讼法大辞典》则将“非法证据”定义为“不符合法定来源和形式的或者违反诉讼程序取得的证据”。也有学者认为非法证据是指“不符合法律规定的证据内容、证据形式、收集或提供证据的人员及程序、方法的证据材料”。本文中的非法证据是指“办案人员违反法律规定的权限、程序或用其他不正当的方法获取的证据” 。而非法证据排除规则(Exclusionary Rule of Illegally Obtained Evidence)就是指国家执法、司法工作人员使用非法手段或非法程序获得的证据，不得在刑事诉讼中作为不利于被告的证据。 2.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理论基础 该规则最早起源于美国。美国联邦宪法第4修正案规定：“人民保护自己的人身、住宅、文件及财产不受任何无理搜查和扣押的权利不容侵犯，除非是有某种正当
试论刑事诉讼证明责任(一) 论文摘要 “证明责任是刑事证据制度中的一个基本问题，由于理论界对于“明责任”概念的争议而导致证明责任承担主体的多元化。笔者认为，在新刑诉制度中，证明责任承担主体应该单一化。关键词：刑事诉讼证据不利后果证明 一、刑事诉讼证明责任的概念 任何事物的属性特征必须界定在一定的范围内进行讨论。否则，往往因各位学者论及的范畴相异而导致观点难以趋同。所以在论及刑事诉讼证明责任的承担问题前，我们先给刑事诉讼证明责任下个定义。 在当前我国诉讼理论界关于证明责任的概念，看法颇不一致，主要有以下三种观点：（一）行为责任说。该学说认为：证明责任，也称举证责任，是指在诉讼活动中收集和提出证据，证明被告人有罪还是无罪，此罪还是彼罪，罪重还是罪轻的义务到底应该由谁来承担的问题。即指诉讼主体要求法院就其主张作出裁判，对主张的事实，承担提供证据的证明责任。我国大多数刑事诉讼法教科书都采用这种观点。“我国刑事诉讼中的证明责任，是指进行刑事诉讼的专门机关或者当事人中，应当由谁来提供确实、充分的证据，承担证明案件事实和诉讼主张的责任。”（1）这种观点，侧重于举证行为本身，看重行为的过程，而不重视行为的结果。 （二）结果责任说。此学说认为：不同诉讼体制中的举证责任的含义，大同小异。在法院作出终局裁决前，对一定事实是否存在难以确定的情况，例如对于证据有缺陷的案件，即依现有证据可以认定被告人有罪，但对一些具体的犯罪情节、手段、作用等方面认定上证据不十分充分，需进一步完善，但控诉机关己力完善，在这种情况下是对控告作出不利判决？还是对被告作出不利判决？对于此问题法律必须预先作出规定，在事实的真假虚实难以确定的情况下，由哪方承担风险及不利后果的法律假定，叫做证明责任。“证明责任主要解决对于诉讼进行和案件的实体处理具有重要意义的两个问题：一是承担证明或举证义务的主体未能有效履行义务时所承担的法律后果。”（2）这种观点侧重于不尽证明责任，应当承担的法律后果。 （三）双重含义说。该学说认为：应当从行为和结果两个方面来解释证明责任。即证明责任具有双重含义：行为意义上的证明责任和结果意义上的证明责任。前者是指诉讼主体对所主张的事实处于真伪不明状态时，主张该事实的诉讼主体所承担的不利诉讼后果。 以上三种观点从不同角度阐述了证明责任的含义，但笔者趋同于“双重含义说”。众所周知，证明责任最早被提出来是在古罗马，但最初并不被称为“证明责任”，而谓为之为“举证责任”。那条脍炙人口著名原则“谁主张，谁举证”流传千载，己在诉讼法史上牢牢地占据一席之地。它具体化为两条规则，一是当事人对主张的事实有提出证据证明义务，否认的一方没有举证责任；二是双方当事人在事实真伪不明，都提不出足够证据，则负证明责任的一方败诉。古罗马所确立的证明责任原则，对其后各国立法和证据理论都有很大的影响。在当代英美证据法理论中，证明责任这一概念还有两个附加词汇：“说服责任”和举证责任“。说服责任是使裁判者确信所举证据指向事实为真实的义务：举证责任是指提出证据证明诉讼主张的义务，在刑事诉讼中，英美法系国家由起诉方承担证明被告人有罪的责任，在证明被告人有罪有事实真伪不明时，应作出有利于被告人的判决，由控方承担败诉的证明责任。在我国新的诉讼制度中实行控辩式庭审方式，庭审对案件的最终处理具有决定意义。法庭调查活动的主角由法官转变为检察官，检察官担负着控诉犯罪的庭审举证责任和说服责任。其举证和论辩活动是否有力，直接影响控诉能否成立，直接关系诉讼的结局。因而，笔者认为，证明责任是指在事实真伪不明时，负有提出证据证明其主张的当事人因法院不适用以该事实存在为构成要件的法律而产生的不利于自己的法律后果的负担。
目录 内容摘要和关键词 (Ⅰ) Abstract and keywords (Ⅱ) 文献综述 (Ⅲ) 一、直接言词原则概述 (1) （一）直接言词原则的具体含义.......................... .. (1) （二）各国有关直接言词原则的立法体现................... . (2) 二、直接言词原则的诉讼价值 (2) （一）直接言词原则在发现实体真实方面具有自己独特的价值... .. (2) （二）直接言词原则对实现程序正义方面有着独特的诉讼价值.... . (3) （三）直接言词原则在提高诉讼效率方面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4) 三、在我国刑事诉讼中确立直接言词原则的迫切性 (4) （一）我国刑事诉讼制度中关于直接言词原则的立法与司法现状分析... ... ..4 （二）没有确立直接言词原则造成的消极影响.................. . (5) 1、在庭审中未能严格贯彻直接言词原则影响程序公正的实现..... . (5) 2、我国的证人制度还很不完善，证人权利无保障..... .. .. ..... .. . (5) 3、法庭审理的质证程序及其必要规则未建立..... . .. ... . ..... .. . (5) （三）在我国刑事诉讼制度中建立直接言词原则的现实意义......... . (5) 1、是现行抗辩式庭审方式有效运作的客观需要... ..... .. ....... . (5) 2、是实现刑事诉讼目的和刑罚目的的要求... ...... .... .... .. (6) 3、是切实保障被告人诉讼权利的要求. ...... .... . ... . (6) 四、在我国刑事诉讼制度中确立直接言词原则的设想........ ...... .. (6) （一）明确将直接言词原则确立为刑事诉讼法基本原则..... .. (6) （二）全面建立证人、鉴定人、被害人出庭作证制度和当庭宣判制度... . (6) （三）限制书面证词的使用，建立言词证据采信制度............... (6) （四）改革审判委员会制度，切实保障法官的独立审判权............ .. (7) 参考文献 (7) 致谢 (9)
美国刑事司法程序概览下 10、预审(Preliminary Hearing) 在刑事诉讼中的下一个程序就是预审了，在重罪案件种，预审是三个独立的筛选程序中的一个，每一个阶段都包括对控方提交的证据的审查，以确保不出现无正当理由的指控，该程序被称为筛选程序是因为其具有象筛子一样的功效，可以筛选出缺乏可靠的证据支持的指控。筛选程序中的第一个环节是治安法官先前对指控的审查(就如第8阶段所描述的一样)，筛选程序的第二阶段就是预审，同样由治安法官来负责，筛选程序的第三阶段则是由大陪审团对证据的审查(第11节将进行具体的介绍)，预审和陪审团的审查的可获得性和有效性在各州之间不完全一样，仅有一半的州常规上提供大陪审团审查，更多的州常规上提供预审程序。 预审也在治安法院进行，经常由主持初次聆讯的同一个法官主持，预审阶段治安法院的任务是决定是否有足够的证据支持起诉并将案件移送给大陪审团(有进行大陪审团审查的州)或审判法院。如果经审查发现证据是充分的，案件就“强制具结到庭”(boundover)而进入了下一个阶段，如果经审查发现证据不够充分，指控就被撤销，被告人将被释放或解除任何限制性担保措施。和治安法院早些时候进行的筛选程序——初次聆讯不一样，预审阶段采用“抗辩式程序”(Adversary proceeding)模式——也就是说，控方和被告方都必须到治安法院，被告人在律师的协助下，授权律师对控方的证据进行挑战同时也展示自己的证据，结果时，有时预审程序也就组合成了一个“迷你审判”，检察官通常依靠证人而不是证言，在提供证言的过程中，那些证人将接受辩方律师的“交叉询问”，同时辩护律师也要展示辩方证人以接受控方的“交叉询问”。 11、大陪审团审查(Grand Jury Review) 大陪审团的功能和预审程序一样，是筛选出那些没有足够的证据的案件停止继续指控。大陪审团运用的标准和在预审程序中运用的标准一样，通常被描述成“初步看来证据”的标准，对这一标准我们将在下
毕业论文 一、国外刑事诉讼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之立法模式及借鉴 随着人类文明不断进步，刑事诉讼的目的不再是单纯地追求事实真实情况，而更多是基于对某种主导价值的考虑，从而对证据加以取舍。从世界各国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来看，主要有两种模式：一为强制排除模式，采用这种模式的典型国家如美国；一为裁量排除模式，采用这种模式的典型国家如英国。以下将以采取这两种模式典型国家分别予以介绍。 （一）美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立法模式 1．美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立法模式 美国是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发源地，它对该规则的贯彻执行在世界各国也是最坚决、最彻底的。在美国，它通常以积极的态度肯定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多实行强制排除模式，这种模式的特点是：法律明确规定通过非法程序获取的证据作为一般性原则应当予以排除，同时又以例外的形式对不适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情况加以严格限定，法官对于非法证据的排除基本上要依据法律的规定。 2．美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价值理念 美国实行的是一种严格意义上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即对于以非法手段取得的证据在刑事诉讼中将自动被排除或导致证据
不可采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适用的范围涵盖四种法律实施官员进行的非法行为：（1）非法搜查和扣押；（2）违反第五条或六条获得的供述法律专业毕业论文范文；（3）违反第五条或六条获得人身识别的证言；（4）“震撼良心”的警察取证方法。[2]这些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主要是基于以下几种价值理念： 1.威慑警察的非法行为和保护人权 警察与当事人，前者是国家公务人员，享有国家赋予其专享的权力，这种权力相对当事人具有强制性，而当时人除了宪法赋予的基本权利，没有其他对抗警察这种强制性的权力的方法。因此，当事人相对处于弱势地位，其合法权利易受到侵犯。设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排除警察或检察官用非法手段，特别是违反美国宪法的手段所取得的证据）就很好的平衡了因双方力量对比悬殊所产生的矛盾。如果法院排除了非法所得的证据，警察就会因为他们的违法而受到惩罚，并使他们将来不敢在进行非法搜查。美国最高法院在沃尔夫案证实了“排除证据可能是威慑不合理搜查的有效方法”、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坎尔金斯案“其目的是通过切断忽略宪法要求的诱因来防止以唯一可用的有效方式强制尊重宪法性保障”，而这些都无一例外的体现出该价值理念。[1] 同时，美国是一个非常注重保护人权的国家。它所设立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价值取舍标准也体现了这一原则。比如保护公民隐私权是其中比较重要的一个方面。保护公民隐私权是从保护财产权益所派生出来的，它强调一切与公民隐私权相冲突的非法证据
刑事诉讼中的证明责任若干问题研究 【摘要】证明责任被喻为刑事诉讼中的脊梁，对于在案件事实不明的情况下分配举证责任，解决诉讼难题有着重要作用。为此，笔者通过对证明责任概念的分析、证明责任与举证责任的辨析及举证责任的分担原则等方面予以论述，并就我国刑事证明责任制度的完善提出建议。 关键词：刑事诉讼；证明责任；举证责任；证明责任的分担 证明是诉讼的中心环节。为解决案件的证明问题，在诉讼主体中必须确立谁负有这样的证明义务即证明责任。在我国的刑事诉讼法学中，对证明责任的相关理论仍然存在相当多的模糊认识，我国现行的刑事证明责任制度也不完善。本文试对刑事证明责任的相关问题进行辨析，以期抛砖引玉。 一、关于证明责任的概念 1、研究证明责任的意义 我们知道，正常的刑事诉讼诉讼的运行情况是根据搜集得到的证据所能证实的案件事实，依据刑法的规定确定罪名及法定刑的过程。但是在司法实践中经常会遇到这样的一个问题，即在刑事诉讼过程中所依据的相关案件的事实通过有关诉讼程序的运行处于一种真伪不明的状态，这时，对这个案件如何进行处理？证明责任制度就是解决此时该对案件做出怎样处理的难题的，证明责任制度的运用实际上是
通过技术性的手段，解决了司法诉讼过程中的难题。证明责任制度的建立和完善是人类法律制度建设上的一个里程碑，是立法中应用技术性规范解决法律问题的典范。 2、证明的概念 要研究证明责任的概念，首先应当研究证明的概念。通说认为，刑事诉讼中的证明是指国家司法机关在刑事诉讼中依照法定程序，运用证据来查明和确定案件事实的诉讼活动。刑事诉讼中的证明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的证明是指侦查人员、检察人员和审判人员依照法定程序收集证据，审查判断证据，运用证据来确定有无犯罪事实，是谁实施了犯罪事实，犯罪人的罪责轻重以及其他有关事实的诉讼活动；广义的证明是指除司法人员运用证据确定案件湿湿的诉讼活动外，还包括当事人和其他诉讼参与人依法提供证据，运用证据证明自己诉讼主张的活动。 从证明的概念我们可以得出如下推论: (1)证明主体是有限的。狭义的证明的主体是侦查人员、检察人员、审判人员等司法工作人员；广义的证明主体还包括案件的当事人和其他诉讼参与人。 （2）证明的对象是有限的。证明的对象，是指需要用证据加以证明的与刑事案件有关的各种问题，既包括需要证明的刑事案件的主要事实，也包括需要证明的与刑事案件有关的其他事实，凡是与刑事责任有关的一切需要证明的事实，都是证明对象。如果对于证明的对象不明确，对于需要证明的问题没有及时去解决，而对于不需要证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