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刑事诉讼中亲属作证的豁免权
试论刑事诉讼中亲属作证的豁免权
【内容摘要】有关亲属是否应该相隐的问题，在我国已经讨论有几千年了。本文再次谈及该问题，并非想为这场无终止的争论划上一个句号，而是想从“亲亲相隐”制度入手，结合我国的具体国情，谈谈目前我国应否在刑事诉讼中设立亲属的作证豁免权。
【关键词】亲亲相隐豁免权孝悌亲属
“亲亲相隐”制度来源于儒家的礼治、德治思想。如“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恥；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恥且格。”（《论语.为政》）①儒家的礼治继承了西周以来的礼法传统，强调家国一体、孝悌为本的宗法观念。家族伦理、亲亲尊尊、明德慎罚、中庸之道成了儒家法律思想的核心和最高价值标准。在刑事诉讼中，主张“亲亲相隐”。这来源于孔子与叶公的一段对话，“叶公语孔子曰：‘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孔子曰：‘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论语.子路》）②这一思想原则最初反映在律法上，是汉宣帝地节四年诏书中规定的“亲亲得相首匿”，即在直系三代血亲之间和夫妻之间，除谋反、大逆外，有人犯了罪，可以互相隐瞒，不算包庇罪，不受法律制裁。而本文所讲的亲属作证豁免权，是指知道案情的人，因其与犯罪人有一定的亲属关系，法律免除其作证义务的权利。可以说亲属作证豁免权是由“亲亲相隐”制度抛弃其窝藏、包庇犯罪人演化而来的，因此要研究亲属作证豁免权，就不能不研究“亲亲相隐”制度。
一、“亲亲相隐”制度的由来
“亲属在犯罪时应当相互容隐，不能告发，原本是先秦儒家的一种理想。”③在以分散的小农经济为基础的宗法社会里，社会关系极为简单，人民过的是一种“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临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④的生活，于是家便成了最基本的生活单位和生产单位。与此相适应，用以调整家族内部血缘关系的伦理道德，也就成了被社会所普遍接受和重视的行为规范了。“三代的礼制就是将家族宗法与国家组织直接结合的一套宗法等级制度，而在家族内部，孝道又最被看重。”⑤如孔子在《论语·学而篇》里说过：“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欤。”⑥《孝经》则明确宣称“五刑之属三千，罪莫大于不孝。”“夫孝，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⑦
其实孝观念在中国产生极早，《尚书·酒诰》云：“肇率牛车，远服贾，用孝养厥父母。”⑧《诗经·小雅》亦云：“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拊我畜我，长我
①参考自《论语》，吉林文史出版社2006年版第8页
②同上第133页
③参考自侯欣一主编《中国法律思想史》，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23页
④参考自《道德经》，春风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第93页
⑤同③第42页
⑥同①第3页
⑦参考自《孝经》，云南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8、52页
育我，顾我复我，出入腹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报。”①《孝经·开宗明义章第一》则说：“先王有至德要道，以顺天下，民用和睦，上下无怨。”②而这种至德要道，便是孝经所要阐述的孝悌之义。但在春秋以前，人们言孝主要侧重于对祖宗尊严的维护和父母物质上的供养。而孔子用仁的思想对古老的孝礼作了补充、修改和发展，强调孝不仅是对父母物质上的“养”，更主要的是发自内心的“敬畏”，从而提高了孝的道德境界。
为了强调孝道，先秦儒家提出了许多孝行标准作为立法、司法的方针，如《孔子家语·刑政》上说：“圣人之治化也，必刑政相参焉：太上以德教民，而以礼齐之；其次以政焉导民，以刑禁之，刑不刑也；化之弗变，导之弗从，伤义以败俗，于是乎用刑矣。”③“所谓平天下，在治其国者：上老老而民兴孝；上长长而民兴弟；上恤孤而民不倍。”④表现在刑事诉讼方面，即主张“亲亲相隐”。如上文《论语·子路》上所载叶公与孔子的问答，《孟子·尽心上》又载有孟子与其弟子桃应的问答，“桃应问曰：‘舜为天子，皋陶为士，瞽瞍杀人，则如之何？’孟子曰：‘执之而已矣。’‘然则舜不禁与？’曰：‘夫舜恶得而禁之？夫有所受之也。’‘然则舜如之何？’曰：‘舜视弃天下，犹弃敝蹝也。窃负而逃，遵海滨而处，终身欣然，乐而忘天下。’”⑤从孔子、孟子的回答看，他们都认为大孝可以隐父、荣父，至于遗弃天下，虞舜之道，也趋将若此。但虽然他们都主张父子相隐，并把“亲亲”的“孝”置于法律之上，他们的答复也只是一种主张或假设，尚未入律。
汉以后，儒家的理想终于变成现实，从汉宣帝地节四年诏书中规定“自今子匿父母，妻匿夫、孙匿大父母，皆勿坐，其父母匿子、夫匿妻、大父母匿孙、罪殊死皆上请延尉以闻”⑥开始，“亲亲相隐”制度终于变成国家的律文，并经历整个封建社会而不改。《唐律疏议·名例律》卷六规定：“诸同居、若大功以上亲，及外祖父母、外孙、若孙之妇、夫之兄弟及兄弟妻，有罪相为隐。”⑦宋刑统名例律第六卷亦作了相类似的规定。《大明律》虽较唐律严苛，但同样规定了“同居亲属有罪互相容隐”，“弟不证兄、妻不证夫、奴婢不证主”的法律原则。事实上中国历代法律不但鼓励相隐，而且从汉代起，儿子若向官府告发父亲的罪行，官府将以“不孝”罪对儿子处以重刑，更有甚者历代法律还规定司法官员若强迫血亲相证犯罪同样也是犯罪，乃至外族统治的清朝也无一例外地规定“子告父、若取告不实，子当处绞刑，若取告属实，子亦受杖一百，徒三年之刑”。国民党政府亦继受“亲亲相隐”这一法律原则且相隐的范围更大。1935年《中华民国刑事诉讼法》将相隐的范围扩大至五亲等以内的血亲，三亲等以内的姻亲。
一种制度可以经历了这么多年而不衰，笔者认为这并不是简单的“维护封建等级制度的一种手段”，而应该是一种适应我国具体国情的制度之一。这是由我国的特定的自然条件和社会历史条件所决定的，而并非是某个封建统治者所能创造出来的。任何一种文化类型的产生，都离不开特定的自然条件和社会历
①参考自徐可编《诗经》，春风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第336页
②参考自《孝经》，云南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6页
③参考自《四部丛刊初编（55）孔子家语》，商务印书馆1923年版卷七
④参考自《大学中庸》，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69页
⑤参考自张国华编著《中国法律思想史新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204页
⑥参考自徐祥民、胡世凯主编《中国法制史》，山东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16页
史条件。“半封闭的大陆性地域、农业经济格局、宗法与专制的社会组织结构，相互影响和制约，形成了一个稳定的生存系统，与这个系统相适应，孕育了伦理类型的中国传统文化。”①“正因为如此，斯宾格勒才把道德灵魂当作中国文化的基本象征符号，黑格尔才说：‘中国纯粹建筑在这一种道德的结合上，国家的特性便是客观的家庭孝敬。’”②在这样一种视孝道为一切道德规范核心和母体的文化系统内，主张“亲亲相隐”就不能被单纯地认为是维护封建等级制度的一种手段，而更应该是一种适应我国具体国情的方法之一。
二、设立亲属作证豁免权的必要性
（一）泓扬传统美德的要求
由上文可知，“亲亲相隐”制度的建立正是基于我国自古以来的孝观念，而“仁爱孝悌，却是中华民族美德中最具特色的部分。”③“‘仁’可以说是中华民族道德精神的象征，虽然它曾为统治阶级所利用，但并不能因此否认它是中华民族的共德和恒德”④在中国文化中，“仁”与“人”、“道”是同一的，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根本特性，正所谓“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仁”发端于人类共同生活中所形成的“恻隐之心”，即“同情心”，基于家族生活中的亲情。“仁”德的核心是爱人，所谓“仁者爱人”，其根本是孝悌，“孝悌也者，其为人之本欤。”孝悌之德的基本内容是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它在社会道德中具有崇高的地位，得到普遍的奉行。由此形成一种浓烈的家族亲情，对家庭关系，从而也对中国社会的稳定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是民族团结的基石。中华民族之所以形成坚韧的伦理实体并经久不衰，与这种孝悌之德的泓扬及其所形成的稳固的家庭关系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
孝悌之情的扩展就有所谓忠恕之道。“忠恕”是由仁派生出来的，是仁由家族之爱走向泛爱的中介环节。孔子把“恕”作为“一言以终生行之”的道德准则，认为“忠恕之道”是“为仁之方”。忠恕之德的基本要求是以诚待人，推己及人。在忠恕之德的基础上，中国人形成了“四海之内皆兄弟”，“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的宽广情怀和安老怀少的社会风尚，形成中华民族大家庭社会生活中浓烈的人情味和生活情趣。爱人、孝悌、忠恕，是仁德的基本内容，也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集中体现，在当今以仁爱孝悌为传统美德的国情下，何不设立亲属作证豁免权以泓扬仁爱孝悌之传统美德呢？
（二）法律继承的需要
“在历史上，除奴隶制法（它是在原始社会氏族习惯的基础上演化出来的），每一种新的法律制度都是以先前的法律制度为起点和阶梯的，这就决定了法律继承必然是法的发展的基本形式和途径。”⑤所谓法的继承就是指不同历史类型的法之间的延续、相继、继受，一般表现为旧法对新法的影响和新法对旧法的承接和继受。在法律发展过程中，每一种新法对旧法来说都是一种否定，但又不是一种单纯的否定或完全抛弃，而是否定中包含着肯定，从而使法律发展过
①参考自张岱年、方克立主编《中国文化概论》，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65页
②同上
③同上第212页
④同上第213页
程呈现出对旧法既有抛弃又有保存的性质。
传统是活着的民族精神，传统从一个民族的文化高山孕育而出，流水汩汩汇集成涓涓溪流，蜿蜒以至奔涌成为永远滋养一个民族心灵和躯体取之不尽的养分和财富。对待传统既不能反对亦不能维持。反对意味着数典忘祖，失去的将是民族精神的根基，断送的是一个民族的文化和想象力；而维持则会使活着的、生长的流水成为行将枯竭的一潭死水，连挣扎的涟漪都不为泛起。抱残守缺依赖的结果必然是被獠牙病态的食腐怪兽无情吞噬。传统只能依靠超越的进步去反哺、去丰富、去壮大、去发展，割裂传统的反叛是叛乱，沉溺传统的墨守是反动！法律对传统的继承也如此，我国现行法律不允许亲属之间相互包庇，意味着公众要在“亲情”与“大义”中作出选择，如果仅此为止倒也不为过。但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完全抛弃了一直沿用下来的“亲亲相隐”制度，既规定窝藏、包庇者已经触犯刑法，对亲属之间拒绝作证等行为还要受到刑法处罚，这就未免有点矫枉过正。意味着知悉犯罪情况的亲属不能沉默，不能说谎，不能让犯罪嫌疑人躲在家里，不能供其吃喝、穿戴、不能让其外逃，不能在亲情、友情、爱情与国法之间作选择，只有一条路，向司法机关举报并如实指证亲人犯罪，否则就要受到刑事追究。实践中有大量的案件是丈夫犯罪，妻子窝藏，兄弟犯罪姐妹包庇，儿子犯罪父母资助逃亡天涯。当犯罪者被缉拿归案时，妻子、姐妹、父母均因窝藏、包庇、伪证等罪刑亦锒当入狱。这也就无异于古代的株连制度了。试问这是法律的进步还是退步呢？
（三）构建和谐社会的需求
和谐社会的构建，有赖于整个社会的稳定与有序。“我们国家自古以来社会流动缓慢，社会变迁迟滞，人与人之间的交往相对固定，社交圈狭窄，使大多数人生活在‘熟人社会’里。尽管社会发展至今天，陌生人社会已初具规模，但以血缘关系为纽带，以家族同性为根基，日出而作，日息而居，出则夫妻同行，战则父子同伍的熟人社会结构在当代中国，特别是占据人口四分之三的农村仍然是主流。而‘熟人社会’理论告诉我们，熟人之中更容易产生责任和制约。”①“亲亲相隐”制度得以存在并被保存至今其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在熟人社会里，在特定的时空条件下，如果妻子指证丈夫，子女指证父母，兄弟相互背叛，指证之人，背叛之就无法在原来的生活圈中生存，其后果只能是众叛亲离，背井离乡，如果法律禁止“相隐”，则任何人的隐私都可能面临最严重的威胁，留下的更多的是“保留，隐瞒、忧虑，猜疑与害怕”。稳定的社会基础将会被粉碎，熟人社会中的互帮互助、一呼百应、一人有难众人扶持的和谐局面将会被打破。其结果必然会造成比放纵一般案件中的几个为亲属所庇护的罪犯更为严重的后果。关于这一点中国古代的例证比比皆是。如秦自商鞅“不告奸者腰斩”之法到秦朝严刑峻罚，背离人情，使秦朝历二世而亡就能充分说明这一点。
再者，由于每个人都是“血性动物”，具有情感，让一个人昧着良心来指控自己的亲人，这无异于对人性的摧残。所谓的“大义灭亲”，这是很难做到的。倘若“亲亲不得隐”，那么必然是夫妻之间相互提防，父母兄弟之间相互猜疑，生怕有朝一日，现在的陈述成为不利于己的证据，正所谓人人自危，亲人之间的亲情、信任丧失殆尽，社会的伦理道德观念很难维持，而这又必然会危及社会最基本的构成单位——家庭的安定、团结和友爱，进而危及整个社会的稳定
与有序！
（四）法律价值的体现
法是以规范人的行为为内容的，任何一种法律规范，只有建立在对人性的科学理论基础上，其存在与适用才具有本质上的合理性。“法者，缘人情而制，非设罪以陷人也。”①马克思也指出：“人类社会的本质在于其社会属性，即社会关系。人类社会最基本的组成单位是家庭，而能使家庭得以维持和持续的最基本因素无疑是家庭成员之间的亲情关系。亲属之爱是一切爱的起点，亲情联系是一切人类无法逃脱的联系。作为规范人们行为的法律，不可能不考虑到其调整对象主体的最基本需求——亲属之爱。”②“亲属作证豁免权”正是体现人作为人的基本要求，是从捍卫家庭的人性本能角度出发，将一些个案的司法价值让位于家庭关系的和谐与稳定，避免将无辜的犯罪嫌疑人近亲属置于指证犯罪的尴尬处境，体现了法律的文明和人性的关怀。在人性理论支配下的“亲属作证豁免权”制度其意义在于法律极其重视人之本身以及人赖以生存的家庭，宁愿在惩处犯罪上作出一定的牺牲和让步，以减少作为社会细胞的家庭的分裂，清除可能由此而导致的人性的异化，让夫妻反目、父子互质、兄弟相残等风气败坏、道德沦丧现象不至发生。从伦理道德角度来看，人也不可能义无返顾地抛弃亲情，否则他可能会付出惨重的名誉代价。试想如果夫妻之间秘密交往在他日会被迫成为庭上证言，婚姻还有何安全可言，如果你每时每刻都在“大义灭亲”里挣扎，人类社会“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还能存在吗？“亲属作证豁免权”恰好是法律在人情面前，在伦理面前作出让步，其目的也在于“屈法以伸伦理”，体现了法律的人性化特点。
法律的价值是一个多元化体系，它包括国家安全、社会秩序、公共利益、公民自由，司法公正等各种价值因素。就刑事诉讼领域而言，刑事诉讼活动不仅是一种以恢复过去发生的事情真相为目标的认识活动，而且是一种程序道德价值目标的选择和实现过程，其追求的价值主要有实体价值、程序价值和社会价值。但当实体价值与程序、社会价值相冲突时，就存在一种价值取向的问题。“亲属作证豁免权”制度正是法律在权衡这一利益冲突时作出的无奈选择。这种选择尽管不是最完美的，但确是最现实的。个案的实体真实与民众的心理承受力之间，法律的无情与婚姻家庭的稳定之间，公民在是“大义灭亲”换来的众人鄙视，还是隐瞒包庇获取的邻里乡民赞许进行痛苦的选择和法律的宽容之间等等，立法者选择了后者。因为立法者在价值选择时从有利于其统治，有利于公民承受力，有利于以德治天下换取民众的信任等价值出发，选择了“亲亲相隐”，牺牲了部分事实真相其代价是值得的，说明个案的真实并非法的唯一价值，更重要的价值是顺民心，合民意，从而达到统治的目的。
三、亲属作证豁免权的立法探索
长期以来，我们片面强调国家本位，整体利益，往往忽视对个体利益，局部利益的保障。本来我国是一个文明的“礼仪之邦”，人们非常重视亲情关系的和谐，照道理我们应该对此大书特书。没想到我国竟然逆世界潮流而动，规定了不论是何人、何时、何地，只要知道案情，都有义务作证。这样过分僵化
①同上
的规定，在案件事实查明的同时，也损害了证人及其他相关公民的私人利益。这样做的结果非但不能实现真正的正义，还极可能造成另外一种不公正。
鉴于我国立法的缺陷性和不完善性，笔者认为，今后我国的刑事诉讼立法，不应该单纯强调证人的作证义务，甚至过分强调立即采取制裁措施强制证人作证。相反，应该客观、冷静地看待其他社会价值，如婚姻家庭的稳定等。当其他社会价值大于追究某一特定的犯罪者的刑事责任时，立法就应当选择更为重要的利益，所谓“两害相权取其轻，两益相权取其重。”这样虽然可能会放纵某一个犯罪人，但更为重要和基本的社会利益或国家利益得到了维护，最终更有利于达到法律所追求的终极目标——维护正常的统治秩序。
那么，如何构建我国的亲属作证豁免权制度呢？
首先，应该确立主体范围。“日本刑事诉讼法第147条规定：‘任何人在下列人员可能被追究刑事责任或者可能被处有罪判决时均可拒绝作证：（1）自己的配偶、三等亲以内的血亲者或者二等亲以内的姻亲者以及同自己有过这些亲属关系的人；（2）自己的保护人、监护人或者保佐人；（3）使自己作为保护人、监护人或者保佐人的人。’德国刑事诉讼法第52条第一款规定：‘以下人员，有权拒绝作证：（1）被指控人的订婚人；（2）被指控人的配偶，即使婚姻关系已不再存在；（3）与被指控人现在或者曾经在旁系三亲等内有血缘关系或者在二亲等内有婚姻关系的人员。’”①我过台湾地区也规定了“证人为当事人配偶、前配偶、未婚配偶或四亲等内的血亲、三亲等内的姻亲或曾有此亲属关系的”②享有作证豁免权。笔者认为，对于亲属的界定应该有一个度，我国古代也只是把亲属圈定在“五服”之内，且重点是“同居共财”的亲属。“而在我国当代法律中，圈定亲属主要是依据亲属间的权利和义务”③，如亲属间的抚养义务、继承权、禁婚亲等，因此仅限于配偶、直系三代以内和旁系两代以内的近亲属；禁婚亲还涉及三代以内旁系血亲，当然这种亲属除自然亲属外，应该还包括法律拟制亲属，如收养或过继等。我们刑事诉讼中也可以参考我国已有的这些规定，一来可以使整个法律体系有了完整性，二来也因为这些人与当事人联系最密切也最有可能知道事实的真相，而这种密切的联系也使得他们最不忍心去作不利于亲人的证言，因此，应该把他们排除在有义务作证的主体之外，享有作证豁免权。
其次，对于亲属作证豁免权的客体范围，一般认为是可能使自己亲属遭受刑事追诉与处罚或者可能蒙羞受耻的事项。这种事项一般是作为亲属之间交流的隐私事项，即没有明确表示可以公开的秘密事项。如果这些事项在亲属之间交流时有能够理解其内容的第三人在场，即说明他们并不打算将其作为隐私，因此不受作证豁免权的保护。
但是，按照有原则必有例外的法律逻辑，亲属作证豁免权也应有例外情形。诸如古代法律规定“十恶”者不得容隐，我国当代应将危害国家安全罪这一动摇统治基石的犯罪排除在“相隐”之外，规定危害国家安全犯罪、亲属不得拒绝作证；在亲属间各为一方当事人的自诉案件中；在夫妻一方被指控对对方、子女实施犯罪行为的程序中；亲属间就共同犯罪时进行的交流事项等，均为亲
①参考自郑旭《论证人拒绝作证权》，摘自樊崇义主编《刑事诉讼法专论》，中国方正出版社1998年版第224—225页
②参考自卞建林主编《证据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修订版第48页
刑事诉讼法 一．单选题 1.下列不属于刑事诉讼法的价值：（D） A 秩序B公正C效益D民主 2.下列说法正确的是：（B） A为了充分有效地执行刑事诉讼法，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可以适用于检察院系统，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司法解释也可以适用于法院系统。 B《联合国关于律师作用的基本原则》也可以成为刑事诉讼法的渊源。 C自诉案件也可以经过立案，侦查，起诉，审判和执行五个诉讼阶段。 D刑法与刑诉法的关系上，应当坚持刑诉法工具主义。 3.关于刑事诉讼法“尊重和保障人权，保护公民的人身 权利、财产权利、民主权利和其他权利”的规定，下列哪一选项正确：（A） A体现了以人为本、保障和维护公民基本权利和自由的理念。 B体现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权利至上的理念。
C体现了实体公正与程序公正并重的理念。 D体现了公正优先，兼顾效率的理念。 4.某法院决定开庭审理张某贪污案，被告人张某在开庭前突发心脏病死亡，该法院应当如何处理此案。（D）A裁定撤销案件 B宣告被告人张某无罪 C裁定终止审理 D退回起诉的人民检察院处理 5.下列应当由中院管辖的案件有（C） A故意杀人案件 B爆炸案件 C武装叛乱案件 D县法院请求移送的案件 6.关于辩护律师在刑事诉讼中享有的权利和承担的义务，下列哪一选项是正确的（B） A在侦查期间可以向犯罪嫌疑人核实证据 B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可以了解案情有关情况
C收集到有利于犯罪嫌疑人的证据，应当及时告知公安机关和检察院 D在执业活动中，知悉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曾经实施犯罪的，及时告知司法机关。 7.张某，李某共同抢劫被抓获，张某下列哪一陈述属于证人证言（D） A我确实参加了抢劫银行 B李某逼我去抢的 C李某策划了整个抢劫，抢的钱他拿走了一半 D李某在这次抢劫前还杀了赵某 8.关于附带民事诉讼案件诉讼程序中的保全措施，下列哪一说法是正确的（B） A法院应当采取保全措施 B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和检察院都可以申请法院采取保全措施 C采取保全措施，不受民事诉讼法规定的限制 D财产保全的范围不限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财产或与本案相关的财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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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证责任和证明责任是两个密切相关又有所区别的概念。在两者关系的问题上，学界有不同的观点。有人认为，证明责任与举证责任是完全相同的概念，可以互相替用;(注：江伟主编：《证据法学》，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77页。)有人认为，证明责任与举证责任是两个并列的概念，举证责任的主体是当事人，证明责任的主体是执法和司法人员;(注：樊崇义主编：《刑事诉讼法学研究综述与评价》，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263页。)还有人认为，证明责任和举证责任是相容概念，前者包括后者。(注：陈一云主编：《证据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49页。)上述三种观点各有侧重，其实都有一定道理。从字面上看，举证的含义是举出证据或者提供证据;证明的含义是用证据来表明或者说明。因此，严格地说来，举证责任只是举出证据的责任，证明责任则是运用证据证明案件事实的责任，两者的侧重显然有所不同。不过，如果进一步分析其实质内涵，人们就会发现两者其实相去并不远，因为举证的目的也是要用证据证明案件事实，而证明也就包含了举出证据的意思。离开证明案件事实的目的，举证便成了毫无意义的行为;没有人举出证据，证明也就是一句空话。由此可见，证明离不开举证;举证也离不开证明。证明必须以举出证据为基础;而举证的目的也就是为了证明案件事实。笔者以为，语言是约定俗成的。只要人们在使用中不会造成误解和歧义，学者也没有必要过分苛求字面含义与概念内涵的统一。虽然举证和证明这两个概念的字
刑事诉讼中证明责任制度研究- 内容摘要：证明责任制度是诉讼法的重要问题。在刑事诉讼中，通过证明责任的合理分配，可以让控诉方受束于法律不侵犯人权，同时又能及时完成控诉任务，实现刑事法规范真正公平高效的运作。刑事证明责任原则上由控诉方来承担，但在特定情形下，可以让被告人也承担一定程度的证明责任，但证明被告人有罪的责任始终在控诉方，被告人仅需承担提出证据的责任。 关键词：刑事诉讼证明责任承担 刑事证明责任是指在诉讼中，就控诉方（刑事自诉案件中自诉人相当于控诉方，对自诉人承担证明责任问题本文不作另外的分析）和当事人的诉讼主张，由谁来承担提供证据和就争议的事实进行说服的责任，并在证明不力时，承担相应的不利后果。对于刑事证明责任而言，其作用则在无罪推定的理念基础上，通过证明责任的分配，在保障人权与控制犯罪之间寻找平衡，以求良好的社会效益和公平的实现。 一、两大法系刑事诉讼证明责任的比较分析 （一）证明责任的概念
“证明责任”一词最早见于古罗马法，包含了以下两层意义：一、提出诉讼主张的人应对其主张的事实负证明责任；二、双方均不能提出证据时，负证明责任的一方败诉。即所谓“原告不证明，被告即获胜。”古罗马的证明责任制度对后世的法学理论和审判实践产生深远的影响，无论是英美法系还是大陆法系的诉讼制度都传承了其关于证明责任的主要观念。 第一、英美法系中证明责任涵义。根据英美法系“证明责任分层理论”，证明责任分为提供证据的责任（又称为举证责任，在我国法学界通说认为举证责任一词与证明责任同义，为避免误解，本文不使用此概念）和说服责任，在刑事诉讼中说明责任只能由控诉方来承担。提供证据的责任是指控辩双方在诉讼中，应当根据诉讼进行的状态，就其主张或者反驳的事实提供相应的证据证明到法律所要求的程度；说明责任则是控诉方提供证据加以证明的结果，能够保证法院对被告人作出有罪判决。如果需要证明的事实处于真伪不明状态，控诉方则承担由此而产生的败诉结果。 在英美法系双方相互独立且层次不同。首先，两者要求不同，前者要求标准较低，以达到“合理怀疑的证据优势”或“表面可信”之程度为要求；后者则要求“排除合理怀疑”。如被告人只需对有罪的证明提出合理疑点，其辩护即可成立，而控诉方则需
试论刑事诉讼证明责任(一) 论文摘要 “证明责任是刑事证据制度中的一个基本问题，由于理论界对于“明责任”概念的争议而导致证明责任承担主体的多元化。笔者认为，在新刑诉制度中，证明责任承担主体应该单一化。关键词：刑事诉讼证据不利后果证明 一、刑事诉讼证明责任的概念 任何事物的属性特征必须界定在一定的范围内进行讨论。否则，往往因各位学者论及的范畴相异而导致观点难以趋同。所以在论及刑事诉讼证明责任的承担问题前，我们先给刑事诉讼证明责任下个定义。 在当前我国诉讼理论界关于证明责任的概念，看法颇不一致，主要有以下三种观点：（一）行为责任说。该学说认为：证明责任，也称举证责任，是指在诉讼活动中收集和提出证据，证明被告人有罪还是无罪，此罪还是彼罪，罪重还是罪轻的义务到底应该由谁来承担的问题。即指诉讼主体要求法院就其主张作出裁判，对主张的事实，承担提供证据的证明责任。我国大多数刑事诉讼法教科书都采用这种观点。“我国刑事诉讼中的证明责任，是指进行刑事诉讼的专门机关或者当事人中，应当由谁来提供确实、充分的证据，承担证明案件事实和诉讼主张的责任。”（1）这种观点，侧重于举证行为本身，看重行为的过程，而不重视行为的结果。 （二）结果责任说。此学说认为：不同诉讼体制中的举证责任的含义，大同小异。在法院作出终局裁决前，对一定事实是否存在难以确定的情况，例如对于证据有缺陷的案件，即依现有证据可以认定被告人有罪，但对一些具体的犯罪情节、手段、作用等方面认定上证据不十分充分，需进一步完善，但控诉机关己力完善，在这种情况下是对控告作出不利判决？还是对被告作出不利判决？对于此问题法律必须预先作出规定，在事实的真假虚实难以确定的情况下，由哪方承担风险及不利后果的法律假定，叫做证明责任。“证明责任主要解决对于诉讼进行和案件的实体处理具有重要意义的两个问题：一是承担证明或举证义务的主体未能有效履行义务时所承担的法律后果。”（2）这种观点侧重于不尽证明责任，应当承担的法律后果。 （三）双重含义说。该学说认为：应当从行为和结果两个方面来解释证明责任。即证明责任具有双重含义：行为意义上的证明责任和结果意义上的证明责任。前者是指诉讼主体对所主张的事实处于真伪不明状态时，主张该事实的诉讼主体所承担的不利诉讼后果。 以上三种观点从不同角度阐述了证明责任的含义，但笔者趋同于“双重含义说”。众所周知，证明责任最早被提出来是在古罗马，但最初并不被称为“证明责任”，而谓为之为“举证责任”。那条脍炙人口著名原则“谁主张，谁举证”流传千载，己在诉讼法史上牢牢地占据一席之地。它具体化为两条规则，一是当事人对主张的事实有提出证据证明义务，否认的一方没有举证责任；二是双方当事人在事实真伪不明，都提不出足够证据，则负证明责任的一方败诉。古罗马所确立的证明责任原则，对其后各国立法和证据理论都有很大的影响。在当代英美证据法理论中，证明责任这一概念还有两个附加词汇：“说服责任”和举证责任“。说服责任是使裁判者确信所举证据指向事实为真实的义务：举证责任是指提出证据证明诉讼主张的义务，在刑事诉讼中，英美法系国家由起诉方承担证明被告人有罪的责任，在证明被告人有罪有事实真伪不明时，应作出有利于被告人的判决，由控方承担败诉的证明责任。在我国新的诉讼制度中实行控辩式庭审方式，庭审对案件的最终处理具有决定意义。法庭调查活动的主角由法官转变为检察官，检察官担负着控诉犯罪的庭审举证责任和说服责任。其举证和论辩活动是否有力，直接影响控诉能否成立，直接关系诉讼的结局。因而，笔者认为，证明责任是指在事实真伪不明时，负有提出证据证明其主张的当事人因法院不适用以该事实存在为构成要件的法律而产生的不利于自己的法律后果的负担。
刑事诉讼证明标准及其理论根据 【摘要】证明标准是证据法中的一个基本问题，我国对证明标准的研究由来已久，在有关问题上也取得了较大进展。就目前的研究状况来看，学者对证明标准的多元化和层次性已基本达成共识，但对证明标准多元化的表现之一即控辩双方承担证明责任适用差别证明标准进行系统研究的较少。这不能不说是我国证据理论研究的一大缺憾，同时也给诉讼实践带来不利影响。 【关键词】刑事诉讼；证明标准；理论根据 一、证明标准的多元化 在一个国家的证据制度中，证明标准应否分为不同的等级或层次是一个值得研究和讨论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目前国际上存在着两种观点或做法：一种是一元化的标准，即一个国家的所有诉讼活动只有一种统一的标准；另一种是多元化的标准，即在一个国家的诉讼活动有多种证明标准，证明标准根据诉讼性质、案件种类、诉讼阶段、证明对象、证明主体等的不同而有所区别：一般而言，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应该高于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死刑案件的证明标准应高于普通刑事案件的证明标准；随着诉讼活动的依次推进，后一阶段对证据质和量的要求应高于前一阶段；实体法事实的
证明标准要高于程序法事实的证明标准，案件主要事实或犯罪构成事实的证明标准要高于案件次要事实的证明标准；不同证明主体因承担证明责任的不同而导致所应达到的证明标准也应有所差异。多元化的诉讼标准兼顾了诉讼性质、案件种类、诉讼阶段、证明对象、证明主体等各种因素，有利于诉讼活动中各种价值的目标的平衡，也有利于司法人员对证明标准的掌握和运用，因此得到了各国的青睐，是目前国际社会通行的做法。 二、刑事诉讼中控辩双方适用不同证明标准的理论根据 （一）保障人权的价值追求 刑事诉讼是代表国家的追诉方与作为个体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之间围绕犯罪嫌疑人是否有罪、是否应受刑事制裁所做的较量，是围绕公权力与自然人私权利的正面对抗，客观上是强者和弱者之间的不平等争诉。作为矛盾的双方，国家公诉权天然地强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权利。在以控制犯罪为首要价值的诉讼模式下，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权利普遍容易遭到漠视。在有着强调社会整体利益优先、把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当作敌人予以打击的传统中国，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更是始终处于相对弱小的诉讼地位，不足以在控辩审三方构成的诉讼结构下与公诉方的权力形成张力，进而支撑起正三角形的可视的程序正义。而保障人权是现代
论刑事诉讼中的免证事实(一) 摘要及关键字：我国在诉讼证明问题上的研究一直薄弱，长期以来亦缺乏对免证事实问题的关注。近年来在此方面的研究有所加强，但论者大多都把目光集中于民事诉讼中的免证事实，而鲜有系统涉及其刑事诉讼领域者。这种“一只脚走路”的状况势必会从理论到实践皆影响到我国证据法研究的发展，故本文试就刑事诉讼中的免证事实问题做一尝试性探讨，求教同仁。 一、刑事诉讼中设定免证事实的必要性在诉讼证明活动中，一般而言，诉讼当事各方都负有对自己主张的事实提出证据加以证明的责任，以便能说服法官接受本方诉讼主张，否则就要承担于己不利的后果，故法谚云“证明责任是诉讼的脊梁”。但是，并非所有在诉讼中主张的事实都有加以证明的必要，也就是存在“一切事实必须以证据予以证明的总原则的例外”。〔1〕这种可以免去其主张者之证明责任的事实即免证事实（亦称毋庸证明的事实）。免证事实之所以在诉讼中成为必要，乃在于以人的认识活动为基础的证明活动总是建立在特定的人类常识性认识基础之上，〔2〕而无需重复一些正确性显而易见、不应有合理争议的事实；而正是有了这样的基础事实作为证明的起点，我们在诉讼中才能把主要精力集中于关键的争点上，使论证更有针对性，从而得以提高证明活动的效率，节约诉讼成本。正是鉴于免证事实的重要性，国外各相关证据立法均有明文规定。但在我国证据法实践中，到目前为止却只能依靠几个最高法院司法解释来维持，1]而立法上的落后与我们在免证事实理论研究上的薄弱不无关系。虽然现在的研究状况有所改善，但无论是理论上还是实务上，均是对民事诉讼中的免证事实讨论较多，而鲜有涉及到刑事诉讼领域。2]这实际上与我国一直以来过分强调刑事诉讼中发现客观真实的传统有关。通常认为，刑事诉讼中由于指控机关承担证明犯罪的全部责任，而且要达到“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标准，〔3〕如果哪一个事实没有查明其真相都可能导致放纵犯罪或冤枉好人，对待案件中的每一个事实和证据都要求慎而又慎，因此若要说哪个事实可以“免证”，似乎就心存戒心。然而，当今人们已经开始对这种追求绝对客观真实的制度设计进行反思，因为其并没有像它的设计初衷那样很好的实现“打击犯罪与保障人权的统一”，且在增大了司法资源投入的同时却降低了诉讼的效率，以至于时常听闻公检法机关抱怨超负荷工作。诉讼是一种高成本而低效率的纠纷解决方式，诉讼中的任何一方“都回避不了投入与产出这一经济机制的调理”，〔4〕都必须考虑如何以最小成本来获取最大收益。免证事实作为“一种审判上的捷径”，〔5〕体现了诉讼证明活动对于高效率和低成本的追求。它免去了当事方不必要的证明负担，减少了司法成本的非必要投入，可以把有限的司法资源最合理地投入到解决争议所最需要的证明活动上，使诉讼证明更加高效。如果把刑事程序复归到诉讼形态上来观察，无疑，国家必须在其中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成本，而刑事司法资源的稀缺性则决定了必须科学配置这些人财物的投入，才能保证刑事诉讼活动的有效运转，否则国家刑事司法体制将不堪重负。从这一角度上讲，免证事实的设定对于刑事诉讼来说不仅符合规律，更是一种现实的选择。二、司法认知的事实司法认知（JudicialNotice）是一个来自英美法的概念，其渊源可以追溯至一句古罗马法谚：“显著之事实，无需证明”。〔6〕现代证据法理论上，它是指法官在审理案件的过程中，对于某些特殊事实，无须当事人举证，即直接确认其真实性而予以采信，并作为认定案情、据以裁判的依据，从而及时平息没有合理根据的争议，保证审判的顺利进行；又称“审判上的认知”或“审判上的知悉”。〔7〕从这个概念可以看出：司法认知是法官对于某些特定事实的一种确认行为，作为审判上的认知，其主体只可能是行使审判权的法官，而不可能是当事人或控辩双方。换言之，当事人或控辩双方如果认为某事项属于司法认知范围，则只能向法官申请予以认知而不能自行认知。从这个角度看《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中单方面规定控方免证事项，无疑不妥。我国刑事诉讼制度中没有对法官的司法认知作出明文规定，但事实上其在司法实践中的运用是一直存在的。我国民事诉讼证明活动中的司法认知主要有：众所周知的事实（包括显著的事实）、自然规律及定理和经验法则。它们作为沟通人类常识性认识和诉讼证明认
刑事诉讼中举证责任由 谁承担 集团档案编码：[YTTR-YTPT28-YTNTL98-UYTYNN08]
遇到诉讼问题赢了网律师为你免费解惑！访问>> 刑事诉讼中举证责任由谁承担 一、举证责任的概念 刑事诉讼中的举证责任就是公诉方和辩护方在审判中向法庭提供证据证明其主张之案件事实的责任。举证责任的概念包括三层含义： 第一，就事实主张提供证据的责任，又称为举证的行为责任; 第二，用充分证据说明其事实主张的责任，又称为举证的说服责任; 第三，当不能提供充分证据而且案件事实未能查清时承担不利后果的责任，又称为举证的结果责任。理解举证责任的概念，应该注意以下三个问题： (一)举证责任与证明责任 举证责任和证明责任是两个密切相关又有所区别的概念。在两者关系的问题上，学界有不同的观点。有人认为，证明责任与举证
责任是完全相同的概念，可以互相替用;(注：江伟主编：《证据法学》，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77页。)有人认为，证明责任与举证责任是两个并列的概念，举证责任的主体是当事人，证明责任的 主体是执法和司法人员;(注：樊崇义主编：《刑事诉讼法学研究综 述与评价》，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263页。)还有人 认为，证明责任和举证责任是相容概念，前者包括后者。(注：陈一云主编：《证据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49页。)上述三种观点各有侧重，其实都有一定道理。从字面上看，举证的 含义是举出证据或者提供证据;证明的含义是用证据来表明或者说明。因此，严格地说来，举证责任只是举出证据的责任，证明责任 则是运用证据证明案件事实的责任，两者的侧重显然有所不同。不过，如果进一步分析其实质内涵，人们就会发现两者其实相去并不远，因为举证的目的也是要用证据证明案件事实，而证明也就包含 了举出证据的意思。离开证明案件事实的目的，举证便成了毫无意 义的行为;没有人举出证据，证明也就是一句空话。由此可见，证明离不开举证;举证也离不开证明。证明必须以举出证据为基础;而举 证的目的也就是为了证明案件事实。笔者以为，语言是约定俗成 的。只要人们在使用中不会造成误解和歧义，学者也没有必要过分 苛求字面含义与概念内涵的统一。虽然举证和证明这两个概念的字 面含义确有不同，但是人们在长期使用举证责任这个概念的时候已 经赋予它“证明”的含义。人们讲的举证责任实际上就包有证明责 任的含义，即不仅指举出证据的行为责任，而且包括说服责任和结
刑事诉讼中的证明责任若干问题研究 【摘要】证明责任被喻为刑事诉讼中的脊梁，对于在案件事实不明的情况下分配举证责任，解决诉讼难题有着重要作用。为此，笔者通过对证明责任概念的分析、证明责任与举证责任的辨析及举证责任的分担原则等方面予以论述，并就我国刑事证明责任制度的完善提出建议。 关键词：刑事诉讼；证明责任；举证责任；证明责任的分担 证明是诉讼的中心环节。为解决案件的证明问题，在诉讼主体中必须确立谁负有这样的证明义务即证明责任。在我国的刑事诉讼法学中，对证明责任的相关理论仍然存在相当多的模糊认识，我国现行的刑事证明责任制度也不完善。本文试对刑事证明责任的相关问题进行辨析，以期抛砖引玉。 一、关于证明责任的概念 1、研究证明责任的意义 我们知道，正常的刑事诉讼诉讼的运行情况是根据搜集得到的证据所能证实的案件事实，依据刑法的规定确定罪名及法定刑的过程。但是在司法实践中经常会遇到这样的一个问题，即在刑事诉讼过程中所依据的相关案件的事实通过有关诉讼程序的运行处于一种真伪不明的状态，这时，对这个案件如何进行处理？证明责任制度就是解决此时该对案件做出怎样处理的难题的，证明责任制度的运用实际上是
通过技术性的手段，解决了司法诉讼过程中的难题。证明责任制度的建立和完善是人类法律制度建设上的一个里程碑，是立法中应用技术性规范解决法律问题的典范。 2、证明的概念 要研究证明责任的概念，首先应当研究证明的概念。通说认为，刑事诉讼中的证明是指国家司法机关在刑事诉讼中依照法定程序，运用证据来查明和确定案件事实的诉讼活动。刑事诉讼中的证明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的证明是指侦查人员、检察人员和审判人员依照法定程序收集证据，审查判断证据，运用证据来确定有无犯罪事实，是谁实施了犯罪事实，犯罪人的罪责轻重以及其他有关事实的诉讼活动；广义的证明是指除司法人员运用证据确定案件湿湿的诉讼活动外，还包括当事人和其他诉讼参与人依法提供证据，运用证据证明自己诉讼主张的活动。 从证明的概念我们可以得出如下推论: (1)证明主体是有限的。狭义的证明的主体是侦查人员、检察人员、审判人员等司法工作人员；广义的证明主体还包括案件的当事人和其他诉讼参与人。 （2）证明的对象是有限的。证明的对象，是指需要用证据加以证明的与刑事案件有关的各种问题，既包括需要证明的刑事案件的主要事实，也包括需要证明的与刑事案件有关的其他事实，凡是与刑事责任有关的一切需要证明的事实，都是证明对象。如果对于证明的对象不明确，对于需要证明的问题没有及时去解决，而对于不需要证明
刑事诉讼证明责任分配 证明责任 通说观点：证明责任应包括三个层面：（1）提供证据的行为责任，即诉讼当事人就其事实主张向法庭提供证据的责任；（2）说服事实裁判者的行为责任；（3）承担不利后果的责任，即诉讼当事人在不能提供证据或者不能说服事实裁判者而且案件事实处于不清状态时承担不利诉讼后果的责任。 证明责任分配的应然要求：主张事实的当事人应对其主张举证并承担证明不能的相应后果。 刑事证明责任分配的应然要求可概括为两层内容：一是由控方承担被告人有罪的责任，辩方没有这种责任；二是控方的有罪证明，应当是完全的证明。 两大法系刑事证明责任分配的实然分析 英美法系： 控方先承担积极构成要件证明责任，基于本体成立要件的推定机能，其无需对被告人可能的辩护事由一一排除，而由被告人对辩护理由承担证明责任。 其形成的依据主要是基于英美法系独有的犯罪构成模式：双层控辩平衡模式 第一层次是犯罪本体要件即积极的犯罪构成要件，包括犯罪行为和犯意；第二层次是责任充足条件，也称消极的犯罪构成要件（否定犯罪成立），包括未成年、精神病、正当防卫免责等积极性辩护理由，如果行为人有这些辩护理由，就能阻却犯罪的成立。其中，前者体现为控方权力，后者体现辩方权利。 大陆法系： 符合构成要件的行为一般就具有了违法性、有责性，控方一般只就构成要件符合性承担证明责任。但不同于英美法系国家，无罪推定原则在大陆法系国家基本获得普遍承认。根据这一原则，当控诉证据不足以使法官对被告人有罪产生“内心确信”时，法官必须判决被告人无罪，同时，由于职权调查原则的作用，关于证明责任的分配没有实行当事人主义的英美法系国家刑事诉讼中那么重要。 总体上来说，在两大法系国家，被告人承担一定的证明责任，但在证明范围上，职权主义模式国家明显小于当事人主义模式国家。 我国刑事诉讼证明责任分配： 我国刑事诉讼中证明责任分配所应考虑的原则： （一）谁主张谁举证原则 （二）无罪推定原则 所谓无罪推定，是指未经法定程序审判，任何人不得被确定为有罪，且在诉讼中被告人首先被认为是清白的，即推定为无罪。 在刑事诉讼中，即要求控诉方应对其主张被告有罪承担证明责任，如果控诉方在法庭上不能完成其所承担的证明责任，法官将对其主张不予支持，并对被告作出无罪判决。 （三）有利于被告人原则 考虑因素： 1、被告人往往处于不利的地位； （1）人力、物力和财力薄弱造成取证的难易、深度和广度方面； （2）检察院作为控诉方与法院存在监督与被监督关系，这样造成了被告人与控诉方在诉讼地位上是不平等的。
谈我国刑事诉讼证明标准(一) 【内容提要】 本文论述了刑事诉讼证明标准的含义，并依据其要求和作用及在司法实践中的意义将其划分五种情况： 一、证明标准的概念 二、确定证明标准的要求 三、证明标准在实践中的作用 四、如何正确把握证明标准 五、证明标准在司法实践中的具体应用 【关键词】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 实践中司法机关办理的案件往往会出现从有罪到无罪的反复，具体分析可能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说明有相当一部分司法人员仍未形成我国刑事诉讼法所要求的“无罪推定”观念，二也说明司法人员收集、运用、认定证据的能力较弱，未能全面、正确地理解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的刑事案件的证明标准。究竟掌握怎样的证据，换句话说，证明达到什么标准才能做有罪认定？本文试图从这些方面予以论述。 一、证明标准的概念 刑事诉讼中的证明标准，是指法律规定的运用证据证明待证事实所要达到的程度的要求。有的学者称为证明要求。 在我国，刑事诉讼的证明在理论上要求达到客观真实。为此，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了明确的证明标准，这就是《刑事诉讼法》第129条、第137条、第141条、第162条中多次规定的“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也就是说，侦查机关对案件侦查终结移送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人民检察院对犯罪嫌疑人提起公诉，人民法院对于被告人作出有罪判决，都必须做到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所谓犯罪事实清楚，是指作为定罪量刑根据的有关的事实和情节，都必须查清。至于那些不影响对被告人定罪量刑的细枝末节，则无必要查清。所谓证据确实、充分，是对作为定案根据的证据质和量的总的要求。证据确实，即每个证据都必须真实，具有证明力；证据充分，即证据必须达到一定的量，足以认定犯罪事实。根据法律规定和司法实践经验，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具体是指达到以下标准：（1）据以定案的每个证据都必须查证属实；（2）每个证据必须和待查证的犯罪事实之间存在客观联系，具有证明力；（3）属于犯罪构成各要件的事实均有相应的证据加以证明；（4）所有证据在总体上已足以对所要证明的犯罪事实得出确定无疑的结论，并排除了其他一切可能性。 二、确定证明标准的要求 确定刑事案件证明标准的原则必须是从高从严，即高标准，严要求。这是由刑事案件的性质所决定的。所有的刑事案件都同国家的安危，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相关，如果搞得不准，任何一个冤、假、错案或司法不公，都关系到国家的安全和社会的公益，关系到稳定的大局和群众的切身利益。而且，证明的标准直接涉及到人权保护问题，我国民主与法制的进程和世界范围内的人权斗争的潮流，都要求诉讼证明的标准要从高从严。就刑事诉讼的本身而言，其全过程无不同公民的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紧密相联。立案、侦查、起诉、审判、执行等环节，一方面涉及到被害人的权利保障问题，另一方面又关系到嫌疑人、被告人、被判刑人的人身权利和诉讼权利的矛盾冲突。解决这一矛盾冲突，尊重和保障人权，严格证明标准，是惟一的途径和方法。另外，我国长期以来人民司法工作的经验和教训告诉我们，诉讼证明的标准必须从高从严。尤其是我党从延安整风，到解放以来历次政治运动，特别是“文革”十年的悲惨教训，党和国家对打击刑事犯罪，总结和制定了“稳、准、狠”的刑事政策、贯彻执行这一刑事政策的核心是一个“准”字，所谓“准”，在刑事诉讼中就表现为诉讼证明的标准，既要高又要严，要严格按照运用证据的客观规律完成证明的任务。近、现代刑事诉讼的证明标
在刑事诉讼中，证明被告人有罪的责任主要由控方承担，而辩方不承担证明自己无罪的责任。但是，公正和效率的双重要求并不赞成这种简单、机械的划分方法。在刑事诉讼中，被告人进行辩护时可能提出相关的、甚至是至关重要的证据，这种情况是否是证明责任的倒置呢？如果被告人及其辩护人提出证据的行为不是证明责任的倒置，那么这种行为是何种性质的责任呢？ 一、证明责任倒置概述 所谓证明责任倒置是指在诉讼中由于特殊的案件理由，将原本由控方承担的证明责任责令辩方承担。证明责任倒置是相对于证明责任分配的一般原则而言的，是证明责任分配的例外情况。证明责任倒置并不能改变举证责任与不能举证结果的因果关系，在责任倒置后不能完成证明责任的一方当事人，仍然要承担败诉的后果。 如果在刑事诉讼中存在证明责任的倒置，倒置的状态就会改变诉讼中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是证明犯罪行为构成要件的方式，控方承担证明责任需要证明犯罪构成要件的成立，证明责任倒置后，辩方则应承担证明构成要件不成立的证明责任。由这一点来看，证明责任的倒置是包含了一种事实假定的。即在倒置情况下，控方主张的事实是被假定成立的；二是在倒置的情况下，控辩双方证明责任的发生顺序产生换位，即控方证明责任在辩方证明责任之后发生，两者在时间关系上发生逆转。三是事实处于真伪不明状态时，由被告人承担不利的诉讼后果，即被判有罪或者法院确定与被告入主张相反的事实。典型举证责任倒置发生在民事诉讼当中，例如民法通则规定的产品质量责任诉讼、环境污染诉讼等。在行政诉讼当中则是由被告一方承担证明行政行为正当的证明责任。如果用形象的话来说明，在行政诉讼当中，关于事实问题是完全的举证责任倒置。那么在刑事诉讼中是否存在证明责任倒置的情况呢？这就需要根据特殊的情况加以说明。 二、刑事诉讼中被告人举证的几种情况 在刑事诉讼中，可能增加被告人证明责任的情况一般要求案件必须为特殊类型的案件。导致被告人承担更多证明责任的案件或者要求被告人证明一定事实的案件包括如下几类： （一）持有型犯罪。持有型犯罪是指由于被告人占有某种法律禁止或者违反法律规定的物品而认定被告人犯罪的。我国刑法中规定的持有型犯罪包括巨额财产来源不明、持有毒品、持有枪支弹药等几类。持有型犯罪是一种特殊的犯罪行为类型，因为持有型犯罪的“持有”行为本身只是一种状态，并不需要一定的作为；但是持有行为本身是由特定的作为行为引起的，必须因为一定的作为活动才导致被告人的持有行为。如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必然有获取财产的合法或非法的手段和作为行为（有时也可能是一种不作为，如他人秘密将财产置于被告人的支配范围内，被告人发现后据为己有而没有归还或交出的）；私藏枪支弹药的一般应当有制造、贩卖或购买的行为为前导。持有本身是不需要身体动作的，因此是一种不作为，但是有些学者将其视为作为和不作为之外的第三种独立的形态。由于持有行为的消极性，控方证明被告人的非法行为有时是存在困难的，因此要求被告人对自己的持有作出合理的说明，有利于减轻控方的证明责任。 最经常用于分析举证责任倒置的例子是关于刑法第395条规定的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根据该条规定，如果被告人的财产或者支出明显超过合法收入，差额巨大的，可以责令说明
排除合理怀疑：刑事证明的新标准 樊崇义张中 樊崇义教授 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问题，尤其是有罪判决的证明标准问题，是我国刑事诉讼法学界和司法实务界长期关注的一个热点问题。在过去的十多年里，经过“客观真实”和“法律真实”的大讨论，人们对证明标准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对于刑事诉讼法关于“证据确实、充分”的规定也有了更深入的理解，但是一直未能达成共识。 为了便于司法人员在实践中准确把握“证据确实、充分”的证明标准，2010年《关于办理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下称《规定》)第5条将之细化为五项内容:(一)定罪量刑的事实都有证据证明;(二)每一个定案的证据均已经法定程序查证属实;(三)证据与证据之间、证据与案件事实之间不存在矛盾或者矛盾得以合理排除;(四)共同犯罪案件中，被告人的地位、作用均已查清;(五)根据证据认定案件事实的过程符合逻辑和经验规则，由证据得出的结论为唯一结论。有的学者将之概括为“结论唯一”标准或者“唯一性”标准，并把“唯一性”解释为“排除其他可能性”，认为只有对主要事实的证明达到“唯一性”，才能保证裁判认定的案件事实与客观事实相符，并认为它体现了“绝对”的因素。 应当说，上述关于对“证据确实、充分”的规定及学理解释反映了我国长期以来对待死刑的审慎态度，死刑案件的证明标准必须是最高、最严的，以确保判处死刑案件的万无一失。尽管如此，我们还是要认识到，“结论唯一”标准并不是一个客观真实标准，一方面是因为由证据得出唯一结论是经过法官运用逻辑和经验规则推断出来的，它与法官的个人素质和自由裁量权有着密切的关系，带有明显的主观色彩。另一方面，该条第二款规定，办理死刑案件，对于以下事实的证明必须达到证据确定、充分:(一)被指控的犯罪事实的发生……说明死刑案件需要证明的事实并不是客观存在的案件事实本身，而是“指控的犯罪事实”。 关于“唯一性”标准的普适性问题，有学者援引1984年联合国《关于保护死刑犯权利的保障措施》第4条的规定，即“只有在对被告的罪行根据明确和令人信服的证据而对事实没有其他解释余地的情况下，才能判处死刑”，据此认为死刑案件的证明标准应该高于普通刑事案件。在本质上，这里的“没有其他解释余地”与“唯一结论”的标准是一致的，但它是否适用于非死刑案件呢?答案当然是肯定的。按照最高人民法院等部门印发两个“证据规定”的通知，办理其他刑事案件，参照规定执行。因此，对于非死刑案件犯罪事实的认定，也必须满足“唯一性”标准。事实上，证明标准是一个事实认定问题，对任何犯罪事实的证明其结论都应该是唯一的，而是否判处死刑是一个法律适用问题。很显然，那些坚持“死刑案件的证明标准必须最高”的人把这两个内容相关但性质不同的问题混为一谈了。 随着新刑事诉讼法的颁布，刑事案件的证明标准又有了新的发展。从新刑事诉讼法第195条的规定来看，认定被告人有罪的证明标准仍然是“证据确实、充分”，但其第53条对这一标准的内涵作了新的规定，具体包括以下三项内容:(一)定罪量刑的事实都有证据证
1.证据学：通常称为诉讼证据学，又称证据法学，它是以各类诉讼中的证据位研究对象的 专门学科。证据：证明之根据。 2.诉讼证据：是能够证明争议案情的已知事实与表现其内容的法定形式的统一。 3.刑事诉讼证据：是在刑事诉讼过程中，由公安、司法机关依法收集的，或者由辩护律师、 自诉人等依法提出的，用以证明犯罪事实是否发生，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否有罪，以及有关案件实施情况的一切事实。 4.刑事诉讼证据的客观性： 5.刑事诉讼证据必须是客观存在的事实。反之，任何想象、猜测、分析、估计、推断、梦 呓、卜以及来源不清的道听途说等并非客观存在的事实，都不能成为刑事诉讼中的证据。 6.刑事诉讼证据的关联性： 7.刑事诉讼证据必须是与争议案情有关联、能够发挥其证明作用的事实。反之，与本案无 关的其他事实与材料，都不能成为诉讼中的证据。 8.刑事诉讼证据的合法性： 9.刑事诉讼证据必须是由司法机关或者当事人、辩护人等依据法定程序收集的事实。反 10.之，采取非法手段收集的材料，即使是客观存在的事实，由于其取证的手段不合法， 11.也难以成为刑事诉讼中的有效证据。 12.“弹劾式诉讼”：就是诉讼必须由原告对被告提出弹劾（控告）才能引起，国家并不主 动干预。 13.“纠问式诉讼”（“审问式诉讼”）：是指封建国家要求司法机关依据其职权，对犯罪行 为主动予以追究，在诉讼中又特别注重对被告人的“纠问”，采取各种手段逼使当事人招供。 14.“法定证据制度”：就是对于各种证据证明力的大小，一概由法律预先作出规定，要求 法官必须按照法定 15.的规则来审查，判断证据。 16.证明标准：是指法官在审理案件时，其所依据的证据对案件的证明需要达到何种程度 才能据以定案。 17.证明任务：刑事诉讼证明任务是惩罚犯罪分子，保障无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 18.收集证据：查明案件真实情况的必要步骤，是为追究犯罪奠定基础的工作，是判断和使 用证据的前提和先决条件。
刑事诉讼和民事诉讼证明标准的不同——以辛普森案件为例 一、辛普森案简介 1994年6月12日深夜，美国超级橄榄球明星辛普森的前妻尼科尔和其男友戈尔德曼，双双被杀害于尼科尔在洛杉机的别墅中。控方怀疑辛普森涉嫌谋杀，证据有：警察在案发现场辛普森的野马牌汽车上及其住宅发现血迹，分别在现场和辛普森家中发现的成一对的染血手套，辛普森的左手在案发当日被割伤，辛普森的血型与车上血迹相同，在辛普森卧室里发现一双沾有尼科尔血迹的短袜，在辛普森家中发现的手套上有尼科尔和戈尔德曼的头发，在戈尔德曼脚下发现的一顶编织帽上有辛普森的头发和车上的纤维。另外还有证据证明辛普森有杀人动机和时间。控方将辛普森置于刑事被告之位。但辛普森的辩护团主张，DNA检验结果所得出的现场和手套上血迹是辛普森的结论并不可靠，没有目击证人，也没有找出凶器，辛普森试戴血手套太小不适合他的手，另外警察收集，保存证据的程序，方式违法，辛普森有被栽赃的可能。1995年10月2日，刑事陪审团认为无法排除辛普森被栽赃的可能，因而作出辛普森无罪的一致裁决。后来，两名受害人戈尔德曼和尼科尔的亲属分别向法院提起非法致人死亡而要求辛普森赔偿的民事诉讼，经审理，1997年2月4日，民事陪审团作出裁决一致认定辛普森对两名受害人之死负有责任，并裁决辛普森赔偿原告方350万美金，并向两名受害人家庭各支付1250万美金的惩罚性赔偿，共计赔偿3350万美金。至此，辛普森的刑、民事判决审理结束 二、证明标准 证明标准是指法律规定的运用证据证明待证事实所要达到的程度的要求，在英美证据法理论中，证明标准被理解为负有举证责任的一方当事人就其主张的事实予以证明应达到的水平、程度或量。也正是因为英美法系刑事诉讼和民事诉讼中的证明标准不同而导致辛普森在辛案中刑事诉讼胜诉而民事诉讼败诉。 美国证据法和证据理论中，将证明的程度分为九等：第一等是绝对确定，由于认识论的限制，认为这一标准无法达到，因此无论出于任何法律目的均无这样的要求；第二等是排除合理怀疑，为刑事案件作出定罪裁决所要求，也是诉讼证明的最高标准；第三等是清楚的有说服力的证据，某些司法机关在死刑案件中拒绝保释时，以及作出某些民事判决时有这样的要求；第四等是优势证据，是作出民事判决以及肯定刑事辩护时的要求；第五等是有合理根据，适用于签发令状，无证逮捕、搜查和扣押，及公民扭送等；第六等是有理由相信，适用于拦截和搜身；第七等是有理由怀疑，足以将被告宣告无罪；第八等是怀疑，可以开始侦查；第九等是无线索，不足以采取任何法律行为。 三、刑事诉讼中的证明标准 英美法系的证据学者认为，诉讼对真实的查明不可能达到客观真实的程度，诉讼并不是发现真情的科学调查研究，诉讼只能依赖于利害关系人提供的信息资料，在一定期限内凭案情作出裁决，所以审理者只能依据一定的标准而无法根据绝对确信的标准裁决。 另外，人们对案件事实的认识受到众多主客观因素和条件的限制只能是相对的真实而不能是绝对的真实。因此，证明标准不仅要努力查明案件事实，使办案人员主观对案件客观事实的认识尽量符合或接近客观事实真实，而且也要使证明的途经和程序符合司法的民主和文明的理念，具有正义性、合理性、公平性。刑事诉讼往往涉及到剥夺一个人的生命或自由，所以只能采用“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
民事诉讼中的证明责任浅析 2010级法学专业周波 容提要：在民事诉讼中，对峙双方当事人向法院所提供证据的多寡及证明力的大小都直接影响判决结果，而在现实生活中，由于当事人之间证明责任的分配上，对各方当事人实行绝对平均主义，否则会造成形式平等与实际平等的严重脱节，从而影响人们对法律的信心。因此，如何科学、公正、合理地对证明责任进行分配，始终是司法理论和实践发展过程中的中心议题。 关键词：证明责任、分配标准、证明标准 一、证明责任的含义 （一）证明责任的概念 “证明责任”这一术语最早出现于罗马法。在罗马法初期，人们对证明责任的认识仅限于提供证据的责任，即主观的证明责任[1] 。直到1883年，德国诉讼法学者尤力乌斯.格尔查在《刑事诉讼导论》中明确提出证明责任的两种含义，即主观证明责任和客观证明责任，使现代证明责任理论最终被创立。其中主观证明责任是指在诉讼过程中，当事人为避免败诉向法院提出证据的责任；客观的证明责任是指案件事实存在与否、真伪不明时，由一方当事人承担的受到不利裁判的后果。因此，主观证明责任又被称为“行为责任”、“形式的证明责任”。客观证明责任又被称为“结果责任”、“实质的证明责任”。
在德国，从1900年起德国法学界接受了尤利乌斯.格尔查的观点，将“证明责任双重含义说”奉为通说。在美国，“证明责任双重含义说”的首倡者应属美国学者赛叶，他首先在1980年发表的《证明责任论》一文中提出了区别证明责任双重含义的必要性[2] 。他的学说后来成为美国证据法上的代表性学说。 在我过，学界对证明责任的认识因所处时代的不同而形成了不同的观点：主要有行为责任说、双重含义说、败诉风险说三种类型。 1、行为责任说。这种学说认为“在民事诉讼中，当事人对自己提出证据，以证明其主，负有提高证据，以证明其主真实的责任” 2、双重含义说。这种学说认为“举证责任，是指民事诉讼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加以证明的责任。……。有两个基本含义：一是谁主就由谁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即行为意义上的举证责任；二是指不尽举证责任，应当承担的法律后果，即结果意义上的举证责任的负担[3]。” 3、败诉风险说。这种学说认为证明责任是指案件事实真伪不明时，当事人一方所承担的败诉风险。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败诉风险说最能充分揭示证明责任之涵义，即：证明责任是指“当时人因要件事实不明而承担的不利诉讼负担或不利益诉讼风险[4]”如果要件事实真伪是确定的，即使当事人不举证，也不会因此而承担败诉的后果。因此民事诉讼的证明责任是结合在事实真伪不明情形下履行裁判职责的必备装置，它可以防止法官以事实不清为理由，拒绝对案件做出裁判。
我国刑事诉讼证明标准之重构 摘要：由我国现行刑事诉讼证明标准“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在司法实践中存在的种种弊端，引出这一标准追求的是客观真实，在理论上存在着难以克服的缺点，在实务中陷入无法解决的困境。本文通过比较分析和借鉴国外的刑事诉讼证明标准之优势，用“法律真实”来界定、证明标准的性质比较合适，在此原则的指导下，我国的刑事证明标准应重新构建为“以排除合理怀疑为中心，分阶段按体系进行”。 关键词：刑事诉讼证明标准；法律真实；重构；排除合理怀疑 一、刑事诉讼证明标准的概述 “刑事证明标准”原是西方国家的法律术语，而在我国学术界通常称之为证明的任务、目的、要求和程度。现在刑事证明标准已成为我国通用的法律术语，普遍适用于我国刑事诉讼法和刑事证据法。 二、我国刑事诉讼证明标准的立法现状及缺陷 （一）我国现行刑事诉讼证明标准的立法规定 我国现行的《刑事诉讼法》在立案、审查起诉、提起公诉和审判等各个阶段都规定了具体的证明标准。具体规定如下：1、《刑事诉讼法》第八十六条规定了了立案的证明标准。2、《刑事诉讼法》第六十条规定了逮捕的证明标准。3、《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九条规定了移送审查起诉的证明标准。4、《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一条规定了提起公诉的证明标准。5、《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二条规定有罪判决的证明标准。从以上的法律规定中可以看出，我国刑事诉讼证明标准是在区分案件的不同阶段及不同的适用主体的基础上来规定的。 （二）我国刑事诉讼证明标准存在的缺陷 首先，我国现行刑事证明标准以“客观真实说”为理论依据，“客观真实说”的理论瑕疵必然折射于刑事证明标准。客观真实说的理论基础是片面地运用了辩证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包括两部分真理论和可知论。我国的刑事诉讼证明标准是建立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基础上的，过分地强调了人类认识能力的至上性和追求真理的绝对性，它倾向于追求绝对真实。 其次，该规定缺乏层次性，忽视了公安机关、检察院和法院的职能分工。刑诉法规定侦查终结、提起公诉、法院判决的证明标准都是“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这一规定不符合办理刑事案件的客观实际和刑诉的法律规律。刑事诉讼中控、辨、审三方各自职能互相分化的机制，是宪法上的分权和制衡原理的具体体现，也是保障程序正义原则的实现。不同的办案机关在不同的诉讼阶段，根据不同的机关职能进行不同的诉讼行为，并根据具体的阶段做出具体的决定，对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产生不同的影响，因此必须适用不同的证明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