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发展之道
当代中国发展之路，除了经济因素之外，在中国崛起背后其实还有更为深刻的文化与精神因素。共和国60年历史的深刻内涵反映了当代中国人的精神发展历史，即找到了一个符合中国发展的理论和中国发展的道路：这个“中国之道”的价值目标是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的学说。对于未来的中国来说，一方面，以和平发展与和谐世界的理念影响世界；另一方面，努力做好自己的事情，这本身就是中国对未来世界的贡献。
改变近现代中国历史进程的三个伟大纪念日(改革开放30周年、“五四”90周年、共和国成立60周年)渐次走过，它们浓缩了近百年备受屈辱的中国人自强不息的奋斗史，也彰显了这个有着悠久文明传统的国度的当代发展之道。当代中国的迅速崛起，特别是她应对百年一遇的金融危机的能力，成为全世界日益注目的中心。如何从经济、政治、文化层面来说明中国的当代巨变，乃至上升到中国哲学与文化的“道”的高度来解读中国社会的这一变迁，这是我们的任务和使命。
一、我们的文明与我们的传统
道，在中国文化与哲学中有多义，分别为：本原、法则、方向、方法、真理、规律。探索当代中国发展之道，国人的共识是30年来的思想解放和市场经济成就了我们的一代伟业。而当我们进一步深入研究与分析便会发现：在中国崛起的背后，其实还有更为深刻和广阔的文化与精神因素。
当代中国虽然属于发展中国家，但她其实并不是从“一穷二白”中崛起的，她更不是一个新兴的暴发户。五千年源远流长的文明史使她底蕴深厚，中国文明之所以能够与其他文明古国相继生发，并且在漫长的岁月里超稳定地发展，终于成为古老文明中硕果仅存者，其决定因素在于中国文明和中国文化本身。无论是与人类文明兴起时的古巴比伦、古埃及、古希腊、古印度相比，还是与后来的罗马甚至近代的西方文明相比，中国文化与文明一直以其独特的方式发展着，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在17、18世纪以前中国曾经是世界上最强盛的国家之一。当世界上其他古文明相继衰亡以后，她却生生不息。那么，这个从未断续、硕果仅存的文明的灵魂又是什么呢？
历史上，中外文化之交流，可以上溯到东汉末年的佛学传入中国，而西方和中国的直接接触，则大概要到唐宋时期。其时，无论是学术文化，还是经济贸易，中国都要比西方世界发达得多。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大师们曾经对中国文化心向往之，18世纪的欧洲人喜欢中国的东西成为一种时尚，他们不仅对合乎理性的儒家伦理道德和政府的开明专制制度
加以理想化，而且还狂热地喜爱中国的艺术风格，喜爱中国建筑、瓷器、家具和装饰的风格。所以，就学术文化而言，在18世纪以前，与其说西方文化深刻地影响了中国，不如说，中国文化给予西方思想界以更多的启迪。对于中国文化，法国启蒙运动的大师们曾为此充满热情。伏尔泰称赞中国是“举世最优美、最古老、最广大、人口最多而治理最好的国家”。狄德罗则在法国《百科全书》的《中国》条目中，赞美“中国民族，其历史悠久，文化、艺术、智慧、政治、哲学的趣味，无不在所有民族之上”。
中国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所带来的经济发达、文化繁荣、社会稳定的局面，一直历经康乾盛世，维持到乾隆末年。其时，中国的经济总量仍占世界的第一位，人口占世界1/3，对外贸易长期出超。由于中国所处的独特地理位置以及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长期以来一直是东亚国家和民族中最先进的，文明发展程度在所知世界范围内无可匹敌，古代中国人的自我中心意识特别强烈，形成了完整系统的“华夷”观念及与之相关联的一整套处理自己与外部世界关系的方式和准则。然而，此时，以英国为首的西方世界却正面临着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工业革命。18世纪中叶，从英国开始，在世界范围内掀起了一股工业化革命浪潮，资本主义的工业化浪潮使工业生产迸发出前所未有的活力，创造了人类历史上空前的繁荣。这正如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所说：资本主义在它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时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
中国自被迫开启了国门，一直到坚苦卓绝的八年抗战，最终“唤醒了酣睡的巨人”，所谓近代的救亡与启蒙的主题即由此而生。本来，一个民族和国家在一个短暂时期的落后，是极为正常的事情。但是，我们还是要感谢“五四”时代，就像我们今天感恩于改革开放30年的伟大实践一样，因为正是“五四”首先将古老的中国引入了现代。
“五四”是中国学术与文化史上空前的大时代，她终结了统治中国两千多年的儒家传统，并使其成了博物馆的陈列品；她开创了现代中国的多元学术与文化时代，重新估计一切价值；她将马克思主义引进到中国，创造性地同中国文化与革命相结合；她促成中国学术文化的现代转型，最终使中国摆脱了近二个世纪的沉沦与屈辱，重新昂首走向了世界的前列。首先，正是“五四”的一代思想领袖和知识精英将“民主、科学、自由、人权、法制”等人类的基本价值传播到了中国，他们是那个时代中国各个领域的杰出人物，他们伟大的思想和不懈的
努力使古老的中国走出了泥潭；其次，代表当时人类先进文化的西学的输入，特别是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各个学科的建立，使中国文化从更加深厚和广阔的思想资源中吸取了人类精神的养料，在传统几乎断裂时重新获得了新生。
二、我们的时代与我们的事业
当代中国正在发生着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巨变，一个在30年前经济濒临崩溃的大国迅速崛起，成为举世瞩目的焦点。如果说，20世纪曾经是美国梦的世纪，那么21世纪将是造就“中国梦”的世纪，人们不分种族、性别、信仰，只要你努力奋斗，在你的晚年都能够实现你的梦想，过上幸福、安逸的生活。
对于“中国梦”以及中国的世界意义，早在1975年，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即有先见之明。面对当时还是贫穷落后的中国，他说：“中国今后在地球人类社会中将要起什么作用呢？……我所预见的和平统一，一定是以地理和文化主轴为中心，不断结晶扩大起来的。我预感到这个主轴不在美国、欧洲和苏联，而是在东亚。”在汤因比看来，就中国人来说，几千年来，比世界任何民族都成功地把几亿民众，从政治上、文化上团结起来。他们显示出这种在政治、文化上统一的本领，具有无与伦比的成功经验。中国人和东亚各民族合作，在被人们认为是不可缺少和不可避免的人类统一的过程中，可能要发挥主导作用，其理由就在这里。
中国的发展之道之所以是和平的发展，乃是由其文化、文明的本性与特性所决定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我们当代全中国人的事业，她的横空出世，既是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的社会主义思想与实践的继承，更是邓小平同志创造性地将马克思主义的伟大理想与当代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成果，她蕴涵了中国五千年伟大文明的智慧，也凝聚了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全球眼光和世界胸怀。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深刻内涵体现了当代中国人的精神发展历史，即找到了一个符合中国发展的理论和中国发展的道路：这个“中国之道”的价值目标是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的学说。
三、我们的困难与我们的未来
尽管当代中国取得了历史性的成就，恢复了中华民族以往的光荣，但是我们仍然有太多的困难与问题。这其中有些是发展的不足如资源的禀赋、技术的落后；有些是发展的不当如环境污染、人口失控；还有更多的则是我们认识的不够。
与GDP等经济发展的硬指标相比，我们还需要提升文化软实力。我们对市场经济恶的方面缺乏深刻的认识，一个时期内过分地强调GDP的增长而轻视了精神家园的建设，忽视了文化与道德的意义与价
值。尤其是贫富分化和严重腐败，足以对我们的事业构成威胁。发达国家的历史表明，市场经济并不完全能够自发地形成公平与正义，这既要完备的制度建设和相当的监督机制的形成，也需要必要的意识形态批判。
与当代中国经济迅速发展所引发的社会各阶层的分化和人们生活方式的急剧变化相比，我们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还有相当的发展空间，科学发展观提出“以人为本”以及党的十七大将人民民主提升到“社会主义的生命”的高度，深刻表明了社会主义越发展、民主越发展的道理。
与国力的逐年大幅增长相比，我国国民收入的增长幅度还有待进一步提高，藏富于民、国强民富、共同富裕是我们事业的目标。贫穷不是社会主义，两极分化也不是社会主义。
就不断出现的腐败案件和我们的反腐败政策而言，我们在体制和机制方面还有更多的工作要做，“没有监督的权力必然产生腐败”，在体制、机制和舆论监督方面着手，同时要依靠教育和道德的力量。腐败对于我们事业则是一个不容忽视的毒瘤，关系到我们事业的成败。
与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发展状况相比较，我们的主流意识形态更需要与时俱进。必须强化意识形态的文化功能。变硬诉求为软诉求，变传统诉求为现代诉求，变概念性诉求为人格诉求。当代中国，已经进入到一个各种文化与社会思潮相互激荡的大时代，如何重建理想信念和与时代生活相适应的精神世界、特别是当代中国社会主义价值体系的建构；如何体现全民族的共识，凝聚全民族的理想，从世界优秀文明和中国古代传统资源中撷取精华，以引领我们走向一个更加伟大的时代，这是时代赋予我们的全新课题。
对于未来的中国来说，一方面，以和平发展与和谐世界的理念影响世界，成为多元世界的一个不可或缺的角色；另一方面，努力做好自己的事情，这本身就是中国对未来世界的特殊与杰出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