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俗与佛教
从明友10120909
课程名：佛教的智慧世界
授课老师：成庆
世界上没有神，但有宗教。不是科学不够发达，是人的内心需要宁静。所以，即便是今天，宗教信仰依然是合法合理的，任何政府都不会明令禁止，唯独共产党员信仰马克思唯物主义，不得有个人的宗教信仰。
宗教是如何产生的呢？出自偶然还是必然？人们的信仰是如何？因为大彻大悟还是用为无知恐惧？而信仰是生存的本能还是精神的升华？生活在世俗里的有着宗教信仰的人对宗教是不是有着深入细致明了的认知？
佛教在中国一直被认为是高大上的，以至于佛祖的地位都超过天庭至尊玉帝，道教举足轻重的人物也都牵强附会到佛教中，什么关帝、地府。所以佛教对中国文化的影响可谓深远。
我以前通过各种途径了解到的佛教，一直是宗教，一直是弘扬佛法普渡众生，我就觉得很无趣。来个谁都说普渡众生，好像众生一直生活在痛苦之中，一直等待谁来解救。其实大家都活得好好的，根本没有等谁来解救。但现在我觉得佛教不是一个宗教了，而是一种哲学，一种思考社会思考人生的态度，一种喜欢通过本质抽离现实的理论在阐述事理，要比老子所说的“道”具体，有实践性和可操作性,更能直指人心，取得效果。
先说佛教在中国的发展。我觉得佛教在中国的发展挺畸形的，不能为广大人民正确认知，反而成了一些封建迷信的代表。当然，这和中国人的传统思想有很大关联。一方面曲高和寡，佛教又是外来宗教，起初时候并不为中国人所广泛接受，只是精英层的知识分子追求新奇，附庸风雅，根据他们自己的认知，用中国化的思想来解读佛教，从而对佛教进行了中国化的改组。中国人向来就有自大虚伪的特点，所以对佛教的意淫更是发挥到极致，蒙蔽了广大的底层无知群众，什么佛祖释迦摩尼的前身是接引道人，接引道人的师傅是鸿钧老祖，观世音菩萨的前身是慈航道人，慈航道人的师父是元始天尊，什么文殊、普贤的以前都是道士，四大天王也是玉帝指派到佛教的等等。这些精英层知识分子的意淫使得广大人民群众对佛教产生了极其错误的理解。特别是统治者通过鬼神之说来加强统治，编造很多佛、道故事，文人墨客天马行空加以渲染，民间不加以辨别统统接受。
还有就是中国人对神的敬畏。中国人不是真正的敬畏鬼神，更多的时候是想和他们做交易。在中国人心中佛也要争一炷香，你对鬼神不敬是要受到他们的惩罚的，鬼神的设定是恶的，不容侵犯，佛教被纳入鬼神一列之后自然难逃厄运。所以很多人拜佛烧香是在和佛做交易，希望佛能够给自己庇佑，带来好运，而不是自己信仰佛的学说，所以越是没有文化越不善于思考的愚昧的人越是喜欢烧香拜佛，他们觉得烧的香越多拜的佛越多，受到的庇佑就越多，所以每年少林寺第一炷香价钱那么贵，那么多“土豪”人去买。
我以前就是受到太多的这种中国化的影响，对佛教产生错误的理解，仅仅把他和中国传统的道教一样放到鬼神之列。佛教不是宣扬鬼神，不是要求信徒必须受戒，重要的是能够运用佛的智慧来解释自己的困惑，在帮助世人渡过苦厄，那
些历史，那些传说，那些人物，其实都不重要，最最重要的是他的思想体系。所以，在遇到人生中的那些“苦难的”的时候，是可以思考佛的智慧的。
如果用佛的大智慧来说人世间的烦恼，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但身处俗世红尘看不破的我们当然不能为了追求极致的“解脱”脱离社会。我觉得用佛的智慧来解决人生的烦恼，就是破解烦恼。烦恼来自哪里？源于欲求无法被满足。因为生存的艰难，我们总会有各种各样的欲求是无法被满足的，我们却因为各种各样的外界环境使得自己无法容忍这样既定的事实。但我们无法容忍时就会有这样两种后果，发奋图强努力争取或者自怨自艾仇视前者。显然前者的烦恼是少于后者的，是不怎么需要佛去解救的。
但是现实生活中，我们往往是两者并存的，既努力奋斗也会不断埋怨。人是复杂的，遇到困难就畏惧退缩烦恼，一帆坦途就开心愉悦。那么困难是谁造成的呢，能不能解决呢，解决后会有什么效果呢？举个例子，写一篇课程论文，觉得好难，找不到资料，弄不明白始末，挤不出时间，调整不好心态，总之你有好好多好多的理由不想写。但是不写没有成绩。又不愿意写又想要得到成绩，于是就有了烦恼。如果让你看破，不要对成绩有太多的执念，你肯定觉得站着好说话不腰疼，因为这根本不是看破不看破的问题。最好挣扎的结果必定是要写，这时候怎么写就是一个新的烦恼，查资料挤牙膏，你又觉得好难受。于是你写写停停，于是你一边抱怨一边叹息。好不容易写完后你在回顾，哦，就这样啊，好像之前的烦恼好无趣啊。分析一下，烦恼的起初是写论文，写的过程因为你的纠结就产生了一个个新的烦恼，在新的烦恼中你再次挣扎纠结。纵观人生，就是因为自己的纠结产生出一个又一个新的烦恼。如果一开始就不纠结，如果一开始就没有执念，就能正确看待取与舍就不会有这么多烦恼。
所以总结下来，首先不要随便的用虚无的所谓的佛教教义来哄骗自己，动不动就是“禅师体”，就是佛曰放下，这不是解药，这是蒙汗药，甚至是饮鸩止渴的毒药，所以要结合自己的实际问题，有自己的觉悟在里面，加以本质分析积极的解决，不是消极的用佛教理作借口来逃避。我们本来就是生活在世俗世界里的世俗人，妄图用终极的佛学智慧揭示人生本质来自诩清高本事就是虚伪谬误的。我们首先要客观的现实的认知自己的身份。然后正确的看待佛的智慧和学说，根据自己遇到的情况加以区别的解释，不要牵强附会动不动升华到本质。最后正确看待欲望，欲望是一切烦恼的源泉，欲望是无止境的，欲望也是带动你积极性的，所以欲望也可以说是无常的，积极进取不是消极埋怨。
摘要：公元前 5 世纪佛教诞生于四大文明古国印度，并在汉明帝时传人中国，传入中国的大多为大乘佛法，并在中国经历若干世纪的译经历史。之后逐渐由朝鲜传到日本。本文旨在研究佛教的诞生及其在日本的传播和发展，以及对古代日本社会文化所产生的影响。使得我们能更加深刻的理解日本社会的文化，价值观取向。 关键词：佛教；日本文化；日本社会；影响。 一、佛教的诞生及本质。 佛教起源于公元前 6 世纪的古印度（天竺），后来被分化为大乘佛法和小乘佛法。相传于公元前六世纪由北天竺迦毗罗卫国（今尼泊尔境内）净饭王的长子悉达多·乔答摩所创立，距今已有两千五百多年的历史。因他是释迦族人，所以后来他的弟子又尊称他为释迦牟尼，意为释迦的圣人。 佛教的教义是一个相当庞大、完善的思想体系。四谛是佛教的基本教义之一。据说这是释迦牟尼最初用来教化民众的思想。四谛即人世间的苦难；苦难所产生的原因，而要结束困难，就要追求精神上的解脱，即去信教。谛是真理的意思，四谛就是佛教的四大精髓。 佛教其实就是为了让人们逃避现实中的苦难，放弃反抗，转而在精神上寻求慰藉，追求极乐。四谛之中，人世间的困难与要摆脱这种苦难这两方面最为重要。人世间就是受苦受难，让人们消极厌世，以信教而追求极乐，这就是佛教思想的最主要思想，这是一种消极的，厌世主义。而这种消极的，适合统治阶层压迫下层人民的佛教义理，就得到了当时统治阶层的追捧。利用民众想脱离苦海，寻求极乐的这种心理，让人民不敢反抗当局的统治，仅仅是以逃避现实来寻找自己心灵的净土。 二、佛教在日本的传播与发展。 佛教在日本的早期传播的具体时间和方式，现在无从考证。主要有两种版本。一种是佛教是通过官方（即朝廷）传播而来的。相传在公元六世纪中叶，钦明天皇时期，百济的圣明王派使者将佛教和佛经传入日本国内。私传则是通过民间传入。佛教进入日本后的早期传播并非一帆风顺。它与日本的本土宗教神道教截然相反。神道教是日本传统的民族宗教，注重现世生活的享乐、属于泛灵多神信仰。而佛教所蕴含的内在实质在于它认为人世间就是受苦难。为了逃避受苦受难，就要追求灭谛，即消极厌世。一切皆空，让人们放弃现世的一切，以此来追求来生的幸福。这与日本本土的神道教相悖，刚开始很难得到日本民众的认可。但佛教的这种思想非常适合统治阶级统治人民大众，所以圣德太子积在推古时期积极的推行佛教的发展。他在推古十二年（ 604）颁布了融合儒教和佛教思想的《宪法十七条》。他将佛教看做治国，教育民众之本，对佛教在日本的广泛传播起到了极大地推动作用。 不过，在推古时期，还很少有人能够真正地对佛教有正确地理解并能接受佛教。佛教在当时的日本社会与其说是作为人民满足现状的工具，还不如说是被视为一种外来的，与本土的神道相悖的他神藩神。 综上所述，在日本，佛教经历了与本土宗教的相斥融合，在历经一系列的融合后，终于在镰仓时期，确立了大和民族特有的佛教文化。完成了佛教在日本的本土化。在这个漫长的融合过程中，佛教被统治阶级所利用，逐渐成为了日本社会的主流意识。所以它不仅与日本当局的统治阶级有密切联系，更对日本的社会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三、佛教对日本社会文化的影响。 日本在公元 6 世纪左右，正式形成了国家。在国家形成的初期，主要是的从中国输入了大量文化，这一点在隋唐尤为显著。如文字、典籍、官僚制度、建筑技术等。从制度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中国唐朝的文化对日本有着绝对性的影响力。在整个日本文化与国家的形成过程当中，如果没有中国文化作为基础，那么日本这个国家也就不会成立，日本的特有的文化更是无从谈起。从这一点来说，日本从中国受到了莫大的恩惠。那么在众多的文化中，对日本人的精神形成有着巨大影响的是佛教与儒家思想。在此我们来佛教思想、文化是如何影响
佛教与中国文化的关系 内容摘要：佛教对中国文化有着十分深刻和广泛的影响。佛教传来中国近两千年，思想体系发展演变成十多个派别，可谓是学术成果灿烂辉煌，佛教自印度传入中国以后，在中国封建社会的土壤上，经过“嫁接”生根、成长、产生了自己的独特结构，形成了具有民族特色的宗派体系，呈现出可谓中国的气象和特质，对中国文化有着深远的潜移默化的影响。 关键词：佛教；中国文化 佛教自东汉传入中国后，经魏晋南北朝数百年的吸收与消纳，渐渐与中国文化融为一体，至隋唐之际，已大肆开花结果，其时中国文化与佛教文化面目，已无法再分，尤其在一般国民心中，佛教的观念，成为大众日常生活中的价值支柱，喻之为水乳交融，或骨肉连体，已不足以形容，简直就如灵魂与肉体一般，不可分离。佛教作为外来的宗教文化，在中国的发展始终受到儒、道为代表的高度发达的本土传统文化的影响，正是在与儒、道的交融互动的过程中，最终形成了一种有别于印度佛教的中国化佛教。 一、佛教的传入 印度佛教传入中国的过程可以沿着举世闻名的丝绸之路了解到，公元前一世纪时，传入中亚和中国。其传入先是通过商人，以后又靠印度佛教士和中国皈依者。中国皈依者最为得力，他们在印度研习佛教，然后回国努力说服国内同胞信奉佛教，到6世纪时，中国南部也跟着信奉了。接着，佛教又从中国进一步向其他地方传播。 从两汉到魏晋南北朝，是汉传佛教的形成时期，佛教大约在两汉之际经由陆路和海路两条路传入中国内地，它主要分布于以长安为中心的西北地区和以建康为中心的江南地区。魏晋时期动荡的社会形势，玄学的兴盛，战乱频繁的社会形势促使广大民众希冀在求神拜佛中解脱苦难，加上佛教经典的大规模移译等，促成了佛教在中国发展的第一个高峰。在南北朝时期进一步发展，到隋唐时期融合佛教内部各派义学思想以及南北各地佛教各自的特点，并与中国传统文化的代表儒、道两家的综合融合，形成了隋唐中国佛教的繁荣局面，在五代两宋以后虽一度有所减弱以及在明清时期几经波折，时起时落，直到今天，现代中国佛教全面进入学术界，佛学研究成为现代学术成就最丰富的领域之一。胡适、冯友兰等将佛教纳入了中国哲学的范围，对佛学研究的深度和广度的拓展作出极大贡献。 二、佛教传入的原因 简单说来，佛教传入中国有五个主要原因：第一，是佛教发源地的推动，印度高僧梯山航海的传教热忱。第二，文化本来就是学来学去，有高度传染性的。西域人向印度学，中国人向西域学，接着又直接向印度学，佛教就像天马、葡萄、胡服骑射一样，传到中国来了。第三，张骞班超通西域，架起中印之间的桥梁，文化交流比较方便。第四，五胡南移，元魏入主北中国，更带进大批信佛的胡人，与汉人杂居。第五，秦汉以来，中国民族灵性上的需要，已非儒道两家所能供给。对于大家急须知道的生死问题，儒家不提答案，说“未知生，焉知死？”道家飞升的仙人都跌死了，吃仙丹的人，有一些人毒死了，不毒死的，还是逃不了寿终正寝。在大家失望的时候，佛教提出了前世前世现世来世的人生观，追根究底的因果关系，和不生不灭，西方极乐世界的希望，这种想象丰富，系统严密，仪式隆重的新宗教，正好填补了当时的思想真空，慰藉了正感苦闷的中国人。 三佛教与中国文化 佛教在中国的学术成果辉煌，对中国思想文化起了重大的影响和作用。在文学方面，从对我国文学发展的影响来看：数千卷由梵文翻译过来的经典，其中一部分本身就是雅典、瑰丽的文学作品。如《维摩诘经》、《法华经》、《楞严经》特别为历代文人所喜爱，被人们作为纯粹的文学作品来研读。佛教还为中国的文学带来了新的意境，新的文体，新的命意遣词方法。《法华经》、《维摩诘经》、《百喻经》等鼓舞了晋唐小说的创作。般若和禅宗的思想影响了陶渊明、王维、白居易、王安石、苏轼等大文学家的诗歌创作。再从佛教对我国文体变化
宗教对生活和政治的影响 摘要宗教是人类发展的历史产物，是人信仰的所在，精神的寄托。宗教指引着人们生活的方向，影响着国家政治的局势。美国是一个笃信宗教的国家，尤以基督教为最，基于历史和文化的原因，宗教在美国呈现多元化的特点，对美国政治产生巨大影响，以美国为例，更能形象地表述宗教对国家政治的影响力，而中国自古以来以儒家为主流思想，偏采各家所长，历史悠久，深入人心，更能有力地诠释宗教对生活乃至心态的影响。 关键词宗教信仰影响生活政治 宗教，作为人类社会发展的意识形态产物，源于真宗教现象，产生于原始宗教以前，可以说是现今卯知人类意识活动最早的形态之一。而同时，宗教的形式也由最初的多神教发展到如今的一神教。基督教、伊斯兰教、佛教、道教便是当今社会一神教的重要代表。 宗教——文化的一种，伴随着朝代的更迭，岁月的轮回，已经深入到人的骨髓与血液之中，渗入日常的行为，观念，精神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其影响力是毋庸置疑的。西方的近代文明和近代科学就是在基督教的神学背景和襁褓之中诞生的。而中国文化的发展虽然没有这么强有力的宗教背景，但以儒家为核心的宗法性宗教在中国历史乃至现在仍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西方人的口头禅“God bless you”和我们的哭爹喊娘，呼天唤地都是宗教文化历史积淀的结果。正如救世主“耶稣”是基督教的代表，欧洲人常说的“天堂”和“地狱”来源于伊斯兰教；而我们常谈的“因果报应”和“生死轮回”则是佛教的基本教义。这些娓娓道来的话语都是宗教传播的结果。宗教带给我们的除了精神上的支持和生活中的信仰外，更多的则是一种观念，自由、平等、仁爱、宽容的人生观和生活态度。 纵观三大宗教的起源，不难发现其中的共同点便是三大宗教皆是在社会处于极度黑暗动荡之中产生的。显而易见，在人经历无数次失败，不幸之后，感到悲伤、沮丧、颓废、甚至失去一切希望之时，就是人最无助的时刻，只有坚强地度过这一阶段，才能真正获得成功，正如凤凰涅槃，浴火重生一样。然而最关键的则是坚定不移地度过这一难熬的时期，并不中途放弃或退缩，这才是最困难的。
试析唐朝佛教造像世俗化倾向表现与原因 发表时间：2018-06-19T14:17:26.687Z 来源：《素质教育》2018年7月总第276期作者：袁月[导读] 本项目研究从魏晋到唐造像人性化倾向做浅析、并介绍唐佛像对当时社会发展的影响及意义。 深圳市龙城天成学校518100 摘要：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艺术形象“神气”十足，具有距离感与神秘感，但发展到唐朝太平天下，佛教形象则过于恬静温柔，少了几分“仙”味，多了几分人性。因而佛教造像慢慢走向世俗化倾向。本项目研究从魏晋到唐造像人性化倾向做浅析、并介绍唐佛像对当时社会发展的影响及意义。 关键词：唐朝佛教造像世俗化 唐朝是我国古代一个空前繁荣的朝代，其文化艺术方面的发展可谓是古代史上一颗璀璨明珠，这其中就包括了以莫高窟为代表的佛教石窟造像艺术。莫高窟的佛教造像，是根据时代背景下的真人形象塑造而来，其最突出的特点就是造像世俗化。何为世俗化？所谓世俗化，一是指形象本身似曾相识，与生活中人无异，“神性”几乎没有，甚至把菩萨做成妇女、仕女的形象；二是内容题材以西方极乐世界为题材成为主导，苦修苦练的题材不见。 本文主要通过对敦煌莫高窟的造像世俗化的特点进行对比分析，旨在了解唐代时代的社会背景、百姓的总体风貌、佛教造像前后变化发展的特点和佛教造像对后世的影响意义。 一、魏晋南北朝与唐朝时期佛像造型的比较 魏晋南北朝时期，战火纷飞，帝王为了宣传佛教教义，不惜花费巨大的人力物力建造寺庙，宣扬的内容是忍辱、苦修和自我牺牲。造像鲜有明显的个性，他们姿势呆板、容颜冷静、服饰单一，佛像周围的顶光、佛座、法宝一样不缺，有十足的“神味”，此时的佛像显得高高在上、遥不可及。 到了唐朝时期，中国经济繁荣昌盛，全国上下呈现一片祥和平安的气象。这时内容以表现西方极乐世界、宣扬民间欢乐和幸福生活为主题。菩萨的造像富有了感情色彩，面容娇媚、服饰时尚，俨然一位美丽的唐朝妇女形象，打破了人与神之间的距离，赋予了佛像现实、亲近的特点。 二、唐代佛教造像世俗化的具体表现 1.题材世俗化。唐朝，故事选题方面都发生了较大变化，苦修、忍让、自我牺牲等题材逐渐消失，出现了许多关于现实生活、表达人们对幸福的追求和向往的题材内容。甚至连“张骞通西域”这样世俗化内容的题材都出现在了壁画造像中。 2.菩萨观音造型世俗化。魏晋时期《法华经普门品》有明确的“善男子”的记载，《华严经》中也说“勇猛丈夫观自在”，说明观音菩萨本来是男性。自从唐朝之后造型就逐渐女性化，原因之一是与道教崇尚女性的观念有直接联系，道教认为天地万物源于母体，它化育天地万物而生生不息，故“可以为天下之母”，唐代菩萨造像在受到道教的这种观念影响，具有很明显的女性特征。 3.供养人形象世俗化。供养人，指的是在修建寺庙或是宗教活动中，提供过人力物力的虔诚教徒。中晚唐时期，供养人的形象和真人大小一般，衣服多是当时流行的装束，描绘的许多都是现实生活中的场景。 三、唐代佛教造像世俗化的原因 1.社会经济的繁荣。盛唐时期是中国古代出了名的黄金时代，社会安定、经济繁荣，并不像生活在水生火热之中的魏晋时期的人民那么期渴望神灵眷顾。佛教造像形象都是按照盛唐妇女的时尚打扮造像。侧面反映了唐人审美情趣的世俗化倾向与享乐主义情怀。一个民族，时代的文化特色总是建立在经济基础之上的，所以，社会经济因素是唐造像世俗化的一个最重要原因。 2.市民阶层的壮大。唐朝时期是中国人口一个新的复苏时期，人口总数猛增到5000万人，仅城镇人口就有2500多万。伴随着城市的不断增加，城镇人口不断扩充，市民阶级也不断壮大。从唐朝文学、诗歌、小说均向百姓化过渡，绘画、篆刻更是具有强烈世俗化审美情趣，都是一些表现人民生活的民俗题材。 3.佛教政教功能的退化。魏晋时期的社会乱战频繁，佛教是给民众带来虚幻的精神安慰剂，这样的政教功能十分必要。而唐朝的老百姓不像以前单纯去圣朝，佛教原本的教化功能逐步走向衰落，这也是促使佛教造像渐渐走向世俗化的重要原因之一。 四、唐代佛教造像世俗化的影响 造像随各朝历史变化而变化。到唐朝时期塑造了日后十分经典的菩萨形象，包括现在我们所看到的菩萨造像，大都是在唐造型基础上进行修改和完善，都有着唐朝时期情切柔情丰腴的韵味。可想而知唐朝莫高窟造像对后世佛教造像有着深远的影响。 佛教最初的出现是为了在乱世之中稳定民心，给生活境地悲惨的人民带来一丝光明的慰藉。而唐代莫高窟佛教造像艺术巧妙地突破了佛教的宗教教义，打破了魏晋时期的“神性”，创造了世俗化、女性化的特色。这说明任何艺术特点都是在当时特定时期背景下呈现的。受着当时政治经济、时代背景的影响，不可能回避现实生活，即使是高高在上的“神”在当时社会时代也必然带有世俗的气息。参考文献 [1]张育英《中国佛道艺术》.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0年。 [2]李福顺《中国美术史》.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 [3]陈绶祥《魏晋南北朝绘画史》.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2000年。 [4]陈绶祥《唐朝绘画史》.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2000年。
圣严法师《佛教对宇宙生命的来源及看法》 护眼色:绿橙棕黑字体:粗体大中小作者:圣严法师发布时间:2010-6-14 22:20:45繁體版 佛教既然不相信另有一个宇宙的创造神，但是宇宙的存在，不容怀疑，生命的存在，也不容否定。 佛教相信：宇宙的原素是永恒的，生命的因素也是永恒的，前者是物质不灭，后者是精神不灭。所谓永恒，就是没有开始也没有终结；本来如此，就是宇宙和生命的实际情况。 佛教相信：宇宙形态的变化，生命过程的流转，那是由于众生所造的“业力”的结果。 业力是指有情众生（动物）使每一桩或善或恶的行为，像各种的颜色一样，继续不断地熏染到生命的主体——识田中去，再从识田之中，等待外缘的诱导而萌芽生长，正像播种在泥土中，等待日光、空气、水的诱导而萌芽生长，这在佛教称为业力的现行。业的造作是业力现行的因，业力的现行，是业所造作的果，所谓“善恶到头终有报”，就是说明这个意思。 业，有个人单独造作的，也有与他人共同造作的；有的虽然单独造作，但也可以和他人相同，有的虽与他人共同造作，但也各有轻重不同。因此，业的种类，从大体上说，分有“共业”及“不共业”两大类。 由于共业，所以感得同样的果报；地球，便是由于地球世界的众生——过去、现在、未来的无数众生的共业所感，而有各类不同的共业，所以也感得各种不同的世界，太空之中，宇宙之间，有着无量无数的世界，它们的成因，都是由于各类不同的无数众生，所造各类不同的共业而成。所以，火星上如果真的有人，火星人的形体，未必也和地球人的形体一样。至于那些无人的星球，乃至那些没有生物存在的星球，虽不是众生活动的舞台，但却也是为了众生活动的舞台而存在；宇宙之间，万事万物，没有一种现象没有其存在的理由。比如，太阳上不可能有生物，但没有太阳的话，地球上的生物也将无法生存；虽然尚有许多的事物，无法用科学的观点证明其存在的理由，但在佛教的解释，一切都是由于众生的业力所感，那就是它们存在的理由。
2010年1月中州学刊Jan.,2010第1期(总第175期)Academ ic Journal of Zhongzhou No.1 【历史研究】 日本佛教的本土化历程及特色 吴春燕 (广东工业大学外国语学院,广东广州510520) 摘 要:佛教作为日本的外来宗教之一,于公元6世纪中叶从中国经朝鲜半岛传入日本。在经过几个世纪的消化吸收、改革创新之后,日本佛教终于在镰仓时代成功地完成了本土化的历程,并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民族佛教———镰仓新佛教。 关键词:日本佛教;本土化;镰仓新佛教 中图分类号:B3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751(2010)01—0170—03 佛教诞生于公元前5世纪的印度,公元前后的两汉时期传入中国。在中国历经若干世纪的译经历史后继续东渐,于6世纪中叶经朝鲜半岛传到了日本。作为外来宗教的佛教在日本经历了巫术宗教———艺术宗教———学派宗教———信仰宗教的发展阶段后,终于在镰仓时代完成了日本本土化的历程,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民族佛教———镰仓新佛教。 一、佛教东渐及早期的传播 学术界就佛教传入日本的具体时间、具体方式说法不一。但总起来可以分为“公传”和“私传”两种。所谓“公传”是指佛教通过朝廷传入,“私传”则是通过民间传入。关于“公传”,在奈良时代成书的《日本书纪》、《元兴寺伽蓝缘起》和《上官圣德法王帝说》中均有记载,虽然具体说法略有不同,但总体来说可以认为:佛教在钦明天皇时期,即6世纪中叶传入日本;传入方式为百济圣明王派使者将佛像、佛经传入日本。另据12世纪皇圆《扶桑略记》载,继体天皇十六年(522),“大唐汉人案部村主司马达止,此年春二月入朝,即结草堂于大和国高市郡坂田原,安置本尊,归依礼拜”①。这是关于佛教私传的最早记录。 佛教进入日本后的早期传播并非一帆风顺。日本本土宗教———神道教以及朝廷内部利益对立的政治集团的斗争都给佛教的传播设置了层层障碍。与注重现世生活的享乐、具有咒术性质的泛神信仰———神道教不同,佛教的根本义蕴“在于它的人生观,在于它对人生的独特价值判断,即以为人生的意义是苦,人生的理想在于断除现实生活所带来的种种痛苦”②。佛教所宣传的消极厌世思想,世事皆“空”、放弃今生以求来世的主张,都使得它在传播之初难以得到日本社会的认同。 真正为佛教在日本的广泛传播与发展奠定基础的是推古时期的圣德太子。圣德太子执政之初,朝廷正处在内忧外患之中,国内,豪族势力尾大不掉,皇室实力单薄;国外,隋朝帝国崛起,朝鲜半岛局势动荡不安,与日本的关系急剧恶化。这一切都使圣德太子意识到革除旧弊、开创新风的迫切性。与传统的神道教相比,佛教作为一种系统的、先进的宗教文化,对统治阶级凝聚民族信仰、完成国家统一极其有益。于是,圣德太子在推古十二年(604)颁布了融合儒、佛二教思想的《宪法十七条》。其中第二条明确提出“笃敬三宝”。他不仅将佛教看作治国、教育民众之本,还以道德训条的形式,号召从中央到地方的臣民“笃敬三宝”,对佛教在日本的广泛传播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此外,作为虔诚的佛教徒和造诣颇高的佛学家,圣德太子不仅潜心于佛教教义的研究,还亲自为君臣释讲佛经,并在此基础上撰成《三经义疏》。在他的推动和影响下,“朝廷内外佛风渐盛,出家造寺成为时尚”③。 然而,在这一时期,极少人能如圣德太子般正确理解佛教教义,佛教在当时的日本与其说是作为解脱的说教,毋宁说被视为一种外来的、与本土的“国神”相异的“他神”、“蕃 收稿日期:2009—12—21 作者简介:吴春燕,女,广东工业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博士。 071
佛教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 产生于印度的佛教，由于文化传统和社会背景的不同，它在许多方面都与中国固有的思想文化存在着巨大差异。但佛教传入中国以后，十分注重与中土原有的思想文化相适应。人们常说，佛教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是一个不断中国化的过程。富有中国文化特色的中国佛教，可以说是人类历史上延续时间最久，传布范围最广，影响深远，包罗万象的思想运动和文化运动。 汉朝：佛教初传中国 佛教初传中国，依附于黄老，当时人们把它看作方术的一种，或者是看作当时民间流行的信仰或巫术之一。《后汉书》记载楚王刘英一方面崇尚黄老，另一方面又尊崇佛教，具有道家特点的黄老之学与佛教被人们相同看待。佛教的精深教理在当时也不为人们正确理解，灵魂不灭和轮回报应的思想是人们理解的最初的佛教义理。 从历史上看，佛教自两汉时经西域传至中国内地后，在相当长一个时期内，它只是在皇室及贵族上层中间流传，一般百姓很少接触。到东汉末年，佛教开始在社会上有进一步的流传。在汉代佛经的翻译中，对中国思想文化的迎合特别表现在对儒、道思想观念和名词术语的借用上，因而汉代的译经儒化和道化的倾向十分明显。 汉译佛经的老庄化倾向不仅有利于佛教思想在中土的传播，而且也加深了佛教对中国传统思想发展的影响。魏晋玄学的形成与发展以及玄佛合流的出现，都与此深有关系。汉代译经还十分注意对以儒家名教为主要代表的中国传统社会伦理的迎合。 总之，这时佛教还不为大多数中国人熟知，主要流行于上层社会，处于依附于道家或道教的情况。 三国两晋时期：走出依附的道路 两晋时，随着魏晋玄学的盛行，佛教也依附于玄学而得以大兴。这个时期，在佛经继续译出的同时，开始出现了一批从事佛教理论研究的中国佛教学者。随着佛教在三国两晋时的逐渐兴盛，佛道之间的矛盾日益明朗化。佛道之争在南北朝时甚至酿成了流血事件。而佛道之间的争论也从反面促进了双方的进一步发
论中国佛教与政治的关系 论中国佛教与政治的关系 佛教是世界主要宗教之一，相传佛教发源于公元前1500多年的古代印度。创始人是释迦牟尼佛，这个名号是印度梵语音译过来的，释迦是仁慈的意思，牟尼是寂默的意思，寂默也就是清净的意思，佛是觉悟。释迦牟尼是北印度人，他的故乡位于现在的尼泊尔境内。佛教的思想，吸收了婆罗门教生生轮回和因果报应的思想，但是它反对人依照出生种姓等级而认定命运，而是相信人人都可以通过自身的修养来达到成佛，意为达到觉悟的人。所以佛教在培养人的社会性上比其他宗教更加注重自己的修养，比较适应于东方的天人协调的哲学思想，所以在东方世界得到广泛的传播。佛教认为世间充满了痛苦，一切事物都是无常的。它宣扬自我牺牲的精神。提倡众生平等，认为任何人只要依照佛教教义修行就能获得解脱。 佛教发源于印度，正式传入中国是汉朝，非正式更早一些。有说法说，佛教正是传入实在后汉的永平十年（公元六十七年），在中国已经有一千九百多年历史。而最初的佛寺的名称是白马寺。佛教传到中国后与中国的传统文化互相影响、吸收，发展为中国的民族宗教之一，成为中国封建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中国古代社会历史，对哲学、文学、艺术等其他文化形态，都发生了深远的多方面的影响。自汉代至今，佛教的传入已近2000年。它深刻的影响着中国的传统思想和文化。佛教一直与不同时代，不同地区的各种哲学思想，民间的风俗习惯，社会道德乃至政治经济、文学艺术等结合任一起。中国佛教虽源于印度，但传入中国后，就逐步结合中国社会历史的特点，接受着中国思想和文化的影响和改造，才得到广泛的传播和发展，并产生了大量不同于印度佛教的精神和新面貌。 历史上，宗教与国家的政治经济一向息息相关，佛教也不例外。 佛教传入是在汉代，此期佛教刚传人中国，以佛经翻译、解说、介绍为主，人们把佛教看成是黄老之学的同类，禅学被看作是学道成仙的方术之一，佛教是在与道教方士思想结合的过程中得到发展的。在这一段时期内，佛教主要是被统治者用来追求长生不老，成佛成仙，并期望以达到自己的统治的永恒，而其在社会上还未产生强大的影响。 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佛经被大量翻译，中国僧侣佛学论著纷纷问世，般若学出现了不同学派，民间信仰日益广泛和深入。著名大师有道安、慧远、鸠摩罗什和僧肇等。此期，佛学受到了当时玄学的影响。所以，这个时期可以说是佛玄时期。此时期各族统治者大都以佛教为其加强统治的工具（例）。虽然如此，但这个时期也发生了运用政权毁灭佛教的事件。中古史上著名的三武一宗四次大规模灭佛的前二次就发生在此时期的北朝。引起北朝二武灭佛的主要原因是佛教势力膨胀，影响政府的兵源、财税收入、土地和劳力。灭佛导致了佛教在短时期内出现极大萎缩。 唐代也很重视对于佛教的整顿和利用。唐高祖武德二年，就在京师聚集高僧，管理一般僧尼。太宗即位之后，重兴译经的事业，使波罗颇迦罗蜜多罗主持，又度僧三千人，并在旧战场各地建造寺院。贞观十五年文成公主入藏，带去佛像、佛经等，使汉地佛教深入藏地。贞观十九年，玄奘从印度求法回来，朝廷为他组织了大规模的译场。佛教的兴盛武则天利用佛教徒怀义等伪造《大云经》，她将夺取政权说成符合弥勒的授记，随后在全国各州建造了大云寺，又造了白司马坂的大铜佛像，并封沙门法朗等为县公，又授怀义为行军总管等，这使佛教和政治的关系益加密切。其后，玄宗时，虽曾一度沙汰僧尼，但由于善无畏、金刚智等传入密教，有助于巩固统治政权，得到帝王的信任，又促使密宗的形成。当时佛教发展达于极盛，寺院之数比较唐初几乎增加一半。佛教的广为传播，使百姓的生活有了精神的依靠，因而造就了唐代的盛世之景。同时，在文化上，佛教也丰富了唐代的人们的精神生活。文化的多元性，也造就了唐诗在我国文学史上的崇高地位。不过不久之后，安史之乱起，禅家的南宗由于神会的努力，渐在北方取得地位。神会又帮助政府征收度僧税钱，以为军费的补助，
中国佛教现状 编者按Editor's notes加拿大时间2017年6月17日，由中国佛教协会、加拿大佛教会、美国佛教联合会共同主办，多伦多湛山精舍承办、多伦多大学协办的中加美佛教论坛，在加拿大多伦多大学隆重开幕。论坛主题为“圆融中道，持久和平”，来自中、加、美三国的佛教界高僧大德、著名佛教学者及加拿大联邦、安大略省、多伦多市有关政要、有关社团、各界嘉宾和多伦多大学部分师生、佛教护法居士数百人出席开幕式。开幕式后，中国佛教协会会长学诚法师在多伦多大学作题为《中国佛教现状》The Current State of Chinese Buddhism的专题讲座，现场气氛热烈、座无虚席。以下为学诚会长专题讲座发言全文： 中国佛教现状The Current State of Chinese Buddhism中国佛教协会会长学诚VenerableMaster Xuecheng, President of the Buddhist Association of China 一、历史的佛教与当代的佛教One:Chinese Buddhism: Past and Present 今天，我想和在座的各位分享中国佛教在21世纪以来的发展现状和探索成果，希望有助于更多人了解到一个真实、全面而富有活力的中国佛教。Today, I’d like to share with everyone present here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achievements about the development and exploration of Chinese Buddhism since the beginning of the 21st century. I hope to help more people have a true and full understanding of vigorous Chinese Buddhism. 首先，我想把21世纪的中国佛教放置于更深远的历史时空中，因为我们现在所看到的中国佛教现状，实际上是中国佛教漫长历史进程中的一个阶段，它来自于过去，预示着未来，并非一个孤立的片段。对于不是很了解中国佛教的人来说，很容易用两种眼光看待当代中国佛教：一是停留于对中国古代社会的印象和认知，而将中国佛教看作一种古老的、甚至脱离现实的存在；二是完全站在现代时空因缘下、以实用角度看待中国佛教，忽视其穿越两千年的深厚历史底蕴和博大精深的理论实践体系。这两种视角的片面和局限性，往往导致对中国佛教的两种误解：一是将佛教抽离于时代，认为佛教是落后的乃至反现代的；二是将佛教抽离于历史，使之肤浅化、世俗化。First of all, I want to put the 21st-Century Chinese Buddhism in a broader historical time and space, because its present situation is actually a part of the long progress. It comes from the past and lays a foundation for the future, rather than acts asan isolated fragment.To those who are not very familiar with Chinese Buddhism, they tend to treat contemporary Chinese Buddhism with
阅读《日本佛教信仰与民族文化》有感 发表时间：2019-04-22T15:05:07.187Z 来源：《知识-力量》2019年8月22期作者：李欣然董彦灵[导读] 佛教自中国传入日本对日本的本土文化产生了重要影响，与此同时日本的传统文化也对外来的佛教文化进行了同化改造。日本的佛教信仰与日本的民族文化有着重要的联系。（国际关系学院，100089） 佛教自中国传入日本对日本的本土文化产生了重要影响，与此同时日本的传统文化也对外来的佛教文化进行了同化改造。日本的佛教信仰与日本的民族文化有着重要的联系。 圣德太子是佛教在日本得以传播的重要人物之一，他用政府法令的形式，在治上提倡普度济世，文化上鼓励人们为为国家众生献身，他对佛教教义有着自己独特的见解，将佛教与日本的民族精神实现了最初的融合。自圣德太子开始至以后的几个年代，日本的佛教思想大抵向两个方向发展，一是在政治上，保卫国家，二是在人民日常生活中，救世济人的大乘佛教的思想。佛教之所以能在日本得以发展，一是要和日本的政治意识相互适应，其次它也要和日本的本土信仰相互融合。其中包括日本的神道教和祖先崇拜。由于镇护国家的主张，佛教先是得到了社会统治着的青睐，再加上与日本本土信仰的融合，佛教信仰已经成为了日本国民的重要组成部分。到了镰仓时代，具有日本民族特色的日本佛教已经基本形成。代表性的宗派有，净土真宗，日莲宗，禅宗。净土真宗相比以往佛教流派主张个人佛教，在家佛教，以绝对他力的信仰作为基点，将出世的佛教与世俗生活融合在在一起，以佛教为基本信念，肯定人间生活的主体性。该教派从表面上来是将自己融入佛家慈悲之心中，绝对他力的宗教性格，立足点却在个人的觉悟。同时追求这种觉悟的并不只是僧侣，而是芸芸众生，该教派对人间人生生命的肯定，被称为日本佛教史上宗教感情最高顶点。日莲和尚主张即身成佛，他将主要精力都放在了现实社会的改造方面，他想用教义改变社会现实，将人间变成佛间净土。同时日莲主张用超教宗的政治力量消灭自己的敌人，这其实是日本民族意识开始觉醒独立的一个重要特征。日莲教对日本社会及其民族性格有着极大的影响。与此同时日莲教也是当今日本信仰人数最多的佛教流派。禅宗则是更重视修行过程的一个教派，根据道元的说法，每个人的生活历程及其过程即是其目的和意义。人生的每一刻都可以寻找到真谛，不需要到处寻找人生的真理。同时从哲学的角度来讲，道元的思想类似于西方的黑格尔的绝对精神论和海德格尔的哲学。被后代人称为日本理性的顶点。 日本文化精神的中枢应该是皇室中心主义，这是日本文化的源泉。佛教在日本的发展受制于天皇崇拜和祖先崇拜形成了日本独特的佛教的祖师崇拜。人民在信仰佛教的同时，亦使民族意识通过祖师崇拜得以强化。同时日本文化独具的包容性，形成了多重信仰的现状。佛教与日本文化的应该放在日本教这个大范围内加以研究。 首先，我对这篇文章最感兴趣的几点是日本人将自然作为人间社会的立足点并从中产生了绝对的精神秩序，神化自然概念，以自己为中心，以绝对信仰为基础，同时他们会神化甚至圣化民族精神。我觉得这在二战期间被展现的淋漓尽致。对完满和神性的向往促使日本民族追求精神和意志的极限，比如在侵华系列的影视作品中我们随处可见的，如果日本军人某一次任务执行失败，他们则会选择切腹的方式来结束自己的生命。同时绝对的神化的民族精神也使得日本的集体主义十分盛行，日本号称大和民族，其民族精神的核心是“集体本位主义”。“集体本位主义”乃是日本民族立国之本之魂，在正规场合下，日本人的上下级关系，下级对上级总是那么鞠躬顶礼，但在非正式场合的相互关系中，下级会感到同上级亲如一家，社会没有阶层化，杜绝了阶层亚文化的产生，从而保证了日本文化的同质性。日本人对民族强烈的认同感和归属感生成了一种集团意识，并在社会各阶层达成共识，他们对集体具有一种强烈的忠诚意识和奉献精神。同时日本的武士道精神我觉得也与日本的佛教文化信仰有这重要的联系。武士道吸纳了儒家的“忠”和“勇”、禅宗“死生如一”和神道主义的天皇信仰而产生，受原始信仰和崇拜的影响，成为日本民族一个较深层的文化心理，曾主导着这一民族的文化生长和价值选择，对其发展影响较为深远。但是在二战期间，武士道开始沦为军国主义所利用的工具，在此精神的影响下日本走上了一条不断对外入侵的不归路。 以上则是我对该篇文章的总结概括以及自己的见解。参考文献 [1]鲁思.本尼迪克特.菊与刀商务印书馆2011.16.19
读《在公共权威边缘—明代国家与佛教》 《在公共权威边缘——明代国家与佛教》一文本是著名历史学家卜正民发表于胡志德、王国斌、余宝琳主编的《中国历史的文化与国家：习俗、冲突与适应》中一篇文章，稍作修改后编入其本人所著的《明代的社会与国家》（陈时龙译，合肥：黄山书社，2009年版）一书。该书从“空间”、“田野”、“书籍”、“寺院”，也就是从政治、经济、文化、宗教四个角度分析了皇帝、官僚政府和地方士绅之间的权力关系，进一步探讨了国家和社会的互动以及二者的内在联系。笔者将就其中关于探讨佛教的一篇文章试加探讨。 《在公共权威边缘》一文主要讲述了佛教与国家的关系在洪武年间、15世纪以及晚明时期的三次变化，进而借三次变化探讨了“明代历史之中社会组织与公共权威之间的关系。更为特殊的是，寺院佛教对于国家原则变化所作出的反应，还能帮助我们探讨明初和明末公共权威在法令上的变更”①。 作者首先阐述了文章中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公共权威，主张用“公共权威”的概念来构建讨论的框架，而不是相对狭义的“国家控制”，因为作者认为“国家控制”这一概念习惯于假定国家具有绝对的霸权。而“公共权威”的概念一方面能够体现变化的观点，另一方面“还表达着具体领域对国家权威的接受”。 朱元璋在位31年，在其统治期间对佛教的政策前后有着明显的不同，卜正民认为在1380年后朱元璋对佛教的态度发生了很大的转变。在明初十年间，“洪武皇帝像六朝皇帝那样保护佛教，使佛教得以依附于以国家为中心的公共权威结构，几乎成了一种官方宗教”。但在1380年后，朝廷却出台了一系列苛刻的政策与法令限制佛教，如建立管理佛教僧人和寺院的官僚机构、将佛教宗派划分为“禅、讲、教”三派、1391年颁布合并佛寺的百日谕令和1394年颁布的对僧人进行监管的《趋避条例》等。僧官的创立使得在没有学校、书院的地方，僧官制度成为国家统治的补充，僧官“代表国家来管理佛教，而不是代表佛教管理佛教，并且在国家权威相对较弱的地方还具体表现为公共权威”。对佛教进行学派分类，可以在佛教内部强制地推行组织化，并使佛法传授为国家所用。但是14世纪后10年的两条严厉的政策却使佛教变为一种被统治的对象，换言之，“佛教被弃置在公共权威的边缘”。 15世纪明代国家对佛教的态度与洪武时期有着很大的不同。永乐皇帝在宗教方面关注的既不是国家安全也不是意识形态，而是国家赋役的获取，即财政问题。从15世纪乃至16世纪佛教的发展来看，明代国家对于管制佛教不再有兴趣了。取而代之的是，国家对于土地 ①本文引文若无特殊说明，皆引自该文，下同，不赘述。
“菩提心”与“忠义心” ———从九华山佛教看中国佛教的世俗化 余秉颐 (安徽省社会科学院 哲学所,安徽 合肥 230053) 摘 要:作者通过赴九华山进行考察,并且研读有关学术资料,提出如下见解:九华山佛教文化最为显著的特征,是体现了中国佛教的世俗化趋向。九华山佛教堪称中国佛教世俗化最典型的代表。这种世俗化,表现在宗教理论和宗教实践两个方面。本文试图通过对宋代九华山高僧宗杲禅师“忠君爱国” 思想的分析,从宗教理论的角度,探讨九华山佛教对于中国佛教世俗化的贡献。 关键词:九华山佛教;中国佛教的世俗化;宗杲;儒释调和论 中图分类号:B94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05X(2002)01-0013-02 佛教的世俗化,是中国佛教演变、发展过程中的一个基本趋势。我们在赴九华山考察佛教文化的过程中,深深感到九华山佛教十分典型地反映了中国佛教的世俗化这一特点。而九华山佛教文化之所以历久不衰,佛事活动之所以长期兴旺,也正由于它在宗教理论和宗教实践两方面,都鲜明地体现了中国佛教的世俗化特点。本文试图从宗教理论方面,就九华山佛教与中国佛教的世俗化问题作一考察。 从宗教理论看,宋代佛教界出现的“菩提心即忠义心”之说,是中国佛教世俗化的重要理论依据。而这一说法的首倡者,正是曾经弘扬佛法于九华山的宋代高僧宗杲禅师。 所谓“菩提心”,指佛家的觉悟之心,它代表了佛家的最高智慧。而“忠义心”指的是儒家所提倡的忠君爱国之心,它是封建社会世俗生活领域的最高行为准则。在印度佛学传入中国之初,按照当时的佛教义理,“菩提心”与“忠义心”并不相容。因为佛教徒乃是脱离了世俗生活的“出家”、“出世”之人,已不再具有世俗生活中的“忠君”、“孝亲”等义务。这正是佛教与儒家名教之间的根本性分歧。自从佛教传入中国,儒家一些代表人物的“辟佛”、'反佛”便不曾停止。他们批判佛教时所集中抨击的一点,就是指责佛家“无君无父”、“泯灭人伦”。例如程颢就曾说过,佛家“其术大概且是绝伦类,世间不容有此理。又其言待要出世,出哪里去?又其迹须要出家,然则家者,不过君臣、父子、夫妇、兄弟,处此等事,皆以为寄寓,故其为忠孝仁义者,皆以为不得尔。又要得脱世网,至愚迷者也。”①这正是对不承认世俗社会纲常伦理的佛门教义的抨击。 实际上,作为外来文化的佛教,为了适应中国本土文化、适应中国封建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传入中国之后也就逐渐开始了走向世俗化的嬗变过程。到宋代时,佛教的世俗化变得更加明显、突出,乃至出现了“佛法即是世法,世法即是佛法”②的说法,将世间的“法”与佛门的“法”合而为一。而作为九华山高僧之一的宗杲,则更进一步地将“忠君爱国”观念引入佛教。这对于中国佛教的世俗化,从理论上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宗杲(1089—1163年),俗姓奚,号妙喜,宣州宁国人。12岁出家。《大明高僧传》称其“灵根夙具,慧性生知”。17岁落发受戒后,曾参拜 13 ① ②《圆悟佛果禅师语录》。 《二程遗书》,卷二。
浅谈佛教对中国文学的影响 摘要：佛教，作为宗教的一种，源远流长，它自印度传入中国以来，并不是单一、孤立着发展的，而是与我们所特有的传统文化相互吸收、相互斗争。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佛教也逐步成为了中国式的宗教，并且尽情地在中国的文学领域里绽放异彩.。佛教教义借助文学的形式得到广泛传播，在中国生了根，而中国文学也受其影响，并且这种影响是多方面的，从而呈现出了佛教融入文学之中的一种发展态势。 关键词：佛教;文学作品;文人思想 佛教思想在中国文学里面扮演着一个相当重要的角色。自东晋以后，佛经在中国的翻译得到了广泛的传播，从而使中国文学的内在思维和表现形式都受到了深远的影响。佛经中很多富有深刻智慧和人生哲理的故事也都大大地开阔了中国文人之士的眼界，使他们的思想境界得以提高。而与之相伴着的，则是文学体裁在某种程度上的进一步发展与创新，比如明清白话小说的形成。 在我国古代留下的许多与佛教有关的文学作品中，尤其被人们所熟悉的就是《西游记》。《西游记》是中国四大古典小说之一。它的结构宏阔精美，语言也诙谐幽默，充满了各种神奇丰富的想象，在中国小说史上可谓是独树一帜。《西游记》还蕴涵了丰富的宗教思想，它的故事情节、主要角色等都包含着大量的宗教信息，客观地反映了佛教与道教之间既合作交融又暗争正统的微妙关系.因而，从宗教发展和融合的角度研究《西游记》所包含的历史文化信息对于解读其现实价值具有重要意义 [1]。基于这一点，我们可以看到，佛教对文学作品在某种程度上的影响。从另一方面来说，佛家讲求的是因果报应以及六道轮回等思想，而这种思想也正是《西游记》的主旨之一，这是佛教对名著本身内在影响的又一体现。而具体说来，比如书中最主要的角色孙悟空，他本乃天地之生灵，却因大闹天宫而犯下弥天大错，被如来佛压在五指山下。本以为从此结下厄运，但之后又因护送师傅西天取经有功而最终修成正果;再比如唐僧，只因一次没有认真听取佛祖讲法而被罚轮回转世，但最后却也成了东土大唐的玄奘大师得以去西天求取真经。另外还有猪八戒、沙僧，他们的前世皆为天神，只因犯了天条而被罚下界，又因他们心中还是有善念的存在所以佛祖又给了他们一次机会让他们帮助唐僧西天取经。如此种种，即是佛教中所谓的种善因，得善果，种恶因，则得恶果。 不仅仅是《西游记》，再比如《红楼梦》最后人亡家败的结局，以空梦一场来譬喻人生一世;《三国演义》开篇即以“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为题词;元曲中的《西厢记》也更是以一场惊梦为终结，这些都是佛教中“人生无常”观念的体现。
2013年3月陇东学院学报Mar2013第24卷第2期Journal of Longdong University Vol．24No．2从忠孝观看宋代佛教的世俗化 ———以北石窟寺为例 段有成1，冯小琴2 （1.陇东学院历史文化学院，甘肃庆阳745000；2.兰州城市学院，甘肃兰州730070） 摘要：忠孝观是佛教的重要教义。宋金时期，由于佛教的世俗功能加强，佛教的忠孝观不断与儒家传统的主流思想相结合，极大地推动了佛教的世俗化发展。位于甘肃陇东的北石窟寺，是甘肃境内比较重要的石窟群之一，在佛教的东渐史上有一定的地位和影响，保存至今的宋金时期30多方碑铭和题记，反映了北石窟寺当时的佛事盛况，但这些世俗化了的佛事活动是对佛教忠孝观的有力诠释。 关键词：佛教；忠孝观；世俗化；北石窟寺 中图分类号：K20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1730（2013）02-0111-03 收稿日期：2013-01-05 作者简介：段有成（1975—），男，甘肃镇原人，讲师，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中国古代史和陇东地方史研究；冯小琴（1963—），女，四川合江人，教授，主要从事中国历史与文化产业研究。 佛教产生于公元前6世纪的印度，大约到了东汉初年开始传人我国，受到了当时最高统治者的信仰和推崇。史载，光武帝之子楚王刘英“少时好游侠交通宾客，晚节更喜黄老，学为浮屠，斋戒祭祀”。［1］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长期战乱，灾难深重的劳苦人民，祈求佛祖保佑天下太平，风调雨顺，以此来减轻他们的痛苦，佛教得到了广泛传播。为了麻痹广大人民的斗志，各族统治者也大力提倡佛教，使佛教在意识形态上与玄学、儒学结合，成为当时最有影响的宗教。始建于这一时期的北石窟寺，是佛教开始由中原向西北“倒流”的一个必经之地。 北石窟寺位于甘肃庆阳境内，是甘肃境内比较重要的石窟群之一，始建于北魏，兴盛于隋唐。宋金时期，陇东地区成为宋金战争的主战场，人民遭受连年战乱之苦，人们希望能够得到佛和菩萨的保佑和拯救，便以烧香拜佛、修造佛像、许愿还愿、广作法事、结社集会等形式表达对佛教或菩萨的崇拜，宋代佛教的兴盛以不同于唐代的另一种形式表现出来。［2］今存于窟内的30多方宋金时期的碑铭和题记，反映了北石窟寺当时的佛事盛况，但这些世俗化了的佛事活动是对佛教忠孝观的有力诠释。 一 东汉末年，佛教自印度传入中国，最早是受宫廷皇亲贵族的推崇，成为统治者麻痹下层群众的精神武器，佛教主张因果轮回报应，成为社会动乱时期人们的精神寄托。但佛教在传播的过程中又主张佛教徒离家弃世，割断与家庭和世俗社会的一切联系，要求教徒既不能娶妻，也不能生子，更不能对父母长辈尽孝，宣扬一切皆空。佛教的这些教义，使得这些佛教徒不再具有世俗生活中的孝亲思想，这些与中国的传统伦理道德，尤其是儒家思想主张的“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观念发生了重大分歧。因而，佛教自传入中国伊始，就与中国主流思想意识儒家思想开始了激烈的碰撞，尤其是儒家的一些代表人物，如唐代的傅奕、韩愈和宋代的程颢，他们抨击佛教主要集中在一点，就是佛教“无君无父”、“不忠不孝［3］，不父其父，不君其君，不事其事；”［4］“其术大概且是绝伦类。”［5］这些儒家学者认为，佛教是对纲常伦理的破坏，对国家、对人民都带来了极大的危害。作为外来宗教，要在本土得到进一步传播，不仅要得到最高统治者的支持，最主要的是要适应广大民众的需求，就必须不断地本土化和世俗化。佛教在发展的过程中，对自身的教义也在不断地阐释。 在宋代，最高统治者对佛教采取了扶植态度，宋太宗就指出：“浮屠氏之教有裨政治”［6］在最高统治者和佛教徒的共同推动下，佛教在宋代广为传播，“浮屠氏之说盛于天下”，［7］“老佛之宫遍满天下。”［8］作为这一时期佛学代表的禅宗倡导明 1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