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让干群关系出现“民意赤字”
伴随一系列深刻变化和调整，带着改革攻坚的坚强决心，中国迈入新世纪的第二个十年。
把握战略机遇、驾驭复杂局面，千头万绪的工作，从何入手？执政者的脚步，可见端倪。
新年前，胡锦涛总书记深入北京的廉租房、供热站、蔬菜大棚，考察民生；元旦期间，温家宝总理冒着风雪来到牧区，访贫问苦。这其中，人们看到同一个关键词——“群众”。
“群众”一词，内涵丰富；群众工作，意味深长：群众利益、群众观点、群众立场、群众路线，莫不包含其中。不久前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上，在谋划未来蓝图之际，胡锦涛同志告诫全党，必须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群众工作。这背后，是我们党一直以来的坚定共识：群众是力量源泉和胜利之本，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群众观点、群众路线都不能丢、不能忘。这背后，也是现代政治的基本理念：执政者的权力来源于人民给予，权力行使的目的是为了维护民众的权利。
从城乡居民收入的增加，到社保体系的完善；从教育、医疗等社会事业的改革，到对群众“四权”的保障……近年来，我们的群众工作有新成效，现代社会新型党群关系也正在完善。但就在刚刚过去的2010年，无论是征地拆迁的野蛮粗暴，还是特殊人物“定制招聘”的问题；无论是以维稳为名的欺骗遮掩，还是对舆论监督的强烈反弹，林林总总的“事件”中，有利益纠葛，有观念冲突，也不容忽视干群关系的淡漠、群众工作的失误。
个案折射普遍性问题。在我们的党员干部中，有的群众观念淡薄，不屑做群众工作；有的对群众没有感情，不愿做群众工作；有的缺乏基层经验，不会做群众工作；有的明哲保身，不敢做群众工作。甚至还有一些人漠视群众疾苦，违背群众意愿，侵害群众利益，站到了群众对立面。这些问题的存在侵蚀信任、消解共识，陷群众工作于被动，透支着我们在党群干群关系上的政治优势。
近90年的革命、建设和改革，为我们积累了群众工作的巨大“存量”，这是坚实的执政基础，也是难得的政治资源。但是，如果我们不能应对变化中的新情况新问题，发掘群众工作在新的时代条件下的“增量”，就可能出现“民意赤字”，消耗掉既有的存量优势。如果说革命战争年代，我们依靠党群的鱼水之情、依靠成功的群众工作，让小推车推来百万雄兵的力量，走好了“万里长征的第一步”，那么，在接下来更为漫长、也更为艰巨的征途上，我们更需要做好群众工作，汇聚起推动现代化巨轮不断向前的力量。
很多领导干部反映，今天的群
众工作更难做了。确实，在利益多元、观念多样、思想多变的时代，群众已不再是抽象的“整体概念”，而是具体的“利益个体”。能否密切干群关系，在很大程度取决于我们能否协调“利益关系”，能否厘清“公利与私利”的关系，能否摆正“权力与权利”的关系。归根到底，能否始终站稳群众立场，真正关心他们的幸福和尊严，决定了我们能否找到属于新时代干群关系的“增量”。
快速增长的经济、富于变化的社会和一日千里的技术，为群众工作带来了过去不曾有的新问题，但也提供了过去不曾有的宝贵资源。当公安部门的微博被网友们亲切地称为“厅哥”，当各种法律法规征求意见动辄以万计，当越来越多公民自愿加入社会服务，可以看到，我们有了更雄厚的经济实力、更丰富的各种资源、更先进的科技手段，群众工作理应更有条件、更有智慧、更有方法。
2011，“十二五”蓝图在“加快转变”中起笔。在这个不断变化的世界，我们始终不能忘记——
“我们党的最大政治优势是密切联系群众、党执政后的最大危险是脱离群众”。
警惕个人利益“野蛮生长”
马克思有句名言：“人们为之奋斗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群众工作，头绪繁多，而“利益”统其关键，制其要害。
群众工作，本质在于密切党群关系，核心在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无论是体现本质还是抓住核心，都绕不开利益问题。维护群众利益，才能赢得人心，凝聚力量；理顺利益关系，方能化解矛盾，促进和谐。
正因为如此，近年来，从“利为民所谋”到“包容性增长”，从免除农业税到深化医改，从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挑战的“保民生”，到“十二五”规划建议中的社会建设图景，执政者的理念与实践，无不立于群众利益这个基点，无不系于改善民生这个旨归。
然而，我们同样不能忽视的是，一些地方矛盾纠纷不断，群体性事件频发，尤其是云南孟连事件、贵州瓮安事件、湖北石首事件、江西宜黄事件等社会震动很大。警钟一再响起，发人深省。表面上看，这些事件事发偶然，而追根溯源，则是“祸之作，不作于作之日，亦必有所由兆”，说到底还是因为当地群众利益没有得到维护，甚至受到损害，干群关系长期冷漠疏远，甚至出现对立。
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原江苏省泰州市信访局局长张云泉感于现实，这样直言：现在一些干部已经把自己甚至把党放在了群众利益的对立面，这是做群众工作的大忌。从“替谁说话”的割裂，到“跟政府作对就是恶”的骄横，从一些干部利用职权占据保障房、低
保指标，到一些地方通过文件、审批内部安排干部子女就业，透过这一系列新闻事件，我们也看到少数干部个人利益的“野蛮生长”，更感受到了种种不当个人利益对群众利益和公共利益的损伤。
从根本上说，干部个人利益与群众利益是一致的。在利益主体多元的时代，党员干部当然有追求个人正当利益的权利，但是，这个利益的追求，不能像“经济人”那样片面要求个人利益最大化，更不能依托权力、地位的优势，让个人利益信马由缰，一路狂奔，导致“公共权力部门化，部门权力利益化，岗位权力私有化”等不良现象。底线不可无，雷池不能越，那就是在党纪国法的规定内用权做事，为人处世。如果过度追求个人利益，必然要侵害党和人民的利益，走到群众的对立面。
利益结构变动不居，利益现实纷繁复杂，党员干部如何明辨自身方位？胡锦涛总书记强调：“始终站在人民立场上而不是站在个人、少数人立场上说话办事，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而不是代表某一个人、某一部分人利益，是决定人心向背、事业成败的关键。”权力姓公不姓私，执政为众不为寡，指明了干部手中权力的本质属性，也为干部如何处理个人利益与群众利益的关系提供了根本遵循。
值得注意的是，群众利益也在与时俱进，不断丰富变化，呈现不同的时代内涵。今天的群众利益，早已不局限于物质利益，而是体现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方面的各项权益。今天我们所做的群众工作，与以往最大的不同，就是要在群众权利意识逐渐增强、权利诉求不断增加、权利期待普遍提高的全新背景下开展，“权利时代”的到来，使权力的运行面临更多更高的要求，善待权利，已成为执政者的一项基本素质。
群众利益无小事，没有比群众利益更大的公共利益，没有比群众呼声更强的民意诉求。维护群众利益，最重要的是处理好权力与权利的关系。权力者不能伤害权利，把尊重群众权利作为工作前提， 把握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现阶段群众共同利益、不同群体特殊利益的关系，决不能随意以“公共利益”推动地方发展为借口，损害部分群众的具体利益，进行野蛮拆迁、非法征地；更不能简单地以为了群众长远利益为借口，损害群众的现实利益，大搞形象工程、政绩工程。
纵观世界政治史，人民群众对政党的选择标准，归根结底只有一条：能否代表并且维护自己的利益。回顾我们党立党近90年、执政60多年的风雨历程更可以发现，一刻也不能停止为群众利益而奋斗，这是一个政党的生命所系，也是每一个党员干部的职责所在。
人民日报评论部：扫除面对群众诉求的“对手思维”
本报评论部
1941年，陕北延安打雷劈死了一个人，有个老农逢人就说：“老天爷不开眼，为什么不劈死毛泽东？”保卫部门闻讯要追查，毛泽东立即阻止：“群众发牢骚，有意见，说明我们的政策和工作有毛病。不要一听到群众有议论，尤其是尖锐一点的议论，就去追查，就要立案，进行打击压制。这种做法实际上是软弱的表现，是神经衰弱的表现。我们共产党人无论如何不要造成同群众对立的局面。” 事后，毛泽东让人调查，发现是由于征粮过多、农民负担太重才有这种气话，于是问题很快被纠正了过来。
重温这样一个故事，不只为了说明一种雅量，更想表明面对群众诉求的正确态度。这在“跨省追捕”事件时有发生的背景下，在有干部对上访群众要“请公安按敌对势力办”的语境中，显得尤为重要。
反思近年来云南孟连、贵州瓮安等群体性事件，往往与群众诉求得不到满足有关；一些地方的群众之所以不断上访，也是由于有关部门“打太极”、“踢皮球”。说到底，是一些干部在面对群众诉求时出了问题，有的群众观念淡薄，不愿回应群众诉求；有的缺乏基层经验，不会回应群众诉求；有的明哲保身，不敢回应群众诉求；还有的丧失群众立场，漠视群众疾苦，侵害群众利益，成为群众的对立面。
于是我们看到，在贵州瓮安事件中，有干部感叹：“群众不和政府讲真话了”；在湖北十堰郭元荣事件中，对“女子卖身救父”的发帖，策划者称“维权须用怪招”；甚至出现了“不信法律、不信权力、只信媒体”，即所谓的“媒治”现象。这些无不在警示我们：党最大的政治优势是密切联系群众，党执政后最大危险是脱离群众。
密切联系群众，离不开科学研判群众诉求，真诚回应群众质疑。现实中，有的地方误以为没有群众表达诉求，就天下太平；一旦有群众上访，就会影响社会稳定。因此，对群众诉求，要么保持畏惧，采取回避推诿的“鸵鸟政策”；要么简单粗暴，把群众诉求当成“不稳定因素”，甚至动用警力压制打击，结果只能是扬汤止沸。
应该看到，改革开放30多年后，社会已经进入了利益博弈的时代，群众的许多诉求都是利益诉求。政府应该看到这种诉求的正当性和日常性，并通过协商的方式平衡、法治的方式解决，而不能采取“对手思维”，不能把上访群众不分青红皂白当稳控对象，不能把群众质疑不分是非黑白当敌对舆论，更不能靠手中的权力，对付群众的合理诉求，把本属于个别人的利益诉求，激化为群体性事件。
即
便是发生群体性事件，面对群众的批评质疑，也不能一上来就急于撇清责任，对群众关切的话题却总是刻意回避；或者先入为主，认为群众“不明真相”，一小部分人“别有用心”。否则，不仅会助长人们的“反面猜想”，也会失去反思“在先行为”的机会。正如周永康同志所言，有的地方之所以出现信访问题和群体性事件，究其原因，“在涉及群众切身利益事项的决策过程中不征求群众意见、听不进群众意见，甚至对群众意见采取压制的办法”。
去除面对群众诉求的“对手思维”，提高领导干部的“回应能力”，一方面需要消除“思想性隔膜”，自觉摆正同人民群众的位置，把群众呼声当作第一信号，避免以个人的体验代替群众的感知，以发展的艰难作为难以解决民生困苦的托词，以过高的利益诉求掩盖群众工作的不力，以舆论的炒作回避对工作过失坦诚的检讨。另一方面，也要打破“制度性迟钝”，从制度上建立群众表达的平台，加大群众评议的砝码，让群众不支持的项目立不了项、劳民伤财的事情开不了头、忤逆民意的干部上不了位。
民有所呼，我有所应。坚持按照胡锦涛总书记的要求，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想问题、作决策、做工作都从群众利益出发，我们才能把握改革发展稳定的主动权，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把握群众工作的“时代资源”
交通方便了，反而离群众远了；通讯发达了，反而和群众交流难了；干部文化水平提高了，群众工作的水平反而降低了。”云南孟连事件后，针对该县原县委书记胡文彬一年内下乡26次都当天返回的情况，当地干部如此反思。
与过去相比，现在我们拥有的经济实力和财力大大提高了，我们掌握的各方面资源大大增加了，我们可以运用的科技手段大大丰富了。这些，理应让我们能更好地与群众沟通交流、为群众排忧解难，理应成为我们做好群众工作的有利条件。
然而，一些人由于群众观念淡薄、立场偏移，或者工作意识落后、方法陈旧，没能把良好条件、优质资源用在群众工作上，甚至把这些可贵的资源看成烫手山芋。在他们眼里，经济的发展带来协调利益的难题，便捷的交通提供越级上访的便利，法律法规只是少数人“给领导出难题”的工具，而媒体网络更是混淆视听、制造麻烦的平台。
无论是回复千篇一律的市长信箱，“以前没有网络的时候多好啊”的感叹，还是时有发生的封网、堵网事件，现实中，少数党员干部不仅没有用好群众工作的“时代资源”，反而乱了阵脚、慌了手脚，甚至是排斥、惧怕这样的变化，
使群众工作陷入被动。
群众工作的本质，是密切党群联系。在现代政治生活中，就是处理好执政者和公众的关系。公众对执政者的判断，不仅来自政治，更与经济、文化和社会紧密相连，这使得群众工作有一个“开放的边界”，也决定了群众工作强烈的“时代性”，会随着社会条件的变化而不断变化，因而需要不断发掘新资源、找到新方法，跟上时代的节拍。
从党成立之初举办工人俱乐部、农民运动讲习所，到革命年代“打土豪、分田地”发动群众；从新中国成立后信访制度的建立和完善，到改革开放年代群众生活的改善，不同发展阶段、不同时代背景，群众工作也有不同的“外壳”。历史实践表明，做好群众工作，与时俱进同样是一个基本遵循。
仔细分析我们今天所掌握的日益丰富的“时代资源”，既包括更雄厚的“物质资源”——跃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使得民生领域的投入能够大幅增加，让更多人分享经济发展的收益，满足群众的利益需求；也包括网络等前所未有的“科技资源”——网上留言板、博客、微博等，让群众与干部可以零距离、零时差地接触，更便捷地沟通交流。既包括更丰富的“制度资源”——从土地征收补偿条例到国家赔偿费用管理条例，不断完善的法律法规使得利益关系的调节有章可循、有法可依，有效推动群众工作由“情感政治”向“理性政治”转型；更包括宝贵的“思想资源”——群众愿意参与到政府和社会的工作中来，民智的搜求、民力的聚集更有效，也能减少政治的“神秘化”，使得干群关系向着良性发展。将这些资源利用好，群众对我们会更信任、更支持，党群干群关系会更密切、更和谐。
应当看到，这些资源用好了，群众工作的正面效应会倍增；而用得不好，负面效应同样不可小视。比如，民主意识、权利意识增强，让群众变得更“敏感”，会用比过去更高的标准去衡量干部和政府。而表达渠道增多，舆论场域变化，也容易让个别侵害群众利益的事件迅速“发酵”。“深入研究和把握新形势下群众工作新特点新要求，在总结运用成功经验和有效做法的基础上不断创新”——要贯彻十七届五中全会上胡锦涛同志的要求，把握好、运用好群众工作的“时代资源”，各级政府和党员干部身上的担子不轻。
在经济体制深刻变革中，处理好效率与公平的关系，充分激发各方面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中，兼顾不同群体的利益诉求，妥善协调和处理不同方面群众的利益关切；在思想观念深刻变化中，寻找与群众交流沟通的共同语言，拉近与群众的
思想感情距离。这些，是深刻变化的时代对群众工作提出的全新要求，更是面向未来，不断凝聚起我们事业发展所需物质和精神力量的关键所在。
树立公信从学会倾听做起
人无信不立，政无信不兴。孔子论政，把“民信之”作为治国之本；商鞅变法，以“徙木立信”之举取信于民。提振公信力，是几千年来治国理政者上下求索的重大命题，也是今天广大党员干部必须面对和解决好的现实课题。
当又一个春天降临大地，中国社会生活呈现新的气象。“倾听”，成为领导者们不约而同的行为。胡锦涛总书记在河北省保定市与基层群众共度春节，深入城乡大地嘘寒问暖；温家宝总理来到山东嘉祥县、曲阜市看望农民群众，走入麦田了解旱情。一些省市领导干部也勉力倾听不同阶层群众诉求，湖北省委书记李鸿忠在与移民的攀谈中了解民生，湖南省委书记周强在歌曲《春天里》带来的感动中体会农民工的心声……
苏格拉底曾经提醒世人：“自然赋予人类一张嘴、两只耳朵，也就是让我们多听少说。”有研究表明，人们每天花在沟通上的时间是：倾听为46%，说话为26%，阅读为15%，书写为13%。沟通首先从倾听开始，提振政府公信力又何尝不是这样？在现代社会中，治国理政其实就是人们公共生活的安排方式，体现着干部与群众之间的关系与交流。实现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同样首先要求执政者敢于倾听、善于倾听。学会倾听，是干群沟通的起点，是群众工作的基点，是公信力生长的沃壤。
学会倾听，才能相互理解，达成信任。倾听，是一种平等而开放的交流。领导干部通过各种方式了解社情民意，洞察时弊，体察民瘼，以虚心、坦诚、负责的态度，反思和完善政策制度的实施，有则改之，无则加勉，不仅可以提高执政的科学性，而且在这一过程中，群众也得以重新认识和理解干部及其工作，信息与情感汇聚，信任与支持迸发，从而形成干群正向呼应的良性循环。
我们不能忽视，在一些地方，横亘于干群之间的“信任墙”依然不少，尤其是当群体性事件、突发事件发生的时候，“辟谣没人信、谣言满天飞”时有发生。究其根源，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一些领导干部还没有真正认识到公信力的极端重要性，在平时工作中懒于倾听、疏于倾听甚至拒绝倾听，堵塞了沟通交流的渠道，错失了与群众增强互信的机会，任由信任资源流失、公信力受损。
学会倾听，才能务实求解，凝聚合力。古人云，“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真诚向群众倾听，其中隐藏着难以估量的力量与价值。在人人都有麦克风的时
代，执政者需要在众声喧哗中倾听民意，理性分析；需要在民智大开时汇集整理，仔细求解。正因为如此，近年来，两会的代表委员们，通过实地调研、博客、微博、电子提案等形式大量搜集百姓呼声，征集意见和提案议案，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响应。
在利益多元、矛盾多发的改革发展阶段，学会倾听，善待表达，不只是执政为民的一种姿态，更是长治久安的科学选择。诚如领导同志所说，不只是了解个案，更重要的是了解政府工作、制度和政策等方面还存在哪些问题，从而更好地为人民服务。这样的“倾听”，释放出这样一个信号：政府执政做事听取群众意见，应该成为一种常识、一种常态。也只有这样，才能深入实际，理顺关系，凝聚共识，最大程度地激发群众的积极性、创造性，最大限度地规避高速发展过程中的风险与挑战，最大可能地用好发展的机遇和契机。
“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胡锦涛总书记多次告诫各级领导干部“真诚倾听群众呼声，真实反映群众愿望，真情关心群众疾苦”。“十二五”开局之年再谋新篇，需要党员干部乐于倾听，善于倾听，从民声民意中汇聚民智，凝聚民力，为又一个发展之春齐心耕耘。
让公信力在阳光下生长
流言止于真相，公信源自公开。惟有通过公开透明，实行“金鱼缸”式操作，政府权力才能真正为人民的权力服务；惟有保障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确保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政府公信力才能伴随着阳光不断生长
公信力是政府的立身之本。政府公信力源于民众的信任，信任的重要前提就是了解。在一个信息像空气和水一样重要的时代，政府的公信力与其信息披露的程度息息相关。
公开透明是人们了解政府的前提。公开透明了，人们才能更充分地了解政府日常运作，与政府形成良性互动；也只有公开透明了，公职人员才能更好地接受监督，勤勉作为、不敢懈怠，增强人们对政府的信任和信心。
现在，一旦发生公共事件，人们首先关心的往往是事实真相，这已经成为化解矛盾纠纷的共识。而获得真相的一个重要途径，就是公开透明。因此，在一些群体性事件中，当有干部认为群众不明真相时，其实更应反躬自问，是否因为不够公开透明，从而导致真相不明？
事实表明，一些公共事件的酝酿扩大，往往是不够阳光使然。面对一些突发性事件，一些干部本能地抱着“瞒”和“捂”的思维，导致民众因不了解而猜测，因猜测而众说纷纭，最终谣言四起、使局面陷入被动。尤其在网络时代，面对多元快捷
的信息获取方式，任何试图隐瞒的举动只会适得其反，只有及时公开透明，才能掌握主动、获得信任。
随着时代的进步和对过往经验的吸取，越来越多的地方开始选择公开透明。比如，面对一些突发性公共事件，许多地方都会在第一时间发布信息，这极大地增进了人们对政府的信任支持。但也有一些信息发布的效果并不好，究极原因，就在于发布的是自己认为重要的信息，而非公众关注的信息；甚至一上来就急于撇清责任，对公众的关切质疑却刻意回避。这样的信息发布，不仅与公开透明的理念不符，反而助长了人们的“反面猜想”。
这也说明，公开透明不仅是一个技术问题，更是一个深层次的理念问题。如果把信息看做是一种自我资源，那么信息的公开透明就会被当作一种权宜之计；反之，如果树立服务型政府理念，认识到政府信息的公共资源属性，尊重人民的知情权，公开透明就会成为一种主动选择。在这个意义上，公开透明的问题，本质上是一个以人为本的问题；政府公信力的打造，与政府服务人民紧密相连。
政府“公开透明”的一个成功实践，是汶川大地震。在那场大地震中，真相之所以能战胜谎言,真情之所以能感动世界，正是源于信息的公开透明；而公开透明之所以成为第一选择、唯一选项，其背后则是以人为本的抗震救灾主线和政府对生命的尊重关怀。以人为本理念下的公开透明，动员起了全国人民万众一心、共克时艰的力量，也极大地增强了政府的号召力和公信力。
任何权力都具有双重属性，一方面，它可以在以人为本的理念下，为人民服务；另一方面，由于人性的复杂性，权力也有封闭运行的冲动，并容易被滥用。要确保权力的人民属性，就要实现权力运行的公开透明，使政府在民主监督中，遏制滥用权力的冲动，获得避免腐败的免疫力。无论是党的十七大提出要“完善各类公开办事制度，提高政府工作透明度和公信力”，还是国务院颁布《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体现的都是将政府“公开透明”制度化的努力，都在为政府的公信力构筑基石。
流言止于真相，公信源自公开。惟有通过公开透明，实行“金鱼缸”式操作,政府权力才能真正为人民的权力服务；惟有保障人民的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确保使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政府公信力才能伴随着阳光不断生长。
维护群众利益才有公信
在发展过程中，信任的问题往往体现为利益问题。物价房价、工资社保、看病上学……对群众而言，利益不在你怎么说，而在你怎么做，于切身感受中才能建立起对政府、对干部的信任。协
调利益关系，维护群众利益，可谓提振政府公信力的“牛鼻子”。
近年来，从“利为民所谋”到“包容性增长”，从免除农业税到深化医改，从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挑战的“保民生”到“十二五”规划建议中的社会建设图景，政府公信力的建设，正体现在立足改善民生的理念、系念群众利益的实践之中。
利益是复杂而敏感的问题。改革深水区、社会转型期，利益主体多元，利益格局多样。这种背景下，各类公共事件日趋复杂，协调各种利益更为困难。面对相互交织的个别利益和普遍利益、少数利益和公共利益、短期利益和长期利益，处理好了，政府公信力能倍增；处理不好，则可能让政府公信力蒙尘。
政府的权力来自人民也必须服务人民。可以说，除公共利益之外，政府没有其他的利益，这是政府的天然属性和根本旨归。面对复杂的利益问题，政府部门和政府工作人员只有抛开自身利益、超越个别利益，才能以公平公正的原则解决好问题，作出正确的决策，赢得公众的信任。正如胡锦涛总书记所强调：“始终站在人民立场上而不是站在个人、少数人立场上说话办事，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而不是代表某一个人、某一部分人利益，是决定人心向背、事业成败的关键。”
现实中，在有的地方和单位公信力出现问题，很多就是源于不能超越个别利益。或是把机构自身的特殊利益置于公共利益之上，与民争利。比如一些地方出现的“钓鱼执法”、“罚款指标”，因土地财政而来的“扩地冲动”等，都是如此。或是陷入利益交换，成为少数人、少数群体利益的代言人。比如在一些非法征地、野蛮拆迁事件中，相关部门也参与其中，损害到群众的利益，失去了群众的信任。
不可否认，现实生活中，领导干部也有正当的个人利益，也有合理的发展诉求。有效切割个人身份和职业身份、协调好个人利益和公共利益，至关重要。如果职务的影响延伸到个人生活，行使权力时就难免以公权谋私利，为追求个人利益而侵犯公共利益或他人利益。无论是量体裁衣的“萝卜招聘”，还是劳民伤财的“政绩工程”，其直接的后果，都是政府公信力的流失。
看问题的视角，决定了面对利益时的胸怀。不能超越个别利益，目光局限于一人一时一事的得失，利益的个别化、局部化、单位化就会抬头。这也许能满足少数人的短期利益，但损害的是政府公信力，失去的将是整体的长期利益。对待利益和信任的问题，我们应该着眼全局，把群众利益和公共利益放在首位，从全局和整体的角度看利益、想问题，才能在信任中达成共赢，
提振各个层级上的政府公信力。
要超脱于个别利益之上，不能仅靠“道德自觉”。一方面，要形成良好的利益制衡机制，把权力的行使放进“金鱼缸”，把领导干部的个人利益放入“阳光房”，让群众的监督筑牢信任的基础；另一方面，要着力建立健全保障群众利益的决策机制，形成和拓宽群众的利益和诉求表达渠道，让群众的参与拓展信任的源泉。
信任是一种情感活动，也是一种理性选择。以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出发点，才能赢得最大范围、最深程度的信任。超越个别利益，把群众利益、公共利益放在首位，这是提振政府公信力的必然要求，也应是我们所有工作的根本遵循。
用制度守护公信力成长
制度是公信力的根本保障，制度执行力是公信力的现实体现。“十二五”时期，尤其应把政府公信力构筑在法制基础上，把依法行政作为政府公信力的生命线，把依法办事作为公信力的生长点，用法治的力量守护公信力成长
提振政府公信力，是一个系统工程，也是一项长期任务。公信力建设，只有扭住制度问题不放松,着重从制度层面寻找出路，才能获得立足的根基、持续的动力。
政府的公信力，是一种社会认同和信任，从现象上看，常常表现为干部与群众之间的人际诚信，而从实质上看，则是社会运行和治理过程中，人们与政府达成的契约，社会对制度的信仰。因而，提振公信力，干部的职业操守、道德形象固然重要，但更为关键的是制度基础是否扎实、制度执行是否有效。
制度是公信力的根本保障。一项好的制度，可以为执政为民、以人为本的政治理念提供落实载体；一项好的制度，可以为凝聚共识合力、促进和谐稳定的治理目标铺就现实道路；一项好的制度，可以为开放透明、加强监督的权利诉求开辟参与渠道。好的制度设计，符合社会历史发展潮流，顺应人民群众的要求期待，自然能得到普遍的信任与支持。
正因此，党和政府一直把制度建设作为公信力的基础。从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完善各类公开办事制度，提高政府工作透明度和公信力”等治理思想，到《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近三年来的有效实施；从公推公选的干部选拔制度，到政府新闻发言人制度；从新形势下加强群众工作的制度创新，到从源头上防治腐败的制度安排，政府公信力站在了日益坚实的制度基础之上。
在现代社会，利益格局更趋多元，思想观念深刻变化，公众维护自身权益的意识和诉求更加强烈，政府面临的公共问题日益繁杂，更容易遭遇信任挑战。近年来的一些突发事件和群体
性事件中，也不时暴露了制度问题造成的公信力软肋。在这样的背景下，制度建设唯有与时俱进，因时而变，更加符合经济社会内在发展规律，更加符合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不断调整、完善、创新，才能实现政府公信力的保值增值。近年来，废止收容遣送条例，颁布新拆迁条例，修改选举法、实现城乡同票同权，出台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制度等一系列制度改革和创新，立足实际情况，顺应党心民意，在破解问题和矛盾中，不断创造着增强政府公信力的契机。
制度执行力是公信力的现实体现。制度的效用取决于制度的执行，公信的树立在于制度被普遍遵循、一体奉行，而首当其冲的，就是政府和干部对制度的态度和行为。“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令行禁止，本身就是对制度的最好诠释，政府威信不树自立；有令不行，违法不究，“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各项制度必然流于形式，政令难以畅通，公信力也难以挺立。从这个意义上说，执行力不仅是政府工作的生命线，也是政府公信力的支撑点。
从现实情况看，制度的完善固然重要，但制度的执行更为紧迫。一些问题和矛盾的产生，正是由于制度执行不得力、监督不严格、落实不到位，有法不依、执法不公、执法不严的现象时有发生，少数干部存在权大于法、滥用权力等问题，这不仅在无形中架空了制度，也对政府形象和公信力造成了损害。
树立公信靠制度，制度公信看法治。公信力需要法治来塑造和强化，法制健全并得到严格执行，才能有效规范政府和社会成员的行为，增强人们相互交往与合作的信任度，保障社会公平正义和安定有序。政府讲不讲诚信，有没有公信力，一条重要标准就是看政府能不能严格执法，依法办事，能不能始终按照宪法和法律法规规定的权限和程序使用权力。目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形成，“十二五”时期的政府公信力建设，尤其应把公信力构筑在法制基础上，把依法行政作为政府公信力的生命线，把依法办事作为公信力的生长点，用法治的力量守护公信力成长。
干部作风是公信力的生命线
政府是抽象的，干部是具体的。政府的形象，取决于干部的形象。干部的作风，是政府公信力的生命线。
政府公信力就像一个储存信任的“银行”：干部作风好，政府就有凝聚力、号召力和感召力，“银行”资产就不断增长；干部作风差，群众对政府的支持和信任就要打折扣，“银行”资产就可能缩水透支。
我们党从执政乃至从成立的那一天起，就深深懂得这个道理，把干部队伍的作风建设作为立
身之本、执政之基、长治久安之道。向警予、方志敏、焦裕禄、孔繁森……无论职位高低，无论有名无名，千千万万干部以自己过硬的政治作风、思想作风和工作作风诠释党的优良作风，彰显党的执政理念，树立起时代的标竿，赢得群众的尊重和信赖。
靠良好干部作风积累起来的公信力，是前人和集体留给我们的财富。继承好这笔财富，不断以自己的行动令它保值增值，是每一名干部的责任。疏于自律，作风涣散，任意挥霍群众的信任，不仅丧失干部自身的形象和威信，也损毁政府的公信力。
作风是个宽泛的概念，领导作风、工作作风、生活作风、学风文风家风，都在其内。干部是党风政风的践行者，门难进、脸难看，群众就会把干部视作官僚，把部门视作衙门，不愿跟你交心，不会与你亲近。干部是社会风尚的表率，你做表面文章、搞形式主义，群众也就不大把你当真，你说十句他听一句，甚至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干部是社会公义的标杆，你以权谋私、以势压人，群众就可能对法治秩序失去信心，用不恰当的方式去追求公平正义。
干部作为公众人物，应该清醒地意识到，群众评价干部作风好不好，视角是全方位的。尤其是在信息技术发达、民众权利意识、监督意识、表达意识大大提高的今天，干部作风上的任何一点瑕疵，都容易被放在放大镜下检视、放到互联网上传播，给政府公信力造成难以挽回的损失。没有过硬的作风，很难经受住这样的考验。
因此，中央和各级政府反复告诫广大干部要慎独，时时处处严格要求自己，强化自我规范和约束，人前人后一个样、八小时内外一个样、有没有监督一个样；要慎微，认真做好每件小事、管好每个小节，不该说的话不说、不该拿的东西不拿、不该去的地方不去、不该办的事情不办；要慎情，教育和管好自己的配偶、子女和亲属，决不允许他们利用自己的职权或职务影响谋取不正当利益；要慎友，正确处理人际关系，慎重对待社会交往，净化自己的社交圈、生活圈和朋友圈，善交益友、乐交诤友、不交损友，始终保持蓬勃朝气、昂扬锐气和浩然正气。
2000多年前，有弟子问孔子如何治国理政，孔子讲了三点：足食，足兵，得到百姓的信任。弟子问，如果不得已必须去掉一项，先去哪一项？孔子答：“去兵”。弟子又问，如果还必须去掉一项，去哪一项？孔子说：“去食。民无信不立。”
孔子的回答，至今仍有其深刻的现实意义。政府公信力是一种软实力，它反映民主、服务、效率和法治的水准，是比“足食、足兵”更重要的力量。信任危机，是
最深刻的危机，而信任的力量，正维系于我们每一名干部点点滴滴的修为、见微知著的作风之上。
让“利益杠杆”撬解社会矛盾
协调社会关系是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首要任务，而“利益关系是社会关系的本质”。适应利益格局的深刻变化，从利益分配、利益表达、冲突解决等方面，协调各种利益诉求，兼顾各方面关切，这是协调社会关系的重要途径。
经济发展在带来机遇的同时，往往带来新的挑战。伴随着中国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一些社会矛盾也在凸显，体现了社会关系的某种紧张：“富二代”、“煤老板”成为流行标签，包含着对收入差距拉大的复杂情感；农民工为讨薪跳楼跳桥，劳资关系在一些地方明显失衡；路不敢拾遗、伤不敢救助，尴尬无奈中弥漫着信任焦虑……
时间会浓缩成就，也会叠加矛盾。我国用几十年的时间，走完了西方国家上百年才走过的路。高度浓缩的发展历程，急剧变迁的社会环境、深刻变动的利益格局，正是社会关系渐趋紧张的重要原因。例如，收入差距的拉大，有市场经济的作用；拆迁矛盾增多的背后，是城市化进程的加速；社会信任度的降低，也与“单位人”向“社会人”、“熟人社会”向“陌生人社会”的转型有关。
正因如此，在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时，重新审视社会关系成为健康发展的必需。也正因如此，人们在审视社会管理时，才把协调社会关系作为首要基本任务。
仔细分析可以发现，当下许多社会关系的紧张，往往是不同利益诉求使然。如果地方政府在企业改制、房屋拆迁、土地征用等方面，能够恪守公共服务提供的职能，保持中立仲裁者的角色，而不是把部门利益和个人利益凌驾于公共利益之上，以“公司化思维”与民争利，那么群众上访、拆迁自焚就会大大减少，那里的干群鱼水关系也就不会异化为水火关系。如果包工头不是无故克扣拖欠农民工工资，如果农民工有通畅的利益表达渠道、完善的法律救济手段，那么跳楼讨薪就不会成为折射劳资关系的一道悲怆符号；如果公立医院能够坚守公益性，而不是纵容医生靠收红包、开高价药“以灰色收入养医”、“以药养医”，那么医患关系就不会成为经常被谈及的无奈话题。
从这个角度看，“利益关系是社会关系的本质”。协调社会关系的重要途径，就是要适应利益格局的深刻变化，从利益分配、利益表达、冲突解决等方面，协调各种利益诉求，兼顾各方面关切，进而促进利益动态平衡。这也是为什么胡锦涛总书记反复强调，社会管理是对人的管理和服务，涉及广大人民群众切身利益，要始终
坚持以人为本。也是为什么在刚刚过去的全国两会上，提高个税起征点备受关注、保障房建设成为媒体关注焦点、最低工资标准吸引众多目光……
列宁曾说过，利益触动每个人的神经。如何让社会高度紧绷的神经放松下来？如何协调解决伴随经济发展产生的社会矛盾和问题？解铃还须系铃人，不断做出适应新利益格局的安排调节，充分利用“利益杠杆”撬解社会矛盾，这是协调社会关系的主要抓手，也是创新社会管理的重要方面。
理顺结构才能舒缓“社会焦虑”
社会关系中弥散的“焦虑感”、“紧张感”，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社会结构的失衡。一方面，差距侵蚀幸福，社会资源配置机制不合理，有专家认为社会结构调整可能滞后于经济结构调整；另一方面，流动渠道梗阻，部分社会成员获得资源的机会不同，社会结构调整滞后，“板结”、“凝滞”之说时有出现。
从公务员考试热潮，到大型国企一职难求……近期，年轻人到“体制内”去的现象，引来广泛讨论。且不论这是否是普遍的价值取向，所谓“体制内外”的提法也确实让人看到，中国社会早已不是外国学者所说的“一块天花板”，而是在不断变化中呈现出更为复杂的结构。
因为自谋职业等原因游离于“单位”之外的“社会人员”，一度成为不正当、不安定的代名词。而现在，机关和企事业单位等承担的社会管理功能大部分被剥离出去，越来越多“单位人”变成“社会人”。非公有制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等快速发展，城乡流动人口大量增加，新的社会阶层不断出现，城乡结构、就业结构、人口结构、居住结构等发生重大变化。不同群体从体制中“溢出”，利益诉求更趋多样，社会关系必然更为复杂。
贫富差距拉大，城乡鸿沟难平，困难群体不少……经济发展并不意味着同步增长的幸福，物质丰富也未必换来社会关系的和谐。少数事件从个体上升到群体事件，从直接利益冲突上升成“无直接利益冲突”事件，社会关系中弥散的“焦虑感”、“紧张感”，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社会结构的失衡。
通往城市的列车并未给农民工罗练带来了希望，但却并未实现他人生的梦想，他被文明进程抛在了无名小站；上海女大学生杨元元的命运也并未因为知识改变，在窄小的盥洗室中，她选择了沉入命运的永夜。个体境遇未必是时代的风向，却也折射出齿轮咬合间的摩擦和罅隙。一方面，差距侵蚀幸福，社会资源配置机制不合理，有专家认为社会结构调整可能滞后于经济结构调整；另一方面，流动渠道梗阻，部分社会成员获得资源的机会不同，社会结构调整
滞后，“板结”、“凝滞”之说时有出现。
社会结构变化了，需要有更高的社会管理水平、更强的社会关系调节能力。如果能更好完善收入分配制度，扩中保低调高，形成“纺锤形社会”，“仇富心态”就失去了不断滋生蔓延的土壤；如果能有效打破各种壁垒，使社会结构“活”起来，“富二代”、“农二代”就不会成为流行标签；如果进一步改进对流动人口的管理服务，“旭日阳刚”们的歌声就会多一些希望、少一些无奈。
去年，征地、拆迁等问题引发近1/5的群体性事件，很多都是因为有的地方以简单的行政命令取代了市场和社会的调节。无论“到体制内去”的浪潮多么汹涌，“我是革命一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的年代也已经一去不返。这让我们看到，社会结构变化后，协调社会关系的各个主体，市场、社会和政府，同样需要各归其位。寻求管理与服务的最佳结合点，找到配置资源更合理的方式，才能协调好各种利益关系，形成更科学合理的社会结构。
正如一副七巧板，拼版如何摆放，决定组成什么图案。社会终究是由不同群体组成，铁板一块没有结构和关系可言。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社会结构的变化，也是协调社会关系的契机。正处于急剧变化阶段的中国，未来社会结构的调整会更为剧烈。理顺社会结构、协调社会关系，可谓刚刚破题。
以“社会共识”涵养公序良俗
多元的思想，让共识难以达成，增添了分歧；多变的观念，使方位难以辨析，滋长了迷茫。一些社会关系的失调，很大程度上正是由于思想观念失序、社会心态失衡，而这种失序与失衡，往往又突出表现为社会共识的缺乏。在日益活跃纷繁的思想领域，如何寻找并确认13亿人同舟共济、携手前行的共识，更为迫切。
今年两会，“社会心态”首次写入“十二五”规划，引发了各界强烈共鸣，也凸显了观察中国社会发展的心理视角。“弱势心态”折射利益分配不公；“不闹不解决”心理反映维权渠道不畅；“咆哮体”宣泄着一些人境遇不顺的情绪……这些社会现象，一再提醒我们，思想意识是社会现实的真实映照，协调社会关系，把握社会脉搏，需要触摸人们的心灵世界。
在这个大变动、大变革的时代，社会转型、体制转轨、利益转换、阶层转化、结构转变，无不引发思想观念的裂变。改革开放以来，社会思想的图景，有如大地开化、河流解冻，既有核心价值大江奔腾，也有各种观念小河潺潺，既有积极向上的清渠，也不乏道德滑坡的浊流。从过去“一个声音喊到底”，到现在“人人都有麦克风”，社会思潮汹涌澎湃，我们脚下
的这块土地激荡着空前的活力，也隐藏着巨大的挑战。
这种挑战在于，多元的思想，让共识难以达成，增添了分歧；多变的观念，使方位难以辨析，滋长了迷茫。一些社会关系的失调，很大程度上正是由于思想观念失序、社会心态失衡，而这种失序与失衡，往往又突出表现为社会共识的缺乏。离开“用发展解决前进中的问题”的共识，难免“端起饭碗吃肉，放下筷子骂娘”；缺乏正义诚信的共识，一些人逐渐成为街头不敢拾遗的冷漠看客；背离科学发展的共识，就会有“没有强拆就没有发展”思维下的暴力拆迁；忽视科学理性的共识，谣言才会插上无形之翼鼓动抢购食盐的人群……
我们呼唤思想解放，倡导多元共赢，追求包容共享,并将之视为社会进步，但这不意味着社会可以抛弃共识，沿着各自轨道任意滑行。恰恰相反，在日益活跃纷繁的思想领域，如何寻找并确认13亿人同舟共济、携手前行的共识，更为迫切。这种共识正如航标，它能导引中国现代化航船集中力量乘风破浪，而不至因航向不清自卸功力，在观念的漩涡里纠缠打转。
“上下同欲者胜”，尤其在利益分化、主体多元的社会格局中，找到认识的“最大公约数”，就有了社会粘合剂、价值定盘星、关系稳定阀、发展推进器。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能更加深刻地理解胡锦涛总书记的论述：社会秩序只有成为全体社会成员高度认同、自觉遵守、共同维护的价值规范，才能真正牢固稳定。
毫无疑问，越是多元的社会，凝聚共识越是艰难。但事情的复杂远没到“不可知”的境地。当太阳再一次升起，社会的各个角落承载着各个方面的企盼，办公室朝九晚五的白领们希望生活品质高一些，工地上挥汗如雨的农民工想在城里安个家，“蚁族”们则在狭窄简陋的角落里憧憬他们的未来。
这些恰恰说明，今日之中国共识仍在。让科学发展的实践增进社会福祉，用公平正义的阳光照耀人们心灵，在众声喧哗中寻求思想共振，这些都蕴藏着共识的生长点，也使我们不断接近共识的核心。
让“社会组织”助推社会和谐
在浩荡前行的现代化浪潮中，城乡转型、体制转轨、观念转变，接踵而来的各种变化都是必然的，我们需要在社会肌体中寻求“减震器”与“粘合剂”，纾解矛盾，促进沟通，使社会不至因“变革”而“震荡”，因“转型”而“撕裂”。
不少人还记得这个故事。3年前当选为首位农民工全国人大代表的胡小燕，曾因每天几千个倾诉电话不得不关掉手机，胡小燕感慨：我的肩膀难以承受3亿农民工兄弟的期盼。
实际上，近十年
来党和政府对农民工的重视前所未有。从提出“农民工是产业工人的重要组成部分”，到建立工资保障及增长等一系列制度机制，直至研究解决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亿万农民工各种权益日渐得到保障。
然而，胡小燕的感慨，让我们不能不面对这样的现实：农民工依然需要更多的“代言人”。它让我们思考：在几亿农民工从“城市边缘人”到“享有市民待遇”的社会进程中，除了政府理顺各种关系的艰辛努力，是否还需要有新的力量介入，才能承载3亿民众身份与命运逆转的巨大变局，打通千百年根深蒂固的“城乡阻隔”？
这是我们回答社会转型期、矛盾凸显期“如何协调社会关系”的一个重要视角。在浩荡前行的现代化浪潮中，城乡转型、体制转轨、观念转变，接踵而来的各种变化都是必然的，我们需要在社会肌体中寻求“减震器”与“粘合剂”，纾解矛盾，促进沟通，使社会不至因“变革”而“震荡”，因“转型”而“撕裂”。
比如，在3亿农民工史无前例的城乡转换中，必然要面对各种问题，经济层面、政治层面、文化层面，甚或心理层面。这一切，并非政府各部门能够包办，更非胡小燕等几位农民工人大代表力所能逮，而迫切需要社会各方力量的疏导、粘合与补位，方能让这一庞大群体在迅速融入城市时，尽量减少阵痛。
这样的角色谁来扮演？以全国总工会领衔的各级工会，近些年从有组织地为农民工集体维权，到发布全景式新生代农民工调查，初步彰显了社会力量在协调社会关系中不可或缺的“减震”、“弥合”功能，起到了政府部门起不到的作用。
这种作用，我们在各种“环境协会”传播绿色文明理念的突出贡献中看到过；在汶川地震、北京奥运会、上海世博会“志愿者”感动中国的自觉行动中看到过；在突发事件中“公民代表团”求证事实真相、打消社会焦虑的成功案例中看到过。
“社会组织”能够助推社会和谐。在这个时代变革和社会转型都十分深刻的阶段，政府能否整合“社会力量”、协调社会关系不仅是一门新学问，更是一种“执政能力”。实践日益证明，大量社会性、公益性、事务性的社会管理，党委和政府统统都来管，管不了也管不好。各类社会组织，应当也必须成为党和政府推进社会管理的重要资源。这就是为什么胡锦涛总书记在论及社会管理时要强调“社会协同”。
政府不能包揽一切，善用社会组织协调社会关系，这是加强和改善社会管理的题中之义。
心态培育”，执政者的一道考题
社会心态是社会现实的折射。以管理思维要求老百姓用“理性思维”代替
“情绪表达”，以“淡定心理”驱除“焦灼疑虑”，显然难以达到。对执政者而言，既需倡导公民树立良好精神风貌，重视“无形”的心理疏导，更应积极解决那些“有形”的问题，让公平正义的社会现实，提供实实在在的“心灵鸡汤”。
在“社会心态”被历史性地写入“十二五”规划后，“培育奋发进取、理性平和、开放包容的社会心态”，正迅速进入各级政府的任务列表。
良好的社会心态在任何时候对一个国家民族都很重要。之所以在今天备受重视，盖因中国发展已站在一个关键时期：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国际排位，让拥有一个怎样的“大国心态”引人瞩目；小康社会的目标内容，令提升大众“幸福基因”分量加重。就此而言，社会心态既指向未来发展的“软实力”，也承载“以人为本”的具体诉求。
焦躁疑惧、迷茫失落、愤青思维、拜金主义……在急剧转型中社会心态的失衡之势，是我们正在面对的挑战。这些大众情绪虽未成为社会思潮的主流，但正对社会发展与改革进程产生抵触消解。把握和调适社会心态，理所应当地成为了一种执政挑战。
然而，扫描各地“培育健康社会心态”的塑造路径，发现一些值得关注的现象：有的地方有“提法”没“想法”，仅停留在口号与姿态上；有的地方把心态问题经济化，以为“多发点钱就能让老百姓心态变好”；有的地方则认为“培育”的关键在百姓的自我修复，一味把心态问题归咎为百姓“不理性”、“不淡定”、“不宽容”。
其实，社会心态是社会现实的折射，是反映个人与群体、个人与社会、个人与国家关系的一扇窗口。以普遍存在的“焦躁不安”为例，城镇化及大规模人群流动，“漂族”、“蜗居”、“蚁族”人群大量出现，不安全感容易加重；房难买、学难上、病难看的现实矛盾，让人的不确定感增强；而少数干部的贪污腐败、一些地方的暗箱操作，使干群关系变得紧张而不信任。在这种情况下，以管理思维要求老百姓用“理性思维”代替“情绪表达”，以“淡定心理”驱除“焦灼疑虑”，显然难以达到。
对13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来说，有些阶段难以逾越，有些困难难以规避，一些不良心态的滋生难以避免。但必须意识到，如不及时妥善修复，不仅会伤及个人幸福生活，也必定影响国家目标实现。因此，对执政者而言，既需倡导公民树立良好精神风貌，重视“无形”的心理疏导，更应积极解决那些“有形”的问题，让公平正义的社会现实，提供实实在在的“心灵鸡汤”。
这一点极具现实意义。我们倡导理性平和的心态，但如果
监管防线屡屡失守，瘦肉精猪肉、染色馒头、毒生姜事件层出不穷，“淡定”谈何容易？我们追求开放包容的心态，但如果“拼爹”现象屡屡发生，“起跑线”不公时时存在，“仇富”、“恨官”情绪何以消解？我们提倡积极进取的心态，但如果寒窗十载也难以改变命运，“一夜成名”、“一夜暴富”来得轻而易举，个人奋斗又有多大价值？
有学者这样描述当前我国改革的基本态势：改革在与危机赛跑。其实，社会心态的培育不也是在与改革进程赛跑吗？从这个意义上说，培育一个健康向上的社会心态，是对各地执政者的时代挑战。
以包容心对待“异质思维”
思想观念的价值，在竞争中才会彰显，在实践中才能检验。“我不同意你的看法，但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这是一种胸怀，更是一种自信。那种扣帽子、抓辫子的辩论方式，“不同即敌对”的思维模式，本质上都是狭隘虚弱的表现，无助于社会和谐的构建、健康心态的形成。
同样看待一件商品价格，有人显得很“淡定”，有人表示“鸭梨”很大；同样面对一桩刑事案件，有人焦虑等待“正义到来”，有人则在寻找“程序瑕疵”；同样衡量一项改革措施，有人双手赞成，有人却提出质疑……今天的中国社会，正处在一个思想和文化多元、多样、多变的时代。
这无疑是一个历史性变化。从一种声音到百花齐放，从千人一面到丰富多元， 反映出思想的极大解放，也体现着中国的前进方位：在改革深水区和攻坚期，不同利益的调整与博弈，自然带来不同诉求的表达；随着开放扩大和全球化深入，传统与现代、国外与本土，不同价值观念也必然产生碰撞交锋。
多元表达难免会有“异质思维”，甚至给人“鸡同鸭讲”的感觉。在这一过程中，我们欣赏理性平和讨论，期待闻过则喜的态度，但也不无遗憾地看到，一些人在讨论中容不下异见，相互对骂、攻讦，动辄给对方扣上吓人的帽子，用意气之争代替真理追求；一些人对待批评建言，非但不虚心听取，反而搞起了“诽谤定罪”，甚至以权力意志压制不同声音。
鲁迅先生说过，辱骂和恐吓绝不是战斗。思想观念的价值，在竞争中才会彰显，在实践中才能检验。“我不同意你的看法，但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这是一种胸怀，更是一种自信。那种扣帽子、抓辫子的辩论方式，“不同即敌对”的思维模式，本质上都是狭隘虚弱的表现，无助于社会和谐的构建、健康心态的形成。
在这个意义上，以包容心对待“异质思维”，在对话中协调立场，在交流中化解矛盾，我们才能最大限度地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