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会的历史演变
一、古代商会的演变
据史料记载，在西方近代商会产生之前，我国各地已有为数众多的商业行会和手工业行会。商会起源于行会(GUILD)，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早期的商人、手工业者为了互相帮助，维护同行业的利益而建立同业性组织。
应该说，我国的行会组织起源很早，上可追朔至唐朝以前。从6世纪末叶起，隋、唐、宋朝的市肆中已经有了“行”，行业组织为首者有“行头”、“行首”、“行老”之称。当时的“行”已具有商业行业和“工商业者组织”的含义。
元明时期已经流传“一百二十行”、“三百六十行”的熟语，到清代康熙、乾隆、同治、光绪年间，已出现许多手工业行会组织，如黄陂制袜业公会、制鞋业的福履堂和儒履堂等。同时，商业行会(多称为公所)也应运而生。如的钱庄、面粉、杂粮、呢绒等行业，分别组织了公所。1918年，农商部公布《工商同业公会规则》，将同业性组织定名为“工商同业公会”。
在明清时期，商业活动围得到进一步扩大，正是由于在那一时期经商人员的不断增加，“行”的称谓已被“会馆”或“公所”所取代。为了保护同业、同行或同乡的利益，他们或以同乡联合成立会馆，或以同业联合成立公所。总之，按某一行业或某一地域划分帮口，甚至一业之中还有以乡谊划分领域，各立门户，各有自己的势力围，各有
自己的行规帮约，其共同特点就是垄断市场，排除自由竞争。这种封建行帮保守排外、反对创新、控制市场。
这个时期的商会表现形式为：
西周———肆
据史载，中国的行会最早出现于春秋时代的公元前770年至公元前476年前后。从西周开始，我国手工业已经比较发达，分工也逐渐细化。手工业、商业的发展，加上城市的出现和繁荣，产生了行会的萌芽，《论语》中说：“百工居肆，以成其事”。这里的“肆”，指的就是中国最早的行会组织。
先时代———行
这个时期的行会被称为“肆”，汉代称为“行列”、“市列”，隋唐代后则称为“行”。据《中国史稿》记载：大都市经营同一行业的店铺增多，就产生了同行业的封建性组织———行。行由行首或行头主持本行的事务，在行负责贯彻有关官员和市场的规定，向政府交纳税收，办理与官府的交涉关系事项等。封建政府则利用“行”这一特别的组织和“行”头加强对各行的控制。
手工业者和商人组成行会，一方面是为了限制竞争，另一方面是为了应付官府的差遣，便于行会会员共同承担应尽的义务和分摊各会员应付的份额。从官府来看，行会便于其统治和管理手工业、商业者，可以简便地有效率地通过行会征徭役、派官差和推行各种经济政策。
明代———商帮
在明代以前，我国商人的经商活动多是单个的、分散的，是“人自为战”，尚没有出现具有特色的商人群体，也即有“商”而无“帮”。自明代中期以后，由于商品流通围的扩大，商品数量和品种的增多，在商业中具有“龙头”作用的行业在一些地区兴起，传统“抑商”政念的转变，商人队伍的壮大，商业竞争的激烈，以致在商业战线上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喧闹局面。最明显的是，在全国各地先后出现了不少商人群体———商帮，他们是驰骋于商界的一支支劲旅，操纵着某些地区和某些行业的商品贸易。
商帮，是以地域为中心，以血缘、乡谊为纽带，以“相亲相助”为宗旨，以会馆、公所为其在异乡的联络、计议之所的一种既“亲密”而又松散的自发形成的商人群体。商帮的出现，标志着我国封建商品经济发展最后阶段的开始。
它的活动在商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在中国商业史中，商帮、商帮、商帮、洞庭商帮、江右商帮、商帮、龙游商帮、商帮、商帮、徽州商帮等十大商帮，在明清300余年中，都是称雄逐鹿于商界的商人群体。一个商帮，是一方经济势力的代表。他们的活动，除与整个社会有一定联系以外，更主要的是影响一个地区的方方面面。
明清朝代———行会
行会在宋代有了一个较大发展。进入明清朝代，行会则因不同行业、不同地区、不同文化领域，开始分别以行帮、帮会、会馆和会所等不同名目和组织形式出现在社会生活中。这个时期各类行会的作用大致如下：
(一)通过制订行规行纪，用对会员强制的办法，限制行业部的竞争，同时抵制来自外部的竞争。
(二)举办周济同业人员的贫穷、疾病、养老、送老等福利事业。
(三)承接并应酬官府的要求，保证本业人员所能承担的最低限度的征役，努力抵制官府的过分剥削和欺压。
二、近代商会的演变
从史料中能找的文献来看，西方国家最早的商会萌芽形成是同欧洲中世纪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扩大，特别同贸易的发展是分不开的，是以特有的西欧行会制度形式出现的，商会是商品经济的必然产物。
近代意义的商会，萌芽于欧洲封建社会的商人行会，即商人基尔特。产生于16世纪的法国，1599年法国的马赛商人自发组成商会，法国是世界上最早成立商会的国家，是近代商会的发源地；继法国之后，产生商会的是德国，1665年成立的汉堡商会是德国第一个商会；加拿大于1750年出现了全国性商会；英国的第一个商会于1768年在泽西岛成立，随后1813年在伯明翰也成立了商会；美国于1768年在纽约成立第一个商会；日本于1878年在东京、大阪、神户分别成立了“商工会议所”。
“商会”的舶来。据记载，英国早在1834年8月就在中国的设了英国商会，1836年，在此基础上，组织了包括在的全部外商的洋商总商会。鸦片战争之后，由于外国资本和商品的汹涌输入，引起了中国经济和市场的急剧变化。1847年，各国商人在联合组成了洋商总会。1861年，的68家外商行号在英国驻华公使的直接支持下，组
成了洋商总会，即现在的总商会。1887年的各国外商也成立了洋商总会。在1904 年之前，外商在、、、成立了6个商会。
中国自己的商会(完整意义上的商会)，应该说出现得相对很晚，最早的商会始于清末。戊戌变法时，寮赛、任之善、徐润等首先在设商学会，但因变法失败而解散。随着商业资本的发展，袁树勋在联合中国通商银行总董事长严任，邀请各行业商董，于1902年成立了商业会议所，这被普遍认为是中国人自己办的近代意义上的第一个商会。
从法律意义上而言，中国商会制度建立的过程，也是近代意义上商人身份确立的过程，是商人组织有序化的过程。与当时西方的民间商会相比较，它更具官方色彩，更依赖于国家法律的制度催化。这种制度的催化作用的成效十分显著，它相当迅速地改造、吸纳了各种形式的传统商人组织，成为具有主体性的利益集团。中国早期的商人组织的结构、形式与功能都比较单一，几为纯商人间的封闭型组织。
明代中业后具有龙头作用的行业在一些地区逐渐兴起，传统“抑商”政策的削弱，商人地位的提高，人们从商意识的转变，其必然的结果之一就是在全国各地出现了不少商人团体——商帮。这些商帮作为中国行业组织的雏形，一直维持到清朝。在清朝康乾盛世后，各地出现了许多手工业行业组织。同时，商业行会、或称“公所”等应运而生。
晚清以来，由于情势变迁，使得商人的地位大为改观，商人组织的性质亦相应有所变化。传统的商人组织，如行会和善堂等形式的早期商人组织根据实际状况比较自然地开始转化为近代意义上的商会。
1874年清朝同治末年，成立了“公议所”，据考这是我国最早的商会组织。1899年，出现了第一个有关商会的民间拟定章程《拟中国建立商业会章程》。
但真正的商会的广泛出现，则是在20世纪初，1900年光绪26年，盛宣怀任商务大臣时主成立商会，他认为：“中国商业之不振，大率由于商学不讲，商律不谙，商会不举”，他提出：要“广商学以植其材，联商会以通其气，定专律以维商事，兴农工以浚商源，效法西欧，振起商战”，其中“尤以创设商会为入手要端。”
光绪28年正月十五日，即1902年2月22日，通商银行的总董严信厚组织成立了商业会议公所，商业会议公所正式成立，这是近代商会的雏形。1903年，清政府设立了商部，作为统辖农工商实业的最高管理机构。1903年成立了商务公所，成立了类似商会的组织。光绪29年11月24日即1904年1月11日，商部专门就劝办商会一事上奏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奏折大意为，西方国家重视商学，商人把经营贸易“视同性命之事，用能任重致远凌驾五洲”。日本的物产资源虽然远不及中国，但由于商业蒸蒸日上，“亦颇足以与欧美抗衡。”“纵览东西诸国，交通互市，殆莫不以商战角胜驯至富强。而揆厥由来，实皆得力于商会。”然后该奏折对商会的功能进行了难得的阐述：“商会者，所以同商情保商利，有联络而无倾轧，有信义而无诈虞，各国之能孜孜讲求者，其商务之兴如操左券。”使人刮目相看的是，奏折在分析了海禁大开（注：如同我国入世后的形势），“各国群趋争利，而华商势涣力微”（注：和我国企业的状况何其相似乃尔）的形
势后，说“今日当务之急，非设立商会不为功”。1904年，根据商部的意见，清廷谕令颁布了《察定商会简明章程》、《商会章程附则六条》。此项法律文件成为商会成立的法律依据。1905年1月13日，商会正式成立。到1906年，我国各地已建立商会、商务总会110个。到1908年，全国已有58个总商会（其中9个建于海外）和223个分会。1912年商会总数猛增至794个，1915年更激增到1262个。
1914年北洋政府工商部公布了“商会法”60条，规定各省城、各商阜及其他商务繁盛之区域得设立商会。同年，在召开了中华全国商会第一次代表大会，成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全国性的商会总机构——中华全国商会联合会，这一年全国各地建立的商会、总商会已达1099个。1915年，参议院代行立法院职权，于第二期常会议定《商会法》，并于 12月予以公布。次年2月，又颁布了《修正商会法施行细则》。1927年，国民政府成立后，重新修订了《商会法》和《商会法实施细则》。
1929年，工商部拟定《商会法》草案,同年8月15日公布施行。商会制度从创立时起，就是具有强烈的独立意识的社团组织，与其他形式的社团比较而言，它是当时清政府最为重视也倡导最力的新型商办民间社团。到1930年全国各地的商会、商会联合会已有2046家。应该承认，这一时期是我国商会这种行业组织的形式发展的高峰。它与中国面对诸列强的从领土到经济的欺辱是分不开的，更是与广大中国民营资本试图团结起来共同抗击列强的侵略的民族愿望所分不开。必须指出，中国在此前后的行业组织均以“商会”为基本名称。也就
是说，在中国，商会的历史远比行业协会这种行会名称绵长悠久。
这个时期的商会表现形式为：
鸦片战争后———同业公会
1840年鸦片战争后，外国人在中国开始创办的近代工业，为中国第一回带来了资本主义的经营方式。随着带有资本主义性质的手工业工场作坊和以军火工业为代表的近代企业的涌现，社会也需求与之相适应的行业组织。在这种历史条件下，资本主义性质的同业公会相继在清末民(国)初开始出现并发展起来，20世纪初在中国各地普遍开始成为“商会”。1902年，出现了“商业会议公所”，即后来的“商务总会”，辛亥革命后，经改组称为“总商会”。
民国时期———同业公会、商会
同业公会在中华民国时期发展得很好。中国各地区每个行业几乎都组织有同业公会，如1943年3月成立的“中国全国工业协会”，1946年成立的北平市商会，1947年依照国民政府《工商会法》，北平市商会划分出机器制造业、面粉制造业、印刷业、剥革业等17个工业公会，建立了“北平市工业公会”。1948年市各工业同业公会也另行成立了“市工业会”，至解放，在工业会中有86个同业公会，在商业会下有215个同业公会。解放初期的同业公会在恢复生产、建设新中国以及促进公私合营、抗美援朝中都发挥了很好的作用。
三、新中国成立后的商会演变
新中国诞生前夕，中共中央及领导人就着手对旧商会进行改造，并商议成立新商会等重大问题。1949年2月，主席在西柏坡会见原
共中央代表米高扬时就表示，准备成立工商联组织。同年8月9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组织工商业联合会的指示》，提出“工商业以合并成立工商业联合会”的制度构想。随后，许多市、县在新中国诞生后纷纷接收、改组旧商会和旧工业会，成立工商联。1952年6月，中共中央批准并由中央统战部发出的《关于改组工商业联合会的指示》，明确了工商联及同业公会改组的方针和原则，确立了工商联的组成、性质、组织机构和任务，这是新中国诞生后，中共中央关于对待工商联的方针政策方面所发布的第一个指导性文件。同年8月1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第147次会议审议批准了《工商业联合会组织通则》，并于8月6日公布施行。1953年10月，全国成立了1955个各级工商联，同时，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也正式宣告成立。到1954年底，全国各级工商联组织发展到2005个，占全国行政区划总数的86．6％。1955年底，全国各级工商联组织发展到2032个，占全国行政区划总数的88％。1956年10月，全国各级工商联组织发展到2116个，其中县工商联1928个，占全国2110个县份的91．4％。1956年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工商联组织的发展曾一度受到影响。1957年2月，中共中央批准并同意发布《关于继续发挥工商业联合会的作用的意见》。文件指出：“在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工商联仍然需要存在，并且需要进一步发挥它的积极而有效的作用。”此后，工商联按照《意见》精神调整、巩固和发展，至“文化大革命”前夕，全国县和县以上工商联仍有2070个。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使工商联名存实亡，其组织瘫痪达10年之久。
解放后———工商联合会
新中国成立后，在中央政务院的指引下，各地相继成立了工商联合会，并着手整顿旧的同业公会，将同业公会作为团体会员参加工商联，但是工商联的各项工作都是通过这些同业公会贯彻执行的。1953年，同业公会改为工商联领导下的专业组织。这时的这种专业组织与原来的行会或同业公会相比就出现了两个变化：一是改变后的这种专业组织不再或基本不再具有代表本行业企业利益和要求的义务，而是逐渐形成代表工商联与这个行业进行联系的渠道；二是这种变化使参加工商联的同业公会只是以个人身份直接加入工商联，而不再作为团体会员开展活动。1956年公私合营后，到1958年前后，作为私营工商企业的民间联合体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
四、改革开放以来的商会演变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工商联组织逐步得到了恢复。1988年11月30日，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第六届会员代表大会全体会议通过的《中国工商业联合会章程》第1条首次规定，“中国工商业联合会是中国工商业界组织的人民团体，民间的对对外商会”，赋予了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以中国民间商会的法律地位。1991年上半年，有921个县及县以上行政区已经恢复建立了工商联组织。到1997年底，全国县及县以上工商联组织已发展到2925个，并建立了14076个乡镇分会或乡镇商会，形成了以行政区为基本单位、深入到基层的庞大组织网络。
1979年以后，随着中国实行对外开放政策，中国国际贸易促进
委员会承担的工作围继续扩展，不断增设新的机构，增加工作人员，在省、自治区、直辖市及其他城市增设了分会和支会。1986年5月，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在经过长期的筹备和吸收一大批企业会员、团体会员和个人会员的基础上，召开了第一届会员代表大会，审议通过了新的《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章程》，选举了新的委员会。1988年6月，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组建了中国国际商会，各地方分会、支会也相继组建了“中国国际商会”。从1988年起，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开始建立行业分会，以促进有关行业的进出口贸易，增进国外同行业间的经济技术交流与合作。1994年5月，太平洋盆地经济理事会第28届国际大会通过决议，正式接纳中国人会。1994年11月，国际商会第168次理事会正式通过决议，同意中国加入国际商会并组建国际商会中国国家委员会。1995年1月1日，国际商会中国国家委员会在正式成立，包括中国国际商会在的171家工商组织、经贸团体及企业作为创始会员，中国国际商会作为主席单位，该委员会秘书处设在中国国际商会，负责处理日常工作。目前，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中国国际商会已同世界上2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工商企业界建立了广泛的经贸联系，与160多个对口组织签订了合作协议，并同一些国家的商会建立了联合商会；同时，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还在15个国家和地区设有驻外代表处。在国，中国贸促会、中国国际商会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建立了49个地方分会、600多个支会和县级国际商会，还在机械、电子、轻工、纺织、农业、汽车、石化、商业、冶金、航空、航天、化工、建材、通用产业、供销合作、
建设、粮食、外企等部门建立了18个行业分会，全国会员企业近7万家。
1978年之后，随着我国经济改革与对外开放的启动，在扩大企业经营自主权的同时，企业与企业之间特别是同行业之间的协调作用开始受到国家和企业的重视。以1978年成立的包装技术协会、食品工业协会为标志，一种新的由同一行业的工商业企业组织起来的行业协会，逐渐步入了当今中国的社会、经济舞台。1983年成立的中国汽车保修设备行业协会，是一家全国性的行业协会。1986年以后，由于政府权力的进一步下放和政府机构改革的需要，大部分具有行政和行业管理职能的公司、政府行业性职能管理机构或被撤销，或被改组，或被合并，由被撤销、改组或合并的行政性公司与政府行业性职能管理机构转化而来的行业协会相继成立，截至1987年，全国性的行业协会就达到71家。(23)在随后的几年里，原有的国务院属下的纺织工业部、化学工业部、冶金工业部、机械工业部、煤炭工业部等政府行业性职能管理机构也相继进行了改组，一部分作为行业主管局合并到后来新设立的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现在的商务部），一部分组建为全国性的行业总公司，一部分即为新的全国性行业协会。1993年11月14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发展市场中介组织，发挥其服务、沟通、公证、监督作用。当前要着重发展会计师、审计师和律师事务所，公证和仲裁机构，计量和质量检验认证机构，信息咨询机构，资产和资信评估机构等。发挥行业协会、商
会等组织的作用。中介组织要依法通过资格认定，依据市场规则，建立自律性运行机制，承担相应的法律和经济责任，并接受政府有关部门的管理和监督。”行业协会的市场调控作用被中央决策层所重视，行业协会的改革与建设也已提上了日程。1997年，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下达了《关于选择若干城市进行行业协会试点的方案》，正式启动了我国行业协会的改革，行业协会由此获得了一定程度的发展，至1999年4月，工商领域的全国性行业协会已达420余家。
由此可见，到目前为止，我国已形成了以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为载体的中国民间商会、以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为组织形式的中国国际商会、以全国性行业协会为主体的行业商会这一三足分立、多元多层的商会制度格局。
主要内容 近代形而上学唯物主义又称机械唯物主义。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指用形而上学观点解释宇宙的唯物主义哲学；狭义指西方哲学史上第二种唯物主义形态，即16-18世纪的唯物主义哲学。形而上学唯物主义[1] 亦称机械唯物主义，唯物主义发展的第二种形态。以孤立的、静止的、片面的观点解释自然界和认识论问题的哲学学派。以17-18世纪西欧形而上学唯物主义为典型。它承认世界是物质的，在反对唯心主义和宗教神学的斗争中起过积极作用。例如英国唯物主义哲学家霍布斯认为，哲学的对象是客观存在的物质实体，物体是不依赖于人们思想的东西，它是世界上一切变化的基础。世界上除了具有广延的物体之外，不存在其它任何东西。从这一观点出发，他论证了世界的物质统一性，批判了宗教神学和笛卡儿（法国物理学家，哲学家）的二元论。形而上学唯物主义还包含某些辩证法因素。 近代形而上学唯物主义的影响 形而上学唯物主义哲学包含某些辩证法因素，但机械性、形而上学性是它的主要特点，而且在社会历史领域里仍然是持唯心主义观点。它企图用机械运动的观点来解释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一切现象和过程，把各种运动形式都归结为机械运动，否认事物因内部矛盾而引起的发展。离开人的社会性、人的历史发展来研究社会现象，只考察引起人们活动的思想动机，不探究思想动机背后的物质原因，把抽象的理性、天性、情感等属于社会意识的现象当成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 在资产阶级哲学范围内，19世纪中叶在欧洲还曾出现过庸俗唯物主义。它仅仅用生理学的观点去解释人的精神现象，把意识与物质等同起来，抹杀了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对立，使唯物主义庸俗化、肤浅化。 近代形而上学唯物主义的局限性 第一、它把特定的物质形态误认为是物质的一般，把原子的个性错看成物质的共性，得出了物质就是原子的不科学的结论。 第二、它把特定历史条件下关于物质结构的思想同哲学的物质概念混为一谈，没能从无限多样的物质形态和物质结构中概括出物质共同的基本特性，使哲学的物质概念得以完善。第三、它在社会历史领域必然陷入唯心主义。它把原子作为世界的本原和统一的基础，而原子论是无法解释社会现象的，这就割裂了自然界和社会的物质统一性，不能把唯物主义一元论贯彻到底。 由此看来，形而上学的物质观，虽然肯定世界的本原是原子，但却认为原子是不变的，不可再分的最小物质单位。这种观点解释不了千变万化的物质世界，说明不了日新月异的科学发展，也难以驳倒唯心主义的不断进攻。因此，随着自然科学的发展，这种物质观必然会被新的物质观代替。
【论文关键词】声调中古语音近代语音现代语音【论文摘要】声调是字音(音节)的要素之一。音节有声调是汉藏语系语言的特点，在汉语以及与汉语同系的语言中。声调在区别词的意义方面的重要性和声母、韵母相等。本文从古音声母清浊方面，就汉语的声调及其发展演变，对中古语音的声调、近代语音的声调以及现代语音的声调做了简单的思考与论述。所谓声调，是指音节读音高低升降的变化。汉语从何时起就有了声调的存在，现在还无法断言。通常认为，上古汉语也应该有声调的区别，但究竟有多少个调类，它们可能的调值如何，至今尚无定论。而中古时期的汉语语音的声调区别已经得到了共识，并且，当时的音韵学者已开始对这种区别进行了深入的、系统的研究。一、中古语音的声调概述汉代以前，人们还不知道有四声，直到齐梁间骈体文盛行，受佛教转读佛经声调的影响，逐渐觉察到自己的语言中也有声调存在，开始以“宫、商、角、徵、羽”五音对字音进行归纳，随后定出“平、上、去、入”，通称为四声。《切韵》、《广韵》、《韵镜》及《七音略》等都是按照“四声”分韵的。四声的名称起于南北朝齐梁时代（五世纪末六世纪初），据《南史•陆厥傅》说：齐永明年间，“时盛为文章，吴兴沈约，陈郡谢脁，琅玡王融，以气类相推毂，汝南周颙善识声韵。约等为文皆用宫商，将平上去入四声，以此制韵。”永明时期的这段叙述是平、上、去、入“四声”名称见于记载的较早的材料。此外，《梁书•沈约传》云：“约撰《四声谱》以为在昔词人，累千载而不悟，而独得胸襟，穷其妙旨，自谓入神之作。武帝雅不好焉，尝问周舍曰：‘何谓四声？’舍曰：‘天子圣哲是也。’”《周颙传》记云：“颙始著《四声切韵》行于时。”“四声”只是归纳了中古时期语音的调类，至于各个声调具体的调值如何，古人没有明确的记载，我们只能从古人的形象的描绘中感受到大致的概括：“平声哀而安，上声厉而举，去声清而远，入声急而促。”我们由此可推测，中古时期四声中的平声是平调，入声是短促调。因为平声没有升降，较长，而其他三声或有升降或短促，所以“平声”与“上、去、入”三声形成了平与仄两大类型。中古时期的“四声”，发展到现代汉语方言里，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少则只有三个（宁夏银川话只有平、上、去三个声调），多则有十一个（广西南宁心圩平话有阴平、阳平、阴上、阳上、阴去甲、阴去乙、阳去、阴入甲、阴入乙、阳入甲、阳入乙等十一个声调）。但是，不管声调多少，或是如何变化，都与古代“平、上、去、入”四个声调有着密切的关系。古代“平、上、去、入”四个声调由于受古声母清（全清、次清）浊（全浊、次浊）的影响而发生了分化。有的分，有的合。二、由中古语音声调到近代音声调的演变近代音的声调，周德清在《中原音韵》中明确列出，即阴平、阳平、上声、去声，这与现代北京话的四声完全一致，只是具体的归字有所不同。概括的说，近代语音声调突出的特点就是：平分阴阳，浊上变去，入派三声。 [!--empirenews.page--] 平分阴阳《中原音韵》里，每一个韵部的平声都明确标出“平声阴”和“平声阳”。平声的分化以清浊为条件，中古清音声母的平声字分化为阴平，中古浊音声母的平声字分化为阳平。这一变化，使得中古平声清浊的对立转化为声调类别的对立。浊上变去中古的上声字在《中原音韵》中分化为上声和去声两大类。上声的分化也是以清浊为条件的，其规律是：原清音声母、次浊声母，上声字仍读上声，全浊声母上声字则变读为去声。入派三声到了元代，周德清的《中原音韵》把古入声字归入阳平、上声、去声。汉语音韵学称之为“入派三声”。“入派三声”的规律性很强，由于声调的变化常常受声母清浊的影响而变化，古入声字的变化也受声母清浊的影响而“入派三声”：清声母字变读上声，例字：笔、法、尺、塔；全浊声母字变读阳平，例字：白、读、舌、绝；次浊声母字变读去声，例字：纳、辣、灭、热。 [1][2]下一页有些学者如陆志韦、杨耐思、 “入声派入平、李新魁等先生认为元代仍然存在入声。《中原音韵•正语作词起例》中说： 上、去三声者，以广其押韵，为作词而设耳。然呼吸言语之间，还有入声之别。”三、现代汉语声调的发展现代汉语声调，与近代汉语相比，没有太大的变化，只是入
电话的历史演变过程 摘要：从古时候的鸽子传信到如今的“瞬间交流”—移动电话通信，不可否认电话的问世，使我们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它的存在使距离不再是沟通、交流的阻碍。不管多远，不到一分钟信息便可传入对方耳中，如此速度，让我们不得不惊叹于它的魅力。从1983年贝尔发明这场革命至今仍未结束，让我们一起去走走这条电话百年的发展之路。 关键字：电话、贝尔、发展历程 1876年，亚历山大·格雷厄姆·贝尔发明了电话，以此开创了人类的通讯革命。从有线到无线，从台式到移动电话，从仅是通话功能到如今的手机上网，这场革命至今仍未结束。 在贝尔发明电话之前，传递消息的最快方式是通过电报线用莫尔斯码发送电报。而电报这个通讯方式这时也刚刚问世不久，在这之前，紧急信息只能由驿马、烟火信息、鸽子或船只传送。 自从人类发明电以后，就有人想利用电来进行通信。有个叫摩尔逊的人，曾架设26根电线，代表26个字母，来传递信息。这可以说是最早的"电报机"了。但其设备庞杂，传递不远，终究没能达到实用的阶段。 18世纪30年代，由于铁路迅速发展，迫切需要一种不受天气影响、没有时间限制又比火车跑得快的通信工具。 1844年5月24日，是世界电信史上光辉的一页。莫尔斯在美国国会大厅里，亲自按动电报机按键。随着一连串嘀嘀嗒嗒声响起，电文通过电线很快传到了数十公里外的巴尔的摩。他的助手准确无误地把电文译了出来。莫尔斯电报的成功轰动了世界各国，他的电报很快风靡全球。但是莫尔斯电报也有其缺点，就是从发报人到收报人需利用专门的电码译本经过两次翻译才能把信息传递过去，而且发报人不能立即获得收报人的反馈信息。 贝尔对莫尔斯电报的缺点作了分析后产生了一个大胆的设想：能否制造出一种直接传递入的语言的装置?能否把人说话的声音通过导线传到很远的地方? 他在研究一种为耳聋者使用的"可视语言的实验中，听见一个震颤声沿着电线从一个房间传到另一个房间。贝尔原是从事语音教学的教授，对人类耳朵的震动原理有着充分的了解，他立即发现通过电线传递人类的声音是可行的，电话诞生了。10年之内它遍及美国，很快又传遍全世界。 电话发明至今，从工作原理到外形设计都有不小的变化，下面就请大家跟随我们一起去走走这条电话百年发展的道路。 1878年，手持电话 这部电话是由Werner Siemens于1878年在德国制造的。它的听筒和话筒是一个，听话和说话时交替使用。 1880年，贝尔电话 这是第一种在欧洲使用的电话。它取代了电报，比装有手柄的磁力发动机电话先进。1885年，“埃菲尔铁塔”磁力发电机电话 这款电话由L. M. Ericsson于1885年制造。在当时这是第一款放在桌面上的电话。麦克风设在旋转臂上，曲柄用来接通交换机。 1897年5月18日，马可尼进行横跨布里斯托尔海峡的无线电通信取得成功。 1901年，马可尼实现了隔着大西洋的无线电通信。 1903年，无线电话试验成功。
西方政治学的历史演变： As we all know, politics is come from the ancient Greece. Most of all agrees that Aristotle is the founder of polotical science , because what he had written was the first system works on Political Science. There are four periods in the History of western political science : the ancient Greece period, the middle ages, the modern times and the contemporary period. First, the ancient Greece period is about 500 BC to 476 BC.It also called The classical political science area. The main research content is the city state.During the period,the representative researcher are Platon and Aristotle. Second, the medieval period is about 5 to 15 century.Christian theology dominate the era.Politics became the theological subjects.Magisterium and kingship becames the centra content of political research. The main topic is who should have the right to rule. Representatives of this period is Augustin and Thomas Aquinas Third, the modern period is from the Renaissance to the end of the 19th century .The Renaissance of 15 to 16 Century is a prosperous period of western politics, representatives of this period is Maki Japheth Leigh and Bodin . 17 -18Century is the capitalism development time. Scholars begin to demonstrates what power country should have, what is the purpose of the government and how to build the basis of the government power systematically. The main thought is the natural law ,social contract theory, freedom, equality and fraternity. The last is the contemporary era, it from the beginning of the 20 century to the 1960s.In the eary twentieth Century .The traditional politics turn to The political science whose representive is the behaviorism politics. it requires the use of natural scientific attitude, means and methods to study the political phenomenon, such as voting behavior, collective decision-making. from the beginning of the 60's, Behavioralism backward turn to behaviorism politics.tend to study political theory 西方政治学历史沿革的四个时期： （1）古希腊时期：大约在公元前500年-公元前476年前，这一时期被称为“古典政治学时代”，政治研究的中心内容是城邦政治，主要的代表人物是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 （2）中世纪时期（约５－１５世纪）：“神学政治学时代”，基督教神学思想占统治地位的时期，政治研究被神学视界观所笼罩，政治学成为神学的科目，教会与国家，教权与王权成为政治研究的中心内容。 （3）近代时期（文艺复兴至１９世纪末）：围绕着民族国家的主题，政治学理
二、试述形而上学自然观的基本内容及其对科学发展的影响 答：（一）基本内容：形而上学自然观的核心观点：自然界绝对不变。在形而上学自然观形成时期，自然科学的发展处于搜集材料、进行分门别类研究的初级阶段，因此，形成了用孤立、静止、片面的观点看问题的观点，看不到事物的联系、运动、变化、发展，特别是其运动、变化、发展的根本原因在于事物内部的矛盾性。 （二）局限性：它孤立地考察自然界的事物和过程，撇开广泛的总的联系；不是把自然界看作是运动的，而是看作静止的；不是看作本质上变化着的，而是看作永恒不变的；不是看作活的，而是看作死的。这种观点否认了有机界与无机界、人类社会与自然界之间的性质上的差别；抹杀了物质运动形式的多样性和各种运动形式之间性质上的差别；割裂了自然界与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关系，必然导致自然观与历史观的割裂。所以，恩格斯指出：“18世纪上半叶的自然科学在知识上，甚至在材料的整理上大大超过了古希腊，但是在观念地掌握这些材料上，在一般的自然观上却大大低于古希腊。” （三）进步性：在近代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去考虑，则又可以看到形而上学自然观对科学发展的重大贡献。1、形而上学自然观在反对宗教神学、解放人类思想方面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它强调自然的外在独立性，是对“上帝创世说”的否认，这对自然科学冲破神学唯心主义的羁绊具有积极的意义。 2、近代形而上学自然观，从细节上克服了古代朴素自然观的直观性、猜测性和思辨性，使人们的认识深入到自然界内部，取得了一大批具体的自然科学研究成果。它所倡导的实践、观察、实验、归纳、分析、演绎等方法以及数学、力学的方法是近现代科学发展的不可缺少的手段。 3、近代形而上学自然观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科学观的创立提供了准备和前提。从人类认识运动的规律(由特殊到一般,再由一般到特殊的循环往复过程)和对客观事物的认识过程(由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来说，作为思维过程和思维方法含义的形而上学自然观在一定范围内仍然是实用的、有效的。 形而上学自然观本身是在科学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产物，而它的形成反过来又极大地推动了科学的发展。它对近代、现代人类科学思想的产生和发展所起的作用是巨大的。
会计的历史演变过程 会计，这一人类生产活动中的社会现象由来已久，它是人类社会生产和发展的产物。人类为了生存和发展必须进行生产活动，在生产活动中一方面进行生产，同时对生产活动进行计数。人类从学会计数开始就产生了会计的萌芽。在人类社会生产发展的低级阶段，人们管理生产过程的数量方面，还知识凭头脑去记忆，后来就逐渐发展到使用各种符号和标志。例如，在树干上，在石头上，刻画各种实物的形象。经过漫长的岁月，数量的计量由简单趋向于复杂，加上文字的出现，这给会计记录带来很大的方便。从此以后，使用文字来记录实物的数量。在生产力十分低下的很长时间内，人们所关心的还是生产本身，会计还不占重要地位，因此会计还知识生产职能的附带部分。在这种情况下，还不可能有专职人员去担任会计工作，只有当生产力发展到一定水平，劳动生产效率提高，劳动产品增加，特别是出现了剩余产品后，这种情况才可能得到改变，开始有可能和必要吧会计从生产职能中分离出来，成为带有一定程度独立性的会计工作，这是会计管理的雏形。这种变化初步改变了会计工作的地位，从附带的职能变为独立的职能，逐渐发展到承担生产管理的人物，为提高经济效益服务。会计之所以从生产的附带职能变为独立的职能，主要是由于产生了商品货币。从此，社会在生产过程中一切物质资料的生产分配和叫唤都要通过货币来计量。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会计理论、方法、程序和组织模式，也从简单到复杂，并逐步完善起来。因此，会计是与社会生产的发展及由此产生经济管理的需要分不开的。会计伴随着社会生产的发展而发展，会计这一个古老的名词，在我国具有悠久的历史。远在公元前1100年到公元前770年之间的西周时代就已出现“会计”一词。据史书记载，我国古代有为王朝服务的会计，有专职官吏专司其事。春秋时代的孔子就曾当过管会计的官员。“会”和“计”都有计量方面的含义，并奇瑞都有汇总计算的意思，据有关历史资料考证，会计在当时的基本含义是：既有日常的零星的核算，又有年终的总和核算，称“月计岁会”。清朝焦循在《孟子正义》中对会和计两字作了具体说明，“零星之算之为计，总合算之为会”。这就是说，平时进行零星计算，期终办理决赛，把日常的核算与定期的总括核算两方面的含义都包括在一起。虽然这种简单的字面解释无法概括现代会计的丰富内容，但基本上能表达会计在核算部分的基本特征。 会计作为一项经济活动的记录、计算和汇总工作，无论在中国货在国外都有悠久的历史了，但是，会计作为一门独立的科学，具有一套科学的计量、确认和记录的方法，则是商品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产物。在商品经济条件下，一切商品都有价值，在社会再生产过程中就有价值的耗费和形成、价值的实现和收回，价值的分配与积累等经济活动，对于这些经济活动从价值上进行核算和管理，离开会计工作就无法实现。会计以其确认、计量、记录、报告和分析检查为手段，目的是从一个特定的侧面管理一个单位占用财产物资和发生的劳动耗费，确保公平合理的收益分配，参与经营决策，实行会计监督，并为宏观经济管理和有关个方面提供决策有用的信息。一次会计是经济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种管理活动。 会计做为一种那个管理形式并具有特定的技术方法，在我国有着长期的历史。自奴隶社会周朝开始，会计就有了发展。周朝廷和各地的奴隶主已经利用会计来管理一切贡、赋、徭、役等的征收和分配，并设有“司会”的专门官职，掌握钱粮，赋税收支，进行“月计岁会”，从秦朝到汉朝，都设有掌握钱粮、赋税和官廷财务收支的官吏。在古代，会计实际上市经济工作的主管。在会计技术方法方面，秦汉建立了一“入”、“出”为记账符号的定式会计记录方法，从西汉开始，会计与统计就分别在不同的账册中加以处理，会计账册成为簿，而统计账册成为籍。唐宋之际产生并完善了相当科学的会计结算方法，即“四柱结算法（四柱清册）”，“四柱结算法”的基本公式为“旧管（初期余额）+新收（本期收入）-开除(本期支出)=实在（期末余额）”。明末清初，在“四柱结算法”的影响下，民间出现了可以核算盈亏的“龙
一、研究韵母的方法 要了解《广韵》的韵母，必须从分析它的韵类入手。我们知道，《广韵》二百零六韵，其中平声五十七韵，上声五十五，去声六十一，入声三十四。但是仅仅从这些韵目上是看不出《广韵》的韵母的系统的，因为“韵”不等于“韵母”，也就是说二百零六韵并不等于二百零六个韵母。要分析《广韵》的韵母系统，必须要从反切入手。我们知道，《广韵》每个韵下都是用反切来表示它的读音，这些反切的上字就区别了它们的声母，下字则反映了它们的韵母，所以如果一个韵下的反切下字不同类，那么它们就属于不同的韵类。陈澧（1810--1882字兰甫，号东塾，番禺人。）的《切韵考》就是根据反切的原理，用系联的方法考求《广韵》的韵类的。 他的基本条例是：“切语下字与所切之字为叠韵，则切语下字同用者，互用者，递用者，韵必同类也。”，如：“东”韵里有“东”德红切，“公”古红切，“东”用“红”作反切下字，“公”也用“红”作反切下字，那么“公”与“红”属同一韵类，这是“同用”的例子。 又如，“公”古红切，“红”户公切，“公”与“红”互为反切下字，这是“互用”的例子。 再如“东”德红切，“红”户公切，“东”用“红”作反切下字，“红”又用“公”作反切下字，东、红、公属一个韵类，这是递用的例子。 这是基本的形式逻辑，根据这种系联的方法，《广韵》二百零六韵的反切下字，有的系联为两类，有的系联为三类，最多的系联为四类，最小的只有一类。就说“东”韵，它共有三十四个小韵，共用了十个反切下字，通过系联十个反切下字为两类：一类是“红，公，东”；一类是“弓，戎，中，融，宫，终，隆”。这两类之间没有同用、互用、递用的例证，也系联，所以东韵有两个韵类。 陈澧通过系联法，把《广韵》平上去入二百零六韵的一千一百九十个反切下字，一共系联为三百一十一个韵类。 反切下字非常复杂，系联起来也不是每个韵都很顺利。如唇音字的反切下字，往往开口合口混用，也就是说开口切合口，合口切开口。这个问题历来各家处理不一致。“盲”，武庚切。可以用开口“庚”字作合口字“盲”的反切下字。（开口呼：凡韵头是[u]或是以[u]作主要元音的，就是合口呼；反之，凡韵头不是[u]或不以[u]作主要元音的，就叫做开口呼。）另外，还有重纽纽问题。非常复杂。后人有不同意见。最多的有335个（黄侃），最少的有290个（高本汉）。到今天为止，关于《切韵》声类韵类的细节仍然存在很大的分歧，可见《广韵》音系的研究是非常复杂的工作。除了用系联的方法给反切下字分类以外，还必须参考等韵图。 韵类不等于韵母。韵类和韵母虽然都要求介音、主要元音和韵尾都相同，但韵类要区别声调，而韵母却不要区别声调。（或者说只要求辨舒促就可以了。）因此290个韵类并不就是《广韵》的290个韵母。根据归纳韵母的原则，凡介音、主要元音和韵尾相同的韵类，依平、上、去相承归为一韵母，入声单算一个韵母。 二《广韵》韵和现代普通话韵母的比较 一般认为《广韵》的韵母约在140个左右，而现代汉语普通话只有39个韵母。只及《广韵》的四分之一，大幅度地简化了。不仅普通话如此，现代汉语的各地方言的韵母数也没有超过100个的；有些南方方言虽然复杂，它们的韵母数目也不及《广韵》多。比如苏州话，
课程的历史演变
我国课程的历史演变 一、我国的课程体系的发展历程： （一）我国古代人文课程体系的发展演变 中国古代人文课程体系是以“明人伦”、教化天下为课程目标，以倡导人文精神儒家经学课程为主体，射、御、律、算等艺能学科为两翼的综合性课程体系。它起源于西周的“六艺”，奠基于孔子的“六经”。主体课程确立于西汉，结构体系形成于唐代。经宋元明清的发展，逐渐丰满和完善。在两千年的古代教育史中它始终发挥着服务政治、关怀人生的现实价值，但终因知识体系和思想的局限而成为近代教育改革的焦点。 1.起源时期——夏商周时期的“六艺”课程 夏、商、西周的学校皆以“礼、乐、射、御、书、数”为基本的教学科目，这就是中国古代最早的专门化的课程体系——“六艺”。其中“礼乐”承担着政治宗法及伦理道德规范教育，为“六艺”之首；“射御”为射箭和驾驭马拉战车的技术训练，属军事教育范畴，也含身体锻炼成分；“书数”为识字和计数教育,属基本常识范畴。这是一种文武兼备、知能兼求的课程设置体系，是中国古代人文课程体系的渊源。 2.奠基时期——春秋战国时期的“六经”课程 中国古代人文课程体系的奠基时期是春秋战国时期，这一时期出现了历史上著名的“百家争鸣”，是课程设置的多元化时期。诸子百家从各自的立场出发，著书立说，办学收徒，传授各自的教学内容。儒家教礼乐，墨家教生产和
军事技术，法家以法为教。由于汉初汉武帝采纳“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使后世中国古代人文课程体系演变成为儒家人文课程体系，孔子也就成为中国古代人文课程体系的奠基人。 孔子尊崇周礼和西周时期的“六艺”教育，并编订了“六经”——《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是孔子的基本教学内容，也是中国第一套较完整的教科书。除《乐》经亡佚外，其余五经自汉以后一直是学校教育的基本教材，也是最基本的教学科目，它作为中国古代人文教育体系中的主体课程一直延续至清。“六经”的课程体系具有偏重社会人事、敬鬼神而远之，重人文轻自然、又于人文中见自然，轻视劳动教育、排斥手工业技术和农业技术三个特征。 3. 形成和确立时期——“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孔子从课程内容和课程设置的价值取向上为中国古代人文课程体系奠定了基础，汉初的董仲舒和汉武帝则将孔子的课程内容及设置以教育制度的形式确定了下来。为了实现思想上的大一统，董仲舒向汉武帝提出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获得汉武帝的采纳。 这一政策表现在教学内容上就是确立儒家经典为学校教育的唯一教材。同时这标志着以经学教育为基本内容的中国封建教育制度的正式确立，也标志着儒家经学在中国古代人文课程体系中主体地位的确立。但是“独尊儒术”的政策不仅罢黜了除儒学以外的百家学说，而且也将周孔的艺能学科排除在学校教学计划之外。这种独重儒术的倾向虽然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曾一度衰微，但到隋唐时期却又得到了重振。
正确处理四大关系: 如何统筹人与自然与谐发展？ 人与自然的关系有个历史演变过程。在原始发展时期,人类崇拜依附于自然,匍匐在大自然的脚下;在农业文明时期,人类利用、改造自然,对自然进行初步开发;在工业文明时期,人类控制、支配自然,以自然的“征服者”自居。尤其就是到了近代,人类开始直观地认识到人的生存与发展主要不就是依赖自然的给予,而就是依赖自己对自然的改造。为了有效地“改造自然”,人们不惜把对自然规律的“正确认识”瞧得轻而易举,并加以夸大与绝对化。随着对自然控制与支配能力的急剧增强,以及自我意识的极度膨胀,人类开始一味地对自然强取豪夺,从而激 化了与自然的矛盾,加剧了与自然的对立,人类也不得不面对人口剧增、能源短缺、臭氧层破坏、全球变暖、大气污染、水资源缺乏、森林锐减、土地沙化、水土流失、物种灭绝等生态危机的种种现实。 从现在开始,我们应当把促进当前的经济、社会发展与保障未来的持续发展统一起来,积极地肩负起自己的责任,自觉地调整自身的行为,力求正确认识与运用自然规律,通过相互依赖、互惠互补,与自然界与谐相处、协调发展,最终达到“既改造自然,又不破坏自然;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的目标,以便全面长远地为人 类创造良好的生存条件,逐步提高生活质量,推动整个社会走上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创立一个完全新式的人类文明,一个可以永续发展的文明社会。 统筹人与自然与谐发展的根本途径 “统筹人与自然与谐发展”的新理念,对我们推进现代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具有极其重要的思想启迪作用与现实指导意义。在新的历史发展阶段,我国要达到发展经济与环境保护并举、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兼顾、生产力发展与自然与谐“双赢”的目标,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供物质技术基础与生态环境双重保障,就必须坚持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把青山绿水留给子孙后代。而在具体操作中,需要特别关注下面几个方面。 确立一大战略。即坚持可持续发展战略。既着眼当前,又考虑未来,实现经济社会与人口、资源、环境的协调发展。要在保持经济增长的同时,保护自然资源,维护良好的生态环境;同时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推进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与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改善这两个历史过程相互结合、相互促进、共同发展。 树立一个观念。即在全社会树立起新的生态观。反思人类干预自然的限度及其合理性基础,扎实解决人民群众关心的环境问题,不断满足人们改善生产生活环境与生态环境的愿望; 运用法律、经济及必要的行政手段来管理环境问题,鼓励人民群众积极参与与监督环保工作;对环境资源成本与环境资源的保护服务费用进行核算,用绿色ＧＤＰ真正体现国民经济增长的净正效应。 形成三种思想。一就是天人一体的思想。认识到人类生存资料的有限性与地球的唯一性,
逻辑学在科学与哲学中的作用 纵观古今，逻辑学包含几个分支学科。比较重要的是形式逻辑、普通逻辑和辩证逻辑。本文重点探讨形式逻辑和普通逻辑与科学和哲学的关系。 一、形式逻辑 1 亚里士多德三段论的逻辑。 形式逻辑的奠基人是亚里士多德。后人编辑的《工具》, 包括《范畴篇》、《解释篇》、《分析前篇》、《分析后篇》、《正位篇》和《辨谬篇》, 是他的逻辑学著作的汇编。它涉及以下五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研究命题形式和推理形式的三段论理论； 第二, 把三段论和归纳应用于辩论的辩证 推理理论；第三, 把三段论和归纳应用于科学推理的科学证明论；第四, 语法理论和语义理论；第五, 关于思维形式与存在形式的关系的本体论理论。其中最重要的是：(1) 三段论理论 研究命题形式和推理形式(大前提、小前提和结论) , 具体地说,，研究推理过程中从前提到结论的形式和规律。现在说的“形式逻辑是研究推理形式及其规律的科学” , 由此得来。三段论理论实际上就是演绎推理的形式与规律的理论。 卢卡西维茨《亚里士多德三段论》用现代的形式逻辑的方法把它整理成一个严格 的公理系统。 (2) 科学证明论 作为一门科学的出发点的原始命题必 须是真实的、必然的。原始命题有: 公理—事物的普遍规律, 如矛盾律、排中律；假设一假定基本术语所表示的事物是存在的,如点、线、面；定义—科学中的术语必须有定义, 否则这门科学就是不可理解的。科学证明从前提到结论必须是合乎逻辑的, 也 就是必须使用逻辑推理( 主要是三段论推理) 。科学证明论实际上就是建立科学理论的公理方法。由于亚里士多德第一个系统地探索了思维的形式和规律, 建立了第一个演绎推理的逻辑系统即三段论理论, 并在 此基础上提出了科学证明论, 所以他被称 为西方逻辑之父。在他那里, 逻辑被认为是获得知识的工具。 2.欧几里得几何学的逻辑体系。 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 把前人已有的几何学知识搜集起来, 是用公理方法建 立起演绎数学体系的典范: 从少数几个基 本假定( 定义、公设、公理) 出发, 通过逻辑推理, 证明一系列定理。因而它实际上就是几何学的逻辑体系。这个体系如下： ( l) 五条公理或基本概念, 如等量加等量总量仍相等、整体大于部分。 ( 2) 五条公设, 如两点之间可作一直线、所有直角彼此相等。 以基本概念与公设为大前提, 用三段 论证明几何学的467 条定理。 欧几里得几何学用公理化方法建立演 绎逻辑体系的道路, 不仅影响了西方数学 发展的进程、数学理论的性质、数学证明的特点, 而且影响了后来西方科学发展的进程。它的公理方法和逻辑体系具有数学方法论意义。在西方,《几何原本》的发行量几乎与《圣经》一样多, 在两千年中一直被用作教科书, 被认为是学习几何知识和培养 逻辑思维能力的典范教材。在我国, 最早在1607年由利玛窦和徐光启合译, 定名为《几何原本》, 他们只译了前6 卷(内容是初等几何)，,1857 年伟烈亚力和李善兰才将后9 卷(内容是数论和立体几何)译出。 3 爱因斯坦的评论 爱因斯坦认为: 西方科学的发展以两 个伟大的成就为基础, 即: 希腊哲学家发 明形式逻辑体系以及通过系统的实验发现 有可能找出因果关系。他称赞《几何原本》是西方科学摇篮中的奇迹, 因为它是第一 个典型的演绎逻辑体系, “这个逻辑体系如此精密地一步一步推进, 以致它的每一个 命题都是绝对不容置疑的, 如果它不能激 起你的热情, 那末你就不是一个天生的科 学家。”在这一段近2 0 0 0 年的历史时期内, 主要是形式逻辑与数学相结合, 对数 学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二、科学的逻辑
形而上学的尼采 海德格尔的《尼采》分为上、下卷(一九九六——一九九七年全集版第六卷)，计有一 千零五十页，印成中文恐怕要接近八十万字了。英译者干脆就把根据单行本(一九六一 年)译出的英文版做成四卷，且还把下卷中篇幅较为短小的三章(第八、九、十章)省略了——因为这三章此前已经另有一个单独的英文译本，立题为《哲学的终结》(琼·斯坦博译，纽约，一九七三年)。 在海德格尔的前期哲学中，尼采未成为一个重要的课题。无论在早期弗莱堡和马堡讲 座中，还是在前期代表作《存在与时间》中，海德格尔对尼采均少有关注和论述。而三 十年代中期以后，情况发生了变化。在一九三六年到一九四二年间，海德格尔在弗莱堡 大学连续做了六个讲座，专论尼采思想；之后又写了几篇论文讨论与尼采哲学相关的形 而上学史问题。如我们所知，那年头正是德国纳粹暴政肆虐时期，而且海德格尔在此前 不久(一九三三——一九三四年)曾积极投身于运动。因此不能不令人想到：希特勒帝国 的快速而灾难性的崩溃，作为尼采基本思想的强力意志，与海德格尔所谓西方形而上学 在存在历史中的终结，以“一种独一无二的、令人不安的方式”结合在一起了。 海德格尔所做的六个尼采讲座依次为：《尼采：作为艺术的强力意志》(一九三六—— 一九三七年冬季学期)；《西方思想中尼采的形而上学基本立场：相同者的永恒轮回》( 一九三七年夏季学期)；《尼采的第二个不合时宜的考察》(一九三八——一九三九年冬 季学期)；《尼采关于作为认识的强力意志的学说》(一九三九年夏季学期)；《尼采： 欧洲虚无主义》(一九四○年第二个三分之一学年)；《尼采的形而上学》(一九四一——一九四二年冬季学期，已预告而未做成)。 眼下的《尼采》两卷本就是作者根据上列讲座(第三个除外)整理而成的，此外又加上 了相关的四篇论文(作于一九四一年和一九四四——一九四六年)。所以，从时间跨度上讲，海德格尔的《尼采》历经整整十个年头。 一个尼采，海德格尔集中地讲和写了十年。他的讲法不是为了应付教务，不像我们国 内常见的教授先生们，备好一两个课后就可以管半辈子或一辈子用了。海德格尔讲了六 个学期的尼采，没有重复的内容。这本身就是大师做派。显然，海德格尔是胸有成竹地 进行他的尼采课程的——要知道那时正在战乱的喧嚣中!在几个讲座中，他先讲了尼采 与美学(第一章)，接着讲尼采与形而上学(第二章)，再讲尼采与知识学(第三章)，然后 讲尼采与欧洲虚无主义(形而上学史)问题(第五章)。 如果说海德格尔《尼采》上卷的主要工作是按照哲学门类系统地清理尼采哲学，那么 ，下卷除了总结尼采形而上学外，更加显突了“存在历史(Seinsgeschichte)”课题， 把形而上学(包括尼采形而上学)置于“存在历史”框架之内。必须指出，形而上学史只 是海德格尔所谓“存在历史”的一部分，夹在“第一个开端”与“另一个开端”之间， 这个“之间”就是自柏拉图到尼采的哲学史。海德格尔在本书下卷中做了大量的概念史 分析工作，旨在探讨形而上学哲学的起源和终结(完成)。 尼采何许人也?不久前国内学界因为刘小枫教授的一个演讲而重热尼采；作为对刘文的 回应，陈家琪教授写了两篇文章来试解“尼采是谁?”的问题，进而自然延伸到“我们 是谁?”的问题。这也许是中国学界最有意义的尼采百年纪念了。事关对尼采及其哲学 的定性定位，也关乎“我们”对自己的定性定位。有一点无疑是个进步：诗化的尼采理
东莞话入声韵尾演变初探 【摘要】东莞话属于粤方言莞宝片的次方言，粤语的入声韵尾与阳声韵尾整齐对应，而东莞话的入声韵尾则出现大量混用情况。本文通过描写东莞话各入声韵尾的合流和舒化情况，总结出东莞话的入声韵尾演变规律。 【关键词】东莞话；入声韵尾；舒化 引言 东莞市地处广东省珠江三角洲，北邻增城、博罗，南面深圳，东接惠州，西面与南沙、珠海隔海相望。因盛产莞草，故得名于“广州之东有莞草”，曰“东莞”。东莞境内通行粤语和客家话，主要通行粤语，客家话的使用区域较小，主要集中在东南部靠近惠阳和深圳的几个镇，仅有一个纯客镇樟木头通行客家话，其他几个镇都是客粤混用。 东莞话属于粤方言莞宝片，有与广州话语音、词汇、语法相一致的特征，也有其独特的地域特点，表现在语音方面，如声母中没有流音[l]，古来母字东莞话 声母都读[?]。广州话的阳声韵尾与入声韵尾对应整齐，而东莞话的入声韵尾比 较复杂，有入声韵尾与阳声韵尾不对应的现象，还有入声韵尾脱落的现象。本文将参考詹伯慧、陈晓锦著《东莞方言词典》所录语料，对东莞话的入声韵尾演变进行分析。 一、东莞话声、韵、调概述 东莞话在语音上具备粤语的基本特点，如1.古“微”“明”两母字合流念m-，如“微”读mei21,“文”读m?n21,；2.古“非”“敷”“奉”母字和“晓”母合口一二等韵字都读f-，“分”读f?n213,“副”读fu32，“妇”读fu13,“呼”读fu213.；古“疑”母一二等字声母读?，“我”读??13，“牙”读?a21；古“见”组字不论洪细，一律念k-或k‘-；4.有自成音节的声化韵，如“唔”为m；5.只有一套塞擦音声母ts- /ts‘/s①。以上这些共同特点可以证明东莞话属粤语。而与广州话有相似之处的同时，东莞话在语音方面有异于广州话的特点。下面以东莞莞城话为例，参考王力，钱淞生（1949）《东莞方音》以及詹伯慧，陈晓锦（1997）《东 ①本部分所列举粤方言共同特点皆引自詹伯慧，丘学强《广东粤方言的共同特点述略》，第八届国际粤方言研讨会论文集6-7页。
我国课程的历史演变 一、我国的课程体系的发展历程： （一）我国古代人文课程体系的发展演变 中国古代人文课程体系是以“明人伦”、教化天下为课程目标，以倡导人文精神儒家经学课程为主体，射、御、律、算等艺能学科为两翼的综合性课程体系。它起源于西周的“六艺”，奠基于孔子的“六经”。主体课程确立于西汉，结构体系形成于唐代。经宋元明清的发展，逐渐丰满和完善。在两千年的古代教育史中它始终发挥着服务政治、关怀人生的现实价值，但终因知识体系和思想的局限而成为近代教育改革的焦点。 1.起源时期——夏商周时期的“六艺”课程 夏、商、西周的学校皆以“礼、乐、射、御、书、数”为基本的教学科目，这就是中国古代最早的专门化的课程体系——“六艺”。其中“礼乐”承担着政治宗法及伦理道德规范教育，为“六艺”之首；“射御”为射箭和驾驭马拉战车的技术训练，属军事教育范畴，也含身体锻炼成分；“书数”为识字和计数教育,属基本常识范畴。这是一种文武兼备、知能兼求的课程设置体系，是中国古代人文课程体系的渊源。 2.奠基时期——春秋战国时期的“六经”课程 中国古代人文课程体系的奠基时期是春秋战国时期，这一时期出现了历史上著名的“百家争鸣”，是课程设置的多元化时期。诸子百家从各自的立场出发，著书立说，办学收徒，传授各自的教学内容。儒家教礼乐，墨家教生产和军事技术，法家以法为教。由于汉初汉武帝采纳“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使后世中国古代人文课程体系演变成为儒家人文课程体系，孔子也就成为中国古代人文课程体系的奠基人。 孔子尊崇周礼和西周时期的“六艺”教育，并编订了“六经”——《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是孔子的基本教学内容，也是中国第一套较完整的教科书。除《乐》经亡佚外，其余五经自汉以后一直是学校教育的基本教材，也是最基本的教学科目，它作为中国古代人文教育体系中的主体课程一直延续至清。“六经”的课程体系具有偏重社会人事、敬鬼神而远之，重人文轻自然、又于人文中见自然，轻视劳动教育、排斥手工业技术和农业技术三个特征。 3. 形成和确立时期——“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孔子从课程内容和课程设置的价值取向上为中国古代人文课程体系奠定了基础，汉初的董仲舒和汉武帝则将孔子的课程内容及设置以教育制度的形式确定了下来。为了实现思想上的大一统，董仲舒向汉武帝提出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获得汉武帝的采纳。 这一政策表现在教学内容上就是确立儒家经典为学校教育的唯一教材。同时这标志着以经学教育为基本内容的中国封建教育制度的正式确立，也标志着儒家经学在中国古代人文课程体系中主体地位的确立。但是“独尊儒术”的政策不仅罢黜了除儒学以外的百家学说，而且也将周孔的艺能学科排除在学校教学计划
“西方马克思主义”概念的历史演变“西方马克思主义”产生于本世纪20年代。它产生以后的很长一个时期内，只在学术圈子内存在和发展，对社会影响不大。但196年法国“五月风暴”以后，它引起了人们的广泛注意和研究。随着研究的深入，出现了各种不同的理解。为了准确地理解“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内涵，划清“西方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界限，以更完整、正确地理解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有必要对“西方马克思主义”概念的演变，以及它与“马克思学”、“新马克思主义”、“欧洲共产主义”的关系作一些考察。 “西方马克思主义”这个概念最早是由德国哲学家、革命活动家柯尔施提出的。1923年，卢长奇、柯尔施分别发表了《历史和阶级意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研究》、《马克思主义和哲学》两书。但发表以后，立即遭到第二国际特别是第三国际理论家的批判。为了对这种批判进行反击，1930年，柯尔施写 下了《关于〈马克思主义和哲学〉问题的现状 ------ 个反批判》。在这里，他第一次使用了“西方马克思主义”这个概念。他说，必须记住，尽管对俄国马克思主义和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这种批评性对照来_今日俄国执政党的一个政治反对派，然而它的作者是一个正统的普列汉诺夫的信徒，一个在哲学上站在俄国马克思主义一边的人。然而，他的批评根本不是旨在反对“苏联的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历史结构，而是只反对它的最近的滑稽形式，这种滑稽形式使得“苏联的马克思主义”显得不是俄国马克思主义理论传统的一种“继续和发展”，而是一种“败坏和歪曲”。[①]当他谈到方法与内容是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应当把侧重点从唯物主义转移到辩证法时这样写道：“在西方马克思主义中，这已经成了很时髦的做法。”[②]可见，柯尔施在《反批判》中不止一次地使用了“西方马克思主义”这个概念，而且还把“西方马克思主义”与传统马克思主义尤其是列宁主义的对立看作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特征。他说，自从20年代以来，关于马克思主义的争论，已经不再是在第二 国际的理论家和第三国际的理论家之间的争论，而是新老“正统马克思主义” 和“西方马克思主义”之间的争论。前者的代表是考茨基和列宁主义，后者的代表就是卢长奇的《历史和阶级意识》、柯尔施的《马克思主义和哲学》。 但是，柯尔施从思想路线的角度提出的这个“西方马克思主义”概念，在当时并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直到1955年法国哲学家梅劳一庞蒂《辩证法的历 险》一书发表以后，这个概念才引起了较大反响并逐步为人们所接受。梅劳一庞蒂在《辩证法的历险》中，象柯尔施一样，也是从思想路线的角度论述“西方马克思主义”与列宁主义的对立，而且指出在这种对立中，只有前者才真正掌握真理，并且明确地把卢长奇称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把《历史和阶级意识》称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圣经”。[③]尽管卢长奇本人抗议梅劳一庞蒂把他当作“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甚至想否认“西方马克思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