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批评: 文
在中国古代文学批评中有五种意指：
一、 文学
三国魏曹丕《典论.论文》：“夫人善于自见，而文非一体，鲜能备善，是以各以所长，相轻所短。”“夫文本同而末异，盖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
南朝梁刘勰《文心雕龙.序志》：“于是搦笔和墨，乃始论文。”
南朝梁萧统《文选序》：“踵其事而增华，变其本而加厉。物既有之，文亦宜然。随时变改，难可详悉。”
二、 专指散文
《汉书.贾谊传》：“年十八，以能诵《诗》、《书》，属文，称于郡中。”
北宋黄庭坚曰：“诗文各有体。韩以文为诗，杜以诗为文，故不工耳。”
（北宋陈师道《后山诗话》引）金元好问曰：“诗与文，特言语之别称耳。
有所记述之谓文，吟咏情性之谓诗。”（《杨武能小亨集引》）
明王文禄《文脉》卷一：“文以载道，诗以陶性情。”
清刘熙载曰：“文所不能言之意，诗或能言之，大抵文善醒，诗善醉。”（《艺
概.诗概》）
三、文学的形式美
刘勰《文心雕龙.乐府》：“八音摛文，树辞为体。”又《文心雕龙.诠赋》：“赋者，铺也；铺采摛文，体物写志也 。” “极声貌以穷文，斯盖别诗之原始，命赋之厥初也。”
唐韩愈《答尉迟生书》：“夫所谓文者，必有诸其中，是故君子慎其实。”
四、 文学的文字语言形式
《孟子.万章上》：“故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
南宋朱熹《孟子集注》：“文，字也。”
北宋司马光《答孔文仲司户书》：“今之所谓文者，古之辞也。”
五、一种文学体式
唐元稹《乐府古题序》：“《诗》讫于周，《离骚》讫于楚，是后，诗之流为二十四名：赋、颂、铭、赞、文、诔……”
明徐师曾《文体明辨》：“按编内所载均谓之文，而此类独以文名者，盖文中之一体也。其格有散文，有韵语，或仿楚辞，或为四六，或以盟神，或以讽人，其体不同，其用亦异。”
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批评: 文学
“文学”一词，始见《论语.先进》：“文学：子游、子夏。”北宋邢昺《论语疏》：“文章博学则有子游、子夏二人。”
中国古代的“文学”这一概念经历了多次变化。
先秦时期，“文学”泛指各种学术，其中包括后世所讲的“文学”在内。
两汉仍以“文学”指称学术，但不包括现在所谓“文学”，现代意义上的“文学”另以“文章”称之，如《三国志.魏书.刘劭传》：“文学之士，嘉其推步详密……文章之士，爱其著论属辞。”
自南朝宋范晔在《后汉书.文苑传》中，才开始将“文章”与“文学”通用。《傅毅传》云：“宪府文章之盛，冠于
当世。”又《边韶传》云：“以文学知名。”范晔解释“文章”、“文学”的含义是“情志既动，篇辞为贵”（《后汉书.文苑传》），就是说文学要借助于语言文字来抒写情志。
类似的看法在六朝逐渐流行。南朝梁萧子显《南齐书.文学传论》：“文章者，盖情性之风标，神明之律吕也。蕴思含毫，游心内运，放言落纸，气韵天成。莫不禀以生灵，迁乎爱嗜。”这也是把文章、文学看成是通过“蕴思含毫，游心内运”的构思，“放言落纸”，用语言来表达内在情性的东西。这与先秦两汉的“文学”概念有了较大区别，已经大致接近今人所说的“文学”。
“文学”与“学术”的分家，还表现在魏晋时期其他的著作中。南朝宋刘义庆《世说新语.文学》所述只限于诗人文士；南朝梁萧统编选《文选》的原则是“事出于沈思，义归乎翰藻”（《文选序》），这也可看作他对文学特征的认识。萧统一反当时“逢文即书”（南朝梁钟嵘《诗品序》）的风气，对“姬公之籍、孔父之书”，“老庄之作、管孟之流”，“记事之史，系年之书”，即经、史、子诸书均不采录。从《文选》中的作家作品和萧统的选录原则不难看出，当时文坛上，文学已从文、史、哲为一体的状态中分离出来，取得了独立地位。
西方现代文学理论批评: 文学（literature）
“在随便的谈话中，这个语词在许多方面被使用，有些方面是相互矛盾的。‘文学’可以被认为和虚假的写作相对立的真实的写作，可以被认为和功利的写作相对立的美的写作，可以被认为和真实的写作相对立的虚构的写作，等等。它可以被认为由一些已被确定的一般形式，如诗、戏剧、故事，连同那些潜伏在分界线上，易引起争论的体裁像散文和电影所组成。”（罗伯特.史柯尔斯《符号学和解释》）
据西方批评家考证，literature一词在早期的英语惯用法中意为“学问”（learning）或“博学”（erudition），尤指拉丁文知识。
18世纪后期，该词含有“一批作品”之意的用法从法国传到英国，1812年《牛津英语词典》中出现这个术语，并有人试图以它对文学与非文学、或非实用的与实用性的作品作出区分（参见乌尔利希.韦斯坦因《比较文学与文学理论》）。
在传统的和较为普遍的意义上，文学，或者诗歌、戏剧、小说等被视为“文学”的作品，是被诸如模仿、虚构、想象性、创造性等属性来定义的。茨维坦.托多洛夫说：“自此上古时期一直到18世纪中叶，扼要地说，在西方艺术理论家的著作中，明确地或不明确地提出了同一个定义。
如加以仔细观察，可见这一定义包括有两个方面的组成部分：从属性
上看，艺术是一种因材料而异的模仿，文学是用语言来模仿，正如绘画是用图像来模仿一样。从特性上看，这不是随便哪一种模仿，因为人们不一定要模仿真实的东西，而是模仿并不一定存在的东西，即虚构的东西。文学是一种虚构。”（《文学的概念》）
18世纪末和19世纪，“首先发生的情况是文学范畴的狭窄化，它被缩小到所谓‘创造性’或‘想象性’作品”，“在浪漫时代，文学实际上已经变成‘想象性’的同义词”，并由此区分出“诗”和“散文”，亦即“文学”和“非文学”（特里.伊格尔顿《文学理论导引》）。
这些观念至今仍是许多批评家界说文学的出发点和立足点。例如强调内部研究的雷纳.韦勒克说：“文学的本质最清楚地显现于文学所涉猎的范畴中。文学艺术的中心显然是在抒情诗、史诗和戏剧等传统的文学类型上。它们处理的都是一个虚构的世界、想象的世界。小说、诗歌或戏剧中所陈述的，从字面上说，都不是真实的；它们不是逻辑上的命题。”（《文学理论》）注重从外部研究文学的英国文化批评家理查德.霍加特所下的定义，也隐含了虚构、模仿、想象诸观念：“文学是一种文化中的意义载体，它有助于再现这个文化想要信仰的那些事物，并假定这种经验带有所需求的那类价值。它戏剧化地表现了人们是如何感受到延续着的那些价值的脉搏，尤其是如何感受到源于这一延续的是什么压力和张力。它有助于确定那些所信仰的‘东西’。”（《当代文化研究：文学与社会研究的一种途径》）在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分析学的、神话原型的批评理论中，也或多或少明示或隐含着关于文学的上述观念。
另一种有影响的、或被视为“现代的”关于文学的界说，则依赖于“自足性”、“自指性”或“非指涉的”等概念。虽然文学或审美的非实用、非功利的观念早已出现，但是利用现代语言学的成果来界说文学则是20世纪的事。许多批评家认为，“‘文学’是在与实用语言的对立中诞生的，实用语言是在自身之外获得价值的，而文学乃是一种自足的语言”。（茨维坦.托多洛夫《批评的批评》）例如，俄国形式主义者把文学界定为：“具有自我价值并被记录下来的言语”（鲍里斯.托马舍夫斯基《诗学的定义》）；“被体验为构造的语言结构，即文学是能动的语言结构”。（尤里.图尼亚诺夫《文学事实》）这类界说方式所产生的广泛影响，使得无论赞同或反对者都不能无视它。如诺思洛普.弗莱说：“在一切文学性的文字结构中，词义的最终倾向是内在的。在文学中，外在意义的要求是次要的，因为文学作品并不想描绘什
么或肯定什么，因而它们既不是真实的，又不是虚假的……在文学中，现实性或真实性的问题取决于文学的主要目标，即产生一种言语结构，其合理性在结构本身；符号所指的值不及符号作为连接在一起的动机结构重要。”他的结论是：“一旦我们遇到了这种自足的语言结构，我们就开始与文学打交道了。”（《批评的解剖》）接受美学的奠基人汉斯.罗伯特.姚斯也承认：“文学也是一种语法或句法，自身具有相对稳定的关系：传统的和非规范化的类型的安排，表达方式、风格种类及修辞格等等；而相对于这种安排的是更为千变万化的语义学领域：文学主题、基型、象征和隐喻”。（转引自R.C.霍拉勃《接受理论》）
关于文学的定义涉及批评的方向。罗兰.巴特说，“文学是客体和规则、技术和作品的总和，它在我们社会的总体系中的功能恰恰是把主观性作为制度固定下来”（《论拉辛》），因而他以结构主义的方法把文学作为“规则”或“制度”加以研究。诺曼.霍兰德认为，“文学是一种经验，而且不是一种与其他经验不连续的经验”（《文学反应动力学》），由此他把对文学的研究同精神分析学联系起来。斯坦利.费希提出，文学“是一种开放的类别，无法用虚构或者不顾主题真实性或者比喻及修辞手段的统计来给它下定义，它仅仅只受限于我们决定把什么放置进去。差异不在于语言，而在于我们自己”（《一般语言究竟如何一般》），因此他把文学研究的重心由语言结构转移到读者反应方面。伊格尔顿在清理了关于文学的诸多界说后指出，“文学，就我们所继承的这一词的含义来说，就是一种意识形态”，于是他所倡导的批评是以意识形态分析为主的“政治批评”。（《文学理论导引》）
考虑到“文学种类事实上就是在话语的各种可能中作这样一种被社会约定俗成的选择”（托多洛夫《文学的概念》），能否给文学下确切的、固定的定义，是不少批评家所怀疑的。法国古典主义批评家埃蒂耶纳.博诺.孔狄亚克就曾说过：“诗歌的特性和各类诗的特性都是约定俗成的，各不相同，无法给予统一的定义。”（《论写作的技巧》）德国浪漫主义批评家弗.施莱格尔也说：“给诗歌下一个定义只能说明诗歌应该是怎样的，而不能说明它曾经是什么样的，或者现在是什么样的；否则这个定义就可以简述如下：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只要是人们称之为诗歌的东西都是诗歌。”（《雅典娜的片断》）在现代，法国文学社会学家罗伯特.埃斯卡皮说：“没有比文学更模糊的词了，这词用在各种场合，其语义内容极丰富又极不一致。要给出一个
单一的、简短的文学的定义实际上是不可能的。”（《文学和社会》）英国文体学家雷蒙德.查普曼也说：“在目前，说文学不是什么倒更容易些”（《语言学与文学》）。
尽管如此，批评家们从未停止过探讨文学的各种定义方式。托多洛夫把现有的文学定义分为“功能的”和“结构的”两种：前者确定文学“是比较大的体系里的一个元素，其依据是这个元素在其中所起的‘作用’”；后者是“想弄明白是否所有完成同样功能的实例都具有同样的属性。”罗吉.福勒提出，“我们可以用不同的观点来探究文学的本质，这些观点有的侧重于作品的内在因素，而有的则着眼于作品的外部情况”。（《现代批评术语词典》）杜威.佛克马断言“文学肯定不是一个静止的概念，而必须从共时和历时这两种角度加以确定”。（《二十世纪文学理论》）。如上所说的“结构／功能”、“外部／内部”、“历时／共时”等等，大体涵盖了不同时期、不同角度、不同批评家界说文学的一般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