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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观念的概念

传统观念的概念

理解当代经济和社会生活的首要条件就是对事件与阐释事件的思想之间的关系有一个明确的观点。因为每一事件都有它自己的存在。而且,尽管每种事件都似乎存在矛盾,但都能在一段很长的时间里有一个有一个独立发展的过程。

个中的原因不难发现。经济生活同其他社会生活一样,不会遵循一种简单、连贯的模式一成不变。相反,经济生活常常显得前后不一、不完全定型,并且令人感到沮丧。不过,任何人都必须对经济行为进行解释或阐释。既不是人类的好奇心,也不是人类固有的自利心允许人类心安理得地忽略与人类生活密切相关的任何事件。

由于经济和社会现象那么的令人讨厌,或至少看似如此,又由于它们几乎不允许进行严密的真伪检查,因此个人能够承担得起并非由物理现象提供的奢侈。在很大的范围内,个人被允许相信自己愿意相信的东西。个人可以持有自己觉得最适合自己或者与自己情趣不同的世界观。

因此,在阐释人和社会生活的过程中,正确的东西与仅仅是可接受的东西之间存在着持久、永无止境的较量。在这场较量中,战略优势取决于实际存在的东西,而战术优势存在于可接受的东西之中。各类受众(听众或读者)往往最能赞同他们他们认为是最好的东西。在社会批评方面,对受众赞许的检验远远多于对真理的检验,这最终会影响评论。以讲述令人震惊的严峻事实的明确意图面对受众的演讲者或作者总是讲述受众最想听(或读)的东西。就像真理最终是用来达成共识的那样,真理在短时间内是用来达成可接受性的。思想观念最终是围绕整个社会或特定受众觉得可接受的事物来形成的。实验室工作人员献身于探索科学真理的事业,而为人代笔的枪手和公关人员注意识别可接受的东西。如果他们的客户受到了称赞,那么代笔枪手和公关人员被认为是称职的;否则,他们就是不称职或者失败的。实现抽样调查受众的反应,或者预先检验讲话、文章和沟通内容,就能够大

大降低失败风险。

众多因素作用于思想的可接受性。当然,我们在很大程度上把真理与便利——最接近私利和个人福利的东西联系在一起,或者尽可能回避艰苦的努力或讨厌的生活错位。我们同样觉得凡事有利于自尊的东西就是高度可接受的东西。在美国商会发表讲话的人很少会贬低工商业人士的影响力。在美国劳工联合会和美国产业工会联合会发表讲话的人往往会把强大的工会运动视为社会的进步。不过,最重要的也许是,人们最容易赞成自己最理解的东西。正如刚才所说的那样,经济和社会行为是复杂的,而理解他们的特点是很费神的。因此,对于那些代表我们理解力的意见,我们往往会从善(如)流。这是既得利益的主要表现。因为理解方面的既得利益比任何其他财富更受珍惜。这就是‘人们为什么常常以类似于宗教狂热的激情来捍卫自己辛辛苦苦学到的东西的原因。在某些方面,人类往往是“亲不敬,疏生蔑”(原文是familiarity may breed contempt,familiarity有亲近和熟悉两层意思);而在社会观念方面,熟悉则是测试可接受性的试金石。

由于熟悉是检验可接受性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标准,因此可接受的观具有很大稳定性,而且还具有很高的可预知性。有必要为在任何时候因为它们的可接受性而受到重视的观念取一个名字,而这个名字应该突出它们的可预知性。以后我就把这类观念成为传统观念。

传统观念并不是那个政治团体的专利。正如我们将在下文所看到的那样,很多现代社会问题已经达成了非常广泛的共识。对于普通政治名称,开明人士与保守分子之间并不存在任何严重的分歧。两者在检验什么是可接受的方面还是非常相似的。不过,对于某些问题,思想观念必须适应特定的受众的政治倾向。无论是故意或更经常是无意进行这种调适的倾向,在不同政治团体之间并没有多大的区别。保守分子由于性格使然,会在不无金钱私利的驱使下去拥护熟悉和已有定论的思想观念,这样的思想观念构成了他们检验可接受性的基础;二开明人士则会以热情和激情甚至正义感来对待他

们最熟悉的思想观念。当他们钟爱的思想观念不同与保守分子的思想观念的时候,他们会毫不客气地拿熟悉作为检验可接受性的标准。以新观念的形成出现的背离行为会被谴责为不忠或倒退。“优秀”或“经考验证明是优秀”的开明人士,或者“忠实”的开明人士往往也是墨守成规的人,也就是说,他们会断然放弃任何争取新观念的努力。最近一个时期以来,美国和英国这两个国家的开明人士宣称在寻求新的思想观念,但底气不足。宣布对新思想的需要,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是被当做了新思想的替代品。不愿意认真对待这种公开宣布的需要,当强烈要求某种新观点的政治家们,常常会发现自己陷入了严重的麻烦。

我们在必要的时候也许会谈论保守分子的传统观念或开明人士的传统观念。

传统观念同样表现在各个层次。阐述或陈述某种新思想在社会科学学术领域的最高层不会受到反对,相反采用新形式来表述就真理则会受到高度重视,而轻微异端的学说则备受爱护。小范围辩论的活力有可能把任何对观念体系的挑战作为不相干的因素来排斥,而且也不会显得缺乏科学性和心胸狭窄。此外,随着时间的推延,在辩论的帮助下,已经被接受的观念会日臻完善,并且有很多文献,甚至还有秘法可以用来对它们进行阐述。拥护者有可能会说,传统观念的挑战者没有掌握它们的复杂性。的确,只有坚定、正统和有耐心的人——总而言之,某种极像传统观念拥护者的人——才会欣赏这样的思想观念。传统观念或多或少地被认同为正确的观念。事实上,传统观念的地位是不可动摇的。怀疑论者丧失了其迅速将旧观念转变成新观念的倾向。即使他是一个无可挑剔的学者,但仍会死受传统观念。与此同时,在传统观念的高端,从理论上来说,新思想观念仍然是高度可接受的。在这里,传统观再次把对新观念的有力辩护作为新观念的替代品。

如上所述,传统观念的特点就是它的可接受性。传统观念受到它所针对的人的赞

同。人们有许多理由爱听自己所赞同的观点。传统观念会导致自负:个人因知道其他更加著名的人士赞同自己的结论而感到满足。听到自己赞成的意见,这同样是一种信心来源。每个人都知道自己的思想受到了别人的支持——自己没有被超越和忽视,或者听到了自己赞同的观点,这会导致宣传自己观点的本能反应,也就是说,别人同样也听到了,因此处于可被说服的状态之中。阐明传统观念多少有一点像一种宗教仪式,是一种就像诵读圣经或去教堂做礼拜的肯定行为。企业主管人员愿意参加午餐会,倾听关于自由企业不变的优点的演说,说明它们已经被说服,来参加午餐会的同事们也是如此,两者都有坚定的信念。的确,尽管全神贯注是必不可少的,但主管人员有可能不认为必须认真听从。他们参加了会议,并且认真听讲,还拍手鼓了掌,可能在离开会场时觉得经济体系更加安全了一点。学者们聚集在一起参加学术会议,在一些精彩的发言中听到的都是一些听说过的观点。学术会议也是一种不可小看的仪式,召开学术会议的目的不在于传播知识,而在于学习和交流。

有如此大量的需求导致了我们很大一部分的社会批评——而且几乎都受到了高度重视——在任何时候都是被用来阐明传统观念的。这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职业化了。有些人,尤其是重要的电视和无线电广播评论员把了解和饶有兴趣、精彩地讲述受众觉得最能够接受的事物当做了自己的职业。不过,一般来说,阐释传统观念是学术界、政府部门和企业的特权。因此,任何人在当选了学院或大学的校长以后自然获得了阐明传统观念的权利这就是高级学术地位的待遇之一,尽管这样的地位本身就是一种对在适当高的层次阐述传统观念的奖励。政府高级官员被希望,并且在某种程度确实也被要求对传统观念进行阐释。从许多方面来看,他们的情况是最典型的。在任职以前他们通常和少引起别人的注意。但是,担任了职务以后,他们立刻就被想当然地视为具有敏锐洞察力的天才。除了极少数的情况以外,他们不会亲手撰写自己的讲稿或文章。而他们的讲稿和文章都是经过了策划、草拟和认真的研究,以确保可接受性。任

何其他检验手段(如它们简单反映经济或政治现实的结果)的运用都会被认为是极不正常的现象。

最后,阐明传统观念是获得企业成功的特权。几乎任何大公司——通用汽车公司、通用电气公司和国际商用机器公司——的头儿们都被赋予了这种特权。此外,他们不但享有谈论企业政策和经济问题的特权,而且还有权谈论政府在社会中的作用、对外政策的基础和普通教育的性质。近年来,有人极力主张,企业家不但有权而且有义务阐明传统观念。“我确信,企业家必须既写又说,以便我们能够处处给人们传递关于我们相信自由企业制度下的生活方式的激动人心的可靠信息······如果美国企业界迸发出一种有远见卓识的超前的思想观念,那么这场关于人类思想观念的斗争会发生多么大的变化。”

传统观念的敌人不是思想,而是事态的发展。正如我所说的那样,传统观念不会自行适应它所必须解释的世界,但会适应受众的世界观。由于受众的世界观属于那种令人欣慰的普通世界观,而世界在不断变化,因此传统观念总面临着过时的危险。这倒也不是说会立即招致毁灭性的打击。当传统思想观念因为陈旧过时而明显不能适应某些意外事件时,它们就将遭遇毁灭性的打击。脱离现实世界的思想观念早晚会遭遇这种命运。到时候,某些人往往会渲染这种(有现实世界的)背离性。他们必然会产生传统观念行将灭亡、新观念必将取而代之的信念。事实上,他们仅仅是阐明了导致事态明朗化的原因,尽管这并非是一种不重要的作用。同时,传统观念就如同保守势力一样会日趋消亡,但绝不会俯首称臣。社会以其毫不妥协的残酷把传统观念的代表又聪明人贬为守旧分子甚或自命不凡的顽固分子。

这个过程可以用过去和现代的实例来说明。在1776年以前的数十年里,人们受自由放任国家观的影响。英国、临近的低地国家(荷兰、比利时和卢森堡三国)和美洲

殖民的商人和贸易商早已认识到政府最低限度的管制要比传统观念所主张的政府最大限度的指导和保护更加适合他们。接着,人们又明白,自由贸易和商业,而并非——像传统观念的那样——金块的积累是现代国家实力的源泉。具有危险的创新精神的人提出了这种观点。伏尔泰曾指出,“仅仅是因为英国人成为了商人和贸易商,伦敦才在规模和市民人数上超过了巴黎;英国人才拥有200艘战船在海上游弋,并且有实力资助他们的盟友。”在美国独立那年,亚当·斯密最终阐明了这种观点。但是,死抱传统观念不放的人继续怀着不满和恐惧的心情来看待《国富论》。在1804年发表的追悼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的悼词中,詹姆斯·肯特称赞他这位已故的朋友生前曾反对斯密的“模糊哲学”。对下一代或再下一代的人来说,或者在任何西方国家,这里有着重要的警示,即自由放任的社会主张是一种不计后果的思想观念。这里有对《工厂法》、工会、社会保险和其他社会立法造成的无法弥补的损失的重要警示。自由放任主义是一种不花代价无法说清的制度,然而,期盼保护和安全以及某种平衡谈判力量的措施的愿望并没有减弱。最后,自由放任主义终于成了一个用传统观念无法解决的事实。韦伯之辈,戴维·劳合·乔治、罗伯特·马里恩·拉福莱特、罗斯福、贝弗里奇明确接受了这种新的事实。结果就是我们所谓的福利国家。这种传统观念现在认为,这些措施使得资本主义变得温和与文明,并且得以长期生存下来。与古典学派自由放任主义的决裂会造成毁灭性后果的警示从来也就没有停止过。

环境对传统观念产生影响的另一个例子是大萧条时期的平衡预算问题。几乎从有组织的政府诞生以来,平衡预算或类似的观点一直就是健康、明智地管理“公共钱包”的必要条件。君主和国家挥霍的倾向同样要受到收支平衡规则的限制。违反这一规则在长期内会造成不幸后果,而短期内却经常发生这样的故事。古代,君主经常靠做小铸币或降低币值,以及如此节省下来的贵金属来弥补赤字。结果总是物价上涨,国家威信下降。而现代,发行纸币或者政府向银行借钱,都会导致相同结果。因此,传统

观念非常强调年度平衡预算的重要性。

不过,期间基本现实逐渐发生了变化。要求平衡预算的规则是针对在财政问题上根本或经常不负责任的政府的。直到上个世纪,情况才发生了变化。于是,美国、英国、英联邦国家和欧洲各国政府开始考虑自己的财政后果。安全不再依赖于把政府限制在武断的规则之内的做法。

大约与此同时,出现了真正具有破坏性的经济萧条。在这样的萧条中,大批工人失业,大量的机器和设备闲置。赤字引发的额外支出——相当于做小铸币节省贵金属-所导致的额外需求不仅造成物价上涨,而且更主要的是使得失业工人重新就业,闲置的工厂重新开工。赤字的影响似乎是横向作用于生产,而纵向作用与物价。这样的物价上涨非但不是绝对的灾祸,反而能够制止先前讨厌的衰退。传统观念仍然强调平衡预算,受众继续会对倘若不遵守平衡预算的规则,灾难就会降临的警示作出反应。大萧条就是一种危害极大的情况,它导致美国联邦政府的收入减少,而且对多种救济和福利支出造成了压力。平衡预算意味着提高税率,所见公共支出。历史地看,很难为私人和政府的商品需求缩减、通货紧缩加剧、失业增加并加重普遍苦难构想一个更好的决方案。但是,根据传统观念,平衡预算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20世纪30年代初,胡佛总统称平衡预算为“绝对必要”、“恢复经济最基本的要素”、“势在必行的直接措施”、“不可或缺”、“国家的第一需要”、“金融和财政稳定的基础”。经济学家和公共事务职业观察家们几乎毫无例外地表示赞同。大萧条时期,因受传统观念的驱使,几乎人人都提出了导致事态恶化的建议。开明人士和保守分子因意见一致而拥抱在一起。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于1932年当选美国总统,并且信誓旦旦地承诺消减开支,平衡预算。他在接受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提名的发言中说道:“通过各种手段来实现收支平衡。任何政府就像任何家庭一样,某年可以指出略大于收入。但是,你我都知道,保持这种习惯,就意味着败家,去救济院。”罗斯福政府早期采取的一项行动,就是包

括横向消减公务员薪水在内的启动经济的措施。刘易斯·W·道格拉斯先生以其崇高的一生来捍卫传统观念的著名榜样作用,并且把谋求平衡预算作为他个人的一次十字军东征,最终因这个问题而离开了政府。

事实上,时势已经淘汰了这种传统观念。到胡佛执政的第二年,预算无可挽回地失去了平衡。1932年结束的财政年度,财政收入远远低于财政支出的一半。在大萧条时期,政府预算从来没有恢复过平衡。不过,没1936年,现实需要和政府预算方针都在思想观念领域取得了胜利。那一年,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发起了正式攻击。此后,传统平衡预算的坚决主张在各种经济活动场合和各个层次节节败退,而凯恩斯开始成为新的传统观念的源头。到了20世纪60年代末,一位共和党领袖自诩是凯恩斯主义者。随后,形成了凯恩斯主义的补救方法是“治疗”通货膨胀的“灵丹妙药”这样一个传统信念。可惜,它很快就被经济现实败坏了名声。

我将常有机会谈及传统观念——基于可接受的思想体系——和阐释死抱传统观念不放的人士,但不应该认为具有完全的诽谤意图。(警示是必要的,因为如前所述,我们看起来非常重视创新观念,尽管事实上我们会进行抵制。因此,虽然我们很看重严格坚持传统思想观念,但从来不为它们喝彩。)很少有人与众不同,而死抱传统观念不放的人肯定不是与众不同的人。在社会批评领域,观念创新层出不穷,倘若都受到认真对待,那将是灾难性的。人们有可能在行动方面摇摆不定;经济和政治生活反复无常,而且没有规律可循。在共产党国家,思想和社会目标的稳定性是依靠严格坚持一种官方宣布的学说来保证的。任何偏离行为都将被指责为“错误”行为。在我们的社会里,类似的稳定性是非常不正规地靠传统观念来维系的。思想观念必须根据结合事态的发展来克服惰性和阻力的能力来接受检验;而传统观念并不缺少惰性和阻力。

我们不应该认为死抱传统观念不放的值得怜悯。撇开他们在社会方面的有益作用

不说,他们都安于现状,能够正确对待自己。因为让他们作为社会的一员为社会进行选择,事实上就是允许他们表明自己的思想。多亏了这方面的保证,他们才很好地掌握了对付不同意见干扰的武器。他们的命运必然是拿眼下的强势甚至高高在上的地位与未来的弱势地位进行交换。眼下,他们即便不是详尽地,至少也是受尊敬的受到国会委员会的咨询。他们几乎登上了学术的顶峰,经常出现在各种研讨会上,是对外关系委员会里备受尊敬的人物,在表彰宴会上有人频频向他们招手致意。他们面临着未来事态发生不利逆转的危险。不过到时候,他们也许已经不在人世。只是后人不会同情观念传统的人,很快就会把他们忘得一干二净。然而,有些更加严重的问题倒真的是生死攸关。

任何一个社会似乎都不会屈从令人讨厌的事,人们已经养成了忍受陈词滥调的能力。传统观念在社会思潮和行动方面保护了社会,但是,思想体系也存在着严重的缺点甚至危险,因为其性质和构思往往不到迫不得已是不会主动去适应形势变化的。在经济事务这个大范畴中,事态的发展——首先是我们的财富和大众福利的增加——不幸又会导致传统观念陈旧过时。传统观念有可能会变得不利于我们的幸福,开始影响有关文明生活的更加重大的问题。因此,谈论传统观念本应该是一件非常愉快(和有益)的事,而我却在这里对传统观念进行抨击,这种努力通常会毫无结果。不过,我没有完全失望,因为时势会给予传统观念一连串沉重的打击。正如我们所见到的那样,只有在经历了这样的磨难之后,思想观念才会有重生的机会。

凯恩斯在他最著名的著作中指出,我们受思想观念的支配,而几乎不受其他因素的约束。就其直接意义而言,这是对的。凯恩斯对就对在非常重视思想的影响,而不是拘泥于既得利益的简单影响。不过,思想观念只有在一个不变的世界上才具有强大的支配力量。思想观天生就是保守的,它们不会屈从于其他思想观念的攻击,就像我

要再次指出的那样,却会屈服于形势的巨变。面对形势的变迁,思想观念显得无能为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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