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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中国人性思想的发展

第二节 中国人性思想的发展
第二节 中国人性思想的发展

第二节中国人性思想的发展

我国现代学者在研究我国思想史时常用“重人事,轻自然”一句话概括其研究特点,的确,考察我国古代思想史有关人性的论述和研究便可发现,我国古代关于人的研究及其人性的论述有着极其丰富的思想理论资源。近代以来,“西学东渐”,我国人性研究的主要特点是除了继续我国古代人性研究的理路的同时,也介绍西方的人学思想,并作简单的阐发,没有很有影响的学说或流派。

一、中国先秦时期的人性观

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上,由于众多的理论家人性观点是与其善恶评价联系在一起的,因此,在现实研究中,许多学者多从这一维度来考察和研究我国古代学者的人性学观点,由此,把我国中国古代关于人性论的观点总结为四种:一是性善论者,以孟子为代表,二是性恶论者,以荀子和韩非子为代表,三是性无善无恶论者,以世硕为代表,四是性亦善亦恶论者,以扬雄为代表。但是这种考察远未穷尽我国古代学者关于人性研究的思想。这里我们主要介绍以上四种思想,但也介绍其他一些有关人性思考的观点。

我国的远古时期,我们的先祖就开始考虑人性问题,那时的人们认为人性是善的,这种善性是上天赋予的。这种人性观可以称为天降善性论。在古籍《尚书·汤语》记载:“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恒性。”(见《十三经注疏》,第162页。)恒即常,恒性就是常性。常性可以有两种理解,常作普遍的意思,那么常性就可以理解为人有共同的本性。常如果作不变的意思,那就可以把常性理解为不变的人性。《孔氏传》:“衷,善也。”孔颖达疏:“天降善于下民……与善于民”。古人把“衷”解释为“善”。这就是说,上天把“善”赋予人民,使他们有了善的本性。这大概就是最早的人性论。

(一)孔子的人性论

孔子从共同性与差别性、自然性与社会性、应然性和实然性以及智与愚的角度来说明人性。首先,他认为,作为人“性相近也,习相远也。” (《论语·阳货》)对此,有学者这样理解:“第一,从人之性对犬之性、牛之性来看,人与人为同类,所以说‘相近’。‘相近’表明人有共性。第二,从人类自身来看,人与人虽属同类,但智愚壮羸léi万有不同。所以应当说‘相近’,不应当说相同。这表明人又有个性。总之,二者都是指人的自然性而言。‘习’

则不然。‘习’是指人的社会性。”1其次,在孔子看来,人和动物的区别就在于人的道德性,这就是“仁”。“仁者,人也。”这里,“仁”被孔子规定为人之为人的本质,仁是一种具有“善”质的道德规范或境界。但孔子并没有说人性天然就是“仁”或者善,而是站在理想主义的立场上认为人的本质应当是仁,人性应该朝着“仁”的方向去培养,换言之,孔子“人性论的关键不在于对某种‘实然’状态的描述,而在于对人性‘应然’存在的讨论”2再次,孔子强调“上智与下愚不移”,这种观点似有否定“性相近”之疑,对此,有学者这样解释:“孔子以为人之生也,大体不远,而等差亦见,故必济之以学,然后归于一路。孔子认为尽人皆须有此外工夫,否则虽有良才,无以成器。”3这就使说,人都有性,而圣人的境界不是勉强能达到的。

(二)世硕的有善有恶论

世硕作为战国时期的思想家,他认为人性有善有恶。据研究世硕是战国时陈国人,是孔子弟子的弟子,但史书无传。著有《世子》二十一篇。《汉书·艺文志》录之于儒家书,今已佚。他主张性有善有恶论。他著有《养(性)书》,认为人性有善恶,培养人的善性,使善发展起来,就成为性善的好人。相反,如果培养人的恶性,使恶发展起来,那么,他就会成为性恶的坏人。也就是说,人性都有善恶两个方面,至于人会变成好人或坏人,全在于培养。王充在《论衡·本性篇》中说:“周人世硕以为人性有善有恶,举人之善性养而致之则善长;性恶,养而致之则恶长。如此,则性各有阴阳,善恶在所养焉。故世子作《养书》一篇。密于贱、膝雕开、公孙尼子之徒,亦论情性,与世子相出入,皆言性有善有恶。”

(三)告子的无善无恶论

告子作为战国时的思想家,他没有著作传世,其思想保存在《孟子·告子》中。他主张人性无善无恶论。首先,他把人性看成是人的先天本性,先天本性是自然的,没有善,也没有不善。“告子曰:‘性无善无不善也’。”(《孟子·告子》)其次,他认为,现实中人的善恶表现全是后天影响和引导的结果,所以他说,“性犹湍水也,决诸东方则东流,决诸西方则西流。人性之无分于善与不善也,犹水之无分于东西也。”(《孟子·告子》)这就是说,人性就象流水一样,你向东引,水就向东流,你向西引,水就向西流。水不分东西,人性没有善恶,道理是一样的。文王、周武王领导得好,人民就好善。周幽王、周厉王胡作非为,上梁不正下梁歪,引导人民乱来。告子又说:“性犹杞柳也,义犹杯锩也。以人性为仁义,犹以杞柳为杯锩。”(《孟子·告子》)这里是说,所谓仁义,人性中本来没有这种东西,

1金景芳,吕绍纲,吕文郁.孔子新传[M].长春:长春出版社,2006:96.

2赵明.先秦儒家政治哲学引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127.

3刘梦溪.现代学术经典(傅斯年卷)[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122-123.

都是后天教育以后才有的。人性就象自然生成的柳条,柳条经过加工可以编成筐。人性经过教育可以变善。如果说人性是善伪,那就是把柳枝当作柳筐了。把自然物与人为加工的物相混淆了。

(四)孟子的性善论

孟子主张“性善论”。首先,孟子认为人生来就具有天赋的“善端”,这是人异于禽兽、高于禽兽的本质的特征。因为人心天赋是善的,所以人性也是善的。“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孟子·告子上》)其次,孟子认为人的善性表现为四端:“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再次,他认为人的本性的中的仁、义、礼、智之善性,天然地固有而存之于己,人只要内求于己,即可得之。因此,他说,“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而已。”(《孟子·告子上》)只要我们求之用之,即在即有,即有即用,否则就会失去,“故曰‘求则得之,舍则失之’”(《孟子·告子上》)。孟子主张性善论作为儒家的正统思想,传播广泛,影响深远,以至宋代启蒙读物《三字经》开篇就云:“人之初,性本善。”为后世广为接受。

(五)荀子的性恶论

荀子是性恶论的倡导者。《荀子·性恶》中说:“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今人之性,生而有好利焉,顺是,故争夺生而辞让亡焉;生而有疾恶焉,顺是,故残贼生而忠信亡焉;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声色焉,顺是,故淫乱生而礼义文理亡焉。然则从人之性,顺人之情,必出于争夺,合于犯分乱理而归于暴。”然而荀子的性恶与孟子的性善并非在一个层次上。在《荀子·正名》中荀子说,“凡性者,天之就也,不可学,不可事”,“性者,本始材朴也”,“今人之性,饥而欲饱,寒而欲暖,劳而欲休,此人之情性也。”可见,荀子所谓的“性”是人人生来具有的生理、心理方面的自然属性,既包括人们感官的能力,又指人的心理欲求与情绪冲动。所以,荀子又把“性”细化为“性”、“情”、“欲”彼此关联的三个层面。《荀子·正名》中道:“性者,天之就也;情者,性之质也;欲者,情之应也。”“不事而自然谓之性。性之好、恶、喜、怒、哀、乐,谓之情。”可见,荀子说性恶是就性之欲上来说的。荀子强调人性的恶,所以主张“化性起伪”,由于他并不认为人性中有善,所以必须外求以成就德性,《荀子·性恶》中“今人之性恶,必将待师法然后正,得礼义然后治”,“凡礼义生于圣人之伪,非故生于人之性也。”然而圣人亦是人,何以能起礼义呢?荀子解释道:“圣人积思虑,习伪故,以生礼义而起法度”,即圣人经过不断的思想和积累经验,而制定出礼义、法度,可见荀子依然强调德性是外求于人性的。

二、中国汉-唐时期的人性观

汉唐时期是我国历史发展中两个文化发展的昌盛时期,这个时期有许多思想家都对人性问题作过论述,尤其以西汉董仲舒、杨雄,东汉的王充以及唐代的韩愈的论述最具代表性。

(一)董仲舒是神学人性论

西汉思想家、儒学家董仲舒是神学人性论者。他认为人受命于天,人性是从天那里得来的,即人性神授。以此为基础,他柔和先秦时代孟子性善论与荀子性恶论的两大思想体系,提出了性三品学说。他认为人性从总体上分为仁(善)和贪(恶)两大特性,是天意造成了仁和贪按照不同的比例附加到不同的人身上,由此形成了三种人或三种品性的人。一种是先天性善、不教而成的上品之性,他称其为“圣人之性”;一种是先天性恶、教也不善的下品之性,他谓之“斗筲之性”;还有一种是先天有善有恶、教而后能善的中品“中民之性”。他认为上等人就是圣人,他们的性不仅生来就是善的,并且是超过“善”的,人类社会“善”的标准和具体内容就是由他们制定出来的。上等人是不多的,只包括帝王和制礼乐、定法度的当权人物。下等的斗筲之人是指社会中最贫苦最“低贱”的劳动人民,他们的性生来就是恶的,根本上不算是人性,简直把他们排挤在人性之外了。圣人生而知之,不必受教育;斗宵之人则是愚昧的,不能受教育的。除了上下两种人以外,其余的都是中民。中民具有善质,但必须受了教育之后才能成为善性。董仲舒把中民之性当作一般的人性,他所说的性就是指中民之性而言的。他认为性只是质材,它的本身还不能说就是善,必须“待教而为善”。这就是说性只具有教育的可能性,受了教育之后,这种善的可能性才能变为现实性。他《春秋繁露·实性》中说:“性比于禾,善比于米,米出禾中而禾未可全为米也;善出性中,而性未可全为善也。……天生民性,有善质而未能善,于是为之立王以善之,此天意也。民受未能善之性于天,而退受成性之教于王,王承天意,以成民之性为任者也。……今万民之性待外教然后能善,善当与教,不当与性。”

(二)杨雄善恶混论

西汉杨雄在调和孟子性善论和荀子性恶论的基础上,提出了人性有善有恶论,或称善恶混论。对于他的人性观有记载的文字不多,仅见的扬氏直接谈人性的论述多以其《法言?修身》中的论述为依据,其中说:“人之性也善恶混,修其善则为善人,修其恶则为恶人。”这就是说,他认为人性中既有善也有恶,而人为善为恶的关键在于人是修善还是修恶,修善则变得善,修恶则就变得恶。因此,在他看来,后天的学习倾向是使人是善是恶的关键。这似乎也在告诉人们,人生而有成为善恶的潜基,学善而善长,习恶而恶成。所以,在《法言·学

行》中说,“学者,所以修性也。视听言貌思,性所有也。学则正,否则邪。”

(三)王充的善恶三群等论

东汉王充在人性论上的观点是人性善恶三群等论。即王充把人性根据其所代表的对象分成三个群体,而这三个群体又是三个层次。他认为,一些人生来就善,是中人以上的人;一些人生而就恶,是中人以下的人;而中人,无善无恶,或善恶相混。他认为决定人是善是恶或善恶相混的因素是人生之初所禀受的“元气”,“元气”的多寡与厚薄,就造就人的善恶与贤愚。他在《论衡·率性篇》中说:“气有多少,故性有贤愚。”“人性有善有恶,犹人才有高有下。”尽管王充承认人生而有善恶,但他也承认学习与环境对人性的作用,尤其对中人犹为如此。在《论衡·本性篇》中,他说:“夫中人之性,在所习焉。习善而为善,习恶而为恶也。”

(四)唐代的“性三品”说

唐代的韩愈在人性论上持“性三品”说。他不赞成孟子的性善论和荀子的性恶论,也不赞成扬雄的善恶相混论,认为他们的观点有偏颇之处。他说:“三子之言性也,举其中而遗其上下者也,得其一而失其二者也。”(《韩昌黎集·原性》)因此,在综合三家观点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观点,把人性可分上、中、下三品,三等的不同是由于人所具备的性和情的状况不同。就“性”的方面而言,上品人的人性是善的,生而具有仁、义、礼、智、信的品性;中品人的人性是有善有恶,五种品性参差不齐;下品人的人性是恶的,不具备五种品性。就情的方面而言,人在喜、怒、哀、惧、爱、恶、欲七情的控制以及涵容多寡的不同表现,分为三品。他认为,上品之人,七情发作合乎中道,无过也无不及;中品之人,七情发作有的过多,有的不及;下品之人,七情发作或者都过多,或者都不及。他认为,在人性中,性和情是相互配合的。上品人不仅五性皆备,而且情持中道,是谓“圣人”。下品人五性皆无,情阙中道,不可教化。所以他说:“上之就学而益明,下之性畏威而寡罪。”(《韩昌黎集·原性》)这就是说,上品人的本性是善的,学习可使之发扬光大,下品人的本性是恶的,教育也没有用,只能用刑罚惩处他们。

三、中国宋元明清时期的人性观

从北宋建国到清代中期鸦片战争以前,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后期。这个时期的每个社会历史阶段虽然都经历了从辉煌到衰落的起伏变化,总体社会矛盾十分尖锐,最终使封建社会走向灭亡,但也产生了一些不乏有影响力的思想家,对人性问题有过深入的思考。

(一)王安石的性无善恶论

北宋王安石的人性论是一种“性无善恶论”。他反对性善论和性恶论,也不赞成善恶二元论。他认为,孟子的性善、荀子的性恶、扬雄的性善恶混以及韩愈的性三品中的“性”实则讲的是情,而非真正意义上的性。他认为,人性是人的自然本性,它是生而就有的。作为生来就有的人性,是无善恶可言的。以上诸子的观点的错误之处就在于他们把人的“情”当成了人的“性”,性是天然的,“情”是后天习染的。他认为,“情”为“性”所生,而“情”生善恶,有“性”才有“情”,有情才有善恶。他说:“性生情,有情然后有善恶焉,而性不可以善恶言也。”(《原性》)王安石认为,作为“喜怒爱恶欲”的情感,人生而具有,当人与外界接交时,表于外时是“情”,存于内,则是“性”。他认为,人同外界打交道,外界引起人的情感欲望,当这些情感欲望发作正当,即“当于理”时,就是善,就是仁和以,就是“圣人”和“贤人”;情感欲望发作不正当,即“不当于理”时,就是恶,就是不仁不义,也就是“小人”。(见《原性》和《性情》)他认为,人为善为恶,“非生而不可移”。他批评韩愈曲解孔子关于“上智与下愚不移”的说法。4他指出:所谓“上智”就是“习于善”;“下愚”就是“习于恶”;“中人”就是“一习于善,一习于恶”。一个人当初“未始为不善”,可以称之为“上智”,后来“去而为不善”,就可以称作“中人”。一个人原来“未始为善”,可以称“下愚”,后来“去而为善”,也可以称作“中人”。只有始终为善的人,才叫“上智”。只有始终为恶的人,才能叫“下愚”。这些都是“习”的结果。

(二)“二程”二元人性论

程颢、程颐作为我国北宋时期著名的思想家,对人性问题有他们独特的看法,他们在其“理”的基础上提出了二元人性论。5二程的学说在某些方面有所不同,但基本内容并无二致。皆以“理”或“道”作为全部学说的基础,认为“理”是先于万物的“天理”,“万物皆只是一个天理”,“万事皆出于理”,“有理则有气”。社会秩序为天理所定,遵循它便合天理,否则是逆天理。人欲蒙蔽了本心,便会损害天理。“无人欲即皆天理”。因此教人“存天理、灭人欲”。要“存天理”,必须先“明天理”。而要“明天理”,便要即物穷理,逐日认识事物之理,积累多了,就能豁然贯通。二程认为,人性有二:一是“天命之谓性”的性,一是“生之谓性”的性。“天命之谓性”的性,是在人未出生以前就已经存在的性,程颢又称之为“人生而静以上”之性,程颐称之为“极本穷源源之性”。此为最基本的,也就是作为宇宙根源的理在人心中的体现。这种性是绝对的善。“生之谓性”的性,程颢又称之为“气禀”之性,程颐又称之为“才”,这种性有善有恶,是从“气”来的。程颢认为“性即理也”,这

4北京大学哲学系.中国哲学史(第二版)[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259-260.

5北京大学哲学系.中国哲学史(第二版)[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270-271.

个“理”就是“五常”,即“仁义礼智信”。他说,“自性而行皆善也,圣人因其善也,则为仁义礼智信名之。”(《遗书》二十五)所以他认为“五常”是人固有的先天的本性。既然人有“五常”之天性,那么人为什么还会有很多不符合道德标准的行为呢?程颐认为这是“气”影响的结果,“气”的清浊决定性的善恶。人禀“气”为清,则人性持善贤,人禀“气”为浊,则人性持恶愚。

(三)朱熹性之体用论

南宋思想家朱熹的人性论,继承了二程的思想,并有所发展。他的人性论可从三个方面来说明,首先是性之二元论。在人性论方面,他也持二元论观点。即认为人性有二:一是“天命之性”,一是“气质之性”。他认为“天命之性”得之于从作为世界的本源的“理”,决定人生而具有理性,而“气质之性”得之于构成身体的“气”,决定人生来固有的欲望。这就是说,在他看来,人生而具有理性与欲望。其次是性之等级论。他认为,理是至善的,因此,天命之性没有不善。人有善恶,全气质之性而已。他认为,人所禀受的“气”之清浊昏明程度不同,使人的善恶贤愚不同:清而纯者为圣,清不纯者为贤,昏而浊者为愚。他说:“天之生此人,无不与之以仁义礼智之理,亦何尝有不善?但欲生此物,必须有气,然后此物以聚而成质。而气之为物,有清浊昏明之不同。禀其清明之气而无物欲之累,则为圣;禀其清而未纯全,则未免微有物欲之累,而能克以去之,则为贤;禀其昏浊之气,又为物欲之所蔽而不能去,则为愚为不肖。”(《玉山讲义》)显然,这是一种天赋人性论的观点。另外,他又依据他认为的人之禀受的“气”的清浊程度不同看成是人之富贵贫贱的根源,他说:“禀得清高者便贵,禀得丰富者便富;禀得衰颓薄浊者,便为愚不肖,为贫,为贱,为夭。”(《语类》卷四)这又是等级宿命论了。再次是性之体用论。朱熹从“心”的体用关系来说明人性问题。6他认为性和情统于“心”,是“心”的体和用。他说:“心有体用,未发之前,是心之体,已发之际,乃心之用。”(《语类》卷五)它认为,本体的心,无不善,是天理的体现,也称“道心”;“心”的用,也就是“情”,即情感和欲望,有善有不善,是为“人心”。因此,人超凡入圣的办法就是使“人心”完全服从于“道心”,以“革尽人欲”,“复尽天理”。

(四)许衡的“理一分殊”论

元代思想家许衡在朱熹“理”、“性”、“气”之说的基础上提出了“理一分殊”的人性论观点。他认为人性可分为“本然之性”和“气禀之性”。就二者的关系,他指出:“性者即形而上者,谓之道,理一是也;气者即形而下者,谓之器,分殊是也。”(《语录》下《鲁斋遗书》卷二)这表明,在许衡看来,作为“形而上者”的“性”(即“本然之性”)应当成为“形6北京大学哲学系.中国哲学史(第二版)[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294.

而下”之“气”(即“气禀之性”)的根据和基础。那么,性是什么呢?对于性许衡是这样界定的,他说:“性是指天命的道理”(《中庸直解》《鲁斋遗书》卷五),“天即理也”(《语录》上《鲁斋遗书》卷一),因此,在他看来,性与理是直接同一的。许衡认为“本然之性”和“气禀之性”是与善、恶相关联的。所以,他明确指出:“为恶者气,为善者性。”(《语录》下《鲁斋遗书》卷二)他还说:“天赋与万物无不尽善”,故主张人应当“顺性一于为善,此是乐天者也。乐天者,乐性中之善也。”(《语录》下《鲁斋遗书》卷二)因此,在许衡看来,“乐天”就是“乐善”。其实这也就是认为,应当以源于天的善为道德的根据。故许衡说:“圣贤以理为主,常人以气为主。”(《语录》下《鲁斋遗书》卷二)他又认为,气应当“服于理,一切顺理而行。”(《语录》下《鲁斋遗书》卷二)对于许衡而言,“性”是万物生成的本原,此处“理”亦即是“性”,所说仍是道德的根据问题。可见,许衡十分明确地认识到“气”是“恶”的根源,而“性”则是“善”的根源。既然人之不善是由于气禀、物欲造成的,因此,要恢复本性,就要变化气质,而变化气质则要靠修养。修养的方法有三:7一曰持敬,二曰存养,三曰省察。持敬要求主一收敛,存养主要指未发的戒慎恐惧,省察是指已发时理性对欲望的辨察。

(五)王守仁的人性一元论

我国明代思想家王守仁不同意程朱学派关于人性二元的观点,提出了人性一元论思想。他说:“性一而已。自其形体也谓之天,主宰也谓之帝,流行也谓之天,赋于人也谓之性,主于身也谓之心。心之发也,遇父便谓之孝,遇君便谓之忠。自此以往,名至于无穷,只一性而已。”(《传习录》上)这就是说,在他看来,性只有一个,可以有许多名称。他把天、帝、命、性、心、孝、忠等都归结为性,都是一性的不同名称。王守仁认为,“性”就是“心”,也就是“天理”,在“心”即“天理”之外没有“性”。既然“性”是“心”也即“天理”的体现,那么,“性”就没有不善的。他说:“性无不善,故知无不良。”(《传习录》中)因此,他的弟子把他的思想概括为四句:8“无善无恶是心之体,有善有恶是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传习录》中)这就是说,心即良知,本来就是天理的体现,所以是超乎善恶对立的,而无所谓善,无所谓恶;但人的意念一经发动,便有所谓的善恶之分;“良知”自然就能分别善恶;所谓的“格物”就是要在自己的心性上用功夫,以为善去恶。所以,在王守仁看来,天理之于人心,就是性,因此,人性本无善恶,如果“心”为外物所动,则便产生“人欲”,这时,就有了善恶之分。因此,人要超凡入圣,就需杜绝人欲,“格

7北京大学哲学系.中国哲学史(第二版)[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315.

8傅云龙.中国哲学史上的人性问题[M]求实出版社,1982:48.

物”以守“良知”。

(六)戴震的“理存欲中”论

清代学者戴震反对理学家把性的本原分别为理和气两个方面的二元人性论,反对理学者们所谓的“存天理,灭人欲”的观点,提出了“理存欲中”的性一元论。他认为性就是指“血气心知”,而“血气心知”都来源于“阴阳五行”。他说:“人之血气心知本乎阴阳五行者,性也。”(《理》《孟子字义疏证》卷上)他否定把理看作一种实物从天上获得而保存在人心中的说法。他认为,离开气,就没有人,更没有人性。戴震认为,人性包含欲、情、知三个方面。对于声色臭味的追求是欲,喜怒哀乐是情,辨别美丑是非是知。这三方面都是人性的自然表现。他说,“凡有血气心知,于是乎有欲……既有欲矣,于是乎有情……二者,自然之符”。(《原善》卷上《孟子字义疏证》卷上)凡是有血气心知的,都有情和欲,这是自然现象。欲望出于血气是人性所自然具有的,既不能索取,也不能抛弃。他引用孟子的观点来批驳那些否认欲望是人的本性的观点,他说:“孟子言养心莫善于寡欲,明乎欲不可无也,寡之而已。”(《理》《孟子字义疏证》卷上)所以,他认为,天理存在于人欲之中。他说:“是理者存乎欲者也” (《理》《孟子字义疏证》卷上)他认为,“欲,其物;理,其则也。”(《理》《孟子字义疏证》卷上)即人欲是事物,天理是事物的规则。不能把理和欲分开。因此,理学家所谓“不出于理则出于欲,不出于欲则出于理”是不对的。戴震反复强调人只要扩充自己的心知,就能达到仁义礼智。“人则能扩充其知至于神明,仁义礼智无不全也。仁义礼智非他,心之明之所止也,知之极其量也。” (《性》《孟子字义疏证》卷上)所谓理义,就是人的心知能明白事理,办事就能合情合理。所以,古代圣贤所说的仁义礼智,不是从人欲以外去寻求,也不离开人的血气心知来谈人性。“古圣贤所谓仁义礼智,不求于所谓欲之外,不离乎血气心知。”(《性》《孟子字义疏证》卷上)戴震认为,理学家所谓存理就是要绝情欲,实际上,情欲“何以能绝”?天下人必定没有不要情欲而可以存在的。要做事都是由于有情欲,没有情欲,没有追求,那就什么也不必干了。有情欲才要有作为。作为达到非常适当而又无法改变,这就是理。“无欲无为又焉有理”(《孟子字义疏证权》)?戴震批评理学家的“理欲之辨,适成忍而残杀之具,为祸又如是也。(《孟子字义疏证权》)刚好成为残杀的工具,“以理杀人”比“以法杀人”更为残酷。

四、中国近代时期的人性观

中国近代时期上迄1840年鸦片战争,下至1919年的“五四”运动。1840年“英国的

大炮破坏了皇帝的权威”,“夷烟蔓宇内”。9西方世界凭借船坚炮利,攻破东方中国帝国的大门。当时,中国的志士为了达到“制夷”的目的,他们提出了“师夷”的观点。但思想家们普遍奉行“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师夷”以师“技”为主,以“器用”为重,因此,他们关于人性的讨论到了近代后期虽说些许受西方思想家的影响,但总体而言仍然延续着中国传统人性探讨的思维理路。

(一)龚自珍后天形成论

近代早期的龚自珍在对人性问题的思考上,仍然沿袭中国传统的思维方法,从善恶、先天后天、情欲维度来解释人性。他明确表示赞同告子的人性观点,主张人的道德是后天形成而非先天赋予。他说:“龚氏之言性也,则宗无善无不善而已矣。善恶皆后起者。”又说:“善非固有,恶非固有,仁义、廉耻、诈贼、狠忌非固有。”(《阐告子》)他反对情欲万恶说,反对对“人欲”的抑制,提倡“宥情”、“尊情”。即宽容和尊重人的情感。他说:“情之为物也,亦尚有意锄之矣;锄之不能,而反宥之,宥之不已,而反尊之。龚子之为长短言者何为者耶?其殆尊情者耶!”10他认为,“情”是属于人的“自然”本性中的东西,是与生俱来的,是一种自然而真实的感情,“民饮食则生其情,情则生其文矣”,11,因而“无善无不善”。他认为情是客观世界在人心中的反映,人是无法抗拒的,他说:“外境迭至,如风吹水,万态皆有,皆成文章,水何拒之哉?”12由此,他进一步扩展,把“宥情”拓展到对整个人性的宽容上,反对把人的情感和才能纳入一个模式的观点。他认为,如果用各种要求限制人性,即使是最优秀的人才也无法得到充分的发展。所以,他要求“不拘一格降人才”,显示了龚自珍人性解放的思想。

(二)康有为善质出善论

我国晚清时期的思想家康有为认为人性由构成人自身的阴阳之气所决定,人的本性是源自于人的自然属性。他认为,人的这种自然人性并没有善恶之分,这就否定了我国传统人性观众关于人性论中如孟子的人性天性“善”和荀子天生“恶”。他说:“性者,生之质也,未有善恶。”(《万木草堂口说》)他认为,人生而有的只是可生长善恶的基质。所以他说:“性只有质,无善恶。” (《万木草堂口说》)正是由于人有了这种基质,才使人可以为善。在他看来,人的基质与禽兽草木的不同之处在于人的基质决定了它能够生长出人所具有的德性,即人的这种自然属性在于它“好懿德”,即仁义礼智。所以他说:“人之贵于万物,其秉

9北京大学哲学系.中国哲学史 [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401.

10龚自珍.龚自珍全集(上册)[M].北京:中华书局, 1959:232.

11龚自珍.龚自珍全集(上册)[M].北京:中华书局, 1959:41.

12龚自珍.龚自珍全集(下册)[M].北京:中华书局, 1959:345.

彝之性,独能好懿德。”13由此可见,自然属性是他的人性论的起点,是人作为高级动物必不可少的一个重要部分。这样他就扬弃了传统哲学人性善恶的二元区分。他认为,人之向善是一个发展过程,人先有善质进而发展出善,再由善变为圣人。在康有为这里,性、善、圣人三者的关系呈现出不断超越逻辑上升的趋势。他在解释他的观点时,把自己的观点与孟子的观点进行了对照,认为自己对人性善恶的判断标准和孟子是不一样的,“孟子下质于禽兽之所为,故曰性已善;吾上质于圣人之所为善,故性未善。善过性,圣人过善。”14也就是说,他与孟子对于善的评判标准不同,因而得出了性善与否的不同结论。孟子把人性和禽兽之性做比较,那么可以称得上人性已善,而他用圣人的标准来和人性相比照,那么人性还不能称得上已善,性本身无所谓善恶可言。在他看来,善是靠后天的努力得来的,所以从时间的维度来看,有了性以后,才有善可言。所以性善过性。

第三节人性论与德育

本章讲述的是德育的人性论基础,意欲说明的是要德育者从哲学家关于人性的解说中了解人性,进而有效地开展德育,但是我们不难看出,哲学家关于人性的解说五花八门。有的人认为人是理性的,有的人认为人是非理性的,或有人认为人理性与非理性兼而有之;有人认为人是利己的,有人认为人是利他的,或有人认为人利己与利他兼而有之;有人认为人是性善的,有人认为人是性恶的,或有人认为人性善与性恶兼而有之。如此等等。这让我们似乎无所适从,我们会疑惑,我们到底应该依据何种人性论观点进行德育呢?既然人性必然恶或必然善,教育又有何存在的必要和可能呢?这就需要对人性有科学的理解,还需要正确认识人性论与德育实践的关系。

一、人性认识的复杂性解析

我们说,从前两节古今中外哲学家关于人性的讨论和说明中我们发现,在他们关于人性的说明中存在诸多二律背反,即有一种人说,人性是善的,就有另一种观点说人性是恶的;有一种人认为人性是理性的,就有另一种观点认为人性是非理性的。这种对立的认识还表现在从自然性和社会性,个体性和社会性,精神性和物质性,理论性和实践性,能动性和被动性,主体性和客体性等维度解说人性。为什么会出现如此对立的观点呢?对这种现象的存在,我国有学者作了这样的回答,在他看类,这源于人的现实存在的变动性和人类的认识的差异性。

(一)人的现实存在的变动性

13康有为.孟子微、中庸注、礼运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7:29.

14康有为.孟子微、中庸注、礼运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7:31.

哲学家对人性的认识和理解之所以有如此大的差别,甚至相互矛盾,究其原因,首先表现在人始终处于变化中。这种变化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看,一方面,就个体的成长而言,人始终处在“完成中”。人生之处,除了简单的本能行为以外可以几乎说一无所有,随着自然的生长和环境的影响,人才有了简单的感觉和知觉,在后来身体与各种心理因素漫漫发展起来,综观一个人一生的发展,其实也在不断的变化中,没有片刻的停息。正因为如此,人们才感慨:人心难测。所以,人的变化犹如一条奔流不息的河流,一株永远生长着的生命之树,一座永远处于建造中的永不封顶的大厦。对于人的“变”,人类也早就意识到了。斯芬克斯之迷的寓言所蕴涵的就是人之“变”的朦胧意识;大舜之“道心惟微”的“真传”中所意指的那个“微”字实质也是“变”字。因为人心总是变动不居,所以才难以把握。(杨金海,1995)另一方面,从人与社会实践的关系来看,人始终处于变化中。关于这一点,马克思给了很好的回答。在马克思看来,人的变化与社会实践的变化始终处在一种辩证发展中。人之所以始终处于变化之中,并非什么神秘的力量在推动,乃是由于人们的社会实践的不断变化性。人的变化与社会实践的变化是互为因果的关系。这种变化表现为人改造了自然和社会,同时也提升了自己的社会性。由此我们说,人永远在历史中,永远在发展中,永远在变化中。因此,任何对人的认识的观点,都是历史的观点。人性论是人的历史论。

(二)人类的认识的差异性

作为现实存在的人(包括自己)被人类认识,其结果为什么出现如此大的差异的另外一个原因就是人类认识的差异性。这种认识的差异来源于三个方面:一是认识背景差异,二是认识方法的差异,三是认识结果表征的差异。首先每个人作为认识主体,在认识对象时都不能摆脱他认识对象时的主体主观背景,每个人作为认识主体,在认识对象时都不能摆脱认识对象时对象的客观背景。并且由于认识方法的路径差异,切入认识对象的角度不同,才使人们的认识结论不同。比如,有人从实然的角度认识人性,有人从应然期盼人性;有人从分析的角度解剖人性,有人从综合的角度把握人性。有人从实存的角度来考察人性,有人从功能的角度考察人性。也正因为如此,他们所表征出来的他们的认识结果就各自相异。关于这一点,现象学给了我们很好的说明。在海德格尔看来,解释从来不是无前提地把握事先给定的事物,而是具有他所谓的前结构,这就是所谓的前理解。前理解包括三种要素:“前有”(Vorhabe)、“前见”(Vorsicht)和“前把握”(Vorgriff)任何解释都是在“前见”基础上的解释。海德格尔说:“把某物作为某物加以解释,这在本质上是通过前有、前见和前把握来进行的。”这就是说,理解和解释具有“因缘整体性”,即解释是不能脱离解释者的主体背景的。伽达默尔认为,任何理解都处于历史的形势之中。根本不存在纯“客观的”、无任

何特殊视角的理解。历史限制了我们的知识,但也通过决定我们能理解什么而帮助了我们的理解的开展。意识因拥有一个前历史(pre-history)而被历史影响,并通过具有一个后历史(post-history)而反过来影响历史;这样一种意识就被称作“效果历史”(Effective history)。(洪汉鼎,2001)

二、人性论与德育

从前面的论述中我们知道,人性是复杂的,这种复杂性表现在人的现实存在的变动性和人类的认识的差异性。它回答了我们为什么有如何不同的人性论观点,但这似乎还没有解答我们的根本问题,即人性论与德育实践的对接问题,也就是说人性论对德育实践到底有没有意义?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又把我们牵扯到了理论与实践的关系问题上来了。

(一)理论之于实践

古希腊语中“理论”的词根是“旁观”的意思,在那时,理论和理性是同一的,理论或理性只是指对某些领域的沉思和关注。随着近代理性的科学主义化,理论也被处方化,把它看成了行动纲领或工作计划,企求它提供实践者精确的机械操作过程,使理论背负上了它的难为之重。理论不能凭空产生,理论必然来源于实践的,但是它是以损失实践的丰富性、多样性、动态性和复杂性为代价而生成的化约了的经验。也正因为如此,有西方学者甚至极端地认为理论不是建设性的,而是批判性的。纵使理论具有建设性,理论也有不同的层次,我们也不能一概而论的指望所有理论都具有规范实践的作用。哲学家欧克肖特认为,“有真正哲学的地方就不能有指导;如果我们寻求指导,我们必须‘挂起哲学’”。(欧克肖特,2009)这并非是在倡导理论虚无主义,相反,作为实践科学的德育学,它的理论的价值就在于实践,但它对实践的意义只在于启示而不在于指示,理论不能为实践提供可供直接操作的技术路线,所以,实践和理论的关系是对话关系,不是指导和被指导关系。(段鸿,2011)在德育现实中甚至整个教育领域内,常有一种不正确、不合理的诉求,那就是,许多实践一线的教育者,一味地埋怨理论无用,或者批评理论不切合现实。这里当然有理论自身的问题,我们也确实不能回避我国德育理论水平和研究层次还有不如意的地方,但是一个不能忽视的现状是把理论看成是程序设计或指导文本是极其错误的,尤其是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任何伟大的理论家都不敢他的理论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能有效指导实践。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论是不存在的。

(二)人性论之于德育

关于理论和实践的关系,我们不能走技术主义的道路,把理论看成是技术路线图;也不能持理论无用主义,把理论看成是无关于实践的东西。由于我们被驱逐出了伊甸园,我们就

被剥夺了用上帝之眼看问题的能力,因此,确定性和全面性适当性就拒绝了我们,我们也就不具备知道关于“真理”、“全部真理”、“只有真理”的基础。那么,人性理论的意义何在呢?它的意义首先就在于它可以激励我们为了完美理想而为之奋斗。因为,理论是对现实的理想化美好的构想。“理想的价值,不在于受益于达到,而在于受益于其追求过程。”(尼古拉斯?雷舍耳,2007:142)其次是他的对照功能。对照的意义在于理解。我们对对象和象限的理解都是在对照中完成的。理论不可能完美,它不是一个可以实现的状态,而是一个有用的对照概念,使得实际的科学处于其适当的位置上,并帮助我们感受科学的不完美之处。因此,它的正当性,不在于它未来的可实现性,而在于它正在发生的效用,作为调节理想,它提供了一个对照,看什么是我们实际上能达到的,以至于凸现其显著的极限。“‘完美科学’的想法是一种力图聚焦在虚构上改造我们和构成我们的探究追求,它表达了探究的终极目标,是我们仍在行走和永远忙碌其中的旅途之理想的目的地,是我们追求但永远不能拥有的圣杯。它只具有调节作用,它类似于官员去提醒罗马皇帝必死的角色,提醒我们人类总是脆弱的。”(尼古拉斯?雷舍耳,2007:142-143)

孟子的人性论

孟子的人性论 Prepared on 22 November 2020

目 录 摘 要 (1) Abstract (1) 一、孟子思想产生的原因 (1) (一)时代的要求 (1) (二)继承与创新 (2) 二、孟子人性论的内容 (2) (一)何为人性 (2) (二)人性的本质 (2) 三、孟子人性论的意义 (2) (一)对当时的意义 (2) (二)对当代的意义 (3) 参考文献……………………………………………………………………………… 4

摘要:春秋战国时期是我国古代思想文化最为繁荣的时期之一,各派思想纷纷出现,儒家思想也在那个时候诞生了,孟子作为儒家大师之一,他的思想的产生不仅是时代的要求,而且也是在孔子基础上的发展,更是自身对儒家思想的一次创新,对儒家思想的形成与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他不仅初步完成了对儒家思想的构建,而且为儒家的核心思想“仁”找到了理论依据,即人性本善,并且在善的基础上使“仁”的思想内涵得到进一步的扩大,不仅促进了当时儒家思想的发展,对我国当前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也具有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孟子;人性;善;和谐社会 Abstract:The spring and autumn period and the warring states period is one of the most prosperous period of ancient Chinese ideology and culture, political ideas, Confucianism also at that time was born, mencius as one of the Confucian master, his thought is not only the request of the ages, but also in development, on the basis of Confucius is an innovation of Confucianism itself, on the 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Confucian thought made great contributions, not only did he initially completed the building of Confucian school, and find the core of the Confucian "benevolence" as theoretical basis, namely human goodness, and on the basis of good make "benevolence" to further expand the thought of, not only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Confucianism, the current construction of a harmonious socialist society in China also has the vital significance. Keywords:Mencius; Human nature; Good; A harmonious society 浅谈孟子人性伦 一、孟子思想产生的原因 (一)时代的要求 孟子生活在东周战国时期,社会各个方面都纷乱复杂,政治上无非是各个诸侯国之间你打我拒,目的就是为了扩大疆土、富国强兵、称雄天 下,然而伴随它产生的各派的思想对于诸侯就复杂的多了,究竟那个可以令他们实现目标,这是个复杂的问题。 《史记·孟子荀卿列传》是这样描写孟子与孟子所处的时代的,“孟轲,邹人也,受业子思之门人。道既通,游事齐宣王,宣王不能用。适梁,梁惠王不果所言,则见以为迂远而阔於事情。当时之时,秦用商君,富国疆兵;楚、魏用吴起,战胜弱敌;齐威王、宣王用孙子、田忌之徒,而诸侯东面朝齐。天下方务於合从连横,以攻伐为贤,而孟轲乃述唐、虞、三代

中西方人性论比较

中西方人性论比较集团标准化工作小组 #Q8QGGQT-GX8G08Q8-GNQGJ8-MHHGN#

中西方人性论比较 摘要:中国和西方人性论存在许多差异,其中最能够反映出两种不同文化中人性论分野的是整体和谐论与二元对立论的差异。中国传统文化把人以及人性作为一个整体来把握,相信“人皆可成尧舜”,认为人的灵与肉是和谐统一的,人能够自我控制、自我约束,从而直接导致中国传统文化的泛道德主义和等级主义、专制人治、清官情结、明君情结。西方认为人本身具有两极对立性,人自身具有灵与肉、理性与感性、天使的一面与野兽的一面,两者常常冲突,人并不必然趋善,人性有其局限性、脆弱性、需要外在的他律性,从而直接导致西方文化的自然主义,并成为西方平等、民主、法治思想的基础。 关键词:人性论整体和谐二元对立 法国18世纪着名的唯物主义哲学家霍尔巴赫曾指出的,“适合于人的道德学应当建立在人性上,它应当告诉人什么是人,什么是人给自己提出的目的,以及达到这个目的的方法。而对你的目的,这就是全部道德学的撮要。”因此,人性问题对于伦理学的特殊意义就在于人性理论是任何道德学说的理论前提。 一、中国人性论 中国传统哲学关于人性的理论主要表现在人性善恶上,其观点繁纷复杂,张岱年先生把我国传统哲学关于人性善恶的理论划分为六种:“( 1)性善论———孟子,后来的宋明理学以 及王夫之、颜元、戴震都主性善论。(2)性无善无不善论———告子,后来王安石亦主性无善恶。( 3)性恶论———荀子。( 4)性有善有恶论———世硕。后来董仲舒、扬雄亦主此说。(5)性三品论———王充、韩愈。(6)性二元论———张载讲天地与气质之性,程颢、程颐讲天命之性与气禀之性,朱熹讲本然之性与气质之性,朱门弟子讲义理之性与气质之性。”把这些观点归纳一下,实际上最具代表性的是孟子的性善论、荀子的性恶论和告子的性无善无不善论。后来关于人性善恶的思想都是对这三种观点的发挥或综合。

从先秦儒学到宋明理学_中国古代人性论的发展历程(2).

第3卷第1期山东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VOL.3№12001年3月Journal of Shandong U niversity of Science &T echnology(Social Science Mar.2001 从先秦儒学到宋明理学 ———中国古代人性论的发展历程 陈延庆 (聊城师院马列部中国哲学所,山东聊城252000 摘要:从某种意义,一部从先秦儒学到宋明理学的发展史也就是一部中国古代人性论的发展史。本文分析了从先秦儒学到宋明理学的儒家主要代表人物在人性问题上的主要观点及其理论得失,揭示了中国古代人性论的历史发展。 关键词:儒学;理学;人性论 中图分类号:B222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7699(200101-0013-04 From Conf ucianism B efore Q in Dynasty to That of the Song and Ming Dynasties ———The Chief History of Ancient Chinese Theory of Human Nature CHEN Y an 2qing (Chinese Philo sophy Research Institute of Marxism -Leninism Department ,Liaocheng Normal University ,Liaocheng Shandong 252000,China Abstract :In my opinion ,the history of Confucianism before Qin Dynasty to that of the S ong and Ming Dynasty is also the histo 2ry of the ancient Chinese theory of human

中西方人性论比较

中西方人性论比较 摘要:中国与西方人性论存在许多差异,其中最能够反映出两种不同文化中人性论分野得就是整体与谐论与二元对立论得差异。中国传统文化把人以及人性作为一个整体来把握,相信“人皆可成尧舜”,认为人得灵与肉就是与谐统一得,人能够自我控制、自我约束,从而直接导致中国传统文化得泛道德主义与等级主义、专制人治、清官情结、明君情结。西方认为人本身具有两极对立性,人自身具有灵与肉、理性与感性、天使得一面与野兽得一面,两者常常冲突,人并不必然趋善,人性有其局限性、脆弱性、需要外在得她律性,从而直接导致西方文化得自然主义,并成为西方平等、民主、法治思想得基础。 关键词:人性论整体与谐二元对立 法国18世纪著名得唯物主义哲学家霍尔巴赫曾指出得,“适合于人得道德学应当建立在人性上,它应当告诉人什么就是人,什么就是人给自己提出得目得,以及达到这个目得得方法、而对您得目得,这就就是全部道德学得撮要。"因此,人性问题对于伦理学得特殊意义就在于人性理论就是任何道德学说得理论前提。 一、中国人性论 中国传统哲学关于人性得理论主要表现在人性善恶上,其观点繁纷复杂,张岱年先生把我国传统哲学关于人性善恶得理论划分为六种:“( 1)性善论—-—孟子,后来得宋明理学以及王夫之、颜元、戴震都主性善论。(2)性无善无不善论———告子,后来王安石亦主性无善恶、( 3)性恶论-——荀子、( 4)性有善有恶论———世硕、后来董仲舒、扬雄亦主此说。(5)性三品论-—-王充、韩愈。(6)性二元论—-—张载讲天地与气质之性,程颢、程颐讲天命之性与气禀之性,朱熹讲本然之性与气质之性,朱门弟子讲义理之性与气质之性、"把这些观点归纳一下,实际上最具代表性得就是孟子得性善论、荀子得性恶论与告子得性无善无不善论、后来关于人性善恶得思想都就是对这三种观点得发挥或综合。 孟子发展了孔子得人性论,在中国思想史上第一个明确而完整地提出了性善论。孟子认为人性乃人之异于禽兽者,因此人性体现在人得社会道德本性上,而不就是自然本能上。孟子并非完全忽视人得本能欲望,只就是她认为这不就是人得本质。孟子认为告子得瞧法会混淆人、犬、牛等各种动物得区别,她从人与动物区别得角度来论述性。孟子说,“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庶人去之,君子存之。”(《孟子·离娄下》) “人皆有不忍人之心、"“无恻隐之心,非人也。”(《孟子·公孙丑上》)孟子认为人性就是善得,她说,“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就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就是非之心,智也;仁义礼智,非有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孟子·告子上》)孟子并不认为人生来就就是正人君子,只就是认为人性内天生含有善得因素,如果不受环境得阻碍,加上自身加强学习、修身养性,人之善就会从内部自然发展出来、孟子一方面认为“人皆可成尧舜”;但另一方面她又认识到大多数人实际上就是成不了尧舜得。她认为人都先天存有“仁义礼智”四种善良本性得因素,但就是一般人并不能保持并光大这些人性之光,仍然等于禽兽,只有少数圣人君子能保持并光大这些人性之光、因此孟子在政治上寄希望于君贤臣忠民顺,以正君为本。“君仁,莫不仁;君义,莫不义;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国定矣。”(《孟子·离娄下》)这固然在一定程度上能给人以某种希望与尊严,也造就了为数较少得明君清官,但却为人治、专制等级制提供了合理化得基础。 荀子就是中国性恶论得代表,其性恶论得基本观点就是:“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荀子·性恶》)荀子认为人得自然本能导致人求私存利,而个人追求私利物欲就是社会纷争与动乱得根源、因此,她认为,人性只能逆(即改造)而不能顺,只能化不能因。因此,社会才有必要建立起严密得礼法制度来改造约束人性之恶。她认为人虽然有求利求乐之恶端,但同时人还有智能,因此任何人通过学习礼法与道德修养都可以成为圣人。“涂之人也,皆有可以知仁、义、法、正

企业战略管理案例汇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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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企业战略管理现状分析.doc

中国企业战略管理现状分析 我国企业失败的原因很多,但重要的一条却是缺乏战略管理。由于缺乏战略管理,使其在战略决策上接连失误。透视我们很多企业,甚至很多企业集团,虽然有战略管理的机构,或由于主要领导人不注重战略管理,或由于战略管理班子自身存在问题,影响了整个企业的战略管理水平,但企业永远做不大也做不强。 中国企业发展战略所回答的经营管理问题 战略是确定企业长远发展目标,并指出实现长远目标的策略和途径。战略确定的目标,必须与企业的宗旨和使命相吻合。从企业经营管理的角度看,企业发展战略并不神秘,战略是一种思想、一种思维方法,也是一种分析工具和一种较长远和整体的计划规划,与我们通常说的企业长远规划差不离。 一、企业将来发展的方向; 二、企业将来需要实现的目标; 三、企业现在和将来应该从事的业务; 四、企业应该采取什么样的策略,于预定的时间内实现设定的目标; 五、在预定的时间内,企业将变成什么样子; 六、企业发展中可能存在的主要风险; 七、风险应该如何加以控制; 八、企业实现目标所需要的战略性资源。 中国企业常见战略管理问题分析 中国企业战略管理整体水平低下,对战略管理的价值认识不够、战略决策的随意性大、盲目追求市场热点,主要类型和表现为如下:

A类型:缺乏长远发展规划,战略变化频繁; B类型:战略决策随意性较大,缺乏科学的决策机制; C类型:对市场和竞争环境的认识和分析盲目,缺乏量化的客观分析; D类型:盲目追逐市场热点,企业投资过度多元化; E类型:企业战略计划流于书面报告,没有明确的切实可行的战略目标; F类型:企业战略计划难以得到中高层的有力支持,也没有具体的行动计划。 中国企业的战略制定方式 一、领导层授意,自上而下逐级制定 一般由企业高层领导者讨论并授意秘书或办公室人员草拟整个企业的战略,然后逐级再根据企业的实际情况以及上级的要求发展这个战略。这一方式的优点是,领导层重视战略,有时间可以集中精力去思考战略方向。 二、领导层建立制定战略方案的业务单位 由设立企业的、具有一定权威的、赋予平衡各业务部门权力的“企业最高参谋部门”负责制定,或者由企业的规划部门负责制定。其好处是,业务班子,熟悉本企业情况,了解领导意图。 三、以战略事业单位为核心制定战略 在运用这一方法时,高层管理对各战略事业单位先不给予任何指导,而要求各事业单位提交战略计划。高层领导只加以检查与平衡,然后确认。这种方法的优点是,各战略事业单位受到的束缚较小,可根据所在事业领域的特点制定出切合实际、有利于竞争的计划。 四、企业与咨询公司合作进行

中国古代人性论

中国古代的人性论 人性论是关于人的共同本质的理论。通常指撇开人的社会性和阶级性去解释人的共同本质的观点或学说。随着人类的不断进化,我们便有了一个会思维的发达的大脑,于是就喜欢对感知的事物刨根究底,从而做出一个结论性的解释。一些先哲把研究的视角对准了自己和同类,于是提出了“我是什么?人是什么?”的问题,先哲们在深入研究的基础上形成了自己的见解,于是纷纷著书立说,用自己的观点解释人和社会,于是就形成了许许多多的古典人性观,这些人性观的一些观点至今还在深刻地影响着人们的思想。 人性的存在是以道德的存在为前提的,善恶这两个范畴是与人的伦理道德联系在一起的,是道德判断、道德评价的结论,善即符合某种道德,恶即违背某种道德。如果没有道德主体的人善恶的分别也没有了意义,离开了道德善恶也就无从界定,所以人性善恶的问题也就是人性与道德的关系问题。在思想家们的眼里,人性是与生俱来的先天固有的某种规定性,他在逻辑上先于善恶,善恶是其属性,这样,人性的善恶就成为道德主张的逻辑前提。人性论问题之所以重要在于如果没有确定的人性论主张,道德的确立就缺少了根基。 人性论是关于人的一般本质的思想观点,先秦是人性论的繁盛时期,探讨人性的理论很多。当时关于人性的学说可谓是各有特色,对人性的剖析可谓是入木三分他们围绕人性的善恶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辩论,“一人一把号,各吹各的调”的局面时常出现,但他们异中有同,形成了中国人性理论的总体特征。其中虽然有很多思想与我们现在的思想不相协调,也不乏值得我们借鉴的有益思想。在中国古代哲学中,关于人性论的思想有性善论、性恶论、性有善有恶论、性无善恶论等学说。 孟子人认为:人之初性本善。他是我国最先主张性善论的思想家, 孟子认为讨论人性要推求其所以然,这个所以然是什么呢?他并未明言,他举例说,禹治水的成功在于利用了水向低处流的规律,因势利导,于是水就安然无事了。天虽然高,星辰虽然远,但一千年后冬至的日期还是可以推算出来的。同样人性也是有其规律,这就是一心向善,如同水往低处流一样,在孟子看来,人性向善就是人性本善,孟子论性善,一出言便立意甚高。孟子所说的善即人心

人性论看法

(1)你对中国古代人性论、激励(如何调动积极性)思想有哪些看法?联系自己实际,谈谈哪些思想有益于自己的发展; 关于中国古代人性论(善恶论)一般有四种观点:性善论、性恶论、性无善恶论、性亦善亦恶论。虽然曾经我也和几乎所有中国小孩一样,小时候“人之初,性本善”脱口而出,倒背如流,但随着年龄成长,我更倾向于告子的无善无恶论。 刚出生的婴儿没有善恶的观念,他们的善恶观,是非观是后天约束形成的。婴儿最初的行为是出于本能的,饿了想吃奶,不舒服了会哭,舒服了会笑,如果他对着别人笑,周围的人会夸奖他,如果他不高兴就打人,周围的人会纠正他,告诉他这是不对的……于是在小孩的成长过程中,他会受到所接触的世界的善恶观的影响,他们从周围的亲人,学校的老师,读过的书接受吸收各种善恶的观点,从而形成每个人不同的善恶观,这便是后天环境中观念的养成。 类似的,在我看来,中国古代的激励思想的核心也是观念的养成。不论是统治者对人民士兵的激励,“士为知己者死”,“赏罚分明”,还是古人对自己的激励“闻鸡起舞”“悬梁刺股”,都是为了使人民或者自己坚信一种观念―这样做是积极的,正确的,能使人成功的。 在我们的省份,高考竞争非常激烈。在高考前一段时间,整个班级气压非常低,当时我感觉压力很大,每天心情都很沉重。我意识到这样下去会出现大问题,于是我开始给自己心理激励。类似一种心理暗示,我每天早晨吃饭前去操场慢跑两圈,然后不断告诉自己:你是最棒的!就这样踏实有节奏的复习下去,一定会成功!不要着急,付出就会有收获……现在想想觉得当时的行为很傻,然而后来发现那可能是我做的最正确的事情之一。这样的心理暗示行为其实是让自己坚信,坚持从容就会成功。有时候,像这样坚信一种观念,对人的激励是无穷的。(2)谈谈你对行为主义、精神分析和人本主义三大心理学流派的认识,对于你的发展有哪些启发?? 不知能否这样简单的对应,行为主义与无善无恶论类似,认为人类所有的行为都是由先天与后天环境所决定,是先天基因加上后天环境所产生的结果。精神分析与性恶论类似,认为不符合社会规范的欲望和冲突被压抑在无意识中仍影响着意识。人本主义与性善论类似,强调人的尊严、价值、创造力和自我实现。 如果从上一个问题看,我似乎更倾向于行为主义,然而,我很赞同人本主义,我始终认为,人的内心应该有一些坚定不移的东西,自己的信念,原则和底线。这让我不论处于如何狼狈不堪的境遇,都能保持自己的人格和尊严,不会成为一个失去底线的人,也不会成为一个堕落沉沦的人。

中国军事思想发展历史及西方军事

军事思想是关于战争、军队和国防的高层次的系统的理性认识。它揭示战争的本质、基本规律并指导战争,阐明军队与国防建设基本理论与原则,是人们长期从事军事实践的经验总结和理论概括。先进的军事思想是战争的重要制胜因素。 本章主要介绍古今中外有关军事思想的形成与发展过程,了解我国古代、近代及当代军事思想的辉煌成就,初步了解西方近代和现代主要军事思想。 第一节军事思想概述 一、中国古代军事思想 中国古代军事思想是指公元前21世纪至公元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前的这段时期,各阶级、集团及军事家、军事论著者对于战争和军队问题的理性认识。 中国古代军事思想内容极为丰富,与西方古代军事思想相比,起源早,哲理性强,代表了世界古代军事思想的发展高峰。中国古代兵书是记录古代军事思想的一个重要载体。据统计,我国目前尚存的古代兵书多达2300余部,18567卷。这些兵书集中反映了中国古代有关“治军”和“用兵”的基本思想,构成了中国古代军事思想的主体。 下面分别从古代军事思想的发展过程及其主要内容两个方面学习。 1、中国古代军事思想的发展过程 中国古代军事思想的发展过程可以概括为:起源于夏、商、西周时期,成熟于春秋战国时期,发展于秦至元代,徘徊于明、清时期。 夏、商、西周经历了奴隶社会从确立、发展、鼎盛到衰亡的整个历史阶段。这一时期形成了国家,建立了军队,出现了真正的战争及与其相适应的军事思想。夏商之间的鸣条之战和商周之间的牧野之战,已经开始应用军事谋略。但此阶段的军事思想不完善,认识不深刻,军事论著很少且已失传。例如,《易经》中有反映商周之际谋略思想的内容,《尚书》、《诗经》中记载了一些军事理论片断。西周时期出现了专门的军事文献《军志》、《军政》,这两部著作已经失传,但后世兵书中可以找到片断的引文,是中国古代军事思想产生的一个重要标志。 春秋战国时期是我国古代社会从奴隶制向封建制的过渡时期,是封建社会各诸侯国相继建立并日趋统一的时期。同时,这一时期也是我国古代文化发展最为灿烂辉煌的时期,出现了诸子百家学术争鸣的学术繁荣景象。处在这样一个社会大变革时期,频繁的战争实践和军事学术上的百家争鸣(汉初张良、韩信整理出兵家182家),使得军事理论和实践得到不断发展。军队的组织制度初步完善,战略战术原理走向系统,作战兵器也不断改良,许多军事家及兵书著作不断涌现,其中最突出的就是春秋末期军事家孙子及其所著的《孙子兵法》,标志着我国古代军事思想的成熟,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孙子简介:孙武,字长卿,春秋末期齐国人,与孔子同代,生卒年月不详。因齐内乱投奔吴国,经吴国大臣伍子胥推荐,晋见吴王阖闾,献兵书,被吴王阖闾委以将军,经国治军,显名诸侯,助吴“西破强楚,北威齐晋,南服越人”,其军事思想集

企业战略管理经典案例

海尔作为中国的世界名牌,是我们的骄傲,它能够在短短二十几年的时间里,从一个濒临倒闭的冰箱厂发展成为世界第四大白色家电制造商,这是中国企业的奇迹,海尔的发展模式值得其他的企业研究和学习,从海尔的发展战略中也许我们会有很多的收获! 张瑞敏,中国的杰克.韦尔奇,在接手青岛冰箱厂以后,以他的智慧使它得到了腾飞,也让中国多拥有了一个世界500强企业,张瑞敏的理念就是:追求卓越,实施名牌战略。 海尔在发展过程中经历了四个发展阶段:名牌战略阶段(1984-1991),多样化战略阶段(1992-1998),国际化战略阶段(1999-2005),全球品牌战略阶段(2006年至今),在每个阶段海尔都以其自己的方式进行建设,在竞争激烈的家电行业赢得一席之地! 一下是对这几个阶段的分析:

一,名牌战略 特征:只干冰箱一个产品,探索并积累了企业管理的经验,为今后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总结出一套可移植的管理模式。 张瑞敏在一次对全员工的大会上说过“要做就做最好的”,他决心以世界一流名牌为目标而努力。而世界一流企业的共同点是都将体现本国文化的一流品牌。家电行业的优秀品牌=高质量的产品+优质的售后服务,从这里可以看出,海尔的名牌战略不是以价格为竞争武器进入市场的,而是通过获得消费者的信任,以高质量,高附加值提高其产品的市场占有率。 分析 分析是指宏观环境的分析,P是政治,E是经济,S是社会,T是技术。在分析一个企业集团所处的背景的时候,通常是通过这四个因素来进行分析企业集团所面临的状况。

政治法律环境: 在海尔1984年的时候,青岛冰箱厂是众多冰箱企业的一员,当时中国的政治生活稳定,国家的政治生活衣发展经济为目标,国家对企业的发展特别是国有企业的发展提供必要的政策财政支持,在税收政策上也给与帮助。同时也因为市场经济制度的不够完善,使市场有一定的混乱,家电行业也未处于垄断之中。 经济环境: 当时的国民经济处于快速发展的时期,人民生活水平不断的提高,可支配收入也有了很大程度的增加,城镇居民也有强烈的消费愿望,渴望改善自己的生活水平,同时社会经济也面临着通货膨胀的压力。 社会环境:

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发展历程.

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发展历程 一、上古:中国文化的产生 上古(一般指夏商周)是指几百万年以前,至有文字记载以前的历史阶段。(殷商之前)在中国传统文化史上,我们可以把上古界定为:170万年前至殷商的4000多年前这段时期。在这个时间段内,人类的进化发展经历了五个阶段,即拉玛古猿、南方古猿、直立人(猿人)、早期智人(古人)和晚期智人(新人),这是世界人类学家共同努力的结果。 1、中国人的起源: 广义的文化是指“人化自然”,或叫“自然的人化”,因此有了人就有了文化。一部人类文明史就是文化史,中国文化的起源应该从中国人的起源说起。 (一)170万年前的元谋猿人 迄今为止,在中国发现的最早的人类是“元谋猿人”。经科学家研究,元谋人距今已有170万年。元谋人更象古猿。他们在密林中采摘果实,追猎野兽,还能蹒跚直立行走。 (二)五十万年前的北京猿人 1927年以来,在北京周口店龙骨山的洞穴内陆续发现了不少猿人的牙齿、头盖骨、肢骨等化石,这种猿人被称作“北京猿人”。在距今四五十万年前,北京猿人为了抵御灾害和获取生活资料,不得不几十个人结成一个群体在一起生活,形成原始群。他们白天采摘果实猎取野兽,到晚上返回龙骨山的山洞里,边烤火边休息,边用简单的语言和手势交谈。 (三)1.8万年前的北京山顶洞人 1933年,在北京市周口店龙骨山顶部发现了距今1.8万年以前的人类遗骨化石。这种人被称为“山顶洞人”山顶洞人比北京猿人有了很大进步。山顶洞人的文化生活比较丰富,有了装饰品。 从猿到人是生命物质所实现的质的飞跃,而文化就是在这种转变中被创造出来的。70年代以来,人类各个发展阶段的丰富材料在我国相继发现,是世界上迄今为止在人类起源的各个环节中唯一没有缺环的国家。 根据人种学分类,中国人属蒙古人种,元谋人、北京人、山顶洞人都具有典型的蒙古人的特征。从猿到人是生命物质所实现的质的飞跃,而文化就是在这种转变中被创造出来的。 在古代人们对人类的起源是缺乏研究的,于是就有了盘古开天地,女娲抟土造人的传说(《淮南子》、《山海经》)。 2、原始物质文化 原始物质文化是指原始社会人化自然过程中所创造的实体文化。我们可以把原始物质文化分为旧石器和新石器时代加以介绍: (一)旧石器时代:是指从人类开始使用简单加工过的石块开始。 (1)工具(石器)是最早出现的物质文化。

中国管理研究的现状及发展前景

徐淑英《光明日报》( 2011年07月29日11 版) 过去20多年来,中国管理学研究关注西方情境的研究课题,验证西方发展出来的理论,并借用西方的研究方法论。而旨在解决中国企业面临的问题和针对中国管理现象提出有意义的理论解释,这方面的研究却迟滞不前。围绕到底是追求“中国管理理论”(即在中国管理情境中检验西方理论)还是“管理的中国理论”(即针对中国现象和问题提出自己的理论)的争论,很多学者作出了积极探索。中国的管理学研究者应遵循科学探究的自主性原则,保持对常规科学局限性的警觉,从事既能贡献普遍管理知识,又能解决中国管理问题的研究。 国际管理学研究中的一个现象 全球化商业活动的增加,不仅使得全球化的跨国公司对管理知识的需求大大增加,而且那些处于新兴经济体(比如俄罗斯、印度和中国)中的公司,由于在国际市场上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也非常渴望得到管理实践所需的知识。除了新兴经济体外,许多发达地区的管理研究也十分活跃。有学者观察到了国际学者的一种明显偏好:从主流管理学文献(基本上是基于北美,特别是美国的文献)中套用已有的理论、构念和方法来研究本土的现象。这导致了JamesMarch(詹姆斯·马奇)所认为的组织研究的“趋同化”。这个趋势是值得注意的,因为它有可能放慢有效的全球管理知识的发展速度,也会阻碍科学的进步。这样的趋势在中国也是存在的。

科学研究总是有目的的:执著于寻找真相(reality)和追求真理(truth)。科学的研究方法确保了科学家的发现是接近于真理的,这也是所有科学研究应该达到的严谨性(rigor)标准。然而对于管理学这门应用科学来说,真理本身是不够的。管理研究的第二个目标是获取有益于提高实践水平的知识,这就是管理学者应该达到的切题性(re levance)标准。但现在大部分的中国学者都是严谨有余,切题不足。 目前,套用西方发展起来的理论在中国进行演绎性研究主导了中国管理学研究领域。用这种方法进行的研究倾向于把成果发表在国际性杂志上,尤其是国际顶尖杂志。这类研究成果验证了已有理论或者对其情境性边界进行了延伸研究,说明了如何使用现有研究成果来解释一些新情境下出现的独特现象和问题。但这样的研究倾向对现有的理论发展只能提供有限的贡献,因为它的目的并非寻找对地方性问题的新的解释。这种方法也限制了对中国特有的重要现象以及对中国有重要影响的事件的理解。 笔者并不认为学者的目标就是发展新的理论,而是提请注意这一事实:绝大部分中国的研究都不约而同地采用西方已有理论来解释中国现象。这一趋势形成的原因可以从两个方面进行解释。 首先是因为缺乏先进的科学研究方法的训练和对科学目的的正确理解。一些研究者错误地认为,科学的目的是发表文章,而非寻找对重要现象的恰当理解和解释。中国学者可以很快学会如何正确使用研

人性论

人性论是关于人的共同本质的理论。通常指撇开人的社会性和阶级性去解释人的共同本质的观点或学说。在中国古代哲学中,有性善论、性恶论、性有善有恶论、性无善恶论等学说。 我国最先主张“性善论”的是孟子,他是孔子学说的继承人和发展人,是他创造了儒家哲学的唯心主义理论体系。他认为人生来就具有天赋的“善端”,具有一种先验的道德观念的萌芽,这是人异于禽兽、高于禽兽的本质的特征。所以他说:“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人皆有不忍人之心……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犹其有四体也。”孟子的性善论作为儒家的正统思想,传播广泛,影响深远,以至宋代启蒙读物《三字经》开篇就云:“人之初,性本善。”国外持这种观点的代表人物有古希腊的斯多葛学派和法国哲学家卢梭。古希腊斯多葛学派认为人虽然有自利要求,但人具有理性,能把自身利益与他人利益按照理性的原则进行协调,从而取得和谐。十八世纪法国思想家卢梭则认为人性原来都是善的,原始社会的人都是生活在自由平等之中,快乐、天真而自由,只是由于历史发展与社会制度等原因才变恶。 我国最先主张“性恶论”的是荀子(荀况),他认为,人生来性就是恶的,后天教育可以由恶变善。他认为由于人人都有欲望追求,这是性中自有,这种对物质利益的追求就决定了人的性恶。所以他说:“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今人之性,生而有好利焉,顺是,故争夺生而辞让亡焉;生而有疾恶焉,顺是,故残贼生而忠信亡焉;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声色焉,顺是,故淫乱生而礼义文理亡焉。然则纵人之性,顺人之情,必出于争夺,合于犯分乱理而归于暴。故必将有师法之化,礼义之道,然后出于辞让,合于文理,而归于治。用此观之,然则人之性恶明矣,其善者伪矣。”荀子的两个著名的门徒李斯、韩非子等,是性恶说的坚定支持者。尤其韩非子,更是坚定地认为人性本恶,并由此毫不余力的主张用严刑峻法来安民定国。国外持这种观点的代表人物有欧洲思想家奥古斯丁、马基雅弗利、霍布士、叔本华等。基督教的原罪说也是一种典型的性恶论。它认为人类的祖先亚当和夏娃因违背了上帝的意愿犯了“原罪”,亚当和夏娃的子孙们,自从来到这个世界即负有深重的罪恶——“原罪”。因此,人要用忏悔和良好的工作以及服从某种禁忌、戒律等来获得全能全知上帝的救恕。否则,人的灵魂就不能进入美丽的天堂,而只能沦落于苦难的地狱。 我国最先主张“无善无恶论”的是战国中期人告子(告不害)。所以他说:“性无善与无不善也……性犹湍水也,决诸东方则东流,决诸西方则西流。人性之无分于善不善,犹水之无分于东西也。”国外持这种观点的代表人物首推英国近代思想家洛克的人心白纸说。该说认为人之初始,人心都是空如白纸的,根本不存在善与恶的问题。他认为,善与恶的心理观念和道德品质,都是后天的因素造成的,尤其是教育因素造成的。此外,后来的美国哲学家詹姆士和杜威,也可以说是性无善恶论者。杜威站在实用主义的立场上,认为善绝不是什么玄而又玄的东西,它仅是能满足人们的需要的事物而已,是相对的价值判断。而人性都有发展成善的可能性,只要有适当的教育,人是能养成善良的品性的。 我国最先主张“有善有恶论”的是战国初期人世硕,他主张人生来就具有“善”和“恶”这两种不同的自然属性,这两种属性是先天具有的,与生俱来的。他虽然认为人生来就有善与恶的不同本性,而要保持和发扬这种先天的本性,则在于养。后天养之善性,则是善性不断增长;养之恶性,则是恶性不断增长。后世赞成这个观点的代

试论中国军事思想

试论中国军事思想 首先,什么是军事思想?军事思想是关于战争、军队和国防等基本问题的理性认识,是人们长期从事军事实践的经验总结和理论概括,不同的队级、国家和政治集团有不同的军事思想。军事思想虽属于理论,但其对军事实践的指导作用是不可小视的,它为认识军事问题提供基本观点,为进行军事预测提供思想方法,为从事各项军事活动提供全局性指导。由此可见,军事思想在军事领域中的地位是举足轻重的,如果将军事比作人,那军事思想必将是灵魂。因此,我们研究军事思想的发展是十分有必要的。这里,我想重点谈谈中国军事思想的发展。 一、《孙子兵法》——第一次军事思想的飞跃 在源远流长的历史文化中,中国古代军事思想无疑是一支绚烂的奇葩。中国古代战争之多,兵书和论兵要著之多,军事群星之多,军事典章之多,堪称为世界之最,其军事思想发展水平一直居于世界领先地位。中国早在西周时期就已经高度概括和抽象出了一些关于战争和指导战争的理性原则。当然,在诸多古代军事著作中最富盛名的还属《孙子兵法》,其为我国军事思想的第一次飞跃。 《孙子兵法》共计十三篇,从战略和战术两个方面系统,全面的阐述了战争规律。其主要思想是慎战、重战、善战。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所以将帅要谨慎用兵,高度重视用兵。而孙子重点阐述善战者的特征,品质,从宏观和微观层面,从客观和主观层面来怎样创造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怎样做到善攻者和善守者。《孙子兵法》用一个字来简单概括就是“变”。虚实是变,诡诈是变,奇正是变,形势是变,计谋是变,因势制权是变,因利用兵是变,九变是变,总而言之,变在先,以变应变,因敌变化而变化取胜谓之神。就这一点对现代军事而言也同样的重要,当面对战事时我们必须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做到实事求是,逐渐创新求变,以应变于无穷。 细究古代军事思想就会发现,其不仅仅是单纯的排兵布阵,而大量涉及到政治、经济与战争的关系,进而从政治和经济层面论述军事和战略问题。因此,以孙子兵法为代表的中国古代军事思想史经过悠久的历史考验以及从战争经验中总结出来的,具有宝贵的价值。只要人类还有战争,其中许多政治军事原则就将是永远适用的。 二、毛泽东军事思想——军事思想的再次跨越 近代以来,我们的军队经过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以及后来多次边境作战,可以说也算是一支有着光荣历史的部队,在战争中也形成了一套具有中国特色的军事理论,那就是毛泽东军事思想。其以马克思恩格斯军事理论为基础,为真正科学地考察、解决战争和军事问题首次提供了一套完整的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指南。 首先,毛泽东军事思想创造了高超的以弱胜强的战争指导艺术。毛泽东一生不仅创造了大量以弱胜强的战役范例,而且指挥赢得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最后胜利。此外,以弱胜强还表现在武器装备上,不仅做到了数量上的以少胜多而且还做到了以劣势装备打败优势装备之敌,其中包括先后打败两支拥有当时世界一流武器装备的外国侵略军。 其次,其所揭示的军事规律达到了空前的广度和深度。从国内革命战争的指导原则到国际反侵略战争的指导原则,从建军路线到作战方略,从战略防御到战略进攻、战略决战和战略追击等等,这里面既包括了中国革命战争和国防发展的特殊规律问题,又包含军事领域的大量一般规律问题;既广泛涉及到军事科学的应用理论,又深刻地触及到军事科学的基础理论,其对军事规律的理论揭示,就

企业为什么要进行战略管理

企业为什么要进行战略 管理 文档编制序号:[KKIDT-LLE0828-LLETD298-POI08]

刘冀生(成伟企业管理顾问公司董事长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 刘伊伟(成伟企业管理顾问公司总裁) 吴玉光(成伟企业管理顾问公司执行总裁) 中国企业已进入战略制胜的时代 企业战略是指:根据企业外部环境及内部资源和能力的状况,为求得企业生存和长期稳定地发展,为不断地获得新的竞争优势,对企业发展目标、达到目标的途径和手段的总体谋划。注意:这里指的是“总体谋划”。 我国企业为什么必须实行战略管理才能得以持续发展呢我们认为中国经过20多年的经济体制改革,中国企业的外部环境已发生了三个重大变化。 1. 顾客在变化。如果你开一个服装店、一件衣服都卖不出去,这个服装店立刻就会破产。企业的顾客从过去商品和服务的被动接受者转变为有多种不同需求和偏好的顾客

群体。他们不再满足于规模需求市场时厂家提供的标准化产品,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顾客个性化的需求越来越强烈,顾客需要个性化的产品和服务;消费者获取信息的渠道由于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而变得前所未有的广阔,过去那种顾客对市场知之甚少的情况已不复存在。这些变化说明消费者已不是一个整体,而是分成了许多小碎块,彼此有联系但又有自己独特需求的许多细分市场,他们有理由挑剔,因而他们有了更多的选择权,这就是主动权的转移,过去主动权在企业,现在主动权在顾客,在企业与顾客的天平上决定性的力量转到了顾客一方。过去的计划经济时代,我们的服装企业不管男士们的高矮胖瘦如何,反正就只按国家计划生产蓝绿黑3种颜色、大中小3种型号的衬衫。而现在这种方式就不行了,男士们的穿着有各式各样的寸衫、西装、夹克、牛仔等。所以,我们就要认真看清楚每一个顾客的个性化的需求,生产出适合他们需求的产品,否则我们的产品就卖不出去。所以,外部竞争环境的变化,特别是消费者需求的变化要求我们必须满足顾客不断变化的需求和欲望,我们的产品才能卖得出去。 2. 竞争在变化。经济全球化使原来受贸易保护的国内企业受到来自国外更有活力企业的冲击,企业之间的竞争由过去的静态竞争转变为现在的动态竞争。现在小企业战胜大企业、年青的企业战胜年老的企业已经是非常普遍的现象,这是动态竞争的重要特征。过去你打竞争对手一拳,等了很久他才踢你一脚,现在不一样了,你打竞争对一拳,他立即踢你一脚,你还没有打出第二拳时,人家第二脚已经踢过来了,所以竞争的频率加快了。竞争的规则在改变。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及全球信息化的发展,企业之间竞争的规则也在不断变化,最明显的就是电子商务的出现,电子商务的出现使得企业市场营销的某些原理受到了严峻的挑战,目前企业之间竞争已远远超出过去单纯靠扩大生

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历程及基本特征

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历程及基本特征 摘要:悠远浩博的中国文化,从孕育发生到恢宏壮大,有一个漫长而曲折的发展历程。这一历程是物质文化、精神文化日臻丰富的历程,也是“人不断解放自身",走向文明演进高峰的历程。而除此之外,各个历程的中国传统文化又有其各自的特征,各自有自己的精髓之处,也是这精髓之特征,书写了华夏五千年的文明历史。 关键词:传统文化发展历程基本特征儒家学说 所谓传统文化,广义上看应包括中国有史以来的所有文化,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于今;狭义上主要指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的中国儒释道文化,特别是宋明以降的程朱理学。中国传统文化实际上从汉武帝始分为前后两个不同的阶段,前期诸子并存、百家争鸣,后期一儒统天下,虽然也有释道参杂其中,个别时候甚至盖过儒术,但总体上是儒家独步天下,无有能与争雄。纵观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大体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一、上古文化: 在古文化产生的过程中,最早出现的是工具。猿人最初使用的工具是天然和简单加工的石块,考古学上将这一时期称为旧石器时代。从元谋人直到距今约7000年前的四川资阳人均处于这一时代。其中火的使用是旧石器时代先民的一项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文化创造。从距今7000年开始,中华先民进入了新石器时代,磨制的较为精致的石器取代了打制的粗糙的石器。农业、畜牧业取代采集狩猎,成为首要的生产部门。以“泥条盘筑”为主要制作方法的陶器也广泛出现。 与物质文化长足进展的同时,中国先民的观念文化亦日益丰富、深化。原始宗教与原始艺术便是其主要存在形态。中华先民原始宗教崇拜的对象非常广泛,大致可分为自然崇拜、生殖——祖先崇拜和图腾崇拜三大类。另外表现在关系方面,人在世界中所处的关系有两种,一是人与自然的关系,二是社会内人与人的关系。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在上古时代主要有男女通婚关系,以及由此关系制约的氏族关系。其组织形式则包括原始群、家族、氏族、部落、部落联盟等等。 二、殷商西周文化: 商人发祥于山东半岛渤海湾。在初始阶段,商人主要从事游耕农业。与此相适应,商人的都城一再迁徒,史称“不常厥邑”。在长期定都的条件下,商人的文明水平有了显著提高。兼具“象形”、“会意”、“形声”等制字规则的甲骨文的出现,标志着中国文字进入了成熟阶段。文字的发明和使用,使迁殷以后的商人率先“有册有典”。以殷为中心展开活动的商人,脱离原始社会未久,在以神秘性与笼统性为特征的原始思维的支配下,商人尊神重巫,体现出强烈的神本文化的特色。关于殷商时期的神本文化,古代典籍屡有记述。《礼记·表记》便称:“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 周人确立的兼备政治权力统治和血亲道德制约双重功能的宗法制,其影响深入中国社会机体。虽然汉以后的宗法制度不再直接表现为国家政治制度,但其强调伦常秩序、注重血缘身份的基本原则与基本精神却依然维系下来,并深切渗透于民族意识、民族性格、民族习惯之中。如果说中国传统文化具有宗法文化特征的话,那么,这种文化特征正是肇始于西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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