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南京农业大学农机连，第五纵队
摘要：2015年以来，中国经济进入了一个新阶段，经济下行压力增大，经济的结构性分化正趋于明显，为适应这种变化，中国经济迫切需要改善供给侧环境、优化供给侧机制，以增强我国经济长期稳定发展的新动力。在这种形势下，以习总书记为中心的党中央适时提出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理论，在理论层面上指导这场经济改革。本文分三部分简要阐述我国供给侧改革理论。第一部分介绍供给侧改革理论的内涵；第二部分分析供给侧改革理论是如何提出的；第三部分说明供给侧改革的实现及其意义。
关键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浅析
Analysis of The Structural Reform of Supply-side
Agricultural Mechanization, Class 142, Sixth Group
Abstract：Since 2015, the Chinese economy has entered a new stage, increasing downward pressure on economic, structural differentiation economy is becoming more apparent, to adapt to this change, the Chinese economy is an urgent need to improve the supply side of the environment, optimizing the supply-side mechanisms to enhance new impetus to China's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the long-term stability. In this situation, in order to study the general secretary of the CPC Central Committee centered on timely supply-side structural reforms put forward the theory of economic reform in this guide on a theoretical level. This article briefly describes three parts of the reform of the supply-side theory. The first part introduces the connotation of the theory of supply-side reform; second part analyzes the supply-side theory of how the proposed reform; the third part explain its significance to achieve the supply-side reforms.
Key words: Supply Side;Structural Reforms;Analysis
引言
我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国家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成为名副其实的经济大国。但随着人口老龄化、劳动力成本增加、“中等收入陷阱”风险累积、国际经济格局深刻调整等一系列内外因素的作用，我国经济发展正进入“新常态”。
2015年以来，我国主要经济指标之间的联动性出现背离，经济增长持续下行，CPI持续低位运行，居民收入有所增加而企业利润率下降，消费上升而投资下降，等等。与此同时，宏观调控层面货币政策持续加大力度而效果不彰，投资拉动上急而下徐，旧经济疲态显露，东北经济危机加重等等，可谓危机重重。总结起来，就是中国经济的结构性分化正趋于明显。[1]然而，危机即转机。2015年11月10日，习主席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上首次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一概念。习主席强调，只要从提高供给质量出发，用改革的办法推进供给结构调整，扩大有效供给，提高供给结构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和灵活性，提高全要素生产力，更好地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需要，就能促进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
1供给侧改革理论
1.1供给侧改革的理论依据
在讨论我国供给侧改革理论前，先介绍供给经济学的理论发展，为阐述供给侧改革的理论依据作铺垫。
1.1.1萨伊定律和凯恩斯定律
1803年，法国经济学家萨伊出版了他的代表著作《政治经济学概论》，在书中提出了著名的萨依市场定律。萨伊定律的核心思想是"供给创造其自身的需求"。它包含三个要点：一、产品生产本身能创造自己的需求；二、由于市场经济的自我调节作用，不可能产生遍及国民经济所有部门的普遍性生产过剩，而只能在国民经济的个别部门出现供求失衡的现象，而且即使这样也是暂时的；三、货币仅仅是流通的媒介，商品的买和卖不会脱节。这一经济思想从提出开始一直流行至今。[2]
根据萨伊定律，在一个完全自由的市场经济中，由于供给会创造自己的需求，因而社会的总需求始终等于总供给，即供求不会发生严重的失衡。20世纪30年代，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爆发了经济大萧条，人们发现供给是不能自行创造出需求的。经济学家凯恩斯在经济危机后全面批判了“萨伊定律”。凯恩斯认为，在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资本边际效率递减以及流动偏好导致利率上升的影响下，总的有效需求出现不足，从而发生经济衰退。因此，要克服经济衰退，政府就要对总需求进行管理，通过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去刺激总需求。这就是著名的凯恩斯定律。
以今天的视角来看，萨伊定律和凯恩斯定律没有矛盾，各自适用的对象和场合都不同。萨伊定律的成立主要是建立在长期的假定前提下的，因为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供给与需求的不一致在短期内是必然的，但在长期内，经济只有达到均衡才能实现稳定发展。而凯恩斯定理被认为只适用于短期分析，即分析的是短期收入和就业如何决定。因为在短期中，价格是不易变动的。当社会总需求增加时，企业只会增加生产，社会闲置资源得到利用，而不会使资源的价格上升，从而产品的成本和价格大体上能保持不变。[2]
1.1.2供给学派
到了20世纪70年代初期，西方发达国家普遍发生了滞胀，一方面经济停滞不前，另一方面价格水平不断上涨，凯恩斯定律遭遇困境。在这种情况下，经济学界出现了供给学派。该学派认为，生产的增长取决于劳动力和生产要素的供给和有效利用。个人和企业提供生产要素和从事经营活动是为了谋取报酬，对报酬的刺激能够影响人们的经济行为。自由市场会自动调节生产要素的供给和利用，应当消除阻碍市场调节的因素。政府的任务就在于使用其职能去改变刺激以影响社会行为。
可以将供给学派的政策主张归纳为：一、减税（含减支，特别是降低边际税率）；二、减管制；三、减垄断；四、减货币发行或控制通胀；五、促进私有化；六、促进市场竞争；
七、促进企业家精神的发挥；八、促进技术创新和智力资本投资。学界一般认为供给学派没有成形的理论体系，仅仅只是倡导了一些资本主义经济机制及政策主张。虽然供给学派的政策主张并没有将美国宏观经济推向预期的增长高度，但是仍然不可否认这种政策主张较有效地缓解了美国滞胀问题。
1.1.3供给侧改革同西方理论的联系
虽然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使得我国建立了市场经济体制，但是我国的市场经济体制与西方市场经济体制有根本的不同，这决定了我国当前的供给侧改革不能照搬西方经济理论。我国供给侧改革与西方理论之间有如下不同点：首先，供给侧改革理论不以萨伊定律
为核心。萨伊定律指出，市场不可能出现全面的生产过剩，这与当今中国大规模的产能过剩显然并不一致。萨伊定律所提出的政府不干预原则，也显然难以治理当今时代的经济问题。其次，供给侧改革理论不以凯恩斯定律为核心。凯恩斯定律应对的核心问题是上世纪70年代西方国家出现的失业与通货膨胀并存的“滞胀”问题。然而，目前中国经济并不存在“滞胀”，而是“债务—通缩”。最后，供给侧改革理论不以供给学派的政策主张为核心。供给学派主张的全面减税适用于高税收高社会福利的西方国家，而与我国的税制改革相冲突；供给学派主张完全私有化、完全市场化不仅与中国社会意识形态相冲突，与中国持续改善民生、促进共同富裕的目标相背离，而且难以解决中国面临的复杂问题。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基于中国实践的理论综合性集成创新，是中国经济和中国模式在新时期的一次探索性改革和调整，其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必须顺应世界经济发展潮流，适应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的历史使命，能够提供解决中国经济面临的突出问题的科学答案。为此，我们不仅要参考历史上西方各国的供给侧改革案例，以西方理论作为一种理论参考，更要从中国实际以及当前国际环境出发去看待问题，并要跳出西方理论和过去经验的思想桎梏，用创新的方法去解决问题。
1.2供给侧改革的内容
1.2.1调整完善人口政策
人口增长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一直以来是经济学的核心问题。人是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和经济发展的源泉。“劳动是财富之父，土地是财富之母。”这一论述从经济的角度，概括了人口与经济的关系。人口既是需求基础，也是供给基础。人口资源现在是、未来也仍将是我国发展的最大优势，人口资本更是决定中国未来发展核心竞争力的关键。没有丰富的劳动力资源的持续供应，无论是消费、还是投资，在长期来看都将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末。[3]就当下中国供给侧改革的经济决策而言，调整和完善人口政策，是夯实供给基础的关键，是奠定中国经济调整转型和发展进步基础的关键。
1.2.2推进土地制度改革
合理的土地制度安排对于激励生产要素和公共产品供给，释放供给活力，促进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发挥着重要的微观管理和宏观调控功能。2015年以来，我国城镇面临着日益严峻的去库存化和“后土地财政”的压力和挑战，农村则开始进入三权分置改革和集体建设用地、宅基地的试点阶段，推动城乡土地制度改革的合力基本形成，长期滞后的土地制度改革有望加速推进。[4]
1.2.3加快金融体制改革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金融市场由小到大、由弱到强、由单一到多元，不断发展壮大。20世纪 80年代，我国金融改革的主要内容以引进市场经济金融体系的基本结构为主。90年代上半期和中期以建立符合市场经济需要的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基本框架为主。2002—2008年进入以健康化、规范化和专业化为特征的金融改革与发展新时期。当前，我国金融正处于市场化、国际化和多元化的阶段，面临着比以往更加复杂的局面。[3]从国内来看，金融作为最重要的要素市场之一，由于改革不到位，存在着比较明显的金融抑制，需要加以改革。
1.2.4实施创新驱动战略
中国经济多年来的高速增长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要素驱动和投资驱动，但是，经济进入新常态后，要素红利渐行渐远，投资驱动风光不再。“十三五”时期中国要继续发挥经济巨大潜能和强大优势，必须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坚定不移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加快培育形成新的增长动力。唯有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推动以科
技创新为核心的全面创新，增强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形成新的增长动力，才是出路。
1.2.5深化简政放权改革
新制度经济学认为，制度与劳动力、土地、资本、科技创新一样，是经济增长的要素之一。对世界历史横、纵两个方面的考察也表明，制度的内涵与制度质量是影响甚至决定一国经济长期绩效最重要的因素。制度供给是供给侧改革的核心，而简政放权是制度供给的关键。制度供给的前提是加快转变政府职能，理顺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减少政府对市场包括对要素价格的直接管制，改善要素供给，形成由市场供求决定的价格体系。[4]当前，我国经济发展中遇到的诸多问题都可深入到体制机制层面上找原因，制度变革与制度创新刻不容缓。
1.2.6构建社会服务体系
供给侧改革的最终目的是要增进供给体系的质量和效益，提高区域、产业、制度、产品等多个方面的竞争力。要实现这个目标，除了上述五大要素改革，还需要若干配套改革。构建社会普遍服务体系，即为其中之一。构建社会普遍服务体系，即丰富公共产品、改进公共服务。这既是转变政府职能、建设服务型政府的重要抓手，也是通过全面深化改革、提高供给体系的质量和效率，助力中国经济实现中高速增长的“双引擎”之一。
1.3供给侧改革的核心
供给侧的核心可以概括为四个方面，分别是激活生产要素、提高全要素生产力、国家制度创新和放权减税，其中，前三者是供给侧改革的核心，放权减税是加强供给侧改革的核心。
1.3.1激活生产要素
激活生产要素，使各种生产要素得到充分利用，为提高全要素生产力作准备，这是供给侧改革的首要核心。激活生产要素着眼于两个层面，在微观层面，推进改革要着眼于提高供给的质量和效率，着力激发市场主体的自身活力，使各类要素能够便利地进出市场，自由地创造价值，自主地实现价值，形成经济持续增长的不竭的动力；在宏观层面，推进改革要着眼于政府自身，着力创新行政管理体制和宏观管理方式，打造市场主体能够充分释放财富、创造潜力的良好环境，并使各类政策工具得到合理运用，有利于存量资源的不断优化重组，提高国民经济的总体素质和国际竞争力。[5]
1.3.2提高全要素生产力
全要素生产力，即全要素生产率，指生产活动在一定时间内的效率，包括人力、物力、财力开发利用的效率。稳增长提质量的关键是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所以很多改革措施是围绕全要素生产率去做的，只有不断地提高中国的全要素生产力，才能保证中国人均国民收入持续的提高，这也是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的主线。“十三五”期间，官方稳定经济增长政策会更多寓于改革之中，改革要矫正要素配置扭曲，扩大有效供给，提高供给结构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和灵活性，提高全要素生产率。[5]
1.3.3国家制度创新
制度创新首先应当是政府管理经济、社会方式的创新。具体表现在深入推进“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的行政审批制度改革。通过严格规范政府的行权方式，做到廉洁、高效、透明、公正、公正、公开。一方面优化合法经营、公平竞争、高度法治的市场环境，另一方面也要加强政府对市场的监管和规范，增加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提供。
制度创新其次应当深入推进财税改革，形成政府与公民、中央与地方之间稳定的经济关系以及规范的政府财政管理制度。两年来，财税改革的力度很大，也取得了一些进展。但在当前经济下行、财政收入增速放缓的情况下，推进财税改革的外部环境正在变得现实而严峻。今后一个时期，财政改革既要兼顾与其他改革之间的协调配合，自身更要向纵深推进。这些都是十分复杂而牵动全局的改革，但对提升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1.3.4放权减税
产业结构调整是生产要素在国民经济各行业和部门流动的过程，其本质是资源的重新配置，这是市场的强项。在价格机制指引下，企业会自发把生产要素进行配置，由此决定了供给结构的变化。而且为了维护切身利益，企业会根据市场反应迅速调整决策，不会在亏本情况下持续生产，避免酿成长期产能过剩。市场机制本身就是一种自我纠错的机制。因此，加强供给侧改革，正是要发挥企业在产业结构调整中的主体作用。政府应进一步简政放权，不宜干预一般竞争性领域产业结构调整的市场过程。[5]近年我国出台了一些结构性减税措施,特别是“营改增”,显著降低了小规模纳税人税负。在经济下行背景下,减税将发挥重要的逆周期调节功能。相对于降息,减税能直接降低企业生产成本,更有效帮助企业度过难关。工薪阶层、中产阶层对所得税税率更为敏感,减税有利于刺激消费,增加经济活力。对政府而言,虽然短期内税收有所减少,但减税产生的供给效应会开辟新税源、拓宽税基,从长期看将增加政府税收。
2 供给侧改革的提出
2.1供给侧改革的时代背景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期间，我国政府果断采取相应政策，在实现自身经济增长的同时，为防范区域和全球经济的进一步恶化贡献了积极力量。但与此同时，由于前期的大规模经济刺激计划，特别是2009年至2010年期间的4万亿刺激方案，给现在的宏观经济管理遗留很多问题。长期以来忽视供给侧，突出需求侧改革使得我国目前宏观经济政策的边际效应逐渐下降，钢铁、化工、光伏等行业出现大量过剩产能，过度释放的基础货币没有更好的投入到实体经济，而是在虚拟经济中空转，进一步推高资产价格和泡沫。[6]
特别是2015年以来，我国经济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主要经济指标之间的联动性出现背离，经济增长持续下行与CPI持续低位运行，居民收入有所增加而企业利润率下降，消费上升而投资下降，等等。与此同时，宏观调控层面货币政策持续加大力度而效果不彰，投资拉动上急而下徐，旧经济疲态显露，东北经济危机加重。简言之，中国经济的结构性分化正趋于明显。这都凸显之前的需求侧改革已经不适应我国目前的经济发展阶段，需要寻求新的发展动力和活力。中国经济急需一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2.1.1国际经济格局
2008年金融海啸之后，全球增长举步维艰。尽管货币宽松政策、中国的财政刺激曾经对需求有所刺激，但是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始终未能解决，银行金融中介功能弱化，令央行所制造的流动性无法渗透到实体经济中，就业和消费裹足不前，企业投资意愿低下。这种局面从2014年中开始，随着美国就业市场的复苏而被打破，汽油价格下滑更增加了美国消费者的信心，企业投资明显加快，全球增长格局由万马齐喑转为美国一枝独秀。美国经济执世界之牛耳，其货币政策不仅影响美国，更对全球流动性、资金流向带来深远的影响。[6]美国之外的经济，依然乏善可陈。欧洲、日本和中国不约而同地试图用进一步的货
币宽松，来替代结构性调整，但是效果并不理想，有机的、可持续的增长尚未出现。新兴市场经济，则受到资金外流、商品/能源价格下跌的冲击，美联储加息会进一步收紧新兴市场的增长空间，增加系统性危机爆发的可能。
2.1.2国内经济运行状态
中国2015年经济运行的总体特征是稳中趋缓、稳中有进、稳中有忧，各领域分化加剧，动力转换过程中有利因素和不利因素并存。
工业内部结构调整加快，新产业、新业态、新产品增长较快，产业结构加快向中高端水平迈进。但行业景气度差异较大。三大需求趋于平衡发展，内部分化逐步凸显。2015年以来，消费增长保持稳定，投资增长速度持续放缓，出口增速换挡，三大需求趋向平衡发展。消费成为经济增长的主引擎。从三大需求内部看，分化逐步凸显，萧条与旺盛并存。区域经济增长差距显著，多速增长格局出现。一些产业基础好、结构多元化、调整步伐快、开放程度高的地区，经济仍然保持良好发展势头；而一些产业结构落后单一、产能过剩行业比较集中的地区，经济下行速度较快。企业景气分化，同一行业内冰火两重天。一方面，一些大型企业、上市企业紧抓市场、政策机遇，发挥其规模、品牌等优势，发展相对较好。另一方面，量大面广的传统企业、中小企业依然普遍面临生存难、转型难的困境。民生持续改善，收入就业指标表现较好。前三季度，我国城镇新增就业1066万人，提前完成全年目标，城镇调查失业率稳定在5.1%—5.2%。前三季度，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累计达到16367元，同比实际增长7.7%，高于同期GDP增速0.8个百分点。
价格水平总体平稳，结构性通缩压力加大。受新拉涨因素不足，及季节、气候因素的影响，全年月度居民消费价格（CPI）涨幅均低于2%，个别月份低于1%，物价总水平平稳。但受国内需求总体偏弱及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持续下跌的影响，生产领域中原材料、燃料价格持续下降，生产者价格指数PPI连续45个月负增长，且降幅较大，工业领域结构性通缩风险已较为突出。
2.1.3时代背景分析
世界经济仍处在调整期，低增长、低需求、低通胀同高失业、高债务、高泡沫等风险交织，这是全球经济所面临的前所未有的新局面，它并不是以往的历史的简单的重复。现在的低增长，高失业、低需求、高泡沫的情况都和全球很多根本性的结构变化有关，这种根本性的结构变化其中影响非常大的就是全球化的老龄化，全球总体的人口年龄是历史上最高的，由于全球没有像现在这样老龄化过，所以，它肯定相应的带来低增长，带来高失业，带来低需求和高泡沫，也就不能简单的通过重复过去所采用过的一些手段，而必须通过结构性的改革，尤其是供给侧的结构性改革。
实际上，虽然说中国在2012年以来面临着比较大的经济增速下行压力，但在全球经济当中中国的地位实际是在上升的。在2015年中国的GDP占到全球总比重上升到了15.5%，在全球货物贸易中的总比重上升到13.8%。这在二战后的国际经济中是极其罕见的。中国预计在未来还会继续占比上升。这说明在全球价值链的时代，在全球开放型经济的时代，中国不可能脱离开全球经济的形势，去得到自身的一个长期的增长。中国的增长与全球密切相关，全球经济要想实现可持续的增长，也离不开中国作为牵头火车头地位的贡献。即中国现在受到了全球经济的很多方面的影响，同时中国也必须有责任，中国自身要做这种结构性改革。
2.2供给侧改革需要解决的问题
2.2.1产能过剩
产能过剩是指在计划期内，企业参与生产的全部固定资产，在既定的组织技术条件下，
所能生产的产品数量，或者能够处理的原材料数量超出市场消费能力。以钢铁行业为例，钢铁制造行业产能过剩已持续好几年，在2007年前，粗钢产能利用率在83%以上，但2007年后产能利用率整体下了一个台阶，再也没有回到80%，即长期产能过剩的体现。然而，中国企业的增产意愿仍然旺盛。据统计，2014年中国有24座新增高炉投入运行，年设计产能为3500万吨。虽然与2013年新增加的7000万吨相比减少了约一半，但在行情低迷的情况下，产能仍将持续被增强，产能过剩继续加剧。[7]
产能过剩将对宏观经济产生不利影响。一、许多行业产能过剩，将导致物价总水平明显下降，形成很强的通货紧缩压力，增加宏观经济的不确定性；二、通货紧缩压力在逐渐加大。通货紧缩与通货膨胀一样，都会给宏观经济持续增长造成较大的不确定性；三、产能过剩的发展将会使企业的投资预期和居民的消费预期下降，由此使经济增长面临越来越明显的下调压力；四、产能过剩的发展将会导致银行不良资产明显增加，金融风险增大。
2.2.2生产成本高
近年来，中国经济长期赖以发展的生产要素低成本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交易成本、税费、人工、土地、资金、能源、物流和汇率等企业生产成本的“八高”使得中国以比较优势和后发优势为主的“投资拉动型”和“出口导向型”发展模式难以为继。
中国制造业成本高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一是中国的劳动力成本正在大幅提高，中国工人的工资和福利正在以每年15%到20%的速度增长，而美国的工资水平则停滞不前；二是人民币大幅升值减少了中国制造在价格上的竞争力，从2005年至今，人民币对美元已累计升值了33%，换言之中国的生产成本也无形间上涨了33%；三是受到房地产火热的推动，中国的工业用地成本也越来越高；四是中国原材料与能源价格相对国际市场价格较高。例如，中国棉纺织龙头企业科尔集团去年也在美国南卡罗来纳州兰开斯特郡开设其第一家海外工厂，投资总额为2.18亿美元。原因正是因为国内棉价大幅高于国际棉价，价差达到了每吨5000元左右；[7]五是受整体市场环境影响，中国的市场环境并不成熟；六是在中国生产的环境成本越来越高，过去在中国生产是几乎不用考虑环保问题的，只要纳税，当地环保局就会笑脸相迎。但是随着社会环保意识的提升，华北雾霾后政府治理力度的加大，和被称为史上最严污染处罚规定的出台，中国生产企业不得不面对高额的环境成本，以及随时由于政府出台限产停产政策而关停造成巨大损失的风险。
2.2.3房地产库存过剩
2011年开始我国房地产“供给侧”出现了两个深刻变化，一是住宅告别短缺时代。二是政策剧震所引发的市场供求巨变。因此全国各地房地产开发热情高涨，导致之后2-3年住宅供应暴增。2010年房地产政策突然转向，由之前的过度宽松，一步步转为过度紧缩。这又造成了两个影响：一是一二线城市实行限购之后，很多大中型开发商将投资重点转向三四线城市，结果进一步推涨了这些城市的住宅开发热与供应量；二是多次出台新政、持续打压之下，2011年下半年全国楼市趋于降温，其后广大三四线城市的需求增长势头减弱，而之前拿地与动工的项目仍在源源不断地制造大量住房。
结果是，全国住宅库存快速增长至今。国家统计局数据表明，截至今年10月底，全国商品房待售面积68632万平方米，同比增长18%。这一指标只包括现房，而期房库存量更大。从历史走势看，更能说明问题。2003至2010年间，全国商品房待售面积增长缓慢，其中2004年和2007年甚至出现负增长，正好对应房价大涨。但从2011年开始，待售面积突然加速增长，对应房价趋弱。[7]
2.2.4金融供给结构与融资需求不匹配
近年来，金融供给与融资需求不匹配等问题依然突出，问题关键基本上集中在小微实
体经济的融资需求得不到满足这一方面。目前，总体上说我国的金融供给相对不足，但又过度集中在优势产业和大中型企业，而小微企业获得的金融资源较少。其中重要原因是：一、资本市场进行直接融资的渠道的门槛较高，小微企业融资的可获得性较低；二、尽管中小企业私募债、集合债、集优票据规模不断扩大，但包含的都是经营较为成熟的企业，无法满足小微企业全生长周期特别是小微企业初创期的融资需求；三、当前我国金融机构仍以中、农、工、建等国有商业银行为主，而金融体制及政策上的失衡行业垄断与产业垄断相一致，导致大型商业银行只愿给国有企业提供贷款。
中国的小微企业发展十分迅猛，它们已经成为了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扩大就业、发展经济、活跃市场等方面都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但是，如果小微企业这台中国经济发展的“发动机”“熄火”，那么中国经济发展水平未来怎能走的更高、更远？
2.2.5其他问题
一、“僵尸企业”问题突出。
“僵尸企业”是指不具有自生能力，主要依靠政府补贴、银行贷款、资本市场融资或借债而勉强维持运营的企业。我国现阶段的“僵尸企业”大多分布在产能过剩行业，既存在于钢铁、水泥、电解铝等产能绝对过剩行业，也存在于光伏、风电等相对产能过剩行业。僵尸企业”的存在加大了金融风险，严重影响到我国经济的健康发展。一是降低了资源使用效率，二是恶化市场竞争秩序，三是加剧金融风险。全面评估、精准施策、处置“僵尸企业”成为供给侧改革的当务之急
二、外贸增速放缓
2014年我国外贸进出口的增速仅 2.3%，没有达到年初7.5%的预期目标。大大低于2004-2008年间26.8%的年均增幅。其中主要原因是：一、世界经济复苏缓慢，无法支撑我国外贸高速增长；二、我国外贸进出口的低成本比较优势不断削弱，发达国家对我制造业投资下降也抑制了进出口；三、国际市场大宗商品价格的快速下滑，导致进口值下降。作为拉动我国经济的三驾马车之一的外贸出口，其增速放缓直接拖累中国经济的增长。然而，导致增速放缓的重要实质原因是中国企业生产成本增加，这就使得推进供给侧改革成为回复出口增长的一项势在必行的重要举措。
三、教育领域的供需问题。
当前教育领域的供需严重不平衡，一是高端教育需求外溢严重，留学低龄化趋势日趋显著，反应的实质问题是国内缺乏具有国际适应力和竞争力的优质教育。二是对数以亿计的进城务工人员的教育服务严重不足，当前的职业教育与培训服务难以满足他们的需求。与此同时，特殊教育、留守儿童、不同收入人群、不同地域人群等不同领域、不同群体，对教育服务存在个性化需求，而现有的有效供给明显不足。[8]
2.3供给侧改革理论的形成及其目标
2.3.1供给侧改革理论的形成与发展历程
2015年11月10日上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组长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强调，推进经济结构性改革，是贯彻落实中国共产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的一个重要举措。要牢固树立和贯彻落实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坚持稳中求进，坚持改革开放，实行宏观政策要稳、产业政策要准、微观政策要活、改革政策要实、社会政策要托底的政策，战略上坚持持久战，战术上打好歼灭战，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增强经济持续
增长动力，推动中国社会生产力水平实现整体跃升。这次会议首次提出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2016年1月27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组长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二次会议，研究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方案。在会议上，习总书记进一步阐述了供给侧改革的内容和方针，并对全国供给侧改革做了战略部署。3月5日，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北京向十二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作政府工作报告时表示，要围绕解决重点领域的突出矛盾和问题，加快破除体制机制障碍，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高供给体系的质量和效率。李克强分别从“推动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改革向纵深发展，充分释放全社会创业创新潜能，着力化解过剩产能和降本增效，努力改善产品和服务供给，大力推进国有企业改革，更好激发非公有制经济活力”六大方面，进行详细阐述。李克强总理在今年两会上对供给侧改革理论的阐述，更加明确、细分了供给侧改革的任务，丰富了改革的内涵。
2.3.2供给侧改革的前进方向
2016年1月27日，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二次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在谈到中国经济新常态特点时特别强调中国经济面临三大结构调整，即经济结构、增长动力结构和增长方式结构的重大调整。所以，我国供给侧改革的前进方向主要有如下三个方面：
一、改革经济结构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应当有利于经济结构的调整。经济结构按层次包括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的调整，调整产业结构重点是推进现代第三产业的发展，提高第三产业占国民经济的比重。调整产品结构包括生产性消费品结构和生活性消费品结构，变制造大国为制造强国；推进消费升级和消费结构调整也是供给侧结构改革的重要任务。
二、改革供给结构
供给侧结构改革应当有利于经济增长动力结构的调整。改革开放以来，出口、投资、消费一直是支撑我国经济发展的“三驾马车”，其中出口与投资贡献率最高。美国次贷危机以后，特别是我国经济已步入自然回落周期以来，中国经济增长动力结构发生深刻变化，内需逐渐成为主要动力。因此，供给侧结构改革要适应和推进动力结构的调整。
三、改革经济增长方式
供给侧结构改革应当有利于经济增长方式的结构调整。习近平总书记在论述经济新常态第三个特点时指出，中国经济正由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十八届五中全会在制定五年发展规划时，将创新发展确定为五大发展战略之首。供给侧结构改革应当在供给侧理论、供给侧制度、供给侧技术等方面寻求突破。供给侧与需求侧的结构性改革应当同步推进，不能顾此失彼。
2.3.3供给侧改革的五大目标
2016年1月27日，在习近平主持召开的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二次会议上，习近平强调，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根本目的是提高社会生产力水平，落实好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要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从生产领域加强优质供给，减少无效供给，扩大有效供给，提高供给结构适应性和灵活性，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使供给体系更好适应需求结构变化。
一、去产能
产能过剩，特别是落后产能的超量堆积不仅占了诸多的生产要素和资源，而且导致行
业内效率高、负债率低的企业往往得不到应有的支持，形成劣币驱逐良币现象；落后的产能还加剧市场供需失衡，助推产品价格下行，削弱行业的市场竞争力。然而，在产能过剩的同时，在环境保护、资源节约、公共服务、社会保障等领域，却存在着明显的短板。“供给不足”与“需求不足”并存，供需错位，成为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障碍。清除这种障碍的根本办法就是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9]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仅“去产能”过程中要严控新增产能，防止按下葫芦起了瓢，而且产能出清之后，要建立长效协防机制，杜绝死灰复燃，而且还要政府有强硬的政策和手段清除改革中的“中梗阻”。如此，则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才能顺利推进，“去产能”才能奏效。
二、去库存
房地产高库存不仅成了制约我国房地产健康发展“瓶颈”，更成了拖累中国经济增长巨大“包袱”。要想防止国际资本做空人民币影响我国经济增长、结构转型、产业升级，必须先稳住内部经济增长，特别是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成功转型，而其中关键还是房地产能否成功去库存。因为房地产稳定与否是牵涉几十个行业的产业链条能否顺畅运行的关键节点。[9]化解房地产库存，促进房地产持续发展，不仅仅是稳定当期经济增长，而且还能推进以人为本的城镇化，促进农民工在城镇定居落户，让改革更好地惠及广大人民群众，让利于民。
三、去杠杆
经济意义上的“杠杆”，是指通过借债，以较小规模的自有资金撬动大量资金、扩大经营规模。适度负债是优化资本结构并提高利润率的良好财务工具，特别是在经济上升周期，适度的杠杆率有利于盈利。但如果杠杆率过高，债务增速过快，还债的压力就会反过来拖累发展。特别是在经济下行周期，这样的压力有时候可能会导致严重的债务危机乃至金融危机。[9]“去杠杆”就是企业或个人减少使用金融杠杆，把原先通过各种方式或工具借到的钱还回去的过程。在“去杠杆”过程中，阵痛是不可避免，但为保持经济健康发展，我们必须承受。“去杠杆”从本质上还在于营造一个良好的经济金融生态，让经济和社会能够健康可持续发展。因此，2015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去杠杆”列为2016年的五大任务之一，重在防范区域性和系统性金融风险。
四、降成本
企业降低成本，关系到企业的盈利，决定着企业的生存健康，低成本是国家经济增长的重要红利之一。降成本，就要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转变政府职能、简政放权，进一步清理规范中介服务。要降低企业税费负担，进一步正税清费，清理各种不合理收费，营造公平的税负环境，研究降低制造业增值税税率。要降低社会保险费，研究精简归并“五险一金”。要降低企业财务成本，金融部门要创造利率正常化的政策环境，为实体经济让利。要降低电力价格，推进电价市场化改革，完善煤电价格联动机制。要降低物流成本，推进流通体制改革。[9]
五、补短板
2016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的开局之年，也是推进结构性改革的攻坚之年。当前，“三农”问题、贫困问题、企业技术装备落后、创新能力不足等，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面临的短板，也是我国经济转型升级的薄弱环节。补上这些短板，加强这些薄弱环节，能提高我国经济“木桶容量”，提升产业层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通过结构性改革，补上这些短板，扩大有效供给。新常态下，新旧动能转换，产业转型升级加快。企业技术设备落后、高素质人才不足、软硬基础设施落后等，成为强化经济增长新动能的短板。所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要求，补上这些短板，扩大有效供给。
3 供给侧改革的实现及其意义
3.1实行供给侧改革的主要路径
3.1.1减产能加快企业并购重组
我国出现产能严重过剩主要受发展阶段、发展理念和体制机制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在加快推进工业化、城镇化的发展阶段，市场需求快速增长，一些企业对市场预期过于乐观，盲目投资，加剧了产能扩张；部分行业发展方式粗放，创新能力不强，产业集中度低，没有形成由优强企业主导的产业发展格局，导致行业无序竞争、重复建设严重。
要解决以上问题，就要调整产能，并购重组企业，而调整就免不了企业“阵痛”。“阵痛”并不是指浪费资源，而是进一步重组、兼并，重新组合资源，对过高的总量要适当向下调节。通过重组、兼并、并购，形成一种集中度、效率、水平更高的结构，这也和产业结构调整是结合在一起的。在化解产能过剩的速度和方向上，去产能要逐步推进，如果出现大规模快速去产能现象，经济增长一定会陷入低迷状态。因而，去产能是个方向，但还需从存量稳住，增量严控着手。同时，对存量也可以做一些优化。政府一直在推动产业的兼并重组，实际上也是淘汰落后生产能力的途径，兼并重组一方面优化整个生产效率，一方面也不至于造成企业倒闭和失业问题。
3.1.2从以货币政策为主转向以财政政策为主
财政政策是指国家根据一定时期政治、经济、社会发展的任务而规定的财政工作的指导原则，通过财政支出与税收政策的变动来影响和调节总需求进而影响就业和国民收入的政策。货币政策是指中央银行为实现既定的目标，运用各种工具调节货币供应量来调节市场利率，通过市场利率的变化来影响民间的资本投资，影响总需求来影响宏观经济运行的各种方针措施。国际金融危机后，我国通过启动大规模的货币政策刺激经济，虽然稳定了经济增长，但是留下了诸多“后遗症”，特别是加剧了产能过剩，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今天我国的经济困境。近年来，针对经济增长乏力，宏观调控层面货币政策持续加大力度而效果不彰，更加凸显了货币政策的弊端。在这种情况下，国家经济政策急需向以财政政策为主转变。
货币政策可通过调控货币供应量达到对社会总需求和总供给两方面的调节，使经济达到均衡。当总需求膨胀导致供求失衡时，可通过控制货币量达到对总需求的抑制；当总需求不足时，可通过增力呛币供应量，提高社会总需求，使经济继续发展。同时，货币供给的增加有利于贷款利率的降低，可减少投资成本，刺激投资增长和生产扩大，从而增加社会总供给；反之，货币供给的减少将促使贷款利率上升，从而抑制社会总供给的增加。[10]
3.1.3进行财税体制改革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一场全局性的改革，涉及到经济体制的方方面面。而作为经济体制改革重头戏的财政体制改革，涉及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政府和企业、居民的关系，行政力量和市场的关系等，同样也着重于体系建设，在整个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能起到纲举目张的作用。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部署了深化财税体制改革的重大任务，在完善税收制度上提出了“深化税收制度改革，完善地方税体系，逐步提高直接税比重”“稳定税负、保持现有中央与地方财力格局总体稳定”以及推进相关税制改革的总体要求。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本质属性是深化改革，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加快政府职能转变，深化财税、价格、金融、社保等领域基础性改革。财政体制改革是经济体制改革的重头戏，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背景下，财政体制改革应该寻求新的发展。合理的财政体制是优化资源配置、维护市场统一、促进社会公平、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制度保障。
3.1.4推进金融体制改革
金融体制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推进金融体制改革，加大金融体制改革力度，优化金融结构，积极发展直接融资，有利于拓宽投融资渠道，降低社会融资成本和杠杆率，推进供给侧结构改革，支持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促进经济平稳运行。
在供给侧改革中，推进金融体制改革有以下几个重点：一、要完善股票、债券等多层次资本市场，完善相关法律规则，推动特殊股权结构类创业企业在境内上市，增加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数量，研究推出向创业板转板试点，规范发展区域性股权市场；二、丰富直接融资工具。积极发展项目收益债及可转换债券、永续票据等股债结合产品，推进基础设施资产证券化试点，规范发展网络借贷。简化境内企业境外融资核准；三、加强资信评级机构和会计、律师事务所等中介机构监管，研究证券、基金、期货经营机构交叉持牌，稳步推进符合条件的金融机构在风险隔离基础上申请证券业务牌照；四、促进投融资均衡发展。逐步扩大保险保障资金在资本市场的投资，规范发展信托、银行理财等投融资功能，发展创投、天使投资等私募基金。五、强化监管和风险防范，加强相关制度建设，坚决依法依规严厉打击金融欺诈、非法集资等行为，切实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
3.2供给侧改革的意义
3.2.1优化经济结构
从2015年数据观察，中国经济总体趋稳，经济结构进一步优化，转型升级进一步加快，新的增长动力正在逐渐形成。在经济增速保持平稳的同时，一系列长期以来我们孜孜以求的结构性变化正在发生。第一，2015年我国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为50.5%，比上年提高2.4个百分点。在第二产业增速换挡之际，第三产业对经济增长发挥了“稳定器”作用，并成为稳就业的重要因素。第二，2015年全年最终消费支出对GDP贡献率为66.4%，比上年提高15.4个百分点，网购等新业态表现抢眼。随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推进，消费将更好地发挥对增长的基础作用，为我国经济结构优化升级提供回旋余地和腾挪空间。第三，创新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不断提升，突出表现在高新技术产业快速发展，对外贸易向价值链高端攀升，在出口整体下滑的局面下，机电产品出口额逆市增长。第四，区域经济协调性继续增强。2015年中、西部地区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上年分别增长7.6%和7.8%，均快于东部地区。以上这些都能充分说明我国正处在一个经济的转型期。
习近平总书记1月29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次集体学习时提出，推进结构性改革特别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十三五”的一个发展战略重点。要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增强供给结构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和灵活性，推动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实现整体跃升。
总的来说，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适应和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的重大创新，是适应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综合国力竞争新形势的主动选择，是适应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的必然要求，而供给侧改革必将在中国经济结构转型升级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3.2.2推升新兴产业
随着供给侧改革的推动，目前出现了两个难以调和的矛盾——长期供给改革和短期保增长的矛盾、大规模减税和国家债务的矛盾。中国的供给侧改革需要产业结构进行由“重”到“轻”的转变，但当前产能过剩的重化工业对国民经济的支撑作用太强，过快出清容易导致经济增长断崖式下滑。在这个时候，就需要通过推升新兴产业来稳定中国经济。供给侧改革就是要充分释放新兴行业的供给端活力，加大新兴产业投资。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只有看到传统行业出现明显的供给收缩信号时（比如大量生产线关停、员工下岗等），才能保证有充分的资源（社会资金、财政扶持、劳动力等）从传统行业流向新兴产业，同时
传统行业也会因为供给端的收缩而实现供需结构的优化。
供给侧改革主要是针对旧经济和旧体制。新经济的供给革命主要体现为如何创造有效供给，来匹配没有很好被满足的需求和潜在需求。新经济需要的是友好的创业环境和制度环境，不断推广的负面清单制度、一些传统国有领域对民间资本的开放、军民融合、商事制度改革、知识产权的保护、多层次资本市场的建设等都有助于新经济的发展。但新经济最终来自于日新月异的多样化需求、科技革命带来的技术创新以及一批企业家的兴起。[11]
3.2.3活跃资本市场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资本市场的发达程度制约着宏观经济发展与转型的效率。进一步市场化是中国经济的选择，进一步市场化也应该成为中国资本市场的选择。当前，建设与经济相匹配的大国金融，是中国金融改革的目标，也是中国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重要基础。当前，建设与经济相匹配的大国金融，是中国金融改革的目标，也是中国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重要基础。因此，随着供给侧改革的深入，继续大力发展资本市场、完善资本市场的基本方向不应改变。
资本市场作为中国经济重要组成部分，在供给侧改革中会扮演重要角色。建立一个高效的、市场化的资本市场，第一可以通过提高直接融资比例，降低实体经济财务杠杆；第二可以最大程度上降低新兴企业的融资成本，有助于新产业快速成长，有利于提升供给侧多样性与灵活性；第三可以实现更加灵活的交易安排，提升金融服务传统行业盘活存量的效率，帮助实体经济去产能、去库存。所以，供给侧改革与资本市场的活跃是相互促进，共同前进的两个经济进程。
总的来说，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资本市场的发达程度制约着宏观经济发展与转型的效率。在中国，先前的经济发展模式已经难以为继，供给侧改革成为必然，资本市场也应该同步进行制度变革，建立更加完善、更加有活力的组织架构与体系。进一步市场化是中国经济的选择，进一步市场化也应该成为中国资本市场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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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郁鹏,安树伟.以供给侧改革引领区域发展新常态[J].城市,2016,02：012-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