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析周作人的“人的文学”主张
周作人更多地思考与探讨新文学的思想内容建设,他提出“人的文学”的主张,反映了他的人道主义文学观和他的社会理想,他想通过文学把人的发展同国家的发展结合起来.
1918年12月,周作人在《新青年》发表《人的文学》一文,提出新文学必须以人道主义为本,观察研究,分析社会“人生诸问题”,主要是社会底层人们的“非人的生活.”作家要以严肃的,而非“游戏”的态度,去描写“非人的生活”,为人们展示理想的生活,促进健全发展.要求文学中能够写出人性,文学内容的革新变得重要起来,毫无疑问,中国长久的礼教的束缚下,文学内容多是陈腐的,也是这些礼教的再现,缺乏人性的.因此,内容的革新才是真正意义上的革新.
周作人提出的“人的文学”,是以人道主义为本的“为人生的文学”,其实质是人性的,为文学研究会“为人生”的文学界提供了理论基础.
周作人还明确提出思想革命的主张,他认为“中国人如不真是‘洗心革面’的改悔,将旧有的荒谬思想弃去,无论用古文或白话文,都说不出好东西来”.强调“文学革命上,文字改革是第一步,思想改革是第二步,却比第一步更为重要”.他把新文化运动高扬的思想启蒙精神灌注于文学革命,把文学革命从偏重语言文字的变革推向思想内容的革新,对新文学界建设起到了重要的影响.
一、“人学”理论体系的形成
“人学”是周作人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的思想基础，也是贯穿于他整个散文创作的思想中心。周作人这一代知识分子在刚刚开始接触社会人生，思考社会问题时，就强烈感受到了帝国主义侵略和民族危亡的现实威胁，并由此产生了振兴中华的使命感。作为其中的一分子，周作人也在积极思考着振兴民族的道路问题。同时，作为东方古老封建大国的知识分子，他又敏锐地感受到了几千年封建专制传统栽害人性、否定个体价值所造成的精神痛苦，渴求着人性的全面解放和发展。1908年前后，以《论文章之意义暨其使命因及中国近时论文之失》和《哀弦篇》等文言论文的公开发表为标志，周作人以独立的姿态出现在中国思想文化界。在民族复兴道路方面，他力排众议，将批判的锋芒指向“竞言维新”和“竟趋实质”的“重物质而轻精神”的倾向，指出作为民族构成的“二要素”，“精神”的作用要远远超过“质体”，因为“若夫精神之存，斯犹众生有魂气”，只要精神不灭，一个民族就仍有复兴的希望。而由于几千年封建帝制和儒学思想的扼制，“中国国民思想”“类皆拘囚蜷屈，莫得自展”。因此周作人大声疾呼，要振兴民族必先启发“国人之自觉”，获得思想的解放和精神的自由发展，这些主张都鲜明地体现出了周作人作为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的特色。在日本留学时期，周作人由于偶然的机会接触到了安特路朗的人类学派知识，这一“发现”对他一生的文化选择产生了决定性意义，正如周作人自己所说:“我因了安特路朗的人类学派的解说，不但懂得了神话及其同类的故事，而且也知道了文化人类学”，而“我对人类学稍有一点兴味，这原因并不是为学，大抵只是为人。”正是出于对“人”自身的浓厚兴趣，周作人广泛涉猎了道德观念起源发达史、生物学、性心理学、童话学、历史学、医学史、妖术史、民俗学等多个科学领域，精神上获得了极大的解放，这使得他对以“把人不当做人”为根本特征的中国专制主义文化传统的批判获得了极大的理论深度，取得了与20世纪“人”的觉醒与解放的世界性潮流的同步姿态。出于对“人性”全面发展的要求，周作人考察了物质与精神在人的存在与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他认为，人的解放和人性的健全发展只有在物质生存欲望和精神自由发展这两方面的要求都得到充分满足后才能真正实现。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期间，他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一个相当完整的“人学”理论体系，它是周作人首次超越了国家、民族的层面，以一个“世界民”的视角对“人”自身进行思考的理论成果，成为西方“人的发现”思潮在东方古老中国的最初回响，在当时思想文化界引起了强烈反应。正如周作人自
己所评价的，他的确是做了“辟人荒”的开拓性工作。周作人认为:“我们的意见，是先要考究人是什么东西，与人类关系如何，对于自己及人类应该如何，有了这个解决，才好起手做人。”
正如他在《人的文学》一文中说: “我所说的人道主义……乃是种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这理由是:第一，人在人类中，正如森林中的一株树木，森林盛了，各树也茂盛.但要森林盛，却仍非靠各树各自茂盛不可;第二，个人爱人类，就只为人类中有了我，与我相关的缘故.墨子说，‘爱人不外己，己在所爱之中’，便是最透彻的活.……所以我说的人道主义，是从个人做起.要讲人道，爱人类，便须先使自己有人的资格，占得人的位置……至于无我的爱，纯粹的利他，我以为是不可能的.……那是超人间的道德，不是人所能为的了.”
在肯定人、我、群己统一的同时，周作人又突出强调以个人为本位，认为个人的物质发展和精神自由具有至高无上性，这是因为群体的强大有赖于个体的健壮，人类社会文明的进步必须以个体的充分发展为前提。个人是社会人类存在的中心和联结的理由，所以，“我要幸福，须得先使人类幸福了，才有我的份；若更进一层，那就是说，我即是人类。所以这个人与人类的两重的特色，不但不相冲突，反是相成的。”本着这种“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的精神，周作人对他理想中的“人”的生活做了如下的阐述：
“第一，关于物质的生活，应该各尽人力所及，取人事所需。……第二，关于道德的生活，应该以爱智信勇四事为基本道德，革除一切人道以下或人力以上的因袭的礼法，使人人能够自由幸福的生活，这种人的理想生活，实行起来，实于世上的人，无一千利.富贯的人虽然觉得不免失了他的所谓尊严，但他们因此得从非人的生活里救出，成为完全的人，岂不是绝大的幸福吗?……这可真说是二十世纪的新福音了。”
在周作人描述这一幅美丽图景中，穷人与富人，被吃者与吃人者之间的尖锐对立已不复存在，剩下的只是都“成为完全的人”之后的共同利益。但他没有意识到人性的具体形式是由特定的社会关系和人类制度的体系所决定的，是不断改变的，而将人性视作超历史超时间的、凝固不变的、先验的本质和规定。从这种认识出发，他所理解的个人与人类，利己与利他的关系，也只能是一种超越现实阶级冲突的纯粹理念性关系，而不能科学地反映人类社会存在、发展的规律。但周作人这一“人学”理论体系在五四时期是发挥了积极作用的。五四是中华民族和个体生命从封建传统的桎梏中全面觉醒的时代，“被称为长期完全停滞的国家的典型”的中国刚刚从“中世纪的停滞状态”中“觉醒过来”，就迸发出了巨大的生命活力，促生了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以科学和民主为精神特质的思想和艺术。周作人在新文化运动中以其敏锐而独到的发现，深刻而富有建设性的思想主张，为那个觉醒的时代增加了相当的重量。“五四”是中华民族从没经历过的伟大变革，在这场伟大变革中也产生了时代所需要的巨人，从思维能力和学识渊博等方面而言，周作人的确无愧于“巨人”之称，他的文化思想体系在反封建的历史任务中发挥了极大的战斗作用。
周作人的“人学”理论体系是反封建的产物，主要来源是西方近代人文主义思潮的影响，正是凭借这一系统的人文主义理想并依靠科学的先进成果(如生物学、性心理学、文化人类学等)与明晰的理性分析，周作人以一种居高临下、从容自信的意志和深刻简洁的理论，将封建主义的文化思想特别是封建伦理道德批驳得入木三分，获得了极大的理论深度，而没有简单地流于情绪性的呼喊和抗议。从他这一思想出发的理论主张:“人的文学”的提出和建设、“思想革命”的主张和实践、妇女儿童的发现和重视……都深化了五四“人的解放”的时代主题，真正显示了人道上义和科学理性的力量，有力地推动了反封建思想启蒙运动和文学革命的纵深发展，深刻启发了青年对自身和世界的觉悟，并在相当程度上补救了当时新文化运动中破坏激烈而建设不足，主张稍嫌空泛的弊病。1935年，胡适在《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导言》中说到:周作人先生的“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引起一班青年男女向上的热情，造成一个可以称为‘个人解放’的时代。" 30年代的左翼文艺理论家阿英在谈到周作人这一
思想体系时也认为它“对于当时的运动，也发生了很大的影响。”这都不失为公允的评价。
二、“人的文学”的内涵
“五四”新文学运动初期，周作人以一个理论家的姿态登上文坛。他在《人的文学》、《平民的文学》、《新文学的要求》等一系列文章中，阐明了关于“文学革命”的个人主张—即所谓“人的文学”。这一命题的提出和诊释，对当时及以后的文学运动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人的文学”是周作人在“五四”时期打出的一面鲜明的旗帜，具有明显的文学功利性。它一方面具有思想启蒙的性质;另一方面，它对文学自身的规律也进行了初步的阐释。可以说正是周作人“人的文学”的主张使“文学革命”的进程从理论上走向了深入、系统与规范。
什么是“人的文学”，周作人的解释是，“用这人道主义为本，对于人生诸问题，加以记录研究的文学，便谓之人的文学”他的这一文学思想，包含了以下四个方面：1．“人的文学”的目的:发扬“人性”
周作人“人的文学”观念的基础是一种对人性即人的本质的认识。“人的文学”直接源于周作人的“人学”理论。和许多早期觉醒的知识分子一样，周作人最先关注的中国问题是“人的问题”。从梁启超到“五四”运动，中国文化革命的一个重大成果就是人的发现。把人从封建束缚下解放出来，肯定人的价值，这意味着历史的进步。要把中国从腐朽的封建制度下挽救出来，致力于民族富强，人的觉醒就成了一个必不可少的条件。周作人正是从社会和历史的构成上，深入挖掘人之为人的价值。
周作人指出“人的文学”的理想:首先承认个人与人类、利己与利它原是一体，因此表达个人的情感欲求与表达人类的意志是统一的，于是个人的自我表现同时也就是人类普遍的思想感情与共同理想的表达，所以文学是能够沟通人们的心灵情感的;而人道主义文学的任务便是以富于人道主义理想的文学来感染人，并影响于个人的思想情感，使人道主义理想成为每个人的思想根基，以期达到人们共同改造生活与社会的目的。
2．“文学与人生”的关系
司马长风在《中国新文学史》中认为，正是周作人“人的文学”开了“为人生的艺术之门”。事实的确如此，周作人的“人的文学”主张在很多方面都可以看作是人生派文学思想的宣言。在讨论平民文学时，周作人提出“平民文学应以普通的文体，写普遍的思想与事实。我们不必记英雄豪杰的事业，才子佳人的幸福，只应记载世间普通男女的悲欢成败。因为英雄豪杰才子佳人，是世上不常见的人。普通男女是大多数，我们也便是其中一人，所以其事更为普遍，也更为切己。”此段话就可以看作是人生派文学思想的最初宣言，亦可看作现实主义创作原则的最早提法。作为新文学主潮的带头人之一，周作人在“五四”初期，无论是“人的文学”还是“平民的文学”主张，都有着强烈的人文关怀和对文学的功利原则的追求。他认为，纯艺术派以造成纯粹艺术品为艺术惟一之目的，“不是我们所要求的人生的艺术品”。
周作人在以后的“表现自己”思想中还谈到了“人生的艺术”问题，进一步指出，艺术是独立的，却又原来是人性的，所以既不必使他隔离人生，又不必使他服侍人生，只任他成为“浑然的人生的艺术”。由讨论文学人生性而转到艺术性上，是周作人自身观念不断完善深化的一种表现。
3．平民文学
平民意识，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一个重要主题，也是周作人“人的文学”的重要内容。在“人的文学”一炮打响之后，周作人又向文坛扔出了另一枚重磅炸弹:《平民的文学》，在这篇文章中，周作人在“人的文学”基础上又具体提出“平民文学”与“贵族文学”的概念。这种划分不是着眼于人们普通认为的阶级差别，而是有它特定的文学内涵。周作人认为“平
民的文学正与贵族的文学相反。但这两样名词，也不可十分拘泥。我们说贵族的平民的，并非说这种文学是专做给贵族，或平民看，专讲贵族或平民的生活，或是贵族或平民自己做的，不过说文学的精神的区别，指他普遍与否，真挚与否的区别。”在周作人看来，“贵族文学”在形式与内容上的缺点就在于它是“偏于部分的、修饰的、享乐的、或有游戏的”，而“平民文学”却恰恰与之相反，“是内容充实，就是普遍与真挚两件事。第一，平民文学应以普通的文体，写普遍的思想与事实。我们不必记英雄豪杰的事业，才子佳人的幸福，只应记载世间普通男女的悲欢成败。因为英雄豪杰才子佳人，是世上不常见的人;普通的男女是大多数，我们也便是其中的一人，所以其事更为普遍，也更为切已。第二，平民的文学应以真挚的文体，记真挚的思想与事实，既不坐在上面，自命为才子佳人，又不立在下风，颂扬英雄豪杰，只自认是人类中的一个单体，浑在人类中间，人类的事，便也是我的事。”由此看来，周作人提倡的“平民文学”并非局限于某一阶级，他着眼于“普遍”与“真挚”这两个特点。实际上“平民文学”是“人的文学”的一种别称，是体现人的精神的具有某些特殊性的文学创作模式。周作人所说的“人的文学”、“平民文学”其实是一个超越阶级性的文学概念。
4．“人的文学”观的价值阐释
如果我们以隔了一个世纪的文学观去观周作人20世纪初提出的“人的文学”观，也许会觉得他所揭示和阐释的只不过是现代文学所应具备的基本品质。但在当时那样一个有着从来不把人当作人的几千年封建传统的古老国度，“人的文学”无疑是一盏明灯，为刚刚从黑暗中醒来不久的中国文学照亮了前行的道路，尽管步履蹒跚，每迈出一步都需要付出极大的努力，但却始终向世界文学的行列迈进，使中国新文学首次具有了与世界文学相近的基本观念。毫无疑问，这是周作人对中国新文学最大的贡献之一，“五四”时期也是周作人风雨波折的一生中最富光彩和生命力的一段光辉岁月。
“五四”新文学是中西文化激烈碰撞产物，周作人的文学观的核心是人道主义，而其两冀分别是个性主义和博爱主义，他以西方的人道主义为新文学的哲学基础，把个性的人道主义与博爱的人道主义二者结合为一体，形成个性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但在综合的过程中，个性主义的成分更为浓重。周作人之所以把利人利己结合起来，是因为他认为在中国根本缺乏的是“人”的存在，爱人者和被爱者都没有自觉，因此即使主张仁、义、礼、智、信，也绝不可能在中国真正实现。因此他选择西方的人道主义作为中国新文学哲学基础，最终仍是为了满足反封建的思想要求。周作人的《人的文学》名义上是谈文学，实际上充满了有关人的历史哲学思辨色彩，在中国哲学史上首次确立了“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的概念，在文学史和思想史都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三、对周作人及其“人的文学”的再认识
1．贡献
“五四”时期，周作人以《人的文学》、《平民文学》、《思想革命》、《什么是新文学》等一系列文章，树立起以人道主义为核心的“人的文学”的旗帜，猛烈抨击深陷于封建兽道和神道而无力自拔的旧文学，从内容上为新文学的发展做出了质的明确规定。可以说，周作人的“人的文学”的理论是直接引导中国新文学走向现实主义的里程碑。就象一盏指引文坛的明灯，对整个新文学运动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正如舒芜所评价的那样:“周作人的身上，就有中国新文学史和新文化运动史的一半，不了解周作人，就不可能了解一部完整的中国新文学史和新文化运动史。”
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一场空前的思想解放运动，是一场呼唤“人的觉醒”，实现“人的自觉”的思想启蒙运动。周作人致力于“人的文学”的理论探索与构建，顺应了时代潮流，充分体现了“五四”的时代精神。通过创作上的身体力行，又有力地推动了这一理论的发扬光大。他将“自我”与“个人”置于世界总体格局中考察与寻求人在自然界中的地位。自由是与生俱有的权利，个体不论政治思想、伦理道德或情感层面都应获得自由发展。它积极汲取
了中西方文化的张力，将自由、平等、人权、科学等现代意识注入其中。周作人将“人的文学”具体化为“平民文学”，以普通文体来记世间的普通男女的悲欢离合，实现真正平等的人性文学，反对非人的文学。“人的文学”价值观念，向“内”表现人性人情，视文学为情感载体，向“外”要求文学表现人生，重视了文学的独立与自律。
“五四”时期周作人对“人的存在与人的本质”的思考最为执着，但他并非把它们作为哲学命题来探索，而是把它与对文学的思考联系在一起。因此他对人与文学的内在联系的关照就显得尤为深刻，从发表《人的文学》起他就把自己对文学的见解公之于众，表明他对文学的认识是建立在对人的本质的认识基础上的，而人的问题乃是文学的核心问题，文学旨在通过艺术的方式，表现人的个性、人的价值、人的欲求……周作人把人性的自然需求与健全的理性看成人的价值所在，让文学回到人的自身那里去，使之成为人生的一部分。这就是周作人的文学追求。
以周作人为代表的五四“人的文学”理论家，其启蒙旨在“新人”，引导人们重新估价一切，积极探讨人的本质问题，主要从伦理层面上打开缺口，从而形成了真正具有现代意识的“人的文学”理论。正是这一理论为“五四”启蒙文学运动铺下了一块重要的理论基石。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学思想不管经历了多少发展变化，人的精神一直是它的思想主调。他的“人的文学”的理论主张就像是“指引文坛的明灯，对整个新文学运动史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2．局限
周作人的文学观自身潜在着矛盾与危机。这同他的“人学”理论体系的矛盾与危机联系在一起。周作人所谓“人的文学”的思想基础是一种对人性亦即人的本质的认识。这种自然人性论的思想基础决定了“人的文学”这一思想模式中的其它思想因素。这种侧重从自然生理方面来说明人的本质的理论对于周作人的影响是复杂的。一般来说，当他以这种思想来批判违反自然人性的封建礼教时，这种理论发挥的是一种积极的作用，但当他把人的生物性单独地夸大起来，并使之与人的社会性相割裂，借以作为他脱离社会斗争的一种借口的时候，这一理论的消极作用就暴露出来了。在五四时期发生影响的基本上是前者，五四之后，则后者逐渐占了上风。既然肯定了人的自然权利和自然本能，也就势必承认人的自我意识和自我价值，因此个性主义可以说是自然人性论的合乎逻辑的引伸。作为“人的文学”的重要理论支柱之一，周作人的个性主义偏于“极端之个人主义”。作为彻底的个人主义者，周作人性格中包含有实利主义的成分，就像一只超然世外的野鹤，他过分爱惜自己的羽毛，绝不会为看起来过于抽象的理想主义而牺牲自己的艺术、学术与个性。他对于现实采取了过于冷静观照的态度，自动将自我放逐于精神的孤岛上，把整个人生兴趣，目标集中于个人“生活艺术”之中。逐渐丧失了感应时代主潮的气势与魄力，最后只能沦为精致的“小摆设”，供圈内人欣赏。
背叛民族，屈膝事敌的变节选择，使得周作人这位新文化运动的先躯，青年们所敬爱的精神导师，现代杰出的文艺理论家永远无法得到人们的谅解。在中国这样一个民族观念极强的国度，对个体人格的评价总是与民族的价值评判结合在一起，任何背离民族的行为和选择都将受到最严厉的批判和谴责。但正如恩格斯所说:“这种诉诸道德与法的做法，在科学上丝毫不能把我们推向前进:道义上的愤怒，无论多么入情入理，经济科学总不能把它看作证据，而只能看作象征。”我们所要做的，正是要结合具体的历史材料和时代背景，对周作人进行全面深入的理性分析，对他在新文化史和新文学史上的地位和意义做出正确的评价，并从中吸取历史的经验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