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关系理论复习笔记目录：古典现实主义理论：P2——P12
新现实主义理论：P12——P22
新古典现实主义理论：P22——P25
进攻性现实主义理论：P25——P29
新自由主义理论：P29——P42
主流建构主义理论：P42——P45
过程型建构主义理论：P45——P47
现实建构主义理论：P47——P48
英国学派理论：P48——P53
威慑理论：P53——P57
霸权稳定论：P57——P60
文明冲突论：P60——P61
民主和平论：P61——P62
一体化理论：P62——P65
全球治理理论：P65——P67
结构性权力论：P67——P69
世界体系理论：P69——P78
结构冲突论：P78——P79
权力转移理论：P79——P89
主要参考书目：P89
古典现实主义理论
《美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关于摩根索《国家间政治》的内容
第一节对国际政治学的研究
政治的法则根源于人性。这种人性主要表现在对权力的追求。任性是多侧面的，如宗教的人、经济的人和政治的人等，而政治的人就是追求权力。在此基础上，摩根索指出：
第一，政治领域正像其他领域一样具有自身的独立性，这是因为政治领域和其他领域一样，有自己独特的规律和规则。政治家研究的是以权力界定的利益。权力是政治领域的主要原则，这一原则确立了政治领域的独立性，包括国际政治领域研究的独立性。
第二，国际政治和国际关系的概念是不同的。并非一国对另一国采取的任何行动都含有政治性质。一般来说，许多活动都是在完全未考虑权力因素的情况下进行的，而且也不会对从事这些活动的国家权力产生影响。大量的法律、经济、慈善和文化活动均属于此类。国际政治只是国际关系活动的一种表现形式。
第三，国际政治领域的独立性决定了国际政治研究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第二节对国际政治实质的研究
一、权力
权力：是指人支配他人的意志和行为的力量。
政治权力：指的是掌握政府权威的人之间以及他们与一般公众之间的相互制约关系。政治权力这种力量可以影响其他人的思想和行动；政治权力是一种心理的影响。摩根索区分了权力与影响力、权力与武力、可运用的与不可运用的权力、合法的与非法的权力。政治权力必须同武力，即实际使用的暴力相区别。假如暴力在战争中成为现实，政治权力便被军事实力取而代之。实际运用暴力意味着用两个人的身体接触代替他们之间的精神联系；一个人在体力上强壮得足以支配另一人的行动，而精神联系却是政治权力的本质所在。
国际政治，像一切政治一样，是追逐权力的斗争。无论国际政治的终极目标是什么，权力总是它的直接目标。
权力在外交政策表现的三种形式：
1，维持现状政策：一个国家的外交政策是保持权力的政策，而不是使权力向着有利于本国重新分配的转化政策；
2，帝国主义政策：是指企图推翻两个或更多国家之间的权力现状的政策；
3，威望政策：是使别的国家对自己国家实际拥有的权力，或它自认为拥有的，或想使别国相信其拥有的权力产生深刻印象的政策。威望政策在一般的情况下也是现状政策和帝国主义政策实现目标时的工具。
权力与意识形态的关系。在摩根索看来，国家对权力的追求总是在意识形态斗争的掩饰下进行着。在摩根索的理论中，意识形态的概念是一种用来掩饰的概念，甚至是欺骗的概念，研究它的目的就是为了要揭露它。在国际政治中，国家对权力的追求也必须要用意识形态来掩饰自己。如果它直截了当地表达权力要求的话，就会处于非常不利的境地，要么会促使其他国家联合起来反对自己，要么会受到道德的谴责，这就是意识形态在国际间的作用。在对内方面，意识形态的作用也同样如此，它可以提高国民士气，从而使国家追求权力的力量增大。所以，在摩根索看来，意识形态是国家追求权力斗争的武器。
道德与权力的关系。摩根索在强调政治权力的同时，论述了两个承认：一是承认政治行动中的道德意义；二是承认道德的要求和政治行动之间存在着不可避免的冲突。他提出了有关道德的两项原则，即：普遍的道德原则在抽象的形式下无法适用于国家行为；国家的道义愿望无法等同于普遍的道德原则。国家采取成功的政治行为本身就是基于国家生存的道德原则，道德的判断是来自于政治行为的后果，而国家的谨慎行事是政治中至高无上的道德。
关于战争的根源，摩根索的一个基本理论就是，战争是争夺权力的结果。人类在争夺权力的过程中，并不是一开始就以战争的形式出现，往往表现为冲突。冲突的形式可以有暴力的和非暴力的，有显性冲突和隐形冲突，有可控制冲突和不可控制冲突，有可解决的冲突和不可解决的冲突。暴力的、不可控制的和不可解决的冲突的最后结果往往是用武力或暴力解决。冲突不一定会导致战争，也可以通过经济、政治和心理等手段解决。
国家间冲突和战争是人类以国家形式争夺权力的结果。
在摩根索的权力理论中，他的有关权力理论的推论思路实质上就是这样一个过程：追求权力——追求政治权力——追求政治权力的三种模式——掩饰追求政治权力——政治权力的效果决定政治伦理——追求权力的结果。
二，国家利益
摩根索认为，国家利益应当包括三个重要方面：领土完整、国家主权和文化完整。最根本的是主权问题，其他问题都是次要的。国家利益的概念是抽象的，并不具有一个永久固定的含义。
首先，他平常所说的国家利益是指一个国家的永恒利益。为了保证一个国家的永恒利益，决策者们必须要根据他们本国的具体情况确定在不同时期不同国家的利益目标。因此，国家利益可以有抽象的也可以有具体的概念。
其次，国家领导人在决定国家利益目标时，可能受到国内各种利益集团的干扰，不能把广义的国家利益（即他提出的三个主要的国家利益概念）和狭义的国家利益概念相混淆。
再次，在决定国家利益时，最好把范围限制得小一点。
最后，国家利益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相对持久的利益，另一种是根据不同形势的变化所确定的不同利益。
摩根索国家利益原则包括：（1）国家利益是衡量一个国家外交政策的最高标准；（2）权力政治理论强调国家政治行为理性化。这种理性化的实质就是：国家的外交政策是由权力界定的国家利益所决定的。（3）一个国家外交政策的制定不是由政治家的动机所决定，“良好的动机可以保证避免有意制定坏政策，但它们不能保证它们促成的政策在道义上是善的，在政治上是成功的。（4）不宜把国家利益的内容定义得过于宽泛。
在摩根索看来，权力在国际政治中的作用是手段，而不是目的。在国家的外交政策中，国家所选择的目标应当由国家利益决定，但是，最根本的其实是由国家的权力所决定。
第三节对国家权力的研究和对国家权力的限制
在摩根索看来，国家就是个人的扩大，把个人集合起来即为国家。个人追求权力，那么作为个人的集合体的国家，也就同样具有追求权力的欲望。
摩根索认为民族主义的产生有两个原因：第一，是道德上的原因。个人对权力的追求在人们的头脑中通常被看作是不道德的，因为，对权力的追求必然会影响其他人的利益，由此，社会对权力的追求总是采取一种压制的政策。第二，是
机制上的原因。为了控制个人的权力冲动，社会规定了各种的法规来削弱个人对权力的追求，结果大多数人是权力行使的对象，而不是权力的行使者，在这样的情况下，由于未能在国家的界限内得到权力欲望的彻底满足，人民便将这些未能得到满足的欲望发泄到国际舞台上。人类社会认为，个人对权力的追求是耻辱的，但个人以国家的名义在国际舞台上追求权力是一件好的事情，是爱国的行动。
国家权力的九个主要方面：地理因素、自然资源、工业能力、军事准备、人口、民族性格、国民士气、外交质量和政府质量。摩根索对无形权力比有形权力看得更重。在国家权力的所有因素中，外交的质量是最重要的因素，尽管它是一个极不稳定的因素。
防止三种对权力的错误估价：第一，是无视权力的相对性；第二，是忽视权力因素的动态变化性；第三，是给一个单一因素以决定性的重要意义。这三种错误可以归纳为两种：
第一，对一个国家权力的衡量不能用绝对化的方法。这种绝对是指空间上的绝对和时间上的绝对。空间上的绝对是离开了与其他国家权力的比较；时间上的绝对是指，即使在一定时间内，一个国家的权力比其他国家的权力大，但这种强大不是永恒的，而会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变化。
第二，对国家权力因素的考虑不能用绝对化的方法。如形而上学的地缘政治学、民族主义和军国主义。
对权力的限制手段包括：用权力来限制权力（均势）、国际道德、世界舆论、国际法和裁军等方面。具体如下:
一，均势对国家权力的限制
（一）均势的含义
四种含义：第一，旨在寻求某种态势的政策；第二，实际存在着的态势；第三，近乎均等的权力分配状况；第四，国际社会中若干国家权力分配近乎均等的状况。
摩根索的均势概念主要强调两点：（1）虽然他也认为均势是一种政策，但是，他更强调均势是一种状况；（2）在这种状况中，权力的分配基本上是平均的。摩根索认为均势能够出现和建立的原因是，国际社会的多元化和国家间的竞争对抗。
（二）均势的性质和作用
强调均势的不可避免性、不可回避性和它的必然性。权力均衡和旨在维护权力均衡的政策，不仅是无法避免的，而且是使由主权国家构成的社会得以稳定的基本因素，国际权力均衡的不稳定，不是由于该原则的错误，而是因为该原则在一个主权国家构成的社会中运行时，无法摆脱特定的环境。
（三）均势实现的方式
四种：分而治之方式（联盟）、补偿方式、军备方式和联盟方式。
联盟：（1）联盟是一个谋略的问题，即在国际舞台上所采取政策的问题。联盟在一个国家的外交政策中，并非是一种必须采取的政策。（2）实现联盟的国家必须要有一定的利益基础。而且，只有当共同的利益在政策和行动上体现得不成熟时，才需要用联盟条约的形式去固定；在利益完全一致的情况下，反而可以不需要联盟条约去说明，一般来讲，联盟中的权力分配决定着利益分配和政策形式。（3）联盟的三种类型：利益和政策完全一致的联盟、利益和政策互补的联盟、利益和政策属于意识形态的联盟。
摩根索阐述的联盟与意识形态的关系：没有政治利益和物质利益的意识形态
联盟是不可能长久的，因为联盟的基础是利益二字；意识形态因素与政治利益和物质利益的结合可以使联盟有凝聚力；意识形态因素同时也可以削弱联盟，因为在意识形态这个崇高的旗帜下面，各盟国有可能使他们之间的利益关系变得含混，在政策等方面对联盟的期望值过高，其结果更容易对联盟产生失望，破坏联盟的坚固性。
均势平衡者：（1）它不会和任何一个国家和国家集团的政策保持永久的一致，均势平衡者的作用就是维持均势，而不论平衡将对哪一方有利；（2）均势平衡者是权力斗争的最终决定者，它是国际政治权力斗争中影响最大的因素；（3）它必须有一个强大的权力，必须强大得足以使它所加入的那一方有取胜的可能；（4）它并不是摩擦和权力冲突的中心。它和那些冲突并没有根本的利益冲突，它也有满足其自身权力需要的自身机会；（5）平衡者存在与否与均势体系中的结构性变化有关，这种变化包括战争技术的变化和均势成员性质的变化。
（4）均势与和平的关系
均势主要有两种模式：一是直接对抗模式（即A——B两国权力的直接增减所引起的对抗），二是竞争模式（即AB两个大国为了对一个小国C进行控制而展开竞争，即大国对小国控制权的竞争）
均势的作用：第一，可以使国家间关系稳定，即国际体系稳定；第二，可以保证主权国家的独立，防止某个大国对小国或弱国的控制；第三，只有在均势结构下，“国际性‖的战争行为才能够成为可能。
欧洲古典均势的黄金时期，它的形成需要具备五个条件：（1）有足够数量的独立国家，组成或解散联盟；（2）欧洲外交家有共同的政治文化，这种共同的政治文化是指在战争与和平时期，他们的游戏规则有一致的道德认同；（3）国际体系受限于一定的地理区域；（4）这种均势的形成还需要有一定的战争技术水平与之相适应，国家能够迅速地实行战争动员，能够阻止战争的拖延，同时也能防止毁灭性战争；（5）外交政策可以自由行动，包括不受到舆论的监督和控制、不受到意识形态的影响，并且不受到国内其他因素的影响。
在摩根索的理论中，均势并不能保证和平，均势的性质被认为是不稳定的，原因如下：
首先，这主要是因为：（1）均势所形成的稳定是一种脆弱的稳定，因为这是一种在对权力追逐中的稳定；（2）即便在稳定的均势状况内部依然是不稳定的。因为在均势的内部存在着不可避免的利益矛盾，均势是斗争制约的结果，是国家之间不得已而为之的结果。
其次，从对均势的历史分析上看，其作用主要是阻止一个国家称霸，没有维护世界和平，不能维护小国的主权独立，以权力均衡的名义牺牲弱小国家的利益实行对大国的补偿原则，且阻止称霸国家往往付出惨重的战争代价。
最后，从均势本身的弱点看，有三点：不确定性，不现实性和功能不足。
不确定性是源于国家权力的不确定性，不能准确评估自身及对手的实力比较，权力很难得到准确的量化分析。
不现实性的推理：国家不能肯定它对权力估计的正确性——国家要保证自己的安全——国家不仅要追求权力的均衡而且要追求权力的优势，以抵消误差——在获得均势后，要进一步巩固优势，以达到永久的优势——所有的国家都处于忧虑之中——就有可能发生先发制人的战争，帝国主义的战争和反帝国主义的战争。
均势功能不足是指在维持和平的过程中需要文化因素的支持。
二，国际道德和世界舆论对权力的限制
摩根索这方面的观点概括为：对道德影响力的肯定和对道德影响力的否定。在对道德的肯定方面，他的思想非常明确，在国际关系中道德的作用要比权力的作用大。对于道德和习惯在多大的程度上能对权力进行限制，对其既不能做过高的估计，也不能做过低的估计，道德的作用主要是在和平与战争时期对于人类生命的保护和对于战争道义上的谴责。
摩根索对于道德在国际政治中对权力影响的否定性看法，概括如下：
（一）战争的因素
1，全面战争可以使道德沦丧。
2，现代战争的非人格性使道德对权力的限制被破坏的更彻底。在核武器时代，现代战争是按钮战争。
（二）外交事务的民主化使道德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下降
近代的外交是贵族外交，所有外交活动和普通人无关，这样在外交事务中的道德问题便成为个人的问题，是君主之间的事情。在现代的社会中民主选举和责任制取代贵族制，于是国际道德作为一种确实存在的、与特定个人良心相连的纽带就断了。
（三）民族主义是导致今天国际道德丧失的又一个方面
民族主义道德的影响已经大大超过了国际道德的影响，这是由于国家作用的增大和现代战争技术的发展对个人在国际道德和民族道德的选择余地变小的缘故。另一个原因是民族主义化的世界主义倾向。民族主义所要求的是一个民族建立一个国家，除此之外别无他求，而我们时代中民族主义化的世界主义却主张一个民族和一个国家有权把自己的价值和行为标准强加给所有的其他国家。这种把民族的道德和国际道德混为一谈的做法，是导致国际道德今天影响下降的又一个原因。
摩根索从国际舆论内涵的角度，对其在限制国家战争行为上的作用提出否定意见。在他看来，世界舆论对国家的行为进行限制必须具备以下两个条件：（1）是一种超越国界的公众舆论，它把不同国家的成员团结起来，至少在某些根本性的国际问题上能够形成共识了（2）当任何国家在违反了这种共识时，人类便会不分民族的、自动地群起而攻之，迫使这个国家能够接受人类这种共同意志。
即便存在着共同的道德和共同的政治愿望，但各国的社会状况、发展历史和发展水平不同，道德判断和政治估价也就不会相同；民族主义还是妨碍世界舆论发挥作用的重要原因之一，因为一旦战争对和平存在着具体的威胁，涉及到国家利益，世界舆论就不会形成一种统一的力量去发挥作用。
三，国际法对国家权力的限制
摩根索对国际法是持肯定态度的，但并不意味着他认为国际法能够对国家的权力发挥有效的限制作用。国际法是松散的法律秩序，有两层含义：第一，国际法规则原则上只对同意这些规则的国家有约束力。第二，许多已得到各国同意的规则本应有约束力，但是它们歧义颇多，或者受到许多条件和保留规定的限制，使得各国在被呼吁遵从国际法规则时，仍然具有很大程度的行动自由。国际法的松散是由国际社会的松散决定的。没有超国家的统一的中央权力机构，国际法要发挥作用，就必须取决于各国的国家利益互补以及国家之间权力分配的均衡，这点未能实现。故国际法的作用是有限的。
总之，对国家权力的限制，摩根索的根本看法是悲观的和没有信心的：均势维持和平非常脆弱；国际道德现在已经变得残缺不全，并且逐渐地让位给民族的
道德；世界舆论在今天的国际形势下作用很小，甚至本质上只不过是为国家利益服务的意识形态；由于世界由主权国家组成，又由于国家的权力均衡不存在和国家利益的冲突，国际法限制国家权力作用是有限而乏力的。
第四节对国际社会实现和平的设想
实现和平的最好方式是改变国际社会的环境，具体设想如下：用外交作为调节和平的工具——建立世界共同体——建立世界国家——国际和平秩序出现。
一、裁军
裁军失败多成功少的原因：第一，因为所有国家对权力进行积极的追求，而军备又恰恰是获得权力不可或缺的因素；当大多数国家都在进行激烈的权力角逐时，它们同时进行的裁军活动是不会有任何意义和结果的。要想使裁军能够真正达到满意的结果，权力问题必须获得解决，使竞争的各方在权力分配方面满意，是裁军的前提条件，裁军是政治性的问题，而不是技术上的问题。第二，裁军的假设前提是：如果人们放弃一切武器，则战争就可以停止，假设前提是错误的。人们战斗并不是因为它们有武器，人们有武器是因为他们认为战斗需要武器。夺走他们的武器，人们还会赤手空拳地战斗，或者寻找用以战斗的新武器。造成战争的因素是人们的心理状态。
因此，裁军只能减缓国际紧张局势，不能解决国际和平问题，对权力的追求是国家不可避免的行为之一。
二、集体安全
摩根索将集体安全当作是权力均势的一种形式。它和联盟均势的关系是：联盟均势是由某些单个的国家，给予它们认定的单个的国家利益构成联盟去对抗某个国家或某一个脸面；而集体安全是一个全球性质的联盟，它假定全球的联盟一定能够永远强于侵略者。它所形成的基础是道义和法律规定的义务，即无论任何国家对盟国任何成员国发动进攻，将会遭到整个联盟的反对。
集体安全要满足三个条件：（1）集体体系必须在任何时候都能够聚集到压倒性的优势力量，反对潜在的侵略者和侵略者联盟，使后者永远不敢对集体体系所维持的秩序进行挑战；（2）那些能够使它们的联合力量满足上一个条件的国家，必须对它们要保卫的安全具有相同的认识；（3）那些国家必须使它们相互冲突的政治利益服从于共同利益，这种共同利益是从所有成员国的集体防务的角度来定义的。这三个条件现今都不能满足，故集体安全不能行之有效。
三、和平变更
和平变更意味着要用解决对国内危机的办法来处理问题，即：用政府的权威和物质力量为后盾的道德观念，在全社会通过公众舆论促成一种和社会的正义感相适应的态势出现，才能使问题最终解决。但是，摩根索看来，在国际社会中，不会有同一的道德观念和共同的价值标准，同时也不存在着具有权威性的立法和执行机构。
四，国际政府
所谓国际政府是指在世界建立一个跨国家的机构和组织形式，国际政府是跨越各国而建立的国际组织。而世界政府则是指世界国家建立后的政府。国际政府的例子：神圣同盟、国际联盟和联合国。这些组织在国家利益上不能达成一致。摩根索认为国际政府作用有限，但聊胜于无。
故摩根索认为以上四种方式都不能保证世界和平的情况下，人们的选择只能是建立世界国家。但世界国家遥遥无期，必须为其创造可能性，最重要的可能性就是调解各国之间的敌对关系，而外交是实现这一目标最理想的工具。
摩根索认为，外交是一种艺术，是说服、妥协和武力威胁这三种手段交互使用的艺术。外交官的作用至关重要。
摩根索认为当代外交在维护世界和平方面的作用意大大衰落了，是因为现代交通、通讯技术使外交官的作用丧失，外交的贬值，议会程序外交的非实质性内容、超级大国的外交特点和当代政治的本质等原因。
摩根索提出复兴外交的四个基本原则：（1）外交必须放弃十字军精神，即用意识形态来决定一个国家的外交政策；（2）外交确定的目标必须根据国家利益来界定；（3）外交家必须从其他国家的角度来注视国际政治舞台；（4）国际必须愿意在一切并非至关重要的问题上妥协。
他之所以认为世界国家的建立要在世界共同体建立之后，是因为：
第一，正像没有社会就不会有国家一样，没有一个可以支撑世界国家存在的世界共同体，就不会有世界国家的存在。
第二，国家是一个强制性的机构，在维护世界和平方面，国家只能用强制的措施。
第三，世界人民在没有任何准备的情况下，是不会接受世界国家的，因为，没有一个国家会一上来就为世界国家服务，世界国家要求人们做到的事情，在没有任何的准备之下也不可能实现。
摩根索的权力政治理论体系的思路是这样发展的：人都是要根据自己的实力追求权力的，国家也是如此；人之所以追求权力，是由于利益的驱动，国家也是如此。追求权力的结果，就必然引起矛盾和冲突，甚至战争。而避免战争的方法，人类社会已经试验了种种，如制衡权力、国际舆论和国际法、裁军、集体安全等，但是，人类这些实验的结果均未能成功。人类唯一的出路是用外交手段协调国家利益，营造世界和平环境，最终建立世界政府，实现世界和平目标。
摩根索《国家间政治》关于外交的补充内容
外交的四项任务：（1）外交必须根据实际和潜在可用于追求目标的实力来决定自己的目标；（2）外交必须评估别国的目标以及实际和潜在可用于追求目标的实力；（3）外交必须确定这些各自不同的目标在多大程度上是彼此相容的；（4）外交必须利用适于追求其目标的手段。
外交妥协的五项先决条件
1，为了实质性的真正利益放弃毫无价值的虚幻权利。
2，绝不把自己置于一种后退会失面子、前进会冒严重危险的窘境。
3，绝不允许一个弱小的盟国为你作出决定。
4，武装部队是外交政策的工具而不是它的主人。
5，政府是舆论的领袖而不是它的奴隶。
战争的目标是单纯的、无条件的：摧毁敌人的意志；战争的方法同样是单纯的、无条件的：最大限度地破坏敌人防御的最薄弱环节。外交政策的目标是相对的、有条件的：在必要的范围内降服而不是摧毁对方的意志，以求维护自己的重大利益而又不损害对方的重大利益；外交政策的方法也是相对的、有条件的：并不是通过摧毁自己道路上的障碍以求前进，而是或者在这些障碍面前后撤，或者施计克服这些障碍，或者用计迂回地绕过它们，或者借助于说服、谈判和压力逐渐软化和瓦解它们。
进行战争的目的在于使和平成为可能，处理外交政策的目的在于使和平永久化。
好的外交政策的理性要求从一开始就不能指望得到舆论的支持。舆论的偏好是感情的而非理性的。
没有一个世界国家就不可能有永久的和平，而没有维护和平、创建共同体的外交进程，就不可能有世界国家。
《国际关系理论：思想、范式与命题》中关于古典现实主义的内容
一，现实主义的核心概念
1，卡尔的命题
卡尔对于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贡献主要体现在：
（1）对权力的重新重视。权力是国际政治运转不可或缺的要素，也是国家自保延续的必要工具。国际政治中的权力主要由军事力量、经济力量与支配舆论的力量三者构成。
（2）道德相对主义。现实主义并非道德虚无主义者，而是寻求一种谨慎的道德，持一种道德相对主义立场。有必要对国家的道德与个人的道德做出区分。不要以个人道德的高度来衡量国家，国家道德以保全国家，维护国家利益为原则，政治家在此的道德责任让位于政治责任，谨慎的外交政策无往不是在权力与道德的调和中实现。
（3）利益冲突论。国家间的利益冲突持久存在，国家间的权力斗争也将持续不断。
2，摩根索的现实主义六原则（具体内容略）
3，人性说
现实主义对人性持悲观态度，更多的是作为一种理论假设的逻辑起点而并非对客观现实的确认。源自其对人性缺陷的客观认识，并意识到这些人性缺陷将部分寄寓在国家身上，从而影响国际政治的进程。
4，无政府状态说
国际社会处于无政府状态，缺乏像国内政治那样的等级制，安全的供给是分散的，进而导致安全成为稀缺资源，每个国家都必须对自己的安全负责，必须通过权力增强才能实现权力斗争的存活，进而导致安全困境。现实主义认为安全困境是无法避免的，因此国家之间为了实现安全的冲突也是在所难免的。
5，国家说
国家是最重要的国际行为体，是单一、理性的行为体。依据国家利益行事是国家政策理性与否的判定标准。
6，权力斗争说
国家总是不断寻求保持权力、增加权力与显示权力，由此产生了维持现状政策、帝国主义政策与追求国家威望的政策。现实主义的权力主要是一种物质性权力，并以军事权力为首要，并且权力在不同问题领域的流通性较好。只要国家任一方面的权力增长都有可能被认为具有一种累积优势，进而可能激发安全困境，推动国家间权力斗争。国家为了权力斗争可以采取增强自我权力与削弱对手权力两种途径。增强自我权力的途径又可以分为增强自身实力与寻求结盟两种方式；而削弱对手权力则主要通过直接对抗与分解对手联盟两种方式实现。权力斗争并非永不停息，而是在均势形成时可以消停片刻，权力斗争与均势的形成和消解具有相关性。权力斗争只是权力相互限制的一种方式，但国际道义、世界公众舆论
与国际法同样能够对权力产生限制作用。
7，道德相对主义
现实主义并非反对道德准则，只是反对普世道德，认为缺乏一种对所有国家而言都一样的国际道德。权力与道德可以共存、道德可以限制权力的滥用。
二，现实主义中的权力观
现实主义权力观存在两大特点：一是权力主体的国家性；二是权力性质的物质化。
1，物质性权力
现实主义的权力观被视为是物质主义。尽管摩根索意识到道德对于权力的制约作用，但这种制约作用是为了更好地发挥权力的效果。
2，摩根索眼中的国家权力（略）
3，国家权力评估
（1）克莱因国力方程
Pp=（C+E+M）乘以（S+W）
（2）兰德公司的国家实力评估
国家实力主要由国家资源、国家绩效与军事能力三个部分构成。
（3）黄硕风的综合国力模式
物质力指标子体系包含资源力、经济力、科技力和国防力等。精神力指标则包括政治力、文教力与外交力。
4，权力周期论
权力存在不可避免的内在扩张性，直到有更强大的权力才能使其停止下来。但是权力的无限扩张同样也会带来不断衰竭的宿命，因而形成一种权力兴衰的周期现象。乔治·莫德尔斯基提出了霸权周期理论，认为历史上一场大的全球战争开始一个长周期即霸权周期。经过战争，一个国家取得霸权并利用战后的和平协议使其获得的优势合法化。霸权兴衰更替所形成的权力转移往往以战争的方式实现。
成为霸权国的四个条件：第一，必须是具有“安全保障剩余”的岛国或半岛国；第二，要维持海军力量等全球性战略组织，集中占有世界整体一半以上的海军力量，空军力量也很重要；第三，必须具备强大的主导经济，尤其是以创新能力为中心的综合经济实力；第四，其国内政治必须具有开放性和稳定性。这四个条件很难持久，因此霸权兴衰也就成为常态。
三、地缘政治学
是研究地理空间与权力分布之间关系的学科。在国际关系当中，国家可以选择自己的朋友却无法选择自己的邻居，这决定了地理因素必然在国际关系中发挥重要作用。
（一）马汉的海权论
马汉海权思想的核心是制海权。所谓制海权是指一个国家控制航海活动的能力。海军、海上贸易与海上交通线的控制是获取制海权的三个关键要素，维持强大的海权对国家权力与世界地位具有重要影响。但一国能否获取海权，还与以下6个方面的要素密切有关：（1）位置。最理想的位置是居中央位置的岛屿，靠近主要的贸易通道上，有良好的港口和海军基地；（2）地形。国家疆界与海洋接触的大小决定了国家的开放与闭合心态。同时国家的耕地富足与否也决定着国民的隐忍图强心态。岛国、半岛国家受此影响必须面向海洋；（3）国土面积。国土面积必须与人口、资源及其他权力因素相配合。同时国土面积也决定了攻防力量的
部署难易程度；（4）人口数量。发展海权不仅需要一定数量的海军人员，也需要大量从事海洋生产的人口，既要求一定的数量，也要求高素质的人才；（5）国民性。国民性对国家发展海军与海权具有重要影响，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海军的战斗力；（6）政府的政策。政府是否重视海军建设、海权发展对一国海权至关重要。
马汉的制海权实际是一种零和的海权思想，其制海权是控制海洋而非利用海洋，试图将海洋私有化而不是当作可以合作的领域。
（二）麦金德的陆权论
三段论。。。略
在麦金德看来，欧亚大陆处于同一板块，欧亚两洲又与非洲紧密相连，因此这三大洲理所当然地被视作一个整体，称为“世界岛”。在世界岛内部，包括六个地带：心脏地带，季风沿海地带；南亚和东南沿海地带，其中包括中国和印度；欧洲沿海地带；撒哈拉沙漠地带；阿拉伯半岛（以及南部心脏地带），指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区。其中最重要的是心脏地带，被内新月地带的中印德等过环绕。
欧亚大陆四面环水，内陆地区地势开阔，机动性、辐射性与扩张性都较强，被认为是世界政治的枢纽地带。俄国与德国最有可能控制该区域。枢纽地带辽阔的平原、便利的水运，丰富的自然资源为国家强大提供了巨大支撑。
麦金德认为陆海实力的较量一直是贯穿世界历史的主线。当时他担忧俄国对英国霸权的挑战。随着工业化的发展，铁路建设极大地提高了陆上机动性，使得陆上强国具备了挑战海洋强国的实力。麦金德过多地强调地理的支配作用，许多预测与后来国际关系现实不符，但作为一种陆权学说，影响依然存在。
（三）空权论
空权理论存在其先天缺陷，缺乏独立性，单纯的空权并不能决定国际竞争的进程，空中控制权如果不和陆上及海上活动结合便不能起决定性作用。
（四）斯皮克曼的边缘地带理论
类似麦金德的三段论。。。略
在欧亚大陆的边缘地区处在大陆心脏地带与海域之间（也即新月型地带），必须看作一个中间区域，在海上势力与陆上势力的冲突中起着一个广大的缓冲地带的作用。边缘地带在人口、石油等战略资源方面十分有利，控制这一地带有助于主宰世界。
是对马汉的海权论、拉契尔的空间论与麦金德的陆权论的综合、修改与发展。对战后美国的军事部署、安全战略产生重要影响。美国在边缘地带兜售集体防御等政策，进入朝鲜、越南、土耳其与希腊，以及在该地带的战争。斯皮克曼的理论也逃脱不了地缘政治学说经常被官方化的宿命。
（五）地缘政治的未来发展与评价
1，技术发展的水平决定了地缘政治的视野。无论哪种地缘学说，从技术层面而言都是试图通过提升机动性以获取战略主动性，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地摧毁敌人的平衡。新的技术发展必将推动地缘政治的新发展。
2，地缘政治体现了强烈的国别性。具有强烈的政策意义，经常被认为服务于某一国家对外政策的学说。例如地缘政治中海洋学派与大陆学派也基本上分属海洋国家和陆权国家，尽管出身海洋国家的麦金德提出了陆权论，但其初衷是为维护大英帝国的霸权，提出英国应注意俄罗斯的挑战。
3，地缘政治的空间性。地缘政治的空间呈现不断扩大趋势，并且地缘核心区也不断变换。如海权论强调对关键海峡的控制，陆权论强调对心脏地带的掌握，空权也强调对一定区域的主导。
冷战后，地缘政治的复杂性、综合性和动态性不断浮现，表现为地缘经济崛起、地缘安全凸现、地缘文化碰撞。
四，均势理论（详情可参见马丁·怀特和摩根索的笔记）
均势的形成和维持主要依靠三种途径：外部制衡、内部制衡和大国的自然成长。在多极体系中，均势主要依靠大国之间联盟关系的形成与转换来维持；在两极体系中，均势的维持主要依靠大国之间的军备竞赛，即内部制衡；在单机体系下，均势依靠权力中心的自然成长得以恢复。
帕朴教授的“软均势”：不直接挑战单极领导的军事优势，但却能迟滞（delay）超强权力的作用，使其在运用超常权力时更复杂，代价更高。软均势主要是运用包括国际制度、经济政策和对中立地位的严格解释等在内的非军事手段来影响单极国的军事行动。
保尔教授把软均势视为缺少正式结盟的心照不宣的均势。他认为，软均势出现在国家之间普遍发展相互的外交谅解或有限的安全谅解去平衡一个潜在的威胁国或正在崛起的大国的时候，建立在有限的军备增强、为某一特定目的的合作演戏或者在地区和国际机制中下协调的基础上。两者都强调不结盟、非军事，而传统的均势战略则是以联盟和军备竞赛为特征；帕扑和保尔称后者为硬均势，而将新均势称为软均势，但强调软均势演变为传统均势的可能性。
软制衡主要通过制度、多边的方式实现。可以更多地规避血腥的权力竞争，推动国际关系文明化，多极化。比如对于美国的制度霸权的制度均势（软均势或软制衡）可能更为可取。
国家更多的是追求权力的优势而非均势，均势更多的是一种多方角力的结果而非政策的原点。在新的历史时期，均势及其实现方式变得困难，因为国际规范的发展使得诸如领土补偿、联盟等均势实现途径变得困难，国际关系的稳定秩序更多的需要依靠制度供给而非权力均势。
新现实主义理论
《国际政治理论》读书笔记
第一章规律与理论
理论并非只是规律的集合，而是对规律的解释；规律可以被发现，而理论只能被构建。描述越完整，解释力就越小，而一个简洁精致的理论最富解释力。理论只能被另一种理论推翻。事实不能决定理论，而对于一组事实则可能有多个理论适用。
理论简化的四个过程：分离，提取，归并，理想化。（详见11页）
我们倾向于看到我们希望看到的，根据我们对事物原因的感觉去发现我们认为重要的事物。
第二章还原主义理论
关注个人或国家层次原因的是还原主义理论，认为原因存在于国际层次的是系统理论。还原法的实质就是通过研究各组成部分来理解整体。
第三章系统方法与理论
系统：一系列互动的单元，从一个层次来说，系统包含一个结构，结构是系统层次上的一个组成部分，由于它才可能设想单元组成一个体系，而不同于简单的集合。在另一个层次上，系统包括互动的单元。
均势理论适用于任何存在着两个以上国家单元的自助体系；只有在系统层次
发挥诱因作用时，我们才应使用系统方法；只有在系统的结构与互动的单元之间具有相互作用时才需要采用系统方法。
第四章还原方法与系统理论
如果行为体的环境影响了它们的行为和互动，那么试图在单元层次上做出解释将会导致变量的无限增加，因为在这一层次，没有任何一个变量或是一组变量足以产生观察到的结果。
在国际关系史上，结果很少能够与行为体的意图相符，结构层次影响了行为体预期结果的实现。每个国家根据自身内部的程序制定政策并采取行动，但是它们的决定则是由其他国家的存在以及它们彼此之间的互动所塑造的。
国家间低水平的互动并不意味着它们之间的关系是无足轻重的。例如冷战时期的美苏或中美苏关系。
在一个系统中，理论解释经常发生和重复出现的现象，而不是变化。结构由于存续的时间长，因而呈现出某种静态性。但是由于结构改变了行为者的行为，影响了互动的结果，因此即便结构没有发生变化，它也是动态的，而非静态的。对于一个持续时间较长的结构来说，由于其影响始终如一，因此很容易被忽视。因此人们期望在无政府状态下，国家的行为会产生范围同样广泛的结果。连续发生和重复出现的事物，其重要性丝毫不亚于变化的事物。结构的持久性解释了国际政治生活不断重现的模式和特征。
只要欧洲国家仍然是世界大国，她们彼此之间的联合就只能是一个梦想。欧洲列强之间的政治是一种零和博弈。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崛起促使西欧各国开展范围更大的、更为有效的合作。虽然并非所有合作的障碍都消除了，但其中一个重要的障碍，即“害怕一国的优势将转化为用以威胁他国的军事力量”。欧洲各国开始相信它们之间的战争是不可能的，安全都依赖于美苏的政策。
西欧各国对安全忧虑的消除并不意味着冲突的消失，而是使冲突的内容发生了转变。由于国际系统在二战后由多极转变为两极，欧洲各国间的政治发生了本质变化。
国际政治理论并不必然包括或者需要一种外交政策理论，解释某一领域的组织是如何作为约束和支配力量作用于系统内部诸多互动的行为体。系统理论解释了为什么不同的单元行为彼此相似，而且尽管它们各不相同，但它们产生的后果都属于一个可预期的范围之内。相反，单元层次的理论则告诉我们为什么不同的单元在系统中地位相似而行为各异。外交政策理论是国家层次的理论，它预期不同的政治实体将如何应对外部压力。国际政治理论只是对国家外交政策的某些方面做出解释，对国家的外交政策也有一定的影响，它告诉我们各国政策必须应对的国际环境是什么。认为国际政治理论本身能够说明国家可能会如何进行应对，就是走向了还原主义错误的反面。
建立国际政治的普遍理论必然以大国为基础。
结构有两个重要含义：首先，它可能指代一种补偿机构，在输入不断变化的情况下保持结果的一致性。将结果控制在一个狭小的范围之内；其次，一系列约束条件。结构通过奖励某些行为，同时对某些行为进行惩罚来进行选择。
结构本身并不能直接导致某种结果，而是间接地影响系统内的行为，影响通过两种方式产生：行为体的社会化和彼此间的竞争。社会话减少了差异。社会成员间的实际差异要大于他们在行为上表现出来的差异。
第五章政治结构
排列原则：单元在彼此联系中的地位如何，它们排列和定位的方式如何，这
些并非单元的性质。单元的安排属于系统的特性。结构是一种抽象，无法通过列举系统的物质特征来界定。结构必须根据系统各个组成部分的排列及其排列原则来界定。
单元的特性(功能)：只要无政府状态依然存在，国家就始终是同类的单元。只要主要国家依然是主要行为体，国际政治的结构就是根据它们来定义的。
能力的分配：尽管能力属于单元属性，但是单元间能力的分配则是一个系统概念。
结构三原则：首先，结构根据系统的排列原则来界定。如果一种排列原则被另一种原则所替代，就意味着系统发生了变化。其次，结构根据不同单元的特定功能来界定。如果功能的定义和分配发生变化，那么等级制系统也随之变化。对于处于无政府状态的系统，这一标准不具意义，因为该系统是由同类单元构成的。再次，结构根据单元间能力的分配来界定。无论等级制的还是无政府性质的系统，能力分配的变化就是系统的变化。
第六章无政府秩序与均势
国内政治和国际政治的差别不在于武力的使用，而在于二者处理暴力的组织模式不同。政府并不能垄断对武力的使用，但是一个有效的政府却垄断了对武力的合法使用。
在无政府领域中，同类的单元共同行动。在等级制领域中，不同的单元相互作用。在无政府领域里，单元的功能相似，并且趋向于保持这种相似性。同类单元力图保持某种程度的独立，甚至完全自给自足。在等级制领域，单元彼此不同，并趋向于加强专业化的程度。
国际政治的结构以两种方式限制了国家间的合作：国家担心对可能的收益进行的分配可能对他国更为有利；一国也担心由于合作的开展以及商品和服务的交换而变得依附于他国。
国家谋求控制它们所依赖的东西，或是减轻依赖的程度。国家不愿置身于不断加深的相互依赖之中。在自助系统中，对安全的考虑迫使经济收益服从于政治利益。
只要不触及结构，特定行为体的意图和行为的改变就不可能产生期望的后果或避免不希望的结果。
国家与人一样，其安全与自由度成反比。
如果不希望建立全球霸权，那么对武力的私自使用并不会对国际系统构成威胁，而只是会威胁到某些国家。
如果弱国的实力与强国相差悬殊，弱国反而可以享有更大的行动自由，因为后者无须对前者的行为以及边际能力增长过多担心。
无政府秩序和等级秩序并不泾渭分明，只不过在各自组成部分中，另一种秩序被控制在一定限度之内。
无政府秩序强烈影响着进行合作的可能、军控协议的达成程度以及国际组织的权限。
均势理论：国家是单一行为体，最低要求是维持自身的生存，最高目标则是统治世界。实现均势的手段可分为两大类：内部手段（增强经济能力和军事力量，实行明智的战略）和外部手段（加强和扩大同盟，或是削弱和缩小敌对同盟的力量）。两极系统中，均势政治依然存在，但是弥补外部失衡的手段主要依靠加强内部的努力。
自助系统：不实行自助或是自助效率较低的行为体将无法实现繁荣，并将面
临危险和苦难。对这一后果的恐惧，促使国家以导致均势的方式行事。该理论无须假定所有行为体都具有理性，而且各行为体的意志始终保持不变。该理论只是说，如果某些国家做得相对较好，其他国家将随之仿效，否则便会落伍。显然，如果所有国家都对维持自身的存在丧失兴趣，系统便无法发挥作用。但是，如果有些国家希望维护自身的生存，即使有些国家确实选择例如通过与他国合并而放弃自己的政治身份，那么系统仍将继续运行。我们也无须假设所有竞争的国家都坚持不懈地致力于增强自身的权力。但是，由于某些国家可能会使用武力来削弱和摧毁其他国家，从而使各国很难挣脱这一竞争体系。
只要满足“无政府秩序以及系统由谋求自身生存的行为体构成”这一条件，均势政治便会盛行。
权力只是手段，而非目的，因此国家倾向于加入两个联盟中较弱的一方。国家不能让权力——一种可能有用的手段——变成追求的目标。系统鼓励国家追求的目标是安全。权力的增加也许会，也许不会有助于这一目标的实现。国家首要关注的不是权力最大化，而是维持自身在系统中的地位。
使用武力来解决冲突的可能性导致对武力使用的艺术和战争工具的竞争。这一竞争又促使竞争者趋于一致。彼此竞争的国家争相效法由实力最强、最具智慧的国家所创造的军事革新。于是，在全球范围内主要竞争者的武器装备、甚至战略设计都变得十分相像。
竞争的作用并不仅仅局限于军事领域，系统中的社会化进程同样存在。布尔什维克在执政初期宣扬国际革命，蔑视外交传统。苏联很快就感觉到竞争的压力，并在外交政策中得到反映。为了达成交易，苏联避免使用煽动性的言辞，从而成功地与德国达成了停战协定。正是系统的社会化作用迫使新生的苏联与其它国家行为体的行为趋同。
第七章结构性原因与经济效果
世界之所以成为两极，从来不是因为有两个集团彼此对立，而是因为集团领袖具有超强的实力。
在某一经济体或政体中，乃至在全球范围，极端的平等是与不稳定相联的。国家的不平等，尽管无法保证和平与稳定，但却至少使其成为可能。
在一个自助系统中，相互依赖随着参与者数量的减少而趋于松散，而系统亦随之变得更为有序和安宁。紧密的相互依赖意味着交往的密切，从而增加了发生偶然冲突的机会。最残酷的内战以及最血腥的国际战争都发生在高度相似而且紧密相联的人们之间。除非潜在的参战各方具有某种联系，否则战争根本就不可能发生。
随着国家能力差异的增长，相互依赖将随之减弱。
由于各国都处于一个自助系统之内，所以它们都尽量避免在关键的商品或服务上依赖别国。
相互依赖只是一种状态而非一项政策。依赖于他国的国家必须使其行为服从于依赖对象的偏好。
第八章结构性原因与军事效果
只有在组织原则发生了改变，以及主要行为体的数量随之变化的情况下，无政府系统才会发生转型。国际政治系统的稳定包括两层含义：首先，该系统依然处于无政府状态；其次，构成系统的主要单元的数量没有发生重大变化。
在两强相争的系统中，权力的失衡只能通过自身内部的努力来得到纠正。如果参与者多于两个，那么联盟的变换将成为另一种调整手段，并使系统的灵活性
得以增强。
三极系统有着独特而不幸的特性，因为其中的两个强国可以很轻易地联合起来，攻击第三国，然后分赃，使系统重归两极格局。在多极系统中，四极是可以接受的最小数目，因为国家可以结成联盟，并确保相当大的稳定性。五极是临界值，这里的某一国家可以担当平衡者的角色，从而使之成为能够保持稳定性的最小数目。一旦超过五就似乎不再存在临界值了。随着主要行为体数量的增加，应付诸多行为体行为的不确定性将困难重重。
英国发挥平衡手作用的条件：第一，是侵略者权力优势不至于强大到即便英国加入较弱的一方也不足以恢复均势的地步，当欧陆各国实力大致相当的时候，英国可以发挥有效作用。第二，英国在欧陆的目标始终是消极的，因为积极的目标将促进联盟的确立，将缩小外交策略的选择范围。第三，要有效地发挥平衡手的作用，英国必须具有至少与实力最强大的国家相等的权力地位。
联盟的灵活性意味着某国所追求的盟友也许更青睐另一追求者，也意味着一国当前的盟友有可能背叛它。联盟的灵活性限制了政策选择的范围。一国的战略必须取悦于潜在的伙伴，或是令目前的盟友满意。
联盟是由在某些方面具有共同利益，而非在所有方面都拥有共同利益的国家构成。共同的利益通常为消极利益，即对他国的恐惧。当积极利益发生冲突时，分歧便将出现。当英德在1912和1013年开展合作以缓和巴尔干半岛危机，以及解决双方在殖民地问题上的争端时，此种行动可能产生不良后果，盟国的反应阻止了英德在1914年东南欧事件中发挥类似的作用，却使每一方对对对方联盟可能并不稳固怀有一线希望。联盟凝聚力越强，政策的灵活性就越大。
如果彼此竞争的集团实力十分相近，而竞争又是围绕重大利益展开的，那么一方实力的衰落将可能导致自身的毁灭。在危机关头，较弱的或更具冒险性的盟实力的友可能会自行决策。而它的盟友尽管反对其冒险行为，但却既不能听凭较弱的盟国自取失败，也不能不予支持而暴露出内部的不团结，一战的序幕就是一个突出的事例。联盟成员实力的相近使它们形成紧密的相互依赖。
在多极系统中，强国如此之多，以至于任何一国都无法清晰而固定地区分盟友和对手，而强国的数量又不够多，以至于任何一国的变节所造成的影响都不可能是无足轻重的。如果存在三个或三个以上的强国，联盟的灵活性使友好和敌对关系始终保持变化不定，并使每个国家对当前和未来力量关系的估计无法确定。只要系统中主要行为体的数量相当小，它们之中任何一国的行为都可能会对他国的安全构成威胁。
内向型均衡要比外向型均衡更为可靠，国家误判自身相对实力的可能性要比误判敌对联盟的实力和可靠性的可能性要小。在两极世界中，不确定性减少了，计算也更易于进行。
在盟国实力基本相当的联盟中，某一国的变节将威胁他国的安全。但在盟国实力相差悬殊的联盟中，尽管实力较弱的盟国也需要有所贡献，但它们的重要性则相对较小。一战前，德国能够接受意大利有可能背叛三国同盟，就标志着意大利的重要性相对较低。
两极世界中军事相互依赖程度要低于多极世界。多极世界中的强国在危机和战争中，依赖于彼此之间的政治和军事支持。确保自身能够获得坚定的支持至关重要。但两极系统中则不存在这种情况，因为第三方加入或退出某一联盟并不能使两极均势发生改变。因此，美苏两国在战后先后“失去”中国，并未改变，甚至并未严重影响美苏之间的均势。同样，法国从北约撤出军队也并未明显改变两
极均势。两个超级大国与各自盟国在实力上的悬殊差距使后者任何重新结盟的行为都变得无足轻重。两极格局中联盟的僵化导致战略的灵活以及决策自由的扩大。
在一个多极世界中，各国经常为了实现它们的利益而聚集资源，实力基本相当的各国在开展合作时，必须为其政策寻找一个公分母。在一个两极世界中，联盟领袖主要根据自身对利益的计算来制定战略。战略的设计可以更多着眼于主要对手，而非为了满足盟友的要求。两极世界中的联盟领袖并非不受任何约束，但是它所受到的主要约束来自于主要的对手，而非自身的盟友。
多极世界中某些或是所有大国的误判是危险的源泉，而在两极世界中危险的根源则在于两强中一方或双方的过度反应。误判更有可能引发一系列事件，并导致均势发生变化，最终将各国卷入战争。过度反应则相对较好，因为后者只会耗费金钱和引发有限战争。
实现裁军的条件：首先，如果可能赢得军备竞赛的一方愿意消减其军备计划，就有可能达成协议。（在20世纪20年代，原本能够在海军军备竞赛中获胜的美国率先提议通过谈判对军备竞赛加以限制。可能落败的竞争者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表示赞同。）其次，如果两强在考虑共同的利益和恐惧时，能够无须过多顾虑其他国家军事实力对它们的影响，协议就可能达成。1972年美苏签署的反弹道导弹系统的条约，尽管导弹防御系统有可能有效抵御少量的导弹攻击，但美苏没有过多考虑其他国家军事实力的威胁，同意签署。
当大国数量减少而规模增大的时候，加入大国行列的阻碍便将增大。
恢复性增长速度肯定要高于以正常基础为起点的增长速度。例如二战后至70年代的美国与欧盟的国力增长比较。
核武器并非人们所认为的巨大的均衡器。20世纪40年代末世界就已是两极世界，而当时美国只有少量的核武器，苏联则根本没有。并不是核武器导致了两极态势，其他国家通过获得核武器也并不能改变这一态势。核武器不会改变国家实力的经济基础，因此也无法使国家权力实现平等。核能力只是强化了即使没有这种能力也将存在的态势。即使没有核技术，美苏也会开发出具有大规模杀伤能力的武器。美苏两国的卓然独立并不是因为拥有某种特殊的武器，而是在于它们大规模地开发利用前沿军事科技的能力。
只有通过合并以及丧失政治身份，中等国家才能成为超级大国，核力量的“非加性”再次表明在两极世界里，较弱国家的努力无法改变战略均衡。说核武器的扩散不会动摇两极均势并不意味着核武器的扩散无足轻重。两极态势避免了强国间爆发战争，但是较小规模的战争却屡见不鲜。核扩散不会使系统发生改变，但却使得这些较弱小国将如何彼此相待成为问题。
绝对的权力等于绝对的无力。在权力表现得最充分，最完全的地方，武力的使用就越少见。权力用来维持秩序，武力的使用则标志着崩溃的可能。一个社会的秩序越良好，政府越能干，越受人民尊重，警察需要使用武力的可能性就越小。权力的拥有不应与武力的使用相混淆，武力的“有用性”也不应与其“可用性”混为一谈。
当无须在战争中实际使用武力时，武力的作用最大，也能最好地为国家利益服务。只有在英国权力衰落之后，才会使它动用军事力量投入到一场全面战争中，而一旦使用，则表明其军事力量的作用已的确今不如昔。
如果一个国家由于内部的混乱和缺乏凝聚力而无法实行统治，任何其他国家，无论拥有多么强大的军事力量，也不应妄想自己能够做到这一点。无论是在
国内政治还是国际政治中，军事力量都不足以实现和平。例如美国对阿富汗和伊拉克的战争，“大中东民主改造计划”。
国际政治中，武力的使用是建立对某一领土的控制的手段，而非对该领土内实施控制的手段。一国使用武力的威胁，无论是常规力量还是核力量，只是用来影响别国对外行为，劝止一国采取侵略行动、并且在劝止失败的情况下抵抗侵略的一种手段。
如果仅仅是因为无法轻易地在弱小国家建立秩序，就认为军事强国是软弱无力的。这种观点混淆了工具的用途，将外部权力的手段与国内统治的机构混为一谈。无力对他国实施政治上的控制并不意味着军事上的软弱。拥有强大军事力量的国家并非无所不能，但是强国却能够做到军事力量薄弱的国家所不能做到的事情。美国在越南战争的失利并不能表明军事强国的软弱无力，而是表明运用军事力量实现国家目的方面所面临的一如既往的“有限性”。军事力量不再能够，也从未能够导致政治控制。征服与统治是两种完全不同的过程。
认为武力的作用已经减弱的人在得出这一结论时，并没有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即当今世界中的大国是否有充足的理由通过使用武力来胁迫他国。将权力定义为原因混淆了过程与结果，而将权力等同于控制就等于是断言，只需拥有权力便可为所欲为。
第九章国际事务管理
权力主要有以下四种作用：
首先，当别国使用武力时，权力可以用来维持本国的独立自主。
其次，享有更大权力的国家可以拥有更为广阔的行动余地，同时使行为结果难以确定。
第三，与弱国相比，强国享有更大的安全余地，并对于进行何种博弈游戏以及如何进行更具有发言权。
第四，巨大的权力使其拥有者在系统中具有重大利益，并赋予其为实现其利益而采取行动的能力。
美苏能够更多地关注绝对收益而非相对收益的条件：首先，是因为两极均势的稳定性，这种稳定性又因第二次核打击力量的存在而得到加强。当第一次核打击能力变得几乎难以想象时，便无须对得失斤斤计较。第二个条件，由于两大顶级强国与其他强国在实力上的巨大差距，消除了第三国迎头赶上的危险。
在一个自助系统中，当大国间处于稳定的态势，国家实力的分配也没有出现严重失衡，对绝对收益的关注将可能取代对相对收益的忧虑。
与人人相关的事无人关心（eyerybody’s business is nobody’s business）。集团越大，就越不会促进共同利益。
行为体的相对规模越大，就越可能将自己的利益与系统的利益视为一体。如果单元在竞争中国规模扩大，最后，其中的一个单元将排挤掉所有其他的单元。如果一个单元吞并了整个系统，单元利益和系统利益之间的差别就消失了。如果不存在这种极端，在任何存在着功能相似而能力相异的单元的系统中，权力最大的单元将担负起特殊的责任。
当大国数量减少到两个时，大国试图管理整个系统的可能性最大。如果有许多强国，它们中的某些国家将只关注区域性事务，而非全球性事务。旨在消灭强大的竞争者的战争是导致系统改变的战争。在现代历史上只有第二次世界大战属于此列。
当相互依赖的程度较低时，国家间实力的不平等产生了一种均衡状态。
通过武力的威胁而制止使用武力，以武力反对武力，通过武力威胁或武力的使用以影响国家政策，曾经是而且仍将是对安全事务进行控制的最重要手段。世界权力分配极不平等，通过运用武力威胁，某些国家能够减少他国在国际上对武力的使用。也正是由于其具有超强的权力，一旦它们没有或是无法控制暴力的发生，它们也能够吸收由此可能产生的不稳定变化。
四―P”问题——贫穷(poverty)、人口(population)、污染(pollution)、核扩散(proliferation)。
华尔兹的理论所解释的问题并非是对世界以及世界上的大国进行管理，而是关于大国对国际事务进行建设性的管理的可能性是如何随着系统的变化而变化的。
《现实主义与国际政治》有关新现实主义的内容
1，关于《国际政治理论》的反思
数个世纪以来，多数战争是由大国打的，而小国之间的战争要少得多。参加战争的频率与参战国性质的相关程度不如它与参战国国际地位的关系密切。当然，国际地位是一项结构特性。然而由于军事武器的变革，一个单元层次的变化，进行战争已经越来越成为穷国弱国的特权。一个单元层次的变化大大削弱了一个结构效果。
如果一个国家的目标是通过征服实质性地减少大国的数目，那么从体系的角度看其目标就是改变体系。无论国家的意图是什么，这样的结果都有可能产生。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者们认为他们自己打的是一场防御战争。可是在这么做的时候，他们却打了一场改变体系的战争：从多极变为两极。
通过奖励符合体系要求的行为和惩罚不符合的行为，一个体系的结构会阻挠体系转换的发生。体系内部的变化和体系本身的转换，并非源自体系的结构而是源自其组成部分。
结构制约行为和结果，但对行为和结果的解释却是不确定的，因为单元层次和结构层次的原因同时在起作用。两极结构和核武器都促成了和平。但你实在很难确定结构和单元层次的原因哪个更强。难以把诸多原因理出头绪来是国际政治的体系理论一个严重而且看来是无法回避的局限。
2，新现实主义理论中的战争根源
体系理论解释不同的单元何以行为类似，而且尽管有些差异，它们的行为所产生的结果都落在预期的范围之内。反之，单元层次的理论告诉我们不同的单元何以行为相异，尽管它们在体系内的地位相似。外交政策理论是国家层次的理论。它引导我们对不同政治实体如何应对外界压力做出预测。国际政治理论告诉我们国家政策必须应对怎样的国际环境。
在无政府条件下，一个国家感到舒适的理由恰恰就是另一个国家感到忧虑的理由。一个为了防御目的而增加成员并加强凝聚力的同盟，无意间就威胁到另一个与之对立的同盟并激发对方的反措施。无政府条件下，所有国家都贪恋权力或都只是追求各自的安全，都会同样导致战争常态的存在。
反应的不确定性而非确定性是威慑所必需的要素，因为报复一旦实施，国家将冒丧失一切的风险。
在国际无政府状态下，防守和威慑手段相对于进攻手段的改善会增加和平的机会。使防守和威慑变得容易、使进攻性打击变得难以发动的武器和战略降低了战争的可能性。常规世界里，国际政治的结构鼓励国家投入军备竞赛。在一个核
世界里，威慑战略提供了抑制军备竞赛的机会。核武器不是相对而是绝对的武器。它们使一个国家有可能限制其战略武装的规模，只要其他国家不能通过改进装备而获得使对方瘫痪的第一次打击能力。
3，现实主义思想与新新现实主义理论
国际结局的部分原因在于互动单元的层次上，也存在于结构层次上。单元层次的原因与结构层次的原因存在互动。
4，理论评估
对摩根索而言，均势必须是政治家刻意追求的结果。对我而言，均势的达成与意图无关。
国家的行为并不由节结构决定。结构的作用是塑造和推动，有些是它们鼓励国家去做，有些事则鼓励国家别去做。很可能国家因其顺应结构压力的行为而受到奖赏，也会因反其道而行之而遭受惩罚。
在结构理论看来，单极体系是最不稳定的国际配置了。
边缘地带的缺失（二战后，没有第三个大国居于美苏之间）、竞争的范围和强度（竞争中涉及因素的范围会随着竞争强度的升高而扩大）以及压力和危机（反复出现）的持续等三个因素是二战以后时期最为重要的特征。
只有在妥协会导致一方损失的累积以及另一方收益累积的情况下，危机才会令人担忧。
民主国家之间的某些战争之所以得以避免，不是因为民主国家彼此不愿开战，而是出于对第三方的担忧——这是一个很好的现实主义理由。1898年英法由于德国对它们共同的威胁而没有在法绍达事件中爆发战争。各国同属于某种特定的政治形式可能会消除战争发生的某些原因，但并不会消除战争发生的所有原因。只有当战争发生的所有原因都来自国家内部时，民主和平论才能成立。不是民主导致和平，而是其他条件导致了民主与和平。
北约的存在与扩张更多地说明了美国的实力和影响，而不是作为多边实体的制度。现实主义对冷战结束后北约会瓦解的预言不是由于现实主义理解国际政治的错误，而是由于它低估了美国的愚蠢。因为结构只能塑造和推动着国家行为，但它们并不决定国家行为。
如果一个国家选择不当大国，将是一种结构性反常。因此，这种选择也很难维持。
由于国家共存于一个自助体系中，它们需要考虑的不是尽可能扩大共同收益，而是缩小、维持或扩大自己与他国之间的福利和实力差距。
5，核神话与政治现实
竭力主张制造更多战略武器的人实际上也承认额外的核力量在军事上毫无意义，它们主张这样做的理由是政治的而不是军事的：据说减少开支是意志薄弱的表现。
6，和平的政治
尽管对领导人及其政策的普遍支持增强了国家的力量，但它也减少了政府的回旋余地。对政策的异议以及对政府行动的反对为总统在不同政策之间作出选择提供了可能。（例如越南战争，美国越南政策的批评者们让脱身政策成为可能，他们扩大了选择的范围，尤其是对于可能在其帮助下上台的下届政府而言。）7，全球视角下的美国对欧政策
我们应该质疑的不是美国继续对欧洲提供担保的必要性，而是在那里保持如此大规模的美国军队的明智性。为什么我们在欧洲的驻军不只是少量的触发部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