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电影中回归中国传统文化
思想使美学闪光。艺术作品的最高境界是探讨人生的价值、迫寻生命的意义。每一部电影作品也都流露出作者对生活的思考、对文化的探询。这几十年来，我国几位著名导演都拍摄了挑战自己最高艺术思想的电影作品，但是，却没有人认为他们中的某一个能够真正体现出东方特色、代表真正的中国文化。向来以“代”作为划分依据的中国导演群，也没有形成真正意义上的民族文化流派。然而。在历经半个多世纪的风风雨雨之后，小津安二郎那些拍摄于50 多年前的黑白影像，却依然以其纯正的民族性存留至今，并且超出了日本的文化界域，成为体现“东方文化”和代表“东方电影”的经典，受到世界性的推崇。
一、第五代导演艰难的民俗电影复兴之路中国的第五代导演是“叛逆”的一代，他们在少年时代都身不由己地卷入了中国社会大动荡的漩涡中，有的下过乡，有的当过兵，经受了10 年浩劫的磨难。“文革”结束后，中国的高考得以恢复，他们通过自己的努力考上大学，
在电影学院里观摩了大量的外国影片、接受了专业的学习和训练，并于20 世纪80 年代初期，带着创作的激情纷纷走上影坛。长期以来的思想禁锢和压抑已久的社会文化环境，对他们的个人及家庭都造成过不同程度的伤害。因此，当社会改革的潮流到来时，他们便纷纷挣脱束缚，成为为新的艺术思想摇旗呐喊的干将。他们对新的思想和艺术手法特别敏锐，力图在每一部影片中寻找新奇的角度。在选材、叙事、刻画人物、镜头运用、画面处理等方面，都力求标新立异，甚至给人们一种
极端、叛逆、重形式不重内容之感，给中国影坛造成了巨大的冲击。
第五代导演也强烈渴望通过影片探索民族文化的历史和民族心理的结构，最具代表性的如陈凯歌的《黄土地》、张艺谋的《大红灯笼高高挂》等，然而特定的文化背景和苦难的自身经历注定他们是从反思而不是赞扬的角度去探索和挖掘中国民族文化的根源。因此，当《菊豆》等影片成为中国电影史上的丰碑级作品，同时也在国际上获奖无数的时候，却招来国人的非议，被同胞们大骂为“伪民俗”“靠揭示民族劣根性而走红”“充斥着这么多有关民俗的情节只是为了讨好外国人，以一种虚构出来的真实去迎合外国人心中关于中国的野蛮、贫穷、荒凉的想象。”
很显然，张艺谋等摄影风格独特和视觉表达强烈的民俗电影，在文化领域不但没能得到国人的赞同，也不会被国外认为是东方电影的代表。
二、东方民俗电影形象的确立——《晚春》小津安二郎前期的电影，就已经达到了日本默片时期的最高成就，到了后期，他的电影仍然以其一贯的风格坚持了日本电影的传统风貌。其中1949 年拍摄的《晚春》，是一部相当具有代表性的作品。这是一个关于父亲送女儿出嫁的故事，女主人公纪子活在眼中只有父亲的天地里，心上人从身边溜走，她一点也不觉得可惜，最后父亲编了一个续弦的谎话，纪子才肯披上嫁衣，却不晓得父亲正默默地面对孤独的余生。
在《晚春》中，小津安二郎把视角重新回归到人伦亲情领域，回归到浓缩着东方传统文化构成的最小单位——家庭中来，通过
对家庭生活面貌的精细刻画，呈现出含蓄、隐忍、克制的东方品格。影片中，父女在对待婚嫁问题上的矛盾和冲突构成了故事叙述的主线，然而这种冲突并不是外部动作的强烈冲突，而是人物
心理层面的微弱情绪的抑扬。这种内心的“微微的波澜”就像是岸边的柳叶飘落在平静的湖水上泛起的点点涟漪，明显地渗透出“发乎情止乎礼”的东方传统伦理韵味。
在拍摄手法上，《晚春》的所有镜头运用都力求稳定。并且多为长镜头，角度统一，机位固定，构图对称，用光均匀，摄影机永远是以旁观者的姿态存在的，人物的表演也没有什么大的动作起伏。庭院的卧石、过风的松柏等用于转场的空镜头以及茶道、音乐会、婚前旅行等温情脉脉、父女相敬如宾的生活图景，也都将东方人崇尚简洁、质朴的美学传统与追求宁静、平和的人生境界表达了出来。
最后一个海浪翻滚的镜头表现了导演对于生命的理解，世界上的每个人都在自己的位置上起着作用，尽管对于历史而言这些
都是微不足道的。女儿出嫁，老父孤独，人生就是这样周而复始的轮回着，其思想透射出强烈的东方宿命感。而独自削苹果的老
人的平和淡定，又流露出一种荣辱不惊的人生豁达。
小津是使日本无声电影走向最纯和最高形式的一位艺术家，
他常常以现代的日本家庭为题材表现父母子女间的亲情、夫妻间的纠葛与和解、孩子们的嬉戏及大人的苦恼等等。这些作品所反映的都是现代社会的风俗习惯和世态人情，看似若无其事、平平淡淡、毫无激情，却隐藏着无数值得琢磨的人生况味。从小津的电影中，我们总是可
以看到一个孤独、善良同时又是豁达、充满尊严的内心世界。正因为小津如此忠实地反映出了日本民族生活、情感与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上的独特面貌，才使其电影历经半个世纪的风风雨雨之后，依然能散发着恒久的魅力，超越国度，成为体现“东方文化”和代表“东方电影”的经典。
三、中国民族电影传统文化的回归张艺谋的《英雄》被认为是“仿造”《罗生门》，陈凯歌的《无极》被认为是“抄袭”“古希腊悲剧”，冯小刚的《夜宴》被认为是“盗版”莎翁的《哈姆雷特》。而由我们的先师孔子开创的纯正的中华民族传统儒家文化中一一伦理、亲情、孝道、克己复礼、彼此为对方幸福着想等主题，却在日本导演小津的摄影机下才发扬光大，成为东方文化的代表。
而2008 年6 月在国内上映的《功夫熊猫》，更是令人不敢想象那是美国人拍出来的片子：传统的中国山水画意境、功夫、面条、鞭炮、麻将等等大量的中国民间元素以及老庄哲学顺其自然、清净无为的最高境界，都让人拍案叫绝。在观看了影片后，人们纷纷惊叹，为什么中国人拍不出这样的片子?
20世纪70年代的政治禁锢和文化束缚早已远去，开放初期纷繁芜杂、荒谬怪诞的社会思潮也同样复归平静。面对新的世纪，我们的电影要进军世界，打造出真正意义的东方文化，并不需要去“盗版”什么希腊悲剧或者《哈姆雷特》。我们真正要做的是一种回归，回归到我们优秀的传统文化上来，我们中国电影人有那么深厚的文化背景，有那么源远流长的释、道、儒哲学底蕴，是一定能够走向世界、引领东方文
化潮流的。
对天人合一的向往和对真、善、美的追求，不但是先哲们执著的人生信念，也应当成为我们当代电影人不断追寻的艺术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