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仓央嘉措情歌及其早期汉译本


仓央嘉措情歌及其早期汉译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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仓央嘉错情歌中最有名气的应该有两首,一首是它的第一首“从东边的山上,白亮的月儿出来了。少女的脸儿,在心中已渐渐的显现(于道泉译)”。这一首几经润色,成为了歌手谭晶的成名作,“在那东山顶上,升起白白的月亮。年轻姑娘的面容,出现在我的心上”。2006年9月13日,她将这首情歌唱响在维也纳的金色大厅。另一首则是 “曾虑多情损梵行,入山又恐别倾城。世间安得双全法,不负如来不负卿(曾缄译)” 。南怀瑾的《习禅录影》[1],王芸孙《诗艺丛谈》[2]都曾提及这一首,“世间安得双全法,不负如来不负卿”堪称警句,成为了一种终极遗憾的象征而广为流传。

不难看出,这两首情歌的译本,一个是只求达意的白话,一个是格律整饬的绝句,在翻译手法上大相径庭,那么是谁翻译了这两种完全不同的版本,在他们之外还有几种不同的译本呢,而历史上的仓央嘉错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物,他的情歌又是如何形成的呢?笔者做了些浅显的研究,权作抛砖引玉。

一 仓央嘉措小传

仓央嘉措,清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出生于藏南沃域松(vog-yul-gsum)或以三湖著名之错那(mtsho-sna),[3]属门隅地区。根据近代实地调查材料,有学者认为系门巴族。[4]父名扎西丹增,信仰红教;母名次旺拉姆。

五世达赖洛桑嘉措于仓央嘉措出生前一年(1682年)圆寂,时任第巴的桑结嘉措对五世达赖之死“长期隐匿”,[5] 秘不发表。同时秘密开展了寻访转世灵童的工作,确定仓央嘉措为灵童后,秘置于本地。[6]

清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康熙帝从准噶尔部降军口中得知五世达赖早已去世,遂降旨责问桑结嘉措:“朕询之降番,皆言达赖脱缁久矣。尔至今匿不闻奏,且达赖喇嘛在日,塞外无事者六十余年,尔乃屡唆噶尔丹兴戎乐祸,道法安在”。[7]桑结嘉措上奏:“为众生不幸,第五世达赖喇嘛于壬戌年示寂,转生静体今十五岁矣,前恐唐古特民人生变,故未发表,今当以丁丑年十月二十五日出定坐床,求大皇帝勿泄”。[8]康熙权衡当时西藏政局后“许为秘之”。[9]

在这样的背景下,仓央嘉措于清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在浪卡子从五世班禅洛桑益西受沙弥戒,法号罗桑仁青仓央嘉措,意为“梵音海”。同年底,在布达拉宫举行坐床典礼。时康熙帝出于政局考虑,承认了仓央嘉措的转世身份。

坐床之后,仓央嘉措一直游离于政治之外,在参加少许宗教活动之余,学经、著

作占据了主要的时间,其间留有著述:《色拉寺大法会中献茶时所诵赞根本及释文》、《色拉遮院马头观音供养法及成就法》、《答南方西藏人阿衮果所问之马头观音供养法》、《无生之缬(口利)法》和《黄金穗》等篇[10],当“博学多才”之称。

当时,作为西藏宗教权利的实际拥有者,桑结嘉措与继承了和硕特汗位,对西藏拥有监护权利的拉藏汗之间屡有矛盾。清康熙四十四年(1705年),桑结嘉措“谋毒拉藏汗,不遂”。[11]双方爆发战争。当年,藏兵败,拉藏汗取拉萨,俘杀桑结嘉措。其后,拉藏汗以仓央嘉措行为不检为由,召开三大寺会议,企图废黜六世达赖仓央嘉措,但遭众喇嘛抵制,辩护其为“迷失菩提”。在依靠藏僧废黜仓央嘉措未果后,拉藏汗上奏康熙帝“废第巴所立假达赖”。[12]

康熙帝几经权衡,认同仓央嘉措为“假达赖”,并要求将仓央嘉措送到京师。[13]

据《清史稿》记载,“因奏废桑结所立达赖,诏送京师。行至青海道死,依其俗,行事悖乱者抛弃尸骸”。[14]又据《清实录》:“拉藏送来假达赖喇嘛,行至西宁口外病故。假达赖喇嘛行事悖乱,今既在途病故,应行文将其尸骸抛弃。”[15]

此外,释妙舟《蒙藏佛教史》[16],洪涤尘《西藏史地大纲》[17],王辅仁、索文清《藏族史要》[18],也都记录了仓央嘉措病死在这次赴京的途中。

除了病死,还有一种说法是被杀:

于道泉在《译者小引》中说:“在纳革刍喀被杀。而依照汉文的记载则说他到纳革刍喀与青海之间患水肿病而死”。[19]

国外学者伯戴煦(L-Piteeh)在《SHINA AND TIBET IN THE EARLY 18TH CENTARY》中说:“虽然按意大利传教士的说法,传闻他是被谋害的,但汉藏的官方记载都说他死于疾病,而没有什么充分的理由可以怀疑它的真实性”。[20]

无论病死还是谋杀,这些观点都认为仓央嘉措死于赴京途中,死亡地点小有出入,但都未超出西宁以西那曲以北的地域范围。卒年也较为一致,即公元1707年(康熙四十六年),周岁24岁。

除去死于赴京途中一说,另有观点认为仓央嘉措未死赴京途中,而另有归宿,持这一说的主要有:

阿旺伦珠吉达《仓央嘉措秘传》记录:仓央嘉措行至更尕瑙尔,施展法术,于夜间逃遁,游历西南各地,最后在内蒙阿拉善旗圆寂。

法尊《西藏民族政教史》:“行至青海地界时,皇上降旨责钦使办理不善,钦使进退维艰之时,大师乃舍弃名位,决然遁去。周游印度、尼泊尔、康、藏、甘、青、蒙古等处。弘法利生,事业无边。尔时钦差只好呈报圆寂,一场公案,乃

告结束”。[21]

庄晶先生在《<仓央嘉措情歌及秘传>导言》中提到:贾敬颜先生在阿拉善旗考察中,得知文革前广宗寺保存有仓央嘉措的肉身塔,50年代,寺内主持还出示过仓央嘉措的遗物。并认为“最后归宿于阿拉善旗的可能性极大”。[22]

除了上述观点,牙含章先生在《达赖喇嘛传》中还提出:“另据藏文十三世达赖传所载:‘十三世达赖到五台山朝佛时,曾亲去参观六世达赖仓央嘉措闭关坐禅的寺庙’。”[23]即执六世达赖仓央嘉措被送到内地后,清帝即将其软禁在五台山,后来即死在那里的说法。也是仓央嘉措1707年未死之说。

究其源头,不难发现执仓央嘉措死于赴京途中一说主要是依据清史的记载,而执仓央嘉措另有归宿一说的主要是依据《仓央嘉措秘传》和其它的一些间接资料,两相比较,仓央嘉措死于赴京途中一说较为确实。

除去死亡之谜外,仓央嘉措其人的性情行为,亦为世人关注和争论,还留下了很多美丽的传说。

相传仓央嘉措风流倜傥,不守清规,与很多民间女子有过情感纠葛,还曾向五世班禅洛桑益西要求还自己居士戒。被拒绝后花天酒地,肆无忌惮,并根据自己的行迹写下后世流传的近百首情歌,也就是著名的仓央嘉错情歌。但上述说法多传于民间,或根据情歌反向推演,只在桑结嘉措的《六世一切知者仁钦仓央嘉措秘密本生传记》中有记载,这本书没有公开刊行,其真实性也值得怀疑。

比较确实的记录是《清圣祖实录》卷二二七中载:“假达赖喇嘛,行事悖乱”。

牙含章先生在《达赖喇嘛传》中提及:“(拉藏汗)并奏桑结嘉措所立的仓央嘉措不是真达赖灵童,平日耽于酒色,不守清规,请予‘废立’” 。[24]

结合当时西藏政治斗争情况,拉藏汗为了废黜六世达赖仓央嘉措,炮制谣言或夸大事实以罗列罪名的可能性是很大的。从拉藏汗召开三大寺会议废六世达赖遭众喇嘛抵制之事看,在当时喇嘛的眼里,仓央嘉措的行径并不能被认为十分的“出格”。包括仓央嘉措风流不羁的传闻、《六世一切知者仁钦仓央嘉措秘密本生传记》以及情歌本身都不能排除政敌伪托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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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南怀瑾:《习禅录影》,中国世界语出版社,1996年版,第275页。

[2] 王芸孙:《诗艺丛谈》,新华出版社,1996年版,第174-175页。

[3] 隆德喇嘛:《印度西藏所出护持教法者人名录》,《隆德喇嘛著作集》“za”卷,拉萨版,第20页。

[4] 陈乃文编:《西藏门隅地区若干资料》,中国社会科学

院民族研究所油印本,1978年版。该材料后收入《门巴族社会历史调查》(一),西藏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59-161页。

[5] 《噶伦传》木刻版,第45页。

[6] 仓央嘉措、阿旺伦珠达吉:《仓央嘉措情歌及秘传》,庄晶译,民族出版社,1981年版,第55页。

[7] 魏源:《圣武记》,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203页。

[8] 同上,第203页。

[9] 同上,第203页。

[10] 隆德喇嘛:《嗄达木与盖鲁革两派重要喇嘛著作集目录》,《隆德喇嘛著作集》“re”卷,拉萨版,第39页。

[11] 魏源:《圣武记》,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204页。

[12] 同上,第204页。

[13]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内阁起居注,康熙四十五年十月二十一日《谕马奇等执解六世达赖喇嘛仓央嘉措》记录:“朕意以众蒙古俱倾服达赖喇嘛,此虽假达赖喇嘛,而有达赖喇嘛之名,众蒙古皆服之,本朝若不遣人往擒,如策旺喇卜滩迎去,则西域、蒙古皆向策旺喇卜滩矣,故差西往前去”。另康熙四十五年十二月初三日《商南多尔济奏报拉藏汗遣人解送六世达赖喇嘛来京事》记录:“又恐伪达赖喇嘛留其地,坏法生事,今尽拘伪达赖喇嘛等众赴京,拉藏以为执伪达赖喇嘛,则众喇嘛必至离散,不从。上谓诸臣曰:拉藏今虽不从,后必自执之来献。至是,果如圣旨所云技”。

[14] 《清史稿"列传"番部(八)西藏》。

[15] 《清圣祖实录"卷二二七》。

[16] 释妙舟:《蒙藏佛教史》,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93年版,第80页,“年至二十有五,敕入觐。于康熙四十六年行至青海工噶洛地方圆寂。”

[17] 洪涤尘:《西藏史地大纲》,正中书局,1956年版,第150页,“假达赖行至青海,病死,时年二十五岁,康熙四十六年也。”

[18] 王辅仁、索文清:《藏族史要》,四川民族出版社,1980年版,第113页,“仓央嘉措在解送途中,病死于青海湖畔。”

[19] 于道泉:《第六世达赖喇嘛仓央嘉措情歌》,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单刊甲种之五,1930年版,第18页。

[20] L-Piteeh,China and Tibet in The Early XVIIIth Century, E. J. Brill, Leiden, Netberlands, 1972, P. 17.

[21] 法尊:《西藏民族政教史》,转载于张羽新主编《中国西藏及甘青川滇藏区方志汇编》46册,第282页。

[22] 庄晶:《仓央嘉措初探》,转载于黄颢、于碧云编《仓央嘉措及其情歌研究》,西藏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62页。

[23] 牙含章:《达赖喇嘛传》,华文出版社,1999年版,第52页。

[24] 同上,第51页。



仓央嘉措情歌及其早期汉译本(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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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仓央嘉措情歌

仓央嘉措情歌在藏区脍炙人口,传为仓央嘉措所作。藏语称之为“古鲁”(mgul-glu),应翻译为诗歌较为准确,并无“情歌”之意。因其内容多属情爱之作,1930年于道泉先生编译时,定名《第六代达赖喇嘛仓央嘉措情歌》,后译者多为延用。

关于仓央嘉措“情歌”这一说法,历来多有争议。有些人认为这些诗都不是情诗,而是政治性歌诗。犹如中国古代诗歌中的美人香草,实乃比兴寄托,隐晦地传达了仓央嘉措本人的处境,以及由于当时的历史原因所导致的许多难以明言的整个民族的苦衷。更有些宗教界人士将其理解为“道歌”。对美人的思念,就是对本尊的观想云云。认为其中表达了仓央嘉措佛学中的某些观念。

但应用这种说法很难将所有“情歌”一一合理解释,过于牵强的解释令人难以信服,笔者以为,根据诗歌的内容将其理解为情歌应更加合理。

除去“情歌”“道歌”之争,关于情歌的作者也多有争议。

情歌传播的前二百年,一直以手抄本和口口相传的形式流传,以这种形式流传,具有很强的变异性,增删的可能性很大。

目前情歌的辑本种类甚多,根据佟锦华先生统计,集录成册的有“解放前即已流传的拉萨藏式长条木刻本57首;于道泉教授1930年的藏、汉、英对照本62节66首;解放后,西藏自治区文化局本66首;青海民族出版社1980年本74首;北京民族出版社1981年本124首;还有一本440多首的藏文手抄本,另有人说有1000多首,但没见过本子”。[1]在上述诸本中,于道泉的藏文本62首,青海民族出版社藏文本74首,北京民族出版社藏文本124首均收入由黄颢、吴碧云编辑,西藏社科院以《西藏研究》丛刊之三出版的《仓央嘉措及其情歌研究资料汇编》(1982年出版),资料汇编中另辑有印度人达斯(Das)在《藏文文法》(An intro-duction to the Grammar of the Tibetan Language)1915版中收集的60首藏文本。

诸多辑本之中哪种可以看作定本已无法认定,各版本情歌中作品的风格与手法都有不统一之处,内容与思想也有相互矛盾,故关于情歌是否为仓央嘉措所作,或有多少是其所作,学术界尚无定论。

于道泉先生在《译者小引》中就曾怀疑“下面这六十二节歌,据西藏的朋友说是第六世达赖喇嘛仓央嘉措所作。是否是这位喇嘛教皇所作,或到底有几节是他所作,我们现在都无从考证”。[2]

从内容角度纵观诸本,如果说所有情歌皆出自仓央嘉措,确有许多漏洞。

庄晶先生在《仓央嘉措初

探》中就曾指出,“从抄本的文风看来,前后极不统一,大多比较粗糙,内容也混乱无章。木刻本所录的诗歌虽然多数非常优美,但分析一下内容,也有前后矛盾,甚至水火难容之处。”继以两首情歌对比:

默想上师的尊面,怎么也没能出现。

没想到那情人的脸蛋儿,却栩栩地在心上浮现。(庄晶译本)

黄边黑心的乌云,是产生霜雹的根本。

非僧非俗的出家人,是圣教佛法的祸根。(庄晶译本)

并指出两者之间在思想上的矛盾,有类于“和尚骂秃驴”。[3]

佟锦华先生在《藏族文学研究》中也提出:

有个别诗作不类仓央嘉措口气,不符合仓央嘉措的身份,如:

无论虎狗豹狗,美食喂养就熟;

家中斑烂母虎,熟了却更凶恶!

又如:

你是金铸佛身,我是泥塑神像。

你我两人不能,同住一个殿堂!

并指出仓央嘉措情歌多数以第一人称写作,这两首诗歌明显不符合仓央嘉措的身份。[4]

另外情歌中有些表现了作者的坚贞不渝,如:

写成的黑色字迹,已衣水和“雨”滴消灭,

未曾写出的心迹,虽要拭去也无从。”(于道泉译本)

我的意中人儿,若是要去学佛,

我少年也不留在这里,要到山洞中去了。(于道泉译本)

而另有一些是轻薄放荡的,如:

邂逅相遇的情人,是肌肤皆香的女子,

犹如拾了一块白光的松石,却又随手抛弃了。(于道泉译本)

情人邂逅相遇,被当垆女子撮合。

若出了是非或债务,你须担负他们的生活费啊!(于道泉译本)

表达的感情有着很大的不同,虽然虚拟游戏之作,汉语诗歌亦多有之,但这种思想本质的差异却并不多见,把“情歌”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很难想象它是一个人的作品。

当然,据上述情歌本身的内容矛盾,否定“情歌”为仓央嘉措所作,说服力尚显不够。但认为“情歌”中融入了仓央嘉措本人对民歌的记录以及政敌和后人的假托之作的猜想,笔者认为较为可信。

仓央嘉措情歌本身的思想性和艺术价值很高,它对爱情的赞美和讴歌,对“自我”在宗教与人性,理智与情感之间的矛盾的反映,以及其文字的清秀自然,朴素活泼,向为后人称道。

若要随彼女的心意,今生与佛法的缘分断绝了;

若要往空寂的山岭间去云游,就把彼女的心愿违背了。(于道泉译)

曾虑多情损梵行,入山又恐别倾城。

世间安得双全法,不负如来不负卿。(曾缄译)

这一篇是情歌中的名篇。“花气熏人欲破禅”

(黄庭坚),这首诗很直接得道出了作者在宗教与人性,理智与情感之间的两难选择。这种两难,应不为仓央嘉措所独有,所以诗中的困惑和遗憾颇能激起世人内心深处普遍而强烈的共鸣,可谓情透纸背、直入人心。

再如:

第一最好是不相见,如此便可不至相恋;

第二最好是不相识,如此便可不用相思。(于道泉译)

最好不相见,免我常相恋,

最好不相知,免我常相思。(刘希武译)

《小山词》(晏几道)有“真个别离难,不似相逢好”,仓央嘉措却反而演绎之,用“最好是不相见、最好是不相识”的反话,反映出相恋之深,别离之难。这种“人间只有相思分”(王国维)的无奈,相信也会让很多人见而伤情吧。

仓央嘉措情歌得以广为流传除去“情之深切”的内容,更兼有“歌之优美”的形式。

在仓央嘉措时代,《诗镜》已成为文人写作诗歌的经典教材。宗教首领的诗歌惯用“年阿体”的格律体裁,雕琢篆刻,有时文字艰深,流于呆板。仓央嘉措情歌却运用一般口语,采取 “谐体”的民歌形式、除个别篇章以外,基本上是每首四句、每句六个音节,两个音节一停顿,分为三拍,即“四句六音节三顿”。节奏响亮,琅琅上口,还可以用民歌曲调演唱,极富于音乐感。

在写作手法上,情歌也独具特色。

有些篇章直抒胸怀,白描叙事,如:

我同爱人相会的地方,是在南方山峡黑林中,

除去会说话的鹦鹉以外,不论谁都不知道。

会说话的鹦鹉请了, 请不要到十字路上去多话!(于道泉译)

幽会深林中,知情惟鹦鹉,

叮咛巧鹦哥,莫向街头语。(刘希武译)

有些寓情于喻,巧用比兴,如:

柳树爱上了小鸟,小鸟爱上了柳树。

若两人爱情和谐,鹰即无隙可乘。(于道泉译)

小鸟恋垂杨,垂杨亲小鸟,

但愿两相谐,苍鹰何足道。(刘希武译)

以多样化的艺术手法,营造出明净清远的艺术境界,从而获得了流传不息的艺术魅力。

在语言的运用上,情歌更是清新明快,通俗易懂,玉润珠圆,唾吐自然,优美若天籁之音。恰如佟锦华先生的比喻,仓央嘉措情歌是“藏族古代作家诗的一眼清泉”。[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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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佟锦华:《藏族文学研究》,中国藏学出版社,2002版,第150-151页。

[2] 于道泉:《第六世达赖喇嘛仓央嘉措情歌》,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单刊甲种之五,1930年版,第14页。

[3] 庄晶:《仓央嘉措

初探》,转载于黄颢、于碧云编《仓央嘉措及其情歌研究》,西藏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65页。

[4] 佟锦华:《藏族文学研究》,中国藏学出版社,2002版,第164-165页。

[5] 同上,第150页。


三 仓央嘉措情歌的译本介绍

仓央嘉措情歌以其独特的艺术魅力风行于全藏,并逐步受到了国内外众多学者的关注,国内最早研究并翻译仓央嘉措情歌者,为于道泉先生。于先生在1930年编译了《第六世达赖喇嘛仓央嘉措情歌(Love Songs of the Sixth Dalailama Tshangs-dbyangs-rgya-mtsho)》,内容丰富,考据详实,开仓央嘉措情歌研究之先河。

继于先生开创至今,对仓央嘉措情歌的研究和翻译工作方兴未艾。笔者目前所见译本多达11种,列表如下:

译者

名称

文字

原刊载情况

原刊载时间

情歌数量

备注

于道泉

第六世达赖喇嘛仓央嘉措情歌

英、汉

《第六世达赖喇嘛仓央嘉措情歌》,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单刊甲种之五

1930年

62节66首

赵元任记音

刘家驹

西藏情歌



《西藏情歌》,上海新亚细亚月刊社单行本

1932年

100首

杂有一般民歌

刘希武

仓央嘉措情歌



《康导月刊》

1939年1卷6期

60首

五言古绝

曾缄

六世达赖情歌六十六首



《康导月刊》

1939年1卷8期

66首

七言绝句

苏朗甲错、周良沛

仓央嘉措情歌



《藏族情歌》,长江文艺出版社单行本

1956年

32首

选译

王沂暖

仓央嘉措情歌



《西藏短诗集》,作家出版社单行本

1958年

57首

选译

王沂暖

仓央嘉措情歌



《仓央嘉措情歌》,青海民族出版社单行本

1980年

74首

庄晶

仓央嘉措情歌



《仓央嘉措情歌及秘传》,民族出版社单行本

1981年

124首

《人民文学》

仓央嘉措情歌选



《人民文学》

1956年10月号

33首

选载

《西藏文艺》

仓央嘉措情诗译集



《西藏文艺》

1980年

1、2期

40首

选载

Rick Fields,

Brian Cutillo,

Mayumi Oda

The Lovesongs of The Sixth Dalai Lama



The Turquoise Bee-The Lovesongs of The Sixth Dalai Lama, HarperSanFrancisco

1998年

67首



这些译本风格各异,百花纷陈。在内容把握和形式选择上都各有千秋,但都在力图体现原诗风貌的基础上,融入了个人对诗歌艺术的理解。通过对情歌的解读和重构,使这部藏文经典能为世界各国人民所传吟。下两个章节,笔者将着重介绍三个早期汉译本的翻译始末、影响以及译本本身艺术特色,试阐述三位前辈为仓央嘉措情歌广为传播所做的贡献。

四 最大程度保持“情歌”原意的于道泉1930年译本

于道泉(1901-1992),藏学家、语言学家、教育家。山东临淄县人。

1920年进入齐鲁大学读书,主攻数学、社会学和欧美史。后到国立北平大学,任梵文教授钢和泰(Baron Alexander A.von Stael-Holstein)男爵课堂翻译,并从其学习梵文、藏文、蒙文。

1926年于道泉受京师图书馆负责人袁同礼之聘,兼职负责图书馆满、蒙、藏文书的采访和编目工作。其间由于对藏文产生兴趣,与当时在雍和宫东侧北大门居住的两位西藏驻京僧官降巴曲汪(知客)和楚称丹增(翻译官)过从甚密。1926年末,两人在雍和宫借了一间房子给于道泉居住,于遂搬进雍和宫与藏僧切磋藏语,用心研读,十分刻苦。自以为“置身庄岳”、“事半功倍”。[1]在这段时间里,一位西藏友人从拉萨带来了一个梵式的小册子《仓央嘉措》,所载情歌通俗易懂,佛教术语和文学典故不多,令于道泉颇感兴趣,在藏族朋友的讲解帮助下,于道泉完成了拉萨版的翻译初稿。拉萨本全书共有歌词237句。原文只每两句分一段,并不分节。为了阅读方便,于道泉按照歌词意思分为54节,也就是译本中的前54节。

在译完拉萨本以后,于道泉又从另一位友人处借得印度人达斯(Das)的《西藏文法初步》,见其附录中也有仓央嘉措情歌。于对照两本,发现彼此微有不同。拉萨本共有237句54节,而达斯本共有242句55节,其中又有6节和达斯本不同。拉萨本的第11、23、24、26、27、45,六节为达斯本所缺,而达斯本在54节后多出7节,也就是译本中的55到61节。译本中的第62节则是于根据一位西藏朋友口述后的补遗。可见拉萨本、达斯本和藏人口述(一首)是于译本的渊源。

于道泉翻译完毕后曾交由许地山先生润色修改,但由于自求甚苛,对翻译初稿多有不满,遂将此稿搁置。1927年于道泉经陈寅恪先生推荐入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经对译本的重新润色后,向付斯年先生申请以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名义出版《第六代达赖喇嘛仓央嘉措情歌》译本。当时赵元任先生对藏语的发音产生了兴趣,对情歌进行了多次记音。并撰写了《记音说明》。于道泉同时参照了《隆多喇嘛

全集》、《东华录》、《圣武记》、《西藏宗教源流考》、《1644年至1908年间拉萨达赖喇嘛与中国满洲皇帝之关系》([美]罗克西尔)、《西藏之过去和现在》([英]贝尔氏)、《历代达赖喇嘛史》([德]舒尔曼)等书籍,整理出了仓央嘉措生平,完成了译者序、译者小引及附录,与译文呼应,自成体系。该书于1930年以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单刊甲种之五的形式刊印。

于道泉译本对后人影响极大,开创了仓央嘉措情歌翻译及研究之先河,堪为汉译仓央加措情歌之蓝本,后曾缄之译本根据于道泉译本演绎而出,刘希武译本亦受其影响甚大,当今学者的文章中亦多有引用。

于道泉译本全文分为译者序(中英文)、本书中星号*用法说明、目录(中英文)、记音说明(中英文)、译者小引(中英文)、小引注释(中英文)、情歌正文、译文附注(中英文)、附录(中英文)、藏文校勘记(英文)、读音变化说明(英文)、达斯氏藏英字典中未载之字(英文)、达斯氏字典中解释不恰切之字(英文)等13个部分。

其中情歌正文分成藏文、国际音标(赵元任先生记音)、单字汉译、汉文译文、罗马字拼藏文、藏语罗马字、单字英译、英文译文八个部分,务使诗意不在翻译过程中走样。这种逐字逐译的译法,最大程度的保持了情歌的原意,为没有藏语基础的学者研究仓央嘉措情歌提供了确实的资料。

但值得注意的是,这种逐字逐译的译法,固能保证翻译的“信”,但不免难以达到“达”和“雅”的要求,所以于译本很多首诗意全无,有些首确有粗漏之处。对此于先生并不回避,自言“翻译时乃只求达意,文词的简洁与典雅非我才力所能兼顾”。[2]

如文字上的瑕疵:

写成的黑色字迹,已衣水和“雨”滴消灭,

未曾写出的心迹,虽要拭去也无从。

“衣”字不可解。

又如:

自从看上了那人,夜间睡思断了。

因日间未得到手,想得精神累了吧!

第三句之前加一个“是”、“或”一类表示推测的语气词或者将第四句的“吧”字去掉语法上会更加通顺。

又如:

我向露了白齿微笑的女子们的座位间普遍地看了一眼,

一人羞涩的目光流转时,从眼角间射到我少年的脸上。

单句冗长,语感滞扭。

当然也不乏有“信达雅”具备的佳篇:

如:

因为心中热烈的爱慕,问伊是否愿作我的亲密的伴侣?

伊说:若非死别,决不生离。

又如:

这月去了, 下月来了。

等到吉祥白月的月初, 我们即可会面。



尽得原诗清新明快、通俗易懂之风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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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王尧:《一个平凡而伟大的学者——于道泉》,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版,371页;金克木:《奇人不奇——记于道泉教授》,《藏学研究论丛》第四辑,西藏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9页。

[2]于道泉:《第六世达赖喇嘛仓央嘉措情歌》,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单刊甲种之五,1930年版,第21页。


 五、为情歌增添了附加价值的刘希武1939年译本和曾缄1939年译本

刘希武(1901-1956),四川江安县人。

1919年赴北京,在法文专修馆学法文。1920年,考人北京大学。

毕业后历任万县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第十三师师长罗觐光处政治部主任,成都省立女师及国立四川大学教员,《白日新闻》社编辑,泸州川南师范学校校长,四川边防军总司令李家钰部任司令部秘书,成属联中教员,成都抗敌后援会任秘书,陆军四十七军军长李家钰司令部秘书。

1939年元旦,刘希武赴西康省教育厅任秘书。到职第四日,刘希武拜访了著名学者黄静渊先生,论及康藏文艺事。刘以为“康藏开化已久,其文艺必多可观”,并索书于黄。黄遂抽案头藏英文合璧罗桑瑞晋仓央嘉措情歌一册以示之,曰:“试译之,此西藏文艺之一斑也。”

刘希武“读(黄赠本)而喜之,因携归寓,译为汉文,凡六十首。夫余之所译,盖根据拉萨本,并参证时贤英译及汉译语体散文,其于藏文原意有无出入,余不可得而知,然余固求其逼真者矣。” [1]

根据上面这段刘希武的自述,刘译本所据原本应为黄静渊所赠藏英文合璧罗桑瑞晋仓央嘉措情歌一册,刘称之为“拉萨本”。然从所译的60首情歌内容来看,与于道泉当年所据之54节“拉萨本”和55节的“达斯本”都大有不同,而且刘自述黄静渊赠本为“藏英文合璧”,未提及有汉文,也应不是于道泉的译本,时所据何本,不得而知。

然刘希武提及“不谙藏文”、“参证时贤英译及汉译语体散文”,且去除减少的6首外,刘译情歌的排列顺序与于道泉译本完全相同,其译者序的内容也多与于道泉的《译者小引》相类,可见刘希武译本是深受于道泉译本的影响的。

刘译本为五言古绝,发表于《康导月刊》1939年1卷6期,但影响不大,笔者未见有后人引用。

刘希武对仓央嘉措认识是“酣醉于文艺而视尊位如敝屣,其与南唐李煜何以异?”[2]以为其诗“其事奇、其词丽、其意哀、其旨远”。[3]从中可见刘是将这组情歌视作缘情托旨之作的。这里有个问题值得注

意,刘译本较于道泉译本所减少的6首如下:

若以这样的精诚,用在无上的佛法。

即在今生今世,便可肉身成佛。(于道泉译本)

黄边黑心的浓云,是严霜和灾雹的张本;

非僧非俗的班第,是我佛教法的仇皮。(于道泉译本)

须弥不动住中央,请牢稳地站着不动。

日月旋转的方向,并没有想要走错。(于道泉译本)

住在十地界中的有誓约的金刚护法,

若有神通和威力,请将佛法的冤家驱逐。(于道泉译本)

若不常想到无常和死,

虽有绝顶的聪明,照理说也和呆子一样。(于道泉译本)

死后地狱界中的,法王有善恶业的镜子,

在这里虽没有准则,在这里须要报应不爽,

让他们得胜啊!(于道泉译本)

除了第一首在情道两可之间外,其它五首都有很明显的“道歌”倾向。这六首没有翻译,是所据原本的问题还是译者有意为之,笔者尚无据可考,但从译者对仓央嘉措及其情歌的定位来看,笔者更倾向是译者为了保持情歌风格的统一性而有意不译的。

这组情歌刘以五言古绝译之。众所周知,五言古绝起于汉代,时多为民歌,形式上清新朴素、多用比兴,与仓央嘉措情歌实多相通之处,所以刘希武这组情歌译文拟高古之气息,着民歌之风味,很好的保留了仓央嘉措情歌“玉润珠圆,唾吐自然”的特点。

如:

自从见佳人,长夜不能寐,相见不相亲,如何不憔悴。

去岁种禾苗,今年未成束,韶华忽衰老,佝偻比弓曲。

对照《汉古歌》

高田种小麦,终久不成穗。男儿在他乡,焉得不憔悴。

可见语言气息相类,朴素清新。

再如:

黑字已书成,水滴即可灭,心字不成书,欲拭安可得。

日规置地上,可以窥日昃,纤腰虽抱惯,深心不可测。

对照《汉古绝句四首》

菟丝从长风,根茎无断绝。无情尚不离,有情安可别?

运用比兴,手法相近。

刘希武为了保证情歌清新流畅的民歌气息,对文体的把握并不严格。如:

最好不相见,免我常相恋,最好不相知,免我常相思。

放弃了隔句押韵的绝句通例,使用换韵的形式,流转自然。

当然由于“不谙藏文”且使用古体,刘希武译本也存在一定的瑕疵,主要表现在表意的偏差和汉语典故、修辞的运用上。

如:

去岁种禾苗,今年未成束,韶华忽衰老,佝偻比弓曲。

对照于译本

去年种下的幼苗,今岁已成禾束。

青年老后的体躯,比南弓还要弯。

一“已

”一“未”,意思遂有偏差。

又如:

日规置地上,可以窥日昃,纤腰虽抱惯,深心不可测。

对照于译本

虽软玉似的身儿已抱惯,却不能测知爱人心情的深浅。

只在地上画几个图形,天上的星度却已算准。

可见日规之比,纯系译者创造了。

又如:

倘得意中人,长与共朝夕,何如沧海中,探得连城璧。

多谢当垆女,撮合双鸳鸯,两情苟构怨,此责卿须当。

獒犬纵狰狞,投食自亲近,独彼河东狮,愈亲愈忿忿。

情人我所欢,今作他人友,卧病为卿思,清瘦如秋柳。

诗中大量使用“连城璧、双鸳鸯、河东狮、清瘦如秋柳”这样的汉文化特有的典故和修辞,反而使译文失去纯美之质。

曾缄(1892-1968),四川叙永县人。

1917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受教于黄侃。

毕业后历任四川参议会议员,四川国学专门学校教务长,四川大学文学院教授。

1929年到西康省临时参议会任秘书长,时有闻于仓央嘉措,并“网罗康藏文献,求所谓情歌者,久而未获”。[4]后曾从友人处借得于道泉译本,并据此译本译之。首数、顺序、内容俱与于译相同。

曾译本为七言绝句,发表于《康导月刊》1939年1卷8期,因文采熠熠生辉,多为世人引用。曾缄对所依据的于道泉译本的评价是:“于译敷以平话,余深病其不文”,[5]曾缄素善古体诗词,有《寸铁堪诗稿》、《寸铁堪词存》传世,遂“广为七言,施以润色”。[6]

曾缄认为于道泉译本“不文”,固其译以“文”为要旨。其译文为近体七言绝句,韵据平水,格律整饬,凡66首,除一首一韵两压外,[7]无出律之处。

出于同样原因,曾缄笔下的仓央嘉措情歌完全脱胎换骨为文人诗,融入了自己的生命感悟,固警句颇多。

如其名篇:

曾虑多情损梵行,入山又恐别倾城。

世间安得双全法,不负如来不负卿。

对照于译本:

若要随彼女的心意,今生与佛法的缘分断绝了;

若要往空寂的山岭间去云游,就把彼女的心愿违背了。

原诗的本意曾缄用了前两句就说清楚了,后面两句纯系借题发挥,然一个“世间安得双全法”,大有生命意识,将个体感受扩大为人类的群体感受。如画龙点睛,使此诗遂成名篇,后世言及仓央嘉措时多引用这一首。

又如:

意外娉婷忽见知,结成鸳侣慰相思。

此身似历茫茫海,一颗骊珠乍得时。

对照于译本:

自己的意中人儿,若能成终身的伴侣。

犹如从大海底中,得到一件珍宝。

 

 一个“此身似历茫茫海”,境界顿出。如王国维先生言后主较宋道君之高妙,“俨有释迦、基督担荷人类罪恶之意,其大小固不同矣”。

当然,曾译求“文雅”,于“信”难免有伤,如:

别后行踪费我猜,可曾非议缚阳台。

同行只有钗头凤,不解人前告密来。

对照于译本:

终身伴侣啊我一想到你,若没有信义和廉耻,

头髻上带的松石,是不会说话的啊!

完全是自己的全新创作了。

另外,诗中大量使用汉文化特有的典故和修辞,较刘希武译本更甚,俯仰皆是,此不赘述。

关于刘希武、曾缄译本还有一个有趣的问题没有解开:曾缄译本与刘希武译本同刊于《康导月刊》,相去只有两期,是纯系巧合,还是另有原因,有待进一步考证研究。

小 结

仓央嘉措,于人于歌,皆有悬疑。然仓央嘉措情歌本身艺术价值是极高的,堪称藏族文学的精品,向为后人称道。于道泉先生编译《第六世达赖喇嘛仓央嘉措情歌》一书,开翻译、研究仓央嘉措及其情歌之先河,其后译本甚多。于道泉、刘希武、曾缄三个译本由于翻译所追求的目的不同,故风格明显,各具华彩。于本严谨,刘本灵秀,曾本华美,俱为仓央嘉措情歌的传播做出了贡献,也为汉语诗坛引入了“一眼清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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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刘希武:《第六世达赖仓央嘉措情歌六十首译者序》,《康导月刊》1939年1卷6期,第64页。

[2] 同上,第64页。

[3] 同上,第64页。

[4] 曾缄:《六世达赖仓央嘉措略传》,《康导月刊》1939年1卷8期,第100页。

[5] 同上,第100页。

[6] 同上,第100页。

[7] 外虽解冻内偏凝,骑马还防踏暗冰。往诉不堪逢彼怒,美人心上有层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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