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江战役打的到底有多惨师长陈树湘就义，韩伟跳
崖
本文导读：
中央红军以红一军团为左路前卫，红三军团为右路前卫，红九军团掩护左翼，红八军团掩护右翼，中央和军委机关及直属部队编成的两个纵队居中，红五军团担任后卫向西突围。
1934年11月25日，中央红军强渡湘江，仍以红五军团作为后卫。
红五军团以三十四师担任殿后重任，该师经过七昼夜血战，光荣地完成了掩护红军主力渡过湘江的任务，但全师也付出了重大代价：全师6000余人，幸存下来的只有500多人，不足十分之一。师部指战员绝大部分壮烈牺牲，其中师长陈树湘在被捕后伸手探入裂开了口子的腹部，奋力抽出里面的肠子、绞断，壮烈就义。
一00团团长韩伟为掩护师部撤退，视死如归，战斗打到最后，全团仅剩10个人，弹尽粮绝。
韩伟最后英勇跳崖。
庆幸的是，韩伟在跳下悬崖时，先落在一棵大树的树冠顶上，再弹到一藤蔓上，然后才落到柔软的草丛中，没有伤着身体。
虎口逃生的韩伟躲避开敌人的搜查，化装成挑夫，混在
群众中挑山货到兴安县城卖，乘机寻找大部队。
在找不到组织和队伍和生活无着落的情况下，韩伟迫不得已投到国民党军薛岳麾下欧震的九十师押护班当了一名士兵。
在后来的一次兵运活动中，韩伟试图与武汉地下党联系，不料，遭到叛徒的告密，被敌人关进了武汉陆军监狱，判了十年徒刑。
西安事变后，根据党的统一战线政策，经周恩来副主席出面交涉，向国民党提出了“释放政治犯，共赴国难”的政治主张。武汉方面的国民党请示上级后，同意放人。
这样，韩伟顺利地到了延安。
听说韩伟回来了，毛泽东非常高兴。
说起来，毛泽东对韩伟还是有很深的感情的。
韩伟是湖北黄陂粮房湾人，1906年2月10日出生，16岁参加了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后，经常来往于安源与长沙之间，为毛泽东、蒋先云、李立三、刘少奇等人传递信件，是毛泽东早年认识的同志。
1926年，韩伟转入中国共产党。随后，参加了北伐战争和湘赣边界秋收起义。
在秋收起义中，韩伟为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第一团三营九连一排排长。起义失败后，韩伟所在的九连损失很大，只剩下十来个人。韩伟就带领着这幸存的十来个人赶到浏阳
县找毛泽东。在浏阳县文家市里仁学校操场，韩伟聆听了毛泽东关于“小石子击大水缸”的精彩演讲，坚持拥护毛泽东关于“到敌人力量薄弱的地方去发展”的主张。
1927年9月29日中午，部队在三湾进行改编，只有700余人的一个师缩编成一个团，称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一团，下辖两个营七个连。韩伟任第一营二连二排排长。
改编完成后，韩伟前往驻扎在大湾的二连报到，毛泽东亲自送行，并赠送了一个笔记本给他作为纪念。
笔记本的扉页上赫然写着：“坚持到底就是胜利。”
三湾改编是非常成功的，官兵实现了平等，部队发展很快，到了1928年初，兵力发展到6000余人。
这年2月，毛泽东率部队回到茨坪，6月，中国工农革命军第四军改称工农红军第四军，朱德任军长，毛泽东任党代表。11月，又成立了红四军前委，毛泽东任书记。
1929年1月，红四军准备向赣南进军，特别组建了一个前委混成大队，谭震林任大队长兼政委，韩伟担任副大队长兼警卫排长。
可以说，韩伟是毛泽东的第一任警卫排长。
1929年2月9日是大年除夕，红四军在江西省瑞金县大柏地打了一个大胜仗，歼灭了国民党军刘士毅部的两个团。
这是红四军下井冈山以来的第一个大胜仗。
既打了胜仗，又是新春佳节，毛泽东和朱德等决定给官兵们每人发1块银元以庆祝新春。
遗憾的是，部队只有6000块银元，而人数却有6008人，缺了8块。
怎么办?
这种小事，在共产党人的眼里，根本就不是个事。毛泽东、朱德、陈毅、谭震林等人均提出不要。
韩伟知道了，坚持把分到自己手上的那一块银元送回去。
毛泽东劝他：“收下吧，新年到了，就件新衣服、新裤子嘛!”
韩伟反问道：“那你为什么不要?”
毛泽东笑眯眯地说：“我是前委书记、党代表嘛。”
韩伟挠了挠头皮，说：“我可是警卫排长，也是个兵头儿呀。”
毛泽东听了，点点头，拍拍韩伟的肩，深有感触地说：“参加我们这支队伍的人，都是冲锋在前，享受在后，不愁打不败敌人。”
的确，有这样不计较个人私利的队伍，又有毛泽东这样具有高瞻远瞩战略眼光的大政治家、大军事家作为指挥，红军的发展势头迅猛，1931年11月7日至20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而且，在几次反“围剿”战斗中，红军都取得了
巨大的胜利。
可是，因为博古、李德等人的到来，更因为博古、李德等人的瞎指挥，中央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战斗中失败了，中央红军被迫转移，从而出现了红军损失最为惨重的湘江血战。
红军长征突破湘江的最后一天，即1934年12月1日，周恩来趟着刺骨的江水踏上湘江西岸，回头看已经染成红色的江水，热泪盈眶，在过江人流中，他看到了毛泽东。
身患重病的毛泽东形销骨瘦，和周恩来对视那一刻，黯然神伤。
目睹湘江岸边惨烈的战况，纵是毛泽东身为卓越军事家、有通天之能，却也已无能为力，唯有一声长叹。
原本，在突破敌人第三道封锁线后，毛泽东曾建议，湘南守敌比较薄弱，且我党在该地区影响比较大的条件，可以转入湘南，在湘南地区打几仗，消灭敌军一路或一部，即可扭转战局。但和毛泽东此前提出过的所有正确建议一样，这条颇富创建性的建议被掌握着红军指挥权的博古、李德等人无情地拒绝了。
最终，虽然中央红军突破了湘江，但损失惨重，红军从开始长征时的8.6万余人锐减到3万余人。而当地也有了“三年不饮湘江水，十年不食湘江鱼”的说法。
在延安，毛泽东每每想起那些牺牲在长征途中、尤其是
牺牲在湘江突围中的同志，都会莫名地伤感。
听说担任后卫的三十四师一00团团长的韩伟大难不死，终于回来了，激动的心情可想而知。
可是，韩伟却一直不敢去见毛泽东。
韩伟自己是这样解释的，他说：“之所以不敢去见毛主席，是我的思想包袱太重，总觉得自己在湘江作战中没有打好，又坐了国民党的监狱。”
韩伟不来见毛泽东，毛泽东却一直惦记着他。
1938年5月上旬，毛泽东在抗大作完报告后，吩咐刘亚楼帮自己找到韩伟，自己要见见韩伟。
当时，刘亚楼是抗大教育长，韩伟来延安后就在抗大第四大队学习。
接到刘亚楼的通知，韩伟忐忑不安地来到了毛泽东的住处。
毛泽东让韩伟进屋，上上下下地打量着他，幽默地说：“我的警卫排长还是当年的样子嘛，不仅一根毫毛没有少，下巴上还多了许多。”
毛泽东的话，让韩伟一下子轻松了许多，他摸了摸下巴上半个月没有刮的胡子，不好意思地说：“胡子太长了，我回去就刮。”
毛泽东仰头哈哈大笑，然后正色地说：“韩伟同志，你的情况我都知道，很好嘛!你在掩护红军主力抢渡湘江时立了功，
在武汉监狱里的表现也很坚强。可是，来延安这么久了，为什么不来看看我?”
韩伟习惯性地挠了挠头皮，嗫嚅了好一会儿，喃喃地说：“我是怕主席太忙，担心影响主席工作。”
毛泽东摇摇头，说：“你是思想有背了包袱，一定要丢掉包袱，迎接新的斗争哟。”
听说要迎接新的斗争，韩伟眼前一亮，大声地说：“主席，那我要求上前线，打鬼子，迎接新的斗争。”
毛泽东笑了，说：“上前线，很好嘛!但必须要等你结业呀，你什么时候结业?”
“8月。”韩伟迅捷地回答。
“好吧!8月我一定会帮你安排好。”
毛泽东说到做到，到了8月，“八一”建军节刚过，他就让人到抗大通知韩伟立即到杨家岭中央大礼堂开会。
韩伟知道自己上前线的事有戏了，高高兴兴地朝中央大礼堂跑来。
韩伟到来的时候，礼堂门口早已聚集了陈伯钧、萧克、张宗逊、陈士榘等等当年井冈山的熟人。
这些人都是从敌后回延安向党中央和毛泽东汇报情况的，毛泽东特意把他们聚集在一起叙叙旧。
就在大家吱吱喳喳互道契阔的时候，毛泽东领着一个摄影记者过来了，开口道：“井冈山的同志们，你们好!”
“毛主席好!”韩伟和大家齐声喊道。
“同志们!”毛泽东来到队前，掐指算了一下，深情地说，“11年前，秋收起义，大家一起上井冈山，在三湾改编时还有700多人，现在剩下的不多了，今天能来的连我一共29个，大家一起照个相留个影。我们中间的一些同志，明天就要到抗日前线去。战争嘛，是残酷的……”
在毛泽东作了简短的动员后，按摄影记者的要求，大家站好，记者按下快门，留下了永久的记忆。
照完了相，毛泽东留大家吃午饭，为大家饯行。
据张宗逊回忆说，所谓的饯行，“也就是每人三碟一粥：一碟油炸辣椒、一碟煮黑豆、一碟炒豆腐和一碗小米粥”。
饯行毕，毛泽东和大家一一握手告别。
当毛泽东与韩伟握手时，说：“上次你说要去前线，我想你还是到晋察冀去。”
韩伟说：“只要能上前线，到哪都行!”
就这样，韩伟到了晋察冀前线，与日军展开游击作战，立下了赫赫战功。
建国以后，韩伟历任军事师范学校校长，华北军区副参谋长，北京军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
浅谈创作个性与文学作品风格间的关系创作个性与文学作品风格之间的关系问题，是文学理论教程中的一个重要研讨问题。千百年来，许多文学家、文学理论家，如扬雄、曹丕之辈，似老舍、钱钟书之属，都对此问题进行过深入的研究。针对该问题，学生在借鉴前人的基础上，谈谈自己的理解。 当我们谈到创作个性与文学作品风格之间的关系时，首先我们需要掌握两个基础性的知识概念——什么是创作个性？什么是文学作品风格？ 那么，什么是创作个性呢？创造个性明显区别于个性，它是指作家的兴趣爱好、秉性天赋、气质特征、艺术修养、审美趣味等个性心理特征融进作家的创作，并在作品中作为一种鲜明的特色呈现出来的综合表现，是以作家区别于其他作家的个体性的东西。歌德称之为“内心生活的标志”①。创作个性的形成和两个因素有关：一是作家的个性，二是创作实践。谈创作个性与文学风格的关系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谈作家的个性及创作实践与文学风格的关系。 那么，什么又是文学作品风格呢？在中国古代，风格最早是用来品评人的形貌、德行的，如说李元礼“风格秀整，高自标持” ②。用风格一词评论文学，始见于“古人之文，宏才逸气，体度、风格去今实远”③。风格不同于一般的艺术特色，通过艺术品所表现出来的相对稳定、内在、反映时代、民族或艺术家的思想、
审美等的内在特性。文学理论上所说的文学作品风格是指一个作家创作趋于成熟、其作品达到较高艺术造诣的标志，是文学活动过程中出现的一种具有特征性的文学现象。它既涉及作家的个性特色和言语形式，也与时代、民族、地域文化有关系，是文学作品在整体上呈现的有代表性的面貌。 通过对上述理论的理解，我们很容易发现或是总结出创作个性与文学作品风格之间的某种联系。文学风格与创作个性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作家的创作个性始终是与作品的风格紧密相连的。创作个性是每个作家独有的，它是内在的精神气质和思想情感的体现，同时也决定了作家创作的风格；从某种意义上来讲，这也决定了作品的风格。 针对创作个性与文学作品风格之间的联系，西汉扬雄曾提出“心画心声”说④：“言，心声也；书，心画也；声画形，君子小人见矣。声画者，君子小人之所以动情乎。”这是说作家的独特人格与情性可以从文章和作品中见出。汉末也曹丕曾提出以“气”论文说⑤：“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我们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将“气”看作作家的创作个性，将“体”看作文学作品风格。在此处，扬雄所说的“情”，曹丕所说的“气”，都强调作家的人格品性或个性气质对文学作品风格的决定作用。作品的风格都特点只是作家内在情性的表现。由此，我们可以得出作家的个性气质和思想感情决定了语言的格调，也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作家作品的风格。这也造就了不同作家的作品风格存在
《大雁归来》作者与作品信息 奥尔多·利奥波德与《沙乡年鉴》 奥尔多·利奥波德1887年生于美国衣阿华州伯灵顿市。哈佛大学林学专业硕士，威斯康星大学农业系教授。曾任联邦林业局官员，毕生从事林业和猎物管理研究。这位被称为美国先知、美国野生生物哲理之父的享誉世界的环境保护主义理论家，一生共出版三部书和五百多篇文章。1949年，他离世一年后出版的《沙乡年鉴》是其最重要的著作。 这部页数不多，看似简单、朴素的自然哲学随笔是利奥波德一生观察、经历和思考的结晶，其中蕴含了作者土地伦理思想德精髓。 利奥波德认为：最初的伦理观念是用以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后来扩展到处理人与社会的关系。“但是，迄今为止还没有一种处理人与土地，以及人与在土地上生长的动物和植物之间的伦理观。”人们习惯把土地只看作是一种财富。“人和土地之间的关系仍然是以经济为基础，人们只需要特权，而无需尽任何义务。”这是必须成交的观念。他首次推出土地共同体这一概念，认为土地不仅仅是土壤，它包括气候、水、动物和植物。人只是这个共同体中的平等一员，他必须改变他在共同体中的征服者的面目。这个共同体的每一个成员，都有它继续存在的权利。 像利奥波德这样从伦埋学的角度提出人和自然关系的标准，在历史上还是第一次。只是当时并未受到世人普遍重视。《沙多年鉴》的中文本译者侯文蕙女士认为．在60年代未、70年代初的新环境保护运动需要新的理论时，利奥波德的“土地伦理”恰似茫茫夜空中的北斗，真正显出了它的光彩。这颗星早就有了。只是当人们在浩瀚的宇宙中进行探险旅行时，曾经长期被那实际不存在的海市蜃楼弄得眼花缭乱，从而未能察觉到它的存在。利奥波得无疑是一个认识上的先知，因此他自然而然地成了美国新环境运动的思想上的“无形的领导者”。他的思想也传到了海外，在中文译本之前，《沙乡年鉴》已有了俄文、日文、法文和德文译本。 1948年4月21日上午，利奥波得在奔赴邻居农场救火的途中，因心脏病猝发而突然离世。近二十年来，美国开始有更多专著，呼吁重视环境伦理问题。
谈谈文学创作与作家的关系 班级：09中文（4）班姓名：黄雅琪学号：0906010250 文学创作的主题是作家，没有作家就没有创作。文学创作，作为一种创作性的精神产物，作家在创作中的主题作用是不可忽视的；个性主体的存在是决定文学创作是否具有独创性的基础和前提。因此，我们在谈论文学创作的过程中，都会首先关注作者的背景，人生阅历，只有这样，才能让我们更好地了解作者的创作，更能深刻地读懂文章。现在，就让我来谈谈文学创作与作家的关系。 中国人曾以为文学，不是一般人所需要的。闲暇自得，风流自赏的人，才去讲文学。中国向来文学作品，诗，词,小说等都很多，不过讲文学是什么东西，文学讲的是什么问题的一类书籍却很少，讲怎样可以看文学书，怎样去批评文学等书籍也是很少。刘勰的《文心雕龙》可算是讲文学的专书了，但仔细看来，却也不是，因为他没有讲到文学是什么等等问题。他只把主观的见解替文学上各种体格下个定义。诗是什么，赋是什么，他只给了一个主观的定义，他并未分析研究作品。司空图的《诗品》也没讲“诗含的什么”这类的问题。从各方面看，文学作品很多，研究文学作品的论文却很少。谈文学的，大都在修词方面下批评，对于思想并不注意。作为一种创作性的审美活动，文学创作体现了作家对人生的一种审视、感悟与反省。作家与人生经验，构成了文学创作必不可少的两个基本要素，文学创作源于作家与人生经验的一种遇合，在这种关系上，对作为主体的作家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论及生活经验对作家创作的影响，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古代文论对某些特殊人生经验的强调。中国传统文艺里有一个流行的说法：苦痛比快乐更加能产生诗歌，好诗主要是不愉快、烦恼或穷愁的表现和发泄。确实，在中国诗歌文学等个方面的创作，以抒发苦痛的文学创作很多，如《诗经》中就有“心之忧矣，我歌且谣”，“君子作歌，维以告哀”的诗句，这种现象视为一种规律，认为作家创作与坎坷人生经验之间有着密切的对应关系。但诗歌等文学创作除了抒发心中的愤懑之外，表达自己对人生积极的态度，对人生从容面对，乐观的态度也占了重要的地位。
浅谈文学作品与作者人生的关系
浅谈文学作品与作者人生的关系 【摘要】文学作品是作者创造的，它所表现的内容对应着作者的心灵世界、情感世界，是作者情感的宣泄，与作者的实际生活息息相关。文学作品因为表现了人这种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主观内心精神世界，所以获得了与人本身一样无限丰富多彩无限生动活泼的真实性、具体性和现实性，就像镜子，即使再擅长伪装的人，也会在文学这面“镜子”里反映中最真实的自己，悲与喜、爱与恨、生与死、感性同理性、理想与现实之间的挣扎与矛盾都都原形毕露了。文学是人学，作品是作者人生的写照，人生是文学的源泉。因此，一部作品，实际上就是一段人生，我们阅读作品，就是进入他人的世界。本文分别从鲁迅、萧红和三毛的人生经历与其文学作品的联系论述文学作品与作者人生的关系。 【关键词】文学作品关系作者人生 文学是作家心灵的寄托，任何文学作品都是作家感悟生活的心田流露,反过来说作品也记载了作家的生命历程。因此，我们在谈论文学作品的过程中，都会首先关注作者的背景、人生阅历，只有这样，才能让我们更好地更深刻地读懂文章。 鲁迅出身于破落的封建家庭，特别是在他祖父入狱的前后，他不得不到农村的亲戚家避难，长时期住在农村。在那里，他与农村的孩子们成了朋友，与他们一起玩耍，一起划船，一起看戏，有时也一起到他们家的地里“偷”豆子煮了吃。（1）鲁迅的童年直接影响了他小说创作的取材与立意。在他的作品中，有很多自己生活的影子，特别是少年时期生活的影子。如《社戏》、《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等。在这些作品中，鲁迅寄予了很多好的理想和对童年快乐生活的回忆。鲁迅 1选自《社戏》，鲁迅小说，收录在其小说集《呐喊》中。作者以饱含深情的笔墨，刻画了一群农家少年朋友的形象，表现了劳动人民淳朴、善良、友爱、无私的好品德，表达了作者对少年时代生活的怀恋，特别是对农家小朋友诚挚情谊的眷恋。
浅析刘勰《体性》中作品风格与作家的关系摘要：刘勰的《文心雕龙体性》篇是其文学风格的主要体现，是论述体貌和 性情的关系，即风格和个性的关系。本文通过作品与作家的关系来分析刘勰的《体性篇》中文学风格问题，从内容和形式及多种风格方面来论述。 关键词：文学风格个性文辞与性情的关系 刘勰《文心雕龙》中从《神思》开始到《总述》是论文关于创作论的问题。其中《体性》是关于文学风格的问题，是刘勰文学风格观的集中体现，论述了作品风格和作家个性之间的关系，形成了较为完备的文学风格，是中国古代文学风格观的代表作。“体”即文学风格，“性”指创作主体的性情。作者从“体”和“性”之间的关系对文学风格进行了论述。 黑格尔说过“风格一般指的是个别艺术家在表现方式和笔调曲折等方面完全见出他的个性的一些特点。”①曹丕在《典论论文》中也对文章的风格进行论述“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②讲了文与气的关系。这就论证了为什么同一文体由不同作家写出来是不同的风格和情感。刘勰在《体性》中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夫情动而言形，理发而文见，盖沿隐以至是，因内而符外者也。”③有了感情活动，自然要用语言表达，用道理来论证，就形成了文章，使情理由隐藏到显现，内容由在内到在外。 李白的《行路难》“金樽清酒斗十千，玉盘珍羞直万钱。停杯投箸不能食，拔剑四顾心茫然。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闲来垂钓碧溪上，忽复乘舟梦日边。行路难，行路难，多歧路，今安在？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这首《行路难》是李白从一种迫切强烈的心情，上书安州裴长史，韩朝宗，希求荐用，韩朝宗从善举贤才名闻学时，但也未能荐举李白，他在开元二十四五年前后，入安求仕，结果大失所望。他在看到长安的官场黑暗，心中充满愤慨而不平，准备离开长安，创作了《行路难》 文章开始描写朋友为其饯行，可他端起酒杯，却又推开；拿起筷子，又放下。离开坐席，拔出宝剑，心中茫然。这一系列动作表现诗人心中的苦闷，抑郁的情感变化，然后用积极的人生态度，浅显的人生道理来结尾。作者以第一人称的抒怀和议论来表达主观感受，运用大胆的夸张和巧妙的比喻描绘心中的主观感受，以纵横恣肆的文笔来形成豪放的气势。李白将自己的浪漫主义气质，将自己豪放不羁的个性融入作品中，形成了李白行云流水的抒情方式，让人感受到他的气势磅礴的风格。 文学创作活动就是人们的思想情感活动的外观过程，刘勰强调内容和形式，作家情感的紧密结合所呈现出来的风格。在《熔裁》中也提到过“情理设位，文采行乎其中。”④说明内容不能脱离形式，脱离情感。在《徴圣》中“然则志足而言文，情信而辞巧，乃含章之玉蝶，乘文之金科矣。”⑤论述了内容与形式。情感要适当的吻合在一起，这也是文学创作的准则。 作家在创作作品时，必定会带有一些主观的感情色彩，因每位作家所处的生活环境，生活经历，精神气质，文化素质，创作才华都是不同的，所以作家在创作时，在作品中总会表现出这些个性因素，自然也就流露出其独特的创作风格。 刘勰在《体性》中提到“各师成心，其异如面”⑥每个人凭借自己的认识写作，作品正像他们的面貌一样各不相同一样。这就说明了文学风格的多样化，每个人的个性不同，所以写出的文章也不相同。还说到“气以实志，志以定言，吐
论作家与作品的关系 摘要：作家与作品的关系问题受到历来文艺理论家的关注，我们可以将其主要观点归纳为“文如其人”论、“文人无行”论和“言不足以尽人”论这三类。在此基础上，本文将试着对作家与作品复杂关系的成因从才智与品德、日常个性与创作个性、艺术创造与自我表现、题材的选择与体裁规范要求这四个方面做一探索，进而明确我们应该区分道德与文艺的不同评价标准，以真、善、美的要求来评判文学作品的价值，正确看待作家与作品的关系，不因人废文，不以文定人。 关键词：人格；风格；文如其人；因人废文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Writers and Their Works Abstrac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writers and their works are always literary theorists attention. We can be summed up as " the writing mirrors the writer" the main viewpoint of," a literary man of no conduct" theory and" words are not enough as" on the three class. On the basis of this, this article will try to writers and works complex relationship to the genesis of intelligence and morality, from daily personality and creative personality, artistic creation and self-expression, the choice of subject matter and style requirements of this four respects make an exploration, then clearly we should distinguish between moral and the different evaluation criteria. To judge the value of literary works by the true, the good and the beautiful, and to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writers and their works by a correct view .No waste paper and no engage people. Key words: personality; style; the writing mirrors the writer; waste paper 在传统的文艺理论中，理论家们习惯于通过作品来评判作家，也常常通过作家的身世背景来推断作品的背景和创作原因，孟子的“知人论世”之说被历来的文学评论家所广泛应用。诚然，作品出自作家之手，但我们却不能因此而轻率地就将“文如其人”、“道德文章”、“风格即人格”奉做毋庸置疑的真理。人格和风格之间并不具有直接的对应关系，不可将其混为一谈。 一、风格与人格的概念
浅析文学作品中作者对人性的思考 发表时间：2017-07-19T11:53:34.677Z 来源：《教育学》2017年5月总第119期作者：姜希 [导读] 文学作品最能够震撼人的心灵的，恐怕就是它所展示的至纯至真的人性了。 辽宁公安司法管理干部学院110000；辽宁政法职业学院110000 文学作品最能够震撼人的心灵的，恐怕就是它所展示的至纯至真的人性了。中外文学史表明，凡所谓经典作品皆以揭示人性为其最基本之核心，或者说文学人物的一切活动必须以人性为依据。在我们眼中，有时自然是可以看透的，而人性却永远无法完全、完整地揭示出来，所以一代又一代的作家、文学家在不断地琢磨与探究中，在对社会生活的描述中，都阐释了自己对人性的理解与看法。十九世纪文坛巨匠陀思妥耶夫斯基则一语道破了这种文学对人性的孜孜挖掘的热情。“人是一个谜，我要识破它，如果为此要付出整个人生，我也不会后悔。”可以说，对人性的探讨是作者构思作品的重要标的。有时我们说某篇小说有厚度、有内涵，便是它所揭示的人性有了一定的深刻的意义，反之我们说一篇文章很浅薄，没有看头，没有嚼头，便是这篇文章仅仅是对生活作了一个临摹式的叙说，并不曾挖掘出人性深处的东西。 人作为社会的主体，人性是复杂的、立体的，不是单一的、平面的，同时人性是变化的，随着周围环境、社会的变化发展而变化。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是复杂微妙的，人的内心深处是变化难测的。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大师司汤达、巴尔扎克、托尔斯泰，都坚持把人性看成是复杂的，坚持如实地反映复杂人性。他们开始自觉地拷问人性，深沉地凝视人生。在他们看来，善恶有时集于一身，本身也可以有量的变化。《复活》中的聂赫留多夫由兽性复活人性经历了多么复杂的心灵历程。《浮士德》的主人公心灵中始终有两个灵魂在撕咬。雨果的长篇小说《巴黎圣母院》用人性的崇高与卑劣的映衬表达了作者关于人性善恶的历史观。 当然，作者对人性的探讨无不打上时代的烙印，时代不同，人性则不同。到了近现代，鲁迅先生以其犀利的笔调，对国民的奴性、愚钝性、任人宰割的麻木性做了深刻的剖析。他笔下的农民形象闰土，少年时身手矫健，灵活自在，几十年生活的磨砺之后，少年闰土变成了一个反应迟缓的中老年农民。人物形象的前后反差，反映了当时社会体制下人的性灵的逐渐消失、磨灭，最终变成了一个活着的躯壳。祥林嫂是鲁迅先生笔下的代表人物之一，是那个年代农村妇女的典型形象，是一个在婚姻、生活方面终身都受到封建制度的制约、束缚与奴役的妇女形象。还有人人熟知的阿Q，更是整个民族的劣根性的集中体现。阿Q与人家打架吃了亏，心里就想：“我总算被儿子打了，现在世界真不像样，儿子居然打起老子来了。”于是他心满意足，俨然得了胜利似的。当他被关进牢房时，他便“以为人生天地之间，大约本来有时要抓进抓出”；当他被拉去杀头时，他便“觉得人生天地之间，大约本来也未免要杀头的”。所以，阿Q“永远是得意的”。鲁迅对他们的态度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 鲁迅先生是受了西方文化熏陶的，所以回过头来看中国人，便把在没落的封建制度下沉默了几千年的国民形象解剖出来，这些形象正如一个个制作精良而个性鲜明的标本一样，一直活跃在中国人的头脑中，是那个时代人性受到禁锢的见证。无疑这种人性是丑陋的，是受到鞭斥与批判的，是为了唤醒国民以弃丑向美的。 在现代主义各派的文学作品中，作家们无情地揭示着人的异化，人际关系的异化，人存在的荒诞与无意义。可以这样认为，“人性的畸变是所有这些异化的核心”。如果说在前人的作品中，人性的善恶两元是展现恶以衬托善，从而体现人性的丰富与完整的话，那么这些现代派的作品中，人性恶则成了一种挥之不去的主要格调。作家们开始以非理性的眼光窥测人性深处的奥秘。常理告诉我们要隐藏起来羞以示人的往往是丑的。因此他们在曾被理性的现实主义透视了无数次的人性深处找到了人性最丑陋、污秽的肿瘤，并如外科医生般将这一肿瘤血淋淋地挖出来展示在世人面前。 一篇好的小说，不仅要将故事中的人物写得活灵活现，写得贴近生活、贴近现实，还要在描摹生活的基础上融入作者的思考。人物形象的塑造，人物命运的走向，也只有展现了人性的种种复杂与矛盾，融入了作者对人性的探究与分析，才能够体现出作品的深度与厚度。把对人性的思考、剖析与所塑造的人物形象在故事的行进中巧妙而完美地结合为一体，将人物的微妙复杂的心理变化层层地展示给读者，使读者融入到人物的思考中，随着故事情节的发展去权衡进与退，去分析对与错，只有这样，才能够使人们在感受人物命运的曲折变化的同时，品味到人生的酸甜苦辣，在对人性的逐步感悟中，心灵受到震撼与净化。任何文体包括诗歌、散文等都离不开对人性的揭示。从古到今，中西方文学不论发生了多大的变化，但对人的情感世界的表露、剖析、挖掘，在优秀作家笔下，却一直没有中断。从这一脉络中我们也能更好地理解文学和深层文化，产生更深刻的关于人的思考。 没有绝对的对与错，没有绝对善与恶的人性，在两个不同方向的选择中，往往只是因为一念之差，也许这就是人性的善变与脆弱。把这种看似很难把握、却又常常处于情理之中的人性通过文字的叙述完美而深刻地剖析给读者，是需要作者有厚重的生活基础与一定的写作功力的，需要作者有一双看透世事人情的眼与一只生花之笔。对于读者来说，能够读到有深刻内涵与意味的作品，也是一种有幸与享受，我们可以从中体味生活，随着作品展开对人性的思索。 对人性的思考，必然要融入作者的丰富阅历与经验，一个阅历不深的作者自然很难写出深刻的作品。近几年中国文学中鲜有震撼人心的作品问世，恐怕是与作者不能够做深层次的思考有一定的联系的。许多作品趋向于娱乐化，只为一时的轻松搞笑，或者只为一时的感官刺激，没有入情入性的剖析，看不到厚度。或许这就是时代的产物吧。在这里且不剖析形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但拨乱反正之后，文学作品对人性的探求与挖掘，对人性美的展示，还是会重新成为写作者的追求，人性的光辉永远是作品能够大放异彩的灵魂。
论作家个体人格与创作成就的复杂关系 龚炜 （重庆交通大学人文学院邮编400074） 自古以来，我们的写作理论和文学理论都十分强调人品和文品的一致对应关系，以这种对应关 系为最理想的境界，一般认为只有在这样一种对应关系下才能写出优秀的文章作品。前人的论述中，这样的格言很多： “诗品出于人品”。① “有德之文信，无德之文诈”② “天下吝啬人刻薄人狭隘人粘滞人俱不会作诗。”③ “美术家固然须有精熟的技工，但尤须有进步的思想与高尚的人格。他的制作，表面上是一 张画或一个雕像，其实是他的思想与人格的表现。”④ “我以为根本问题是在作者可是一个‘革命人’，倘是的，则无论写的是什么事件，用的是什么 材料，即都是革命文学。从喷泉里出来的都是水，从血管里出来的都是血。”⑤ “做一个好作家也必须做一个好人；做一个伟大的作家也必须做一个伟大的人”⑥ 其实，上述意思，清人袁枚在《随园诗话》中就已经作了最简洁的表述：“凡作人贵直，而作 诗文贵曲”，这番话与刘熙载的“诗品出于人品”长期成为中国古代文论中公认的不争之论。 但是，我们的文学理论长期以来忽视了研究另一种情况：即作家个体人格与其文学成就不一致 的情况，这就使我们对作家成长规律的认识不尽完善、不尽客观，并导致了我们对作家人品修养的 难度和艰巨性的忽视。 翻阅一下古今中外许多作家的传记、史料，并审视现实生活中许多作家的人生经历和创作经 历，我们就会发现，“作人贵直，作文贵曲”、“诗品出于人品”只说明了人品与所谓文品关系的一种关系，但它绝不是对人品与作品思想、艺术价值关系的全面概括，它有它的片面性。作家人品与创 作成就的关系远不是用这样一句话就可以省事地概括的。况且“文品”这个概念也十分宽泛，十分复杂，它既有美学的意味，也有伦理道德的意味，很难用一种不变的尺度去评价。传统的“文品”观 念也难免说不含有等级意识的影响，用它来评价古代赞歌可能是比较可行的，但如果要想“放之四 海而皆准”地评价所有的文学创作实践、尤其是用“文品”观念来评价现内涵日益复杂的当代文学作品，就很容易机械化、僵化，不尽符合“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原则，不尽符合文学创作实际。 这样容易把道德范畴的“人品”和不尽属于道德范畴的“文品”混为一谈，认为它们之间有着简单的因果关系，或只存在着一致关系，显然不符合唯物辩证法的科学精神。 首先必须充分肯定，“作人贵直”、“诗品出于人品”之说对作家、写作者提出的要求是很正确的，但是，我们也决不能把理想当作事实，对作家、写作者的人力量作过头的美化与神化，至少有一小 部份作家不太符合“诗品出于人品”的原则，我们还得正视这个现实。 人品与文品之间的关系十分复杂，并非完全地、长久地对应、一致。鲁迅先生所说的只要是革命者，则无论写什么都是革命文学，也未免太绝对化了，尤其是“喷泉、血管”之说，似乎还有一点“唯成份论”的影子。随便从培根、鲁迅、杰克·伦敦、巴尔扎克等人的经历中，都能发现上述说法有不符合事实之处。 英国的著名散文家培根，因其优美、深刻的议论散文、开创了近代实验科学而备受后世的尊崇。 1
浅谈“创作个性与文学作品风格之间的关系” 一、概念分析 创作个性作为一种艺术品格，是作家在生活和创作实践中所养成的相对稳定的个人气质、人格情操、审美理想、艺术志趣、创造才能和写作习惯等精神特点的总和。正是这些精神特点自动地控制着作家的创作活动，使他以独特的身份和视点去观察、感受、认识和表现生活，抒发自己的情怀，用个性化的语言构筑起一个他人所无、己所独有的艺术世界。在这个独特的艺术世界里，作家到处留下了个人的印记，从而呈现出与众不同的风貌。① 这种个性既是作家个别性、个人性，个人思想、性格、品质、意志、情感、态度等方面不同于其他人的特质的表现，也是客观世界在不同作家意志中的大的宏观上的相似性的体现。 文学作品的风格，是指特定的文艺作品从内容和形式的有机统一中所显示出来的总的思想风貌和艺术风貌。中国传统的风格理论起源于魏晋，当时出现了一些与风格有关的新概念，如风韵、气韵、神韵、风神、风力、风骨和气、体等，但起先不是用来品文，而是用来品人，品评士人的体貌、德性和行为等特点。
②作品对文学作品的风格的体现，主要是通过语言表现的特点呈现出来。 文学又是一种个体意识体现，哲学中对于意识的表述是“客观世界在人脑中的主观映象”。作家对客观世界的认识不同之处，是作家创作风格中比较固定的特性。基于大环境下的创作背景，不同作家的创作风格又有着潜在的相似性和上帝视眼里的关联性。简单来说，就是创作个性与文学风格具有很大的的联系与区别。 以下我将联系不同作家的具体创作，对作家文学创作个性与文学作品风格之间的关系做一简单剖析。 二、创作个性与文学作品风格之间关系的认识 对于文学创作中作家个性的体现和作品风格的形成，需要从最根本的角度入手，即需从创作主体、创作客体及作品和作家创作风格之间的关系这样三个大的方面入手。 1、我们先来分析作家创作个性与文学作品风格之间的联系。 谈到创作个性与文学作品风格之间的联系， 一是要从创作主体，即从创作主体人的个性或人格在文学作品的语言组织中的投射去理解风格，突出风格与人的修养、气质和经历等个性特质的联系。联
谈谈文学创作与作家 的关系
谈谈文学创作与作家的关系 班级：09中文（4）班姓名：黄雅琪学号：0906010250 文学创作的主题是作家，没有作家就没有创作。文学创作，作为一种创作性的精神产物，作家在创作中的主题作用是不可忽视的；个性主体的存在是决定文学创作是否具有独创性的基础和前提。因此，我们在谈论文学创作的过程中，都会首先关注作者的背景，人生阅历，只有这样，才能让我们更好地了解作者的创作，更能深刻地读懂文章。现在，就让我来谈谈文学创作与作家的关系。 中国人曾以为文学，不是一般人所需要的。闲暇自得，风流自赏的人，才去讲文学。中国向来文学作品，诗，词,小说等都很多，不过讲文学是什么东西，文学讲的是什么问题的一类书籍却很少，讲怎样可以看文学书，怎样去批评文学等书籍也是很少。刘勰的《文心雕龙》可算是讲文学的专书了，但仔细看来，却也不是，因为他没有讲到文学是什么等等问题。他只把主观的见解替文学上各种体格下个定义。诗是什么，赋是什么，他只给了一个主观的定义，他并未分析研究作品。司空图的《诗品》也没讲“诗含的什么”这类的问题。从各方面看，文学作品很多，研究文学作品的论文却很少。谈文学的，大都在修词方面下批评，对于思想并不注意。作为一种创作性的审美活动，文学创作体现了作家对人生的一种审视、感悟与反省。作家与人生经验，构成了文学创作必不可少的两个基本要素，文学创作源于作家与人生经验的一种遇合，在这种关系上，对作为主体的作家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论及生活经验对作家创作的影响，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古代文论对某些特殊人生经验的强调。中国传统文艺里有一个流行的说法：苦痛比快乐更加能产生诗歌，好诗主要是不愉快、烦恼或穷愁的表现和发泄。确实，在中国诗歌文学等个方面的创作，以抒发苦痛的文学创作很多，如《诗经》中就有“心之忧矣，我歌且谣”，“君子作歌，维以告哀”的诗句，这种现象视为一种规律，认为作家创作与坎坷人生经验之间有着密切的对应关系。但诗歌等文学创作除了抒发心中的愤懑之外，表达自己对人生积极的态度，对人生从容面对，乐观的态度也占了重要的地位。 在中国古代，苏轼是经历磨难最多、生活起伏最大的作家之一。在多次的宦海浮沉中，饱受痛苦折磨的苏轼不屈服于命运摆布，从自己生活经历出发对人生社会进行了深入思索，并通过对儒道释等传统哲学的吸收融合，逐渐形成了一套独特的人生哲学，即以自我为中心，以外部条件的具备与否为辅助性前提的可隐可仕、无适而不可的实用主义自然人生哲学。这种人生哲学使苏轼更理智更自如地超越世俗的一切功名利禄，从而如脱钩之鱼，无往而不乐。这种人生哲学使得苏轼能以一种超然的审美态度对待人生，在处境最艰难的时候，也能写出最达观，最至情的诗文，从而使其创作进入一个广博深厚的领域，达到一种“与天地合一”、“与万物同化”的新境界。摆脱了功名利禄的束缚，悟透了穷达祸福，苏轼的心灵获得了极大的自由，首先从大自然中找回了人生乐趣，对生活周围大自然的风光，特别是长江景色发出由衷的赞美，佳作也不断涌现。《与范子丰书》：“临皋亭下不数十步，便是大江，其半是峨眉雪水，吾饮食沐浴皆取焉，何必归乡哉！江山风月，闲者便是主人。”《书临皋亭》：“东坡居士酒醉饭饱，倚于几上。白云左绕，清江右洄；重门洞开，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