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法案例分析
1.在尼加拉瓜境内针对尼加拉瓜的军事与准军事活动案
——管辖权、国际习惯、国际法基本原则、自卫
〖案情〗
从1984年2月开始，在美国的资助和直接参与下，尼加拉瓜反政府武装组织在尼加拉瓜几个重要港口布设水雷，这严重威胁到尼加拉瓜的安全和航行，并造成了重大事故和损失。美国还支持尼反政府武装攻击尼加拉瓜港口、石油设施等。为此，尼加拉瓜于1984年4月9日向国际法院提出申请，控告美国在其港口布雷、出动飞机袭击尼加拉瓜石油设施和港口以及进行其他军事和准军事活动。
〖双方主张及理由〗
尼加拉瓜请求法院宣布美国的行为构成非法使用武力和以武力相威胁、干涉其内政和侵犯其主权的行为，请求法院责令美国立即停止上述行为及对其本身和其国民所受损害予以赔偿，并指示临时保全措施。
美国则认为法院对该案没有管辖权，因为尼加拉瓜发表的接受法院强制管辖的声明并未发生法律效力。而且，1984年4月6日美国政府通知联合国秘书长对于1946年发表的接受法院强制管辖的声明在两年内不适用于“与任何中美洲国家的争端或由中美洲发生的事件引起或同中美洲事件有关的争端”，该通知立即生效，这也排除了法院对本案的管辖权。
〖判决及其依据〗
1984年5月，法院指示了临时保全措施。11月，法院作出初步判决，否定了美国的初步反对意见。法院以《国际法院规约》法文本第36条第5款中“现仍未过期失效”为准，解释英文本中该款使用的“现仍有效”一词的含义，认为尼加拉瓜1929年发表的接受国际常设法院强制管辖的声明依《国际法院规约》第36条第2款具有法律效力。至于美国1984年的声明，应受其1946年声明中的“6个月后生效”的约束，这是依据诚意原则的结果。因此法院对本案有管辖权。1985年，美国宣布退出国际法院的诉讼程序，并中止1956年《美国和尼加拉瓜友好通商航海条约》和美国对国际法院强制管辖的接受。法院认为美国的这些行为均发生在法院作出初步判决之后，其管辖权不受影响。根据规约第53条有关当事国一方不出庭的规定，法院决定继续审理此案。
1986年6月，法院对本案的实质问题作出了判决。判决首先回顾了本案涉及的事实后着重审查了可适用的法律及其内容。法院考虑到美国1946年主张的“多边条约保留”，决定不适用多边条约而适用规约第38条所规定的其他国际法渊源，主要是习惯国际法。对于适用于本案的习惯国际法应从两个方面加以考查：一是习惯法规范是否存在于国家的“法律确信”之中；二是国家的实践是否肯定了此项规范。而为了确定习惯法规则的存在，有必要从联合国通过的一些重要文件中寻找证据。法院认为，在一系列国际文件中，各国由“法律确信”确立了如下习惯国际法规则：
(1)禁止使用武力原则与自卫权
法院指出，这一原则的法律确信可以从争端双方和其他国家对联合国大会的若干决议的态度中推断出来，尤其是1970年“国际法原则宣言”。国家对这些决议表示同意时也就表达了它们将该原则视为独立于联合国宪章之类的条约法规则之外的一项习惯法规则的“法律确信”。这项公认的习惯法规则的例外是自卫权利。自卫是否合法，取决于自卫行动的必要性和相称性。无论自卫是单独的还是集体的，都只能是对武装攻击的反应。自卫必须由受武装攻击的国家进行和宣布，集体自卫也不能改变这个条件，亦即集体自卫只有在受到武力攻击的国家提出请求时才可行使。对于尚未构成武装攻击的行为，现行国际法不允许采取集体对抗措施。
(2)不干涉原则
不干涉原则涉及每一主权国家不受外来干预而处理其事务的权利，各国在无数文件中表达了对该原则的“法律确信”。该原则的具体要素为：禁止干涉所针对的必须是各国根据国家主权原则有权自由决定的事项，例如选择其政治、经济、社会及文化制度；干涉使用的是强制手段，尤其是武力，而不论是以军事行动这种直接方式，还是以支持在他国的颠覆活动或恐怖活动的间接方式。关于该原则的国家实践，近年来曾发生一些外国支持一国内部反政府武装的实例，但各国都不承认存在这样的干涉权，美国和尼加拉瓜也是如此。
（3）国家主权原则
法院认为，国家主权及于每个国家的内水和领海。在他国内水或领海布雷，构成侵犯他国主权的行为。布雷妨碍了进出港口的权利，也阻碍了该国的海上交通和海上商业活动，因而构成侵犯国家主权原则的行为。
此外，法院还确认人道法原则、1956年《友好通商航海条约》均适用于本案。
根据上述法律，法院以绝大多数票判决：美国在尼加拉瓜境内的行动违反了禁止使用武力原则，构成对尼非法使用武力和以武力相威胁；美支持尼反政府武装是对尼内政的干涉，明显违反了不干涉原则；美国对尼加拉瓜的行动违反了尊重国家领土主权原则；美国鼓励了尼反政府武装从事违反人道法原则的行为，美国在尼港口布雷造成第三国船舶及其人员的人身、财产损害的行为也构成了对人道法原则的违反；美国有义务立即停止并不再采取任何上述违背其国际义务的行为，并对违反行为所造成的损害予以赔偿。〖评析〗
本案涉及的国际法问题之多，判决篇幅之长，在国际法院的裁判史上都是罕见的。因此，本案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案件，它引起了国际社会的极大关注。
本案的重要性不仅表现在它处理的是一个涉及超级大国与弱小国家的、包含极大政治成分的争端，也不仅表现在它在国际法院的历史上几乎是第一次对一个超级大国滥用武力、干涉别国内政的霸权主义行为，根据国际法的基本原则予以否定，更表现在法院第一次系统、全面地阐述了现代国际法的若干基本原则具有公认习惯法的地位。这些原则包括尊重国家主权及领土完整原则、禁止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原则、不干涉内政原则等。法院在一个大国以缺席作为抵制的情况下仍然继续审理其有管辖权的案件，并作出有利于弱势申诉方的判决，显示了法院的独立性和公正性。
国际法院在审理此案的实质问题时，所适用的不是多边条约，而是习惯国际法。它表明，即使习惯国际法被编纂入国际条约法,
也不会影响其独立存在，二者并行不悖，具有各自独立的可适用性。
〖问题〗
（1）在国际法院面临初步反对意见时，谁决定法院有无管辖权？
（2）什么是国际习惯？国际习惯如何证明？
（3）国际法院在本案的实质问题上是如何适用法律的？
2.〖案情〗
1837年，英国殖民地加拿大发生叛乱，几百个叛乱分子占据了位于加拿大境内尼加拉河中的海军岛，并雇佣美国籍船舶“加罗林号”运输武器到该岛。加拿大当局获悉这一情况后，立即派遣一支英国军队渡河进入美国斯洛塞港，捕获了“加罗林号”，夺去船上的武器，并将该船烧毁。在逮捕“加罗林号”的过程中，有两名美国人死亡，还有几人受伤。美国政府得知此事后抗议英国侵犯了其主权，而英国则辩称这是自卫所必需的。后来，英国政府就侵犯美国领土最高权一事表示歉意，美国亦未进一步要求赔偿。
1841年，英国公民麦克劳德进入美国，在纽约被美国警察逮捕，理由是他曾在拿捕“加罗林号”时杀死一名美国公民。
〖处理及其依据〗
英国驻美大使要求释放麦克劳德。他认为，在上述事件发生时，麦克劳德仅是加拿大政府出于自卫而派入美国领土的一名英国武装部队人员，英国已就其自卫向美国表示歉意，因而不应再追究有关人员的个人责任。然而，美国并未因此释放麦克劳德。后来，在审讯中，麦克劳德提供了当时他并不在场的证据，这才获释。
1842年，美英两国对出于自卫的需要可能必须使用武力的原则取得了共识。美国国务卿韦伯斯特在给英国大使照会的复文中说:独立国家的领土不可侵犯性是文明最重要的基础，虽然该规则应有某些例外。但是，这些例外应该限定在自卫的需要是刻不容缓的、压倒一切的和没有其他手段可以选择以及没有时间仔细考虑的。自卫行为应该不包含任何不合理或过分，因为以自卫的必要为理由的行为必须为该必要所限制并明显地限于该必要的范围之内。
〖评析〗
本案是习惯法对自卫权的最权威宣示。在国际法上，自卫权是国家为保护自己的生存和独立而具有的一项基本权利，《联合国宪章》第51条对此予以明文确认，它构成禁止使用武力原则的一项合法例外。但是，行使自卫权必须按照国际法规定的条件进行。
〖问题〗
什么是自卫权?行使自卫权应遵守哪些条件?
3.“交易号”案
——司法豁免权
〖案情〗
“交易号”原是一艘美国私人船舶，于1810年在公海上被法国军队拿捕和没收，成为法国的一艘公船，改名“巴拉乌号”。1811年，该船遇难被迫进入美国宾夕法尼亚州费城港。于是原船主在联邦地区法院起诉，要求法院将该船判归他们。法国没有派人出庭应诉，但宾州检察官代表美国政府到庭陈述，认为该船即便是从原告手中非法没收的，其所有权也已于没收当时转属法国皇帝，因此请求法院驳回原告起诉并释放该船。地区法院驳回了原告的请求。原告上诉到联邦巡回法院,巡回法院否定了地区法院的判决。宾州检察官遂上诉至联邦最高法院。
〖判决及其依据〗
联邦最高法院于1812年作出判决，撤销了巡回法院的判决，并确认了地区法院的判决。最高法院首席法官马歇尔在判词中指出：一国在其领土内的管辖权是排他的和绝对的，但它可以自我加以限制。这种类似于主权象征的完全的和绝对的管辖权并不要求将外国主权者和他们的统治权利作为其管辖权的客体。一个主权者在任何方面都不从属于另一个主权者，他负有不把自己或其主权权利置于另一主权者管辖之下，从而贬损其国家的尊严的最高义务。
主权者的这种完全平等和绝对的独立，以及促进他们相互交往和彼此通好的共同利益引起了这样一个结果：每个主权者都被认为放弃行使其完全排他的领土管辖权的一部分，这就必须相互给予主权豁免。国家行为和财产不受外国法院的管辖，这是早已确立的国际法原则。军舰是直接或间接在主权者领导下活动的，是为国家目的从事活动的。当军舰进入友好国家的港口时，应被视为经友好国家的同意而免受其管辖。支持这种观点的证据来源于一国司法权无力强制执行这类案件的判决；来源于一国君主的权力足以对另一国君主所为的非法行为进行报复的考虑。如果上述论据是正确的，那么“巴拉乌号”作为一艘为与美国处于和平状态的外国君主服务的军舰，依据允许外国军舰进入友好国家港口的一般原则，进入了对它开放的美国港口，必须认为是得到了进入美国领土的默示许可，如果它以友好的方式行事，应该享受管辖的豁免。
〖评析〗
本案是关于主权豁免的第一个司法判例。虽然它只是一个国内判例，但由于该案判决对这一国际法问题所发表的准确而精辟的意见，使它成为国际法上一个经典判例，对主权豁免原则的确立有开创性作用。
〖问题〗
结合该案，分析主权豁免的法律依据。
阿修观点：本案被认为是确立国家主权绝对豁免原则的经典案例，在理解此案时，必须结合当时美国的国际地位来看，美国当时刚独立不久，无意于与欧洲列强对抗，实行类似于韬光养晦的国家政策，在司法上，强调所谓国家的绝对主权不过是给自己找一个体面的台阶。从一般法律原则来看，非法行为不产生权利，即使国家亦不得违背。本案中，美国公民的船舶被非法拿捕，法国政府不能因其非法行为而获得权利，所谓的主权豁免也就无从谈起。一国政府的基本职责就是保护本国本国公民免受外国政府的不法侵害。联邦最高法院以主权豁免为由拒绝保护本国公民的合法权利，对个人而言是不公平的，却是一种无奈的选择：为了国家整体利益而不得不牺牲个人利益。然而，一国对国家利益的认识是会随着国家实力的消长，国际关系的变化而变化的。这也是绝对豁免原则会变迁为相对豁免原则的根本原因。
4. “比利时国会号”案
——国家财产豁免、条约与国内法的关系
〖案情〗
“比利时国会号”是一艘比利时邮船，根据1876年英比两国《邮政通讯条约》享受外国军用公船的待遇。该船除运送邮件外，还兼营客运业务。1879年，该船在航行中与英国拖船“戴玲号”相撞，使后者受损。“戴玲号”向英国海事法院起诉，要求损害赔偿。“比利时国会号”声称它是比利时国王的财产，不受英国法院管辖。海事法院受理该案后，比利时拒绝出庭，英国总检察长也对法院的管辖权提出异议。但海事法院最终还是向“比利时国会号”发出扣押令，于是总检察长将案件提交英国上诉法院。
〖双方主张及理由〗
总检察长认为，“比利时国会号”是比利时国王的财产，在碰撞发生时，该船为比利时国王所控制和雇用，是英王陛下和比利时国王所订条约中的公用军船。作为外国的军船，“比利时国会号”不受英国法院的管辖。
海事法院认为，“比利时国会号”不仅运送邮件，还兼营客运，从事大量商业行为。这样的船舶根据国际法不能享受军用公船的特权，以至能够豁免一切受损害的私人对它提出的索赔要求。而且，两国所订立的“条约”未经任何立法确认。英王有权不经议会授权就可以用条约使“比利时国会号”享有军船的一切特权，这是没有先例的，原则上与英国法律和宪法相抵触。英王无权使不是真实军船的外国船舶享有豁免权。因此，扣押令是应该发出的。
〖判决及其依据〗
上诉法院于1880年作出判决，肯定了英国法院对此案没有管辖权并撤消了海事法院的扣押令。法院认为，主权者有时可以为他拥有的船舶要求豁免，即使此船舶完全或实际上用于商业目的。对于实际为公共目的服务的船舶，不能被提起对物诉讼。因此，对“比利时国会号”的扣押令必须撤消，因为对该船进行任何调查即等同于对它行使司法管辖。
〖评析〗
本案反映了从事商业活动的国有船舶能否享有豁免权的问题。英国海事法院的观点表明了限制豁免论在英国初显端倪，尽管英国一直到20世纪70年代后期仍然坚持适用绝对豁免原则。海事法院强调该船舶从事了商业行为就否认两国条约给予其军用公船的地位，这是明显不对的。至于该条约未被英国立法确认的事实，这是国内法问题，不能成为不履行其国际义务的依据。
〖问题〗
（1）如何评价绝对豁免原则和限制豁免原则？
（2）英国国内法与其条约的关系是什么？
5. 蒂诺科案
——政府承认
〖案情〗
蒂诺科原是哥斯达黎加政府的国防部长，1917年政变后上台执政，并制定了新宪法。蒂诺科在执政期间，曾授予一家英国石油公司石油开发特许权协议，并印发了钞票，其中一部分掌握在该公司手中。1919年蒂诺科政府被推翻，前政府重新执政。前政府于1922年通过一项称为“取缔法”的法令，废除了蒂诺科政府与外国人缔结的所有合同，并宣布蒂诺科政府印发的钞票无效。对此，英国政府代表本国公司向哥斯达黎加政府提出了抗议。两国后来达成协议，同意将争端提交给美国前总统塔夫脱仲裁。
〖双方主张及理由〗
英国政府声称：蒂诺科政府是授予英国公司特许权时哥斯达黎加惟一的政府，该政府的行为应是有效的。哥斯达黎加政府则辩称：蒂诺科政府不是事实上或法律上的政府，且英国在当时不承认蒂诺科政府，现在却又要求宣布它的行为有效，这已违反禁止翻供原则。
〖裁决及其依据〗
1923年10月10日，塔夫脱作出了有利于哥斯达黎加政府的仲裁裁决。
塔夫脱认为：根据谈判当时的有效法律，即蒂诺科统治时的法律，上述特许协议确实是不能有效缔结的，因而不可能不受继承政府“取缔法”的影响。但是，哥斯达黎加政府关于英国不承认蒂诺科政府而构成禁止翻供的抗辩则被驳回。
塔夫脱指出：由于国际法上并不存在这样的一般规则，即禁止本国一部分推翻本国政府或脱离原来的国家而成立新国家，所以，甚至革命政府也能承担国际义务并使国家受到约束，当然，前提是它们也像政府通常所做的那样履行了自己的义务。主张凡违反国内基本法的革命都不能建立新政府，这是不正确的。因为如果一个政府已经建立，能够维持和平统治，并且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得到人民的默认，这个政府就是事实上的政府。“没有实质上的证据证明蒂诺科受到了任何人的反抗、抵制或争夺而不是实在地和平稳地行使行政权力的”。因此，蒂诺科政府是一个“实际上的主权政府”。
要确定一个事实政府的存在，他国的承认可以作为适当的证据，尤其是在一个政权统治的有效性不那么明显的时候，他国的承认是确定政府存在的一个重要证据因素。但当有效统治的事实十分清楚时，承认与否就不足以影响结果，此时的承认只具有宣告的性质。在本案中，英国政府不承认蒂诺科政权并不影响其有效性。
塔夫脱进一步指出：当一些国家对一个新政府是否承认，不是通过审查事实上的主权和完全的政府控制能力，而是通过对这个政府的来源上的合法性与正当性进行审查来加以决定时，这种情况下的承认与否便没有多少证据的份量可言。英国政府在蒂诺科政权实
际存在的三十多个月里没有承认该政权，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它的欧洲盟国的不承认引起的。这种不承认无论如何都不能否认蒂诺科政权是一个事实上的政府这一事实。
〖评析〗
本案主要涉及国际法上的政府承认问题。关于政府承认的原则或规则，在国际法上并无明确的规定。但是，正如本案仲裁法官所指出的，判断一个新政府是否是一个国际法上的政府，关键在于该政府是否能在其控制下的领土内有效地行使权力，也就是维持和平统治并取得领土内人民的默认，此即国际法上的“有效统治”原则。这一原则是国际法上承认新政府的一般标准。一国在此基础上对新政府的承认，一般不必再考虑该政府的政权起源及国内法根据。同时，对政府的承认是宣告性的，亦即其他国家对一个新政府的承认，仅仅是宣告了新政府存在这一事实而已。即使其他国家不承认一个新政府，如本案的情况--英国政府没有承认哥斯达黎加的蒂诺科政府，但只要符合“有效统治”原则，该政府就能代表其本国在国际法上承受权利和义务。
〖问题〗
结合本案，分析政府承认的标准。
6. 湖广铁路债券案
——司法豁免权、国家债务继承
〖案情〗
1911年，清政府为修建湖北至广东等地的铁路，向美、英、法、德等国的银行财团借款，签订了总值为600万英镑的借款合同。合同规定，上述外国银行以清政府名义在金融市场上发行债券，即“湖广铁路五厘利息递还英镑借款债券”，年息五厘，合同期限为40年。但该种债券从1938年起停付利息，1951年本金到期也未归还。一些美国人在市场上收购了这种债券。
1979年，美国公民杰克逊等人在美国亚拉巴马州地方法院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提起诉讼，该法院受理此案并向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出传票，要求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收到传票20日内提出答辩，否则将作出缺席判决。
〖双方主张及理由〗
杰克逊等人要求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偿还湖广铁路债券的本息，指称这笔债券是清朝政府发行的商业债券，清政府被推翻后，国民政府在1938年以前曾付过利息。因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有义务继承这笔债券。
中国政府拒绝接受传票和出庭，并照会美国国务院，声明中国是一个主权国家，享有司法豁免权，不受美国法院管辖。
〖判决及其依据〗
1982年9月1日，亚拉巴马州地方法院作出缺席裁判，判决中华人民共和国偿还原告41 313 038美元，外加利息和诉讼费等，并声称：如果中国政府对该判决置之不理，美国法院将扣押中国在美的财产，以强制执行判决。其理由是：根据现行国际法原则，一国的政府更迭通常不影响其原有的权利和义务，作为清朝政府和国民政府的继承者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有义务偿还其前政府的债务。此外，根据美国1976年《外国主权豁免法》第1605段的规定，外国国家的商业行为不能享受主权豁免。湖广债券是商业行为，不能享受国家主权豁免。
中国政府拒绝接受美国法院的判决，指出：“主权豁免是一项重要的国际法原则，它是以联合国宪章确认的国家主权平等原则为基础的。中国作为一个主权国家，无可争辩地享有司法豁免权。美国地方法院对一项以一个主权国家为被告的诉讼行使管辖权,作出缺席判决，甚至威胁要强制执行这项判决，这完全违反了国家主权平等的国际法原则和联合国宪章。中国政府坚决反对把美国国内法强加于中国的这种有损于中国主权和国家尊严的做法。如果美国地方法院无视国际法，强制执行上面提出的判决，扣押中国在美国的财产，中国政府保留采取相应措施的权利。”
1983年8月12日，中国通过聘请当地律师特别出庭，提出撤销缺席判决和驳回起诉的动议。同时，美国司法部和国务院向亚拉巴马州地方法院出具了美国利益声明书，表示支持中国的动议。在此情况下，1984年2月，该法院重新开庭，以1976年《外国主权豁免法》不溯及既往为理由，裁定撤销上述判决；10月，判决驳回原告起诉。1986年7月，杰克逊等人不服，提出上诉，被上诉法院驳回。1987年3月，美国最高法院驳回原告复审此案的请求。至此，湖广铁路债券案终于获得圆满终结。
〖评析〗
本案是中美两国建交后发生的一个涉及司法豁免权和国家债务继承的重要案件。国家及其财产享有司法豁免权是国际法的一项公认
原则，它源于“平等者之间无管辖权”这一习惯规则，是国家主权平等原则的重要内容之一。根据这一原则，一国法院不得受理以外国国家为被告、以外国国家财产为诉讼标的的诉讼，除非得到后者同意。即使一国在另一国法院应诉或败诉，也不能对它采取强制措施，尤其是不得强制执行判决。简言之，一国法院不得以外国国家作为诉讼的对象和强制执行的对象。在本案中，中国是一个主权国家，与美国建立有正常的外交关系，承认中国在美国享有司法豁免权是美国的法律义务。美国法院无视国际法和美国承担的义务，对一个主权国家行使管辖权，向中国外交部长发出传票，竟对一个主权国家作出缺席判决，这在国际法的历史上是极为罕见的。主权豁免作为中国所固有的权利，除非自己放弃，任何国家或其机关都无权剥夺这一权利。尽管随着国家参与经济活动而出现了有限豁免原则，但它并没有形成为一项习惯法规则。有限豁免原则以国家行为及其财产的性质来判定是否给予豁免的做法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有很大问题。美国转向有限豁免立场后颁布的《外国主权豁免法》只是一项国内法。该法规定国家的商业性行为不能享有主权豁免，那只是美国单方面的主张。在没有国际条约规定的情况下，一国通过其国内法单方面地剥夺它国的主权豁免是不适当的。而且，就如美国上诉法院所说，即使1976年法律有效，其效力也不能追溯到1911年的行为。因此，中国反对美国法院行使管辖权、拒收传票、拒绝出庭和拒绝判决的立场是合法的。
对于国家债务的继承，“恶债不予继承”是一项公认的国际法规则。这个规则在英美的实践中早已得到承认。湖广铁路债券是清政府为了修建一条便于镇压南方各省的革命运动的铁路而发行的，根本不是什么商业行为。该债券在英、法、德、美列强之间认购，是列强划分在华势力范围的历史证据。因此，这笔债务毫无疑问地是“恶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当然不予继承。
〖问题〗
（1）中国是否在美国享有司法豁免权？为什么？
（2）有限豁免原则的发展趋势如何？
（3）国家债务继承的一般原则是什么？
（4）中国政府继承前政府债务的原则是什么？
7. 诺特波姆案
——国籍、外交保护
〖案情〗
诺特波姆是德国人。1905年他离开德国，开始在危地马拉定居，并把危地马拉作为其事业的中心。1939年10月，他去列支敦士登探望其兄弟时申请入籍。按照列支敦士登国籍法，外国人入籍，必须已在该国居住至少3年，但在某些例外情况下可以免除这个限制。诺特波姆交了一笔费用后获得该限制的豁免，从而取得列支敦士登国籍。而按照德国国籍法，他同时丧失德国国籍。当时，德国已挑起第二次世界大战。
1939年12月，危地马拉驻苏黎世总领事在诺特波姆的列支敦士登护照上签证，准予其重返危地马拉。他返回危地马拉后，即向危政府申请将其登记簿上的国籍由德国改为列支敦士登，并经过危政府批准。此后，他一直在危地马拉活动。1941年12月，危地马拉向德国宣战，德国被列入敌国。1943年11月，诺特波姆被危警方以敌国侨民为由逮捕，后被移交给美国。1944年12月，危地马拉当局撤销了把他登记为列支敦士登公民的行政决定，随后扣押和没收了他在危地马拉的财产。
1946年，诺特波姆获得释放，他向危地马拉驻美领事申请回危，遭到拒绝，随后他赴列支敦士登定居。1946年2月，他又向危政府提出撤销1944年作出的关于取消对他的国籍登记为列国籍的行政决定的请求，也遭到危拒绝。
1951年12月7日，列支敦士登向国际法院提起诉讼。
〖双方主张及理由〗
列政府认为，危地马拉当局将其国民诺特波姆逮捕、拘留、驱逐并且排除于危国境外，以及扣押和没收他的财产，这是违反国际法的；拒绝为这些非法行为赔偿，也是违反国际法的。
危政府首先对国际法院的管辖权提出了初步反对主张，理由是它接受法院管辖权的声明已于1952年1月26日过期。同时，危指出，尽管列支敦士登已赋予诺特波姆以列国籍，但危没有对此加以承认的义务。国籍是个人与国家联系的基础，赋予国籍的前提是个人与国家之间有某种密切的联系。危地马拉并不认为在本案中列支敦士登与诺特波姆之间有任何密切的联系，而国籍是外交保护的基础，所以，列不能以国籍为由对诺特波姆提供外交保护，而国际诉讼是外交保护的方式。因此，法院应驳回列的起诉。
〖判决及其依据〗
1953年11月，国际法院对初步反对主张作出裁决，判定对本案有管辖权，驳回危地马拉的初步反对意见。因为列支敦士登起诉时，危地马拉接受管辖的声明尚属有效，既然法院已开始审理此案，就不能以接受管辖的声明过期这种非实质性事实为由，剥夺已经确定的国际法院管辖权。
1955年4月，国际法院就实质问题作出判决，驳回列支敦士登的请求，支持危地马拉的抗辩。它认为，列支敦士登作为一个主权国家，有权制定法律并根据其法律授予国籍。因此，诺特波姆的入籍,是列支敦士登行使国内管辖权的行为。这种行为确实使诺特波姆取得了列国籍，因为他已加入列国籍，并同时丧失德国国籍。但是，这并不能证明列可以对他行使外交保护权。行使外交保护权，须以他国承认这个国籍的国际效力为条件。
法院判称：国籍是一个法律上的纽带，其基础是关于联结的社会事实，关于生存、利益和情感的实际连带关系，以及权利和义务的相互性；取得国籍的人与授予其国籍的国家的人们之间的关系，在事实上应比与其他国家的人民之间的关系更为密切。这样的国籍才是有效国籍。外交保护权的基础是有效国籍。
法院审查了诺特波姆在列支敦士登入籍前后的行动，认为他同列支敦士登并无实际的关系，同危地马拉却有很久和很密切的关系，而且他同危地马拉的关系不因他加入列国籍而有所减弱。诺特波姆在列既无住所，又无长期居所，也无在列定居的意思，更无经济利益，或已进行或拟进行的活动。在其入籍后，生活上也无变化。他申请加入列国籍不是由于他在事实上属于列的人口，而是希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发生时取得一个中立国的保护。列支敦士登准许他入籍也不是以他同列有实际关系为依据的。因此，诺特波姆的列支敦士登国籍不是实际国籍，不符合国际法上实际国籍的标准。危地马拉没有义务承认列支敦士登赋予他的国籍，列不能根据这个国籍来向危地马拉行使对诺特波姆的外交保护权。
〖评析〗
在本案中，国际法院根据国家实践、仲裁和司法判例以及法学家们的意见，给国籍下了一个经典的定义，即：“国籍是一种法律上的纽带，其基础是一种依附的社会事实，一种真正的生存、利益和情感的联系，并伴随有相互的权利和义务。可以说，它构成这种事实的法律表述，即，或直接被法律所授予,或作为政府当局行为之结果而被授予国籍的个人，实际上与整个具有该国国籍的居民之间，较之与任何其他国家之居民之间，有更密切的联系。如果它构成了一种个人与其成为它的国民的国家之间的关系的法律术语的话，那么，被一国授予国籍，仅仅赋予该国行使针对于另一国的保护的权利。”这一定义准确地表述了国籍的概念及其在国际法上的意义。而且，国籍在外交保护意义上还必须是保护国的有效国籍。如果不是实际国籍，它国有权拒绝保护国的请求。
此外，法院还重申了国际常设法院在1923年“突尼斯-摩洛哥国籍命令案”中所表达的一个观点：国籍问题原则上属于每一个国家的国内管辖事项，每个国家有权以自己的法律或行为决定谁是它的国民。
〖问题〗
（1）什么是国籍？国籍的意义是什么？
（2）国籍与外交保护有何关系？
8. 伯利劳夫人诉瑞士案
——人权国际保护、条约保留
〖案情〗
1981年5月29日，瑞士公民玛兰·伯利劳夫人因参加了一次未经官方批准的示威游行而被洛桑市警察当局处以罚款。伯利劳夫人不服警察当局的裁定，逐级上诉至瑞士联邦法院，指控瑞士政府允许警察当局作出事实上的裁定而不经独立、公正的法庭复审，从而违反了《欧洲人权公约》第6条第1款的规定。该规定的内容如下：在决定某人的民事权利和义务或在确定对某人的任何刑事罪名时，任何人有权在合理的时间内受到依法设立的独立与公正之法庭的公平与公开的审讯。瑞士联邦法院驳回了伯利劳夫人的上诉，理由是，瑞士对该条款发表了如下解释性声明：“瑞士联邦委员会认为，该《公约》第6条第1款关于在决定某人的民事权利和义务或确定对某人的任何刑事罪名时应予公正审讯的保证，仅为了确保对公共当局所作的有关确定这种权利或义务或此种罪名的行为或决定有最后的司法控制。”因此，该条款对瑞士的适用受到了限制。1983年，伯利劳夫人向欧洲人权委员会提出申诉，该委员会指出，瑞士的这一解释性声明不是保留，即便是保留，也因不符合《公约》第64条的规定而无效。瑞士于是向欧洲人权法院提出
上诉。
〖判决及其依据〗
1988年4月20日，欧洲人权法院作出判决。
法院认为，为了确定该解释性声明的法律性质，就要既看它的名称，又看它的实质内容。在本案中，瑞士看来是想从《公约》第6条第1款的范围中排除某些种类的诉讼，以便确保自己能够对抗对该条所作的解释，因为瑞士认为该条的解释过于宽泛。因此，该解释性声明应被认为是一项保留。
另一方面，法院必须看到，《公约》的义务不受不符合第64条要求的保留的限制，因此就应审查该解释性声明作为保留是否有效。法院判定，瑞士的该项保留是无效的，理由是：第一，它是一个一般性的保留。即它的措辞含糊不清，意义广泛，不能用来确定其准确的范围或意思，是《公约》第64条所禁止的保留。第二，它未附有有关法律的简要说明。这个条件是《公约》第64条第2款所要求的，它不是单纯的形式条件而是实质条件。简言之，该项保留没有满足第64条所规定的两个条件。
最后，法院判决，瑞士违反了《欧洲人权公约》第6条。
〖评析〗
本案是一个由区域性司法机关作出的一国违反人权条约义务的判决。在国际法上，对缔约国遵守和执行人权条约的情况，一般通过设立有关组织或机构加以监督的方式进行。但在欧洲，已建立了一个统一的司法机关，负责审理声称其在《欧洲人权公约》下的权利受到损害的个人对有关国家政府、包括其本国政府提起的诉讼。显然，这种国际司法制度是有利于人权的保护的。
本案还涉及到条约的保留问题。依一般国际法和1969年《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的有关规定，某一条约明文规定了保留条款的，对该条约的保留依此条款办理。本案中，瑞士虽未明确对《欧洲人权公约》第6条提出保留，但它所作的解释性声明具有排除或更改该条对它适用的效果，因此被法院认定是保留；而它又不符合该公约第64条对保留所作的明确规定，故被判无效。
〖问题〗
（1）为实现人权国际保护，国际社会设立了哪些机构？
（2）结合本案，评析国家对条约所作保留的效力认定。
9. 皮诺切特引渡案
——引渡、主权豁免、外交豁免、普遍管辖权
〖案情〗
皮诺切特原是智利陆军参谋长。1973年9月，他发动军事政变，推翻阿连德民选政府，后当选为总统。1990年，他将政权和平移交给赢得1989年总统选举的艾尔文，并被任命为终身参议员。
在皮诺切特执政期间，智利在经济建设上取得了较大成就，但人权状况不但没有得到改善，反而更加恶化。他残酷镇压反对派，军警当局肆意侵犯人权，包括任意逮捕、非法拘禁、强制失踪、绑架、放逐、谋杀、暗杀、非法处决、酷刑拷打、威胁、强闯民宅等。据统计，在其执政期间，约有100万人（相当于智利人口的11%）被迫逃离智利。1990年新政府成立的“国家真相和调解委员会”的报告书透露，在1973年至1990年间，因政治迫害和侵犯人权致死的有2 000多人。受害者除智利人外，还包括西班牙、法国、瑞士、瑞典等一些国家的公民。
1998年9月，皮诺切特持外交护照到英国伦敦医院接受手术。10月16日，根据一名西班牙法官签发的国际逮捕令--该令状指控他在执政期间犯谋杀及其他侵犯西班牙公民人权的罪行，英国警方发出临时拘捕令，并在医院拘禁了皮氏。18日，西班牙法官签发了第二份国际拘捕令，指控皮氏犯有酷刑罪、串谋酷刑罪、劫持人质罪、串谋劫持人质罪、谋杀罪。伦敦警方根据这一令状和国际刑警组织的通知，发出第二份临时拘捕令，皮氏再次被拘捕。欧洲议会当日以压倒多数通过了支持西班牙引渡皮氏的决定。17日、23日，智利政府两次向英国提出抗议，认为皮氏作为一名到英国访问的持有外交护照的政府官员和前国家元首，享有司法豁免权，要求立即释放他；智利总统、外长也发表了类似的声明或谈话，强调智利人在智利所作的行为应由智利法院管辖。皮氏及其律师也于22日、26日分别请求英国高等法院撤销上述两项临时拘捕令，并对其颁发人身保护令。该法院决定在向上议院上诉之前中止这两项临时拘捕令的效力，认为这样做是对一位前国家元首就其任职期间所作所为在英国享有不受逮捕和不被引渡的豁免权的正确解释。28日，该法院裁定，皮氏享有外交豁免权，警方无权逮捕、也无权引渡他；30日，又批准他可以有条件地获得保释。英国检
察署不服裁决，上诉至上议院。欧盟委员会主席、法德两国的司法部长对英国高等法院承认皮氏享有豁免权表示遗憾，认为根据有关国际公约，皮氏应受到公正审判。11月5日，“大赦国际”及其他代表被害人的人权组织请求介入获得允准，它们主要以书面形式提出了主张或意见，在庭审中，代表被害人的律师所作的陈述没有遭到反对意见。25日，由5名法官组成的上议院法庭以3比2裁定皮氏不享有英国的刑事管辖的豁免权，理由是他所犯的罪行十分严重，根据英国法律和国际法均应受到严厉惩处。12月9日，英国内政大臣宣布同意西班牙提出的引渡皮氏到西班牙受审的请求，并指示英国法院开始与引渡程序有关的调查。智利强烈反对这一决定，并立即召回驻英大使；拉美南方共同市场各国、玻利维亚和智利总统也发表联合声明，反对这一决定。12月17日，皮氏的律师以占多数意见的3名法官中的1名本应回避此案为由，获得上议院上诉法庭采纳，该法庭决定撤销原判并重新组织特别法庭审理此案：因为该法官是“大赦国际”组织筹款部的非受薪董事，其夫人亦在该组织任职多年，而该组织积极参与对皮氏的追诉，所以该法官参与审讯有违法官不得有所偏袒或被怀疑有所偏袒的“自然正义”原则。
〖双方主张及理由〗
西班牙司法当局认为，皮氏在执政期间对西班牙公民所犯的罪行均是违反国际法的罪行，因而也是可引渡的罪行。根据普遍管辖原则，西班牙有权对其行使域外管辖权。智利政府、皮氏及其律师坚持认为，皮氏作为智利的终身参议员和前国家元首，在英国访问期间享有外交或国家豁免权；英国或其他国家对皮氏在任期间的行为均没有域外管辖权，否则，就是侵犯智利的主权。英国检控官员、内政大臣以及外长均认为，根据英国的有关法律及国际公约，皮氏不享有外交豁免权，其所犯罪行为可引渡的罪行。
〖判决及其依据〗
1999年3月24日，由另外7名法官组成的上议院法庭作出重审判决，以6比1的多数裁定皮氏对被指控的酷刑和串谋酷刑不享有豁免权。
终审法庭认为，根据西班牙法官在引渡请求中所提出的指控，皮氏实施犯罪行为的时间都是在1973年至1990年间，地点主要是在智利，即在西班牙以外，受害人大多数不是西班牙公民。因此，适用于本案的是英国1984年《引渡法》第2条的几个条款。该条款对“可引渡之罪”作了明确规定，主要反映了“双重犯罪”原则的要求。它规定：如引渡请求针对的行为发生在第三国（请求国根据自己的法律对该行为拥有域外管辖权），则英国法院根据英国法律须对有关行为也有权行使域外管辖权并处以一年以上徒刑，或该行为在英国也构成犯罪行为（假如它发生在英国的话）并可处以一年以上徒刑。
法庭认为，在西班牙提出的引渡请求中，大部分指控都是涉及发生在1988年以前的使用酷刑和串谋使用酷刑的行为，然而在1988年以前，酷刑并非英国成文法所规定的域外犯罪。根据成文法，英国法院从1988年9月29日开始对在该日以后在英国境外实施的酷刑享有刑事司法管辖权，而不受犯罪行为地及犯罪者或受害者国籍的限制；因为在这天，1988年《刑事司法法》第134条第1款开始生效，但没有溯及力。该条款是为实施1984年联合国大会通过的《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而制定的。1988年12月8日，该公约在英国被正式批准生效；而它在西班牙和智利被批准生效的日期分别是1987年10月21日和1988年10月30日。引渡请求所涉及的130宗发生在1973年至1990年间的酷刑或串谋使用酷刑的个案，只有3起发生在1988年9月29日以后。因此，法庭裁定，就在此日期之前所发生的酷刑或串谋使用酷刑的指控，不属于可引渡之罪；其余少数指控，则属于可引渡之罪。基于同样考虑，法庭裁定，关于皮氏在1978年8月21日之前串谋或企图在西班牙以外的地方谋杀他人的指控，不构成可引渡之罪，理由是英国法院对非英国公民在该日之前在英国境外实施的谋杀行为、串谋在外国谋杀他人的行为均没有管辖权。从这一天开始，用以实施《欧洲防治恐怖主义公约》的《防治恐怖主义法》生效，英国法院对在缔约国境内的若干行为包括谋杀拥有管辖权，但这无济于事，因为对皮氏的串谋或企图谋杀的指控涉及的都是1978年以前的行为。
至于控罪中涉及劫持人质的部分，法庭认为它不符合用以实施1979年《反对劫持人质国际公约》的1982年《劫持人质法》对有关罪行的界定，裁定引渡请求的这一部分为无效。
皮诺切特作为持有外交护照的智利参议员、前国家元首，能否享有在英国的刑事诉讼豁免权并藉此免于引渡？这个问题既涉及英国的国内法，又涉及国际法。英国的有关法律是1978年的《国家豁免法》，该法第20条第1款规定，1964年《外交特权法》可变通适用于国家元首；后一法律第2条则规定，1961年《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的若干条文在英国具有法律效力，这些条文包括：第29条关于外交代表人身不受侵犯的规定；第31条第1款关于外交代表在接受国享有刑事管辖豁免权的规定；第39条第2款关于享有外交特权与豁免的人员职务终止时，特权与豁免通常在其离境时终止，但对其以使馆人员资格执行职务的行为仍享有豁免权的规定。法庭指出，除非派遣国明示放弃，外交代表在接受国任职期间的行为所享有的刑事管辖豁免是绝对的和没有例外的。由于豁免权适用于有关人员的所有行为，故可以说它是“以人为根据的”；而外交人员卸任后仍保留的有限豁免权，则是“以事为根据的”：它仅适用于有关人员的公务行为，即与执行外交职务有关的、以外交人员的身份所作的行为，而非私人性质的行为。根据以上法律及公约的变通适用和国际习惯法，一位来访的外国国家元首在英国享有“以人为根据的”绝对的刑事管辖豁免；而一位已卸任的前外国国家元首，与其他外国官员一样，在英国可享有“以事为根据的”有限的、适用于公务行为的刑事管辖豁免。
法庭裁定，皮氏被指控的在1988年12月8日以后实施的、可引渡的使用酷刑和串谋使用酷刑行为，不属于其任期内执行职务的行为，不享有豁免权；但在此之之前的行为享有豁免权。理由是，这一天是《禁止酷刑公约》在英国正式生效的日子，而且该公约在此之前已在西班牙和智利施行；也就是说，从这一天起，该公约同时施行于本案的请求引渡国西班牙、被请求国英国和享有刑事
管辖豁免权的国家智利。法庭认为，承认一位前国家元首就其任期内的酷刑行为享有豁免权，是与《禁止酷刑公约》的条文和精神相违背的。公约第1条将“酷刑”定义为“公职人员”或“以官方身份行使职权的其他人”为了某些目的而使他人“在肉体或精神上遭受剧烈疼痛或痛苦的任何行为”。其中的“公职人员”，既包括各级政府官员，也包括国家元首。这表明，以私人身份而非官方身份对他人施行酷刑，根本不属于公约所针对的“酷刑”的范围。如果说某官员的酷刑行为是公务行为且因此而享有豁免权，《刑事司法法》第134条便变成废文。因为只存在着两种可能性：一是被告人的酷刑行为是以私人身份作出的，那么根本不能根据第134条将他治罪；二是被告人的酷刑行为是以官方身份作出的，那么他享有豁免而不受检控。如果外国前国家元首享有豁免，那么，外国其他官员也应享有同样的豁免，这样，公约规定的普遍管辖原则便形同虚设。在三国都批准公约后，智利不能再以其前国家元首涉嫌的酷刑行为是公务行为为理由主张其享有豁免权，以反对西班牙根据普遍管辖原则就其酷刑等行为向英国提出的引渡请求。
一位法官坚持，外国前国家元首就其任期内的公务行为享有刑事诉讼豁免权。他在法庭表决时投了反对票。
上述最终判决作出后，英国内政部以皮氏健康不佳，不宜接受审讯为由，拒绝了西班牙的引渡请求，并准许皮氏返回智利。与此同时，瑞士、比利时和法国也分别向英国提出了引渡皮氏的请求；此外，德国、奥地利、意大利、卢森堡和瑞典的法院也开始了对皮氏的诉讼。
〖评析〗
皮诺切特案在国际上引起了轩然大波。它不仅是一起重大的外交事件，而且它所涉及的国际法问题之多、之复杂，如引渡、普遍管辖权、对国际人权公约的解释与适用、国家豁免权和外交特权与豁免以及个人刑事责任等，在任何一个国家的国内法院的审判史上，都是不多见的。估量这一案件对国际法的发展及其走向，尤其是国际人权法发展及其走向可能产生的影响，现在还为时尚早。其最后判决作出后，各方也褒贬不一。有人欢呼，认为它是国际人权法和国际刑法发展史上的大事，甚至认为它为国际人权法和国际刑法的司法实施的“全球化”打开了大门，使那些在任期间肆意践踏人权的国家元首及政府官员们从此再也难逃法网。也有人担心，普遍管辖权的极度膨胀和国家豁免权的过分萎缩，将使强国、大国以国际警察自居，随时随意地在自己的法院审判他国政府官员在他国发生的违反人权的行为，并干涉其他国家的内政。
在本案判决中，有几点是值得质疑的。第一，西班牙的引渡请求不是通过正常的外交途径提出的，而是由法官以国际逮捕令的形式提出的。这与通常的国际实践、联合国引渡示范条约、《欧洲引渡公约》（西班牙和英国均为缔约国）和英国《引渡法》等是不相符的。第二，法庭承认，如果皮氏作为现任外国国家元首而造访英国的话，他在英国对其在本国的公务行为享有刑事管辖豁免是绝对的。这就不得不使人产生这样的感觉：他仅仅是因为卸任而不能享有豁免权。显然，法律的适用及其结果因人的身份或地位的变化而异，这是违反法治的原则和精神的，对当事人也是不公平的。因此，虽然国际法对外国前国家元首的豁免权问题没有明确规定，但是，来访的外国前国家元首与现任国家元首在被接受国似应具有同样的地位：如果现任国家元首就其在本国的公务行为享有豁免权，那么，前国家元首就其在任时在本国的公务行为也享有豁免权；反之，如果认为前国家元首的上述行为构成国际罪行而不享有豁免权，那么，现任国家元首的上述行为也构成国际罪行而不享有豁免权。
有人认为，对于皮氏持有外交护照且获得英国外交部的签证及该部给予的礼遇一事，应作为其享有外交特权与豁免的根据。这是不能同意的。因为外交护照由一国自行发放，故持照者不一定就属于国际法及有关国际公约规定应享有外交特权与豁免的人员。给予签证及礼遇，可以纯粹基于礼让的考虑。
〖问题〗
（1）评析本案在国际法上的意义。
（2）什么是双重犯罪原则？应该如何适用？
（3）皮诺切特是否因持有外交护照等而享有外交特权和豁免权?为什么？
阿修观点：我认为本案对于加强人权保护，发展国际责任制度具有里程碑意义。他将成为悬在各国国家领导人头上的一把利剑，警告他们审慎地行使自己手中的权力，不得胡作非为，传统的外交豁免不是他们的万能保护伞。那种认为皮诺切特仅仅因为卸任而受制裁，有违法治原则的观点我不敢苟同。理由如下：一、外交特权与豁免本来就是基于他们的身份而给予的。既然已经丧失了身份，受到法律的追究并不违反平等原则，而恰恰体现平等原则。二、个人的国际责任是国际法亟待完善的一个领域，从纽伦堡审判以来，就不断地被强化，本案在很多方面丰富和发展了国际法上的个人责任制度，值得肯定。
10. 帕尔马斯岛仲裁案
——先占、发现、条约对第三国的效力
〖案情〗
帕尔马斯岛是一个可以居住的小岛，位于菲律宾棉兰老岛与印度尼西亚纳努萨岛之间。当时，纳努萨岛是荷兰的殖民地，菲律宾则是西班牙的殖民地。1898年12月结束美西战争的《巴黎和约》规定，西班牙将菲律宾和帕尔马斯岛割让给美国。1899年美国将此条约通知荷兰时，荷兰对割让没有表示反对。1906年美国驻棉兰老岛司令视察帕尔马斯岛时发现岛上飘扬着荷兰国旗。美荷在进行外交接触后于1925年1月签订仲裁协议，将该岛主权归属问题交海牙常设仲裁法院解决。
〖双方主张及理由〗
美国认为，西班牙以发现取得该岛的主权，主权一经取得，根据国际法就不会失去，而不在乎有没有实际行使主权。因此，该岛以《巴黎和约》通过割让转移给了美国。美国以西班牙权利继承者的身份，取得了该岛的主权。荷兰则认为，西班牙发现该岛的事实尚没有足够证据，也没有任何取得主权的形式。即使西班牙在某个时候对该岛有过权利，该权利早已消失。荷兰自17世纪以来就在该岛行使主权，在《巴黎和约》签订时，该岛是荷属东印度的一部分。
〖裁决及其依据〗
常设仲裁法院院长胡伯作为独任仲裁员于1928年4月4日作出裁决，裁定“帕尔马斯岛完全构成荷兰领土的一部分”。仲裁员认为，在对某块土地的主权发生争端时，考虑的关键是领土主权是否继续存在而且在争端发生时仍然存在。在当代国际法上，领土主权的取得构成主权的一个最重要因素是它的持续性，即持续和平稳地行使领土主权。国际法有关发现和取得无主地或只有土著居民的地区的权利的规则，到19世纪末发生了变化。19世纪的国际法形成了这样的规则：占领必须是有效的，有效占领才能产生领土主权。发现不产生确定的主权，只产生一种不完全的权利。发现的这种权利必须在一个合理期间内通过对所发现土地的有效占领来完成。所谓有效占领就是能对在该地区上的该国及该国国民的权利给以最低限度保护的那种占领。
仲裁员认为，西班牙虽然在16世纪首先发现了帕尔马斯岛，但它没有对该岛实行有效占领，也没有行使主权的愿望，后来该岛被荷兰占领。自1677年起，荷兰一直持续和平稳地对该岛行使国家权力。所谓持续，是就整个历史时期来说的，中间不可能没有间断。在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荷兰在该岛上的国家行为比较少，但这不影响它的持续性。对于一个遥远和只有土著居民居住的小岛来说，不能要求经常的行使国家权力。主权的表示不必追溯到远古时期，看1898年的情形就足够了。因为这时候的主权表示，正证明了在争端发生时该岛仍然是荷兰的领土。在荷兰对该岛行使国家权力的整个过程中，西班牙或其他国家都没有提出过反对，这应认为是平稳的。因此，西班牙没有取得该岛的主权。在美西《巴黎和约》签订和生效时，或本争端发生时，该岛一直是荷兰的领土。西班牙无权把它所没有的权利割让给美国，美国作为西班牙权利的继承国也无权以该和约的割让而取得该岛的主权。荷兰对和约没有反应，这对真正的领土主权来说，不会产生什么影响，它不构成荷兰对此割让的默认。胡伯法官还否决了地理连续性的主张，认为根据这种主张提出领土要求在国际法上没有根据。
〖评析〗
本案是以和平方法解决领土争端的一个经典案例，其裁决所表达的许多观点现在仍为国家和学者所援引，对领土主权、发现、有效占领及占领的持续性等概念的发展作出了贡献，对我国有关领土争端的解决具有借鉴意义。
〖问题〗
（1）发现在领土取得上处于什么地位？
（2）为什么美西《巴黎和约》对荷兰没有约束力？
（3）评析本案裁决在国际法上的意义。
11. 隆端寺案
——边界地图的效力、禁止翻供、错误对条约效力的影响
〖案情〗
隆端寺是位于柬埔寨和泰国交界的扁担山山脉东部的一座古寺。柬泰两国长期以来对该寺庙及其周围地区的边界存在争议。1904年2月，法国与暹罗（现在的泰国）签订了一个边界条约，规定边界线沿着扁担山的分水岭划出。双方建立的混合划界委员会对划界地区进行了实地勘察，最后受暹罗政府的委托，由法国官员负责绘制边界地图，并在1907年完成。其中一张关于扁担山山脉的地图标明隆端寺在柬埔寨一边。该地图作为备忘录构成条约的附件Ⅰ，于1908年在巴黎出版，广为分发，曾呈送泰国政府作为划界成果，并送混合委员会的泰方官员和泰国内政部长。他们没有提出异议。就是在1934-1935年间泰国发现地图上的线与实际的分水岭线有差异时仍然使用那张地图和继续出版。甚至在1925年和1937年法暹条约谈判时还肯定那条边界。法国政府获悉泰国派兵进驻寺庙后，在1949年和1950年间曾向泰国提出抗议，但没有得到答复。柬埔寨独立后，曾试图在隆端寺建立权力机关，要求泰国撤走其武装力量，遭到拒绝。经过多次谈判未果后，柬埔寨于1959年10月向国际法院提起诉讼。
〖双方主张及理由〗
柬埔寨指控泰国长期占领其领土隆端寺，要求泰国撤走其武装部队并归还从寺内移走的物品。理由是1907年两国划界的地图标明该寺在柬埔寨境内。泰国提出初步反对主张，认为法院对此案没有管辖权。
国际法院在1961年5月驳回泰国的初步反对主张，认为对本案有管辖权。在诉讼中，柬埔寨认为，根据泰国致送柬埔寨的地图，隆端寺划在柬埔寨一边，该图已为泰国所接受。当泰国知道该图把隆端寺划在柬埔寨一边以后也没有提出异议，它还继续使用和出版，在1947年在华盛顿举行的法暹和解委员会上，泰国也没有提出这个问题，这说明泰国已接受了这张地图，它应受该图的约束。泰国则反驳说，这张图不是混合委员会划的，它有严重的错误，而根据真正的分水岭划出的边界线把该寺划在泰国一边。泰国从来没有接受这张地图和图上标出的边界线。
〖判决及其依据〗
1962年6月，法院对本案的实质部分作出判决。法院支持了柬埔寨的意见，部分接受了泰国的意见，指出作为备忘录附件Ⅰ的地图不是混合委员会绘制的，但此图已递交暹罗政府作为划界的成果。暹罗政府有充分的机会表示反对，但不论是过去，还是许多年来，它都没有这样做，因此必须认为那是已经得到默认的。泰国以地图的错误作为申辩理由是不能接受的，因为这样的申辩不能被允许作为使同意成为无效的因素，如果提出这种申辩的一方以自己的行为促成了这个错误，或者它可以避免这个错误，或者情况足以使该方注意到错误可能发生的话。泰国在证据中列举了它在隆端寺这个地方的各种行为，宣称它在所有重要时期都占有该地，以说明它在很长一段时期里抱着被动的态度是完全正确的。但是那些行为大部分是地方当局的行为。因此，泰国已经接受了附件Ⅰ，而且接受附件Ⅰ就使它成为条约。在当时，双方已对条约作了这样的解释，使附件Ⅰ上的线具有优于条约规定的效力。没有理由认为双方曾对分水岭线给予特别的重要性，以至认为它比对边界最后的调整更为重要。法院因此判定，隆端寺的所在地是柬埔寨的领土，泰国有义务撤走其武装部队，并归还移走的物品。
〖评析〗
通过条约划界是解决国家间边界争端、确定边界线的通常方式。边界条约一般附有标明界线的地图等法律文件。在条约文字与附图不一致时，解决的一般原则是应以条约为准，除非条约另有规定。也就是说，地图作为边界条约的附件，不具有优于条约约文的决定性效力。本案似乎表明了这种例外，但这种结论缺乏充分证据支持。本案当事方所争论的中心问题是一方当事国提出来作为证据的那种地图本身的合法性、有效性，而不是地图与条约文字二者之间应以何为准的问题。法院的判决也只是认定一方当事国提出的地图早已为另一方当事国事实上接受，因而对它有效，而并没有直接裁定地图与条约之间以何为准的问题。泰国本来有充分的机会对错误的地图表示反对，但它没有这样做，反而以一些行为默示表示了它的接受，因此，泰国要承担禁止翻供的法律后果。而且，当时情形足以使泰国知道错误，所以泰国不得援引错误作为撤销其对成为条约一部分的地图同意的理由。本案确实说明了地图在解释边界条约中具有一定作用。至于其作用究竟如何，应结合案件中的其他情况来判决。
〖问题〗
（1）结合本案，分析边界条约的附图的法律地位。
（2）禁止翻供的法律地位是什么？其法律后果是什么？国际法院在本案中
是如何适用该原则驳回泰国的主张的？
（3）错误对条约的效力有何影响？
阿修点评：我对国际法院在本案中的判决持批评态度。理由如下：一、裁决权利的归属，必须从历史与现实两方面做出最有利于维护国际和平、安全与正义的决定。本案中，法国与泰国签署的边界条约应是决定隆端寺归属的最重要法律依据。地图、议定书等与条约发生冲突时，应以条约优先。二、法国和柬埔寨不能因其本身的错误甚至可能是故意的错误而获益。三、泰国政府的行为不构成对错误的同意。对于领土等关系国家主权的核心事项，是不能以所谓默示的方式表示同意的，何况泰国政府公开的意思表示以及占领和控制隆端寺的行为事实上构成对错误的反对。四、泰国政府事实上控制着隆端寺的事实应得到充分考虑，强行改变归属不利
于维护和平，也不公正。最后，虽然泰国政府遵守了法院的裁决，但这不构成一个先例。如果对比一下帕尔玛斯岛案，我们会发现，胡果的裁决更有说服力。
12. 科孚海峡案
——无害通过、国家责任
1946年5月15日，两艘英国军舰通过位于阿尔巴尼亚大陆与科孚岛北部之间的科孚海峡，遭到阿尔巴尼亚炮兵的轰击，但没有被击中。英国立即向阿政府抗议，声称其军舰在海峡享有无害通过权。阿政府则明白表示：外国船舶通过其领海必须事先通知并取得其许可。为了试探阿尔巴尼亚的态度，一队由两艘巡洋舰和两艘驱逐舰组成的英国舰队在1946年10月22日驶入科孚海峡北部，两艘驱逐舰触水雷，造成军舰受损、许多海军人员伤亡的巨大损失。
事件发生后，英国通知阿政府，将在其海峡扫雷。阿政府予以拒绝。11月13日，英国海军单方面在海峡进行扫雷活动，阿尔巴尼亚予以强烈抗议，谴责英国严重侵犯了其主权。
英国将事件提交了联合国安理会。安理会于1947年4月9日通过一项决议，建议有关国家“应立即根据《国际法院规约》的规定将争端提交国际法院解决”。英阿两国接受了这项决议。1947年5月22日，英国单方面向国际法院起诉。阿尔巴尼亚则强烈反对英国单方面提出的请求。
〖双方主张及理由〗
阿尔巴尼亚认为，英国单方面向国际法院起诉，不符合《国际法院规约》。因为根据《国际法院规约》，只有在争端双方都接受了法院强制管辖权时，一方才能单方面向法院起诉，而双方并没有就此达成过协议。但是它表示，尽管英国的起诉方式不正当，它还是接受法院的管辖权，准备出庭应诉。同时它强调，它在本案中出庭绝不构成未来的先例。然而，阿尔巴尼亚在以后的书面审理阶段，对法院的管辖权又提出初步反对意见。它还提出，英舰必须在通过其领海时先通知并征得其同意，否则它对英舰触雷事件不负责任；英舰的擅自扫雷活动侵犯了它的主权。
英国提出，联合国安理会的建议可以构成法院管辖权的充分依据，英国军舰享有“无害通过权”，不需事先征得阿方同意，因此阿方应对英舰触雷事件负赔偿责任。英军在事件以后的扫雷活动，其目的在于调查此前的爆炸事件，以收集证据，帮助国际法院；同时这也是一项自保或称自卫措施，以防止类似事件重演。因此，英军在海域内扫雷并未违反国际法。
〖判决及其依据〗
在1948年3月25日的第一个判决中，法院以15票对1票驳回了阿尔巴尼亚的初步反对主张，并决定继续对案情实质进行审理。法院在判决中声明单方面提出请求书是可以的，不一定在强制管辖存在的情况下才可以这样做。法院认为：“英国政府以递交请求书的方式提交案件，给了阿尔巴尼亚政府接受法院管辖的机会。阿尔巴尼亚政府在1947年7月2日的信中已表示接受管辖”。
对本案的实质部分，法院审理后认为，阿尔巴尼亚应对1946年10月22日的触雷爆炸事件负责。它委托一个由海军军官组成的委员会负责对某些实际情况提供专家意见，并在公开庭审时听取了证人和专家的证词。1949年4月4日，法院作出了第二个判决。它指出：造成损害和伤亡的雷区是新近布设的，并且实际证据证明阿尔巴尼亚当局不可能对在其领海中布雷一事完全不知晓。法院进一步指出：假定阿尔巴尼亚政府知道这种情况，那么，“为了一般航行的利益”，它有义务通知“在阿尔巴尼亚领海内存在雷区”，并警告“正在临近该区的英国军舰它们面临着雷区近在眼前的危险”。因阿尔巴尼亚没有遵守这项义务，法院以11票对5票判定：根据国际法，阿尔巴尼亚应对1946年10月22日在阿尔巴尼亚领海上发生的触雷事件以及由此事件造成的损害及人命损失负责。至于赔偿款数的估量，有待进一步研究确定。
在同一判决中，法院对海峡的无害通过问题作了重要的说明。法院认为，“在和平时期，各国不用事先取得沿海国的许可，有权派军舰通过两面公海之间的用于国际航行的海峡，假如这种通过是无害的话。这一点是获得普通承认的，也是符合国际惯例的。除国际条约另有规定外，沿海国无权在和平时期禁止这样通过海峡。”
法院认为科孚海峡就是这样一种用于国际航行的海峡，并认为英国军舰在1946年10月22日的通过是无害的。法院以14票对2票判决：英国1946年10月22日的行动没有破坏阿尔巴尼亚的主权。
同时，法院一致(即包括英国法官麦克奈尔的同意票)判定：英国海军1946年11月在阿尔巴尼亚领海内的扫雷活动，“已破坏了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的主权”，并认为法院的该判决本身“已构成了对这种破坏主权的行为的适当的定论”。法院认为，不能以行使自
助权或以其他理由而把这种行为说成是正确的。
1949年12月15日，法院作出了第三个判决。这个判决解决的是赔偿数目的估定问题。法院在前一判决中已经判定：英阿特别协议授予法院估定赔偿数目的权限。法院对赔偿额的估定是以英国的求偿要求和专家报告为基础的。法院以12票对2票确定阿尔巴尼亚应付出的赔偿款数为843 947英镑。
阿尔巴尼亚政府没有参加诉讼最后阶段的活动，也没有交付这笔赔偿费。
〖评析〗
本案所涉及的国际法问题主要有两个：一是国家的领土主权及在领海的无害通过权问题，另一是国家责任问题。
根据国际法，领海是国家领土的组成部分，处于沿海国的主权支配之下。因此，任何外国船舶尤其是军舰在通过一国领海时，应尊重沿海国的领土主权。这是尊重国家领土主权原则的必然要求。这一原则是整个国际关系的基础，也是国际法的基础。法院在本案中重申了这一原则，并判定英舰在阿领海内扫雷侵犯了阿的领土主权，这无疑是正确的。但法院判定1946年10月22日英舰挑衅性地通过阿领海并未侵犯阿的领土主权则是大有疑问的。对此，连英国著名国际法学者布朗利也说：“无论如何，英国10月22日的行动终究是用强力来肯定那种设想的权利。比较好的办法是认为这次海军行动是非法的。”
同时，国家对领海的领土主权应受一项习惯国际法规则的限制，此即外国商船在一国领海内享有“无害通过权”。但这种无害通过权是否能适用于军舰，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是有争议的。一些西方国家主张外国军舰在一国领海内也享有无害通过权，其他国家却不同意外国军舰享有此种权利。在实践中，许多国家都要求外国军舰在通过其领海时应事先通知，甚至还要求得到它的许可或批准。从当时的情况来看，认为军舰享有无害通过权是一项习惯国际法规则是比较牵强的。退一步言，即使它能够成立，英舰挑衅性地通过阿领海也不能算是“无害”的，因为它是一种赤裸裸地炫耀武力、以武力相威胁的行为。正因为如此，本案判决的这一部分长期受到非议。
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17条规定，“在本公约的限制下，所有国家……其船舶均享有无害通过领海的权利”。由于各国对军舰通过领海的实践是完全矛盾的，该条模糊地使用了“船舶”一词，它是否包括军舰，尚有待于一个权威的解释。另外，由于12海里领海制度的实行，使一些原本不属于一国领海海峡的海峡变成了领海海峡。为了缓和国际航行的需要和沿海国领土主权的矛盾，《海洋法公约》还规定了用于国际航行的海峡的地位。当然这与本案无关，但科孚海峡现在就属于这样的海峡。
国家对其领土上发生的损害外国权益的行为应否承担国际责任是该案的另一个中心问题。法院认为，不能仅仅因为一国对其领土拥有排他控制权的事实就推定该国一定知悉在其领土上发生的一切国际不法行为，并应对此种行为负担责任。但是，领土国负有适当注意的义务，从而它应采取必要措施，防止其领土被用于损害外国权益，这包括如追诉不法行为人的义务，警告外国其正在面临的危险的义务，即作为的义务。在这种情况下，严重的不作为必然导致领土国的国际责任。
法院还运用所谓间接证据的方式认定阿尔巴尼亚的国际责任。法院认为，排他的领土控制权在事实上往往使遭受不法行为损害的外国无法提出证明领土国负有责任的直接证据，因此，应允许该外国更自由地利用有关的事实和间接证据。这种做法在国际法上是否站得住脚是有疑问的。因此，它也招致了许多批评。
此外，法院的第一个判决中包含着一个重要的观点，即认为在国际司法程序中可由当事国默示同意法院的管辖。
〖问题〗
什么是无害通过？哪些情况构成非无害通过？
13. 北海大陆架案
——大陆架划界原则
〖案情〗
1966年，德国与荷兰和德国与丹麦在如何划定北海大陆架界线上发生争议：荷、丹主张依等距离规则划定全部界线；德国认为这种划法不公平，因为德国的海岸是凹入的，从其两端划出的等距离线会形成交叉，使德国得到的大陆架只是一个与其海岸长度小得不成比例的三角形。
1967年2月，德国与丹麦和德国与荷兰分别达成协议，将争议提交国际法院，请求法院判定，“在划分属于该三国的北海大陆架区域时应适用什么国际法原则和规则”。
〖双方主张及理由〗
丹麦和荷兰认为，以等距离（中间线）规则划分三国北海大陆架是合理的，因为该规则是一项公认的国际法规则。它们向法院陈述的主要论点是：两国认为1958年《大陆架公约》规定了划界的“等距离--特殊情况”规则，两国都批准了该公约。德国虽未批准《大陆架公约》，但由于该规则是大陆架法律概念中所固有的，已成为国际习惯法，对德国有拘束力；且德国的海岸地形还称不上“特殊情况”。因而，等距离规则应适用于划定三国的北海大陆架界线。德国向法院陈述的理由是：等距离无论作为协议规则或是习惯规则对本案都不能适用；它认为同一大陆架上国家之间划界应经协议决定，留给每个国家“公平合理的一份”，且北海东南部海岸外形应属于“特殊情况”，因而应公平划定这一地区各国大陆架的界线。
〖判决及其依据〗
国际法院在1969年2月20日以11票赞成、6票反对作出判决。法院指出，等距离概念从来不曾被认为具有已被接受的大陆架学说的内在必然性。日内瓦公约第6条确实包含有一项规则，但它是一项纯公约规则。如果日内瓦公约在其起源或开始之时没有宣告等距离原则是相邻国家间大陆架区域划界的习惯法强制性规则，那么其后的效果也不能构成这样一种规则；并且为此目的，迄今为止的国家实践同样是不充分的。法院不否认等距离划界方法是一种非常便利的方法，并在很多情况下被采用。但这些因素本身还不足以使该方法成为一项法律规则，从而把接受使用该方法的结果看作是在所有情况下必须履行的义务。等距离方法不是习惯法的强制性规则。在北海的情形，不顾地理环境而单纯根据等距离方法划界，由此引起的表面简化将是多么不公平。因此，德国没有义务接受等距离规则。划界应“通过协议，按照公平原则，并考虑到一切有关情况，以使每一个国家尽可能多地得到构成其陆地领土自然延伸的大陆架所有部分，并且不侵占另一国陆地领土的自然延伸。”如果划界导致各方的区域相重叠，这些区域应按协议的比例在各方之间分配，或者在协议不成时由各方平分，除非它们决定对重叠区域或其中任何部分实行共同管辖、使用或开发的制度。在谈判过程中，各当事国应予考虑的因素包括：(1)海岸的一般构造以及任何特殊或异常特征的存在；(2)大陆架的自然和地质结构及其自然资源；(3)依公平原则划归沿海国的大陆架区域的范围与依海岸线一般方向测算的海岸长度之间的合理比例。
在法院判决后，德荷和德丹分别经过谈判达成协议：在补划给德国的位于北海中心的大陆架上，原丹麦和荷兰已颁发的油田区特许权仍然有效。
〖评析〗
北海大陆架案是关于大陆架的自然延伸概念和经协议公平划界原则的重要案例。公平原则不排除依等距离规则划界，但等距离规则不具有习惯法的地位，其适用在许多情况下可能有失公平。同时，判决还指出了划界导致的重叠处可实行共同管辖和开发。该判决的基本主张为后来的海洋划界判例所援引和发展，成为海洋划界法发展的重要渊源。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划界制度深受本判决的影响。
〖问题〗
大陆架划界的原则是什么？等距离规则的地位如何？
14. “荷花号”案
——属地管辖权、公海管辖权
1926年8月2日，法国邮船“荷花号”在地中海的公海与土耳其船“博兹-库特号”碰撞。“博兹-库特号”被撞沉，8名土耳其人死亡。当“荷花号”抵达土耳其港口伊斯坦布尔时，土耳其对这起事件进行了调查，称该事件是由于“荷花号”上的负责值班人员法国海军上尉戴蒙的失职所致，故将其同“博兹-库特号”船长哈森·贝一并以杀人罪逮捕,并在伊斯坦布尔提出刑事诉讼。土耳其法院依据土耳其刑法第6条规定，“任何外国人在国外犯罪侵犯土耳其或土耳其臣民之罪行时，若土耳其法律规定该犯罪行为应受惩罚者，若此人在土耳其被逮捕，则应受惩办”，对戴蒙进行了审判，并于1926年9月15日作出了刑事判决。
法国立即对此提出抗议。两国于1926年10月12日签订了一项特别协议，将此案提交国际常设法院，请求法院裁判：土耳其对法国公民戴蒙的审判是否违反了国际法原则，以及如果回答是肯定时,应如何给予戴蒙以赔偿。
〖双方主张及理由〗
土耳其坚持认为它对本案有管辖权，其法律根据是土耳其刑法第6条。而法国认为，这一规定违反了国际法原则，因为它试图把土耳其的管辖权扩大到适用于外国人在第三国的犯罪行为，这是违背刑法的属地管辖原则的。此外，国际法承认船旗国的专属管辖权，这一原则尤其适用于公海上的船舶碰撞事件。因此，只有法国才有权对法国船员戴蒙行使管辖权。
〖判决及其依据〗
1927年9月7日，法院作出判决。法院判称，土耳其对法国“荷花号”的负责船员戴蒙行使刑事管辖权，并没有违反国际法原则，因此无需考虑对戴蒙的赔偿问题。针对法国的第一项抗辩，法院认为，国际法“远远没有订下一项禁止国家把其法律及其法院的管辖权扩大适用于在其境外的人、财产和行为的普遍规则”，国际法让国家在这方面享有广泛的自由裁量权；国际法只在某些特殊情况下才对此加以限制，而在其他情况下，“每个国家在采用它认为最好和最适合的原则方面则仍然是自由的”。
法院认为，虽然在任何法律制度中，刑法的属地管辖是一项基本原则，但同时，尽管管辖方式有所不同，几乎所有的法律制度又把各自的管辖权扩展及于在其领土之外的犯罪。因此，刑法的属地管辖并不是一项绝对的国际法原则，也并不与领土主权完全一致。法院认为，土耳其行使管辖的合法性不是基于受害者的国籍，而是因为犯罪行为的后果产生在土耳其船上，即产生在一个“比作土耳其领土的地方，在那里适用土耳其刑法是无可争议的”。国际法上没有规则规定国家只能考虑犯罪行为发生时犯人所在的那个地方。即使从所谓属地原则来看，土耳其执行其法律也是合法的。
至于法国的第二项抗辩理由，法院也不予承认。法院认为，船舶在公海上，即在没有国家能主张领土主权的区域内，除受船旗国管辖外，不受其他国家管辖。但不能说一个国家不能在自己的领土上对外国船舶在公海上作的行为行使管辖权。在公海自由的法律体制下，在公海上的船舶就如同是在船旗国的领土一样，但没有理由说船旗国的权力比属地国的权力更大。因此，在公海上的船舶所发生的事件必须被认为是在船旗国领土上发生的事件。如果犯罪行为发生在公海上，而其效果发生在悬挂另一国旗帜的船舶上，或发生在它国领土上，就像发生在两国领土上的事件一样，国际法上没有一个规则禁止犯罪行为效果所及的船舶所属的国家把该行为当作是发生在其领土上的行为。除非有一习惯国际法规则规定船旗国有专属管辖权，而存在这样的规则是没有足够证据的，相反，国家对在外国船上所作出的行为根据本国法律加以处置的事例却屡见不鲜。因此，国际法并不禁止犯罪结果地国家土耳其对罪犯行使刑事管辖权。
〖评析〗
本案涉及属地管辖权和公海管辖权问题。属地管辖即是国家对其领域内的人、物和所发生的事件行使管辖。一国是否可对在其领域之外的人或事行使管辖权呢?国际法承认一国可以根据“属人优越权”(国籍)、保护性管辖原则、普遍性管辖原则行使管辖权。例如，根据保护性管辖原则，为了保护国家及其国民的重大利益，国家有权对外国人在该国领域外所犯的某种罪行实行管辖。这表明，正如法院在本案中所判决的那样，刑法的属地性不是国际法的一项绝对的原则，也并不与领土主权完全一致。
虽然本案判决超越了刑法的属地性原则,但并不等于说本案的判决就是正确的。事实上，本案的判决在下述两个方面长期受到国际法学界的批评，也为后来的国际实践所否定。一是法院否认当时存在着船旗国对发生在公海上的碰撞事件具有专属管辖权的国际法规则，1958年《公海公约》和1982年《海洋法公约》对此都作出了明确否定。公约规定国家对在公海上的本国船舶，包括船员、乘客、货物有权行使管辖。《海洋法公约》第97条还排除了船旗国和船长或船员的国籍国以外的国家对他们行使刑事管辖权。二是法院将一国在公海上的船舶等同于该国领土，这实际上就是所谓的“浮动领土说”的反映。虽然某些国际公约为了便于解决管辖权问题而将船舶称为“拟制领土”，但它毕竟不是一国实际领土。而且，“浮动领土”是与“治外法权”相联系的，因此，法院的这个观点是过时的和不恰当的。
〖问题〗
（1）简述公海管辖权。
（2）属地管辖权与公海管辖权的关系如何?
15．卓长仁劫机案
——非法劫持航空器、或引渡或起诉
〖案情〗
1983年5月5日，从沈阳机场载客105名飞往上海的中国民航班机296号，自沈阳东塔机场起飞后，被机上乘客卓长仁、姜洪军、安卫康、王彦大、高云萍和吴云飞等6名持枪歹徒采用暴力和威胁的方式劫持。他们用枪射击驾驶舱门锁，破门闯入驾驶舱后，对舱内人员射击，将报务员王永昌和领航员王培富击成重伤；威逼机长王仪轩和副驾驶员和长林改变航向，并用枪顶住机长的头，威胁乘客要与全机同归于尽；还强行乱推驾驶杆，使飞机颠簸倾斜、忽高忽低(最低高度为离地600米)地飞行，严重危及飞机和全机
人员的安全。飞机被迫在我国渤海湾、沈阳、大连和丹东的上空盘旋后飞经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后飞入韩国领空，被韩国四架鬼怪式战斗机拦截，迫降在该国的春川军用机场。飞机降落后，罪犯们又控制了飞机和机上人员达8个小时之久。最后，他们向韩国当局缴械并被拘留。
事发后，韩国有关当局对事实进行了调查，并迅速将情况通知了中国政府和国际民用航空组织理事会。
中国外交部接到通知后，向韩国提出请求，要求按照有关国际条约的规定，立即将被劫持的航空器以及机组人员、乘客交给中国民航当局，并将劫机罪犯引渡给中国处理。国际民用航空组织致电韩国当局，表示对中国民航296号班机被非法劫持一事的密切关注，并希望韩国将不遗余力地安全交还乘客、机组人员和飞机，按国际民用航空组织大会的决议和韩国参加的1970年《关于制止非法劫持航空器的公约》的规定，对劫机犯予以惩处。
随后，经韩国民航局局长金彻荣的同意，中国民航局局长沈图率民航工作组于1983年5月7日赴汉城协商处理这一事件。经与韩国代表谈判，签署了一份关于交还乘客、机组人员和飞机问题的备忘录。按备忘录规定，被劫持的飞机上的乘客，除3名日本乘客回日本外，其余中国乘客和机组人员都先后返回中国。被劫持的飞机经韩国有关部门做了技术检修后归还给中国。
〖判决及其依据〗
对于劫机罪犯的处理，韩国拒绝了中国的引渡要求，而坚持由其自行决定进行审讯和实施法律制裁。1983年6月1日，韩国汉城地方检察院以违反韩国《航空安全法》、《移民管制法》和《武器及爆炸物品管制法》为由，对6名劫机犯提起诉讼。7月18日，汉城地方刑事法院开始审判。经审理后，法院作出判决：判处卓长仁、姜洪军有期徒刑6年，安卫建、王彦大有期徒刑4年，吴云飞和高云萍有期徒刑2年。
〖评析〗
1970年《关于制止非法劫持航空器的公约》(简称《海牙公约》)第1条明确规定：“凡是在飞行中的航空器内的任何人：(甲)用暴力或用暴力威胁，或用任何其他恐吓方式，非法劫持或控制该航空器，或企图从事任何这种行为，或(乙)是从事或企图从事这种行为的人的同犯，即是犯有罪行。”根据这一规定，卓长仁等6人均构成了国际法上的空中劫持罪。
由于本案的6名被告都是中国人，被劫持的航空器为中国民航班机，中国方面享有对该案的管辖权。根据《海牙公约》的规定，上述罪行是可引渡的罪行，如果一缔约国规定只有在订有引渡条约的情况下才予引渡，而有关国家间又无引渡条约时，则公约就是引渡的法律根据。因此，中国通过外交途径向韩国当局提出了引渡罪犯的请求。由于公约所规定的引渡并非缔约国的一项义务，当时中韩尚无外交关系，韩国方面拒绝了中国的引渡请求。依公约的规定，如果不引渡罪犯，则应无例外地将此案提交主管当局起诉。韩国方面承担并履行了起诉及审判卓长仁等6名罪犯的义务。但是，《海牙公约》明确规定，缔约国应根据本国法律，对有关罪犯不问其行为动机都应予以严厉惩罚。韩国司法部门最后仅判处卓长仁等6名罪犯6年至2年有期徒刑，这一刑罚显然是畸轻的，没有彻底履行公约所规定的义务。
《海牙公约》还规定，缔约国对被劫持航空器的机长和乘客给予协助和方便，将货物和航空器归还给合法所有人。在这方面，韩国方面的做法是令人满意的。
〖问题〗
根据国际法，非法劫持航空器的行为应如何处理?
16. “阿拉巴玛号”案
——国际仲裁、战时中立
〖案情〗
美国内战期间，联邦政府封锁了南方同盟的各个港口，同盟政府急需船只和装备，它力图从中立国--特别是从已承认同盟是交战团体的英国购买军舰。因此，同盟政府以私人名义向英国私人船厂订购了许多船舶，其中一艘被称为“恩利加号”的“290号”船于1862年5月15日下水。该船就是后来闻名的“阿拉巴玛号”，是当时同盟军所拥有的最有名的一艘巡洋舰。
1819年7月3日的《英国外国征募法》严禁卖军舰给外国，但英国政府不愿执行这个法律，其理由是联邦政府驻伦敦的公使未能证实“290号”的真实性质。后来，经进一步提出证据后，王室法律官员建议应拿捕此船，但发现“290号”刚刚离港试航，并从此一去不复返了。
那时候“290号”尚无武器装备，航行人员也没有配备齐全。在亚速群岛的水面上，两艘负责把所有装备物资送到会合地点的英国船舶，向这艘当时已属于同盟军的巡洋舰“阿拉巴玛号”提供了人员和武器。从那以后，“阿拉巴玛号”便开始从事劫掠商船的勾当，在大西洋、印度洋，甚至在中国海面上追击美国商船队。在富有传奇色彩的船长拉菲尔·赛墨的指挥下，“阿拉巴玛号”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击沉、烧毁或劫持了近七十艘联邦船舶。它给联邦海商事业造成了极为严重的损害，不仅使船只受到了直接损失，而且给美国船主造成了极重的恐怖心理，使他们后来不得不在外国（尤其是英国）登记以取得外国船旗。1864年6月19日，在法国瑟堡以外的海面上，“阿拉巴玛号”被联邦军舰“凯撒基号”击沉。它的船长、部分军官和水手被一艘英国私人快艇救起，并被送到英国。〖双方主张及理由〗
联邦政府向英国提出抗议，认为其非法承认南方同盟为交战团体是干涉其内政的行为；并抗议英国违反中立义务，因为它没有防止在它管辖的范围内建造和装备南方同盟的军舰；而且当这些军舰停泊在港口内时，它也没有采取措施予以拿捕。在内战期间，联邦政府曾向英国提出过赔偿请求，但双方没有达成协议。1869年，双方签订《约翰逊·克莱列顿专约》，该专约规定设立一个英美混合委员会，以解决（除其他事项外）美国对英国当局给南方同盟供应军舰并给予支持的行为而提出的所有赔偿要求的问题。由于英国拒绝将它承认南方同盟为交战团体一事是否合法的问题提交委员会解决，美国参议院未批准这个专约。随后双方进行了进一步的谈判，最终于1871年5月8日签订了《华盛顿条约》。该约规定，将“阿拉巴玛号”求偿争端提交给一个设在日内瓦的仲裁法庭解决，该法庭由5人组成，这5人分别是诉讼的两个当事国、意大利国王、瑞士联邦总统和巴西皇帝各指派的1名仲裁员。有关交战团体的承认问题不在仲裁之列。条约包括以下3项规则，说明了在海战中的中立国所承担的义务。
中立国应受下列各条之约束：
第一，以相当注意防止在其管辖范围内对任何该政府有合理的根据认为是为了追逐一个与它处于和平状态的国家的船舶或对该国作战的船只进行装备、武装及配备；并以同样的注意防止全部或部分地在其管辖范围内进行特别装备以适合战争使用而具有如上之追逐及作战之目的的任何船只离开其管辖的地区。
第二，不得允许或容忍任何交战一方利用它的港口或领水作为攻击他方的海军活动基地，或用于更新或补充军需或武器及补充兵源的目的。
第三，在其港口或领水内，对于在其管辖下的任何人，加以“相当注意”，防止他们作出任何破坏上述义务及责任的行为。
根据该条约第6条，仲裁员须适用这些规则和与这些规则相一致的国际法原则。英国政府不同意将这些规则作为在求偿问题发生时有效的国际法原则，但它同意仲裁员在裁决案情时应推定，英国已经承允按照这些规则提出的原则行事。
〖裁决及其依据〗
1872年9月14日，仲裁法庭作出了裁决。对于“阿拉巴玛号”，法庭认为，英国政府没有采取有效措施在该船建造时即加以制止，因而在履行中立义务方面没有加以“相当注意”。而且，“阿拉巴玛号”数次自由进入英国殖民地的港口，也“没有受到应得的控告”。法庭认为，英国政府不能以它缺乏能够运用的合法的诉讼方式为理由，而为其不给以相当注意的行为辩护。结果，仲裁员以4票对1票的多数裁定：英国在“阿拉巴玛号”案中由于失责未能履行《华盛顿条约》第6条所确定的规则中的第1项和第3项所述之义务；裁决由英国支付给美国15 500 000美元的金币作为赔偿，以了结“阿拉巴玛号”案的全部赔偿要求。
〖评析〗
“阿拉巴玛号”案的重要意义体现在国际仲裁和中立义务两个方面。在国际仲裁史上，“阿拉巴玛号”案的判决具有十分深远的影响，它成功地解决了英美间的一项严重争端，突出了仲裁方法的价值和效用，促进了国际仲裁制度的完善和发展。在中立义务方面，华盛顿三规则第一次使海战中的中立行为的某些普遍原则系统化，对传统的战时中立制度作了补充和发展。1907年10月18日的《海战中的中立国权利和义务的第八海牙公约》吸收了华盛顿规则的内容。
〖问题〗
（1）国际仲裁有哪些特点？
（2）战时中立的性质和由此引起的后果是什么？
17. 纽伦堡审判
——战争犯罪、个人国际刑事责任
〖案情〗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希特勒及其法西斯同伙领导纳粹德国，对人类犯下了不可饶恕的滔天罪行。1942年1月18日，9个被希特勒占领的国家在英国流亡的政府，在伦敦发表《圣·詹姆斯宣言》，表示要惩处战犯，这后来得到美国、英国和苏联的赞同。1943年10月25日，“联合国家战犯委员会”成立，同年它发表了惩处战犯的莫斯科宣言；为了执行这一宣言，美、英、法、苏在伦敦签订了《控诉和惩处欧洲轴心国主要战犯的协定》及其附件《欧洲国际军事法庭宪章》(简称《宪章》)，决定在德国纽伦堡组织欧洲国际军事法庭，对德国主要战犯进行审判。该《宪章》规定，本法庭是为了公正迅速审判及处罚欧洲轴心国家首要战争罪犯而设立的。法庭由苏、美、英、法四国各委任法官和助理法官各一人组成。法庭的管辖权是：
（一）审判和处罚个人和集体成员代表欧洲轴心国家利益而犯有如下罪行者：
1.反和平罪。就是策划、准备、发动或进行侵略战争或违反国际条约、协定和诺言之战争，或参与上述任何罪行之共同计划和阴谋。
2.战争罪。就是违反战争法规与惯例，此种违反应包括但不限于对所在领土或占领地内的平民之谋杀、虐待、为奴隶劳役的或其他目的的放逐，对战俘或海上人员之谋杀或虐待，杀害人质，劫掠公私财物，任意破坏城市、集镇或乡村，或从事并不根据军事需要之蹂躏。
3.反人道罪。就是在战争发生前和战争期间，对任何平民之谋杀、灭绝、奴化、放逐，及其他非人道行为，或因政治、种族或信仰关系，为执行或关涉本法庭管辖范围内之任何罪行而为之迫害，不问其是否违反犯罪所在国之法律。
(二)对于参与策动或实行旨在完成上列任何罪行的共同计划或阴谋的领导者、组织者、教唆者和共谋者也须予以追究。
(三)有权确认被告所属的那个团体或组织是犯罪团体或组织。如果法庭确认该组织或团体是犯罪的，那么协定签字国的国内法庭、军事法庭或占领区法庭有权审理这个组织或团体的所属成员。在此种情况下，该组织或团体的犯罪性是不容争辩的。
(四)有权缺席审理未经缉获的罪犯的案件。
(五)使用证据之形式不受拘束。它可以采用它认为有证据价值的任何证据并得规定最简化最迅速的审理案件的手续。
(六)有权判处被告以死刑或法庭认为公正的其他刑罚。被告所处职位无论是国家元首或部长或主管机关首长，都不能成为免刑或减刑的理由。除判处基本刑罚外，法庭得判决没收判刑者所劫夺的财产并命令将其交与对德管制委员会管理。有罪判决按照对德管制委员会的命令执行之。该委员会有权修正判决或减轻刑罚，但无权加重既定的刑罚。
后来加入《伦敦协定》的国家澳大利亚、比利时、捷克斯洛伐克、丹麦、埃塞俄比亚、希腊、海地、印度、卢森堡、荷兰、新西兰、挪威、波兰、南斯拉夫等，与4国一道都是法庭的原告。它们各指派一名检察官，组成侦查和起诉委员会。
1945年10月18日，侦查和起诉委员会在柏林向欧洲国际军事法庭正式提交了起诉书。
起诉书指控了25名德国首要战犯，他们是：戈林、赫斯、里宾特洛甫、列伊、凯特尔、卡登勃伦纳、罗森堡、佛兰克、佛利克、史特萎赫、冯克、沙赫特、克虏伯、杜尼兹、菱德尔、史拉赫、昭克尔、约德尔、巴本、捷其、因瓜特、史菲尔、内拉特、弗立兹、鲍尔曼。
起诉书还要求确认纳粹德国的下列各团体和组织为有罪：纳粹党领导机构、法西斯党卫军及其保安勤务处、国家秘密警察(盖世太保)、法西斯突击队、帝国内阁、德国参谋本部及国防军最高统帅部。
起诉书列举了希特勒法西斯从1920年起至德国无条件投降之日止所犯下的滔天罪行。
〖双方主张及理由〗
侦查和起诉委员会根据事实，指控上述被告已构成反和平罪、战争罪和反人道罪，要求对上述首要战犯处以严厉的刑罚；并向法庭提出了大量的证据。被告则矢口否认起诉书对他们指控的罪状。为被告进行辩护的律师团提出如下辩护意见，要求无罪开释上述被告，其理由是：(1)追究个人责任不符合国际法；(2)追究被告的个人责任属于事后立法，这违反了“罪刑法定”和刑法无溯及力的原则。〖判决及其依据〗
1945年10月18日，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开庭接受起诉书，11月20日开始审讯。由于列伊在审判开始之前就在监狱里自杀殒命；克虏伯经医务委员会检查认为已患不治之症，不能参加受审，法庭宣布终止审理他们的案件。鲍尔曼未缉获归案，法庭决定对其进行缺席审判。经过近一年的开庭审理，包括对证人、证言、物证等各种证据材料的审查后，法庭逐一驳回了为被告辩护的律师团所提出的辩护主张。法庭指出，“有人主张：国际法涉及的是主权国家的行为，那么，执行此种行为的人不负个人责任，受到国家主权的理论的保护。本法庭认为这些主张应予驳斥。……违反国际法的罪行是人作出来的，而不是抽象的实体作出来的，也只有处罚犯有这些罪行的人，国际法的规定才能执行。……国际法对个人和对国家一样，可以加诸义务和责任。”在实践中，一系列久已存在的战争法规和惯例也确认违反它们的行为，如使用被禁止的武器，杀害或虐待俘虏，攻击、掠劫和屠杀平民，都是应受惩罚的犯罪行为；一战结束后在莱比锡组织的对战犯的审判也证明可以追究个人责任；1928年巴黎“非战公约”使以战争作为推行国家政策的工具为非法；等等。所有这些都表明，追究战争犯罪的责任不属于事后立法。
根据《欧洲国际军事法庭宪章》，1946年9月30日至10月1日，法庭作出如下判决：
(一)判处戈林等12人绞刑，赫斯等3人无期徒刑，史拉赫等2人有期徒刑20年，
内拉特有期徒刑15年，杜尼兹有期徒刑10年；
(二)判决沙赫特、巴本、弗立兹3人无罪，立即释放；
(三)判定纳粹党的领导机构、党卫军、国家秘密警察和保安勤务处为犯罪组织。
苏联籍法官对于宣判沙赫特等3人无罪，对于判处赫斯无期徒刑而非死刑，对于不宣布德国内阁、参谋本部和国防军最高统帅部为犯罪组织，提出了强烈的反对意见。
〖评析〗
纽伦堡审判是国际法上历史性的创举。它综合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的一系列国际宣言、法令、条约中所确定的规则，在实践中确认了一项国际法原则：发动侵略战争是严重的国际罪行，有关国家和个人必须为此承担国际责任并应受到惩罚。这对国际法，尤其是战争法和国际责任法的发展，具有深远的意义和影响。
传统国际法认为，国家在国际上不负刑事责任，对于代表国家行事的个人也不负刑事责任。纽伦堡审判表明，战争犯罪是以国家名义或作为国家机关的行为作出的，有关国家和个人均应承担刑事责任。因为国家行为与代表国家行事的个人行为不是相互对立的，所以国家责任与从事国务活动的个人责任也不可能截然分开。国家的职能必须通过国家领导人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个人行动来实现，其中个人的行为不是以私人身份而是以国家名义或以国家代表的资格作出的，从而也是国家的行为。如果一国并未犯下发动侵略战争的国际罪行，那么代表该国行事的人就不应因此而受惩罚。反之，正是由于侵略国负有罪责，才使得有关个人也必须承担国际刑事责任。当然，正如国家行为最终是由个人作出的一样，国家刑事责任的具体承受者实际上是代表国家行事的有关个人。惩罚了有关个人，也就等于追究了其所属国的国际刑事责任。此外，有关纽伦堡审判的国际条约明确规定、法庭也公开宣判了某些组织或团体为犯罪组织，这似乎暗示着国家也可以被确认为犯罪组织，当然，追究其国际刑事责任是毫无问题的。
1946年12月11日，第一届联合国大会第95(1)号决议一致确认《纽伦堡宪章》中所包括的国际法原则。1950年，联合国国际法委员会根据联大决议编纂出如下国际法原则：
(一)反和平罪、战争罪、反人道罪是违反国际法的罪行；
(二)共谋、从事上述罪行的人承担个人责任并应受惩罚；
(三)不违反所在国的国内法，被告的地位、政府或上级命令不能作为免除国际法责任的理由。
1948年《防止及惩治灭绝种族罪公约》载入了这些原则。
〖问题〗
（1）纽伦堡审判在国际法上有何意义？
（2）纽伦堡原则的内容是什么?
18.东京审判
——战争犯罪、个人国际刑事责任
〖案情〗
依据1943年《开罗宣言》、1945年《波茨坦公告》和日本投降书以及同年的莫斯科会议的宗旨，为审判日本战犯，远东盟军最高统帅部于1946年1月19日公布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宪章》(以下简称《宪章》)。按照该《宪章》，由中、美、英、苏、澳、法、荷、印、加、新、菲等11国各指派一名法官，组成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述11个国家系本法庭的原告。代表原告起诉的机构是国际检察处。按照《宪章》第8条之规定，由盟军最高统帅部指派检察长对属本法庭管辖内之战争罪犯的控告负调查及起诉之责。任何曾与日本处于战争状态之联合国家得指派陪席检察官一人，以协助检察长。法庭公布《宪章》的同时，季楠被正式任命为检察长。
国际检察处列出的被告有：荒木贞夫、土肥原贤二、桥木欣五朗、烟俊天、平治骐一郎、广田弘毅、星野直树、坂恒征四郎、贺屋兴宣、本户本一、木村兵太郎、永野国昭、松井石根、松冈洋右、南次郎、武藤章、永野修男、冈敬纯、大川周明、大岛浩、佐藤贤了、重光葵、岛田繁太郎、白鸟敏夫、铃木贞一、东乡茂德、东条英机、梅津美治郎。
〖双方主张及理由〗
1. 3．湖广铁路债券案 案情 中国清末预备修建的湖广铁路是指“湖北、湖南两省境内的粤汉铁路”和“湖北省境内的川汉铁路” 。因这两线铁路都在湖广总督的辖区范围内，故称“湖广铁路”。......................... .............................................. 另外，美国司法部向阿拉巴玛州地方法院提出了“美国利益声明书”，要求法院考虑舒尔茨和鲁宾逊的声明，考虑美国利益支持中国的申辩。在美国政府的干预下，法庭重新审理了此案，作出新的决定，撤销了原来的判决，驳回了原告的诉讼。之后原告又向美国联邦第十一巡回法院提起上诉和要求美国最高法院重新审理，未获成功，致使此案于1987年3月9日告终。 问题 （1）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否在美国享有豁免权？为什么？ （2）美国1976年的《国有主权豁免法》是否适用湖广铁路债券案？为什么？ （3）为什么说湖广铁路的债券是恶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否有义务继承？为什么？ 提示：答题框内不能输入超过2000个字符。如果超过2000字符，请使用附件上传功能。 答：1、中华人民共和国在美国享有豁免权。这是因为，国家主权豁免是国际法的一项重要原则，其根据是联合国宪章所确认的国家主权平等原则。国家与国家之间是完全独立和平等的，任何一个国家不能对另一个国家行使管辖的权利，一个国家的法院没有经过国家同意，不能受理以外国国家作为诉讼对象的案件。中国作为一个主权国家无可非议地享有司法豁免权。 2、美国1976年的《国有主权豁免法》不适用湖广铁路债券案。这是因为，美国地方法院以一个主权国家作为被告诉讼，行使管辖权，作出缺席判决甚至以强制执行其判决相威胁，这是完全违反国家主权平等的国际法原则，违反联合国宪章。对于这种将美国国内法和美国法院的管辖强加于中国，损害了中国主权，损害中国民族尊严的行为，中国政府理应坚决拒绝。现在，本案由于中国坚决站在维护国家主权的立场上，坚持国际法的原则，最后并没有有按照美国法院的"缺席判决"执行。1987年3月9日，美国最高法院作出裁定，驳回了美国债券持有人的复审要求，撤销了不利于中国的判决。 3、湖广铁路的债券是恶债，因为因为这次借债是1911年，清朝政府为了维护其反动统治和镇压中国人民的辛亥革命，勾结在华划分势力范围的帝国主义列强决定加快修建铁路，由于财政危机只能向帝国主义借债。中国政府无任何义务继承这笔用于镇压革命的恶债。因为，这涉及新政府对前政府的债权问题，新政府如何处理债权取决了该政府政策利益等方
1.“露斯坦尼亚号”案 问题：德国击沉“露斯坦尼亚号”在战争法上会引起哪些后果 参考答案： 德国击沉“露斯坦尼亚号”在战争法上引起两个后果： (1)禁止攻击非武装商船，根据1930年在伦敦签订的《限制和裁减海军军备的国际条约》，“潜水艇在对商船的行动中，必需遵守水面军舰所应遵守的国际法规则：不得在预先安置旅客、船员和船舶文书于安全地方以前击沉商船或使其不能航行。”“露斯坦尼亚号”是一艘非武装商船，德国击沉该船是应承担战争法责任的。 (2)不得伤害中立国国民。根据传统的中立法，中立国的人或货物应受到保护，德国应该赔偿128名美国国民的损失。总之，德国滥用潜艇用鱼雷造成不分皂白的大量伤亡，是战争法所禁止的。 2.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审判案 问题： 1.什么是战犯战争犯罪属于什么性质 2.为什么说纽伦堡军事法庭对德国战犯的审判发展了战争法 3.纽伦堡法庭审判德国战犯的根据是什么 年联合国大会确定了哪7项原则 5.确立战争罪行的概念及意义是什么 参考答案：（1）战犯指在战争中从事违犯战争法规和惯例行为的实施者，主要包括领导者、组织者、教唆者、共谋者等。战争犯罪是破坏世界和平，危害人类安全的犯罪，属于国际性罪行。
（2）因为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对德国战犯的审判实践时国际社会依据国际法对战争犯罪的各种行为进行审判和处罚的成功范例，其不仅创立了惩治战犯的各项原则，还表明建立国际法庭惩治战争犯罪是一种使国际得以遵守和执行的良好形式，为以后建立国际审判罪犯的机制积累了经验。 （3）1945年《关于控诉及惩处欧洲各轴心国家主要战犯协定》及其附件《欧洲国际军事法庭宪章》。 （4）共七项原则：a国家主权平等原则b善意履行国际义务原则c和平解决国际争端原则d禁止使用武力或武力威胁原则e集体协助原则f普遍遵守原则g不干涉内政原则" （5）没有侵略便不会有国际战争，没有国际战争便不会有杀伤、破坏、虐待俘虏、残害平民等各种战争罪行，战争犯罪是危害全人类的最严重的国际罪行，确定其概念和性质，有利于惩治这类犯罪，追究犯罪者的责任，同时也使后人遵守国际法成为顺理成章之事。 3、“露斯坦尼亚号”案 问题：德国击沉“露斯坦尼亚号”在战争法上会引起哪些后果 参考答案：美国对尼加拉瓜的港口布雷和封锁等行为不符合国际法。这是因为：首先，美国在尼加拉瓜港口设置水雷并进行封锁活动，并非出于行使集体自卫权的要求，因而，美国的上述行动违反了禁止使用武力原则，构成了对尼加拉瓜非法使用武力和武力相威胁。其次，美国在尼加拉瓜港口布雷，造成了对第三国船舶和人员的人身及财产的损害，违反了构成1967年海牙第八号公约基础的人道主义原则。最后，美国的行动违反了国家领土主权原则；本案中美国的行为是对尼加拉瓜非法使用武力，违反了人道主义原则，侵犯了尼
东财网院2008年3月课程考试 《国际法》案例 （共三个案例，任选一个案例写作） 1. 请先阅读以下材料： 沙勒姆案是美国政府向埃及政府求偿的一个案件。本案中，美国政府出面为之求偿的债权人沙勒姆于1883年出生于埃及，其父拥有波斯国籍。1908年沙勒姆由于入籍而成为美国公民，埃及政府主张沙勒姆出生时具有埃及和波斯两国国籍，并且他是通过诈欺而加入美国国籍的。因此，埃及政府认为，即使承认沙勒姆取得了美国国籍，但其埃及国籍是实际国籍，这就使美国政府无法为其求偿；而且，由于他还具有波斯国籍，美国政府更无权为他求偿。美国政府不承认埃及的主张。结果两国政府订立仲裁协定，将本案提交由西蒙斯、尼尔逊和帕夏三人组成的仲裁法庭解决。 仲裁法庭在国籍问题上对本案的裁决是：第一，确定了沙勒姆出生时按照波斯国籍法取得了波斯原始国籍，而按照埃及国籍法，根本没有取得埃及国籍。第二，认为沙勒姆加入美国国籍并没有诈欺的情况。第三，既然沙勒姆不具有埃及国籍，那么埃及政府关于实际国籍原则的主张，对本案的解决并无意义。仲裁法庭还进一步以下列理由驳回埃及政府的主张：“埃及政府提及的所谓‘实际国籍’原则，似乎在国际法上还不够确立。在著名的“卡内伐罗”案中使用了这个原则，但该案的裁决仍然是孤立的。尽管有“卡内伐罗”案，若干政府，例如德国政府的实践是：如果两个国家按照国际法都有权把一个人作为他们的国民，那么在这两个国家中，没有一个国家能以该人的名义对另一个国家求偿。”第四，确定了沙勒姆在入美国国籍时，具有波斯国籍，并且也不否认在本求偿案进行过程中仍然具有波斯国籍，因而他是属于美波两国国籍的双重国籍人。但是，第五，仲裁法庭认为，埃及政府不能根据这一点来反对美国政府的求偿要求，因为“国际法规则是：在一个双重国籍的案件中，第三国对该两国之一代表它的国民的利益的求偿，不得援引另一国国籍来对抗。” 请结合上述材料，撰文详细论述 （1）国籍积极冲突问题是如何形成的？ （2）什么是“实际国籍原则”？ （3）我国国籍法是如何处理国籍积极冲突问题的？ 字数2000～3000字。 2. 请先阅读以下材料： 新华社大马士革9月12日电（记者顾康贾小华）美国驻叙利亚大使馆12日遭不明身份武装人员的袭击，导致一名叙利亚籍警卫丧生、11名当地平民受伤。袭击波及距美国使馆仅十几米的中国大使馆，使馆政务参赞李鸿昱脸部受轻伤，被送往医院接受治疗。 目击者告诉新华社记者，当地时间上午10时许，4名武装人员驾驶两辆汽车试图冲击位于大马士革市中心的美国驻叙使馆，他们用冲锋枪和手雷攻击使馆，导致人员伤亡。 闻讯赶到的叙利亚安全部队随即与武装人员展开枪战，交火持续近20分钟。武装人员引爆了一辆汽车上的爆炸装置，但美国使馆建筑并未在爆炸中受损。叙安全部队在交火中打死3名武装人员，并抓获另一人。 由于中国驻叙利亚使馆距美国使馆仅十几米远，使馆政务参赞李鸿昱在使馆院内观察时被飞来弹片击中，脸部受轻伤。中国驻叙大使周秀华告诉新华社记者，李鸿昱已被送往当地
一、本案的主要案情： 西德与丹麦,荷兰在北海大陆架的划界问题上发生了争执.上述国家曾于1964年12月1日签订了《德荷条约》和1965年6有9日签订了《德丹条约》.在这两个条约中确定了彼此间的部分边界线,即从海岸到海面25里至30里外,主要适用等距离原则划出.但他们无法就这些点以外的边界线达成任何协议.因为,西德认为,在习惯国际法中没有等距离原则,而且用这种方法划分北海大陆架疆界对西德来说是极不公平的.由于西德的海岸是凹形的,其海岸线向内弯曲很大,如果按照等距离原则来划分大陆架对它很不利,只能给予它较为狭窄的大陆架区域,面积仅占北海海床的5%,而丹麦和荷是同则分别占10% 11%.西德声称,等距离原则只有在直线海岸线的情况下才符合这种要求,否则,便属于特殊情况.而丹麦和荷兰则坚持适用等距离原则.1966年三国进行了进一步的谈判而未能使问题获得解决.1967年2月20日,西德分别同丹麦,荷兰签订特别协定,将划分北海大陆架的争端提交国际法院解决.当事国要求国际法院指明应适用的国际法原则和规则,并承诺将按照国际法指明的原则规则来协商划界. 国际示院将两案的诉讼结合起业,虽然从表面上看两案保持独立,但由于结论相同,所以法院对两案只作出一个单一的判决.1969年2月20日,法院以11票对6票判定,西德没有义务在划分大陆架时接受等距离原则.划界应考虑到一切有关情况,依照公平原则,通过协议来划定,使构成当事国陆地领土海底自然延伸部分的大陆架归其所有.与此同时,法院也未接受西德的论点。 二、本案涉及国际法的主要问题是在相邻国家之间的大陆架划界应遵循的原则 (一)等距离原则不是大陆架划界一项习惯国际法规则 国际法院在判决中并未接受西德以其特定形式提出的论点,驳回了它要分得"公正和公平的一份"的要求,因为划界不等于把一共同的大陆架瓜分,而只是在相互关系上公平地确定现存的本国大陆架的边界. 法院在判决中也否定了丹麦和荷兰关于该项划界应依1958年的日内瓦《大陆架公约》第6条中的等距离原则加以解释的论点,因为西德未批准这一公约,在法律上并不受第6条规定的约束.况且,等距离原则并非划分大陆架界线固有的原则.在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国家相互接
光华寮案 此案主要案情： 光华寮是坐落在日本京都市左京区北白川西町的一座5层楼房，占地面积992.58平方米，建于1931年，原属日本洛东公寓公司。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京都大学受托于日本政府“大东亚省”将该寮租用，作为当时中国留学生宿舍。日本投降后，大东亚省被撤销，此寮处于无人管理的状态。故中国留学生组织了自治委员会自行管理并取名“光华寮”。1950年中国驻日代表团用变卖侵华日军在中国大陆掠夺的财产的公款买下了该寮的产权，用作中国留日学生宿舍。1961年，台湾当局驻日本使馆(当时日本政府仍与台湾当局保持外交关系)以“中华民国”名义在日本进行了产权登记。 法院判决： 1967年，台湾当局驻日本大使陈之迈以“中华民国”的名义向京都地方法院对居住在光华察的中国留学生于炳寰等8人提起诉讼，要求他们迁出该寮。该案诉讼期间，中、日两国政府于1972年9月1日发表了联合声明，实现了邦交正常化，日本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唯一合法代表，并同时撤销了它对“中华民国”的承认。 1977年9月16日，京都地方法院对光华寮案作出了判决，确认光华寮是中国国家财产，因为日本已承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唯一合法政府，故前中国政府对中国国家财产的所有权和支配权就已转移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驳回原告的起诉。 原告对上述判决不服，于1977年10月又以“中华民国”名义向大阪高等法院提出上诉，该法院受理了上诉且于1982年4月14日撤销了原判，将本案发回京都地方法院重审。1986年2月4日，该法院又重新作出判决，将光华寮判归了台湾当局。其主要理由是“中华民国政府”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今，事实上排他地持续地支配和统治台湾及其周围诸岛和该地区的人，在旧政府没有完全消灭，仍有效地统治着该领土的一部分的情况下，旧政府拥有的财产中，若位于新政府统治的地区由新政府继承。旧政府在外国的财产不为新政府所继承。被告对此判决不服随即向大阪高等法院提起上诉。1987年2月26日，大阪高等法院作出了维持原判的决定之后，上诉人于1987年5月30日又向日本最高法院上诉，要求撤销大阪高等法院的判决，重新作出公正裁判。但日本最高法院至今尚未作出裁决。 注：本案涉及国际法上政府的承认和继承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自1949年10月1日起成为中国惟一合法政府，它有权继承“中华民国政府”的于中国境内外一切财产。日本政府于1972年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它有义务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继承旧政府在日本的一切财产。 北海大陆架案 此案的主要案情： 1966年，德国与荷兰和德国与丹麦在如何划定北海大陆架界线上发生争议：荷、丹主张依等距离规则划定全部界线；德国认为这种划法不公平，因为德国的海岸是凹入的，从其两端划出的等距离线会形成交叉，使德国得到的大陆架只是一个与其海岸长度小得不成比例的三角形。 1967年2月，德国与丹麦和德国与荷兰分别达成协议，将争议提交国际法院，请求法院判定，“在划分属于该三国的北海大陆架区域时应适用什么国际法原则和规则”。 诉讼双方的理由： 丹麦和荷兰认为：应该以等距离（中间线）规则划分三国北海大陆架，这是因为该规则的使用不仅仅是一项条约义务，而且是习惯国际法。它们向法院陈述的主要论点是：这样的
国际公法作业(案例分析) 中文题目:荷兰诉比利时——默兹河水改道案 外文题目:Holand v. Belgium —— Case Cocerning on the Meuse River Diversions 荷兰诉比利时——默兹河水改道案 Holand v. Belgium —— Case Cocerning on the Meuse River Diversions 一、案情: 默兹河源出法国,流经比利时东部和荷兰南部,然后从北海出口。比利时与荷 兰于1863年5月12日签订了一项条约,建立管理默兹河水流改道系统以便让水流 注入航行运河和灌溉运河。这条约的主要目的是解决南威廉斯运河(从马斯特里赫 特到波斯勒杜克的运河)的水流过速的问题。解决的方法是:提高该运河的水位,在 马斯特里赫特处开一条新的入水口,规定须降低的水量,扩大默兹河汇合部分的工程规划。1863年条约的目的是解决两国自19世纪以来因这条河而引起的争端,但20 世纪后,这条运河已需要大力修建或建造新运河才能适应两国商业发展的需要了。1925年,两国签订一项新条约,拟解决由于兴建新工程而引起的争端。但这项新条 约没有得到荷兰批准。接着,双方就分别在本国境内的河段兴建大规模的工程。比 利时在列日和安特卫普之间建造阿尔贝运河、蒙新大坝和尼尔哈伦水闸;荷兰在马 斯特里赫特和布拉赫特之间建造朱利安娜运河、博格哈伦大坝和波斯卓维尔德水闸。双方互相指责,认为对方利用默兹河的水兴建的新运河和水利工程违反了1863年的条约。因比利时和荷兰均已声明接受国际常设法院的强制管辖,荷兰便于1936年8月1日向国际常设法院递交请求书,状告比利时所兴建的工程违反1863年的条约义务,请求国际常设法院裁断。比利时政府反对荷兰的诉讼主张并提出反诉。双 方都指责对方违反条约义务。国际常设法院受理了这个案后,对案情进行审理,并在1937年6月28日作出判决。
《国际公法》第二次作业题库：案例讨论题 1.北海大陆架案 1966年，以联邦德国为一方，以丹麦和荷兰为另一方，就他们之间在北海的大陆架划界问题发生了争端。欧洲北海自1959年在荷兰近岸地区发现大型天然气田后，引起各国对北海大陆架油气田勘探开发的重视。 1963—1966年，北海5个沿岸国(英国、挪威、丹麦、荷兰、联邦德国)先后公布了本国关于大陆架的法令，并陆续进行了一系列双边划界活动。其中，联邦德国与荷兰、丹麦的大陆架划界拖得最久。 虽然联邦德国与荷兰在1964年12月1日，与丹麦在1965年9日分别订有双边协定，但只解决了两国间近海岸部分的大陆架分界线，即从海岸到海面25海里至30海里之处的分界线，主要适用等距离原则划出；而这些点之外伸向北海中心的分界线则无法达成任何协议。产生僵局的原因是：丹麦和荷兰坚持整条边界线应采用1958年《大陆架公约》第6条规定的等距离原则划出。他们认为，不论德国与该公约的关系如何(德国不是该公约缔约国)，德国有义务接受以“等距离—特殊情况”方法为基础划界，因为该方法的使用不仅仅是一项条约义务，而且是习惯国际法的一项规则。 与此相反，德国认为，在习惯国际法中没有等距离线这样的原则，而且用这种方法划分北海大陆架疆界对它来说是极不公平的。因为德国的海岸线是凹入的，从其两端划出的等距离线会交叉，这将使德国的大陆架成为一个小得不成比例的三角形。1966年3月31日，荷兰 1与丹麦就它们之间的大陆架分界线达成协议。该分界线以等距离原则为基础，始于一条将英国的大陆架与北海东半部分离的疆界上的一点，延伸至联邦德国海岸外的一点，这样就阻止了联邦德国将其大陆架展至北海中部与英国的大陆架界线相接。1967年2月，联邦德国分别同丹麦和荷兰订立特别协定，将划分大陆架的争端提交国际法院解决。这两个协议请求法院判定：“在划分属于这三个国家的北海大陆架的区域时应适用什么国际法原则和规则……”并承诺在此之后按照法院指明的原则和规则划界。
《国际公法》主观题汇总 一、光华寮案 问题 (1)日本政府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唯一合法政府后，日本的法院是否可以受理台湾当局代表中国的诉讼？为什么？ (2)日本京都地方法院1977年的最初判决是否符合国际法？为什么？ (3)1982年及其后日本各级法院对光华寮案的的判决或裁定是符合国际法的吗？为什么？答：1、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唯一合法的政府，台湾当局不具有独立的国际法主体地位，因而不能代表中国在日本法院起诉。日本政府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唯一合法的政府，即构成国际法上的政府承认，其法律效果对日本国内机关，特别是司法机关具有法律上的约束力。日本法院不能受理台湾当局代表中国的诉讼，否则就违反了国际法的准则。 2、日本京都地方法院1977年的最初判决符合国际法。因为日本政府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唯一合法的政府，所以前中国政府对中国国家财产的所有权和支配权已经转移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3、1982年及其后日本各级法院对光华寮的判决或裁定不符合国际法。它违背了国际法有关政府承认和政府继承的基本规则，违背了日本政府应承担的相应国际义务，并且以司法判决的形式制造了“一中一台”或“两个中国”，构成对中国内政的干涉，从而违背了国际法基本原则。 二、湖广铁路债券案 问题： （1）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否在美国享有豁免权？为什么？ （2）美国1976年的《国有主权豁免法》是否适用湖广铁路债券案？为什么？ （3）为什么说湖广铁路的债券是恶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否有义务继承？为什么？答：1、中华人民共和国在美国享有豁免权。这是因为，国家主权豁免是国际法的一项重要原则，其根据是联合国宪章所确认的国家主权平等原则。国家与国家之间是完全独立和平等的，任何一个国家不能对另一个国家行使管辖的权利，一个国家的法院没有经过国家同意，不能受理以外国国家作为诉讼对象的案件。中国作为一个主权国家无可非议地享有司法豁免权。 2、美国1976年的《国有主权豁免法》不适用湖广铁路债券案。这是因为，美国地方法院以一个主权国家作为被告诉讼，行使管辖权，作出缺席判决甚至以强制执行其判决相威胁，这是完全违反国家主权平等的国际法原则，违反联合国宪章。对于这种将美国国内法和美国法院的管辖强加于中国，损害了中国主权，损害中国民族尊严的行为，中国政府理应坚决拒绝。现在，本案由于中国坚决站在维护国家主权的立场上，坚持国际法的原则，最后并没有有按照美国法院的"缺席判决"执行。1987年3月9日，美国最高法院作出裁定，驳回了美国债券持有人的复审要求，撤销了不利于中国的判决。 3、湖广铁路的债券是恶债，因为因为这次借债是1911年，清朝政府为了维护其反动统治和镇压中国人民的辛亥革命，勾结在华划分势力范围的帝国主义列强决定加快修建铁路，由于财政危机只能向帝国主义借债。中国政府无任何义务继承这笔用于镇压革命的恶债。因为，这涉及新政府对前政府的债权问题，新政府如何处理债权取决了该政府政策利益等方面，国际法上的继承是一个重要的法律问题。它是一个国家或新政府如何处理旧国家或旧政府在国际法上的权利义务问题。在这里，只涉及到新政府的债务继承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推翻国民党政府而建立的新政府并且是中国唯一合法政府，因此，我国政府在处理旧政府
〔案例研习〕 “宇宙954号”案 【案情简介】 1977年9月18日，前苏联将核动力卫星“宇宙—954号”发射入轨道，并正式通知了联合国秘书长。第二年1月24日，该卫星在重返大气层时进入了加拿大西海岸夏洛特皇后群岛北部的上空。在重返和解体过程中，该卫星的残片坠落在加拿大西北部4.6万平方公里的区域内。加拿大在美国支持下采取“晨光行动”，共搜集65公斤残片。在互换一系列外交照会后，1979年1月23日，加拿大根据1972年《空间物体所造成损害的国际责任公约》对苏联卫星进入其领空和卫星的有害放射线残片散落在其领土上所引起的损害提出赔偿要求。 【处理结果】 加拿大认为，苏联在该卫星可能进入和立即进入加拿大地区的大气层时没有通知它，苏联也没有对其提出的有关该卫星的问题作出及时、全面的答复。在所搜集的卫星残片中，除了两件以外，所有的都具有放射线，其中有些的放射线是致命的。加拿大和苏联都是1972年《责任公约》的缔约国。根据该公约第2条，苏联作为发射国对该卫星给加拿大造成的损害负有绝对赔偿责任。危险的放射线残片散布在加拿大大片领土上以及存在于环境中的这些残片使其部分领土不适宜使用构成《责任公约》意义内的“对财产的损害”。此外，卫星进入加拿大领空和危险放射线残片散布在其领土上还侵犯了其主权。因此，苏联应赔偿加拿大600万美元。苏联则明确拒绝承担赔偿责任。它认为，由于设计了卫星上的核反应堆在重返大气层时完全烧毁，因此其残片不应该具有严重危险。在受影响的地方，引起当地污染的可能性很小。卫星坠落并未造成加拿大人员伤亡，也未造成实际财产损失，因此没有发生《责任公约》范围内的“损害”。苏联最后同意“善意性”支付300万美元了结此案，但仍然拒绝负有赔偿责任，因为加拿大声称的损害不属于《公约》范畴内的损害。 【评析】 本案争论的焦点在于是否发生了《责任公约》所定义的损失。按照《责任公约》第1条，导致赔偿责任的外空物体所引起的损害是指生命丧失、身体受伤或健康的其他损害，以及国家、自然人、法人的财产或国际政府间组织的财产受损失或损害。显然，这种损害应是实际损害。至于像放射线物质引起的环境污染是否也属于《责任公约》定义的损害，则是不清楚的。正因为《责任公约》有这一缺漏，前苏联才拒绝承担责任。无论如何，由于核动力卫星所含放射性物质对人体和环境均有危险影响，所以“宇宙954号”卫星坠落事件引起了
国际公法案例 第一章导论 A国宪法规定，条约非经将其纳入本国法律的立法或行政行为，不约束国内机关和个人。A国与B国签订了一项通航航海条约，其中第3条规定，双方承诺各依本国宪法程序，采取必要立法或其他措施，以实施本条约的规定；第5条规定，双方从事邮件运输的船舶 享有豁免权。条约生效后，第三年，B国一艘邮船在A国领海内与A国一艘渔船相撞，导 致渔船沉没和一名船员死亡。邮船达到A国A1港口后，该港口地方法院扣留了邮船，并 对船长提起刑事诉讼。B国指责A国违反通商航海条约，侵犯了邮船的豁免权，要求立即 释放及其船长。A国法院坚持管辖权，认为通商航海条约不能适用，因为国会或联邦政府 没有颁布实施该条约的法令。A国政府则称，该国实行三权分立制度，政府不能干预法院 的独立审判活动。 根据以上案情，分析A国扣留B国邮船邮船和起诉船长的做法是否合符国际法? 1、因涉案的船舶不属于A国“国内机关和个人”，所以，本案不适用“A国宪法规定，条约非经将其纳入本国法律的立法或行政行为，不约束国内机关和个人”的规定。 2、由于两国有通航航海条约，且其中第3条规定，双方承诺各依本国宪法程序，采取必要立法或其他措施，以实施本条约的规定，本案是适用此通航航海条约的。 3、既然该通航航海条约第5条规定，“双方从事邮件运输的船舶享有豁免权”，那么，此涉案船舶属于B国的邮船，则应当享有豁免权，因此，A国扣留B国邮船和起诉船长的 做法是不合法的。 4、A国的“三权分”立属于该国国内法律制度，不能对抗与其他国家签署的国际条约。 第二章国家法的基本原则 A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该国由于军事政变而陷入内战。B国以保卫边境安全为由出兵支持A国反政府武装，在B国支持和直接参与下，反政府武装控制了A国领土一半的地区，并宣布成立临时中央政府。B国还在A国的几个重要港口布设水雷，出动飞机袭击A国港 口和石油设施。 根据以上案情，分析B国违反了哪些国家法原则？ （美国侵犯尼加拉瓜的军事行动案） 禁止使用武力原则。不干涉原则。尊重国家领土和主权完整原则。 A国出兵支持B国反政府武装，直接攻击B国的港口、石油设施等．在B国港口布设水雷，以及上述判决中认定的包括使用武力在内的干涉行动．不仅违反了禁止使用武力原则，亦违反了尊重国家领土和主权完整原则。 第三章欧盟经济国际法上的国家 甲出生在香港，其父母是中国人。1997年7月1日前，他取得“英国属土公民护照” 。7月1日后，他经常持此护照到A国进行商业活动，在那里建立了商业活动中心。 2003年，A国政府向甲订购军服30万套，约定：交货2个月后第三个工作日以美元结清货款，甲放弃外交保护。甲交货后，A国发生金融危机。到付款之日，A国政府以不可抗力的理由拒绝付款。甲要求与它达成付款和补偿协议，也被拒绝。于是，中国政府驻A国使馆 向A国外交部过问此事，但被指责为干涉内政。其理由是，中国物权介入此事，因为甲不 是中国人，而且他放弃了外交保护。 A国的主张能否成立，为什么？
最新国际法案例分析 一、2000年4月11日，比利时布鲁塞尔初审法院的一位调查法官针对时任冈吐果民主共和国(以下简称刚果(金))外交部长的耶罗迪亚(Yerodia)签发了一项国际逮捕令，指控他在刚果(金)单独或协同他人实施了战争罪和反人道罪。该逮捕令通过国际刑警组织向全世界发出，要求相关国家拘留并引渡给比利时以便追究其刑事责任。比利时发布逮捕令的依据是比利时国内法以及对战争罪和反人道罪的普遍管辖权。2000年10月17日，刚果(金)向国际法院提起诉讼，称比利时违反了根据国际法对刚果(金)负有的国际义务，要求法院宣布比利时应当撤销其发布的逮捕令。2002年2月14日，国际法院作出判决：比利时签发国际逮捕令并请求国际协助的行为侵犯了刚果(金)在任外交部长享有的豁免权和不可侵犯权，比利时必须通过自己选择的方式撤销2000年4月11目的逮捕令。 (1)普遍管辖权的含义是什么? (2)普遍管辖权问题主要涉及哪些犯罪行为? 答：(1)普遍管辖权是指根据国际法的规定，对于严重危害国际和平与安全以及全人类利益的某些特定的国际犯罪行为，各国均有管辖权，而不问这些犯罪行为发生的地点和罪犯的国籍。 (2)至于哪些犯罪是各国有普遍管辖权的，在国际法上没有明确的规定，已获得明确公认的此类犯罪有：公海上的海盗行为、奴隶贸易和战争罪等。其他的国际犯罪行为，如灭绝种族罪、空中劫持、贩卖和走私毒品、危害人类罪等，也被较多的国家和学者认为是各国有普遍管辖权的犯罪。 二、中新网2007年11月1日电：共同社消息，拥有伊朗和日本双重国籍的职棒日本火腿队投手达比修有(Darvish Yu，21岁)日前选择了日本国籍。据其父证实，达比修有已向大阪羽曳野市政府机关提交了所需的文件已得到了受理。至此，达比修有代表日本出征北京奥运的障碍已全部扫清。达比修有的父亲拥有伊朗国籍，母亲拥有日本国籍。根据日本的《国籍法》，公民在满22岁之前必须消除双重国籍的身份，由于达比修有将在北京奥运期间迎来22岁的生日，因此他必须就国籍作出选择。 (1)国籍的取得有哪些方式? (2)达比修有拥有伊朗和日本双重国籍属于哪种? 答：1．根据各国的国籍立法和实践，国籍的取得主要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因出生而取得一国国籍；另一种是因加入而取得一国国籍。
诺特鲍姆案 弗里得立希·诺特鲍姆1881年生于德国汉堡，其父母均为德国人。依德国国籍法规定，诺特鲍姆出生时即取得了德国国籍。1905年，在他24岁时离开了德国到危地马拉(以下简称危国)居住并在那里建立了他的商业活动中心和发展事业。他有时出差到德国，或到其他国家度假，还曾经去探望他的自1931年起就居住在列支敦士登(以下简称列国)的兄弟;但直到1943年他的永久居所地都在危国，大约在1939年他离开危国到汉堡，并于同年10月到列国作暂短的小住，然后于同年1o月9日，以德国进攻波兰为标志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的一个多月后他申请取得了列国的国籍。 依列国1934年1月4日公布的国籍法规定，外国人取得列国国籍必须的条件有:必须证明他已被允许若取得列国国籍就可以加人列支敦士登的家乡协会(Home corporation)。免除这一要求的条件是须证实归化后将丧失他以前的国籍;——至少在列国居住3年，但这个条件在特殊情况下可以作为例外而免除;申请人需要与列国主管当局签订一项关于纳税责任的协议并交纳入籍费。如符合上述规定的条件并经列国主管机关的审查批准，列国国王可以赋予他国籍。 诺特鲍姆申请取得列国国籍，同样适用该法的规定。但他寻求了3年居留期的例外，并交了25000瑞士法郎给列国的摩伦公社和12500瑞士法郎的手续费，以及1000瑞士法郎的入籍税，并交了申请应缴纳的一般税和3万瑞士法郎的安全保证金以满是规定。同年10月13日，列国国王发布敕令，准他人籍和发给国籍证明。10月15日他取得了列国摩伦(Mauren)公社公民资格，10月17日他得到完税证明，10月20日他进行了效忠宣誓，10月23日他签订了纳税协议。10月20日，他得到了列国政府颁发的国籍证书和护照。 同年12月1日，他得到了危国驻苏黎世总领事馆签发的入境签证。1940年初，他返回了危国，继续从事他的商业活动，并申请将他在外国人登记册上注明的德国国籍改为列国国籍，得到了危国当局的准许。1941年12月11日，危国向德国宣战。1943年11月19日，危国警察当局逮捕了诺特鲍姆，并把他交给了美国军事当局拘留在美国。同时扣押和没收了他在危国的财产和商店。危图还于1944年12月20日作出了取消把他登记为列国国民的行政决定。1946年，他获释放后，向危国驻美国领事馆申请返回危国，遭到了拒绝后，他只得到列国居住。同年7月24日，他请求危国政府撤销1944年关于取消他登记为列国国民的决定，也遭到了拒绝。致使列国于1951年12月7日向国际法院提起诉讼，反对危国逮捕诺特鲍姆和没收他的财产，认为这是违反国际法的，应给予损害赔偿和补救。危国对图际法院的管辖权提出了初步反对。 法院于1953年11月18日对它的管辖权作出裁决，确认它对本案有管辖权，否定了危国关于管辖权的初步反对。之后，对本案进行了审理，并于1955年4月6日作出判决:驳回列国的请求，支持危国的抗辩，认为危国提出了一项很好的原则，即国籍是个人与国家间联系的基础，也是国家行使外交保护的唯一根据。但法院并不认为由于列国赋予了诺特鲍姆国籍，它就有了对抗危国的根据，法院也没有考虑诺特鲍姆列国的国籍效力。 法院认为，国籍是属国家的国内管辖范围，图籍的取得是国内法规定的，行使保护权是国际法问题。国际实践证明，国家行使国内管辖的行为不是必然地或自动地具有国际效力。当两个国家都赋予一个人国籍时，问题就不再属其中一个国家的国内管辖，而扩展到了国际
国际法作业题 第1次作业： 单项选择题 1、构成国际法渊源之一的“一般法律原则”是指（D )。 A国际法的原则和基本原则 B “文明国家的法律良知” C各个国内法的一般原则D来自各国法律体系的共有原则 2、被称为“近代国际法之父”的法学家是( B )。 A.博丹 B.格老秀斯 C. 边沁 D.宾刻舒克 3、被誉为国际法创始人的是荷兰著名法学家（ B ）。 A克林顿B格老秀斯C普芬道夫D瓦特尔 4、下列各项中，只能针对本国人行使的是( B ) A.领土管辖 B.国籍管辖 C.保护性管辖 D.普遍性管辖 5、下列各项中不属于国际法基本原则的是( D ) A.国家主权平等原则 B.善意履行国际义务原则 C.民族自决原则 D.政治犯不引渡原则 6、在政府承认的方式上，国际法上一般把默示承认方式称为( D )。 A．新正统主义 B．史汀生主义 C.威尔逊主义D艾斯特拉达主义 7、在条约继承问题上，国际法领域达成共识的观点和主张是( C. )。 A．国家继承的对象是国家的基本权利B．人身条约一般应予继承C.非人身条约一般应予继承D商务、引渡、司法协助等方面的条约必须继承 8、国际条约法必须经过国内立法程序转化为国内法后，才能在国内发生效力的国家是( ①) A．美国B．英国 C.德国D日本 9．善意履行国际义务的依据是（3 ） A．善意原则B．国际道义C．条约必须遵守D．主权平等 10．导致国家继承的原因是国家的（2）。 A．权利义务的转移B．领土变更C．新政府取代旧政府D．财产和债务的转移 11．从国际法主体的意义来说，美国是（2）。 A．单一国B．联邦国C．邦联国D．永久中立国 12．国家对其领域内的一切人和物以及所发生的事件有权行使管辖，这种管辖被称为（1 ） A．领域管辖B．国籍管辖C．保护性管辖D．普遍管辖 13、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其他国家对新中国的承认，属于对（2）的承认。 A.新国家 B.新政府 C.交战团体 D.形成独立国家的民族 14、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3）倡导的。 A 中国 B 中国和印度 C 中、印、缅 D 中国和缅甸 15、新中国成立后对旧中国与外国签订的条约的态度是（3） A 一律废除 B 一律承认 C 分别予以承认、废除、修改或重订 D 全部接受
英挪渔业案 英国诉挪威 国际法院，1951年 【案情】 英国长期以来在挪威海岸外的海域捕鱼。自17世纪以来，英国就经常在捕鱼方面与挪威（当时是丹挪王国）发生争执。1911年后，英挪两国还发生过几次捕鱼争端。1933年，英国向挪威政府提出一份备忘录，指责挪威在划定领海基线上所采用的方法不合法。1935年7月12日’挪威颁布一项国王诏令，诏令宣布北纬26°28'8”以北的海域为挪威专属渔区。根据该诏令，挪威沿岸以其外缘的高地、岛屿和礁石的48个点为基点，用直线把这些基点连成直线基线，宣布基线向海一面4海里的海域为挪威的专属渔区。英国在1933年已曾经反对过挪威采用直线基线的方法，并认为挪威采用的直线太长（最长者达44海里）。挪威1935年的诏令颁布后，英挪两国进行了多次谈判，但没有结果。在1948-1949年间，英国很多渔船被挪威政府拿捕。1949年9月28日，英国以请求书向国际法院起诉，要求国际法院指出挪威划定领海的方法是否违背国际法。因英挪两国均已接受了国际法院的强制管辖，国际法院接受了这个案件，对英挪两国的渔业争端进行审理并在1951年12月18日作出判决。 【诉讼与判决】 1．诉讼要求。特别协定请求国际法院： (1)宣布适用于划定基线的国际法原则。挪威政府将根据这条基线向海一面划出一个延伸4海里完全留给其本国国民使用的专属渔区，这条基线的确定应尽可能考虑双方的论点，以避免两国发生进一步的法律争议。 (2)如法院认为挪威政府有权划定上条所指的渔区并把该渔区只留给其本国国民使用，请对挪威政府对在该线以外的区域干扰英国渔船所造成的损失判予赔偿。 2．诉讼主张。 英国政府认为挪威政府1935年诏令所划出的线不是依照国际法划出的，并认为本案应适用的原则是：领海基线必须是最低潮线；连接内水的封闭线不应超过10海里。 挪威不否认有这些规则，但认为这些规则对挪威不适用，并坚持说它所采用的划定基线的方法，无论从哪一方面来说都是符合国际法的。 经过书面诉讼和口头诉讼后，国际法院认为本案须研究三个问题： (1)英国提出的原则是不是国际法的正确说明？ (2)挪威的方法是不是符合国际法？ (3)挪威的国王诏令是不是正确地适用了这种方法？ 3．法院的分析。 法院认为在处理这个案件时，有几个基本点是必需考虑的。第一个考虑是领海从属于陆地的观念。沿海国正是根据陆地才有权取得沿岸水域的权利。国家划定领海界线时必需考虑实际的需要和当地的要求，并考虑领海基线的划定可能偏离其海岸一般趋势的合理的范围。第二个考虑是某些海域与把它分隔或包围的陆地组成部分之间的靠近程度，因为划定基线时，应考虑其靠近程度是否足以使该海域成为内水。沿岸国在有关海湾规则的基础上根据自己的地理情况来决定。第三个考虑是延伸的范围除了地理因素之外，不要忽略了特殊的经济利益，这个因素的现实性和重要性是由长期的惯例所证实了的。
国际公法案例分析（一）:美参院通过"西藏问题"修正案 (一)所谓修正案是违反互不干涉内政原则的 互不干涉内政原则是从国家主权原则引申出来的一项国际法的基本原则.它是指一国不准以任何借口干涉他国的内外事务,不准以任何手段强迫他国接受另一国的意志,社会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西藏是我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西藏人民是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成员之一.因此,有关西藏的任何问题都是中国的内部事务.别国是无权干涉的.而美国国会的少数人围绕所谓"西藏问题"所进行的一系列活动,都是对中国内政的粗暴干涉.任何国家或者任何人企图把西藏从中国分裂出去,都是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坚决反对的,也是永远不会得逞的.事实上,一百多年来,帝国主义者,殖民主义者都把他们的魔爪不断地伸向西藏,妄图把西藏从中国领土分裂出去,但是他们的阴谋始终未能得逞. (二)所谓修正案侵犯了我国领土主权 领土主权是国家主权原则的重要内容和表现.西藏是我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当然处于中国主权管辖之下,这早已为世界各国所承认.现在,美国国会的所谓"西藏问题"的修正案,妄图把西藏从我国领土分裂出去,这就是破坏和分裂领土完整,侵犯我国领土主权. (三)所谓修正案违背了美国承认的国际义务 1972年2月28日中美在上海签署的联合公报中庄严宣布:"中美两国的社会制度和对外政策有着本质的区别.但是双方同意,各国不论社会制度如何,都应按尊重各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不侵犯别国,不干涉别国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的原则来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中美之间签署的公报中所确定的权利和义务,对中美双双都具有法律拘束力.而美国国会关于"西藏问题"的修正案,严重地违背了美国在中美的联合公报中承担的义务.西藏问题是中国的内政,对西藏问题以何种方式来解决也是由中国决定的内部事务,绝不允许任何外国的干涉。 国际公法案例分析（二）：湖广铁路债券案 1、中华人民共和国在美国享有豁免权。这是因为，国家主权豁免是国际法的一项重要原则，其根据是联合国宪章所确认的国家主权平等原则。国家与国家之间是完全独立和平等的，任何一个国家不能对另一个国家行使管辖的权利，一个国家的法院没有经过国家同意，不能受理以外国国家作为诉讼对象的案件。中国作为一个主权国家无可非议地享有司法豁免权。 2、美国1976年的《国有主权豁免法》不适用湖广铁路债券案。这是因为，美国地方法院以一个主权国家作为被告诉讼，行使管辖权，作出缺席判决甚至以强制执行其判决相威胁，这是完全违反国家主权平等的国际法原则，违反联合国宪章。对于这种将美国国内法和美国法院的管辖强加于中国，损害了中国主权，损害中国民族尊严的行为，中国政府理应坚决拒绝。现在，本案由于中国坚决站在维护国家主权的立场上，坚持国际法的原则，最后并没有有按照美国法院的"缺席判决"执行。1987年3月9日，美国最高法院作出裁定，驳回了美国债券持有人的复审要求，撤销了不利于中国的判决。 3、湖广铁路的债券是恶债，因为因为这次借债是1911年，清朝政府为了维护其反动统治和镇压中国人民的辛亥革命，勾结在华划分势力范围的帝国主义列强决定加快修建铁路，由于财政危机只能向帝国主义借债。中国政府无任何义务继承这笔用于镇压革命的恶债。因为，这涉及新政府对前政府的债权问题，新政府如何处理债权取决了该政府政策利益等方面，国际法上的继承是一个重要的法律问题。它是一个国家或新政府如何处理旧国家或旧政府在国际法上的权利义务问题。在这里，只涉及到新政府的债务继承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推翻国民党政府而建立的新政府并且是中国唯一合法政府，因此，我国政府在处理旧政府的债务时，也坚决适用"恶意债务不予继承"，这是久已公认的国际法原则。因为这次借债是1911年，清朝政府为了维护其反动统治和镇压中国人民的辛亥革命，勾结在华划分势力范围的帝国主义列强决定加快修建铁路，由于财政危机只能向帝国主义借债，因此，我国政府理所当然地不予承认这一债务，这完全符合国际法原则，而且也为国际法实践所证明的。 国际公法案例分析（三）：光华寮案
国际法试题及答案A 一、单项选择（每题2分，共30分） 1、根据国际法有关规则和我国有关法律，当发生我国缔结且未作保留的条约条款与我国相关国内法规定不一致的情况时，下列哪一选项是正确的？( ) A、如条约属于民事范围，则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确定何者优先适用 B、如条约属于民事范围，则优先适用条约的规定 C、如条约属于民事范围，则由法院根据具体案情，自由裁量，以公平原则确定优先适用 D、我国缔结的任何未作保留的条约的条款与中国相关国内法的规定不一致时，都优先适用条约的规定 2、甲国与乙国1992年合并为一个新国家丙国。此时，丁国政府发现，原甲国中央政府、甲国南方省，分别从丁国政府借债3000万美元和2000万美元。同时，乙国元首以个人名义从丁国的商业银行借款100万美元，用于乙国1991年救灾。上述债务均未偿还。甲乙丙丁四国没有关于甲乙两国合并之后所涉债务事项的任何双边或多边协议。根据国际法中有关原则和规则，下列哪一选项是正确的？( ) A、随着一个新的国际法主体丙国的出现，上述债务均已自然消除 B、乙国元首所借债务转属丙国政府承担 C、甲国南方省所借债务转属丙国政府承担 D、甲国中央政府所借债务转属丙国政府承担 3、甲国公民詹某在乙国合法拥有一幢房屋。乙国某公司欲租用该房屋，被詹某拒绝。该公司遂强行占用该房屋，并将詹某打伤。根据国际法中的有关规则，下列救济方式哪一项是正确的？( ) A、詹某应向乙国提出外交保护请求 B、詹某可以将此事件诉诸乙国行政及司法当局 C、詹某应向甲国驻在乙国的外交团提出外交保护的请求 D、甲国可以立即行使外交保护权 4、甲国倡议并一直参与某多边国际公约的制订，甲国总统与其他各国代表一道签署了该公约的最后文本。根据该公约的规定，只有在2/3以上签字国经其国内程序予以批准并向公约保存国交存批准书后，该公约才生效。但甲国议会经过辩论，拒绝批准该公约。根据国际法的有关规则，下列哪一项判断是正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