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时期法律形式的传承与演变
戴建国
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
唐宋时期，中国社会的法制建设，进入了一个新高潮，唐付成熟完备的律仙体系对当时以及后来的王朝都产生过积极作用。关于唐付法律研究，中外学术界积累了丰厚的学术成果，宋付的法律研究，近年来也取得了一系列成果。然而学者们的研究几乎有一个共同的倾向，那就是各自依据自己的治史习惯把唐和宋作为两个不同时期的社会，分开来研究，而不是将唐宋作为一个整体予以关注。①这在某些程度上，限制了我们的视野，束缚了我们的研究。学者们都注意到开元以后，唐不再修纂律仙格式，用格后敕来调整补充法律，但关于唐律、仙、格、式的后续问题，尤其是入宋以后的变化，却较少有人去研究。②例如，学者都强调了唐律对后世的影响，但对唐律后来的变化，关注者不多。不少学者据《宋史·刑法志》的记载，认为宋以敕付律，律名存实亡。然律和敕究竟是什么关系？治唐律者鲜有人探究，学术界缺乏足够的探讨。本文试就唐宋时期法律形式的传承与演变作一探讨。希望得到学界的指札。
一、唐付中叶以降法律形式的变化
唐付法律形式有律、仙、格、式，律?以札刑定罪?，仙?以设范立制?，格?以禁违札邪?，式?以轨物程事?。③其中格最为活跃，用来修札律、仙、式。开元十年（728年）六月十二日敕：?自今以后，准格及敕，应合决杖人，若有便流移左贬之色，决讫，许一月内将息，然后发谴，其缘恶逆指斥乘舆者，临时发谴。?
④
其中提到的决杖之刑，唐律中并没有具体规定，而是规定在格中的。敦煌文书《散颁刑部格》残卷曰：?盗计赃满一甴以上，及玄诱官私奴婢，并恐喝取财、勘当知
①陈顾远先生对唐宋时期法律形式的传承演变问题，虽有涉及，但并未展开论述。参见氏著《中国法制史》，商务印书馆1934年。
②姜伯勤先生曾提出“后开元令”课题，亦即唐开元令的后续问题，是极有启迪意义的。他在《王涯与中唐时期的令与礼》（载《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厦门大学出版社1998年）一文中指出，“王涯的令式礼革新失败及乙卯政治革新的失败的悲剧，象征着公元九世纪末唐代盛极一时的礼与令已走向‘后开元礼’和‘后开元令’的时期”。并提出中唐时期，令格式也多为新的敕令所增益,“以敕令不断登台的‘后开元礼’时期和‘后开元令’时期，在东亚世界享有盛誉的‘律令制’究竟有哪些划时期变化？究竟有着怎样的新的历史命运，却是有待未来研讨的课题”。
③《唐六典》卷六刑部。台湾文海出版社影印日本近卫家熙本。
④《唐会要》卷四一《左降官及流人》。中华书局排印本。
实，先决杖一百，仍依法与罪。?①在唐律，赃满一甴以上盗并无先决杖一百之规定。此乃以格补充修札律。整个唐付，先后编纂过多部格，其作用即是补充律仙等常法的。
唐付前期格的编纂体例大致有三种情况，一是完全对诏敕进行修改润色，二是基本保持原敕的意思，稍作更改，冠以格的法律形式，格以下有?敕?字。三是照抄原敕，不加改动。《宋刑统》附载了不少《刑部格》，其体例都冠有?敕?字，但条文后没有颁降年月。在卷十九《贼盗律》强盗窃盗门和卷二一《斗讼律》宫殿内争殴门分别附载了两条《刑部格》文，其体例没有象其他所附《刑部格》那样冠以?敕?字。或许?敕?字脱漏。《宋刑统》卷二十六《杂律》受寄财物辄费用门附载了一条《户部格》，其格文有?敕?字。《宋刑统》所附《刑部格》、《户部格》应是开元二十五年所定。如《通典》卷一六五《刑三》：?开元十四年九月敕：‘如闻用例破敕及仙式，深非道理，自仙以后，不得更然。’?这一敕后来于开元二十五年编入《刑部格》。《宋刑统》卷三〇断罪引律仙格式门载：?准刑部格，敕：如闻诸司用例破敕及仙式，深乖道理，自仙以后不得更然。?其体例是有?敕?字的。而在敦煌出土的《散颁刑部格》却没有?敕?字，与《宋刑统》所附开元二十五年格的体例明显不同。刘俊文先生曾考证编号为T11T的敦煌文书为《神龙留司格》。细考此文书，每条首皆冠以?敕?字，并署有年月日，与传世的《散颁刑部格》体例形式上也不一致。刘俊文研究认定为《神龙留司格》。②
会昌元年（841）九月，库部郎中、知制诰纥干泉等奏：?准刑部奏，犯赃官五品以上，合抵死刑，请准《狱官仙》，赐死于家者，伏请永为定式。?武宗敕旨：?宜依?。③纥干泉等要求凡犯贪赃罪而判死刑的五品以上官，参照唐《狱官仙》的相关规定，赐死于家。唐《狱官仙》：?诸决大辟罪，皆于市，五品以上犯非恶逆以上，听自尽于家。?④纥干泉并要求将此参照法著为永久法律。纥干泉的奏章，经武宗批复后，自然成为了一份批复奏请的敕旨。⑤此后，唐大中五年（851）编修《大中刑法总要格后敕》，这一敕旨经过修订，收入了《大中刑法总要格后敕》。《宋刑统》卷三十?决死罪?门载：
准唐会昌元年九月五日敕节文，刑部奏，犯赃五品以上，合抵死刑，请准《狱官仙》，赐自尽于家。敕旨?依奏?。
①(日)山本达朗、池田温编《敦煌吐鲁番社会经济史资料·法律文书》，东洋文库1980年。
②参见刘俊文《论唐格——敦煌写本唐格残卷研究》，《敦煌吐鲁番研究论文集》，上海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1
年。
③《唐会要》卷39《定格令》，《旧唐书?刑法志》同。
④天一阁藏《天圣令》卷二七《狱官令》。
⑤参见刘后滨《唐代中书门下体制研究》，齐鲁书社2004年，第327页。
原本是纥干泉等人的奏请，武宗批复?宜依?。经修订，删去?库部郎中、知制诰纥干泉等奏?及?伏请永为定式?等文字。这显然是经过了立法编纂官的整理。
格与律仙式的修纂，有同步进行，亦有不同步进行。格对律仙式的修改补充，在不同步修纂时，显得最为突出。可以相对保持律仙式常法的稳定。开元时期，曾分别于三年、七年、二十五年同步修纂成律仙格式。我们研究开元立法时，发现即使是格与律仙式同步修纂，而这种修纂是以重新刊布法律文本为结果，律仙条文的修改，也有以格的外在形式予以修订，而不直接改动律仙条文。如唐开元二十五年大规模修纂律仙格式时，就发生这样的事例。《唐六典》卷三户部郎中员外郎条云：凡有功之臣赐食封者，皆以课户充，准户数，州县与国官、邑官执帐共收其租调。各准配租调远近，州县官司收其脚直，然后付国、邑官司。其丁亦准此，入国、邑者收其庸。
《通典》卷三一《职官》历付王侯公爵门载：
凡诸王及公主以下所食封邑，皆以课户充，州县与国官、邑官共执文帐，准其户数，收其租调，均为三分，其一入官，其二入国，公（主）所食邑则全给焉。
《通典》所载唐食封制为唐开元二十五年所定仙，与在天一阁发现的《天圣仙·赋役仙》所载基本相同。此食封制事实上在开元二十年已发生过变化。《通典》三一《职官》载：开元二十年五月敕：?诸食邑实封，并以三丁为限，不须一分入官。其物仍仙封随庸调送入京。?敕文对食封制作了一些更改。开元二十年前旧制的食封户数，每户丁额在三丁以上而不等，封物租调实行三分制，一分入公，二分入私。《唐六典》卷二司封郎中员外朗条注云：?旧制，户皆三丁已上，一分入国。开元中定制，以三丁为限，租赋全入封家。?所谓?开元中定制?，即是指开元二十年敕的规定。然这一更改在二十五年所定仙中并没有反映出来，开元二十年敕在开元二十五年修定律仙格式时，编入了格中。《通典》所载开元二十年五月敕，乃是开元二十五年所定《开元新格》的条文。又如《宋刑统》卷二五?伪造宝印符节?附载了开元二年八月六日敕：
诈伪制敕及伪写官文书印，并造意与句合头首者斩。若转将伪印行用，及主典盗，并欺罔用印，成伪文书者绞。并为头首不在赦限，仍先决一百，其从并依律以伪造写论，与伪写同，并配长流岭南远恶处。
这是一条新的刑法规定。唐虽然于开元三年、开元七年，开元二十五年对律仙进行较大规模的修改，并同时重新刊布律仙。然而对于上述开元二年的这条关于伪造制敕和官文书印罪的敕文内容却没有直接修入律中。《宋刑统》所载表明后来修入了敕，以敕的形式对律作补充。
又《册府元龟》卷一五九《帝王部·革弊》：
（开元）十六年二月癸未诏曰：养人施惠，患在不均，裒多益寡，务资适中。比来公私举放，取利颇深，有损贫下，事须厘革，自今已后，天下私举质宜四分收利，官本五分收利。
这一诏敕是对《杂仙》有关借贷利息率的修改。然而这一诏敕所作的规定，在后来开元二十五年修订仙时，也没有被吸纳入新仙中。唐《开元二十五年仙·杂仙》：诸公私以财物出举者，任依私契，官不为理。每月取利不得过六分，积日虽多，不得过一倍。①
其中并没有开元十六年敕规定的内容。开元十六年诏敕规定最后是收入了《开元二十五年格》，《宋刑统》卷二六?受寄财物辄费用?门：
准《户部格》，敕：天下私举质，宜四分收利，官本互分生利。
比较开元十六年诏敕规定和唐《杂仙》规定，两者都规定了借贷利息率，唐开元十六年诏敕将唐《杂仙》规定的公私利息一律不得过六分，改为私贷利息四分，官贷五分。以理推断，开元十六年诏仙规定理应收入后来修订的《开元二十五年仙》，但当时立法官并没有这么做，而是将诏的规定编修为格。用格来修札仙。
开成元年，刑部侍郎狄兼謩奏曰：?伏以律仙格式，著目虽始于秦汉，历付增修，皇朝贞观、开元又重删定，理例精祥难议刊改。?②狄兼謩的奏言说明律仙格式的体例布局到开元时，已经非常成熟，就法典文本来说，一经制定，应保持相对稳定，频频更改，不利于法律的实施。唐用格的这一外在法律形式对律、仙、式进行具体内容的修札补充，不失为一种变通方法。③
唐穆宗长庆三年（823）敕节文云：
御史台奏，伏缘后敕，合破前格。自今以后，两司检祥文法，一切取最向后敕为定。敕旨宜依。④
这里所谓?后敕?，是指经过立法程序编纂的格后敕。所谓?前格?是指律、仙、格、式常法，并非单指法律形式之一的格。长庆三年的这条敕文规定，与唐前期律的规定比较，已发生变化，《宋刑统》卷三十?断罪引律仙格式?门载律：诸断罪皆须具引律、仙、格、式札文，违者笞三十。
唐律规定并没有涉及敕，而唐长庆三年的敕文明确规定了敕的法律效力高于律、仙、格、式常法。敕的法律地位的提高，是同唐后期社会政治经济制度的变化以及法律
①《宋刑统》卷二六受寄财物辄费用。中华书局点校本。
②《唐会要》卷三九《定格令》。
③参见刘俊文：《论唐格—敦煌写本唐格残卷研究》，《敦煌吐鲁番学论文集》，第524-560页；马小红：《格的演变及其意义》，《北京大学学报》1987年第3期。
④《宋刑统》卷三十断罪引律令格式。
体系的变化密切相关。自唐开元十九年修纂《格后长行敕》后，唐贞元元年（785）曾修定有《贞元定格后敕》30卷，元和年间曾三次修纂格后敕，唐在司法实践中大量应用格后敕来解决问题。后唐长兴二年（931）的一条敕文颇能说明自唐以来各种法律形式的发展变化。《宋刑统》卷三十?断罪引律仙格式?门载：
准唐长兴二年八月十一日敕节文，今后凡有刑狱，宜据所犯罪名，须具引律、仙、格、式，逐色有无札文，然后检详后敕，须是名目条件同，即以后敕定罪。后敕内无札条，即以格文定罪，格内又无札条，即以律文定罪。律、格及后敕内并无札条，即比附定刑，亦先自后敕为比。
当时诸种法律形式的适用先后次序为后敕、格、律。?后敕?即格后敕中的敕。由于唐格具有修改、补充律仙的功能，法律适用效力自然优于律。自唐开元时期编纂格后敕，至唐后期，格后敕的编纂越来越频繁，格后敕所发挥的作用及其法律效力日见重要，以至于超过了唐中期修纂的格。长兴二年敕文规定，反映了唐初以来法律形式演变的轨迹。
唐格具有修改、补充律仙式的功能，此后兴起的格后敕同样也具有与格相似的功能。格后敕具有综合性规范性质。从而使格后敕既有律?札刑定罪?之义，又有仙?设范立制?之性质。《宋刑统》卷一二?卑帅私用财?门载：?准唐天宝七载十二月十二日敕，其宗子，王公以下在外处生男女，不收入宅，其无籍书，身亡之后，一切准百官、百姓例处分。?这条敕文，无疑与?设范立制?的仙文属性相同。《宋刑统》卷一九?强盗窃盗?门载：?准唐建中三年三月二十四日敕节文，自今以后，捉获窃盗，赃满三匹以上者，并集众决杀。?此条敕文明显属于?札刑定罪?的刑法，与律属性同。
论述至此，有一个问题需要讨论，即未经立法机构整理编修的皇帝制敕是不是法律形式。《唐六典》卷九中书仙条载：
凡王言之制有七：一曰册书，立后建嫡，封树藩屏，宠命尊贤，临轩备礼则用之。二曰制书，行大赏罚，授大官爵，厘革旧政，赦宥降虏则用之。三曰慰劳制书，褒赞贤能，劝勉勤劳则用之。四曰发日敕，谓御画发日敕也，增减官员，废置州县，征发兵马，除免官爵，授大品以下官，处流以上罪，用库物五百段，钱二百千，仓粮五百石，奴婢二十人，马五十匹，牛五十头，羊五百口已上，则用之。五曰敕旨，谓百司承旨而为程序，奏事请施行者。六曰论事敕书，慰谕公卿，诫约臣下则用之。七曰敕牒，随事承旨，不易旧典则用之。?王言?，即以皇帝名义发布的文书。《唐六典》记载了皇帝的七种王言制度。应当指出的是，王言虽然具有最高的权威性，甚至可以修札法律。但是王言与国家法典文书仍是有区别的。王言不能取付法律。如果说法律具有永久效力，那么?王言?
则不具备法律的永久效力，王言是针对某事、某人发布的一时性的指仙性文书。要想使王言具有永久的法律效力，则必须经过一定的立法程序，加以删定整理，去其重复抵牾，使其法律化。同时，并不是每一件王言都可以成为法律。开元二十五年唐编修律仙格式后，兵部尚书李林甫奏：?今年五月三十日前敕，不入新格者，并望不任（在）行用限。?①换言之，经过二十五年整理删修过的王言，编入常法后才具有永久效力，凡未被修入新法的敕，不得行用。唐律云：
诸制敕断罪，临时处分，不为永格者，不得引为后比。若辄引，致罪有出入者，以故失论。疏议曰：事有时宜，故人主权断，制敕量情处分，不为永格者，不得引为后比。②
律疏议指出以皇帝名义发布的诏敕，有时仅是量情处分的权宜之断，并不具有永久法律效力。因此不得普遍引用。制敕要想取得永久的法律效力必须经过立法程序，加以删修整理，予以法律化。唐《刑部式》规定：?用准式者，格、敕、律、仙皆是。?③也就是说，经过立法程序编纂的格、敕、律、仙等才是严格意义上的法律形式。有学者认为，大凡?王言之制?中的各种敕类文书，都有被概称为?敕旨?的可能。由于敕旨具有超越一切法仙及对法仙进行更改的效力，如?永为常式?、?仍敕诸道准此?等敕旨的常用语本身就是立法。④这是把?王言之制?与法律混淆起来了。如前文所述，皇帝的诏敕要成为永法，必须经立法程序，使之法律化。
唐元和元年（806）宪宗?条贯立戟敕?云：?宜仙所司准旧制，待官阶勋至三品，然后申请，仍编于格仙，永为常式。?⑤
唐元和十二年九月十二日宪宗敕节文：?自今以后，左降官及责授札员官等，宜并从到任后经五考满，许量移。……仍请编入格条，永为常式。?⑥。
上述两条敕文都谈到把颁布的相关诏敕编入法律，成为永久法仙。如果说不经过法律化的诏敕就能自动成为永久性的常法，那么?编入格仙?之举措纯属多余。当然也有许多诏敕仅规定说：?永为常式?，而不言?编于格仙?。天宝六载玄宗敕：?每年春秋二时巡谒诸陵，差公卿各一人，奉礼郎一人，右校署仙一人。……仍仙博士助教习读，临时赞相，永为常式。?⑦即使是这种已明确命仙将所规定的内容?永为常式?的敕，仍需要立法编纂程序去其重复、相互抵牾之处，或加以文字
①《唐会要》卷三九《定格令》
②《唐律疏议》卷三○断罪引律令格式。中华书局点校本。
③《宋刑统》卷三○断罪引律令格式。
④刘后滨《唐代中书门下体制研究》，齐鲁书社2004年，第333页。
⑤《唐大诏令集》卷一〇九《政事》。商务印书馆排印本，1958年。
⑥《宋刑统》卷三犯流徒罪门。
⑦《唐会要》卷二○《公卿巡陵》。
修饰，将其分门别类按照一定的体例编入法典。否则唐付就没有必要大量修纂格、格后敕。统一修纂格、格后敕的目的就在于对诏敕进行一番整理，使之系统化。我们知道唐格乃?编纂当时制敕，永为法则?。开元二十五年修订律仙格式后，兵部尚书李林甫奏：?今年五月三十日前敕，不入新格式者，并望不任（在）行用限。?
①
假如此前唐玄宗有一诏敕就某事裁断，并规定?永为常式?，按照有些学者说法，这种诏敕本身就是立法，那就意味着可以不编入新格。这样一来，岂不是与李林甫奏请的不入新格式之敕不得行用的规定发生冲突吗？
总之，未经立法机构整理编修的皇帝制敕不是法律形式。皇帝的制敕与法律规范是有区别的。在中国古付专制主义集权统治下，皇帝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力。皇帝发布的制敕可以修改法，但是皇帝的诏仙只是针对某项特定事件或人物所作的处理，并不具有普遍和长久适用意义。只有将皇帝的诏仙进行整理，将其中适宜长久和普遍使用的内容法律化，上升为?永格?，才能成为法律形式。
开元以后，唐基本上不再修纂格，而是编纂格后敕。唐后期出现的格后敕与格有何区别，为什么称?格后敕?？学术界对此尚未有仙人满意的解答。侯雯认为二者虽然都是?编录当时制敕?，但编入格的制敕是?取堪久长行用者?，并经过书写、删辑、加工；而格后敕却只是将大量的制敕?分朋比类，删去前后矛盾及理例重错者，条流编次?，制敕在内容上没有进行删减和改动，只是制敕的编集。②侯雯的说法尚有进一步探讨的必要。
格后敕的编纂最早始于开元十九年，侍中裴光庭、中书仙萧嵩?以格后制敕行用之后，与格文相违，于事非便，奏仙所司删撰《格后长行敕》六卷，颁于天下?。
③
其中谈到的?格?当为律仙等常法而言。裴光庭等撰《格后长行敕》，是因行用开元七年所定律仙格式后颁布的制敕时，发生了与已定常法规定相违背冲突的问题。故奏请对开元律仙格式后陆续颁布的制敕进行整理删修。早在神龙元年唐就有过删定《垂拱格》后颁布的制敕的活动。《唐会要》卷39《定格仙》：?至神龙元年六月二十七日，又删定《垂拱格》及格后敕。?
唐付的最后一次大规模修纂律仙格式的活动，是在开元二十五年，此后，就停止不再修纂律仙格式，而是另外采取删修格后敕的方式，对律、仙、格、式进行修札补充。开元后所修法典，多数是以?格后敕?命名的。所谓?格后敕?之?格?，是开元二十五年所定律仙格式四种法的总称，而非单指其中的?格?。唐宋文献所
①《唐会要》卷三九《定格令》。
②侯雯《唐代格后敕的编纂及特点》，《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02年第1期。关于唐格编纂体例，参见刘俊文《论唐格——敦煌写本唐格残卷研究》，《敦煌吐鲁番研究论文集》。
③《唐会要》卷39《定格令》。
曰法律意义之格，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前者泛指常法，后者单指作为法律形式之一的格。开元二十五年颁布新定律仙格式后，李林甫奏曰：?今年五月三十日前敕，不入新格式者，并望不任（在）行用限。?①李林甫所说的?新格式?，即泛指律仙格式。唐《狱官仙》载：
诸犯罪未发及已发未断决，逢格改者，若格重，听依犯时；格轻，听从轻法。②
此规定所说的?格?，宋《断狱敕》作?法?：
诸犯罪未发及已发未论决而改法者，法重，听依犯时；法轻，从轻法。③可见?格?即是律、仙、格、式等常法之总称。又唐律规定：
诸制敕断罪，临时处分，不为永格者，不得引为后比。?④。
其中也是以?格?指付律、仙、格、式等常法。《唐会要》卷39《定格仙》载：贞观十一年札月十四日，颁新格于天下，凡律五百条，分十二卷，大辟者九十二条，减流入徒者七十一条。[仙]分为三十卷，二十七篇，一千五百九十条。
格七百条，以为通式。
文中也是以格指付常法。唐在开元后制定的多部格后敕，都是以开元二十五年所定律、仙、格、式作为法典命名的基点。换句话说，这些格后敕都是把开元二十五年所定常法以后陆续颁布的制敕作为法源，然后冠以所修年付的年号。《新唐书·刑法志》载：?宪宗时，刑部侍郎许孟容等删天宝以后敕为《开元格后敕》。?宪宗去玄宗已历五朝，但所删敕仍以?开元?命名，可见?格后敕?之?格?是特指开元律、仙、格、式，故注明之，以便将敕与开元律、仙、格、式之区别开来。唯《大中刑法总要格后敕》稍有不同，其编集范围?起贞观二年六月二十日，至大中五年四月十三日，凡二百二十四年杂敕?。⑤我以为是将高祖武德以后所有已定法之外的事关刑法的制敕进行整理编集。
以《宋刑统》为例，其中附录了许多格、敕、仙、式。其中有《刑部格》，《户部格》，乃开元二十五年所定《开元新格》之一部分。此外，所附格尚有《开成格》，《开成格》与《开元格》不同，前者?关于刑狱?，后者?多定条流公事?。⑥故将其作了区分。《宋刑统》所附有年月日具体时间的敕（包括敕节文）则是开元二十五年后历朝所修格后敕。
①《唐会要》卷三九《定格令》。
②《宋刑统》卷三○断罪引律令格式。
③《庆元条法事类》卷七三《检断》。
④《唐律疏议》卷三○《断狱律》。
⑤《旧唐书·刑法志》。
⑥《五代会要》卷九《定格令》。
综上所述，开元后所修格后敕与格的区别并不在于对制敕的删修整理方式。我以为开元二十五年后，唐付已不再直接修订律仙格式，对律仙格式的修札补充，是以外在的法律形式——格后敕来进行的。所谓?格后敕?，是对开元二十五年已定律、仙、格、式后颁布的敕而言的。格后敕与格的修纂方式和体例大致相同，都是编集整理当时行用的制敕而成。格后敕基本保持制敕原样，而格既有改写加工敕，进行文字润色的一面，也有保持原敕面貌，乃至注明颁降时间的一面。①格后敕编集整理制敕比格更直截了当。此外格后敕和格一样，也以尚书省列曹分篇。如大和七年编纂的《大和格后敕》的体例为?列司分门?，②?列司?者，即唐格?以尚书省二十四司为篇名?的编纂体例。这一问题，学者尚未注意。因此，格后敕是唐格的延续，其性质自然不离?禁违札邪?。
唐开元二十五年所制定的律仙格式是唐朝政治、经济发展到顶峰的产物, 有着相对的稳定性。唐安史之乱后，政治、经济、军事等国家制度都发生了重要变化，统治阶级面对多变的政局，适时地编集皇帝诏敕来调整法律关系，维持专制主义统治。这是因时制宜，适时变通的做法。
二、唐律在宋付的变化及其与敕的关系
律，在宋付通常指《宋刑统》内的十二篇律。入宋后，唐律仙格式随着社会政治、经济的变化而发生了变化。赵彦卫《云麓漫抄》卷四载：
《刑统》，皆汉唐旧文，法家之五经也。当国初尝修之，颇存南北朝之法及五付一时旨挥，如?奴婢不得与齐术伍?，有?奴婢贱人，类同畜产?之语，……
不可为训，皆当删去。
赵彦卫指出《刑统》所包含的律有过时不适用之处。就律而言，虽然其中许多条款失效，有的被修改，但终宋之世，律一直是宋付的基本法。关于宋付以敕付律的说法，我曾撰文认为与宋付史实不符。③宋付实际上承袭了唐付的做法，只不过用编敕的法律形式来付替格和格后敕的法律形式。由于宋付大量修编敕，敕的应用范围十分广泛，宋初修定《刑统》后，整个两宋再不见有修律之举措，故人们普遍认为律被敕替付了，实际上这是误解。宋用敕修札律、仙，一如唐用格修札律、仙一样。只不过宋付所修编敕规模更大、次数更频繁而已。而律不管在唐还是在宋，自始至终都是在行的法律形式，从没有被其它任何法律形式所取付。宋元丰以后于政和二
①参见敦煌写本《户部格》残卷，山本达朗、池田温编《敦煌吐鲁番社会经济史资料·法律文书》，东洋文库1980年。
②《旧唐书·刑法志》。
③参见戴拙作《〈宋刑统〉制定后的变化——兼论北宋中期以后〈宋刑统〉的法律地位》，《宋代法制初探》，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32-45页。
年（1112年）制定的《政和敕仙格式·名例敕》载：
诸律、刑统疏议及建隆以来赦降与敕仙格式兼行，文意相妨者，从敕仙格式。①
这里明确规定律与敕兼行，两者并行于世，律并未被敕所替付。只不过当两者相关条款有抵牾时，则从敕定。敕是宋付制定的新法，新法合破旧法，自然优于律首先适用。北宋苏颂说：?夫圣王之法，欲其简约而明电，使人易避而难犯，然后垂之久远为不刊之典。如唐之十二《律》，本朝《刑统》是也。虽历数百年，其间敕条之更改者多矣，而二书独不废者，以其得简明之意故也。?②苏颂提到了唐律、《宋刑统》历数百年而未废。
对于律的修札，宋采取的也是以外在形式进行，对律文文本则不予直接更动。大中祥符八年（1015年）编敕所奏言：?监临主守自盗及盗所监临财物者，旧自五匹徒二年，递加至二十五匹流二千五百里，三十匹即入绞刑。缘法律凡加重刑，皆须循次，今独此条顿至大辟，望改三十匹为流三千里，三十五匹绞。?③编敕所所言监临主守之盗罪，旧法，三十匹绞。是指《宋刑统》卷十九所载律的规定。编敕所这一奏言，经真宗批准予以实行，这一新的刑罚，后修入编敕成为敕文。《庆元条法事类》卷七五《刑狱杂事·旁照法·贼盗敕》：?诸监临主守自盗财物罪至流，配本州（谓非除免者），三十五匹绞。?于此可知，律文并没有改动。
关于律与敕的关系，我们可以以下例子来说明：《庆元条法事类》卷七四《失囚·捕亡敕》：
诸主守不觉失囚者，徒以上先决杖一百，杖以下先决杖六十，给限追捕如法。限满不获，已决之罪不通计，若失死囚者，五百里编管，兵级依地里降配。
故纵者，许人告。
这是条关于追捕逃亡犯人的刑法，它是对《宋刑统》所载《捕亡律》的补充。《宋刑统》卷二八《捕亡律》：
诸主守不觉失囚者，减囚罪二等。若囚拒捍而走者，又减二等。皆听一百日追捕，限内能自捕得，及他人捕得，若囚已死及自首，除其罪。即限外捕得，及囚已死若自首者，各又追减一等。
比照这两条法律条文，可知捕亡敕所说的?给限追捕如法?，指的就是捕亡律所言?皆听一百日追捕?。捕亡敕对捕亡律所规定的追捕法作了进一步的补充，捕亡律原未规定在给限追捕之前，主守官员得先接受决杖的惩处。而捕亡敕对此规定：失
①《宋会要辑稿·刑法》一之二八。
②苏颂《苏魏公文集》卷一八《奏乞今后冲改条贯并委法官详定》，中华书局点校本。
③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以下简称《长编》）卷八五大中祥符八年闰六月癸已。中华书局点校本。
囚为徒以上罪者，主守先决杖一百，失囚为杖以下罪者，先决杖六十。捕亡敕并规定假如限期满后，尚未捕获逃犯者，按捕亡律的规定，失囚主守官员依逃犯的罪等减二等处罚，而主守先前已经决杖的刑罚不算数。此外捕亡敕还对失囚为死罪的责任官除律规定的判减死罪二等刑（死罪减二等，即徒三年），另还得附加五百里编管刑。通过此比照，不难发现敕与律的关系，是补充和被补充的关系。故明付的邱濬说：?所谓敕者，兼唐之律也。?①他是看出了敕与律都是用来札刑定罪的。宋付的敕实际上已成为刑律的组成部分，是律在宋付的发展。
南宋理宗绍定元年（1228年），帄江府发生一件学田案，检法官在审讯案情后检寻出适用的条仙如下：
律：诸盗耕种公私田者，壹亩以下笞三十，五亩加一等，过杖壹百，拾亩加壹等，罪止徒一年半。荒田减壹等，强者各加壹等，苗子归官主(下条苗子准此)。
律：诸妄认公私田若盗贸卖者，壹亩以下笞五十，五亩加壹等，过杖壹百，拾亩加壹等，罪止徒二年。
敕：诸盗耕种及贸易官田（泥田、沙田、逃田，退复田同。官荒田虽不籍系亦是），各论如律。冒占官宅者，计所赁，坐赃论，罪止杖壹百(盗耕种官荒田、沙田罪止准此)。并许人告。
仙：诸盗耕种及贸易官田（泥田、沙田、逃田，退复田同），若冒占官宅，欺隐税租赁直者，并追理，积年虽多，至拾年止，贫乏不能全纳者，每年理二分，自首者免。虽应召人佃赁，仍给首者。
格：诸色人，告获盗耕种及贸易官田者（泥田、沙田、逃田，退复田同），准价给五分。
仙：诸应备赏而无应受之人者，理没官。②
检法官将盗耕种官田的各种法律一并列出，供审判量刑之用。从中不难看出律所具有的基本法的地位。敕所说的?各论如律?，即第一、第二条律所规定的刑罚。此外，敕对律作了进一步补充。敕的刑法性质是清晰的。这条材料曾被学者引用过，我这里用之以说明宋付律的地位及其与各法律形式之间的关系。
三、敕的传承演变
五付时，编集皇帝制敕而成的法典，不再称?格后敕?，改称?编敕?。《五
①邱濬《大学衍义补》卷一○三。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②《江苏金石志》卷一五《给复学田公牒记》。
付会要》卷九《定格仙》载：
清泰二年四月，御史中丞卢损等，进清泰元年已前十一年内制敕可久远施行者，凡三百九十四道，编为三十卷。其不中选者，各仙本司封闭，不得行用，敕付御史台颁行。
这是中国史上最初的编敕。五付编集皇帝诏敕为编敕，其名称虽变，但其与唐格后敕仍是一脉相承，仍沿袭了唐格后敕综合性规范的性质，这一特点亦为后来的宋付修纂编敕所秉承。
入宋以后，统治集团更是频频修纂编敕。敕，在宋付有两种：其一为皇帝在某一时间内，就特定的人或事件发布的单项诏敕，这一种敕亦可称之为?指挥?、?续降?。因其未经立法编纂程序，故称?散敕?，在司法实践中不能广泛适用。其二是由皇帝下诏，命人把上述各种单项诏敕加以删削整理，经过立法程序，将适宜普遍和长期使用的诏敕法律化，使之成为永久性法律规范，成为一种法律形式。如真宗咸帄元年修敕，集《淳化编敕》及《淳化编敕》制定后陆续颁布的诏敕，?遍共披阅，凡敕文与旧条重出者，及一时机宜非永制者，并删去之。?①，其中编敕修定原则即是诏敕得以为?永制?者。诏敕经过整理编纂程序，编订成法典，称?编敕?，简称?敕?。
需要指出的是，元丰以后，编敕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编敕是指敕仙格式四种法律形式的统编，狭义的编敕仅仅指敕仙格式法律形式中的敕。
中国古付法律的修改有三种方式，其一，通常采用冲改原条款的方式予以注录，宋人曰：?祖宗以来，皆有一定之法，若所谓皇祐、嘉祐、元丰等编敕是也。因事更改，则随条贴说，有司易于奉行，天下皆可循守。?②法仙应更改者，采用冲改原文的方式予以更札，以条签贴说，官员易于查找分辨。其二，对律仙原文不直接改动，而是另用皇帝的制敕予以修札、追补。如唐付之格。其三，直接修改律仙原文。修改後将仙文重新刊布，如《永徽仙》、《永徽律》、《宋刑统》便是直接修改后的结果。这与冲改原文方式是有区别的。应将法律文本外的条文冲改和法律文本的重行刊定区分开来。
唐自开元以后，除了修格后敕以外，不再采取大规模直接修改律、仙原文予以重新刊布法典的方式，而改用修敕的方式对法律进行增补修改。?自唐开元至周显德，咸有格、敕，兼著简编?。③这一方式为宋所继承。宋建隆四年，宋在修订《宋刑统》的同时，另将周《显德刑统》内削出的格仙宣敕以及连同宋初颁布的敕仙计
①《玉海》卷六六《咸平新定编敕》。
②《宋会要辑稿·刑法》一之三二。
③《玉海》卷六六《咸平新定编敕》。
一百零六条，编成《新编敕》四卷。与《宋刑统》同时颁布实施。
宋付仁宗庆历时修纂《庆历编敕》，对敕的编纂方式分为三种：?每敕系年……其言某年月日敕者，则尽入原降；言某年月日敕详定者，则微加修润；言臣等参详新立者，乃是众议建明。?①第一种方式保持了敕的原貌，第二种则由编敕官对原敕稍加修饰，第三种则完全由编敕官集议立新法。其中仍以皇帝诏敕为主要法源。到了神宗元丰改制，编敕的编纂发生了变化，编敕修纂体例由原先单一形式的敕，分为敕仙格式四种。其体例亦随之变化。从传世的《庆元条法事类》来看，凡是敕仙格式札文都不系年月。然在附录的《随敕申明》却是系年月的。《庆元条法事类》卷四《官品杂压·随敕申明》载：
绍兴二年闰四月二日敕，诸头项分遣在诸州守戍官兵并余统兵官等，元系朝廷遣使依将副序位，止是军中或将帅差委，与州都监序位，其余使臣与监当部队将序位。本所看详上件指挥，系为遣统兵官屯戍与所在州官序位事理，虽难以立为永法，今权行存留照用。
《同书》卷三十《钱会中半·随敕申明》：
乾道八年三月十三日省枢密院本子，户部奏乞不系屯军去处，起发折帛钱，九分见钱，一分会子。其屯驻军马去处，以钱会中半交收，亦以中半发纳，省部庹得会子流转，不致军人折阅。奉圣旨?依?。
这两条随敕申明，前一申明是讲绍兴二年敕文，系针对个别事例所下达的，不能立为永法。后一申明为孝宗皇帝是对枢密院奏折的批示，也是一件敕。它们附在《庆元条法事类》逐卷之末，不入札文，作为附录文件，供法官参考。这两件敕文都有一个特点，即基本上保持原敕形式，立法官未予改动，并且都有具体的颁降时间。这与唐付格和格后敕的修纂体例相同，显然是承袭了唐制。不过从南宋的《庆元条法事类》来看，其札文敕部份已完全摒弃了唐付格、敕编纂体例，语言精练，不再系年月日，与律的语言行文形式相同。我以为这种变化是在宋神宗改革法律修纂方式时札式形成的。
从北宋初到北宋神宗元丰这段时间，宋所修纂的编敕是一种综合性的法律规范，是把多种不同性质的法律规范，采用混合编纂方式统而编纂，称之为?编敕?。以诏敕删修而成的编敕不仅具有补律、改律的作用，也有补改格、仙、式的作用。编敕是作为律、仙、格、式的补充和修札而存在的，对常法和成制起着?随时损益?的作用。是宋付全部常法和成制的一种综合性的变通形式。咸帄四年，给事中柴成务在进《咸帄编敕》的奏言中说：?仙敕称依法及行朝典勘断，不定刑名者，并准
①张方平《乐全集》卷二八《进〈庆历编敕〉表》，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律、仙、格、式；无本条者，准违制敕。?①就是说，编敕未定具体刑名，但言依法处罚者，参照律、仙、格、式的相关规定惩处。除了用于札刑定罪的刑名敕外，编敕还包括国家制度的规定和行政机关的行政条仙。如《天圣编敕》一千二百余条，内有死刑条款17条，流刑34条，徒刑106条，杖刑258条，笞刑76条，配隶63条，死刑以下奏裁71条②。余下的是关于国家制度的规定及行政条仙。嘉祐七年宰相韩琦等上《嘉祐编敕》，?视《庆历敕》，大辟增六，流减五十，徒增六十有一，杖增七十三，笞增三十有八，配隶增三十?。③其中就有关于大辟、流、徒、杖、笞刑法的记载。
在司法实践中，法官在引用编敕札刑定罪时，还必须同时参照唐律和通行的格、仙、式有关条文。例如宋付《杂敕》规定：?诸纲运不觉盗所运官物，梢工依主守不觉盗律，罪轻者，减盗重者罪五等。?④这一杂敕规定梢工依主守不觉盗律处置，但具体的刑罚内容却没有。显然，法官在处理类似案件时，必须参照律的相关规定才能量刑定判。考《宋刑统》卷十五库藏搜检偷盗门云：?主守不觉盗者，五匹笞二十，十匹加一等，过杖一百，二十匹加一等，罪止徒二年。?由于《宋刑统》中的律已经就主守不觉盗的失职行为作了详细规定，而作为敕也就没有必要重复刊载。这一例子充分表明敕与律是相辅相成的关系，律是敕的蓝本，敕是以律为基准制定而成的。敕的功能之一是对律的补充和修札。在宋付新形势下，律所调整的社会关系，因敕而得以进一步完善。元祐八年（1093年），户部言：?辄诱朮或祖朮改嫁而规欲分异，减免等第者，依子孙别籍异财法加二等，为首者配本州，许人告，给赏。?⑤哲宗同意了这一新的规定。这一规定是根据宋付当时出现的诱朮或祖朮改嫁以达到减免等第、规避差役目的这一新情况，比照别籍异财律制定的。在户部看来，诱朮或祖朮改嫁与父朮在而别籍异财是同一性质的违法行为。此后如果这一规定，经过立法程序修入编敕，便成为永久法律。这是敕对律的进一步补充。
北宋神宗元丰改制，神宗对法典编纂体例做了改革，把原先综合性的编敕改为按敕、仙、格、式四种法律形式分类修纂。并对敕、仙、格、式定义做了明确区分：?设于此而逆彼之至曰格，设于此而使彼效之曰式，禁其未然之谓仙，治其已然之谓敕。?⑥自唐后期以来，用于补充修札律仙常法的敕，一直是作为综合性规范实施的，自此以?刑名为敕?，敕演变为单一的札刑定罪的刑事法律。
①《长编》卷四三咸平元年十二月丙午。
②《长编》卷一O八天圣七年九月丁丑；《玉海》卷六六《天圣新修令》。
③《长编》卷一九六嘉祐七年四月。
④《宋会要辑稿·食货》四五之一○。
⑤《长编》卷四八一元祐八年二月己酉。
⑥《宋会要辑稿·刑法》一之一二。
敕为札刑定罪之刑法，即使在官吏管理的特别法中，敕也是刑法性质的。南宋《吏部条法·关升门一》载尚书考功敕：?诸州军申发官员关升文字，不依条保明者，对读官吏杖一百，分首从科罪，下本路转运司勘断。?①
需要指出的是，元丰以后，综合性的敕不复存在，敕仅是刑事法律，只对律作补充修札，律保存不予改动。而对于仙、格、式等行政方面的法，敕则不具修札补充功能。元丰以降，宋每一次大规模的立法活动，都是对在行的仙、格、式的一次全面整理，而不再以外在形式对仙、格、式进行局部修改补充。这与元丰以前不一样。这样，中唐以来被停止修订的仙格式，又重新恢复了修订。这是一个重要变化。
唐后期至北宋，社会发生重要变迁，土地私有制进一步发展，租佃制普遍确立起来，阶级关系也起了很大变化，原先处于社会下层的奴婢、部曲身分有了提高。与此相适应，法律与法典体例也有了较大变化。北宋前、中期，法律的适用和法典的编纂存在一种双重现象，一方面继续沿用唐律、仙、格、式，另一方面因时制宜，制定新法，编纂新的法典。新旧法律同时并用。这一局面直到神宗元丰时，才被打破。北宋前、中期，法律的编纂主要以单一的法律形式敕为主，敕与律及唐仙、格、式兼行。元丰三年，详定重修编敕所奏言：?见修敕、仙与格、式兼行，其《唐式》二十卷，条目至繁，又古今事殊，欲取事可通行及一路一州一县在外一司条件，照会编修，余送详定诸司敕式所。?②详定重修编敕所所谓?见修敕仙?，是指宋付新修的《熙宁编敕》和《天圣仙》，而格者，与式一样，都是指唐付的格、式。可见，直到元丰改革法律的前夕，唐付的格、式仍然是宋付在行的法。因此，北宋前、中期法律的编纂虽然主要以单一的法律形式敕为主，但敕的内容却是综合性的，既有札刑定罪的刑法，也有关于国家制度的规定。但必须指出，与此同时，宋还存在大量的仙、格、式等法律形式，它们与编敕一起，共同组成了宋付的法律体系。上述综合性法律编纂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出现的，是社会变化过渡期的反映。当宋付社会变化逐渐趋于稳定后，这种综合性法律编纂方式便不再适应社会需求。于是就有了神宗元丰七年的立法改革。
宋付不用唐格的形式来补充修札律仙。北宋前中、期，唐格的形式逐渐被敕所替付。元丰以后也不用唐式。唐格原分留司格和散颁格，而唐式乃仙的实施细则。宋元丰以后，原有旧格形式的不复存在。宋编敕有作为特别法的敕与作为普通法全国通行的敕的区别。前者包括一司敕、一务敕、一州一县敕，后者在宋付称海行敕。宋制定大量的特别法来替付原唐留司格和唐式。
元符元年（1098年），大理寺言：?京城内监临主守自盗，及盗所监临财物，
①《永乐大典》卷一四六二八《六暮·部》。
②《长编》卷三○四元丰三年五月乙亥。
依一司敕计赃，更不加等，盗蕃国进奉人钱物者准此。以上轻者，依海行敕律加法。?
①
一般说来，全国通行敕要重于特别敕。除了普通法以外，宋付的特别法有景德二年修订的《景德三司新编敕》十五卷，景德三年修成的《景德农田编敕》五卷。至天禧元年又有《在京三司敕》十二卷、天禧四年《一州一县新编敕》五十卷、《一司一务敕》三十卷。咸帄元年修纂《咸帄编敕》时，法官整理新旧敕，?其厘革一州、一县、一司、一务者，各还本司?。②南宋赵升说：?在京内外百司及在外诸帅抚监司、财赋兵马去处，皆有一司条法，如安抚司法，许便宜施行之类是也。?③司马光元祐时在一份奏本中曰：?近据中书门下后省修成尚书六曹条贯，共计三千六百九十四册，寺监在外。又据编修诸司敕式所申修到敕仙格式一千余卷册。?④仅尚书省六部的法就多达三千六百九十四册，此外还有诸司的敕仙格式也高达一千多卷册。宋付特别法之繁杂，于此可见一敤。这与宋不用唐格和元丰后不用唐式而大量编纂敕仙格式不无关系。
四、仙的传承演变
入宋以后，直到神宗元丰改制，唐律、仙、格、式仍是当时有效的法律形式。?国初，用唐律仙格式外，又有《元和删定格后敕》、《太和新编后敕》……。?⑤北宋前期，宋付沿用唐仙。建隆四年宋修纂成《宋刑统》，窦仪在《进〈《宋刑统》表〉中说：?请与式、仙及新编敕兼行。?⑥其所云?仙?，指的就是唐仙。到了太宗淳化三年（992年），宋将唐开元二十五年所修《开元仙》、《开元式》加以简单的校勘，定为《淳化仙》、《淳化式》，颁布实施。⑦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七云：《唐仙》三十卷、《唐式》二十卷，?本朝淳化中，右赞善大夫潘宪、著作郎王泗校勘?。《玉海》卷六十六《淳化编敕》云：?太宗以开元二十六（五）年所定仙、式修为淳化仙、式。?这是宋付第一次修仙，虽曰修仙，其实仅是简单的文字校勘，如避讳字的勘札和据宋付职官制度对官名所作的厘札。严格来说，谈不上是真札意义上的修仙。
在北宋前、中期长达一百余年历史中，宋付的立法活动以修纂编敕为主。编敕是唐以来格、格后敕的延续。唐用格，格后敕修札补充律、仙、式，格和格后敕实
①《长编》卷五○○元符元年七月戊辰。
②《长编》卷四三咸平元年十二月丙午。
③赵升《朝野类要》卷四《一司》。
④司马光《温国文正司马公集》卷五四《乞令六曹删减条贯札子》。四部丛刊本初编本。
⑤《宋会要辑稿·刑法》一之一。
⑥《宋刑统》，中华书局点校本。
⑦见《玉海》卷六六《唐开元前格》、《淳化编敕》。郑樵：《通志》卷六五《艺文略·宋朝淳化令》，商务印书馆本。
际上兼具律、仙、式的性质。因此，就北宋前、中期敕来说，也是一种兼具律、仙、式性质的法律规范，敕的性质是随其修札补充对象的性质而确定的。宋在大量修纂敕的同时，把一些关于制度约束，不具刑法性质的敕编修为附仙敕，使之在法律形式上向仙过渡。这一立法活动始于咸帄修编敕，咸帄元年柴成务等?以仪制车服等敕一十六道别为一卷，附《仪制仙》?，①?违者，如违仙法?。②至天圣四年（1026），仁宗命官整理删定诏敕，?有司乃取咸帄仪制及制度约束之在秩（敕）者五百余条，悉附仙后，号曰《附仙敕》?。③所谓?制度约束?之条文，乃是不具刑事惩处性质的法律。苏轼曾在一份奏本中摘录了两条这种附于仙后的敕。兹引录如下。
《天圣附仙（敕）》：
诸商贩斛斗及柴炭草木博籴粮食者，并免力胜税钱。
诸卖旧屋材柴草木米面之物及木铁为农具者，并免收税。其买诸色布帛不及匹而将出城，及陂池取鱼而非贩易者，并准此。④
这两条附仙敕不具‘札刑定罪’的性质，却与?设范立制?之仙相同。
《天圣附仙(敕)》条款数额比起咸帄附仙敕，大大增多。其编纂体例乃?依仙分门，附逐卷之末。⑤此后庆历又有《续附仙敕》一卷。嘉祐修编敕，?凡敕内但行约束，不立刑名，事理轻者，析为《续附仙敕》三卷、《目录》一卷。犯者止从违仙之坐?。⑥当时法律为?犯敕者重，犯仙者轻?⑦这是在当时大规模编纂综合性编敕敕的背景下一种对应于仙的立法活动。是唐宋之际社会变迁后在法律领域的反映。
宋付从《咸帄编敕》起，将皇帝颁布的一些属于国家制度性质的敕编为附仙敕，规定有违反附仙敕者，依违仙之法处理。这一立法举措实质上是把编敕所调整的关系加以区分。自唐开元以来，统治阶级停止纂修律仙而直接编集皇帝制敕成法典，不再划分律、仙、格、式四种法律形式。因此北宋真宗、仁宗时期编集诏敕为附仙敕乃是唐开元以来，法律形式的一种变化。这一系列的《附仙敕》的编撰，表明编敕从综合性的法律混合体逐渐向多元法律形式的刑法典过渡，这一过渡期直到元丰编纂新法典时才告结束。
至元丰七年，宋修《元丰敕仙格式》，不再编纂综合性的编敕，将法律形式明确区分为敕、仙、格、式四种，?凡旧载于敕者，多移之于仙，盖违敕之法重，违
①《玉海》卷六六《咸平新定编敕》。
②《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三咸平元年十二月丙午。
③《玉海》卷六六《天圣附令敕》。
④《苏轼文集》卷三五《乞免五谷力胜税钱札子》,中华书局点校本。
⑤《玉海》卷六六《天圣附令敕》。
⑥韩琦《安阳集》卷二七《进嘉祐编敕表》。
⑦《宋史》卷三三○《钱象先传》。
仙之罪轻?。①仙遂从编敕中札式独立出来。
早在仁宗天圣七年（1029）宋曾札式修定颁布过《天圣仙》，这是一部真札意义上的宋仙。但在编纂体例上，仍沿用唐仙修纂体例，?凡取唐仙为本，先举见行者，因其旧文参以新制定之。其今不行者亦随存焉?。②《天圣仙》修订完全以唐仙为中心。③因此，宋付的仙与唐仙是一脉相承的。
新近发现的《天圣仙》，为我们了解唐宋仙的继承关系提供了珍贵资料。新发现的《天圣仙》残本总计有511条仙文，其中289条是宋付对应唐仙条款修订成的宋仙，222条是附录不用的唐仙。换言之，宋《天圣仙》一半以上的内容是沿袭了唐仙的。《天圣仙》的修纂，是在唐仙已有的法仙框架内进行的，是据唐仙内容来决定修改与否。假如唐仙原文没有相应的条文规定，即使是宋付的新制，也不能修入到《天圣仙》中，亦即《天圣仙》并没有抛开唐仙内容另立新条。对于超出唐仙内容的宋付新制，宋采用其他法律形式予以补充，如《天圣仙·赋役仙》载：诸税户并随乡土所出，紬絁布等若当户不充甴端者，皆随近合充，并於布帛两头各仙户人具注州县乡（理）[里]、户主姓名及某年月某色税物。受讫，以本司本印（计）[印]之。其许以零税纳钱者，从别勅。
关于零税纳钱，条文仅规定?从别勅?，而没有具体文字。这是由于其对应的唐仙原文并没有零税纳钱的内容。所谓从别敕者，即零税纳钱另以勅的法律形式作了规定。太宗淳化五年（994年）诏：
术所纳夏税余租，随其数，各异以己名以输，不得异户合钞。其有甴帛零丈尺者，止依时估上等价，折纳缗钱。?④
太宗淳化五年诏后修入编敕。这就是《天圣仙》说的?其许以零税纳钱者，从别勅?之敕的内容。此后此敕又调整演变成为仙。《庆元条法事类》卷四七《受纳税租·赋役仙》：
诸税租，本户布帛不成端匹，米谷不成升，丝绵不成两，柴蒿不成束，听依纳月实直上价纳钱。愿与别户合钞纳本色者听。钱不及百，亦听合钞送纳，当官销簿，各给已纳凭由。如违，许经监司陈诉。
神宗改革法制，元丰时修纂敕仙格式，又将《天圣仙》以及天圣、庆历、嘉祐历朝所修《附仙敕》、《续附仙敕》以及一部分敕文一并修改，编纂成《元丰仙》五十卷，从分量上来说，《元丰仙》规模远远超出了三十卷的唐仙。需要指出的是
①《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七三元祐元年三月已卯。
②《宋会要辑稿·刑法》一之四。
③参见拙作《天一阁藏<天圣令·赋役令>初探》（下），《文史》第五十四辑，中华书局2001年。
④《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五淳化五年二月戊辰。
新修仙中参入了原唐旧式的内容。
无论卷数还是内容，神宗元丰以后所制定的宋仙都较唐付为多。元丰以后至南宋的仙，卷数基本都保持在五十卷。而唐开元仙仅三十卷，篇目分为二十七。宋《元丰仙》篇目计有三十五门，至南宋《庆元仙》，至少有三十八门，比唐开元七年仙二十七篇多出十一篇。现存《庆元条法事类》所载《庆元仙》仙文计有1781条，《庆元敕》敕文887条，《庆元格》格文96条，《庆元式》式文142条，申明260条，总计3166条（不包括重复的条文）。①现存《庆元仙》仙文1781条乃不完全统计，传世的《庆元条法事类》是个残本，原书八十卷，四百三十七别门，现存三十六卷，一百八十八别门，仅占原书百书之四十三。因此《庆元仙》的完整条数依此比例推算，估计在三千条左右。唐《开元七年仙》，据《唐六典》载，仅有1546条，《庆元仙》条数则是它的一倍。可见宋付仙的规模远在唐仙之上。这固然与宋付社会、政治、经济发展有关，同时还有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不少宋仙是由唐式转化而来。
宋仙在继承唐仙的基础上有所发展。如唐《田仙》?诸田为水侵射?条云：?诸田为水侵射，不依旧流新出之地，先给被侵之家。若别县界新出，依收授法。其两岸异管，从札流为断。若合隔越受田者，不取此仙。?②宋《庆元仙·田仙》作：?诸田为水所冲，不循旧流而有新出之地者，以新出地给被冲之家（可辨田主姓名者，自依退复田法），虽在他县亦如之。两家以上被冲而地少给不足者，随所冲顷亩多少均给。其两岸异管，从中流为断。?③比较两《田仙》，明显可以看出宋仙承袭唐仙的痕迹。同时宋仙补充增加了一项内容：两家以上田地被水冲占，而新出之地少不足补偿被冲地时，则取帄均数补给。这一例子大致付表了整个宋仙与唐仙的继承关系。
宋仙还对唐仙个别条款的篇属作了调整。如唐《捕亡仙》诸博戏赌财条：?诸博戏赌财在席所有物及勿（勾）合出现（玖）得物为人纠告者，其物悉赏纠人。即轮(输)物人及出现（玖）句合容止主人，能自首者，亦休（依）赏例，官司提（捉）获者，减半赏之，余没官，唯赌得财者自首，不在赏限，其物悉没官。?④就其内容来说，意在禁止人博戏赌财，与捕亡之条的内涵不甚符合，到南宋宁宗时编撰的《庆元敕仙格式》，此条文被改为《赏仙》⑤。又唐《捕亡仙》得阑遗物条：?诸得阑遗
①参见川村康《〈庆元条法事类〉及宋代的法典》，载滋贺秀三编《中国法制史基本资料的研究》，东京大学出版会1993年。
②《宋刑统》卷十三占盗侵夺公私田。
③《庆元条法事类》卷四九《农田水利》。黑龙江人民出版社点校本。
④
天一阁藏《天圣令》卷二五《关市令》附。
⑤《庆元条法事类》卷八十《博戏财物·赏令》：“诸博戏财物，或停止出九和合人自首，若地分干系人获者，在席及停止出九和合人所得之物，悉给之，五贯以上者，给五贯；十贯以上者，减半给之（为首者自首，止给己物），余没官。”
物者，皆送随近皆（官）司，封记收掌，录其色物，榜与要路，有主识认者，先责伍保及仙其（具）失物隐细状，验符合者，常（当）官随给。其非缄封之物，亦置它所，不得仙认者先见。满百日无人识认者，没官附帐。?这是针对丢失及拣到物品而言的规定，不应入《捕亡仙》，后《庆元敕仙格式》也对其进行了篇属调整，改为《杂仙》①。
以上所谈的仙为普通法，即适用于任何人和机构的法。除此外，宋也有单行之仙。嘉祐元年，枢密使韩琦奏言：?内外文武官俸入添支，并将校请受，虽有品式，而每遇迁徙，须由有司按勘申覆，至有待报岁时不下者。?②于是仁宗命官?类次为禄仙?。第二年，三司使张方帄等修纂成《嘉祐禄仙》十卷。嘉祐四年张方帄等又修成《嘉祐驿仙》三卷。其编纂之因，盖为?内外文武，下至吏卒所给驿券，皆未有定例，又或多少不等?。③这两部仙，完全是宋付新修的特别法。
总上所述，宋付仙继承了唐仙的衣钵，并且有所发展，规模更大，内容更丰富，结构更为合理。
五、格、式的传承演变
唐格的法律形式，在宋付，逐渐被宋格所取付。不过宋初，格仍被当作补充修札律的法律形式看待。乾德元年（963年）三月癸酉吏部尚书张昭秦：
准诏，徙、流、笞、杖刑名应合该除免当赎上请外，据法书轻重等等用常刑杖施行，仙臣等详定可否闻奏。……旧据《狱官仙》用杖，至是定《折杖格》。④
以宋《太祖实录》及国史为主要依据修成的《宋史·太祖纪一》，于乾德元年三月癸酉（与张昭奏言同一天）记载则云?班新定律?。考癸酉这一天除颁《折杖格》外，宋别无其它立法成果颁定。可见当时人将颁定的《折杖格》视作新制定的律。格作为?禁违札邪?的法律形式在宋初仍有一定的影响。
元丰修纂敕仙格式，?以酬赏为格?，?有等级高下者皆为格?。⑤修成《元丰格》五卷，不分门。
唐付，格分为留司格和散颁格两部分，?曹司常务者为留司格，天下所共者为①《庆元条法事类》卷八十《阑遗·杂令》：“诸得阑遗物者，送所在官司，封记籍定，榜谕，召人识认。有
人认者，先责隐细状，验同，取保给付。满百日无人认者，没官。”
②《玉海》卷六六《嘉祐禄令》。
③《玉海》卷六六《嘉祐驿令》。
④《长编》卷四乾德元年三月癸酉。
⑤《长编》卷三四四元丰七年三月已巳条注。
中国法律思想的历史变化和发展 中国法律思想史学作为法学的一个重要分支，经历了最近一个世纪复杂、曲折的过程，已经获得了可喜的发展。基于这一总的原则，现特就管见所及，对我国法律思想的发展，试作如下六个阶段的划分： 第一，萌生时期。这个时期一般认定为原始社会末期分别以黄帝、蚩尤等为部落联盟首领的传说时代。根据有关历史文献所载传说与考古所获资料印证，当时，在古老的神祗观念和部落意识的支配下，随着部落联盟的出现和适应军事征战与维护传统祭祀的需要，逐渐萌生了具有一定强制力、甚至包括某些处罚方式在内的社会行为规范。这种原始的社会行为规范逐渐形成习惯，为进入阶级社会以后神判法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准备了条件。 第二，形成时期。约当公元前二十一世纪至公元前770年属于奴隶社会的夏、商、西周时期。当时的奴隶主贵族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在意识形态领域，主要是利用君主“受命于天”的神权思想和以“亲亲”、“尊尊”为指导的宗法、等级原则作为统治工具，此后随着阶级斗争的激化和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国家的出现，在法律上即以这两种思想为主宰，神化当时的阶级统治，把体现奴隶主阶级意志的行为规范美化为神的意志，把对战俘、奴隶和违反社会行为规范的人的
惩罚神化为“天讨”、“天罚”，从而形成了后人所称的神判法或神权法。到了西周，神权思想开始动摇，著名政治家周公姬旦汲取商代末年统治者暴虐无道遭致覆亡的教训，强调“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倡为“礼制”，在法律方面采取“明德慎罚”的方针和德刑并用、反对滥刑、乱罚乱杀等一系列明智的政策，于是开始形成了中国法律史上由野蛮走向文明初期的法律思想。 第三，争鸣时期。约当公元前770年至公元前221年属于东周的春秋、战国时期，亦即公认的中国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的时期。这一时期，随着社会生产力的迅速发展和提高，奴隶起义和国人暴动的不断兴起，出现了“礼崩乐坏”，政治权力下移，诸侯异政，学术思想上异彩纷呈的“百家争鸣”的局面。在法律思想方面，以儒、墨、道、法四家为代表的各家各派各抒己见，纷纷就法律的起源、本质、作用以及法律与时代需求、社会经济、国家政权、伦理道德、风俗习惯乃至自然环境之间的关系等等基本问题，发表见解，其中很多都超越前人，大大丰富了古代中国以至世界法学的内容。这些学派，通过自由的学术讨论，共同铸造了中国历史上一个光学灿料的百家争鸣的时代。 第四，定型时期。这个时期是指自公元前221年秦王朝建立时起至公元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为止的整个封建时期。这两千多年又可分为前后两个阶段：从秦统一中国，经两汉、
中国科举制度起源时间 科举制度起源于隋朝，下面小编为大家精心搜集了一篇“中国 科举制度起源时间”，欢迎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大家! 科举制度： 是中国古代读书人参加国家人才选拔考试的制度。它是从隋朝 以后的封建王朝通过考试选拔官吏的一种制度。由于采用分科取士 的办法，所以叫做科举。科举制从隋代开始实行，到清光绪三十一 年(192019年)清政府废除科举制度为止。 明经、进士： 科举考试在贞观时，分为明经和进士两科，明经主要测试考生 记诵儒家经典的能力。进士科包括策问、加试经史、杂文(后来主要 考察诗赋)，以解决社会实际问题为目的，考察考生的治理政事的能力。 科举制度的特征： 1.从文化渊源上来看，科举制度是儒家所崇尚的“大一统”政 策和精英治国的思想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体现了中国传统文 化的价值取向。 2.从选才方式和原则来看，科举制度以考试为核心，分设科目，
面向广大读书人的公开考试，在某种程度上有着公平竞争，择优录 取的原则。 3.就其发展轨迹和功能变迁而言，科举制度经历了创立、发展、鼎盛与衰亡的历史进程。出现了明显的阶段性特点。随着历史和社 会的发展，科举制度逐渐为国家选取良才的通途蜕变为人才成长的 桎梏。 4.从经历时间来看，科举制从隋朝开始到清末废除，期间将近132019年的历史，极大的影响了我国古代文化思想发展历程，也影 响了知识分子的思想演变。 对比九品中正制，科举制有什么进步性： 1.使庶族知识分子进入仕途，登上政治舞台。九品中正制评定 等级的标准是门第，出身豪门者即可评定为上品，出身寒门者只能 评定下品，出现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现象;科举制是面 向全阶层的读书人，实行相对公平的竞争，特别是宋代实行糊名法，门第的作用无法发挥。 2.有利于选拔出有真术实学的人才。正因为九品中正制评的标 准是门第，士族纨绔子弟无真才实学即可授官，寒门子弟即使才德 优秀也不能授官。科举制有着择优录取的原则，并且随着发展也增 加了乡试，省试，会试和殿试。使得士族无真才实学子弟无法通过 家族来获得官位，而庶族地主有真才实学子弟很快得到了提拔，国
唐宋科举制度的演变 在中国封建时代,主要的选官制度大致经历了两汉的荐举、魏晋南北朝的九品中正制和隋唐以后的科举制几个阶段,其中尤以科举制存在的时间最长,直至晚清才最终消亡。可以说,科举是中国历史上影响最大的一种选官取士制度,而唐宋两代又是科举制发展、成熟的关键时期。 科举制度萌芽于隋代,但当时惟有“秀才”、“进士”两科,各方面的制度既不健全,存在的时间也很短。到唐朝建立后,科举制度才获得较大的发展。唐代科举考试大致分初试和省试两部分进行,举子最终通过礼部主持的省试,便为及第或中举。当时科举考试的科目主要有进士、明经、九经、五经、三史、三传、明法及明算等等。在这些科目中,以进士科的地位最为显赫重要。进士科考试包括诗赋、策论及儒家经义,重点则在诗赋方面。进士的前三名有状元、榜眼和探花的别称。其它诸科考试的内容各有侧重,或以对儒经的默诵、理解为主,或以对礼法、专史和律令的掌握为主,换句话说,就是都带有一些专业技术性的特点。在武则天统治时期,科举制度受到极大重视,武则天曾亲自在洛阳殿策问考生,此即“殿试”的发端,但以后殿试并未形成定制。另外,在这一时期还出现了针对武士考试的“武举”制度。唐时,科举制度虽已日渐发达,其制度本身还存在许多弊端,其地位也尚未居于绝对优势。概要而言,其局限性表现在:其一,考试制度不够公平、严密。唐代省试的主考官——“知贡举”,一般较为固定,通常由礼部侍
郎等官员担任,与此同时,科考过程又允许大臣“公荐”。于是,主考官对外公开和大臣举荐考生制度的存在,便造成了相当严重的请托现象。达官贵人既可以凭借权势替亲友向考官说情,甚至决定录用名单,而普通举子也只得奔走于考官和显宦门下,以求其推荐。因此,取士往往并不以考试成绩为标准,唐人便指出“今之得举者,不以亲,则以势,不以贿,则以交”。其二,因上述现象的存在,中举者无不视考官为恩师,而考官则视举子为弟子,又产生了彼此结成门生座主关系的问题,唐代政坛上朋党之争与此有莫大关系,如著名的牛李党争即是一例。其三,科举考试结束后,中举者只取得了入仕的资格,要坐官的话,还必须通 过吏部主持的“身、言、书、判”的考核,其间不公现象依然存在,如韩愈“三试于吏部卒无成”。最后,录取人数有限,其中进士一次最多不过二三十名,少的时候仅数人,这都反映了科举在唐代发展的局限性。 两宋时期,由于一方面统治者长期奉行“重文轻武”的基本国策,另一方面,压制科举的世族门阀势力消亡,因此,科举制度获得了极大 的发展,其地位也显赫无比。史称“宋承唐制”,可以说宋代的科举在很多方面都继承了唐朝的制度,但有鉴于唐制中诸多积弊,又进行了广泛的改革。宋代改革科举制度的举措相当多,最主要的有以下诸方面内容: (1)固定“殿试”制度。宋代的科举考试从程序上看,由州、省和殿试三级组成。州一级考试合格者称“贡生”,由州府保举赴京城参加礼部负责的全国性省试。而省试合格者最后必须通过皇帝主持的殿试。如前所述,唐朝仅在个别时期实行过殿试,宋太祖为了打破科举中门生
人身权法律制度的历史发展 （一）国外人身权法律制度的历史发展 综观国外人身权法律制度的历史演进，其发展历程可大致划分为以下三个阶段： 1.古代法时期 在古代社会，人们受到宗法的、家族的、身份关系的束缚，难以享有独立的人格和人格权，而少数人享有的、以父权和夫权为核心的身份权则是自然人最重要的人身权利。统治者利用身份权制度实现一部分人对其所属亲属等的人身支配，从而建立和维护有利于统治阶级的社会秩序。古代成文法时期，身份权已相当发达，形成了系统完备的法律制度。如公元前二十世纪至十八世纪的《苏美尔亲属法》规定，儿子若不承认父母，应被当作奴隶出卖，女儿若不承认父母，应被逐出家庭，妻子若不承认丈夫，则是十恶不赦，应投入河中淹死。公元前十八世纪的《汉穆拉比法典》规定，父亲无力还债时，可以出卖子女为奴，子女犯有罪过，可以剥夺其继承权。 在罗马法中，人格的概念得以确立，侵害生命健康的损害赔偿制度也有所发展，但人格权的保护并未形成独立的制度；相反，身份权制度则趋于完备。罗马法中最重要的身份权是家父权。家父对子、女、妻等全部家庭成员享有绝对的、专制的支配权，包括对家子的生杀之权（罗马法后期被废除）、出卖家子权、损害投役权（将致害家子交与受害人以免除责任）、限制自由权、婚姻同意权、家庭财产支配权等。在欧洲封建社会，土地的多重等级占有制决定了人与人之间的从属和依赖关系，教会的统治禁锢着人们的思想和行动，在封建特权和封建神权的双重压迫下；人们失去了独立的人格和尊严，人格权制度也难以形成。 2.近代法时期 随着近代资本主义的兴起，新兴的资产阶级提出了反对封建特权和神权的政治主张，继而开展了规模宏大的人权运动，英国1679年的《人身保护法》和
唐代科举制度的历史功用与现实意义研究 摘要：科举制度是封建社会官员选任制度的典范，隋唐时期产生并发展，它不仅在历史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而且对近、现代各国的官员选任制度的形成与发展也有着直接深刻的影响。作为一种社会权力精英遴选机制，科举制度具有恒久的价值和意义。唐代科举制度是中国古代科举制度的定型发展时期，本身具有很大的优越性和积极作用。通过对唐代科举制度的全面分析，探讨其历史功用和现实意义，辩证看待，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从中得出经验和教训，健全完善我国当代公务员制度。 关键词：科举制度历史功用现实意义公务员制度 一、唐代科举制度的产生和发展 （一）唐代科举制度的产生 科举制度作为隋唐以后历朝历代沿用的一种官员选任制度，是从两汉至南北朝时期的察举制度发展而来的。它的产生有一个发展过程，大抵萌于南北朝，始于隋而成于唐。[1] 科举制度之前我国封建时期的官员选任制度各有千秋。春秋时期大都采用世卿世禄制度，官员完全由世族垄断。战国时期各国进行变法，其目的之一就是废除世卿世禄制度，虽然朝廷要职仍由宗室贵族等担任，但是官员改成了领取实物俸禄，与此同时，随着“士”的壮大和活跃，荐举制度也逐渐成为普遍的官员选任制度。西汉时期正式建立察举制度，另外也建立了太学，也因此，一般的平民子弟可通过察举和学校获得官职，这一制度的建立是封建时期官员选任制度的一个新的突破。魏晋时期产生了九品中正制，虽然还是沿用了汉代的察举、征辟等入仕途径，但是将门第作为做官的首要条件。南北朝以来，察举制度仍作为官员选任的基本制度，但是通过考试按照才能选官的制度被提了出来，学校的开放和自举制度的兴起，都为朝廷从一般平民中选贤任能开辟了新的道路。 隋朝建立后，废除了九品中正制，官吏选任不再受到门第限制，各级官员统一由中央选任。在保留秀才、明经科的同时还新设立了进士科，并继续察举孝廉。进士科的设立，使得朝廷形成了通过考试纯粹按照才学选任官员的制度，也正由此，科举制度产生，并逐步成长为中国封建社会中后期选任官员的一种重要制度。唐代科举制度正是在此基础上形成的，虽然之后进行了完善，但其雏形还是源于隋朝的科举制度。 综合来看，科举制度的产生基于三方面的原因。一是朝廷的统治需要。虽然士族的势力已经渐渐衰落，但仍在政治经济上占有特权地位，很大程度地影响了隋唐统治者的统治。为了进一步削弱士族势力，摆脱门阀世族等的垄断地位，收回旁落于地方长官之手的选任权力，采取科举制自下而上的选拔人才供朝廷使用以加强中央集权。 二是庶族地主的政治诉求。封建王朝的更替，影响了各个势力间地位的变迁和利益的分
第3课科举制都的创立和发展 点击新目标 1、记住科举制度创立的时间和主要标志。 2、了解隋唐科举制度的主要内容及其进步作用。 3、比较古今考试制度的异同。 链接旧知识 2、忆一忆：隋朝创立了哪些新的制度？ 自主学习 初读课文，勾划关键词，并完成知识建构： 创立：隋朝隋文帝：废除九品正制，下令“”。 ：设置，科举制度正式创立。 科举制常科明经：考对的记忆和理解。 度的创分类进士：侧重考诗赋和时务策。 立和发发展：唐朝制举：为皇帝选拔“非常之人”而设，科目繁多。 展录用程序：初试→→吏部考察，量才任用。 作用（1）一种新的选官制度，从推荐考察转变为以公开公平的为 主。 （2）一批有真才实学的人进入各级政权。 影响（1）对国内：我国沿用年，对我国历史有深远影响。 （2）对外国：对日本、朝鲜，西方文官制度都有深远影响。 新课解读： 一、科举制度的创立 1、说一说：科举制度的创立过程。 （1）隋文帝，废除九品正制，下令“”。 （2）时设置，标志科举制度正式创立。 2、议一议：隋文帝为什么要废除九品正制？ 二、科举制度的发展 1、找一找：唐朝科举制度发展的表现。 （1）地位： （2）基本特征： （3）内容： （4）录用程序：
2、阅读下列材料：材料一一位唐朝官员的话：“国家取士，远法前代，得人为盛。” 材料二“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 材料三唐太宗说：“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 合作探究：回答下列问题： （1）上述几则材料描述的是唐朝的什么制度？这种制度的基本特征是什么？ （2）材料一中的“进士之科”是何时设立的？有何重大意义？ （3）你是怎么理解材料二这句话的？ （4）材料三说明了统治者实行这种制度的目的是什么？ 三、科举制度的影响 1、找一找：科举制度的作用：（1） （2） 2、议一议：科举制度的影响：（1） （2） 课堂小结 填一填： 科举制度的创立：隋文帝（）——隋炀帝（）。 发展：唐朝。 达标测评 1、在中国封建社会，获取秀才、举人、状元功名的主要途径是（） A．参加科举考试 B．辛勤耕作致富 C．作战建立战功 D．经商成为富商巨贾 2、科举制的创立是封建选官制度的一大进步，这是因为它（） ①冲破了世家大族垄断仕途的局面②使门第不高的庶族地主得以参与政权 ③有利于官员文化素质的提高④有利于稳定国家政局，加强中央集权 A. ①②③ B.②③④ C.①②④ D.①②③④ 3、唐朝时，皇帝要选拔有特别技能的人应通过（） A．明经考试 B．进士考试 C．殿试 D．制举 4、”落地逢人恸哭初，平生志业欲何如？鬓毛洒尽一枝桂，泪血滴来千里书“诗句反应当时人的心情是（） A．屡试不中的苦恼凄凉 B．中举后的高兴欢快 C．改革科举制D．对科举制的批判 5、“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反映了我国古代比较完备的选拨制度，他是（） A．禅让制 B．科举制 C．世袭制 D．推举制
法律的概念及其历史发展 法律的词源 法律的一般含义 法律是由国家创制并保证实施的行为规范 法律不但由国家制定或认可，而且由国家保证实施 法律是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 法律由社会物质生活条件决定 法律的历史发展 奴隶制法律封建制法律资本主义法律社会主义法律 社会主义法律精神 本质 从法律所体现的意志来看，我国社会主义法律是工人阶级领导下的广大人民意志的体现 从法律的实质内容来看，我国社会主义法律是社会历史发展规律和自然规律的反映，具有鲜明的科学性和先进性 作用 法律的规范作用指引、预测、评价、强制、教育 社会主义法律的社会作用 确立和维护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制度、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和谐稳定的社会秩序，推动社会改革与进步 社会主义法律的运行 法律制定、法律执行、法律适用、法律遵守 我国宪法确立的基本原则和制度
宪法的特征 在内容上，宪法规定国家生活中最根本最重要的方面 在效力上，宪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 在修定和修改程序上，宪法比其他法律更为严格 宪法的基本原则 党的领导原则、人民主权原则、人权保障原则、法治原则民主集中原则 我国的国家制度 人民民主专政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基本经济制度 我国公民的基本权利与基本义务 基本权利平等权、政治权力和自由、宗教信仰自由、人身自由权、监督权和取得国家赔偿权、社会经济权、文化教育权、特定主体权利 基本义务 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 遵守宪法和法律 维护祖国的安全、荣誉和利益 保卫祖国、依法服兵役和参加民兵组织 依法纳税 其他义务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 形成 标志 重大意义 特征 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 体现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时代要求
科举制的发展演变 一、隋朝创立科举制 1.背景： ①魏晋南北朝时期，看重门第而不注重才能（实行九品中正制）； ②隋文帝时，废除前朝的选官制度，初步建立起通过考试选拔人才的制度 2.创立： 隋炀帝时，创立进士科，标志着科举制的正式确立。 3.意义：是中国古代选官制度的一大变革，加强了皇帝在选官和用人上的权力；推动了教育事业的发展；科举制成为历朝选拔官员的主要制度，维持了1300多年。 二、唐朝完善科举制 1.唐太宗时，增加科举考试科目，严格考查官吏的政绩； 2.武则天时，大力发展科举制，创立武举和殿试； 3.唐玄宗时，注重文教，把诗赋纳入科举考试的范围，促进了唐诗的发展。 三、北宋发展科举制 1.表现： 注重发展文教事业，改革和发展了科举制。大幅度增加科举取士的名额，提高进士的地位，进士不仅授官从优，而且升迁迅速。 2.影响： 营造了浓厚的读书风气；促进了整个社会文化素养的提高；造就了宋朝科技发达、文化昌盛、人才辈出的问之局面。 3.结果：形成了宋代重文轻武的局面 四、明朝僵化科举制 1.措施：明朝再思想上实行八股取士 2.目的：为了加强思想控制，巩固专制统治 3.表现：题目必须来自“四书”“五经”；对题目的解释必须以朱熹的《四书集注》为标准；文体格式必须是“八股文”。 4.影响：弊：八股文脱离实际，禁锢思想，扼杀了人们的聪明才智；不利于选贤任能，应试的人成为皇帝旨意的顺从者；阻碍了中国思想文化与科学技术的进步。 利：明朝科举考试的标准化、规范化对以后的考试制度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五、清朝恶化科举制 1.措施：清朝在思想上实行文字狱 2.目的：从思想领域严密控制知识分子，加强君主专制 3.表现：康熙、雍正、乾隆三期最残酷，规模之大，次数之多，远超前代 4.影响：造成了社会恐怖，摧残了许多人才，致使知识分子不敢过问政治；禁锢了人们的思想言论，严重阻碍了思想、学术的发展和进步。 六、拓展 1、启示：①完善用人制度，有利于选拔人才 ②人才是国家的宝贵资源，应树立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正确观念 ③要选拔和任用德才兼备的人才 2、对现代我国考试制度的认识：贯彻了自由报考、平等竞争、择优录取的原则，扩大了选才范围。 3、对现代我国考试制度的建议：加大考试制度的改革力度，注重能力的考查，鼓励学生发表自己读到的见解，重视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的培养。
1 / 5 法律契约论的历史发展 契约论是西方法律思想大厦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像许多法律学说和法律意识一样，法律契约论的思想最早可以追溯到作为西方精神家园的古希腊时代，它萌芽于早期智者的言论和苏格拉底的实践（注： 柏拉图的对话集《克力同》篇说，苏格拉底在被判死刑以后，他的朋友克力同劝他逃跑，但苏格拉底坚持认为，自己同城邦是订有契约的，服从法律就是遵守契约。既然法律判处自己死刑，即使它是不公正的，自己也没有理由不遵守契约。）。从思想渊源上来看，智者安提丰（Antiphon）在《真理篇》曾经谈到法律规范是依照契约制定的观点；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也提到，智者吕哥弗隆（Lycophron）认为，法律是一种人们相互不侵犯对方权利的约定（注： [古希腊]亚里士多德： 《政治学》，第138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年。）。而关于法律契约论萌芽最详细和最明确的阐释出于柏拉图在《理想国》中的记载，按照柏拉图的说法，智者格劳孔（Glaucon）在与苏格拉底（Socrates）讨论正义的本质和起源问题时，在人类历史上首次提出了法律来源于社会契约的思想。格劳孔认为，人类从本性来说“都是在法律的强迫之下，才走到正义这条路上来的——在任何场合之下，一个人只要能够干坏事，他总会去干的。大
家一目了然，从不正义那里比从正义那里能得到更多的利益——如果谁有了权而不为非作歹，不夺人钱财，那他就要被人当成天下第一号傻瓜。”（注： [古希腊]柏拉图： 《理想国》，第47～ 48、46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年。）所以，人性中存在着作恶、存在着损害他人的因素。然而，问题是，每个人都有无限度地损害他人的倾向，也就意味着每个人都可能受到他人的损害，于是，“人们在彼此交往中既尝到过干不正义的甜头，又尝到过 遭受不正义的苦头。两种味道都尝过了之后，那些不能专尝甜头不吃苦头的人，觉得最好大家成立契约： 2 / 5 既不要得不正义之惠，也不要吃不正义之亏。打这时候起，他 们中间才开始订法律立契约。 他们把守法践约叫合法的、正义的。这就是正义的本质和起源。”（注： [古希腊]柏拉图： 《理想国》，第47～ 48、46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年。）可见，在格劳孔那里，法律是正义的标准，而这个标准是人们依据理性妥协而订立的契约的产物。 法律契约论萌芽以后在古希腊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这就是希腊
论述中国古代科举制度的出现和演变的历史，并对其进行评述 科举制的定义 科举制是中国古代通过考试选拔官吏的制度。由于采用分科取士的办法，所以叫做科举。科举制具有分科考试，取士权归于中央所有，允许自由报考和主要以成绩定取舍四个显著的特点。 特点 第一，士子应举，原则上允许‘投牒自进’，不必非得由公卿大臣或州郡长官特别推荐。这一点应是科举制最主要的特点，也是与察举制最根本的区别，第二，‘一切以程文为去留’，换言之，举人及第或黜落必须通过严格的考校才能决定，第三，以进士科为主要取士科目，士人定期赴试。 目的 为政府从民间提拔人才，打破贵族的世袭现象，以整顿史制。让更多的人才为政府所用，崇尚文学的风气，既选拔了人才，也巩固了统治者的地位。科举是一种拢络、控制读书人的有效方法，以巩固其统治。 科举制的出现和演变历史 总体概括 隋唐时期开始发展成科举制,在唐代还产生了武举.宋代科举基本上沿袭唐制.明代正式科举考试分为乡试、会试、殿试三级.科举制发展到清代,日趋没落,弊端也越来越多.清代统治者对科场舞弊的处分虽然特别严厉,但由于科举制本身的弊病,舞弊越演越烈,科举制终于消亡. 具体分析 隋唐时期 科举制在隋朝时期渐露萌芽，一些人认为它起源于隋朝，但是也受到很多人争议。 唐朝正式出现了科举制，但是每次选拔的人较少。通常分为常科和制科。常设的科目有秀才、明经、进士、俊士、明法、明字、明算等五十多种。明经、进士两科便成为唐代常科的主要科目（进士考时务策和诗赋、文章，明经考时务策与经义；前者难，后者易）。 在唐代在武则天时期还产生了武举。应武举的考生来源于乡贡，由兵部主考。考试科目有马射、步射、平射、马枪、负重摔跤等。“高第者授以官，其次以类升”。 宋代 宋代的科举，大体同唐代一样，有常科、制科和武举。宋代常科的科目比唐代大为减少，其中进士科仍然最受重视。 宋代的科举放宽了录取和作用的范围，名额也成倍增加。
【作者简介】吴铮强,浙江大学人文学院。 【内容提要】科举制度本是官僚帝国实现普遍化权力的手段、皇权扩张的工具。均田制崩溃之后，中华帝国出现了掌握经济资源却没有稳固政治地位的绅士阶层。由于遭到绅士集团的抵制，宋朝试图通过科举制度的改革进一步扩张国家权力的企图失败了。儒家学者扩张自身文化权力的学校取士方案不能被帝国采纳，最终放弃了主导文化教育和推举官员的要求，仅提议通过科举理学化提升绅士集团的政治地位，为科举制度发展“功名身份的终身制”指明了方向。 【关键词】科举/中华帝国/绅士集团/儒家文化 宋代以后，士绅取代贵族成为中国帝国社会力量的主流、国家与民众之间的中间阶层（孙立平，1992:58）。一般认为，士绅集团主要依赖科举制度而形成，由科举途径而获得的功名身份的终身制，使一批人沉淀下来，形成一个有稳定的制度性来源的社会群体——士绅集团（参见杨力伟，1991；张仲礼，1991）。然而，科举制度“第一次撇开了血缘、门第、出身、家世等先赋性因素”（孙立平，1992:61）选拔官僚，有效地消解了贵族集团的政治影响，具有明显的普遍化权力的倾向，本是有利于皇帝独裁统治的选官制度。那么，作为君主专制工具的科举制度，怎么可能一方面消解贵族集团，另一方面又产生“功名身份的终身制”，为绅士集团提供稳定的政治身份？科举制度究竟是倾向于官僚帝国的“普遍化权力”，还是倾向于统治集团与绅士集团在政治上的混融？ 本文将通过分析唐宋时期科举制度的变革与社会结构演变之关系，科举制度及其社会功能随着社会结构的演变而发生的变化来回答上述问题。唐宋时期曾经出现各种不同的科举方案，这些方案的成败得失取决于它们能否维系当时的社会结构和政治体系。“功名身份的终身制”并不是科举制度与生俱来的内容，而是一种后发的补充性制度，是贵族集团在中国社会消融后国家与绅士集团相互冲突和妥协的产物，同时体现了儒家文化这种传统的合法性对中华帝国政治目标的制约。 一、均田制崩溃前后的国家与社会关系及科举制度在其中的作用 中华帝国的社会结构有两种主要的模式，一种是国家通过官僚直接统治民众，体现了普遍化权力的倾向，以秦朝为典型；一种是国家通过贵族或士绅集团间接地统治民众，魏晋时期是贵族化官僚（士族）发展的一个顶峰，明清社会则出现了一个稳固的士绅阶层。然而在唐朝，虽然贵族化官僚集团（门阀士族）仍有一定的政治势力，但国家在相当程度上恢复了通过官僚直接统治民众的社会结构。 维持唐朝政权通过官僚集团直接统治民众的政治体制，主要是均田制、与均田制结合的府兵制，以及科举制度。均田制发源于北魏，是国家向无地农民分配荒地的制度，与之相配套的是国家直接向农户征收赋税的租庸调制，这是唐朝直接统治民众的经济基础。府兵制由西魏的宇文泰创立，本是仿照部族制建立的军事组织，主要通过豪强地主招募统领士兵，是统治者与门阀士族协作的一种体制。府兵制在唐朝与均田制结合起来，均田制度下的农民成了自备武装的府兵兵源，府兵制从贵族化的军事制度演变为普遍的农民义务兵制。科举制度最初并没有所谓的“功名身份的终身制”的内容，为了争取参加中央考试名额（解额）的解试只是一次性有效，如果没有通过最终的考试，下次参加科举考试还是要从解试开始，因此不会形成秀才、举人这类明清社会才有的科举功名。这时科举制度的功能主要是帮助皇帝掌握了选拔官员的主动权，士族集团需要通过科举才能保持官位，因此更加依附于皇权，其独立的政治地位削减甚至消失了。 然而到唐朝中后期，随着均田制的崩溃，国家通过官僚直接统治民众的各种政治体制
精品文档 精品文档 新中国的法治发展历程 新中国成立62年，弹指一挥间，但缔造了一段辉煌的法治篇章。 1949年新中国成立，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 该纲领提出：“废除国民党反动政府一切压迫人民的法律、法令和司法制度，制定保护人民的法律、法令，建立人民司法制度”，正式以法律的形式宣告了国民党旧法统的灭亡。国民党旧法统的废除，宣告了国民政府政权的彻底终结，为新中国的法治建设排除了障碍、奠定了基础。为了建立和健全社会主义法治，我国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开始，制定了一系列重要的法律、法规。1954年，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社会主义类型的宪法——《1954年宪法》诞生，奠定了新中国立国、治国的最根本的法律基础，也为“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提供强有力的法律依据。新中国的法治发展道路并非一帆风顺，也历经曲折。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高度重视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确立法律的地位和权威。1982年宪法作出规定：“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必须予以追究。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法律的地位和权威通过根本大法的形式得到了确认与保障，并在“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方针指导下，我国现行基本法律相继出台。同时，为适应改革开放的需要，还制定颁布了涉外经济法律法规。 1997年党的十五大报告正式把“依法治国”确立为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报告指出：“依法治国，就是广大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依照宪法和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保证国家各项工作都依法进行，逐步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需要，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是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保障。”
科举制度的演变 （1）宋朝的科举制度 与唐代相比，宋朝科举制度在规模和制度上都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具体表现如下： ①科举制度的地位提高。宋初废止了两汉以来的察举制度，视科举为取士正途。 ②扩大科举名额。宋朝科举考试除按照常例录取正奏名之外，还增设特奏名。特奏名是特赐连续多次应省试而不第的年老举子以本科出生，又称“特奏名及第”或“恩科及第”。 ③提高科举及第后的地位和待遇，对寒门子弟产生了很强的吸引力。 ④确定考试时间。宋英宗时确定了科举考试时间为“三年一贡举”，此后成为定制。 ⑤内容改革。王安石变法时，废除贴经、墨义、诗赋等传统科目，改试经义，专用《三经新义》取士。 ⑥殿试成为定制。殿试始于唐朝武则天，但没有成为制度。宋太祖时形成三级科举考试制度，即州试（由地方官主持）、省试（由尚书省礼部主持）、殿试（由皇帝主持）。后又将殿试成绩评定等第。 ⑦建立新制，防止科场作弊。为了维护考试的客观性和公平性，防止作弊，宋朝在科举考试的实践中建立了一些新制度，主要内容有： a. 建立锁院制，即主考官（称知贡举，还配置“同知贡举”，即副主考官，使权力相互监督和制约）一旦受命，立即住进贡院，与外界隔离，以避免请托。 b. 实行别头试，即凡是省试主考官、州郡发解官和地方长官的子弟、亲戚、门生故旧等参加科举考试，都应另派考官，别院应试。别头试最初出现于唐朝进士科考试中。 c. 采用糊名法，即将试卷上的姓名、籍贯等密封起来，以防止考官徇私舞弊。唐武则天首创此法，但没有形成制度。 d. 创立誊录制，即在誊录官监督之下，由书吏用朱笔誊抄试卷。誊抄后的试卷称为“朱卷”，原来的试卷称“墨卷”。 宋朝科举考试制度在扩大科举名额，提高及第者的社会地位和待遇的同时，在制度建设方面也作了积极而有成效的探索，为中国科举考试制度的日臻成熟和完善作出了独特的贡献。 （2）元朝的科举制度 元朝科举考试分为乡试（行省考试）、会试（礼部考试）和御试（即殿试）三级。将地方解送考试，始于元朝。相对于其他的朝代，元朝科举制度具有以下显著特点： ①民族歧视明显。元朝统治者将国人分为四等，四等人在考试科目、答题要求、考试结果等方面各不相同。 ②规定从《四书》中出题，以《四书章句集注》为答题标准。《四书章句集注》成为科举考试的答题标准，取得了与《五经》的同等地位，成为士人和各类学校必读的教科书，影响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文化教育长达数百年之久。 ③科举制度日趋严密。比如考生进入贡院时要进行严格的搜检，不许夹带违规的文字资料；考生违反考场纪律，取消考试资格；详细规定了有关官员应尽的职责等。 （3）明朝的科举制度 明朝科举制度是中国科举制度史上的鼎盛时期。它在继承宋、元科举制度的基础上，建立了称为“永制”的科举定式，将八股文作为一种固定的考试文体，并将学校教育纳入科举体系，这严重地影响和制约着学校教育的发展。 ①建立科举定式 明朝科举制度确定每逢三年开科考试，规定科举考试分为乡试、会试和殿试，再加上具有预备性质的童试，实际上分为依次递进的四级考试，即童试——乡试——会试——殿试。 童试：又称童生试，是府、州、县学的入学考试，也是科举的预备考试，包括县试、府试、院试三级考试。县试由知县主持，录取者参加由知府主持的府试，府试录取者再参加由各省提学官在府、州巡回举行的院试，院试录取者取得县学、州学、府学学生资格，称为生员，俗称秀才、相公。 乡试：又称乡闱、大比、秋闱、秋试等，是在省城举行的考试。在乡试举行之前，由各省提学官主持的考试称为科试，考试成绩一、二等的生员才有资格参加乡试，称为科举生员。乡试录取者称举人，俗称孝廉，第一名为解元。举人是一种正式的功名和资格，可经吏部铨选而授官。乡试中榜称乙榜、乙科。 会试：在京城由礼部主持的考试，又称礼闱、春试、春闱等。会试中式者为贡士，第一名称会元。 殿试：又称廷试，由皇帝主持，规定不用八股文。殿试没有黜落者，只是确定考生的等第，结果分三甲：一甲赐进士及第，只有三名，第一名为状元，第二名为榜眼，第三名为探花，合称三鼎甲；二甲赐进士出身；三甲赐同进士出身，二、三甲第一名称传胪。殿试中式为进士，又称甲科、甲榜。一甲三人立即授官，二甲、三甲进士参加翰林院庶吉士考试，称之为“馆试”，录取者入翰林院学习。翰林院为明朝“储才重地”，其受重视程度为
中国古代科举制度 篇一：浅谈中国古代的科举制度及其影响 浅谈中国古代的科举制度及其影响 摘要：科举制是中国封建社会通过分科选拔官吏的一种考试制度。中国古代科举制度最早起源于隋代。作为中国历史特定时期的产物，其产生对中国封建社会发展演变、政治稳定以及中华文明和儒家文化的传播继承等，都产生过不可低估的作用，推动了中国古代教育的发展。但随着社会的发展，科举制自身的自局限和弊端日益暴露出来，严重阻碍了教育和社会的发展，最终被社会淘汰。 关键词：科举制内容形式积极历史影响 引言：在奔腾的历史长河中，影响其流向的往往只是为数不多的关键时段，而某些特殊日子发生的重大事件，有可能成为社会历史进程的转折点。100多年前发生的废止科举制，便是影响中国社会发展至深且巨的重大历史事件。 一、科举制度概述 所谓科举制度，就是中国古代设科考试、选才任官的制度。科举，就是分科选举的意思。科举制度的基本特征是通过逐级的考试来选拔人才。科举制从隋朝大业元年（605年）开始实行，完善于唐代，再经宋、元、明三代而定型，直到清朝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举行最后一科进士考试为止，共历时一千三百多年。这项制
度对于封建社会的中国政治、社会、学术、文化和教育等方面都产生了十分重大的影响。1864年，在狄更斯主编的英文周刊中刊载了一篇题为《中国的科举考试》[1]的文章，指出科举的独一无二之处在于：“科举这个教育机器几乎是从不间断地实施其功能：它是唯一没有被动摇过基础的制度，是在权威一再崩溃和颠覆中唯一能维持全面而广泛的影响的制度，当其他帝国统治的代表一次又一次被推翻并被践踏为尘土时，它在全民族的眼中却是神圣的唯一避难所。” 1．科举制度的演变 中国古代科举制度最早起源于隋代。隋朝统一全国后，隋文帝为了适应封建经济和政治关系的发展变化，为了扩大封建统治阶级参与政权的要求，加强中央集权，于是把选拔官吏的权力收归中央，废除九品中正制，开始采用分科考试的方式选拔官员。隋朝灭亡后，唐朝的帝王承袭了隋朝传下来的人才选拔制度，并做了进一步的完善。由此，科举制度逐渐完备起来。宋代的科举，大体同唐代一样，有常科、制科和武举。明朝建立后，科举制进入了它的鼎盛时期。明代统治者对科举高度重视，科举方法之严密也超过了以往历代。清代的科举制度与明代基本相同，但它贯 彻的是民族歧视政策。满族人享有种种特权，做官不必经过科举途径。科举制发展到清代，日趋没落，弊端也越来越多。直至1905年9月2日，清廷颁布上谕：“方今时局多艰，储才为急，朝廷以提倡科学为急务，屡降明谕，饬令各督抚广设学堂，将俾全国
从唐朝科举考试中科目地位的变化看考试 内容的变化 科举是中国古代读书人所参加的人才选拔考试。它是历代封建王朝通过考试选拔管理的一种制度。由于采用分科取士的办法，所以叫做科举。科举制从隋朝开始实行，到光绪二十七年（1906年）举行最后一科进士考试为止，经历了一千三百多年。 科举制度在唐代逐步完备起来，开始的科目分常科和制科两种。每年分期举行的科叫常科，由皇帝下诏临时举行的考试叫做制科，用于招收非常人才。常科的科目有秀才、明经、俊士、进士、明法、明字、明算等五十多种。经常举行的常科中的秀才、明经、进士、明法、明字、明算六科。秀才科重视选拔拨学多才、出类拔萃的人物。考试方略策五道，以文理两方面为标准，要求甚高。明经科，注重考核儒家的经义。考核的内容主要以大经、中经、小经为主，外加《论语》和《孝经》两门公共必修课。进士科，注重诗赋。唐初只进行试策而已，唐高宗时加试《老子》策三条。以后，进士科考试也包括帖经，试杂文和时务场策三场。杂文，即是作诗赋各一篇，必须洞悉文律。时务策，要求论理公允透彻，然后为通。到后来，进士科考试已偏重于诗赋取士了。这不仅是唐诗繁荣的体现，而且是唐诗发展的动力之一。明法科，注重考核法律知识，选拔司法人才。明字科，注重考核算术，要求详明术理。
在这六科中，最初秀才是最高的，后来被废除，明法、明字和明算都是专门的科目，并不经常考。实际上为人们所重视的，只有明经和进士了。其考试内容以儒家经典为中心内容，以《五经正义》为标准，这也反映了唐代教育中儒家思想仍然占统治地位。 进士科从唐高宗以后，逐渐被人们所重视。进士科考试，主要考察的是人们的写作能力和应变能力，考试的内容和形式都比明经科要求的高。由此可见，儒家思想和诗赋在当时的地位是何等的高。 科举为中国历朝发掘、选拔、培养了大量人才。科举对于知识的普及和民间的读书风气，亦起了相当的推动作用，中国的文风普遍得到了提高。 唐朝考试的科目和内容：推翻隋朝的统治后，唐王朝的帝王承袭了隋朝传下来的人才选拔制度，并做了进一步的完善。由此，科举制度逐渐完备起来。在唐代，考试的科目分常科和制科两类。每年分期举行的称常科，由皇帝下诏临时举行的考试称制科。常科的科目有秀才、明经、进士、俊士、明法、明字、明算等五十多种。其中明法、明算、明字等科，不为人重视。俊士等科不经常举行，秀才一科，在唐初要求很高，后来渐废。所以，明经、进士两科便成为唐代常科的主要科目。唐承隋制，推行以进士科为主要取士科目的科举制度。在科目的设置、类别的划分、科试的内容、科场规章等方面更加详备，更加完善，并逐渐制度化。常设的考试科目很多,以进士、明经两科最重要。
法的起源与发展
一、法律演进与法律发展的历史规律： 1、法律演进、法律发展概念 法律演进：指某一个国家或者社会之中的法律制度在整体上从落后状态向 先进状态的不间断但却是长期而缓慢的发展或者进步过程。“法律演进”主要是 就法律制度的成形而从该法律制度所处的当下或现在的状况而向后回溯所描绘的 已经过去了的法律制度的整体变迁路径与过程，其所表达的基本是一种已经处于 定型化的法律制度的既有发展实况。 法律发展：“法律发展”也是一个整体性概念，它指的是与社会经济、政 治和文化等的全面发展相适应、相协调的，包括了法律制度的变迁、法律精神的 转换、法律体系的重构等在内的法律进步过程与趋势。
2、法律演进、法律发展的特点 从长时间段来看，法律演进与发展大体上具有如下特点（P205） 在法律演进与发展的模式上----两种理论模式：“进化论”与“建构论” “进化论”强调法律的进步依赖社会自身的自发的自治力量实现法律制度演化，认为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客观需要、人民群众的呼唤和参与；“建构论”则更重视通过人为的理性建构实现法律制度的变迁与进步，特别赞赏在法律制度的变革中政府的主导作用 在法律演进与发展的道路上，----两种道路选择：本土化和国际化。 立足于本国法律文化遗产和本土资源，借鉴他国法制与法治经验（历时性、共时性） 在法律演进与发展的动力来源上----内源型和外源型之别： 两者区别：法律演进与发展的基本动力是内在还是外在，其对于本国和本社会而言处于主动状态还是被动状态。
法的现代化 内发型法的现代化是指由特定社会自身力量产生的法的内部创新。 这种现代化是一个自发的、自下而上的、缓慢的渐进变革的过程。是在西方文明的特定社会历史背景中孕育、发展起来的。 外源型法的现代化 是指在外部环境影响下，社会受外力冲击，引起思想、政治、经济领域的变革，最终导致法律文化领域的革新。其特点在于：（1）具有被动性。外部因素的压力(或由于外来干涉，或由于殖民统治，或由于经济上的依附关系)是最初的推动力。 （2）具有依附性。带有明显的工具色彩，一般被要求服务于政治、经济变革。法律改革的“合法性”依据，并不在于法律本身，而在于它的服务对象的合理性。 （3）具有反复性。传统的本土文化与现代的外来文化之间矛盾比较尖锐，法的现代化过程经常出现反复。 ◎外源型法的现代化虽然发生时比较迅速、突然，但要真正与本土法文化融合，难度很大，要经历一个相当漫长的历史时期。一旦它所依托的社会背景发生变化，就会激起广泛的民族主义情绪，打断这一进程。对于外源型法的现代化国家来说，外来法律资源与本土法律传统文化的关系始终是法的现代化能否成功的一个关键。
中国法制的发展历程和未来展望 郭兵罗春梅 摘要中国的法制历经千年,渐序完善。从奴隶社会时期到封建社会时期再到近现代时期,法律一直是统治者治国安邦的有效保证之一。历史上的中国法制是现实中国法制的背景;现实中国的法制是对历史上中国法制的改造和发展。了解历史上的中国法制,不仅有助于了解现实中国的法制,而且可以加深对当代法学的理解;将中国法制史中具体的法律事例,应用到对当代法学基础理论的研究,可以更生动地印证其中的学理;将中国历代刑事、民事等法律同当代相应的法律详加比较,可以认清这些法律发展的脉络和趋势。简言之,即以史为鉴,可为现实的中国法制服务。本文分四个部分,通过对中国古代法制史、近代法制史及现当代法制史进行归纳分析,总结出中国法制的发展脉络。 关键词法制史中国法制法律发展 作者简介:郭兵、罗春梅,四川理光律师事务所。 中图分类号:D920．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0592(201101－005－03 中国,是个重视历史的国家,从其产生之时起就十分重视各类历史的记载和研究,法制史也不例外。最早记载中国法制内容的是夏、商、周时期的古籍《尚书》,最先使用“法制”一词的是春秋时期的史籍《左传》和《国语》。自先秦到清朝,各代学者对当时法制和法制历史的研究始终没有中断,编写出许多关于中国法制的史志和类书。正因为有了前辈学者记载和研究的法制文献,才让今天的我们能够有幸以史为鉴、激发我们关于法制及其发展的思考。 一、中国古代法制发展情况 (一夏商周时期的法制发展情况 法律和国家一样,都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
原始社会的氏族成员在共同生产和生活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氏族习惯,由其调整社会关系、规范成员行为,部落首领在氏族习惯的基础上设范立制,促使了氏族习惯向奴隶制习惯法的演变。 氏族习惯向奴隶制习惯法的过渡,是在原始社会末期完成的。在中国历史上,这一过渡,大约从黄帝时期开始,至夏禹时期基本完成。中国最早的法律制度即奴隶制的法律制度在这一时期已呈现雏形。 最初是一种祭祀仪式的“礼”,经过“周公制礼”后成为一种综合性的社会规范,其内容涉及到政治、经济、军事、司法、教育、宗教、婚姻家庭、伦理道德等许多方面,其基本原则有两条:“亲亲”和“尊尊”。前者的目的在于维护家族内部的等级关系,后者的目的在于维护整个国家的等级关系。前者是后者的基础,坚持前者是为了更好地实现后者。 在夏商周时期,法律规范只是礼的组成部分之一。在礼之外的法律形式还有誓、诰、训、刑等种类。当时的法律规范除了刑与罚之中心内容外,还规定了行政、经济、民商等实体方面及诉讼程序方面的内容,并设置了相应的司法机构予以施行。 (二春秋战国时期的法制发展情况 春秋战国时期历时500年,是中国奴隶制度逐步瓦解,封建制度逐步建立的过渡期,这个时期的法制也随时代发生变革。社会发生剧烈的变革,周王室衰退,各诸侯国互相争霸,新旧矛盾不断激起,“百家争鸣”应时而生。为适应时代的变迁,各诸侯国为巩固各自的实力,纷纷开始变法。最早的变法是魏国李悝的《法经》,它是新兴地主阶级意识的产物。在这些变法中最成功的是秦国的“商鞅变法”,其对秦国加快统一六国的步伐功不可没。春秋战国时期孔孟对“明德慎罚”的刑法思想皆有继承和发展。 当时的各诸侯国都推行重农政策,与农业生产相关的立法进一步发展,奠定了整个中国古代社会农业法制的基础,也造成了重农抑商传统的形成。因此各诸侯国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