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第二次鸦片战争至五四运动
时期的经济思想
学习目的和要求：
通过本章学习，使学生了解我国第二次鸦片战争至五四运动时期的经济思想的发展，从中汲取有益的营养来为我国今天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服务。同时也进一步加深对中国近代经济思想是灿烂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的认识。
课程内容：
第一节第二次鸦片战争至甲午战争时期的经济思想
一、第二次鸦片战争至甲午战争时期的社会经济变化
政治上，它使中国损失了更多的主权和领土，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半封建化的程度大大加深了；清朝统治者投靠外国侵略者，开始成为他们的附庸与工具，中外反动势力公开勾结，共同镇压中国人民的反抗。经济上，外国侵略势力扩张到沿海各省，并伸向内地，方便了他们倾销商品，掠夺廉价原材料和劳动力，使中国受到资本主义经济的侵略性冲击。 鸦片贸易合法化、华工出国及允许外国人前往内地传教，都使中国的社会矛盾更加激化。外国公使驻京加强了对清政府的影响和控制。英法联军占领北京，火烧圆明园，对满清王朝刺激较大，开始痛定思痛，进行“洋务运动”。《北京条约》刚一签字，英、法、俄等公使就立即表示，只要清政府认真“履行条约”，就可以得到“任何援助”。1861年1月，清政府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1862年1月，清政府对太平天国事件确立了“借师助剿”的方针，引用外国军队来帮助镇压内乱。
洋务运动旧称“同光新政”。1860年后，在中外反动派联合镇压太平天国革命的过程中，清朝封建集团中逐渐形成了一批具有买办性的官僚军阀。他们在与外国资本主义打交道的过程中，不但认为清政府与外国侵略者的矛盾可以调解和妥协，“借洋助剿”，镇压国内人民的反抗，而且还可以采用一些资本主义生产技术，以达到维护摇摇欲坠的封建统治的目的。这部分人就是当时清政府内当权的洋务派，他们从19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所从事的洋务，史称洋务运动。所谓“洋务”，是指诸如外事交涉、订条约、派遣留学生、购买洋枪洋炮以及有按照“洋法”操练军队、学习外洋科学、
使用机器、开矿办厂等对外关系与外洋往来的事物有关的一切事情。洋务运动的内容很庞杂，涉及军事、政治、经济、外交等，而以“自强”为名，兴办军事工业并围绕军事工业开办其他企业，建立新式武器装备的陆海军，是其主要内容。从60年代开始开办江南制造局、福州船政局、安庆内军械所等近代军事工业。其中，江南制造局是中国第一个较大的官办军事工厂，1865年由李鸿章在上海创办，全厂约2000余人，主要制造枪炮、弹药、水雷等军用品，同时还制造轮船，1867年后开始制造船舰。福州船政局是清政府创办的规模最大的船舶修造厂，1866年由左宗棠在福州创办，全厂约1700余人，以制造大小战舰为主。安庆内军械所是清政府最早开办的近代兵工厂，1861年12月由曾国藩在安庆创建，厂子规模不大，主要制造子弹、火药、炮弹等武器。除创办上述一类工厂外，还派遣留学生学习技术。但是，洋务派兴办军事工业的过程中，遇到了难以解决的问题，最主要的就是资金、原料、燃料和交通运输等方面的困难。于是，洋务派在“求富”的口号下，从70年代起采取官办、官督商办和官商合办等方式，开办轮船招商局、开平矿务局、天津电报局、唐山胥各庄铁路、上海机器织布局、兰州织呢局等民用企业。与此同时，洋务派还开始筹划海防，在1884年初步建立起南洋、北洋和福建海军。在洋务派控制了海军衙门以后，又进一步扩建北洋舰队，修建旅顺船坞和威海卫军港。
中日甲午战争是1894年7月末～1895年4月日本侵略中国和朝鲜的战争。1894年（光绪二十年）爆发。按中国干支纪年，时年为甲午年，故称甲午战争(Sino-Japanese War) 。丰岛海战是战争爆发的标志。大清政府迫于日本军国主义的军事压力，签订了继《南京条约》后，又一个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又一次，把中华民族带入了灾难的深渊。《马关条约》对中国社会的影响：《马关条约》是继《南京条约》以来最严重的不平等条约，它给近代中国社会带来严重危害，是帝国主义变中国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一个重要的步骤。①台湾等大片领土的割让，进一步破坏了中国主权的完整，刺激了列强瓜分中国的野心，民族危机进一步加深。②巨额赔款，加重了中国人民的负担。同时，加速了日本军国主义的发展。清政府大借外债，列强控制了中国的经济命脉。③通商口岸的开放，使帝国主义侵略势力深入到中国内地。④允许在华投资办厂，严重阻碍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马关条约》反映了帝国主义资本输出，分割世界的侵略要求。外国资本主义对中国的侵略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化程度大大加深了。
⑤《马关条约》大大加深了中国的民族灾难。
第二节冯桂芬的经济思想
冯桂芬（1809～1874）晚清思想家、散文家。字林一，号景亭，吴县（今江苏苏州）人，曾师从林则徐。道光二十年进士，授编修，咸丰初在籍办团练，同治初，入李鸿章幕府。少工骈文，中年后肆力古文，尤重经世致用之学。在上海设广方言馆，培养西学人才。先后主讲金陵、上海、苏州诸书院。冯桂芬为改良主义之先驱人物，最早表达了洋务运动“中体西用”的指导思想。著有《校邠bīn庐抗议》、《说文解字段注考证》、《显志堂诗文集》。
主要经济思想：
冯桂芬之思想，上接林、魏，下启康、梁，其意义不单单只是“求西学、思变法”的一脉相承，而在于其率先提出了消解现代化过程中的中西、古今矛盾的方法，即“惟善是从”。冯桂芬“惟善是从”的思想根基于中国文化中的见贤思齐、刚健有为的传统，是从中国文化本土生长出来的、可以导致中国文化与时俱进的极其宝贵的思想，也是中国文化具有强大生命力的生动体现。
冯桂芬在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期，更加全面地论述了向西方学习问题。他继承了林则徐、魏源的传统，肯定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口号，主张学习西方的军事工业。不过，军事工业只是他学习的一个方面了。冯桂芬指出“此外，如算学、重学、视学、光学、化学，皆得格物致理。舆地书备山川厄塞风土物产，多中人所不及。”看到了“农具、织具百工所需，多用机轮，用力少而成功多，是可资以治生。”明确提出在农、工业生产中采用机器的主张。究竟夷之长技有哪些？冯桂芬的认识较魏源有较大的进步。他总结出中国五不如夷。除了认识到船坚炮利不如夷外，还认识
到“人无弃才不如夷，地无遗利不如夷，君民不隔不如夷，名实必符不如夷”这里冯桂芬除了在技术方面外，还提出了“君民不隔”问题，这是很可贵的。冯桂芬提出了“自强攘夷”的主张，他把其主张概括为“以中国之名教伦常为原本，辅之以诸国富强之术。”
冯桂芬非常强调中国自己掌握新式技术。他用了一段很精彩的话：“或曰，购船雇人何如？曰，不可。能造，能修，能用，则我之利器。不能造，不能修，不能用，则仍人之利器也。利器在人手，以之转漕，而一日可令我饥饿；以之运盐，而一日可令我食淡；以之涉江海，而一日可令我复溺┅┅借兵雇船皆暂也，非常
也。目前固无隙，固可暂也。日后岂能必无隙，固不可常也。终以自造、自修、自用之为无弊也。”这里包含着发展中国家在向发达国家学习中必须自己掌握经济命脉，才能确保独立的思想。这个思想，对于今天第三世界诸国在同发达国家打交道有借鉴意义。
第三节曾国藩的经济思想
曾国藩（1811年11月26日—1872年3月12日），初名子城，字伯涵，号涤生，谥文正，汉族，湖南省长沙府湘乡县人。晚清重臣，湘军的创立者和统帅者。清朝军事家、理学家、政治家、书法家，文学家，晚清散文“湘乡派”创立人。官至两江总督、直隶总督、武英殿大学士，封一等毅勇侯。曾国藩被封为一等勇毅侯，成为清代以文人而封武侯的第一人，后历任两江总督、直隶总督，官居一品。 1864年，湘军在其弟曾国荃的率领下攻下天京，成为镇压太平天国的功臣。一生著述颇多，但以《家书》流传最广，影响最大。光绪五年（1879年），也就是曾国藩死后7年，传忠书局刻印了由李瀚章、李鸿章编校的《曾文正公家书》。本人也善于运用人才，清朝另外一些名臣如左宗棠、李鸿章都与他有密切关系。李鸿章等称呼曾国藩为老师。曾国藩曾说“李少荃拼命做官，俞荫甫（俞樾）拼命著书”。
中国现代史上两位著名人物毛泽东和蒋介石都高度评价过曾国藩。毛泽东青年时期，潜心研究曾氏文集，得出了“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的结论。即使是在毛泽东晚年，他还曾说：曾国藩是地主阶级最厉害的人物。蒋介石对曾氏更是顶礼膜拜，认为曾国藩为人之道，“足为吾人之师资”。他把《曾胡治兵语录》当作教导高级将领的教科书，自己又将《曾文正公全集》常置案旁，终生拜读不辍。据说，他点名的方式，静坐养生的方法，都一板一眼模仿曾国藩。曾国藩的个人魅力，由此可见一斑。
主要经济思想：
1．“安民”论
“安民”也就是“爱民”、“养民”的意思，这是儒家传统经济思想的核心。曾国藩既以道学家自命，自然一也是口不离“安民”、“养民”。在《备陈民间疾苦疏》中，他针对当时社会动乱，生产凋敝，民不聊生的状况，强调指出:“国贫不足患，惟民心涣，则为患甚大”，认为：“自古莫富于隋文之季，而忽致乱亡，民心去也；莫贫于汉昭之初，而渐致又安，能抚民也。”清代当时的隐患，就在于“民间之疾苦不能诉于上”，以致造成民心涣
散。
2．崇俭论
崇俭论是传统经济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曾国藩对此宣扬最多，在他的各种论著，尤其是《家书》,《日记》中，崇俭的言论俯拾皆是。他的崇俭论，包括治国和治家两个方面。在治国方一面，他认为一个国家无论贫、富、强、弱，都应以节俭为本，尤其是在国用不足的情况下，更要把节俭作为治国首务。为此，他提出了精兵简政以节约国家开支的主张。在太平天国军兴以前，他曾提出过“汰兵五万”以及精简官府机构之类的主张。在封建制度已经彻底腐朽的情况下，这类主张自然于事无补。在太平天国起义爆发之后，这类主张，更显得苍白无力，他也不再提“汰兵”的主张了。 在治家方面，他尤其强调崇俭，强调治家“除却勤俭二字，别无做法”，他时时告诫家人子弟，要在“俭”字上用功。
3．平银论
清嘉庆以来，银荒问题日益引起朝野上下的关注。曾国藩在任京官时也加人了朝臣对货币问题的议论。他的《备陈民间疾苦疏》已把银贵、赋税负担加重看做民困的重要原因。同一时期，他还写了《平银疏》，专论如何解决银价问题。提出贵钱贱银的六条措施和办法：
一是“部定时价，每年一换”，即由官府规定银、钱比价，但不是一成不变，而是每年调整一次；
二是改变兵饷一律放银的制度，根据不同情况，或者完全放钱，或者银钱配搭，或者继续放银，以减少对银的需要；
三是“部库入项，亦可收钱”，即官府征收，可由收银改为银、钱并收；
四是“地丁正项，分县收钱”，即国家的经常财政收人可以钱缴纳；
五是“外省用银，分别放钱”；
六是“量减铜运，以昂钱价”，即人为减少铜的供给，以提高铜对银的比价。
曾国藩的这六条办法，总的说就是由用银改为银钱并用，重钱轻银。这是一种同货币由贱金属向贵金属发展的趋向背道而驰的落后的货币主张。当时的士大夫人物中，持这种落后货币观点的人相当多，曾国藩不过是人云亦云，并无什么新的内容和见解。
4．“师夷智”论
就是要求学习西方的先进科学技术，尤其是军事工业的技术，
即所谓“师夷智以造炮制船”。他把这看做“靖内奸，暗御外
侮”的“中国自强之本。
第四节李鸿章的经济思想
李鸿章（1823－1901），亦称李合肥，汉族人，本名章桐，字渐甫或子黻，号少荃（泉）。其先祖本姓许，李鸿章从江西湖口迁至安徽省庐州府合肥县。李鸿章的八世祖许迎溪将次子慎所过继给姻亲李心庄。李家到李鸿章高祖时，终于勤俭致富，有田二顷。父亲李文安（1801－1855）经多年苦读，终于在道光十八年（1838年）与曾国藩同年考取同榜进士，使李氏家族成为当地名门望族。道光三年正月初五（1823年2月15日），李鸿章出生于合肥县东乡(今肥东县,现属合肥瑶海区)磨店乡。李鸿章在兄弟中排行第二，大哥李瀚章（1821－1899），后来也官至总督；三弟李鹤章、四弟李蕴章、五弟李凤章、六弟李昭庆（1835－1873），后来也都非富即贵。至于李鸿章本人，生前官至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授文华殿大学士，身后被慈禧太后称赞为“再造玄黄”之人。清朝追赠其为太傅、晋一等肃毅侯、谥文忠，赐白银五千两治丧，在其原籍和立功省建祠10处，京师祠由地方官员定期祭祀。清代汉族官员京师建祠仅此一人。李鸿章作为淮军创始人和统帅、洋务运动的主要倡导者之一、晚清重臣，他官至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授文华殿大学士。日本首相伊藤博文视其为大清帝国中唯一有能耐可和世界列强一争长短之人。著有《李文忠公全集》。
梁启超《李鸿章传》对他的评价是：“吾敬李鸿章之才，吾惜李鸿章之识，吾悲李鸿章之遇。”“吾欲以两言论之，曰：不学无术、不敢破格，是其所短也；不避劳苦、不畏谤言，是其所长也。” 孙中山先生上书李鸿章时，曾这样说李鸿章：“我中堂佐治以来，无利不兴，无弊不革，艰难险阻，尤所不辞。如筹海军、铁路之难，尚毅然而成立，况于农桑之大政，为民生命脉之所关，且无行之难，又有行之人，岂尚有不为者乎？” 美国总统格兰特（U.S.Grant）称李为当时世界上四大伟人之首，与当时英国首相本杰明·迪斯雷利，法国总理甘必大，德国首相俾斯麦齐名。
主要经济思想：
1．“变法自强”论
“变法自强”是洋务运动的旗号，也是李鸿章经济思想的总纲。李鸿章一再宣扬：他所以喜谈洋务，倡办洋务，就是为了中国的自立，自强。1876年他在复刘秉璋的一封信中说:“至谓鄙人喜
谈洋务之言以致冒险负谤，处今日喜谈洋务乃圣之时，人人怕谈，厌谈，事至非张皇即卤莽，鲜不误国。公等可不喜谈，鄙人若亦不谈，天下赖何术以支持耶?中国日弱，外人日骄，此岂一人一事之咎。过此以往，能白强者尽可白立；若不自强则事不可知。”如何能“自强”呢?李鸿章认为，惟一的办法和途径就是“变法”。在洋务派领导人物中，他是谈变法最多的一个人，并且还提出了带纲领性的主张，即“外须和戎，内须变法。”他的“变法”思想和观点，主要见之于19世纪70年代以后，向清廷上的奏折和写给朋僚的函稿中，如1864年他给奕诉的信中说:“日本以区区小国，尚知及时改辙；我中国深惟穷极而通之故，亦可以皇然变计”。他给丁日昌的信中也说:“自强之策，当及早变法，勿令后人笑我拙耳”。在《筹议制造轮船未可裁撤折》及1874年的《筹议海防折》中，这种思想得到了更多的发挥。
2．“富强相因”论
李鸿章的“变法自强”论，其初主要强调的是“求强”，对引进新式工业，着眼点也主要是军事工业的引进。进入19世纪70年代后，他逐渐转而重视“求富”的问题，并为此宣扬“富强相
因”论。“富强相因”论的涵义是：一个国家的富和强互为条件，不可分离。国家不强，在强大的外敌威胁下，连生存都成问题，自然无法求富；国家不富，无力置办新式武器，建立需要大量投资的新式军火工业，也就没有求强的财政经济基础。
3．“官督商办”论
李鸿章要办民用工业，采用什么经营形式来办呢?他采用的主要形式，就是官督商办。洋务派所办的新式民用工业的大部分，尤其是规模较大、较有重要性的企业，都采用官督商办的形式。李鸿章在甲午战争失败后，势力下降，张之洞成为后期洋务派的主导人物，也力图采用官督商办形式办企业。事实上，清代所办民用企业，官督商办始终居于主导地位。
所谓“官督商办”，实际是一种由商民私人集资，而洋务派官僚控制实权的特殊企业形式或经营模式。它表面上也仿效西方国家股份公司的形式，由出资的商民组成股东大会，并在此基础上组成董事会，但企业的经营管理掌握在总办、会办、帮办等人手中。这些人或为官员，或为商人，但不论原来是什么身份，其任职必须由洋务派把持的官府机构委派，并在企业经营、管理的重大问题上，听命于洋务派官僚。这就使官督商办企业形成为一种私人出资、官府控制的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相结合的早期官僚资本主义企业。
办新式工业是李鸿章洋务活动的重要内容。办新式工业把社会化的生产力引入受封建制度统治二三千年的中国，并相应地形成了人数众多的产业工人和一批科技人员。谈论中国发展和现代化史，李鸿章的这种作用是不容忽视的。但是，他办工业，采用了官办、官督商办和以权力禁限竞争，维护垄断地位这些同现代工业相对立的做法，一开始就把社会化的生产力纳人腐朽的、落后的封建买办生产关系，严重阻碍了社会化生产力的发展，从而更加导致了中国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的激化。
第五节郑观应的经济思想
19世纪七八十年代至中日甲午战争前，中国经济思想领域中最有影响的代表人物当推郑观应。郑观应（1842─1921）本名官应，字正翔，号陶斋，别署罗浮偫鹤山人等，祖籍广东香山县（今中山市）三乡镇雍陌村。他是中国近代最早具有完整维新思想体系的理论家，揭开民主与科学序幕的启蒙思想家，也是实业家、教育家、文学家、慈善家和热忱的爱国者。曾充当英商宝顺洋行、太古轮船公司买办，后在上海机器织布局、上海电报局、轮船招商局、汉阳铁厂和商办粤汉铁路公司等担任高级职务，投资兴办了不少贸易、金融、航运、工矿等企业，是一个从买办转化的民族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其主要作品《盛世危言》，曾对中国思想界产生过很大影响。
在中国早期现代化进程中，郑观应也是一位从事近代实业开拓、经营、管理的实业界前驱；在中国启蒙运动发展中，郑观应又名副其实地是一位最先全面触及启蒙思潮各项基本问题的启蒙运动前驱。作为实业家，郑观应的启蒙思想酝酿、成形和发展，便具有自己亲身实践的丰富经验与坚实基础；作为启蒙思想家，郑观应的实业活动便具有明晰的目标与开阔的视野。郑观应为他的许多见解未更早为人所接受，许多主张未更早在实践中被实施而感到难受。但是，从另一方面说，启蒙者的可贵也正在于此，因为他们比较早地看到了历史发展的必由之路。郑观应的《易言》与《盛世危言》，特别是《盛世危言》一书直接启迪了在中国后来历史发展中领导时代潮流的三位伟人：康有为、孙中山、毛泽东。光绪1895年也读了他的著作《盛世危言》，还令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将该书刷印二千部，分送臣工阅看。
1．商战论
郑观应经济思想主要的和有特征性的内容，是他的商战论。商
战论的实质是要求在坚持同外国资本主义经济侵略做斗争中发展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商战的含义是“以商为战”，即把发展以商为中心的国民经济看做是一种重要的、对中国的兴衰存亡有决定意义的战争。
郑观应经济思想的核心是他的“商战”论。努力追寻“商战”近代意义并反复加以论释者，则由郑观应肇始，他把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手段归结为“兵战”(军事侵略)和“商战”(经济侵略)，并认为后者比前者更为隐蔽、更有威胁性，因而中国在反侵略方面也应该把反对经济侵略放在比反对军事侵略更为优先的地位。郑观应是甲午战争(1894)前后风靡一时的“商战”论的主要代表者。郑观应在郑观应这里，“商战”系对应于“兵战”而言。兵战，指军事冲突。商战则指在市场上进行竞争。他的名一言是在他的另一部名着《盛世危言》中提出的“习兵战不如习商战。”说的是学习西方，仅仅热衷于购铁舰、建炮台、造枪械、制水雷、设海军、操陆阵，讲求战事不遗余力，远不如象西方各国那样倾其全力振兴商务。为进行“商战”就必须破除以农为本、以商为末、重本抑末的成见：“中国以农立国，外洋以商立国。农之利，本也；商之利，末也。此尽人而能言之也。古之时，小民各安生业，老死不相往来，故粟、布交易而止矣。今也不然。各国兼并，各图利己，藉商以强国，藉兵以卫商。其订盟立约，聘问往来，皆为通商而设。英之君臣又以商务开疆拓，辟美洲，占印度，据缅甸，通中国，皆商人为之先导，……可知欲制西人以自强，莫如据兴商务。安得谓商务为末务哉？”
2．赋税思想
郑观应一生从事工商业活动。中国近代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家。他主张收回关税自主权，认为“其郑观应黑白像定税之权操诸本国，虽至大之国不能制小国之轻重，虽至小之国不致受大国之挠阻”。他否定中英南京条约中的协定关税条款，要求以国际公法为准绳，争国家之主权。指出“税则既定专条章程尽人能解，何用碧眼黄发之徒，越俎而代治乎？”他指出关税自主的重要意义“千万巨款权自我操，不致阴袒西人阻挠税则，不特榷政大有神益，而于中朝国体所保全者为尤大也。”郑观应主张实行保护关税政策，以促进我国民族工商业和对外贸易的发展。他说“凡我国所有者，轻税以广去路；我国所无者．重税以遇来源、收我权利，富我商民．酌盈剂虚，莫要如此”。他认为清朝进口关税税率太低，应“重订新章，一律加征。”郑观应的重商思想还体现在他的裁厘主张上。
他指出“当栽培工商以敌洋货而杜漏厄，勿搜刮税厘以病民而自病”。他列举了厘金税的十大弊端和桅，指出“若所抽之数涓滴归公，名实相副，是损于民而犹利于国”，认为“厘捐不撤，商务难以振兴”。他还借鉴西方印花税制，提出以印花税代替厘金税的设想。
第六节 康有为的纸币思想
康有为1(1858年3月19日～1927年3月31日），又名祖诒，字广厦，号长素，又号长素、明夷、更甡、西樵山人、游存叟、天游化人，晚年别署天游化人，广东南海人，人称“康南海”，清光绪年间进士，官授工部主事。出身于士宦家庭，乃广东望族，世代为儒，以理学传家。近代著名政治家、思想家、社会改革家、书法家和学者，他信奉孔子的儒家学说，并致力于将儒家学说改造为可以适应现代社会的国教，曾担任孔教会会长。主要著作有《康子篇》、《新学伪经考》、《春秋董氏学》、《孔子改制考》、《日本变政考》《大同书》、《欧洲十一国游记》、《广艺舟双楫》等。
主要经济思想：
1．赋税思想
康有为是19世纪末向西方寻求真理的著名代表人物，1898年戊戌变法运动的领导者。康有为主张变法使中国走上资本主义的道路。他认为赋税政策方面的改革主要是蠲厘金之害以慰民心，减出口之税以扩商务。他猛烈抨击了厘金税，认为它既不利商，又不利农，也不利于国，必须予以裁撤。他说“内地害商之政，莫甚于厘金一事，天下商人久困苦之”；指出“厘金内之务农工之源，外之损富商之实。既以筹款计，亦徒中饱吏役，而国不受其大益”。他主张通过征收印花税等开辟财源，同时举办银行、邮政等国有事业，用以代替厘金税。康有为认为商兴才能国富，统治者必须“保商”，而保商的关键在于轻税。指出“我国向者误于抑末之说……乃惟重租税以困辱之。至于吾商出口之税，重于外商人口之税，此与各国保商之道相反，商务安得不困？”康有为的轻税思想在后期发展为无税论，在《大同书》里他主张“公中更未尝向一人而收赋税，扫万国亘古重征厚敛之苦。”这种观点实际上是超越现实的空想。
2．事物发展变化的思想，是他的政治经济改革主张的思想理
论基础。
康有为广泛从各个方面论证了自己的这一主张。认为，天地间万物都是发展变化的、新旧不断更替的、没有一成不变的东西，国家法制也一样:“夫物新则壮，旧则老；新则鲜，旧则腐；新则活，旧则极；新则通，旧则滞，物之理也。法既积久，弊又丛生，故无百年不变之法。”“千年一大变，百年一中变，”。如果世情已经变化了，而治国之法不变，那就如同“盛暑而仍用重裘，祁寒而仍用烯络，非惟不适，必为大害”。康有为指出，现在，几十年来闭关锁国、一统天下的中国大门，已经被西方列强打开，中国已经卷人了弱肉强食的国际竞争之中。西方列强千方百计要灭亡中国，中国如不变法维新，改费易辙，必定亡国灭种。
3．全面发展资本主义国民经济的富国养民之法。
康有为不满意甲午战争前一些人士只从经济、技术方面效法西方、改革中国的要求，而强调“全变”，但他并不是不重视经济方面的改革。他在经济方面的改革主张，不论在内容和深度方一面，也都超过前人。他的发展资本主义国民经济的主张，也是在“富国”、“养民”的口号下提出的。
4．国家工业化思想的出现
在以“振兴商务”作为发展和改革国民经济的口号时，人们已抛弃了传统的“农为国本”和“以农立国”的提法，改而宣扬“商为国本”和“以商立国”的口号。随着人们对大工业在发展和改造国民经济中作用的认识的增进，“商为国本”和“以商立国”口号，也逐渐为人们所抛弃，并被“以工立国”的口号所取代了。
5．把新式工业的经营“一付于民”的主张
中日甲午战争前，中国的新式工业基本为洋务派的官办、官督商办、官商合办所控制，一部分有改革要求的人。起初对洋务派的官督商办也抱有幻想，后来虽逐渐有所不满和抗议，但还未提出否定或废除洋务派对新式工业的官僚垄断的要求。清朝在甲午战争中的失败宣告了洋务运动的破产，洋务派控制、垄断新式工业的制度和政策，也日益遭到广泛、尖锐的抨击。康有为和变法维新运动的其他主要代表人物，都是对洋务派控制、垄断新式工业持激烈批评态度的人物。
6．以资产阶级性的政治改革作为决定变法全局的关键
康有为严格区分“变法”和“变事”，强调要变法，就必
须“全变”。但是，变法的全局这么大，头绪这么多，“全变”如何着手呢，康有为的主张是:在清朝廷即清朝的央政权中设立一个
名为“制度局”的机构，由它来统筹全局实施变法。
制度局是一个拥有制定国家政策，权衡变法大计的权力的机
构，其职能相当清朝的军机处，在“制度局以总其纲”的同时，还
另设法律局、度支局、学校局、农局、工局、商局、铁路局、邮政局、矿务局、游会局、陆军局、海军局12个局，“以分其事”。这
12个局相当于当时清朝廷中的部、寺等衙门。
7．“救国”三论
救国三论是指康有为在辛亥革命前所写的《物质救国论》、
《金主币救国议》和《理财救国论》三本书。它们是康有为晚年经
济思想的主要代表作。所谓物质救国论是认为，国家所以贫穷衰
弱，所以受列强侵略而陷入深重的民族危机，主要的原因就在于中
国在物质技术方面落后于西方，特别是在兵炮船舰等军事工业方而
落后于西方，因此，要救中国，惟一要做的就是学习西方的物质技术，加强国家的军事力量。
中日甲午战争前的一些有改革要求的人士，主要关心的是经济
改革，而没提出改变封建专制制度的政治改革，而在封建专制保持
不变的情况下，经济改革就没有取得成功的根本政治前提。康有为
以及戊戌变法维新运动的其他主要活动分子，开始把反封建的政治
改革作为改革和发展中国的根本前提提出来了。
复习与思考题
参见课本。
参考文献目录
1．胡寄窗《中国经济思想史简编》(1997年3月)。
2． 赵靖《中国经济思想史述要》(上,下)(1998年4月)。
3．赵晓雷《中国经济思想史》(2007年)。
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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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康有为以及对由他推动的戊戌变法运动的定性的争执一直没有停止过，对于其人政治思想的研究结果更是百家争鸣。这里引用《论康有为政治思想的根本属性》：“19世纪末的中国，是封建社会的末期，但不能据此就套用理论，给这一时期的这个变革定义为资产阶级维新运动，给那个运动解释为资产阶级革命，更不能因为客观的进步作用而不正视变革人物主观的落后性。带理论去分析历史是一种方法，客观分析历史得出新的理论是一种研究。制度的变革除了经济基础的推动，也需要文化上的适时更新。经济基础的形成有时并不能快捷直接的促成上层建筑的飞跃。近代，随着资本主义渗入，19世纪四五十年代已经出现了工人的队伍，六七十年代形成了国内的资本主义力量。并且，之后在“一战”中迎来短暂的春天。但当时这个资本主义力量作为推动上层建筑的革命是不够的。况且在依然以儒家思想为主导的氛围下，把戊戌变法定义为资产阶级维新运动是可疑的。作为这场革命指导理论的康有为政治思想也是以儒家教义为主导的封建文化中的一部分，只不过这一个部分孕育了一定程度上的反叛精神。”
“五四”新文化运动与中国传统文化的一点思考内容摘要：五四新文化运动被普遍视为中国的启蒙运动，它意味着思想的自由，人性的解放和理性的复归。但是同时很多人认为它又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断层，这种“二元论”观点越来越渗透到我们的历史观之中。五四新文化运动是未完成的启蒙运动。它试图用一种自由、理性以及用科学的方法看待、改造中国传统文化，从而来推动中国的复兴。虽然，这个任务远远没有完成。在推动中国现代化的道路上，决不能忽视文化所带来的力量，更不能把本民族的文化弃之不理。 关键词：五四运动新文化运动传统文化 正文： 近年来，五四新文化运动被普遍视为中国的启蒙运动，它意味着思想的自由，人性的解放和理性的复归。但是同时很多人认为它又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断层，这种“二元论”观点越来越渗透到我们的历史观之中。如何理清五四新文化运动和中国传统文化二者的关系一直有所争论。就这个问题我想谈谈自己的一些看法。 第一，传统文化在一定程度上孕育了五四新文化运动。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代表人物胡适、鲁迅、傅斯年、罗家伦、陈独秀、钱玄同等等来看，他们本身就有很好的旧学功底，也是长期被中国文化所化之人。但是，他们为什么还要回过头来批判传统文化呢？这是因为他们觉得当时的中国暮气沉沉，只有靠振兴才能拯救中国，而振兴的前提当然就是改革。在改革的时候就遇到一个问题——阻力非常之大，这个阻力就是来自各种各样的旧的习惯势力和思想文化。因此，他们才会回过头来，看这个传统文化里头到底有哪些东西是阻碍革新的，把它提出来，要批判这些旧的糟粕，而不是把中国的传统文化全盘否认。 所以我觉得，这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精神所在。在“温良恭俭让，仁义礼智信”的传统断层多年后的今天，重新认识五四新文化运动在文化方向上的取向是十分必要的。
五四青年节演讲稿我的中国梦 都说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陕北这片沟沟壑壑，人烟稀 少的地方，却为新中国的成立，党的事业，祖国的发展奠定了不 朽的功勋。这里虽然沟壑措综、却不失交通便利;这里虽然人烟稀少、却到处都能看到繁忙得景象。穿岁月峰头、伴历史云烟，中 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已经历了80几个风雨征程。我们时刻传承着 “雷锋精神、铁人精神”，这——是我们的财富，是我们的榜样。作为新时代的青年，我们虽然没有敢上为祖国挣脱烈强的欺压而 驰骋沙场，但却敢上了为祖国得繁荣富强、为企业的发展奉献青 春的时代。 随着现代工业文明的进一步建设，在企员工的生活也越 来越丰富，从员工的生活变化和油天生产建设的细枝节里，不难 看出员工生活的脉搏与共和国共舞。我为祖国献石油得使命意识、已经融入了每个员工的血液之中。[莲~山课件 ]这是我们战胜一 切困难的动力之源。我们用真实的记录刻画出一线员工的喜怒哀 乐和平淡的生活场景。细碎真切，看着让人动心、让人回味无穷……仿佛又回到了那些激情燃烧的岁月，犹如看到了自己的影子，那些理应受到我们尊敬的石油人。 当我们经历越来越多的坎坷时，我们永不言弃;当我们依 然坚守在社会的最基层时、我们仍然有梦想!有人说：“19世纪是英国人的世纪、20世纪是美国人的世纪、那么21世纪就是中国人的世纪”。而我们的企业正直时代的浪尖，经过艰苦的建设，已 取得了迅猛得发展。既然是发展，那么就有许多的不足之处，那 么就需要有敢于拼搏、勇于奉献的有士青年，虽然我们不能像雄 鹰那样一飞冲天，但我们至少可以像蜗牛一样凭着自己的耐力默 默前行。
梦!——我的中国梦，就是在平凡的岗位上，成就不同凡响的人生目标、实现自身价值。正所谓：“干一行、爱一行、钻一行、精一行”。然而一个人的力量是卑微的，可我们还有我们强大的集体;还有我们定边采油厂这面屹立不倒的大旗。但我们仍需努力、仍需创新并紧紧的围绕在“以科学发展、和谐共处”的原则下，一切听从安排、一切按制度办事。那么每个人的目标都可能实现;那么我们的明天就一定会更好。 亲爱的工友们为了美好的明天，我们必须忠于祖国、坚守岗位，因为明天有我们，而我们是挑起明天的大梁啊!
五四运动在思想解放层面上的历史意义 姓名：殷利娟 学号：201005025 专业：财务管理 班级：2010级本科一班
五四运动在思想解放层面上的历史意义 [摘要] 五四运动揭开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序幕，在思想解放层面具有重要意义。这次思想解放运动不仅促进了广大人民群众主体意识的觉醒和中国社会的发展而且在民族遗产构成中也具有特别重要的价值,值得我们发扬光大。 [关键词]五四运动；思想解放；民族遗产 1919年爆发的五四运动不仅是一场伟大的群众性的爱国主义运动，而且还是近代中国一场深刻的思想解放运动。它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及其他各种新思潮在中国的传播，极大地提高了中国人民的觉悟，推进了新式知识分子群体的成长，它揭开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序幕，从此中国革命进入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在历史实践中,五四运动以及五四精神已成为中华民族开拓奋进的一种动力。从思想解放的历史层面认识五四运动的重大意义,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具有深刻的现实启迪。 一、人民群众主体意识的觉醒 五四运动的思想解放以树立人的主体意识为中心。陈独秀解释说:“解放云者，脱离夫奴隶之羁绊,以完其自主、自由之人格之谓也”。陈独秀用自主、自由的人格作为“解放”的涵义,体现了五四运动思想解放的本质精神。辛亥革命使传统的制度获得了解放,但国人的思想还处于传统的牢笼。国人完全解放是从五四运动中思想解放开始的。从这样的理解去认识五四运动内涵的思想解放,在社会层面上就是广大人民群众主体意识的觉醒。 从近代以来，由于封建统治者的独裁统治和残酷压迫，国人的国家意识和民族意识比较淡漠。因此，近代以来虽有一系列的抗争反抗外来侵略的活动，比如太平天国运动、戊戌维新运动、义和团运动等等，但从根本意义上讲，这些活动很大程度上是一部分人自身的利益收到损害，生命财产收到严重侵害的情况下的被迫的反抗，或者少数觉悟了的爱国者的抗争，从全国当时整体情况来说，绝大部分人对国家、对社会的具体事情是漠不关心的。这与封建统治者的压迫是分不开的。所以我们可以说，从近代以来，中国人民在反抗帝国主义侵略斗争中虽然
《中国：传统与变迁》 费正清 第一章中国概况 1．中国是人口大国，其文化与西方迥然不同，生活方式也千差万别。而且，她正经历着一场迅猛的发展与变革。 2．中西方之间的和谐相处需要以互相谅解为基础。要做到谅解，远观式的了解是不够的，日渐频繁的接触则有助弥合这一差距。但某些因素反而会扩大这一分歧，一是中国人高涨的民族意识与爱国精神，二是中西方物质生活水平上的差距，三是中西对于战争的不同体验。3．了解中国不仅仅是为了发展和平，中国的传统社会是西方文化的一面镜子，它展现出另外一套价值和信仰体系、不同的审美传统及不同的文学表现形式。 4．通过中国历史就可以最好地了解中国，因为相对于其他民族，中国人更爱从历史角度观察自身，他们强烈地感受到传统的存在。只有在中国历史长河的背景下，我们才会发现其运动的轨迹和未来的动向。 5．当代中国变革转型的根本原因，主要源于西方的新兴力量与本土传统习惯及思维方式之间的冲突互动。 6．本书分为两大部分：（1）3000多年来中国传统文明在相对隔绝的状况下的衍变 （2）近代以来作为对现代西方社会的回应，所经历的变故和转型一、东亚的土地、民族与语言 1．“东亚”的三种含义：（1）地理上指亚洲被高山大漠一分为二的东部地区 （2）人种学上指蒙古人种的栖居区 （3）文化上指深受中国古代文明影响的地区（中、日、朝、越）二、中国的地理环境 1．山系交错形成若干独特的地理环境，为经济和政治的统一造成了不少麻烦，并且对军事战略也有决定性影响。 2．河流：中国的江河为人烟稠密的山村提供了水源。 3．气候：大陆性气候明显，降水不均。北方降水少，易干旱，南方降水多，水土流失。三、中国的传统经济与社会 1．农田一直是中国最大的自然资源，因此，气候与地势对中国经济发展和社会制度的形成具有很大作用。
继承五四精神，实现伟大中国梦 我们都知道，五四运动所倡导的“爱国、进步、民主、科学”思想，是一面不朽的光辉旗帜。以民主与科学为核心的五四精神，是一种爱国主义的精神，更是一种革命的精神，它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中国青年追求进步和光明。 作为当代青年大学生，在21世纪，我们要勇敢肩负起历史赋予我们的使命，以昂扬的姿态和饱满的热情努力拼搏，进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因此，我们仍然需要继承和弘扬五四精神。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扬五四精神，就要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伟大实践中谱写青年运动的崭新篇章。 要继承和弘扬伟大的五四精神，我想，首先，我们要要勤于学习。在科技进步日新月异的当今世界，更加需要发扬五四先驱们倡导的科学精神。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实践离不开科学理论的指引，现代化建设离不开科学文化的武装。要懂得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掌握丰富的科学文化知识，具有适应社会发展需要的技能和本领，都需要下苦功夫学习。青年一代也要与时俱进，跟上时代和社会前进的步伐，为此就要树立终身学习的观念，学习学习再学习。青年处在学习的关键时期，一定要珍惜大好时光，发愤学习，刻苦钻研，打牢人生成长进步的根基。 其次，作为当代大学生，要善于创造。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是前无古人的事业，在这一伟大实践中，有大量新情况需要去认识，有大量新课题需要去解决，有大量新任务需要去完成。只有不断创造，不断开拓，事业才能发展，社会才能进步。青年时期是最富有创造力的时期，青年是最具有创造热情和创造潜力的群体。青年一代要努力培养自己的创造能力，充分发挥自身的创造潜能，紧密结合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伟大实践，在不断认识和把握客观规律的基础上，勇于创造，善于创造，不断地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 最后，要甘于奉献。同人民紧密结合、为祖国奉献青春，是总结中国青年运动的必然结论，也是当代青年运动的正确方向。奉献是崇高的精神境界，美好的人生追求，也是成就事业的前提。我们只有在为祖国和人民做出奉献时，青春才更加亮丽，自身价值才能更好地实现。要把个人的命运同祖国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把个人的追求融入全民族的共同理想之中，自觉服务祖国和人民，无私奉献社会，艰苦奋斗，不懈进取，在火热的社会实践中创造出无悔的青春、永恒的青春。 2012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参股啊《复兴之路》展览时指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没错，人生如船，梦想是帆，梦想是激励我们发奋前行的精神动力，我们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梦，每个人的梦又与国家民族兴衰荣辱紧密相连。学子梦，则中国梦，学子的未来，则中国的未来！ 中国梦需要凝聚十三亿华夏儿女的力量,而作为当代青年大学生，我们则是这股力量的新鲜血液,是我们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未来和希望,是实现中国梦的脊梁。习总书记说过一段话：“中国梦是我们的，更是你们青年一代的。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终将在广大青年的接力奋斗中变为现实。”我们青年人是中国梦强力的推动者和实现者。 所以，作为当代青年大学生，我们必须认清自己的历史责任。 首先，我们应该关心祖国和民族的命运，高举爱国主义的旗帜，继往开来，为中国沿着社会主义方向前进而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我们要把自己的命运与国家民族的命运紧密联系起来。我们要多关心时事，了解当今世界的发展趋势特别是中国所处的国际环境方面的信息。我们要能够心怀祖国，而不是仅仅纸上谈兵、在文字上、在演讲台上大发爱国之情，我们要
从它的历史意义来看，首先，五四运动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斗争的继续和发展它将近代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斗争推向了新的阶段 五四运动所表现出来的反帝彻底性，是以前历次爱国反帝运动所不具备的。在此以前，中国人为挽救民族危亡，曾掀起过太平天国运动、维新运动、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等大规模的反帝反封建斗争。但在发展过程中，这些革命斗争都存在着某种幼稚病，要么将主要目标集中于反对封建势力，对帝国主义则抱有一定程度的幻想，缺乏明确的反帝目标和坚决的反帝决心，如维新运动和辛亥革命；要么缺乏必要的反帝斗争的策略，对帝国主义本质认识不清，出现盲目排外倾向，如义和团运动。五四运动则不然。五四时期的人们，民族意识高涨。巴黎和会上中国收回山东权益的合理要求被否定，使中国先进分子看到了帝国主义的侵略本质。当巴黎和会中国外交失败的消息传到国内后，有人在《每周评论》上指出：“巴黎的和会，各国都重本国的权利，什么公理，什么永久和平，什么威尔逊总统十四条宣言，都成了一文不值的空话。”此前人们以为“公理战胜”，现在则看到，还是帝国主义的权力战胜了，一度对帝国主义抱有的幻想破灭了。五四运动旗帜鲜明地提出了“内惩国贼、外争国权”口号，把斗争的矛头直接指向近代中国的两大敌人——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 五四运动表现出来的彻底反封建性，首先体现在，它将斗争目标针对封建势力的总代表——北洋军阀政府，指向那些出卖国家和民族利益的卖国贼。广大青年学生和工人阶级、小资产阶级及部分资产阶级，联合行动，不畏强权，不怕反动政府的威胁和镇压，不受反动政府的利诱，表现了一种不达目标决不罢休的决心。这种可歌可泣的革命精神，是近代以来反对封建统治者斗争传统的继续和发展。值得注意的是，在反对无耻勾结帝国主义的北洋军阀政府时，觉悟的人们提出了根本改造中国社会的主张，“另起炉灶，组织新政府”，为中国先进分子进一步提出“根本改造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主张奠定了基础。 五四运动所表现出来的彻底反封建性，还表现在对封建主义的猛烈抨击和对民主科学精神的追求上。以往的反封建斗争，多以当权的封建统治者为直接对象，虽也对封建主义进行批判，但其深度和规模都无法与五四运动同日而语。五四运动既是一场反帝反封建的政治运动，又是一场反帝反封建的思想启蒙运动、思想解放运动。在新文化运动中，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先进知识分子已经开始从思想文化领域向封建主义展开了猛烈的、不妥协的斗争。所谓反封建主义的彻底性，是指它的坚决性而言的，即彻底与封建文化决裂，猛烈向中国封建主义进攻，用陈独秀的话说就是“拖四十二生的大炮”，向之猛烈轰击。他公开声明：“要拥护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旧宗教……若因为拥护这两位先生，一切政府的迫压，社会的攻击笑骂，就是断头流血，都不推辞。”这是何等的勇猛与无畏！五四运动的参加者许德珩回忆说：“同样是爱国的革命运动，然而五四运动却高于辛亥革命。高在哪里呢？高就高在它从辛亥革命失败的教训中，进一步明确认识到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是我们国家民族的死敌，为了救国救民必须与之作殊死的战斗。”在封建主义根深蒂固的国度里，能够以无畏的革命气概，大声呼喊“民主、自由、平等”的口号，真是破天荒的壮举。
五四运动与新文化运动的联系 ——近代史小班讨论课 一、背景 五四运动是1919年5月4日发生在北京的一场以青年学生为主，广大群众、市民、工商人士等中下阶层共同参与的，通过示威游行、请愿、罢工、暴力对抗政府等多种形式进行的爱国运动，是中国人民彻底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爱国运动。 新文化运动是由胡适、陈独秀、鲁迅、钱玄同、李大钊等一些受过西方教育（当时称为新式教育）的人发起的一次“反传统、反孔教、反文言”的思想文化革新、文学革命运动。 二、意义 五四运动：1、是一次彻底地反对帝国主义和彻底地反对封建主义的爱国运动；2、无产阶级开始登上了政治舞台,起了主力军的作用，青年学生发挥了先锋作用；3、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促进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从思想上和干部上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做了准备。 中国新文化运动：1、它是我国历史上一次空前的思想大解放运动；2、它启发着人们追求民主和科学,探索救国救民的真理,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创造了条件。但是,新文化运动中也有对东西方文化绝对肯定或绝对否定的偏向,这一点一直影响到后来 三、二者联系 新文化运动所开启的是“古典的现代性”道路，与“五四运动”所开辟的革命激进主义的现代性道路是有本质区别的。 联系：1、两个运动经历的时间有重合部分：1919年5月4日后； 2、两个运动有相同的社会背景：辛亥革命后，中国进入北洋军阀统治时期，袁世凯称帝，随后军阀割据，连年混战，国家衰败，列强侵略，中国先进知识分子为改变这种局面寻找新出路； 3、两个运动的部分核心人物或者参与人相同：如蔡元培，胡适，陈独秀；可以说新文化运动为五四运动准备了领导者和推动者； 4、两个运动相互影响，相互促进，新文化运动为五四运动奠定了思想基础，五四运动使新文化运动的宣传思想转变； 1915年，陈独秀创办《青年杂志》，广大青年民主意识空前提高，为他们后来积极投身五四运动做了充分的思想动员； 5、五四运动是新文化运动发展到1919年的高潮体现：1919年，中国在巴黎和会上外交的失败成为五四运动爆发的导火线。紧接着学生罢课、商人罢市、工人罢工。面对五四洪流，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们承担起领导责任，密切关注运动的发展，为运动指出了明确的方向。主流杂志刊登的大量相关文章，激发了人民的爱国热情，鼓舞人民的革命斗志，鞭笞帝国主义。由此可见，这一声势浩大的社会政治运动是前期设计思想启蒙的必然结果和效果体现。 6、五四运动是新文化运动的分流点：五四运动之前，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们观点趋于相同，矛头一致；五四运动期间，虽然主将们的观点发生分期，但仍然精诚合作；五四运动之后，他们由合作走向分裂。
1．新文化运动产生的基本条件是 A．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的进一步发展B．北洋军阀用正统思想维护统治 C．资产阶级要求实行民主政治D．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 2．新文化运动中"赛先生"主要指 A．人文科学和无产阶级专政学说B．社会科学和马列主义基本原理 C．基础科学和资本主义政治制度D．自然科学和西方社会科学理论 3．人们说鲁迅在新文化运动时期文学革命方面作出了突出贡献，主要是因为他A．把反封建的内容和白话文形式结合起来B．主张建立平易、通俗的新文学C．对封建礼教攻击最猛烈D．首先提倡白话文 4．蔡元培提出"兼容并包"的教育方针的实质是 A．让具有各种思想的学者进北大任教B．听任各种思想自由发展 C．倡导传播资产阶级文化D，鼓励学术研究 俄国十月革命后，新文化运动有了新的发展。据此回答5-6题： 5．新文化运动前期的指导思想是 A．西方资本主义政治制度B．反对封建专制主义 C．资本主义民权、平等思想和进化论D．社会主义思想 6．俄国十月革命传播到中国后，新文化运动有了新的发展，主要表现在 A．新文化运动开始与政治运动相结合 B．新文化运动代表人辩证地看待西方文化 C．新文化运动开始在政治上反对北洋军阀的统治 D．新文化运动代表开始宣传社会主义思想 7．五四运动爆发的直接原因是 A．俄国十月革命胜利的影响B．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的失败 C．中国人民与封建军阀矛盾加剧D．中国无产阶级队伍的壮大 8．五四运动在中心转移到上海后，发展为全国性的群众爱国运动，这充分说明A．上海是最早发生工人罢工的城市B．五四运动属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C．五四运动具有反帝反封建性质D．五四运动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 9．李大创、陈独秀等在五四运动中的作用表现在 A．指导和推动五四运动的发展B．站在五四运动最前列 C．在五四运动中发挥主力军作用D．发动工人阶级参加 10．"问题"与"主义"之争的实质，在于要不要 A．多研究些具体问题B．多解决些具体问题 C．谈论理想的主义D．用理想的主义根本解决问题 五四运动标志着中国革命进入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新时期。据此回答11-12题：11．最早发起五四运动的高等学府是 A．北京大学B．南开大学C．清华大学D．武汉大学 12．最能说明五四运动标志着新民主主义革命开端的论据是 A．提出了"外争国权、内惩国贼"的口号 B．在十月革命后发生 C．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起领导作用 D．无产阶级成为运动主力 13．1920年秋，在上海成立中国第一个共产主义小组的是 A．陈独秀B．李大创C．邓中夏D．董必武 14．下列属于中共"一大"通过的党纲内容的是
邓子珣：读完柯文《在传统与现代性之间——王韬与晚清改革》 邓子珣 在现代史上，虽然王韬从来没有站在历史舞台的中心，但他却与许多历史事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作为19世纪后几十年的改革推动者，在中国与西方两种文明之间，在传统与现代性之间，王韬所扮演的调停者的角色十分重要。 王韬的命运与其他同时代的文人相比本来并没有很大的不同，科考失利，穷困潦倒，抱负难伸，进而转向对传统科举制度的批判；随着西方冲击的深入，他的思想也经历过从技术层面的学习到社会制度的效仿这样的过渡。然而他不仅生在特殊的时代，还拥有特殊的际遇。他生活在上海和香港，一直与西方人一起密切工作，曾经去欧洲和日本旅游，这些独特的经历使他有可能成为了近代第一个“既受过中国经典训练，又在西方度过一段有意义时光的中国学者”。而这些都使他能较为超然地对待自己的文化并发现变化的必要，同时，对西方文化的熟悉也使他能够发现使变化成为现实的手段。 在读这本书的过程中，我们可以感觉到，在王韬身上明显的呈现出一种传统与现代经纬不明，纵横交错的复杂状态。在他的思想中既有对中国传统根深蒂固的坚持，又有对于西方事物最大限度上的开放。究其原因我认为有两个方面，一方面，王韬早年的流亡经历使他对西方和西方人有较为深刻的了解，这给了他一个“新的图景”，使他能够从与大多数中国人不同的角度出发来观察世界；而另一方面，王韬在许多地方仍深浸在中国往昔的文化学术之中，这“使他能够在接纳某些极其非传统的观点的同时，而又不经历一种文化断错的震撼。”因此，在王韬的世界观中便清晰的呈现出新图景与旧思维习惯之间那种脆弱的，紧张的平衡状态。 不难发现，王韬的思想和世界观在慢慢的转变。在他19世纪50年代末发表的文章中，他对西方文化大体持否定态度，中国只需以“学在四裔”的态度选学诸如轮船、军火武器的有用西学即可。在政治上，中国成为权威的终极源泉。并且，中国的价值观念和文化规范（“道”）被看作是人类永久的合理性，中国可以直接同文明划上等号。到1865年，王韬在上海和香港这类西化的城市已居住了16年，并一直与西方传教士密切共事，影响是明显的。他远远站在他的大多数同代人之前，认识到西方挑战在中国是史无前例的，因此应采用史无前例的应战方法。更有意义的是，我们发现王韬在60年代中期开始了一种文化世界观过渡到民族世界观的艰难历程。在他1865年的上李鸿章书中，他强调“握利权”、“树国威”，并清醒的认识到必须与西方国家进行商品竞争。这标志着他对中国的世界位置观念发生了急剧的变化。而在70年代以后，王韬开始强调处于国家富强需要的民族竞争。竞争中必然有比较，这样，中国成了众多民族中的一员。早期的民族主义思想已经取代了“天下”世界观。
弘扬五四精神，实现中国梦 踏着春天的节拍，我们走进绚烂的五月，激情五月，青春四射，今天我们迎来青春的节日-五四青年节!这个节日是为纪念伟大的五四运动设立的，今年正好是纪念五四运动96周年及共青团建团93周年的日子，回眸历史，穿越岁月峰头，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走过了93年的风雨征程。五四运动至今，一代代优秀青年为民族复兴作出了卓越的贡献，正是他们在党的旗帜的指引下，和千百条各战线上的青年模范一起，演绎了一幕幕惊天地、泣鬼神的青春活剧，谱写了一曲曲壮丽雄浑的青春赞歌，追逐着一代代爱国赤字的中国梦! 96年来，“爱国、进步、科学、民主”，薪火相传，历久弥新，将五四铸成一枚徽章，戴在所有挺立时代潮头的中国青年胸前。 我们纪念五四运动，目的在于弘扬五四精神，肩负历史使命，就是要树立理想，立志报国;要勤奋学习，勇于实践;要在实践中锻炼品格，磨练意志，在学习文化知识的同时学习做人;要守时守信，做文明的公民;既有理想，又要着眼于现实，从身边事、力所能及的事做起;要勇于奉献，尽管在知识经济时代，我们不再需要为追求光明和自由而抛头颅，洒热血，但“我为人人”的奉献精神，仍应得到弘扬。因为新时代下我们有着我们新的“中国梦”，中国梦的实现需要我们的励精图治，需要我们每一位中国人贡献自己的力量，因为“中国梦”是我们十三亿国民共同的梦! 我们的国家像一艘大船，十三亿的人民都是组成船身的构件。这样一艘巨舰，他的风帆，他的旗帜，他乘风破浪的英姿和饱满紧绷的缆绳，作为人民的我们都触手可及。我们将生命融入其中，这个庞大而年轻的国家，与我们生死与共，而我们的思想与生命，就是推动这艘巨舰前进的动力。换言之，它的真正驾驶者是人民，是一艘真正汇集了无数人的智慧与勇气的巨舰，他与人民融为一体，人民的梦就是中国梦。 少年强则国强!青年是社会建设发展的主推力量，青年是最富有激情与创意的年华，96年前的爱国学生是我们最好的榜样，让我们扛起“五四”的大旗，传承“五四”薪火，弘扬“五四”精神，让我们勇立潮头开风气之先，奋发进取创时代伟业，为建设一个更好的现代社会，做出青年应有的贡献，在自己的人生篇章中，写下绚丽的青春，为实现我们的中国梦想献计献策!
试析五四运动后社会主义思潮在中国先进知识分子中引起“无限的兴味”的原因 一九二○年八月，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出现了第一个以马克思主义为主要倾向的青年政治团体??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创建，带动了全国各地的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建立，并为统一的中国青年运动的领导核心??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建立，奠定了基础。本文试图就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创建的历史条件及其过程进行探讨，以揭示青年团产生的历史必然性，总结建团的历史经验。 一、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创建的历史背景 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出现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上海，并非偶然，它与上海在旧中国的特殊地位和五四运动之后上海的阶级斗争形势直接关联；它的创建，是中国青年运动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也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青年中传播的一大成果。 第一，上海是当时最大的口岸城市。在这里，帝国主义势力顽强，资产阶级集中，无产阶级强大，是阶级斗争最复杂、最激烈的漩涡，也是当时中国青年运动最发展的中心地区之一。 二十世纪初，上海早已成为中国最大的工商业城市。上海地处中国中部，是中外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信息交流的中枢之一，上海在当时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活中占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上海又是一座典型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城市，各个阶级的政治力量，在这里进行着激烈的斗争。当时作为中国政治中心的北京，处于北洋军阀政府的严密控制之下，而上海却存在着各种互相矛盾的政治力量，这就在客观上给中国的革命者从事政治活动造成了一定的空隙。五四前后，上海出现了政治团体林立，思想流派纷呈的局面。上海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革命的基地。比如，孙中山先生设中华革命党总部于上海，他本人也长期驻足上海。一九一八年，当他在南北军阀威逼之下，被迫辞去护国军政府大元帅后，更是公开定居于上海的莫里哀路二十九号（今香山路七号）。“五四”之前，陈独秀也曾长期在上海活动。一九一五年，他在上海创办了《青年杂志》（后迁往北京，并取名《新青年》，一九二○年春，又迁回上海），是为轰轰烈烈的新文化运动之发轫。上海也是中国无产阶级革命的摇篮。这里，拥有着中国最强大的工人阶级的队伍，这是五四运动爆发后，其中心很快移至上海的最重要的根据。五四前后，上海出现了一批在全国有很大影响的进步刊物，成了马克思主义传播于中国的中心之一。全国各地许多有志于改造中国的热血青年，不远千里来到上海，寻求革命的真理，会聚了一批中华民族的精英，正如李达所说：“五四运动后，湖南、湖北、安徽、四川等地，有不少青年对旧社会不满，要求思想解放。……许多人脱离了家庭和学校，到上海找《新青年》、社、《民国日报》副刊《觉悟》（邵力子等人主办的）、《星期评论》（李汉俊等办的）”。上海成了中国青年运动最发展的地区之一，正因为如此，五四运动爆发后，当学生运动不断高涨，一些学生运动的领导人感到必须及时地建立全国学联时，大家就把建立全国学联的地点选在了上海。他们认为，上海的“一举一动可以影响全国。”中国早期的一批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就以上海为活动基地，中国早期的一批无产阶级革命家在上海的革命运动中锻炼成长。因此，上海终于成了中国共产党和第一个青年团组织的诞生地。 第二、由五四开始的青年运动的实践，是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产生的前提。
五四运动促进了马克思主义与传统文化的结合 （党课讲稿） 前言 五四运动是彻底地反帝反封建的思想解放运动，开启了新文化运动的新篇章。五四运动中先进知识分子在诸多社会思潮中选择了马克思主义，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的结合，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自此，中国共产党在五四精神指引下开始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道路。 一、五四运动在“反传统”中促进了马克思主义与传统文化的结合 五四新文化运动高举民主和科学的旗帜，以“打倒孔家店”的思想革命和“文学革命”为主要内容，向统治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主义思想和八股教条进行了猛烈的冲击。但五四新文化运动在“反传统”中开启了传统文化承继的进程，为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传统文化的结合创造了条件，也为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开辟了道路。 一方面，五四运动在“反传统”中继承和发展了传统，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扬弃”，为马克思主义与传统文化的结合创造了有利条件。作为思想启蒙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批判的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为封建统治者服务且阻碍社会发展的成分，批判的矛头
直指以封建统治者意识形态出现的儒家学说。但必须注意，这种批判是在民族危亡时进行的，它不是纯学理意义上的一般学术批判，而是以文化为切入点，以实现民众启蒙、民族独立和国家解放为目的的社会运动。这就决定了这种批判不可避免地带有矫枉过正的色彩和以偏概全的倾向，但这种倾向反映的恰恰是五四知识分子“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政治责任感和自觉担当意识，恰恰是在他们身上得以传承的治国平天下的传统文化的真精神。 首先，陈独秀、李大钊、鲁迅、吴虞、胡适等，对以孔教为代表的封建文化思想批判的态度是坚决的，但在批判中有取舍、有保留。李大钊和陈独秀都坦承儒家学说、纲常礼教在历史上曾经起过积极作用，不过已经不适应今天的现实生活，所以变成价值阙如的偶像和精神垃圾。李大钊在解释他批判孔教时指出：“余之抨击孔子，非抨击孔子本身，乃抨击孔子为历代君王所雕塑之偶像权威也;非抨击孔子本身，乃抨击专制政治之灵魂也”。其次，他们在抨击纲常名教中，还常常引用诸子百家的思想作为武器，对这些被统治阶级认为“离经叛道”的东西持肯定和重视的态度。陈独秀在《宪法与礼教》一文中指出:“旧教九流，儒居其一耳。阴阳家明历象，法家非人治，墨家有兼爱、节葬、非命诸说，制器敢战之风，农家之并耕食力，此皆国粹之优于儒家孔子者也”。可见，他们是根据社会演进的需要，对传统思想文化进行了取舍，并积极评价有利于社会发展进步的文化养分。再次，他们对传统文化中的精华部分，还进行适当的整理和继承。
在中国五四运动是在逐渐的被忽略：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五四运动在他70年纪念日之后就鲜少被人们提及了，在80周年纪念之后，更是把黄金周长假延展，把五四纪念日生生地纳入假期里，它的符号意义更加淡漠，甚至都快移出人们的视野之外了。好在今年开始，五一长假变成短假，五四纪念日之时成为工作日，但是我还是不能确定人们会否还记得这样一个值得纪念的恢宏的历史呢？ 通过他研究，他是如是对中国的那场重大的五四运动定义的：它是一种复杂的现象，包括新思潮、文学革命、学生运动、工商界的罢市罢工、抵制日货以及新式知识分子的种种社会和政治活动。五四运动的促发因素：1、二十一条和巴黎和会的山东决议所激起的爱国热情；2、有一种学习西方、试图从科学和民主的角度从估中国的传统以建设一个新中国的企望。我对这种观点是比较赞同的，它完整的概括了当时中国的历史背景。另外，他还指出：：“五四运动实际是思想运动和社会政治运动的结合，它企图通过中国的现代化以实现民族的独立、个人的解放和社会的公正”；“五四运动的基本精神是抛弃旧传统和创造一种新的、现代化的文明以‘拯救中国’。”这概括的都是比较全面的。 因此，可以说，“五四”才是开启了一个时代，开“未来三千年之风气之先”，其价值和意义，再怎么夸大都不为过。因为有了新文化运动，文化，才不再是文人骚客装进笼子里，放在手中把玩的会唱歌的八哥，不再是提在鲁四老爷手中的那根隐形的锁链，而成为了培育一个新的中国人的土壤，成了普罗大众都可拥有的，可以支撑自己站起来，喊出要新生，支撑娜拉们自己走出家门，要成为自主新女性的力量所在！无论是创建“人的文学”，还是《新青年》同仁们的对封建文化的激烈鞭挞，其背后的诉求和指向都是：怎样做一个中国人，做一个怎样的中国人？是做新人，还是做旧人？如果要拯救孩子的话，那么，该给予孩子们怎样的文化环境？让他们读什么样的文学？帝制虽然已经结束，但只不过是揭开了两千年封建中国的一角，国人，四万万同胞仍然生活在帝制文化的黑幕之下，如果不全然地揭开撕碎，在黑幕下成长起来的孩子，也是见不到阳光的。五四运动，才真正意义上，第一次地开启了普通中国人对于国家的自主意识，《南京条约》签订的时候，北京城的市民没有到紫禁城前抗议游行，因为那是爱新觉罗家的家事。《马关条约》签订后，举人们去公车上书了，但举人都是有功名的老爷们，他们尊奉的主子只不过是从慈禧换成了光绪，且仍然是跪着的。辛亥革命的革命党，在未庄的农民那里，被描绘为穿着“白衣白甲”，是为崇祯皇帝报仇的，人血馒头也是照吃不误的。但是，巴黎和约签订的时候，青年学生涌上了街头，市民、工人也迅速加入了进来。他们，要为中国的权力和尊严而抗争，因为，他们已经意识到了自己是中国人。他们从下等舱里走出来了，对于中国向何处去，他们要表达出自己的意见。 我想，上述这些，才是五四运动最伟大的价值和最深远的意义。也是在今天，我们需要纪念的。五四，并不仅是青年的节日，而是所有中国人的节日。倘若仅仅将其归为是一次青年的爱国运动，定为一个节日，只会缩小其内涵。因为有了五四以及之前作为铺垫的新文化运动，中国人，才有了自主的“中国人”意识，才真正地与这个古老的国家一起同呼吸，共命运，才开始直面和思考“我的中国该向何处去？”这些，在今天，仍然应当属于黄钟大吕，发出震惊乃至刺耳的声音，而不应该淹没进历史的尘埃中，成为时代的绝响。 在周先生的这本书中，我还看到了五四运动给我们带来的是什么：“争取个人解放、宣扬民主和独立思考的不懈努力，虽然后来遭到来自强调服从组织活动思潮的阻挡，但其产生的深远影响是不能低估的。”长久以来，五四运动被赋予了太多的政治意义，一定程度上歪曲和夸大了它本来的面貌。科学和民主，是他重要的内涵所在，也许我们现在明白了，但是却没有在现实中感受到。另外，五四运动又一次证明了思想上的革命是社会变革的前提，知识分子在其中所起到的作用，在任何时候都不容忽视。 这场运动孕育的爱国、进步、民主、科学的五四精神，成为中国人民和中国青年在党的领导下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不懈奋斗的宝贵精神财富。五四精神的核心，是伟大的爱国主
从顿渐之争看中国传统思维 方式的变革 □ 杨玉昌Ξ 摘要:中国禅宗史上曾有过著名的顿(顿悟)渐(渐修)之争,最后顿悟获得了胜利而渐修遭到了失败。这一争论及其结果深刻地影响了中国传统的思维方式,进而影响到中国传统文化和社会历史的发展。今天,我们重新反思顿渐之争,揭示中国传统思维方式中存在的问题及其解决途径,将有助于推动当代中国文化的建设和社会的进步。 关键词:顿悟;渐修;思维方式 中图分类号:B0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9092(2009)05-0097-06 顿渐之争是中国禅宗史上一个著名的争论。“顿悟”与“渐修”分别以慧能和神秀为代表。在这一争论中,神秀虽然扬名一时,但不久就被湮没,而慧能最终获得了胜利,成为中国禅宗的真正创始人。这场争论深刻地影响了中国传统的思维方式,进而影响了中国传统文化乃至社会历史的发展和命运,甚至在当代的文化和社会生活中仍处处可以看到其痕迹。因此,我们在今天有必要重新追溯和反思当初的顿渐之争,以便弄清楚中国传统思维方式中存在的问题,通过变革建立起能够适应当代社会发展的更为健全的思维方式。 一、顿渐之争的缘由与焦点 在禅宗史上,顿渐之争源于神秀和慧能的两个偈子并在其中有着最典型的体现,因而要理解这一争论及其与中国传统思维方式之间的关系,就需要重新反思顿渐之争的由来以及在这一争论中五祖弘忍、神秀、慧能的态度和看法。 首先,要看到顿渐之争的缘由是佛教禅宗五祖 弘忍要找一个继承人来继承达摩所留下的衣钵,正是由此才引出了神秀和慧能的偈子。这样看来,顿渐之争从一开始就具有宗教上的意义,而不仅是哲学思想上的意义。理解这一点对于理解这一论争的意义及其结果至关重要。起初,神秀和慧能在继承弘忍的衣钵上的地位是不对称的。神秀是弘忍五百弟子中的上座,教授师,他出生于当时的文化中心开封,“少亲儒业,博综多闻”,①后跟随弘忍出家学禅,刻苦用功,已有多年。他被公认为是弘忍的继承人,以至于在弘忍要求弟子们写偈子表达各自的学法体会以选择合适的继承人时竟无人去写。而慧能则是一个被贬官员的儿子,生活于偏远的岭南。据说慧能是一个文盲,来到黄梅只有八个多月,只是在后院破柴踏碓,甚至从未到过堂前,不知有写偈子这回事。根据《坛经》,在弘忍提出通过写偈子选择继承人之后,神秀反复思量了数天,写出了那首偈子,但他却未敢直接呈给弘忍,而是在半夜里偷偷书写于“南廊壁间”,希望弘忍看到后能为他做一个验证。这反映出神秀对于自己的修行还没有自信,他还没 79 Ξ作者简介:杨玉昌,中山大学哲学系副教授,哲学博士。 ① 《景德传灯录》,成都古籍书店出版社2000年版,第58页。
为实现中国梦激发青春力量 今天是五四青年节，也是五四运动95周年纪念日。我们向广大青年致以节日的祝福，也深切缅怀那些彪炳史册的伟大先驱。 95年前爆发的五四运动，如同一道闪电照亮历史的天空，也照亮一个民族前行的道路。它是一场伟大的爱国革命运动，五四先驱们以救亡图存为己任，高高擎起彻底反帝反封建的旗帜，拉开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帷幕；它又是一场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和新文化运动，冲决思想禁锢，追赶先进潮流，贯穿于中华民族走向现代化的整个进程。95年来，以爱国、进步、民主、科学为内涵的五四精神，历经一代代人传承、发扬与积淀，早已融入民族血液，成为民族复兴之路上的重要精神支柱。 95年前，中国青年作为一支新生的社会力量登上历史舞台，在此后的历史进程中，中国青年的身影始终站立在伟大变革的前沿：他们喊出的口号，每每成为时代强音；他们展现的风采，往往标示着时代精神。虽然时代在不断变化，但爱国青年与国家民族的血脉联系没有变，“以天下为己任”的胸怀担当没有变。凝聚在五四精神的旗帜下，一代代青年在中国社会的伟大变革和发展进步中，谱写了一曲曲激昂向
上的青春乐章。历史和现实证明，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实现我们的发展目标就有生生不息的强大力量。 今天，五四的火炬传递到当代青年手中，如何用它点燃青春、照亮人生，是每个青年人都要面对的人生课题。“希望越来越多的青年人以你们为榜样，到基层和人民中去建功立业，让青春之花绽放在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在实现中国梦的伟大实践中书写别样精彩的人生。”五四前夕，习近平总书记对河北保定学院西部支教毕业生的热情勉励，也是对当代中国青年的殷殷期许。同人民一道拼搏、同祖国一道前进，服务人民、奉献祖国，这是当代中国青年的正确方向。实践充分证明，青年的奋斗，只有与国家和民族的需要有机结合，才能创造永恒的青春、书写不朽的篇章。 好儿女志在四方，有志者奋斗无悔。今天的中国站在了新的历史起点上，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比任何时候都需要青年的激情奋斗、青春奉献。今天，我们大力弘扬五四精神，就是要将自己的命运与国家的命运紧密相连，将个人的追求融入民族的共同理想，在推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进程中，做一个信仰坚定的爱国者，做一个敢为人先的创新者，做一个文明风尚的引领者，做一个艰苦奋斗的建设者，为爱国主义注入新的内涵，为五四精神打上时代的印记。
五四运动的历史诠释（欧阳生著）读后感 中国在巴黎外交失败后，爆发了五四运动，是中国人名彻底的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的爱国运动，又称五四风雷。 在书中，我了解到。五四运动中主要代表有蔡元培，陈独秀、胡适、李大钊、鲁迅等著名人物。在五四运动中，这一情形的出现是是与意识形态的的强势介入是分不开的，新时期的五四运动则与思想解放运动的时代大潮介入是分不开的。从本质上来说，这场运动其实是有历史上思潮催化而成，其中包括激进主义与自由主义。这两大思想潮的结合主要在于他们对于反抗传统的文化专制主义和致力于建设民主政治有很大的兴趣。因此，虽然其流派不同但是其中的共同目标是一样的。 对于五四运动的代表人物陈独秀，其在五四运动的文章有《本志案答辩书》，其中体现出了“民主，科学”，其中胡适在《新思潮的意义》文章中提到了“重新估定一切价值”，也就是说他们在文章中的观点是共同的，也就是说，他们在一定意义上达成了共识。激进主义和自由主义的想结合，在五四运动中，爆发出强大的生命力。虽然其在五四运动中能够达成共识，但是毕竟两大主义取向不同，并且其目标不同，也就是说，在一定意义上，他们的分化离散是必然的。 在此书中，欧阳老先生提到了五四运动在与前后中国历史的发展进程想联系的一面看，五四运动并强化了两种观念：革命与民主。在观念形态上，革命将人民引向对就旧制度、旧思想、旧习俗、旧生活的反叛，民主则成为人们谋求建立新社会、新政治、新道德、新生活方式的价值标准与观念基础。在其中两者并不是一回事，革命有事会与民主冲突，甚至以牺牲民主为代价。在人类历史上的发展长时段来看，民主是一个历史进程，谋求民主的方式，渐进往往比革命更合理，更有效果。 自由主义是与五四运动关系最为密切的一种思潮。但是假如把解释为一场为自由主义的的运动，但使这是不恰当的。五四运动中还包含着各种各样的思潮与各种主义，这些主义相互冲突，但又相互冲撞，又相互融合。在五四运动过后，最早对五四运动进行反省文豪其中之一就包括鲁迅。在五四运动中，胡适曾经认定并将鲁迅先生归类为自由主义者，但是这种归类是否合适是值得怀疑的。在五四运动中，其中有一个比较著名的双簧戏，此事是由钱玄同与刘半农合作，。他们为了反对旧派。他们在《新青年》表演双簧，对旧派进行攻击，，但这并不符合自由主义的风格，但是鲁迅等人大加赞赏。但是在七年之后，钱学同对自己当时的态度进行了反省。 在俄国十月革命后，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开始成为新文化运动中一股有活力的思想，在此之后中国出现了第一批马克思主义信仰者。马克思主义在新文化运动中有一定的发展过程。对于陈独秀来说陈独秀是新文化运动的发起者，在五四运动中其也起到及其重要的作用。在五四运动中高举“民主”“科学”两大旗帜。其也被视为五四运动与新文化运动的运动的纲领。但是陈独秀在五四运动的过程中，对民主与科学的说明，其中并没有包含马克思主义。在事实上，陈独秀并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在一定意义上来说，李大钊是中国马克思主义第一人。然而真正从马克思主义的角度对五四运动做出理论解释的中国共产党是瞿秋白。他担任《新青年》的主编，将中国革命与列宁主义关于殖民地，半殖民地民主解放运动理论结合起来。 我认为五四运动在人们心中美好，并具有很高的地位，在一定意义上来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