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派绘画
海派又称“海上画派”，或“沪派”，一般指的是发生于十九世纪中叶(1843年)，至二十世纪初期(1927年)时，一群画家活跃于上海地区，并从事绘画创作的结果与风尚。
海上画派大约形成于19世纪中叶，当时上海成为近代中国经济、文化中心，吸引了各地画家云集沪上，逐渐形成“海上画派”。当时寓居上海的名画家有虚谷、任熊、任熏、任颐（伯年）、吴昌硕等人，他们大都平民出身，以卖画为业，创作题材丰富，画面清新通俗，深受平民阶层的欢迎。与以北京为中心的正统宫廷画派形成鲜明的对比。海上画派，对中国近现代国画影响深刻，作为一个地域流派，至今存在（新“海派”），兴盛不衰。他们的作品在今天的书画艺术市场上仍占很大的份额。就区域性而言，上海的开埠，所引发的社会发展──属于政治的、文化的、生活的多元性，包括商业的频繁已成为中国的活动特区，人民的生活也随着商业兴趣，而有更广泛的视野；就经济的发展，使之富裕的象征，甚至酬谢礼物,便落在精致文化的发展上；就文化特质来说,绘画创作是极为适宜的主题艺术。因此，自古虽也有卖画的记载，但文人大都以知音相赠，或停留在教书授徒,以求“束修”的供养，虽然先有郑板桥等人，有类似职业性的主张外，真正以画为职业的事件,上海地区的繁荣，成为此风气的催发者。究其原因，当然是上海地区,受到外来文化的影响，包括了政治的涉入,被划入外国道商的港口；本身传统文化的承继,如扬州画派的存留，事实上商贾与仕绅交往之间，绘画与书法的赠酬，是极为现实性的礼品，典雅适宜；这项经济状况的衡量，也间接促成上海地区艺术活动的蓬勃发展。所以说上海的画风已接近职业性、专业性的画作，并且颇有现实性的题材，包括传统人文精神的形式，诸如吉祥意义、道德品评、祈求理想等,甚至偏向具有“情绪”性的创作，如喜怒哀乐为内涵，这便是海上画派大都以花鸟画为主的主因。因为山水画较不易表现出大富大贵的即兴题意，言及此,这又要检视绘画完成的快慢问题，花鸟画颇具象征性的意义，配合人物画亦近于人情世故的题材，只要安置妥当，画家在快速度下，很容易达到预期的效果，而山水画虽有简笔画法，毕竟无法草率，因此海上画派的风格趋向民俗性的画作，亦历历可数。当然就绘画发展而言，外延于内敛的充实，当画家感受到仕绅与商业之间有所牵动时，如何引导人情高雅又简明的画法，是促成画风的主因。
海上画派，上承唐宋传统技艺，吸取明清陈淳（白阳）、徐渭（青藤）、陈洪绶（老莲）、八大山人、石涛和“扬州八怪”等诸家之长，又受清代金石学的影响。
画风：潇洒放纵，又雄厚古朴的特色。
画技上：借鉴民间与西洋绘画艺术，对传统中国画进行大胆的改革创新，作品体现时代生活气息，在“正统派”外别树一帜，融贯中西，独成一派。
就内容来说：花鸟画最多,其次为人物、再次山水画,依序再为杂项题材,就传统的意义上,有来自古诗词、文学作为基调,再佐以西方反衬法、结构法、设色法等,在笔法墨法的应用上,简逸而明快,只求意境而略其形式。
特点：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能破格创新,流派自由,个性鲜明；重品学修养；和民间艺术联系深,能达到雅俗共赏；善于借鉴吸收外来艺术；作品颇具象征性，讲究内涵充实，造型色彩华美而兼具实用性与现实性。
此外，海上画派高产画家居多，这与上海的商业化特色，及他们卖画为生的身份相吻合。海派作品数量之大，无法估计
海上画派诸多画家，归纳出以下几点特点。
其一是花鸟画为多，其次人物、再次山水画，依序再为杂项题材，就传统的意义上,有来自古诗词、文学作为基调,再佐以西方反衬法、结构法、设色法等,在笔法墨法的应用上，简逸而明快，只求意境而略其形式。
其二颇具象征性的表现，不论是花鸟或人物画,富贵寓于牡丹等花卉，结义于桃园等借古喻今，山川风光于南山之麓等，都是具有象征的手法,讲究内涵的充实。
其三是造型与色彩华美,为了实用性与现实性，在造型的流畅上,以及较浓丽的色泽上，颇能迎合商业性的活动，也较受一般人所喜爱，此一风格显然也受西风美术表现法的影响。
其四强调画法的根源，与清代的考据学有相当大的关系，因此常有模仿或仿真的同类画作出现，然求画者络绎于途，即表现出此画作其来有自，已开始有形式化的趋向。
除了这些特点外，画家的作画数量也有大量生产的趋势,至今尚能检视的海上画派的画作，恐仍无法估计。
就比较常被讨论的画家,依其画风可略提几位代表性的画家,以为进一步深层研究的参考。在此可分为：
民间画派者有朱熊，工花卉，师法白阳山人，尤有简逸之笔；张熊﹝花卉册1872﹞,工花卉，画风保守，晚年作没骨、水墨淋漓,用色艳而不俗，子弟甚多；王礼，习花卉，取径新罗、陈老莲、恽南田等人，弟子有朱偁、任伯年等人；任熊,构图奇特、变化多样,善人物、花鸟等，与任熏、任颐、任预等人被称为早期海派「四任」之首；朱偁，初学张熊花鸟,后师承王礼，从其学者亦多；钱慧安以人物画为多，花卉次之，从其学者亦众；任熏，人物、花卉、山川皆师其兄任熊之笔法：吴嘉猷，人物仕女、山水、花鸟等为专长；任颐，花鸟、人物走兽均佳，画风更近民间现实精神。此一派风格,延续在中上层社会中，所传承之美学理念，除了文人画精神的原素外，加入通俗的平实题材，有借景写意的意义，并且开始有西方式的写生事实，显然受到近代西方美术观念的影响，其影响近代五十年的中国画风，也历历可属。
金石画派者融书法写意为主，虽也具文人画意或形式，更为重要的也是使中国画形式化的开端。作者计有虚谷，画作以写意为主,将自然景物变形、简化、书写化；赵之谦,书画皆佳,善金石考据,画以花鸟画为佳，笔调涵有金石气，即枯湿浓干白,以书法线条为行笔方式；蒲华，以青藤、白阳为宗，笔墨恣肆、奔放、真率。学生杨士猷传其方法；吴昌硕﹝紫藤1919﹞，书画印均为所长，行笔如写，画境质朴，力求画面光整与平衡,受其影响者如齐白石、潘天寿等等；高邕，以书法为主,用笔深重,画宗八大、石涛,对于书画活动贡献大,此画派特色,均强调画法如书法，书画同源,以书法笔法应用于绘画形质,力促笔墨的老辣古朴。
其它有关海派画家甚多，如胡公寿、陆恢、吴石价、程璋等等，都直接间接影响到后世的绘画发展。20世纪50年代后以后，,随政府迁台的此项画家，虽然大都来自杭州艺专、上海美专、南京艺专、中央大学美术系等学生，但究其所持画风，均以海上画派有很重要的联系，强调笔墨、重视师承、继承传统、面对现实，既要求古风，又讲究现实，除了附会风雅外，卖画教画以维持生活也是重点。
在台湾的海派画家，虽然并不是很纯粹的承继者,因已受近代新式教学法的影响，不过这些先进们，如王震、汪亚尘、邵逸轩、张书祈、胡克敏、王子豪、高逸鸿、陈驽甫、林贤静、陈丹诚、吴平、郑月波等人的画风,多少也强调汲古润今，把任伯年、吴昌硕、齐白石的主张，重新列为画境的表现方法，并依此规律再传授后学子弟,此一现象曾在台湾地区风行近四十年，
至今仍有不少的私塾者，虽非是绘画发展的主流,却也是初识中国画者的门径。
吴昌硕吴昌硕（1844年9月12日－1927年11月29日），中国清末民初的著名篆刻家，亦以书法、绘画等闻名。浙江省湖州安吉县鄣吴村人。父亲吴辛甲是清朝的举人。母亲姓万。他的本名是“吴俊”或“吴俊卿”、昌硕是他的字号，他也使用过字号“昌石”、另有别号为“缶卢”、“苦铁”、“大龙”等，晚年在70岁之后，称自己为“吴字”。
1860年清朝发生太平天国之乱，当时吴昌硕17岁，在战乱中家破人亡，仅有他与父亲逃到了山中的石苍坞，这也是后来他称自己“昌硕”的由来，后来战乱平息后，父子两人定居于吴城芜园，在21岁时，也就是1865年（清同治八年）吴昌硕考取了秀才，之后开始以篆刻为生，1872年，他前往江浙一带，一边游历一边替人刻印谋生，后来于1904年在杭州孤山创办了“西泠印社”，结交了不少好友，也开始称自己“五湖印丐”，他曾说自己30岁时学写诗，50岁才学画。对他的画风影响最大的可能是任伯年。
吴昌硕在32岁时，曾在江苏省担任安东县的知县，不过只做了一个月。
吴昌硕最大的特色是篆文的书法，艺评家多称其雄厚、凝炼遒劲，貌拙气酣，劲道十足，极富金石气息。他将篆刻时的刀法融入了书法当中，颇受到世人的好评。在绘画上面，他也惯用“写”的风格来绘画，所以吴昌硕画的花卉木石，笔力厚重老辣，力透纸背，又纵横恣肆，气势雄强，就连构图也类似书法的布局，有艺评家认为他多采用“之”字与“女”字来布局；他的另一个特色是很喜欢在从纸张中间开始绘画。在中国艺术史上，他可能是少数的金石书画皆能融合一体的艺术家。
在清末民初的中国画坛上，吴昌硕的地位甚高，并形成了“吴昌硕流派”，也影响了民初许多画家如齐白石、潘天寿等人。他晚年定居于上海，被后世归于“海上画派”，2005年他的作品《花卉十二条屏》，售价为美金200万元，是近代最高价的海上画派作品。
吴昌硕在日本也享有很高的艺术声誉，赞为唐后第一人。日本著名篆刻家河井荃庐曾向吴昌硕请教，日本书画界对吴昌硕也极为推崇，专门铸造吴昌硕半身铜像，赠西泠印社陈列。在吴昌硕诞辰160年之际，东京银座美术馆举办吴昌硕书画展，展出了收藏与日本的吴昌硕书画作品。
在民初画家有“三石”的称号，分别为齐白石、傅抱石、还有吴昌石。也就是指吴昌硕。着有《缶庐诗存》、
《缶庐印存》、《吴昌硕画集》等。黄宾虹黄宾虹（1865年1月27日－1955年3月25日），中国近代画家。名质，字朴存、朴人，别号予向、虹庐、虹叟，中年更号宾虹，以号着称。祖籍安徽歙县，生于浙江金华。早年拥护辛亥革命，后在上海、北京、杭州等地美术院校任教，并担任书局编辑多年。任商务印书馆美术部主任，上海博物馆董事、故宫古物鉴定委员，国立暨南大学艺术系教授，杭州国立艺专教授，国立北平师范学院讲师等职。1949年后，任中国美术家协会华东分会副主席，中央美术学院华东分院教授。
山水画受李流芳、程邃、程正揆等影响较深，兼法宋、元，屡经变革，自成一家。能诗文、书法，兼长金石文字、篆刻等艺术。对于画论画史均有研究，见解精辟。着有《黄山画家源流考》、《虹庐画谈》、《古画微》、《中国画学史大纲》、《宾虹草堂藏印》等，编有《黄宾虹画语录》，并与邓实合编《美术丛书》。1955年3月25日病逝，葬于杭州南山公墓。现在杭州栖霞岭下设有黄宾虹纪念馆，在金华建有黄宾虹艺术馆。
1、
认识海派文化上海历史文化浅谈 "两千年历史看西安，一千年历史看北京，一百年历史看上海。"近代上海在短短一百年的时间迅速崛起，在中国城市发展史上可谓是一奇迹。文化是城市的生命，城市有了文化就有了生命，海派文化就是上海勃勃生气和活力的源泉。 追溯上海的文明渊源，可以发现在上古时期其文明已有相当水平。据考古资料表明，上海文化的滥觞时期始于据今5900-4900年的"崧泽"文化。崧泽文化属于新石器时期母系氏族社会过渡的阶段。在崧泽文化的古遗址中，发现了捕渔的网坠，织网用的靴形器、捻线的陶纺轮以及狩猎用的剑簇、石刀、骨锥、牙刀等与渔猎有关的遗物，上古时期上海的物质文明程度据此可以略窥一斑。 1843年开埠以前·上海文化从属于中国古代的江南文化，而渊源于长江流域江浙的古吴越文化。吴越文化是一种水文化，水是流动型的，而非静态型的，海派文化传承了吴越文化的亲水性特征，从本质上说是一种动态文化；其次，海派文化还继承了吴越文化的敏感和细腻，对异质文化体现出一种宽容的姿态，善于接受新鲜文化因子，形成海派文化多元性的特点；另外，大量自南而来的浙江人和自北而来的江苏人，构成上海主要的"移民"群。江浙人是古代吴越人的后裔，吴越文化大胆开放的冒险性格及雄健恢宏的拓边精神，构成了"海派"文化的开创性特征。海派画家任伯年的商业画、刘海粟率先使用人休模特、开创机关布景等等，俱是"敢为天下先"的行为。开埠后，西方文明又于此首先登陆华夏大地，上海由一个小镇迅速蜕变为全国的商业经济重心，中西大汇融的 "海派"文化随之渐趋形成。 "海派"一词，是20世纪20茸代北京一些作家的创造，用于批判上海某些文人和某种文风，海派的对立面是京派，海派和京派象征着申国两种风格迎异的文化。京派是传统的正宗，海派则是叛逆的标新立异、中西结合的产物，充满浓郁的商业色彩和民间色彩。上海的曹聚仁先生对之有一个生动点评:"京派如大家闺秀，海派则如摩登女郎。" 上海文化在外来文明和中国传统文明之间，在精英文化和通俗文化之间呈现出开放的姿态，敢于打破成规，锐意革新，广采博纳，"海纳百川，兼容并蓄"成为 "海派"文化的精髓，并体现于上海文化的方方面面。
海派文化浅谈 江水泱泱入海激昂：海 派文化浅谈 "两千年历史看西安，一千 年历史看北京，一百年历 史看上海。"近代上海在短 短一百年的时间迅速崛 起，在中国城市发展史上 可谓是一奇迹。文化是城 市的生命，城市有了文化 就有了生命，海派文化就 是上海勃勃生气和活力 的源泉。 追溯上海的文明渊源，可 以发现在上古时期其文明已有相当水平。据考古资料表明，上海文化的滥觞时期始于据今5900-4900年的"崧泽"文化。崧泽文化属于新石器时期母系氏族社会过渡的阶段。在崧泽文化的古遗址中，发现了捕渔的网坠，织网用的靴形器、捻线的陶纺轮以及狩猎用的剑簇、石刀、骨锥、牙刀等与渔猎有关的遗物，上古时期上海的物质文明程度据此可以略窥一斑。1843年开埠以前·上海文化从属于中国古代的江南文化，而渊源于长江流域江浙的古吴越文化。吴越文化是一种水文化，水是流动型的，而非静态型的，海派文化传承了吴越文化的亲水性特征，从本质上说是一种动态文化；其次，海派文化还继承了吴越文化的敏感和细腻，对异质文化体现出一种宽容的姿态，善于接受新鲜文化因子，形成海派文化多元性的特点；另外，大量自南而来的浙江人和自北而来的江苏人，构成上海主要的"移民"群。江浙人是古代吴越人的后裔，吴越文化大胆开放的冒险性格及雄健恢宏的拓边精神，构成了"海派"文化的开创性特征。海派画家任伯年的商业画、刘海粟率先使用人休模特、开创机关布景等等，俱是"敢为天下先"的行为。开埠后，西方文明又于此首先登陆华夏大地，上海由一个小镇迅速蜕变为全国的商业经济重心，中西大汇融的"海派"文化随之渐趋形成。 "海派"一词，是20世纪20茸代北京一些作家的创造，用于批判上海某些文人和某种文风，海派的对立面是京派，海派和京派象征着申国两种风格迎异的文化。京派是传统的正宗，海派则是叛逆的标新立异、中西结合的产物，充满浓郁的商业色彩和民间色彩。上海的曹聚仁先生对之有一个生动点评:"京派如大家闺秀，海派则如摩登女郎。" 上海文化在外来文明和中国传统文明之间，在精英文化和通俗文化之间呈现出开放的姿态，敢于打破成规，锐意革新，广采博纳，"海纳百川，兼容并蓄"成为"海派"文化的精髓，并体现于上海文化的方方面面。 文学上曾出现过标新立异的"鸳鸯蝴蝶派。" 清末民初，上海文学界由一批文人自发组成了"鸳 鸯蝴蝶派"，代表作家有:包天笑、程小青、张恨水、 陈蝶仙、范烟桥、秦瘦鸥等，大多擅长写爱情故 事:才子佳人"相悦相恋，分拆不开，柳荫花下，像 一对蝴蝶，一双鸳鸯一样"(鲁迅语)。该派作家持" 游戏的消遣的金钱主义的观念"，认为人生就是一
海派风格解析 海派风格是文化艺术方面的一种风格，一种有上海特点的风格，而所谓海派装饰，是中华民族文化与西方文化的结合,运用北美和简欧风格但不使用任何传统的风格的装修。海派装饰特色核心是海纳百川，上海海派装饰特色的魅力，就在于它的海纳百川、兼收并蓄的大家风范。它将西方住宅文化与本地居住理念融合进装饰设计中。 比如，房型要迎合人居住的习惯，冷暖适宜，室内采光通透，最大可能地引入景观。装饰风格则注重形式美感却不过度装饰的新古典主义。在自然和谐与精致的唯美路线中变幻出海派的高尚生活空间。除了汲取外来先进装饰文化外，还充分体现出了地方装饰文化特色。 具有上海文化特点的风格、流派、作风，东方巴黎的都会气质，浮华璀璨，精致优雅，风花雪月，小资情调，中西合璧，海纳百川……。 海派风格以都市生活描述为主。 如果对海派文化下简单定义的话海派文化就是一种在冲突 中的融合和发展无论文化背景如何国别如何地域如何 上海是个移民城市过去是现在也是
每个在上海学习工作的朋友都在为上海海派文化添色增彩 那就是海派文化经久不衰的动力和理由 “海纳百川，兼容并蓄”的上海海派文化，体现在上海文化的方方面面。我们公司的海派风格是在上海建筑文化、书画文化、饮食文化、舞台文化的基础上诞生的。 海派风格始发于古希腊的雕塑艺术和文艺复兴发源地佛罗伦萨的油画艺术适到好处地融入到了我们的海派风格当中。 海派风格不仅展示了我国内陆的传统文化，同时集聚了欧美、希腊、西南亚的异域风情。其特点是：吸纳百川，善于扬弃，追求卓越，勇于创新，海派文化其基本特征是具有开放性、创造性、扬弃性和多元性。 表现在我们装修行业上，有了设计者更广阔的思维空间，大碎花的壁纸、傲立的罗马柱、蔚蓝的海水、古色古香的茶案、沉稳的雕花、新异的雕塑。。。。。把整个装饰空间展现的完美无瑕。 海派风格把整个居住空间打造的更加符合各界人士的品味、感官。使用空间得到了更大限度的利用。 作为全国的时尚前沿，上海一直为众所瞩目，其室内设计也为国之先。 海派建筑代表有上海国际饭店，金茂大厦，东方明珠等。
海派文化赏析 摘要：海派文化的定义，它具有内地文化杂交的特点，又是中西文化杂交的产物。海派文化的形成过程，它的形成，成长，转折，成熟追根溯源与上海这座城市的地理位置和人文历史。有什么样的文化精神，才会有什么样的城市，上海造就了海派文化，海派文化又影响了上海，推动了上海商业化的发展。 关键词：上海，海纳百川，开放创新，兼收并蓄，和而不同，开拓进取 海派文化，是植根于中华传统文化基础上，融汇吴越文化等中国其它地域文化的精华，吸纳消化一些外国的主要是西方的文化因素，创立了新的富有自己独特个性的海派文化。 海派文化与明清时期形成的徽商文化和晋商文化等其他文化有着明显的不同。 首先，海派文化既不是原有上海社会和商人所创造，也不是在某一省份商人的文化基础形成，它是各地商人多元文化杂交的产物。而徽商和晋商文化的地域性都比较突出，主要是受当地人文社会环境和商人特点的影响而形成的。如果说徽商和晋商文化是当地土著人的产物，海派文化则是来自全国四面八方的商业移民共同创造的一种杂交混合型文化。 其次，海派文化不仅具有内地文化杂交的特点，而且在其形成过程中很大程度上海受到西方文化的影响，因此它又是中西文化杂交的产物。 对于海派文化的形成，追根溯源与这座城市的地理位置和人文历史。 海派文化，是伴随着上海这座典型的移民城市的崛起而形成和发展的，来自江苏、浙江、安徽、广东、福建等等地方的移民带来了当地的民族民间文化，在上海相互影响，有的彼此融合，有的相互排斥，有的自然淘汰，经久磨合而逐渐形成新的文化形态。因此，海派文化是吸纳了国内各地民间文化精华，孵化生成具有鲜明上海地方特色和个性的独特文化。 1843年上海开埠以前，中华传统文化特别是吴越文化，为海派文化提供了基础，开始孕育海派文化。这便是它的萌芽时期。而它的成长期则是在1843-1949年期间，特别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上海“八面来风”似的国内外移民，哺育了海派文化的成长。 同时，它还有一段转折时期。 首先在1949-1965年间，建国以后，定都北京，商务印书馆等文化单位迁往北京，以郭沫若、茅盾、叶圣陶、夏衍、曹禺为代表的上海文坛骁将率队陆续迁都北京，上海在电影、文学、戏剧等诸多方面不再是中国的文化中心，这是很正常的转移。上海虽然不再是中国的文化中心了，但是文化基础很好，依然作用不小，有些方面如电影、小说在全国的影响还是很大的。这也给海派文化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其次，在1966-1976年，“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整个中国文化，包括海派文化，遭受了毁灭性的破坏，罄竹难书。 到了1976年，笼罩祖国天空的阴霾一举扫去，阳光重新普照大地，结束长达十年的浩劫，开始拨乱反正、改革开放时期，在全中国范围内对“文革”进行反思，进行平反冤假错案，逐步恢复正常的文化活动。上海以话剧《于无声处》和小说《伤痕》为起点，海派文化新的阶段。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精神指引下，上海再次成为东西方文化交流的中心，海派文化重新焕发青春，健康发展，在新的基础上正走向成熟。 海派文化是中国近代社会的一个缩影，是各种文化杂糅的产物。西洋文化对
吴福辉：中国左翼文学、京海派文学及其在当下的意义 原载《海南师范学院学报》2001年第1期 【作者简介】吴福辉(1939-)，男，浙江镇海人，现任中国现代文学馆副馆长，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中国现代文学馆，北京100029 20世纪的中国，在不断地追寻自己的民族国家文学的现代完型中，将要走完这100年。这种文学的形成，因为一直是与中国的革命运动相生相伴的，激进的左翼文学在较长的一段时间内都受到相当的重视，成为研究界的焦点。同样，这样写成的文学史，其包容量却越来越显得狭小，最后甚至仅仅成了左翼文学单线索发展的简单化叙述，使得“现代民族文学”的丰富概念名不符实。进入改革开放的这20年，一方面是受到反思“文化大革命”的刺激，一方面是经济的改革开放打开了人们的眼界，现代文学研究在对左翼文学的过分政治化方面，进行了较多的思索，而对其他非左翼文学也开始投入大量的关注。文学研究的广度、深度都有了相当的扩展。 这种格局，目前正在发生微妙的变动。我认为，对以往左翼文学的深入认识，有可能成为新的热点。因为学术界认识到，全部中国的现代文学历史应在新的基础上加以整合，其中包括对在现代文坛曾经保持活跃状态的三种文学：左翼文学、京派文学、海派文学，应当做一合论。包括考察它们是如何共同构成20世纪中国文学的一部分独特风貌的，探究它们的成因、业绩、影响面，以及对峙和相互渗透的程度。这种新的综合已具备条件，应当逐步进行。而且这种综合并非是消除它们之间的差别，只是为了在一个民族文化共同体中加深对它们各自的认识。 研究历史的文学，是为了今天的文学。我们时时都能从中国大陆当前的改革文学中依然感受到茅盾文学模式的存在。我们也能从汪曾祺的复出（注：汪曾祺(1920-1997)，40年代京派最后一位作家。1948年出版的《邂逅集》收他具沈从文风的小说。到1980年后连续发表《受戒》、《大淖记事》等属于京派风格的作品，被认为是京派的复出。），从寻根文化小说的一度盛行，感觉到京派文学生命的存在。而商业文学市场的冲击，通俗文学对纯文学的压力，又一再地提醒我们，海派就在身边。历史每一日都在新的条件下做现实的出演，并一定会延续到新的世纪。这就逼使我们思考：多元并存，众声喧哗，真的也是20世纪中国文学的实在情景吗？还是说它们只是一种蒙上灰尘的斑斓历史断片，有待我们追忆，有待我们于新的历史语境下作新的连接而已。 一多种文学形态存在的背景 左翼、京派、海派文学的产生，是“五四”文学分流的结果。从时间上看，是在20年代末期及30年代初期，相继浮出地平线。左翼以1928年创造社作家提出“革命文学”口号和太阳社成立做为标志，然后是1930年正式建立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京派于1930年《骆驼草》创刊前，已经有了聚集的表现；到1933年沈从文执掌《大公报·文艺副刊》，同年发生京海论争（注：1933年10月沈从文在《大公报》文艺副刊上发表《文学者的态度》一文，批评上海“玩票白相”的文学态度，同年12月苏汶（杜衡）在《现代》4卷2期发表《文人在上海》，由此爆发历时近两年的争辩。鲁迅、曹聚仁等都参与其中。史称“京海论争”。），为一新的起点。海派的兴起可用张资平与创造社决裂，带头“下海”，写出《苔莉》为契机，约是1928年。如果从作家们的分流情况考察，也是意味深长的。“五四”时期著名的两大文学社团，就在此时分流了。“文学研究会”的文人，随着政治与文学中心的南移，留在北平（北京）的一部分便成为京派，集聚在上海的如鲁迅（注：鲁迅是没有参加“文学研究会”的文学研究会成员。此社团的宣言为周作人起草，经鲁迅修改。鲁迅不实际参加的原因是当时他兼政府教育部的官员。）、茅盾却变成左派作家的核心。“创造社”的郭沫若、田汉和从日本回来的“后期创造社小伙计”（注：创造社分前后期。1926年一部分留日左翼
阅读下文，完成下列小题。 海派文化和江南文化 熊月之 ①近代上海跟江南有什么样的关系？从地域来讲，是局部与整体 的关系；从空间性质来说，是城市与乡村、大城市与一般城镇的关系；从相互关系上说，是中心与腹地的关系。从上述三个维度来考察海派文化和江南文化的关联，我认为有五个方面。 ②近代以前的上海地区文化，统属于江南文化。在文化地位上， 苏州、杭州、南京等地高于上海。以上海与苏州而言，近代以前苏州 为江南中心城市。苏州物产丰盈，多富商大户，多合商儒为一体的上 流阶层，多文化名人。 ③近代以前的上海县，扩大而至松江府，一直笼罩在苏州文化里，仰视苏州，苏州书画岀名，上海人便模仿苏州书画。苏州戏剧出色， 上海人便争赏苏州戏。苏州的家具、服饰、饮食，以及各类行为方式，都是上海人歆羡的对象。明清人形容上海城市发展不错，最好的表彰 语便是“小苏州 ．．．”。民国时期学者硏究上海话语素，发现苏州语系占了75％。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海派文化对江南文化的继承关系。 ④1860年代以后，上海经济、文化地位已超过苏州、南京、杭州。1900年，上海人口超过100万，已是中国最大城市。1947年，上海人口430万，南京103万，杭州61万，苏州39万，上海以外江南城市人口总和仅为309万。集聚到上海的人口绝大多数是江南人。1930年，江苏、浙江两省籍人占公共租界人口的88.4％，占华界人口的
85.5％。1950年1月，江苏、浙江与上海本地籍人，占上海总人口 的88.9％。近代上海人口中，江南人占了80％以上。 ⑤近代外资企业，几乎全部集中在上海。华资企业，也主要集中 在上海。到1923年累计，上海有华资企业312家，苏州、无锡、南京、杭州共106家。近代中国外资银行总部全部集中在上海，华资银行总部也大部分设在上海。太平天国战事以后，江南富户相当部分移居到上海，相应地也将财富带到了上海。 ⑥密布的水网，黄浦江、苏州河两条重要的水路，沪宁、沪杭两 条铁路，众多的公路，将上海与江南各地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上海的人才、技术、资金，以及文化、风习，都与江南各地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最典型就是有很多企业家，同时在上海和其他城市，一起创办企业。荣氏兄弟既在上海设厂，也在无锡设厂，两地技术相通，人才互动。刘国钧在常州办的大纶机器织布厂，技术人员都从上海来的。 ⑦文化与社会风气方面的辐射，几如浓雾罩地，无处不在。从照 相机、留声机、自行车、电灯、电话，到西装、西餐、电影、跳舞，几乎都是先从西洋传入上海，再由上海传到江南各地。时论认为，苏州、杭州、南京、无锡等地都是“上海化”严重的地方。无锡被人们干脆称为“小上海”。 ⑧上海仿佛是一只镕化人的洪炉，一切风俗习惯，便是这洪炉中 的木材煤炭，最会镕化人的。但瞧无论那一省那一府那一县的人，到了上海不需一年，就会被上海的风俗习惯所镕化，化成了一个上海式的人，言与行两大方面，都会变成了上海式。至于一衣一履之微，那
作为海派作家的张爱玲 ——天才的创作 摘要：“海派”是中国现代小说史上不可不提的一个流派，被纳入海派文学的作家各有特色，其中不乏佼佼者，如新感觉派的穆时英、施蛰存等，天才作家张爱玲尤其出色，她的小说创作继承和发扬了新感觉派和心理分析派的特点，同时又演变出自己的风格。 关键词：海派张爱玲洋场爱情小说女性 一，海派文学的发展 海派和京派最初是指京剧的两个流派，后来演变成了两个文学流派。20世纪30年代，中国文坛上发生了一场“京派”和“海派”的论争。此后，两派渐渐发展壮大起来。 “海派”是集中在上海的小说流派，虽然文学史上并不存在一个标举“海派”旗帜的创作团体。第一代的代表是鸳鸯蝴蝶派，代表作家有张恨水、包笑天、徐枕亚等。代表作品有张恨水的《啼笑姻缘》《金粉世家》，徐枕亚的《玉梨魂》、包天笑的《空谷兰》等。第二代是以张资平、叶灵凤等人为代表的的三角恋爱作家、新感觉派和心理分析派。成就较高的当属新感觉派和心理分析派。“新感觉派”是在日本新感觉主义的影响下产生的，刘呐鸥是这一流派的开创者，代表作有《都市风景线》。另有穆时英被称为“新感觉派”的圣手，代表作有《上海的狐步舞》、《白金的女体塑像》等。施蛰存的小说以心理分析显示出独特的个性，主要作品有《梅雨之夕》、《上元灯》等。“新感觉派”的小说创作在现代文学史上第一次使都市成为独立的审美对象，描绘了都市五光十色的繁荣景象，以及都市人的生存状态。在艺术上，注重借助叙述者的主观感觉，创造一种意识跳跃、不断流动的特殊文体，是当时中国最完整的现代主义小说流派。新感觉派和心理分析派的可以说是海派文学的代表，因此，海派又被称为“新感觉派”、“心理分析派”、“现代派”等。海派的第三代作家，是以张爱玲为代表的擅长写洋场爱情小说的一批作家，他们深受新感觉派和心理分析派的影响。尤其是才华横溢的女作家张爱玲。 二、关于张爱玲 张爱玲是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一位充满传奇色彩的作家，她的小说大多写的是上海没落淑女的传奇故事，她把自己的小说集也命名为《传奇》，而她的身世本身也是一部苍凉哀婉而精彩动人的女性传奇。张爱玲生于1920年9月30日，卒于1995年，终年75岁，祖籍河北丰润，生于上海，原名张英。张爱玲是一个天才儿童，6岁入私塾，在读诗背经的同时，就开始小说创作。 张爱玲的小说，长篇不如中短篇。《金锁记》和《沉香屑：第一炉香》是张爱玲写得最好的作品，而《金锁记》和《倾城之恋》则是张爱玲小说最有代表性的作品，因此，我们读张爱玲的小说最起码要读三篇：《沉香屑：第一炉香》、《倾城之恋》和《金锁记》。 三、关于张爱玲的小说 《第一炉香》是张爱玲开始作家生涯的第一篇小说。这是一个关于寡妇的故事，写了梁太太和葛薇龙两代寡妇。在小说中，作者通过人物的举动，对话，背景的移换，甚至光线、气味，反映出心理的进展。传神的写出了葛薇龙自甘堕落的过程。
从上海话和海派文化谈起 上海话是上海地区的方言。有人说，语言与文化相互依赖、相互影响，语言是文化的重要载体。没错，正是由于有了上海话这样的吴侬软语，才会有海派文化的独特性和非凡性，才会有上海人的精明沉稳的性格。下面我就从上海话的起源谈起，说说上海话和海派文化。 上海话，俗称沪语，是主要分布于上海市区的方言，属于吴语，通常称为“上海闲话”，是现代吴语地区的最有影响力的方言之一。上海话是历史悠久的松江方言在黄浦江两岸的一个分支，自宋代上海开埠形成上海港以来至少有700年历史，上海话最早是从苏州话发展过来的，并在20世纪开始由于上海经济大发展，上海话逐渐取代苏州话成为主流，曾在上世纪80年代成为长三角地区通用语。后来由于国家强制推广普通话，上海话逐渐在新生代群体中没落下去。 上海话既继承了悠久历史所传承下来的方言基础，也吸收了很多西方文化因素。上海开埠后，在100多年里得到了迅速的发展。据不完全统计，1935年在上海的公共租界内，上海籍人口只占25%，非上海籍人口占了75%。1950年，非上海籍人口占到了上海地区人口总量的85%。大量的移民在到上海避难、经商、求学、工作的同时，也把他们家乡的南腔北调乃至纯正的洋腔带到了这座城市，就如美国的移民文化一样，上海也就诞生出了海派文化。而语言之间的自我修复和校正，使得上海话很快吸收了来自各地，尤其是西方的语言发音，腔调等，成为一种独具特色的方言。比如很多用普通话读不押韵的古诗，用上海话读就能押韵，再比如“日头”为“太阳”取代，常被上海人挂在嘴上的“阿拉”也不是上海本地方言，而是取自宁波话。外来语对上海话的影响，如“摩登”一词来自“modem”，“脱口秀”一词来自“talk show”等等。 上海话的代表性我是知道的，作为一个外地人，虽然也生活在江南地带，但是我们的方言是闽南语，和上海话的吴语差别可不是一点两点就能数清的。来上海之前，我也听说上海人是有点小气的，但是来上海生活了两年之后，我发现原来上海人的小气是来源于他们的精明，而上海人的精明则是糯糯的吴侬软语和海纳百川，富有自己独特个性的海派文化所造成的。但是这其中也产生了一点弊端，就是由于上海人本土语言精确性的要求比较高，他们宁愿不讲上海话也不愿听很不标准的上海话，从而造成了上海话没比广东话热门的原因之一。 再说上海的海派文化。海派文化主要是由吴越文化和西方的文化因素融合而成，具有吸纳百川、善于扬弃、追求卓越、勇于创新的特点。说道海派文化，就不得不提海派文学。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曾是中国的文化中心，其海派文学，更是一个郁达夫式的以抒情为
浅谈京派和海派的形成 现在分别说到京派和海派，我们都会联想到一系列不同的事物，有如被周立波标榜着的咖啡，和他所谓的赵本山吃着的大葱；或者同种事物的两种完全不同的风格，比如同样是旗袍，也明确的分着京派旗袍和海派旗袍。这两个名词，早已脱离其最初形成时的语境，成为伴随着它们各自所代表的地域的两种亚文化，进入现代人的生活，同时也打破了地域，无处不在，无处不能看到它们互相的碰撞、斗争、交流与融合。那么它们究竟是怎样形成的呢？ 追本溯源，我们还是先从它们最开始出现的文学界说起。“京派”，是上世纪30年代的一个文学流派，“京派”作家代表有废名、沈从文、朱光潜、林徽因等，称为“京派”是因为他们当时多在京津两地活动，发表的文章都在京津刊物，又具有较为统一的艺术风格。而“海派”最开始有多种含义：活跃于上海一带的一群画家的画作和风格；京剧在上海的表现风格；主要体现都市文化和商业色彩的文学流派等等都称为“海派”。京派和海派文学就有着鲜明的差异和斗争，京派文学追求自然和人性的美，有着淳朴、平和、隽永的语言风格；而海派则首先提出“都市男女”，着力描写五光十色的繁荣都市和现代人的生活状态，具有世俗性与商业性。那么为什么在这两地的作家群会有如此大的不同呢？所有的艺术和文化都离不开它们所生长的土地，北京和上海，我们需要认识这两块特质的土壤。 简单的从上海说起，上海自从开埠以来，一直是与外界贸易往来的重要港口，同时有进驻了各国租界，商业发达，西方文化强势的影响，使上海很快成为了一个西方文化在中国的窗口和中西方文化交融的地方，现代化和都市化在这里生根发芽。于是快节奏的生活、商业气息、灵活多变、中西结合、都市人的病态心理……这些也很自然的进入了艺术表现，成为海派风格的特征。而相对于上海的开放，京津一带却在内陆，未能接触到这样的“西风”吹拂，又是一贯的政治中心，风格自然不同。鲁迅有段对京派和海派的分析：“北京是明清的帝都，上海乃各国之租界，帝都多官，租界多商，所以文人之在京者近官，没海者近商，近官者在使官得名，近商者在使商获利，而自己也赖以糊口。要而言之，不过"京派"是官的帮闲，"海派"则是商的帮忙而已。”虽然尖刻绝对了点，但引用于此，还是能说明些问题的。 总的来说，还是艺术源于生活，离不开地域与时代，人的性格也是如此，“海派”和“京派”的形成，是特定时代中在不同地域上孕育出来的文化体现。
海派文化变革的五个阶段 社会现象最耀眼的部分，无疑是人类活动的结晶——文化现象。1000年前，上海只是一个具有几户人家的荒僻小漁村；200年前，上海也不过是一个滨海小县。但在当时的中国版图上，这是一块缺少历史重负、可以重新设计而地理位置又极其优越的文化地带。19世纪中叶，西方殖民者的尖船利炮轰开了中国的大门，地处东南海角的上海被辟为通商口岸，从此海派文化就在上海滩上中西方文化相互撞击、交汇、渗透、吸引、兼融的土壤中孕育诞生了。任何一种文化既在时空中流变着，又在流变中保持着自身的基本脉络，保持着某些“遗传特性”的不变性。海派近海，有学者称之为海洋派文化。人们指出了它的许多特征，比方说海派文化的实效性、兼容性、多元性、商业性、市民性等等，但是最能够体现海派文化精髓和深层内涵的，我以为是它的开创性。海派文化是创新的文化，也是富于变革精神的文化，海派文化自生成之日起，经常处在开风气之先的地位，原因就在于它不墨守陈规、能迎合时代潮流、敢于吸纳新事物来变革传统文化，这也正是海派文化的活力之所在。 海派文化是如何一步步演进的？史学界见仁见智，比较多的倾向于将海派文化的演进过程划分为酝酿期、生成期、兴盛期、转折期和更新期五个阶段。在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海派文化所体现的时代特征和所包含的文化内涵也不尽相同。 一．海派文化的酝酿期。 1843年开埠以前，可以视为海派文化的酝酿期。上海地处长江三角洲，远在春秋时代的吴越文化作为一种地域文化奠定了海派文化的根基。尽管上海历经近代一百多年沧海桑田的变幻，历尽了繁华与沉寂，吴越文化的底蕴无论是在明末清初形成的上海老城厢、青浦朱家角镇的水乡街巷，或者松江醉白池经典的江南古典园林中都能寻觅到踪迹。 吴越文化是一种水之文化，水是流动型的，而非静态型的，海派文化传承了吴越文化的亲水性特征，从本质上说是一种动态文化，是以不断地改变自己的内涵和存在方式为前提的，因此变异性也就成了海派文化的一大特征。吴越文化具有开敞气质，上海西联内陆、东濒大海，自建城以来就是一个中原文化、闽粤文化与吴越文化交融汇通之地。时至今日，在船只来往穿行的黄浦江上，当大洋彼岸驶来的船只和上海船厂下水的大山一般的巨轮相遇时，相互“呜——”一声礼貌地打个招呼，擦肩而过；而从太湖水域开来的一艘艘小运输船穿行其间，确确实实如在高山峡谷之中。这景象，化为一股强烈的直感涌上心头：世界——上海——内地。这种横向的直感，看纵向的历史书是不会有的。海派文化还继承了吴越文化的敏感和细腻，这表现在它对外来文化介入时的心理，在经过一番经济原则的权衡利弊之后，它总是体现出对异质文化的宽容，它不仅仅是多元的，而且是自由的。因此在西方文化殖民主义的侵袭下，海派文化倾向于“媚俗”和大众化的共生的审美取向，多元性、多重性的拼贴重构的文化内涵使海派文化不再局囿于民族性和地域性。江南的吴越文化圈——长江下游杭嘉湖苏平原地区，自宋明以来，就是中国经济、文化最为发达的地区，也是风气比较开放、科学技术比较发达的地区。上海正处在这个文化圈的东缘，海派文化在其漫长的文化积累时期，秉承了吴越文化的精髓，逐渐形成了多样而又兼容、敏感而又合时宜、实效而又富于创新的特性。清嘉庆年间，上海因其连通南北方和海内外贸易的关键地位而迅速成为颇具规模的通商城市，被称为“江海之通津，东南之都会”。伴随着城市商业的繁盛，上海在文化事业上亦有可观的进展。学校有镇学、县学以及申江书院、蕊珠书院的设置，艺术有云间画派的流行和申曲的产生，建筑有静安寺、龙华寺等古刹和豫园、东园等名胜。自明代开始，上海涌现了不少声名卓著的文化人士，徐光启就是其中最具有开创精神的一个。他提倡洋为中用，吸取西方天文、历法之长主持修改郭守敬的《大统历》，编著《崇祯历书》。他与传教士利玛窦合译的欧几里得《几何原本》以及由他编写的《农政全书》对后世的影响极大，他的最大贡献在于开创了“经世致用”的治学思想。徐光启的著作和思想既体现出中国传统学术理论的深厚功底，又善于吸收和借鉴近代西方先进科学和哲学理念，是中西方文明交汇下形成的智慧结晶，而他所具备的兼容并蓄、敢于革新、勇于进取的性格正是海派文化的精神表征。 二．海派文化的生成期。 从1843年到1898年，是海派文化的生成期。晚清时期的上海是“八面来风”的移民社会，也是中西文化交汇
中国左翼文学、京海派文学及其在当下的意义(一) 20世纪的中国，在不断地追寻自己的民族国家文学的现代完型中，将要走完这100年。这种文学的形成，因为一直是与中国的革命运动相生相伴的，激进的左翼文学在较长的一段时间内都受到相当的重视，成为研究界的焦点。同样，这样写成的文学史，其包容量却越来越显得狭小，最后甚至仅仅成了左翼文学单线索发展的简单化叙述，使得“现代民族文学”的丰富概念名不符实。进入改革开放的这20年，一方面是受到反思“文化大革命”的刺激，一方面是经济的改革开放打开了人们的眼界，现代文学研究在对左翼文学的过分政治化方面，进行了较多的思索，而对其他非左翼文学也开始投入大量的关注。文学研究的广度、深度都有了相当的扩展。 这种格局，目前正在发生微妙的变动。我认为，对以往左翼文学的深入认识，有可能成为新的热点。因为学术界认识到，全部中国的现代文学历史应在新的基础上加以整合，其中包括对在现代文坛曾经保持活跃状态的三种文学：左翼文学、京派文学、海派文学，应当做一合论。包括考察它们是如何共同构成20世纪中国文学的一部分独特风貌的，探究它们的成因、业绩、影响面，以及对峙和相互渗透的程度。这种新的综合已具备条件，应当逐步进行。而且这种综合并非是消除它们之间的差别，只是为了在一个民族文化共同体中加深对它们各自的认识。 研究历史的文学，是为了今天的文学。我们时时都能从中国大陆当前
的改革文学中依然感受到茅盾文学模式的存在。我们也能从汪曾祺的复出（注：汪曾祺(1920-1997)，40年代京派最后一位作家。1948年出版的《邂逅集》收他具沈从文风的小说。到1980年后连续发表《受戒》、《大淖记事》等属于京派风格的作品，被认为是京派的复出。），从寻根文化小说的一度盛行，感觉到京派文学生命的存在。而商业文学市场的冲击，通俗文学对纯文学的压力，又一再地提醒我们，海派就在身边。历史每一日都在新的条件下做现实的出演，并一定会延续到新的世纪。这就逼使我们思考：多元并存，众声喧哗，真的也是20世纪中国文学的实在情景吗？还是说它们只是一种蒙上灰尘的斑斓历史断片，有待我们追忆，有待我们于新的历史语境下作新的连接而已。 一多种文学形态存在的背景 左翼、京派、海派文学的产生，是“五四”文学分流的结果。从时间上看，是在20年代末期及30年代初期，相继浮出地平线。左翼以1928年创造社作家提出“革命文学”口号和太阳社成立做为标志，然后是1930年正式建立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京派于1930年《骆驼草》创刊前，已经有了聚集的表现；到1933年沈从文执掌《大公报·文艺副刊》，同年发生京海论争（注：1933年10月沈从文在《大公报》文艺副刊上发表《文学者的态度》一文，批评上海“玩票白相”的文学态度，同年12月苏汶（杜衡）在《现代》4卷2期发表《文人在上海》，由此爆发历时近两年的争辩。鲁迅、曹聚仁等都参与其中。史称“京海论争”。），为一新的起点。海派的兴起可用张资平与创造社决裂，带头“下海”，写出
海派饮食文化的形成及其发展趋势 摘要：本文论述了海派饮食文化是如何在海派文化和经济发 展中应运而生的。并介绍了海派饮食的特点：包容性与可塑性、精 细和处处创新，通过这些特点，海派饮食已经赢得了许多人的喜爱。 为了保证海派饮食文化的可持续性发展和传播，本文提出来两个基 本方案，一个是不断融入新的菜式如“本帮菜”点心，另一个是使 海派饮食文化走出去。 关键词：海派文化；海派饮食；饮食特点 中图分类号：h3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4117（2011）12-0256-01 自从1843年上海开埠，吴越文化就为海派文化的形成提供了基 础，开始孕育了海派文化。在19世纪30、40年代，海外各地的移 民来到了上海，也促使了海派文化的成长。海派饮食就是在海派文 化的滋养下开始发芽，并茁壮成长起来的。本文将论述海派饮食如 何在海派文化的影响下形成、它的特点及发展趋势。 一、海派饮食形成的背景 顾名思义，海派即为“海纳百川，兼容并蓄”。而海派文化是基 于中华传统文化基础上，又融入了一些西方的文化，经过了相当长 时间的吸收消化而形成的富有自己鲜明特点的一种文化。海派文化 包括了海派建筑文化、海派京剧文化、海派饮食文化等等。虽然上 海的饮食文化并不完全等于海派饮食文化，但是上海饮食却是海派
饮食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海派文化的形成是被鸦片战争促使的，在鸦片战争期间，“上海作为五个通商口岸之一，洋货、洋人、洋思想、洋经济长驱直入，随之而来的就是上海的租借”。由于租借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明显的高于当时的上海，这就激发了上海人抛下落后的思想，积极地像西方人学习。不但如此，由于政局的不稳定性，人口流动性大，全国各地的人，特别是苏、浙、粤等户籍的人都纷纷来到了上海，这就使上海短时期内接触到了各种各样的不同的文化习俗，这为海派饮食文化的形成打下了基础。 二、海派饮食的特点 众所周知，“民以食为天”是中国人的一句古话，著名作家梁实秋，搜尽觅全中国大江南北的美味佳肴著成了《雅舍谈吃》，在此书中，他不仅是谈吃喝，其实更是谈出了他的一种社会心态，一种处世哲学，一种审美趣味或人生追求。从上面的事实中，我们可以看出饮食从古代就一直被中国人所推崇，并与之结合到了精神层面。 上海作为中国的一个重要的城市，近代时是以“本帮菜”出名的。“本帮菜”是以浓油赤酱、咸淡适中、保持原味、醇厚鲜美为其特色，常用的烹调方法以红烧、煨、糖为主。家常、平民化都是本帮菜的特色。秃肺、圈子、腌笃鲜、黄豆汤等这些普通、廉价的原料都是本帮菜的生力军，这些都是在海派饮食之前，上海饮食的特点。当海派饮食在海派文化影响下发展起来时，苏、锡、宁、徽等16
小论海派文化 ——读《海派文化的十大经典流变》有感 上海，一个见证了海派文化盛衰的城市，伴随着海派文化的发展，展现着她独特的魅力。上海的海纳百川、兼收并蓄使得外族文化与本土文化有机的结合，从而形成了上海其独特的海派文化。随着时间的流变，文化、生活方式和艺术娱乐形态都有了变迁，使其根深蒂固于我们的习惯之中。然有辉煌必有衰败，在四人帮的文革后，许多文化资料和文化人被烧毁和残害致使之后的海派文化停滞不前，甚至出现了衰败的境况。 当前，上海正致力于国际大都市的建设，致力于形成城市丰富深厚的文化底蕴。上海在过去发展的进程中有着这么好的海派文化历史传统，在当前社会深刻变革的关头，在人们的人生观、价值观等呈多元化趋势的状态下，研究海派文化的继承和创新，希冀海派文化在顺应新的历史潮流中，推动思想解放、经济发展、文化繁荣、社会进步，这是一件十分有意义的事。海派文化的精髓在于兼收并蓄、博采众长、积极进取、开拓创新。海派文化又是起源和扎根于平民娱乐和审美的草根文化之中，因此具有生机勃勃的原创动力，而且这种与民间保持着千丝万缕联系的特点一直贯穿于海派文化的始终，成为其发展优化的动力。越来越多的人重视起海派文化来，近几年上海海派文化有了新的复兴和发展苗头。文化是城市的灵魂，是城市的魅力所在，让上海这个大都市永远保持海派文化的个性特色，让海派文化在全国发扬光大，进一步去增强在国际上的影响力。 本书向我介绍了十个海派文化的经典：海派文学、时代之音（流行歌曲）、沪剧、滑稽戏、公众娱乐、连环画、越剧、电影、糖纸头和上海话。 海派文学来源于古代市井文学和西方自由民主域外文学，是伴随商品经济发展而形成的文学。八大题材，比如个体、人性的启蒙文学；揭露、批判、呐喊的批判文学；主观感觉、内部意识的现代主义文学等。其流派纷繁，满足了都市市民多元的文化需求，打破了文学观念上的门户之见和旧立场，融合世界先进文化积极选择吸收各种最新文学思潮，是与时俱进、不断创新、勇于建设先进文化的文学。 上海的滑稽戏不是从农业文化或官场文化中来，它一上台就走上一个高台阶。它往往是就近取材，迅速铺演，城市中瞬息万变、形形色色的生活细事，本身就可以成为有刺激有噱头的素材。滑稽戏从创始之始，就紧随都市脉搏，表现市民风采，轻松活泼，把都市的现实相表演给市民看。 上海在1843年开埠以后，很快成为一个移民大都市，占80%以上的外来人口带来了各种方言和外国语言，五方杂处，中外交融，是上海话在老上海话的基础上发生了很快的变化。上海话放弃了一些强地域性的词语，所以近代再融会各地方方言的杂交优势中上海话又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改造优化。留在上海话词语中的各种上海人的特点已经成为上海人的生活习惯和优良传统，同时也构成了以商业为基础的、于农业文化不同的海派文化的底蕴。 这些都是上海文化的代表。海派文化是一种姓“商”的文化。上海社会的商业化，在20世纪10年代就取得飞速发展的成就，这就使得上海的文化成功地实现了从传统文官文化向商业文化的转型，实现了从为官帮闲到为商帮忙为市民工余休闲服务的变化。当上海成了人才荟萃之地，文人从科举入仕转为职业卖文为生后，以商业化为其基础的海派文化形成了，其创作手法和创作题材都会与上海
上海建筑的城市文化 建筑见证着城市的发展，是城市历史记忆的重要组成，独特而有价值的建筑会为城市增添魅力，一个城市也会因建筑而被后人铭记。上海的建筑素有“万国建筑博览会”的美誉，不管是老上海市民生活起居、市井气息浓郁的弄堂里巷，还是见证上世纪20、30年代老上海繁华奢靡的外滩万国建筑群，还是今日如雨后春笋般拔地而起的黄浦江两岸的摩天大楼，这些不同时期的建筑见证了上海的城市历史，共同构成了上海的城市形象和城市文化认同，“上海的城市建筑是海派文化的外在形象体现”①，因此风格迥异、各式各样的上海建筑可以说是表征海派文化的符号。 一、市井气息浓郁的弄堂、石库门 弄堂是上海民居的标志，一提起上海，弄堂里巷、石库门便与之自然而然地联系在一起，就如同四合院之于北京的意义。可以说，弄堂、石库门是影响上海市民社会生活方式、行为处事方式、风俗习惯最重要的建筑样式之一。这一独特的建筑样式随着上海对外开埠设立租界而日益兴盛，其空间布局和平面设计接近中国传统的江南民宅，但同时也借鉴了西方的联立式住宅方式的建筑，“石库门这种建筑样式，从它诞生年代那一刻起，就烙上了上海这座城市的烙印：中西合璧、土洋结合、实惠、功利、精细狭窄，等等，等等”②。后来的石
库门建筑经历了几十年的发展，在高度、外形的处理（门框、门楣、山墙）等方面更多地借鉴西方古典的建筑风格而有显著的变化，由此在上世纪20、30年代进入石库门建筑的繁盛时期。 作为上海民居建筑的主要样式，石库门在容纳大量市井小民的同时，还承载着市民社会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显示了上海市民有别于其他城市的生活习俗，包含着在这一空间下长期凝聚而成的情感等文化内涵。在这个独特的民居空间里，上海男男女女演绎着他们各自的悲欢离合、喜怒哀乐，弹奏着跌宕起伏的生命乐章。在海派文学作家张爱玲、王安忆等人笔下，石库门民居呈现出上海市民社会独特的生活景观。透过影像和书籍的记载，上海市民的生活众相、悲欢离合慢慢呈现出来。形形色色的居住习俗（“螺蛳壳里做道场”、乘风凉、孵太阳等等），充分利用狭窄空间的弄堂游戏（如滚铁环、刮片、扯铃等等），悠扬动听的弄堂歌谣，温馨朴实、情仇交加的邻里情愫，，共同构成别具一格的石库门文化，成为上海民俗文化的典型。 二、由外滩万国建筑群到浦东陆家嘴建筑群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外滩已成为上海的标志，是外来者透过它观看上海的门孔，也是上海向世人彰显自身实力的有力证明。外滩在上世纪30、40年代见证了上海的繁华奢靡，在当时海派文学、新感觉派小说作家那里，上海，确切一点说，外滩才是最能刺激人的感官和
京派：是30年代一个独特的文学流派，主要成员有、废名、沈从文、李健吾、朱光潜等。称之为"京派"，是因为其作者在当时的京津两地进行文学活动。其作品较多在京津刊物上发表，其艺术风格在本质上较为一致。主要刊物有《文学杂志》、《文学季刊》、《大公报·文艺》。"京派"的基本特征是关注人生，但和政治斗争保持距离，强调艺术的独特品格。他们的思想是讲求"纯正的文学趣味"所体现出的文学本体观，以"和谐"、"节制"、"恰当"为基本原则的审美意识。沈从文是京派作家的第一人。京派作家以表现"乡村中国"为主要内容，作品富有文化意蕴。京派作家多数是现实主义派，对现实主义有所发展变化，发展了抒情小说和讽刺小说。使小说诗化、散文化，现实主义而又带有浪漫主义气息。 “京派”并没有正式的组织，只是一种名称的沿用。“京派”作家创作的小说就是京派小说，其文风淳朴，贴近底层人民的生活，所显现的是乡村中国的文学形态，其统一的审美感情是诚实、从容、宽厚的，为现代小说提供了比较成熟的抒情体和讽刺体样式。在现实主义的创作中融入浪漫主义的、表现主观个性的多种艺术手法。代表作是《边城》《萧萧》《长河》等。 京派的基本风貌、特征：赞颂纯朴、原始的人性美、人情美；扬抒情写意小说的长处，熔写实、记“梦”、象征于一炉；平和、淡远、隽永的风格；简约、古朴、活泼、明净的语言。 海派有多种含义，第一种指发生于十九世纪中叶至廿世纪初期时，活跃于上海地区的一群画家，所从事绘画创作的结果与风尚。第二种指以上海为代表的京剧表演风格，第三种指主要体现都市文化和商业色彩的文学流派，第四种指那些由海外跨国公司或海外机构派遣回国，担任驻华机构代表或中高层管理人员。 文学史研究界有“海派”文学之说，但文学史上并不存在一个标举“海派”旗帜的创作团体，被纳入海派文学的作家也是色彩各异，既有新文学作家群所排斥的“星期六派”，也有后期创造社的某些成员、“现代派”和“唯美派”，甚至有人将鲁迅、茅盾等人也归入海派。历史上，海派并不是一个褒义词，挑起“京海之争”的沈从文等人对海派的定义是“道德上与文化上的”“恶风气”，是“名士才情”与“商业竞拍”相结合；鲁迅则指出：要而言之，不过京派是官的帮闲，海派则是商的帮忙而已。 总体看来，人们将体现都市文化和商业色彩的各路作家都当作了海派，其中包括已成流派的“现代派”诗歌，“新感觉派”小说，以及无法归入任何流派的上海作家如张爱玲，苏青，予且等人，而忽略了他们在创作主张和艺术风格上的差异。若从艺术流派的角度加以考察，只有施蛰存、刘呐鸥、穆时英、杜衡、戴望舒为代表的现代派，他们热衷于在都市生活中虚秘五光十色的美，热衷于表现商业文明的节奏和情绪，有同人刊物，真正体现了流派的特征。 20世纪30年代，曾引起“京派”与“海派”作家的争论（以沈从文与苏纹为代表）。所谓“京派”作家，主要指活跃在京津一带，以及北方其他大城市的作家。这批作家又可以为两类：一类是以《大公报》、《现代评论》、《文学杂志》、《水星》、《骆驼草》等为阵地的一批青年作家。代表人物有沈从文、废名、老向（王向辰）、萧乾、芦焚、林徽音、靳以、凌淑华等。这些作家以京城文化为依托，又以高等学院为背景，主张远离政治，追求“纯正的文学趣味”。因此，在创作的作品中着力描写自然美、古朴的人性美、理想的爱情和理想的社会关系，带有浓厚的地方气息和抒情性，诸如沈从文的湘西世界、废名的黄梅故乡、芦焚的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