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
加拿大的第一批影片摄于1898年。在马尼托巴省，农庄主J.弗里尔拍摄了表现加拿大中部草原地带的风光和资源的影片；在安大略省，马西?哈里斯拖拉机工厂拍摄了广告片，并在多伦多的全国博览会上映出，这大约是世界上的第一部广告片。加拿大太平洋铁路公司为了吸引移民去加拿大，把弗里尔拍摄的影片送到伦敦上映，非常卖座。于是太平洋铁路公司出资委托英国人C.厄本创办比沃斯高普公司。该公司于1902～1910年摄制了一套标题为《生动的加拿大》的系列片，全面地介绍了自大西洋沿岸到太平洋沿岸的加拿大各地的风土人情，用作鼓励移民和宣传商品的广告。1913年，加拿大的第一部长故事片《伊凡吉林》问世。影片根据美国诗人H.W.朗费罗的同名长诗改编，内容描写加拿大历史上受到镇压的阿卡迪亚的村民被放逐到北部荒原的悲惨经历。加拿大的历史故事、加拿大的奇特风光和史诗人物的悲剧命运，使这部充满戏剧性的影片不仅在加拿大，而且在美国，都获得巨大的商业利润。
曾在早期的“镍币影院”中担任过放映员的 L.-E.维梅特，1906年在蒙特利尔开设第一家拥有400个座位的舒适的电影院。由于营业情况良好，他于翌年耗资13万加元又建造了一家拥有1300个座位的豪华影院，这是北美洲的第一家豪华影院。随着影院的大批出现，影片发行公司也相继成立，1915年，T.麦克奈特为多伦多市的考尼斯－梯尔影片公司，摄制了一部剧情化纪录片《和平与战争中的加拿大》。1916年，C.鲁斯和L.鲁斯兄弟拍摄了故事片《自卫》，把纪实性场面与虚构的故事结合起来，手法较新颖，使纪录片剧情化和用纪录手法拍故事片成为加拿大电影的一个特征。
考尼斯－梯尔影片公司在同一时期还拍摄了不少两本一部的惊险片和喜剧片。1917年在安大略省的特伦顿，加拿大第一家拥有几个摄影棚的加拿大国民电影制片厂建成，拍摄了故事片《婚姻的陷井》、《权力》和《巨大的阴影》（1919）。同年，在西部沿海城市温哥华，导演A.D.基恩拍摄了《基瑟伯爵历险记》（1917）等多部影片。1918年，加拿大联邦政府在工商部的建制下设立广告展览局，负责摄制反映加拿大经济成就的风光影片。同年，侨居在美国的加拿大人E.希普曼回国，在艾伯塔省创办电影公司。他聘请D.M.哈特德福导演的影片《回到上帝的国度》于1919年摄成，上映后赢利高达300％。于是希普曼在三年之中，又拍摄了8部故事片。当时，加拿大电影业呈现一片繁荣，在东部、中部和西部都出现了以摄制故事片为主的影片公司，而且一个同别国电影不同的倾向已经露出端倪，那就
是一些影片不仅以纪实的风格表现了加拿大奇特的自然景观，而且还着重表现人的命运，表现人与自然的关系，人对自然现象所作的答复。这一倾向后来成为加拿大电影的又一特征。 1920年，美国电影势力打入加拿大电影市场，分散星布的小规模电影企业无力对抗，纷纷倒闭或沦为美国电影的附庸。到1929年，好莱坞吞并了加拿大境内的三分之一影院。当时加拿大是英国的自治领地，因为英国议会曾经通过一项法律，规定联合王国境内影院上映的影片，英国影片不得低于7.5％。而凡在联合王国境内摄制的影片，如果工资支出的75％是付给英籍人员的，就算作英国影片。好莱坞利用这项法律出资在加拿大拍摄了许多粗制滥造的名义上是加拿大的故事影片，真正的加拿大电影那时已只剩下新闻纪录片。
新闻纪录片从加拿大电影诞生之日起就受到加拿大政府和人民的关注。因为加拿大地广人稀，又是多民族的国家。为了维护国家的统一，就极有必要沟通各民族和各地区之间的情况，而电影是理想的沟通工具。另外，加拿大是个移民国家，为了培养国民意识，极有必要对居民进行本国历史、文化以及地理方面的教育，而电影是最形像的教育工具。因此，加拿大政府在1923年，把隶属工商部的广告展览局改组为政府电影局。一批电影工作者创办的私营企业联合新闻制片厂自1932年起到1953年止，拍摄了总标题为《加拿大风物志》的系列片。这些影片表现了加拿大各方面丰富多彩的生活内容。影片主要创作者G.斯帕林在视觉艺术上显示出独特的造诣，政府还于1938年聘请英国纪录电影学派的创始人格里尔逊，J.前来指导，接受了他的建议，成立国家电影委员会，任命他为电影事务的政府委员。1941年，政府电影局并入电影委员会，顺利解决了战时影片生产与发行等问题。
二战结束至80年代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格里尔逊请外国著名电影工作者R.斯波蒂斯伍德、伊文思，J.等人去加拿大工作，他们与加拿大的纪录片工作者纽曼、罗夫曼、贝维贝奇等人一起摄制了两套专题系列片，即《加拿大坚持战斗》和《全世界在行动》，为加拿大电影赢得了国际声誉。1941年《全世界在行动》中的《丘吉尔岛》获奥斯卡最佳纪录片奖。与两套系列片同时拍摄的，还有文化、教育和民俗学等方面的专题系列片。
格里尔逊还为加拿大开创了动画片的摄制工作。他聘请了当时还默默无闻的英国年青艺术家麦克拉伦，N.来加拿大国家电影局主持动画片部工作。麦克拉伦在加拿大创作了《邻居》（1952年，获奥斯卡奖）、《椅子的传说》（1957）、《双人舞》（1968
）等风格独具的艺术影片。
在影片发行方面，电影委员会建立了巡回放映队，把影片送到矿山、工厂、农村甚至边远的人口稀少的居民点。使影片真正起到了沟通情况、促进了解的作用，从而为国家的统一作出了贡献。1945年底，格里尔逊因受到政治迫害，离开加拿大。电影委员会再次以生产异国情调影片为主。
自从有声片出现，加拿大法语地区的影院几乎每年要从法国输入相当于法国影片年产量80％的法语影片。第二次世界大战截断了这方面的片源，于是法语居民集中的魁北克省成为制作法语影片的基地。魁北克地区的天主教教会的势力很大。法语影片制作受到教会的控制。这一时期中拍摄的较有影响的影片有：纪录片《一个二十二岁的人》（1940）、《魁北克──战术跳板》（1942）等，故事片《肖邦神父》（1943）、《堡垒》（1947）、《乡村本堂神甫》（1949）、《受难儿童小朝霞》（1951）等。1950年国家颁布电影新法，规定电影委员会的职责在于协调电视与私营电影公司的关系。1956年，国家电影委员会从渥太华迁到蒙特利尔，为电视台拍摄影片的法语导演F.当塞罗、C.朱特拉、P.佩罗、M.布罗尔、G.格鲁等魁北克人回到故乡，更具备了以多种方式来表现故乡题材的可能。
加拿大英语影片自50年代中期以后也获得显著的发展。有影响的影片有《小火箭》（1958，G.格鲁等导演）、《寂寞的男孩》（1962，V.考尼格等导演）等。60年代后期，在英语片中还出现了有探索意义的实验影片如M.斯诺的《波长》（1967）和《中心地区》（1970～1971）等。
从50年代末到现在，在加拿大也出现了运用真实电影创作方法拍片的导演。这些年轻的电影工作者力图使影片能反映群众所关心的问题和社会中的真实事件，如D.阿尔康的《独来独往或成群结伙》（1961）、L.肯特的《遗骸》（1963）、D.欧文的《无人挥手告别》（1964）、G.格鲁的《袋中猫》（1964）、M.布罗尔的《来往于海水与淡水之间》（1967）和《命令》（1974）、D.谢比布的《顺路而下》（1970）、C.朱特拉的《我的叔叔安托万》（1971）和《卡姆拉斯卡》（1973）、J.博丁的《马丁一照像师》（1976）、R.斯普赖的《一人》（1977）、S.纳里诺的《为什么向教员开枪﹖》（1977）、F.曼凯维奇的《摆脱成功》（1980）、G.卡尔的《普卢夫一家》（1981）等。
1979年，加拿大电影艺术科学院成立，每年评选本国影片，并设有奖励。
80年代以来
80年代，加拿大出现了一批具有较高水平的艺术片，其中以德尼·阿冈执导的《美洲帝国的衰落》(1986)和《蒙特利尔的耶稣》(1989)最为著名。《美
洲帝国的衰落》自1986年5月在法国嘎纳电影节放映后，连续获得20多个奖项。《蒙特利尔的耶稣》则从宗教的角度来观察魁北克社会，主题与《美洲帝国的衰落》有某种内在的延续性。值得注意的还有大卫·克劳恩伯格的影片《苍蝇》、《死亡怪圈》等等。90年代以来，加拿大电影又有了长足进步，一些年轻的导演的影片在国际电影节上频频获奖。阿托姆·伊戈扬就是其中一位。这位在加拿大家喻户哓的年轻导演，曾以《脱衣舞场》一片获嘎纳电影节大奖，1997 年执导的《幸福的亡灵》再次获国际大奖。这一时期，大卫·克劳恩伯格的《碰撞》、《裸体午餐》也是引人关注的重要影片。
在加拿大，最要命的是无孔不入的好莱坞电影发行网，不论在英语区、法语区，还是原驻民区，放映美国影片影院可谓铺天盖地，而且他们的票价甚至比美国国内的影院还高，这在崇尚俭朴、节约的加拿大人眼里，看电影成了一桩奢侈享受。
但是，重压下的加拿大的电影，也并非人们想象的那样一片荒芜。事实上，在加拿大各地，人们都能看到许多忙忙碌碌的摄制组。有人甚至说，加拿大和新西兰是世界上两个最适合作电影外景地的国家。这些摄制组的工作人员可能无一例外全是加拿大人，而他们的老板却是那些叼着雪茄玩纸牌的美国人。因为加拿大的制作开销，有时只有美国国内的60％。特别是人工费，更是远远低于美国的价格。因此，大量美国剧组宁愿跑到加拿大境内进行拍摄或后期制作。而加拿大的影视从业人员，无论职业素质，专业水准，还是敬业态度都毫不逊色于好莱坞的一线员工。这些优质廉价的员工常常成为美国制片人争夺的对象。大量加拿大影视专业人才常年受雇于美国片商，以至于加拿大本国的制片人在筹建剧组时都很难找到足够的人手。正因为如此，才使得温哥华成为仅次于好莱坞和纽约的北美第三大影视制片业中心。
主管加拿大电影业的政府职能部门是加拿大国家电影局，简称NFB，成立于1939年5月。60多年来，在NFB的组织管理下，加拿大累计拍摄过 9000多部电影，发行到全球85个国家，并在各种国际电影节和国际电影赛事上赢得了3000多个奖项，其中包括10多项美国奥斯卡金像奖。加拿大电影局 1989年，NFB50周年庆典之际，美国电影艺术与科学学院授予它一项特殊奖项，对其“在艺术、创造性和技术发展的组织以及在电影制作的各个领域中所取得的成就”进行了隆重表彰。近年来，加拿大政府每年都通过加拿大影视公司投资3000万加元用于支持各公司拍摄本土电影，这笔投资几乎占各影片制作成本的一半，另外，这家公
司还要为每部加拿大影片补贴1000万加元用于发行。
俗话说，站在屋檐下，怎能不低头？长期处于美国电影高压下的生存处境，无形中为加拿大电影规定了努力方向，这就是千方百计地维护加拿大民族影业的存在和获取一定经济利益，抵制、削弱好莱坞电影对本土电影的冲击和倾轧。加拿大与美国有一项协议，规定如果美国想让加拿大购买它的影片，每年就必须有一定数量的影片在加拿大境内拍摄。另外，加拿大的法律对本国的发行商和院线也有明文规定，要求每一座加拿大影院都必须放映一定数量的国产影片。加拿大政府始终坚持对本国制片业进行资助和补贴，让电影享受与芭蕾、戏剧、绘画、雕塑以及其它艺术创作平等的政策保护。
为了与美国电影展开竞争，加拿大电影人不得不采用独特的制片策略和叙事技巧，这实际上造就了加拿大影片的独特风格和特有形态。一般情况下，由于投资实力的限制和独特的美学价值取向，加拿大电影很少拍摄好莱坞那种高成本、的商业大片，他们更钟情于低成本的独立电影。形成了一种场景、人物集中，情节朴实，注重影像意蕴，向人物心理性格深层开掘的美学风格。虽然加拿大影人也比较注重本国民众当下的生存现实，但影片叙事手法却往往不是直接的，纪实的，而是包含着编导的主观意念对现实的变形和改写。在对待现实的态度上，加拿大编导不像好莱坞导演那样热衷于编织美丽而虚无的白日梦，也不像欧洲导演那样对采取一种不妥协的批判立场，他们更象一群温和而理性的旁观者，既能清醒意识到现实的困厄和局限，又能在反思与揭示之余保持着对人生理想的憧憬与讴歌。
加拿大电影虽然类型痕迹并不明显，但大体上还是遵从商业电影某些带有普遍性的类型技巧。这主要是为了保证叙事的通俗性和流畅性，以便使作品能够得到更多观众的认同和欣赏。然而，编导们也不甘于让自己独特的审美个性和艺术探索湮灭在对时尚和大众的屈从当中，因而他们的影片在主题和具体的表现手法上，又常常能跳出常规商业类型叙事的窠臼，于通俗晓畅的情节铺陈中导入某种个性化追求。
2006年6月参赛上海国际电影节的影片《清醒》就是这样的例子。表面上看，这是一部家庭伦理片：一位心理医生因妻子离家出走而患上了严重的失眠症，同时，他还不得不去面对因失去母爱而性格抑郁的女儿。在他与三位心理疾患病人的接触与治疗过程中，他渐渐发现了造成自身心理结症的真相。直到影片的最后一刻，观众才从剧情的重重迷雾中清醒过来，发现自己不知不觉已被编导带入了一个
充满惊悚和悬疑的故事情境。原来影片是以一种恐怖和悬疑的类型手法，探讨一种因家庭解体而导致的心理危机。这是一部出品于2005年的影片，导演名叫希恩·格瑞狄。人们很难相信，这只是他的第二部长片，因为影片的叙事技巧显得十分高超，对悬念和叙事节奏的把握从容老道、游刃有余，表现出编导非凡的叙事能力。
熟悉加拿大电影的人还会有一种印象，就是表现儿童与青少年心理成长的题材，一贯是他们电影的长项。不仅影片数量多，美学质量也常常让人叹为观止。今年来上海国际电影节的另一部参赛影片《少女的释怀》就是这样的例子。这几影片故事讲述一位少女经过一番自我冲突，最终走出了因丧母而导致的精神困境。影片主人公卡米莉始终不肯相信母亲已经去世的事实，而是幻想她在某个地方隐藏起来，于是她不顾家人的反对，执意要去寻找母亲。在海滩，在母亲最后出现过的地方，卡米莉逐渐弄清了母亲丧生的真相，并在与心魔的争斗中最终战胜了自我。影片对主人公的心理挣扎表现十分成功。用海水、音乐、房车等物象对少女的心理结症进行隐喻，使影片获得了一种如梦似幻的诗意风格。其中纱巾象征着母亲的存在，它总是如影随形地伴随着卡米莉的生活。然而到了影片最后，在卡米莉的一个梦境镜头中，卡米莉沉入一片幽深的水域，那条红纱巾却向着水面漂浮而去，喻示着卡米莉最终从自己的心魔中挣脱出来，开始勇敢面对丧母的现实。影片的这种主题规定了情节展开的心理化风格，在叙事中插入大量梦境、幻想场景，使影片具有了一种伯格曼式的视觉。但影片并未因此走上欧洲现代电影所常见的反常规、反叙事的老路，而是力图在尊重叙事的明确性和流畅性的基础上再现人物复杂而曲折的心理历程。
不难看出，无论在影片的外部形态，还是在主题意蕴方面，加拿大电影都与以好莱坞电影，以及欧洲艺术电影之间自觉地保持着距离。这或许正是加拿大电影的独特之处，也或许正是加拿大电影在好莱坞强大压力下仍旧能够保有自己一方存在空间的最终理由。
重要电影节
在加拿大举办的国际电影节有约克敦国际电影节、温哥华国际电影节、蒙特利尔世界电影节、渥太华国际动画片电影节；自1976年起，还在多伦多举办国际电影节获奖影片电影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