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苏力：从契约理论到社会契约理论
提交者: https://www.doczj.com/doc/943190304.html, 日期: 2008/12/06 阅读: 207
作者:朱苏力
摘要:本文无意讨论国家学说本身，而是以社会契约论为例，用知识社会学的眼光来探寻一种理论何以能够产生，又何以能够为社会所接受。
Tag: 朱苏力社会契约论法理学法学理论知识社会学国家学说作者简介: 朱苏力
苏力（朱苏力），祖籍江苏东台，1955年愚人节（因此很不聪明）出生于安徽合肥（但一直很瘦）。1970年12月入伍搞炮兵测绘（最高军职为班长），1976年6月退伍后当测绘工人，游山玩水8年，喜好写点新诗，一度想当诗人。1978年因高考成绩不佳，不幸考入北京大学法律系（注：当时录取分数最高的是文史哲），仍不好读法律书，每每歪曲马克思的话（大意是“我总是把法律放在哲学和历史之后”）为自己的不务正业辩解。终于于1982年获得法学学士，并考研成功；但似乎又别有所思，赴广东海关分署“从政”。两年后二度考研，再次“混入”北京大学研究生院，就读于张国华教授门下学习中国法律思想史。一年后，赴美自费公派留学，先后就读于加州McGeorge School of Law和Arizona State University，获LL.M （1987，美国商法与税法）、M.A（1992，美国法律制度）和Ph.D（1992，法律的交叉学科研究）学位。实验生活多年，几度见异思迁，专业换了不少，飘流各地（包括海外），似乎才觉悟自己别无所能，只能读书、教书。1992年归国，任教北京大学法律系，先后聘讲师（1992）、副教授（1994）、教授（1996）和博士生导师（1997）。社会契约论是16世纪以来在西方乃至全世界都极有影响的一种国家学说，它的兴起与西方的契约文化传统、与西方的社会变革，特别是与资本主义上升时期日益发展的契约经济有着密切联系。大量增加的契约现象不仅是可供构建新型社会关系和社会组织借用的理论资源，而且为人们普遍认同以契约来解说各种关系——其中包括国家——创造了一个社会接受条件。科学的人文主义思想的产生和发展，使神权、教会权力和许多传统受到了挑战，宗教改革运动和近代专制政体的出现呼唤着新的国家理论。契约所具有的世俗性，它所隐含的平等、自由、功利和理性的原则完全有可能作为一种新的模式被用来构建国家和社会。霍布斯、洛克正是把一般的契约理论作为原型和隐喻，细致地、富于创造性地论证了国家的发生及其权力的合法性。普通契约理论与社会契约学说在前提、模式和原则上都是一致的。由于所处环境和自身经历的差异，霍布斯、洛克二人的主张分别带有绝对主义（集权）和自由主义（分权）的倾向，他们对自然状态的描述、对社会契约缔约各方的分配（认定）也很不相同。这种国家学说并非不证自明的永恒原理，其合理性就在于它是与特定的经济生活方式相联系的，是社会需要的产物。从更广阔的理论层面上看，家国说、社会契约说等国家理论都是某种系统化、理论化的隐喻。我们可以并且应当重新理解中国传统的“家国说”的合理性，可以利用本土资源来创建新的国家学说。当然，过分依赖基于任何一种隐喻的国家学说，都会限制人们的想象力和理论创造力。
一位挑水工一天忽然想起：皇帝用什么扁担挑水？他的结论是：用金扁担！
——民间笑话
一、问题及其意义
自然法学派的国家观，特别是社会契约的思想，是人类国家学说的一个重要发展，也是国家
学说中的一个重要流派。这一国家观念对于近现代西方国家和法律的组织构成、功用分析具有极其重要的奠基性作用。时至今日，自然法学派的关于自然状态以及国家的社会契约论的描述在经受了许多学派的批判之后，已经被众多学者放弃〔1〕。即使如此，那种关于国家是一种社会契约的思想仍然存活在西方许多思想家的著作中〔2〕。更重要的是，这一观念已经融入西方政治法律活动的实践，并且成为一种信仰，而这种信仰是难以凭借理论的否证就能使人们对之加以拒斥的。
然而，有一个问题仍然需要回答，这就是这种国家观是如何形成的，又何以能够成为一种社会实践话语。一些西方学者将之归于自然法学派的一些伟大思想家个人的远见卓识，归于他们个人的影响力。但是，从接受理论的角度来看，一种思想之所以能够为人们所接受，与作者本人的关系也许并不那么大，而是与读者的知识结构有关。把这一观点推及社会契约理论，我们则可以说社会契约理论的被接受更多地与一个时代的需求、与这个时代人们的前见有关。因此，过分强调思想家个人的作用或多或少有悖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本文正是在充分意识到理论发生的经济、政治背景的重要性的同时，试图从知识社会学的角度探求作为一种国家学说的社会契约论的发生和被接受何以可能（因此不必定是对历史的描述和真实再现，而是一种探求性解说），并由此引申开来，探求思想传统、知识的社会结构对一种理论的发生和接受同时具有的促成性和制约性影响。换句话说，本文无意讨论国家学说本身，而是以社会契约论为例，用知识社会学的眼光来探寻一种理论何以能够产生，又何以能够为社会所接受。
我之所以选择这样的命题，是基于下面这样一些学术思考。
首先，尽管许多西方学者使用了社会契约的观点来论证国家的合理性和合法性，但我们知道，这并不是人类历史上唯一的国家发生论。在中国，国家的合理性和合法性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是通过家庭这个模式得到证明的，国家被认为是家庭的扩大。尽管许多中国学者将家国说归结为中国传统国家学说的特点，但这实在是由于对西方政治学说史知之较少，或为批判中国文化而作出的虚构。仔细阅读一些西方学者的著作就可以发现，大量的西方学者——包括本文将论及的社会契约论者——都曾以家庭为模式论证过国家发生和国家权力行使的合理性〔3〕。这表明，社会契约论和家国说都只是证明国家发生及其合理性的模式或话语之一，在这种意义上两者并不具有绝对的和脱离语境的优劣高下之分。此外，在西方思想史上，社会契约模式也并不是唯一的模式。亚里士多德的国家自然发生论，柏拉图的国家社会分工论，后来中世纪社会的神权政治理论，都在自然法的社会契约国家发生理论占统治地位之前有很大影响。尽管有关社会契约的某些观点一直存在，但影响不大，最多只是诸种国家理论之一。因此，为什么社会契约的国家学说会在17、18世纪从默默无闻而变得走红，取代了先前的国家学说并成为现代西方国家学说的基石？为什么在中国却一直都是家国不分的国家学说占主导地位？这些问题都是值得研究的。
其次，近年来，由于经济社会的变革，一些中国学者也开始重新重视并强调社会契约派的国家法律学说〔4〕。理解、发掘这一学派的思想和潜在意义，对于我国的国家政权建设和法制建设都是非常必要的。但是，问题在于我们能够在多大程度上用契约说来解说国家和社会，这种解说对社会秩序的建立和形成能够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在本文中，我试图论辩，这种国家学说的兴起，是与西方的社会变革，与西方的契约文化传统，特别是与资本主义上升时期日益普遍的契约经济的发展有一定联系的。契约活动大
量增加，契约现象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一种最普遍、最基本的现象，它不仅成为构建新型社会关系和社会组织的一种可供借用的理论资源，而且使人们的思想发生了新的“格式化”，为人们普遍接受以契约解说各种关系——其中包括国家——创造了一个社会接受的条件。因此，我倾向于认为，社会契约的国家学说，主要是对秩序正当化的一种论说方式，而不是这种秩序的建立方式。当然，这两者并不能截然分开，它们是相互影响的。
因此，这也就意味着，作为理论资源，契约自由的思想并不是，也不可能是近代社会契约国家观的唯一来源。其他许多思想和社会现实的变化都对近代以契约为模式的国家学说的产生和确认具有不可低估甚至是无可替代的重要影响〔5〕。换言之，仅仅有契约自由的思想并不必然导致近代社会契约国家学说的产生。然而，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必须承认契约自由的思想为社会契约理论的产生提供了根本的或基本的模式。
我的论文大致组织如下。首先，我将论述，在社会契约派出现前后，由于种种原因，社会要求一种新型的国家发生学说来支持国家权力的正当化和合理化。然后，在分析理论需要传统资源的前提下，我将简单分析契约自由原则，并对西方契约自由的发展作一个概要的介绍。随后的两节，我将以霍布斯和洛克的社会契约学说为例，分析社会契约学说与普通契约学说在模式和前提条件上的一致性，以此表明自然法学派的国家发生学说与契约自由原则在理论上的一致性。最后，我还将就此研究的意义和启示作一些理论的分析和总结。
二、社会契约论发生之时代背景
自然法学派的社会契约学说的发生是时代的需求。在近代以前，尽管也有一些思想家讨论了“国家”产生的问题〔6〕，但国家学说相对地讲并不像近代社会那么重要。这主要是因为那时西方并没有形成统一的民族国家，除了一些以武力建立的帝国之外，大多数“国家”都是较小的城邦国。在中世纪，罗马教皇的权威至高无上，经院哲学论证了世俗的政权必须服从教会的权力。既然政权要服从于神权，国家学说相对地讲也就不具有近代以来那样的重要意义。同时，由于传统的力量，许多起初似乎“不合法”、不合理的事物都往往可以由于时间的流逝而获得其合法性和正当性〔7〕。中世纪那种政权组织形式在地域上分布极宽，在时间上持续甚久，这就很容易成为一种“自然的”、理所当然的事物而不会受到怀疑。
从16世纪开始，西方进入了近代社会（或称“现代社会早期”），传统的国家学说已经不能适应新的历史需要。在这种情况下，可能产生的新的国家组织方式及其存在理由都要求有新的国家学说来为其提供正当化的根据。
许多学者指出，这一时期西方出现了对后代有重大影响的三个变化〔8〕。首先是科学的人文主义思想的产生和发展。一系列极其伟大的科学家连续诞生，如哥白尼（1473—1543）、开普勒（1571—1630）、伽里略（1564—1642）以及牛顿（1642—1727）。这些伟大科学家的发现——如日心说、关于行星运动的三大定律以及关于物理运动的一些基本定律和规律——并非有意对宗教神权提出挑战〔9〕，但他们的研究成果事实上却否定了宗教神权的一些基本假设或信仰，危及了教会的权力和神权，并进而危及了基督教教义中所规定的社会秩序的合理性。因此，即使是一些主张宗教改革的思想家和政治家当时也纷纷谴责哥白尼的日心说〔10〕。
不仅是神学，作为社会秩序另一支柱的传统也由于科学的发展而受到了挑战。例如，不同重量的物体自空中降落的速度是不同的，这是自亚里士多德以来一直无人怀疑的信条，而伽里略却怀疑了，并以实验对它进行了证伪。这表明传统已不再是秩序的基础。
这种科学的人文主义思想不仅体现在自然科学中，而且反映在社会思想和人文研究中。从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开始，学者和思想家就力图摆脱宗教的眼光而用人的眼光来观察世界，主张尊重事实，而社会也在日益世俗化。例如，霍布斯在《利维坦》的前十章中对人的分析所用的完全是运动定律。斯宾诺莎在《伦理学》中则采用了几何学的推理方法来研究哲学、构造体系。在他那里，神等于自然，等于实体，其结论实际上是没有神，实体是由自然律决定的〔11〕。尽管今天我们对那些近乎奇谈怪论的观点或论述方式感到十分荒唐，但正如罗素所说，这里重要的问题不在于科学家们具体提出和相信了什么，而在于他们是如何和为什么相信的〔12〕。换言之，重要的不是结论，而是世界观和方法论，以及这种世界观和方法论隐含着的社会变革因素。
不仅科学的人文主义思想对宗教神权提出了挑战，教会内部也对罗马教皇的神权提出了挑战。这就是当时第二个影响深远的社会现象——宗教改革运动。这虽然是一个短暂的历史运动，对后代却有很大影响。当时欧洲的宗教精神还很强大，人们普遍信仰上帝和教会，把个人的拯救寄托在上帝和教会身上。但是，马丁?路德（1483—1546）在德国，加尔文（1509—1564）在英国、法国和苏格兰都提出并论证了个人信仰自由。他们仇恨罗马教皇，各自建立了自己的宗教组织，对宗教进行了改革〔13〕。这种做法尽管是出于宗教的原由，但客观上对破坏传统神学的权威、确立个人的思想自由和经济活动自由起了重大作用。马克思因此称路德破坏了对权威的信仰，而恢复了信仰的权威〔14〕。因此，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想家、著名学者弗罗姆说，路德的学说是现代社会中政治自由和精神自由，以及政教分离发展的一个源泉〔15〕；而韦伯则认为加尔文的新教伦理促成了近代的资本主义精神，开始了一个近代理性化过程〔16〕。
第三个极其重要的社会现象是强调国家主权。这是在新的历史时期出现的一种社会政治现象。“中世纪社会的经济和政治组织的有效性几乎完全局限于本乡本土。这是交通工具不发达必然带来的后果。幅员辽阔的领土是无法管理的，除非采取联邦制，允许各个地方实体有广泛的独立性。贸易也主要是地方性的，甚至在有些地方贸易只限于某些特定的商品，经过固定的路线运到被垄断的港口和市场”〔17〕。这种地方性的经济和政治组织显然不能适应商人们的要求，不利于资本主义发展的需要。因此，一方面为了反对教会对政治权力的干预，另一方面为了避免战争和发展资本主义经济，建立统一的市场，商人和市民阶层都要求建立一个强大的、统一的世俗国家。“到16世纪，所有王国政府都有意识地执行一项开发国家资源、鼓励国内外贸易和增强国力的政策”〔18〕。政策的转变必然要求权力组织形式和运作方式的某些变化，这种变化也必然要求一种正当化的理由。
因此，早在15世纪末16世纪初，马基雅维利就主张国家的统一，甚至主张用武力建立一个中央集权的君主制〔19〕。布丹（1530—1596）更加全面地阐述了国家主权的重要性，他认为主权是在一个国家内进行指挥的绝对的永久的权力，是国家的最明显的标志，没有主权，国家就不成为国家。国家主权具有永恒性，它本质上属于国家而不属于政府。政府是可以变化、更替的，但国家是不变的。国家主权具有无限性，即在国家的范围内，主权绝对支配自己的国家和国家的臣民。国家主权具有至上性，主权不受法律的约束，恰恰相反，它是法律的渊源〔20〕。其他思想家（如格劳修斯）也认为，所谓主权，就是说这种权力的行为
不受另一种权力的限制，不会被任何其他人类的意志随意认为无效。其后的霍布斯等人也都谈论过国家主权的至高无上和不可转让〔21〕。
不仅是理论上如此，从实践上看，西欧各国当时先后出现了近代的专制政体。到16世纪初，君主专制政体已经十分普遍，中世纪的机构、体制到处都在土崩瓦解〔22〕。
中世纪机构体制的土崩瓦解反映了社会发展的需要和国家政权组织方式变革之必然，但是这种变革至少在初期并不能自发地获得合法性，即获得人们下意识的、习惯性的认可和认同，因为它与传统的理论和实践都是相悖的。新政治秩序的建立，需要一种合法性，需要有力的论证，需要形成一种新的理论话语和实践话语的互动。人们不能仅仅主张国家主权至高无上，或主张重新构建政治秩序，而必须以一种为多数人所容易和能够接受的，且比较便利的方式论证国家主权为什么是至高无上的，它将如何构建，以及它的基础是什么。但是，在神权衰落、人们对传统提出疑问和挑战的环境下，思想家不能采用传统的神学来作有效论证，他们也不能仅仅声称、甚至根本无法声称传统就是如此。因此，这种论证就必须是“理性的”，必须诉诸人们的常识，同时又必须依赖人们现有的想象力和创造力〔23〕。人文主义和科学的发展、科学原理的发现和科学方法的发展、世俗商业文化的发展为这种新论证提供了一种比较有效的工具和有利的社会条件。
只要我们回顾一下从16世纪到18世纪的这段历史，就可以看到，此时在欧洲社会中出现了一系列思想家，他们面对传统的国家合法性理论话语丧失的现实，以世俗理性为指导，利用不同的思想资源，进行了新的社会设计和合法性的论证，并试图以这些设计方案重新塑造社会和国家〔24〕。而社会契约论的国家学说，从霍布斯的《利维坦》、洛克的《政府论》到卢梭的《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以及《社会契约论》都是这一时代背景图上的一笔。
必须指出，这一时期的思想家所提出的关于国家的理论构想，其内容是各不相同的。在今天看来，有的是空想社会主义的，有的是符合资产阶级理想的共和国；有的主张绝对君主制，有的主张权力制约的民主制，有的主张人民主权；有些只是历史上的一个思想浪花，而有的则似乎进入了现代以来西方社会的历史实践，成为今天仍在继续起作用的制度。但是，如果我们不是习惯地用“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家”和“资本主义上升时期的资产阶级思想家”这样的标签来对这些思想家进行分类，如果我们不是从后来的发展结果去对他们加以评价，而是将这一切思想论述都放在那个大的历史背景下，那么就可以说，这些思想在当时都具有空想的性质。我们还可以发现，所有这些思想家都在提出各种新的国家学说，都在为国家存在的合理性，为国家权力行使的范围和程度提出某种论证。同时，他们实际上都表达了这样一种潜在的思想，即：国家不是神创造的；国家应按照人的理想、人的知识来设计、创造；国家是可以从根本上改变的，其中形式最激进、激烈的重建就是革命；理性是构造国家的原则。因此，从这个角度上看，在纷繁的理论中，我们可以发现一个法学和政治学的趋势，即重新构建国家学说，重新设计理想国家，重新为国家的存在和发展提供正当化的理由。
任何一种学说都不可能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那样，的确是人们自己在创造自己的历史，但他们并不是在自己随心所欲地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十分确定的前提和承继下来的条件下进行这种创造，这些条件和前提包括经济、政治和思想传统〔25〕。思想学说的创造也同样如此。即使在相同或相近的社会政治经济大环境中，由于不同学者的经济政治生活、文化传统甚至教育状况的具体差异，可供他们利用的理论资源必然有所不同。正是依据了不同的资源，他们才构建出不同的国家学说。
在这样的背景下，欧洲社会中已长期存在并日益普遍化的契约实践和思想为一些后来被称为自然法学派的社会契约思想家提供了宝贵、实用且易于为人们所接受的思想理论资源，用以构建现代国家学说。
三、契约和契约精神
在研究自然法学派的国家学说之前，我们有必要先对西方社会中关于契约的历史实践和其中体现的思想加以分析，然后再讨论契约及其潜在含义又是如何作为理论模式和理论要点而影响了自然法学派关于国家的社会契约论思想。
契约交易是一种普遍存在的社会现象，因此关于契约的思想在各种文化中都是古已有之。但是，这种传统在西方似乎格外强烈。在后来成为西方文化之“灵”的犹太文化中，圣经就被视为犹太民族与上帝耶和华的一种契约，而犹太人之所以受苦受难，一种传统的犹太文化解释就是因为犹太人违背了契约。这种思想在经由基督教的传播而进入欧洲大陆，特别是进入罗马之后，又通过罗马法中固有的契约思想而得到强化，或者反过来说强化了罗马法中的契约思想和欧洲人的契约意识〔26〕。
法学家一般认为，罗马法最早概括且全面反映了契约自由的原则，并对后世西方的法律制度有着广泛而深远的影响。13世纪欧洲复兴罗马法时期，在后来被称为民法法系的国家中，罗马法的原则就获得了普遍认同。在欧洲大陆，从12世纪玻伦亚大学研究和教授《国法大全》开始，13世纪的意大利、法国、西班牙等国，14世纪的德国纷纷建立大学，法学教育在这些学校里受到了高度的重视。玻伦亚大学开创时仅有的一个系就是法律系，其他大学也都设有法律系，而在各大学的法学教育中，首先都是讲授罗马法，其次才是讲授教会法。至于本国法的讲授，不仅地位次要，而且开始较晚〔27〕。与此同时，各国法学家都承认注释罗马法的注释法学派。“在罗马法精神和注释法学派的熏陶下，一个崭新的法学家阶层在西欧登上了历史舞台，成为民法法系开始形成的标志之一”〔28〕。
在罗马法复兴和注释法学流行的背景下，欧洲普通法（JusCommune）形成了。法学家把罗马法的概念、原则、制度和精神运用于当时各国具体的社会实际，探讨解决他们所面对的法律文书规则问题的各种方法〔29〕。随着西欧民族统一国家的形成和主权观念的兴起，这种普通法作为超越国家和地区而起作用的法律体系，其地位有所下降。即使如此，它的影响却以新的形式维持着，甚至还得到了加强。这就是欧洲历史上的“罗马法的接受”〔30〕。
在英格兰，罗马法的影响尽管没有在西欧那么强大，但在都铎王朝（1485—1603）时期，由于欧洲的文艺复兴和罗马法复兴，罗马法也引起了英国法律界的兴趣，罗马法知识得到了广泛传播，其原则也被运用到衡平法、商法当中去了。此外，也有一些学者在英国讲述罗马法。英国一些著名的普通法权威法学家，如布拉克顿、黑特尔顿、斐利摩尔等人都受过罗马法的熏陶，许多大法官也都熟悉罗马法。特别值得指出的是，英国商法的创制者曼斯菲尔德曾大量研究罗马法文献，他认为英国商法体系就是以罗马法，特别是契约原则为基础的〔31〕。马克思曾经谈到：“当工业和商业进一步发展了私有制（起初在意大利随后在其他国家）的时候，详细拟定的罗马私法便立即得到恢复并重新取得威信。后来资产阶级强大起来，国王开始保护它的利益，以便依靠它的帮助来摧毁封建贵族，这时候法便在一切国家里（法国是
在十六世纪）开始真正地发展起来了，除了英国以外，这种发展到处都是以罗马法典为基础的。但是即使在英国，为了私法（特别其中关于动产的那一部分）的进一步发展，也不得不参照罗马法的诸原则。”〔32〕
罗马法，特别是其中的契约原则在欧洲的复兴和传播，使得契约思想成为人所共知的一种理论资源。由于这种思想是与日常经济生活中的许多基本活动相联系的，它很容易渗透到普通人的心中，成为“理所当然”和“不证自明”的常规。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观念获得了一种“自然”的合法性和正当性，并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处理相互关系的“天然的”基本原则之一。
然而，即使契约已经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的一个基本范畴，也并不意味着契约会自然而然地成为提出某种国家学说所依据的原型。从一般的契约到把国家想象为一个契约，需要跨越一个巨大的鸿沟，因为二者在直观上是完全不同的东西。要将这两个完全不同的东西沟通起来，并从中发现共同性，人们的思维方式中就必须有一种被福柯称为“异中求同”的欲望和能力，而福柯的一系列知识考古学研究恰恰表明，16、17世纪欧洲社会中的主导话语就是这样一种“异中求同”的欲望。这一时期的科学迷恋于“类似”，试图发现任何特定对象之间的彼此相似程度，并借此建立一种“事物的秩序”〔33〕。不难看出，社会契约论发生在这一时期又是与这种占主导地位的“迷恋类似”不可分离的。
契约的常规性和这一时期的“迷恋类似”固然为社会接受契约观念并使它能够延伸到其他领域创造了条件，但这只是一个方面。人们会问，别的事物——比如说家庭——为什么没有成为新的国家学说的基础？在一定意义上，家庭比契约更为常见，至少也与契约同样常见。因此，更重要的也许是契约体现出来的一些原则在某些方面适合当时思想家对其理想的社会和国家的一些朦胧想法，并有助于澄清和强化这些想法。这样，我们就必须研究契约中所体现出来的一些原则或逻辑。只有在此基础上，我们才能看到契约原则在哪些方面可能影响自然法学派的国家学说的构建。
一般说来，契约是一种交易各方同时为获得更大利益而进行的基于平等地位的一种自由交易，各方并因此而建立起一种权利义务关系。这是一种非常世俗和常见的活动。按照民法的理论，契约或合同的原则大致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契约是建立在相互意见一致的合意基础之上的〔34〕，每个人只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只有在这样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关系才对所有当事人都有约束力，并由此导出契约必须信守的结论。其次，契约是当事人不受干预和胁迫地自由选择的结果，它包括缔约与否的自由、选择缔约方的自由、决定缔约内容的自由和选择缔约方式的自由。任何第三者，包括作为立法者和司法者的国家，均应尊重当事人的自由合意。
除了强调自由之外，契约原则还隐含着交易各方地位平等的精神。这是合同区别于以命令、服从为特征的行政管理的重要标志，是契约关系的内在要求，而且这一原则与自由原则是相辅相成的。由于没有双方地位的平等，就不可能有自由的意思表达，因此，契约双方地位平等是契约发生的一个重要理论假定。
上面两个原则是一般民法教科书中早已确认了的。然而从制度和功能的角度来看，上述分析还是不够充分。现代的法律经济学指出了契约的另一个特点，即契约是立约人在立约时
认为对双方均更为有利的一种交易。法律经济学认为，没有这一条件就无法说明为什么人们会进入契约。换言之，这是一种帕累托改进，即这种交易至少会使一方的利益有所改善。这是契约发生的前提条件。必须注意，这种“对双方有利”只是在交易前双方的理性预期，而不必定是交易的实际后果。在现实生活中，完全有可能会出现这样一种情况，即订立契约之时，双方的预期被后来的现实所打破，以至交易或契约一方无利可图、利益受损，甚至双方的利益都受到损失。但是，即使出现这种情况，也并不能改变契约发生的上述基本前提〔35〕。
由此可见，契约具有世俗特性，它隐含了平等、自由、功利和理性的原则。以契约作为一种构建组织秩序的方式，与中世纪秩序组织的神权色彩以及以命令为特征的社会和权力组成方式是根本不同的。因此，契约模式有可能作为一种新的基本模式被用来构建国家和社会。后文将指出，契约的所有这些特点在社会契约论的国家学说中都明显地体现了出来，并构成了这一学说的基础。
然而，上述条件的总和仍然只构成一种学说发生的可能性。要真正把一种经济活动的原则和方式升华到一种社会和权力组织方式，升华为一种比较完整的国家理论，就不可能简单照搬一般的契约学说，而必须在理论上加以补充、修改、完善，并辅之以其他必要的学说。这种工作是由许多自然法学家逐步完成的，这里不可能一一论及，本文将主要以霍布斯和洛克的自然法社会契约思想为范例加以分析。
笔者为什么作出这种选择？我们知道，从古典自然法学派中主张社会契约论的思想家来说，最有影响的也许就是霍布斯、洛克、卢梭，以及一定意义上的格劳修斯、斯宾诺莎和孟德斯鸠。一般认为，霍布斯是近代社会契约说的主要创始人和系统阐述者，而洛克的学说对社会契约理论的确立和后代政治实践的影响更为巨大〔36〕。相比之下，格劳修斯、斯宾诺莎、孟德斯鸠则较少系统论及社会契约。最值得争议的也许是卢梭。卢梭无疑是最重要的自然法学派思想家之一，他有一部著作甚至题名为《社会契约论》。然而由于种种原因，许多学者认为卢梭与其他自然法学派学者之间在观点上有相当大的距离。首先，卢梭自己就在著作中认为自然状态是一种假定，而不是如同霍布斯和洛克那样把自然状态和社会契约作为一种历史的真实来信赖。换言之，卢梭只是为了理论表述的方便，为了接近读者而运用了当时极为流行的自然法学派的那一套语言〔37〕。其次，卢梭在《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和《社会契约论》中都谈到了国家发生的问题，但却表现出强烈的不一致〔38〕。在前一书中，国家被卢梭说成是富人欺骗穷人的产物，不是一种契约的产物，因此是不平等的加深；而在后一书中，卢梭又规范式地讨论了如何通过契约建立一个真正的人民主权国家。两者的不一致，使我们无法确认卢梭究竟是如何认识国家发生问题的。第三，卢梭尽管强调平等，但这种平等不同于英国式的平等。在英国，平等是建立在自由和独立意义上的，而卢梭强调社区情感，强调共同体，强调一个人首先是公民，然后才能成为一个人。由于这些差异，一些学者认为，卢梭是自然法学派的一个重要的转折人物，他既把自然法理论和社会契约说推到了高峰，同时又开始从根本上摧毁原先的自然法传统。有的学者甚至认为，卢梭是近代集权主义和民族主义精神之父〔39〕。因此，我经过斟酌，决定不以卢梭作为社会契约说的范例来研究，而集中分析霍布斯和洛克。
这种选择的另一个理由是，在一个学派形成的过程中，其理论的主要奠基人往往具有决定性作用，因为他要提出的是全新的话语（例如柏拉图、尼采、维特根斯坦等人），或几乎是全新的话语（例如这里的霍布斯）。他将把一个原型作为隐喻延伸到一个新领域，但既然这两者之间本来没有表面上的相似性（或者说人们还没有意识到那种他们后来习以为常的相
似性），或具有无穷无尽的相似性，对普通人来说一时就很难理解两者的种种相似〔40〕。因此，由一种理论的奠基者第一次指出的那种相似性及其有关论述，就具有首先“格式化”和理论定向的作用。即使他仅仅指出了一个或某几个相似点，而接受这一隐喻的人们就会在此后不断努力发现一些新的、被首创者忽视的相似点。社会契约国家学说尽管不是霍布斯的独创，但他是第一个系统阐述者，因此具有特殊意义。而洛克，作为一个后来者，则从这一隐喻中发现了一些新的相似点。从这一角度分析这两位学者，具有理解理论是如何借助同一隐喻的不同侧面而演化蜕变的意义。
况且，这两位学者在另一层面的近代国家学说分类上也具有代表性。霍布斯是近代国家学说中的绝对主义（absoultism）的代表，主张集权；而洛克是近代自由主义的代表，主张分权。因此，分析这两位对国家权力持不同主张的学者，能够从中发现一般契约思想对他们的影响，这就更足以说明本文的基本观点，并给我们以其他启发。
在下面的两节中，我假定读者大致熟悉霍布斯和洛克关于国家产生的一般观点，以节省篇幅集中讨论与本文中心命题相关的要点。
注释：
〔1〕实际上，在自然法学派学者当中，已经有人开始对自然法学派的国家发生理论提出了批判，其中最典型的是卢梭。尽管卢梭也阐述了“自然状态”、“自然法”和“社会契约”，但他认为这只是一种假定，一种推理的便利。他强调的自然状态和自然法与霍布斯和洛克所强调的都很不一样。例如，卢梭强调自然状态下人们的团体感，而不是霍布斯和洛克等人所强调的个人性，他强调感情而不是理性（参见萨拜因《西方政治学说史》下册，刘山等译，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在卢梭之后，有休谟的批判，有英国保守主义者伯克对自然法学派国家发生理论的批判。伯克就认为，如果国家是一种社会契约的话，那么也是各代人之间的一个契约，这一观点实际上否认了社会契约的理性创造国家说，而趋向于把国家视为一个历史发展的自然产物，是由特定的环境、条件、性格、气质，以及人民的道德、民俗和社会习惯所决定的（参见Edmund Burke，Reflections on the Revolution in France，TheBobbs-Merrill Company，Inc.，1955 ）；而另一位著名的英国思想家弗格森则明确指出，“国家的建立是偶然的，它确实是人类行动的结果，而不是人类设计的结果”（《文明社会史随笔》，转引自哈耶克《自由主义和经济秩序》，贾湛、文跃然等译，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91年版，第7页）。此后还有历史法学派的批判（参见梅因《古代法》，沈景一译，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功利主义学派的批判（参见边沁《政府片论》，沈叔平等译，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以及实证主义学派的批判。所有这些学派或人物都从不同角度证明了自然法学派观点的不能成立。
〔2〕当代最著名的基于社会契约论的研究，也许是罗尔斯的《正义论》（谢延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1年版）。
〔3〕例如，柏拉图在《法律篇》（参见汪子嵩等著《希腊哲学史》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112—1113页）、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君王正是家长和村长的发展”，《政治学》，吴寿彭译，商务印书馆1965年版，第6页）里，都是以家庭为模式讨论国家问题的，洛克（参见《政府论》，叶启芳、瞿菊农译，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第69页）、休谟
（在君主制下，“国王安居于他的臣民之中，像父亲生活在自己的孩子之中一样”，《谈公民自由》，《休谟政治论文选》，张若衡译，商务印书馆1993年版，第59页）亦然。据语源学考证，希腊文中的“王”一词源于梵文中的“家长”一词（转引自亚里士多德《政治学》，第6页，注2）。美国人则称华盛顿等人为“国父”（FoundingFathers）。即使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也还是认为随着美国社会的工业化，美国总统的职责也应发生变化。他把总统理解为美国的“管家”，而不能“无为而治”。显然，这个“管家”背后的隐喻就是国家即家庭（参见Alfred H. Kelly ，Winfred A.Harbison and Herman Belz，The American Constitution，ItsOrigins and Development，6th ed.，W. W. Norton ＆Company，Inc.，1983，p.421）。
〔4〕例如李仁玉、刘凯湘合著的《契约观念与制度创新》（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一书便阐述了有关的观点。
〔5〕例如，马克思和许多思想家都论证过摆脱了封建约束的独立个人是现代资本主义发生的重要条件（参见Erich Fromm，Escape fromFreedom，A von Books，1965，特别是其中的第三章），而这也是社会生活普遍契约化，以至社会契约论得以产生的重要条件。
〔6〕例如亚里士多德的国家自然发生论（参见《政治学》，第7页以下），柏拉图的社会分工论（参见《理想国》，郭斌和、张竹明译，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58页以下），又如圣奥古斯丁的两个城市的学说。
〔7〕许多学者都指出了这一点，例如伯克（参见列奥?斯特劳斯、约瑟夫?克罗波西主编《政治哲学史》，李天然等译，河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835 页以下）。萨维尼也曾指出，“一切‘所有权’都是因‘时效’而成熟的‘它主占有’”（转引自梅因《古代法》，第144页）。
〔8〕参见Bertrand Russell，A History of Western Philosophy，A Touchstone Book，1972；参见萨拜因《西方政治学说史》。
〔9〕例如，哥白尼由于顾忌日心说与教会传统说法的矛盾，一直等到去世那年才出版他的著作，并且采取了两个保护性措施。其一是说他的观点只是一种“假说”，而不是事实；其二是他将此书题献给了罗马教皇，从教皇那儿获得了一种“保护色”（参见Russell，A Historyof Western Philosophy，p. 526）。因此，日心说直到伽里略那里才真正引起了教会各派的谴责，包括主张宗教改革的各位思想家。但是，伽里略所反对的也并不是基督教神学，而是亚里士多德以来的本体论传统（参见德雷克《伽里略》，工人出版社1987年版）。牛顿尽管处于一个不同的时代，但也在他的宇宙中给上帝留下了一个位置。
〔10〕例如，当路德听说了日心说以后，大为震惊，说：这位傻瓜想把整个天文科学颠倒过来！神圣的圣经告诉我们，耶和华命令太阳稳定不动，而地球要运转。加尔文也愤怒地问：谁胆敢把哥白尼置于圣经的权威之上？
〔11〕有关16至18世纪自然科学世界观对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的影响，参见卡西勒《启蒙哲学》，顾伟铭译，山东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12〕参见Russell，A History of Western Philosophy，p. 527。
〔13〕关于路德的宗教改革，参见托马斯?马丁?林赛《宗教改革史》第二编，孔祥民等译，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关于路德和加尔文的宗教改革及其对西方近代社会思潮的影响，参见李平晔《宗教改革与西方近代社会思潮》，今日中国出版社1992年版。
〔14〕参见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461页。
〔15〕参见Fromm，Escape from Freedom。
〔16〕参见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于晓、陈维纲等译，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77页以下。
〔17〕萨拜因：《西方政治学说史》，第386—397页。
〔18〕萨拜因：《西方政治学说史》，第387页。
〔19〕参见马基雅维利《君主论》，潘汉典译，商务印书馆1993年版。
〔20〕参见萨拜因《西方政治学说史》，第462页以下。
〔21〕参见萨拜因《西方政治学说史》，第447—448页。
〔22〕参见萨拜因《西方政治学说史》，第388—390页（“近代专制主义”一节）。
〔23〕哈贝马斯认为，政治秩序的合法性，必须依赖于理论的证明。他认为，近代国家秩序的合法性证明是用一种科学自然律的论证手段代替了传统的神学论证和本体论论证的策略（参见哈贝马斯《交往与社会进化》，张博树译，重庆出版社1990年版，第189—190页）。
〔24〕例如，在1610年出版的《新大西洋岛》这本被称之为“乌托邦”的小说中，培根（1561—1626 ）描述了一个理想国。康帕内拉（1568—1639）的《太阳城》幻想在意大利建立一个独立的公有制国家，实行普遍的义务劳动制；国家统一组织生产，产品归公，按需分配；贤人治国、政教合一；同时实行基于优生学原则的婚姻制度以及普遍的义务教育。哈林顿（1611—1677）于1656年出版了题为《大洋国》的政治小说，以大量虚构的细节描写了一个理想的法治国家。温斯坦莱（1609—1652）在1652年出版的《自由法》中尖锐地批判了私有制造成的罪恶，要求消灭土地私有制，实行公有制，宣传了原始平等的共产主义思想。然而，最早的且最为我们所熟知的也许是莫尔（1478—1535）的《乌托邦》。在实践上，我们还可以看见加尔文在日内瓦参与建立的那种强调理性化的神权共和国。
〔25〕参见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603页；参见恩格斯《致约?布洛赫》，《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77—478页。
〔26〕这里的因果关系很难分清。由于资料和时间有限，在此不能也无法详细讨论，但无论如何，这种思想对西方社会中普通民众契约意识的形成是具有一定作用的。
〔27〕参见由嵘主编《外国法制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08页。关于具体的事实可能有争议，这里的引证并不试图确认事实，而仅仅是旁证。
〔28〕由嵘等：《外国法制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 年版，第208页。
〔29〕参见由嵘等《外国法制史》，第209页。
〔30〕参见由嵘等《外国法制史》，第210页。
〔31〕参见由嵘等《外国法制史》，第142页；参见梁治平《英国普通法中的罗马法因素》，《学人》第一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48—477页。
〔32〕马克思、恩格斯：《费尔巴哈》（《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一卷第一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70页。
〔33〕参见Michel Foucault，The Order of Things，AnArchaeology of the Human Sciences，Random House，1970.应当指出，福柯分析的只是后来形成学科的语言学、生物学和政治经济学的发生，而从契约发展到社会契约的学说却没有形成一个学科，因此福柯的分析在此也许并不完全适用。但在我看来，福柯著作展示的是那个特定时代的知识型。例如，本文中提到的霍布斯用运动力学来解释人的情感、欲望也是这种迷恋类似的体现。福柯著作中讨论的是那些最后形成了学科体系的异中求同，而从契约类比社会的社会契约论以及霍布斯对人的情感、欲望的力学解释只是没有最终形成独立学科的异中求同。
〔34〕对此，当代学者在法理学上是有争议的（参见波斯纳《法理学问题》，苏力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317—318页）。
〔35〕关于对合同的经济学分析，参见波斯纳Economic Analysisof Law，Little Brown and Company，1992年英文第四版；参见罗伯特?考特、托马斯?尤伦《法和经济学》，张军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和上海三联书店1994年版。
〔36〕参见萨拜因《西方政治学说史》，第604页。
〔37〕参见萨拜因《西方政治学说史》，第658—659页。
〔38〕沃恩曾评论说，“《论不平等》表现了毫无顾忌的个人主义，《社会契约论》则表现了同样毫无顾忌的集体主义”（转引自萨拜因《西方政治学说史》，第650页）。
〔39〕这是西方学者的普遍看法，早期的阿克顿勋爵就认为卢梭是绝对统治论者（参见《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4 页；参见萨拜因《西方政治学说史》和Russell，AHistory of Western Philosophy中关于卢梭的讨论）。
〔40〕关于这一点的更详细的论述，参见唐纳德?戴维森《隐喻的含义》，牟博编译《真理、意义、行动和事件》，商务印书馆1993年版，第204页。但这里有一个问题，“社会是一个契约”这个命题是一个隐喻还是一个明喻？“社会和契约一样都是合意的产物”，我认为是一个隐喻。霍布斯在提出社会契约论时曾把社会与契约作了多次类比。因为按照戴维森的分析，“明喻说的是存在一种相似性，……隐喻并没有明确断定一种相似性，可是，倘若我们把它接受为一种隐喻，（人们）就又被诱使去寻求一些共同特征”（戴维森：《隐喻的含义》）。从契约理论到社会契约理论（下）
作者简介: 朱苏力
苏力（朱苏力），祖籍江苏东台，1955年愚人节（因此很不聪明）出生于安徽合肥（但一直很瘦）。1970年12月入伍搞炮兵测绘（最高军职为班长），1976年6月退伍后当测绘工人，游山玩水8年，喜好写点新诗，一度想当诗人。1978年因高考成绩不佳，不幸考入北京大学法律系（注：当时录取分数最高的是文史哲），仍不好读法律书，每每歪曲马克思的话（大意是“我总是把法律放在哲学和历史之后”）为自己的不务正业辩解。终于于1982年获得法学学士，并考研成功；但似乎又别有所思，赴广东海关分署“从政”。两年后二度考研，再次“混入”北京大学研究生院，就读于张国华教授门下学习中国法律思想史。一年后，赴美自费公派留学，先后就读于加州McGeorge School of Law和Arizona State University，获LL.M （1987，美国商法与税法）、M.A（1992，美国法律制度）和Ph.D（1992，法律的交叉学科研究）学位。实验生活多年，几度见异思迁，专业换了不少，飘流各地（包括海外），似乎才觉悟自己别无所能，只能读书、教书。1992年归国，任教北京大学法律系，先后聘讲师（1992）、副教授（1994）、教授（1996）和博士生导师（1997）。四、契约理论和绝对主义国家学说——霍布斯
霍布斯在《利维坦》的第13章“描述”了从自然状态到国家产生的过程〔41〕。对于我所要论证的本文中心观点来说，这些描述本身并不十分重要，重要的是据此揭示霍布斯如何借助了普通契约理论，却又将之隐藏在关于社会契约形成的“描述”中。前面已经提到，依据契约学说，契约之达成首先必须是交易各方都预期有利；其次，必须是交易各方自由的理性选择，这种自由的理性选择必须建立在平等的基础之上，这种平等包括所交换的物品在价值上的大致平等。我将通过对文本的细读和分析，证明这些预设条件全都以某种方式隐含在他的文字叙述之中。
首先，要使契约之说得以成立，他就必须论证：人在自然状态下是平等的。霍布斯在书中的确花费了相当大的篇幅论说大自然如何使人具有大体一致的身体的和精神的力量〔42〕。这似乎仅仅是在描述自然状态，但从他的理论构成来看，这种描述甚为重要。因为如果没有这种平等，那么他就无法以契约理论来解说国家的发生。但是，人在自然状态下是平等的吗？我们不能未加验证地接受霍布斯要求我们当作事实接受下来的这一假设。如果以现实的眼光观察社会，我们就会发现，现实生活中的人与人之间无论在身体上，还是在智力、能力上都有相当大的差别。作为一个清醒的、无情的经验主义者，霍布斯不可能没有观察到这一点。但是，他从一般契约理论中感觉到，如果要把国家说成是一个社会契约，就必须有这样一个前提。如何获得这一前提呢？作为经验主义者，霍布斯不能仅仅宣称它的成立——因为这种宣称不仅有违经验，而且会导致整个理论基础的空虚。然而，要求他从经验上论证这一前提显然有困难，霍布斯于是作了非常含混的说明。他说，这种大体平等表现为即使那些弱小者也可以运用密谋，或者联合起来征服那些体力和智力上的强大者〔43〕。
这种论证显然是不充分的。因为我们无法以“人多力量大”这样的常识来证明所有的人体力上都大致平等，正如我们无法以“三个臭皮匠，抵上个诸葛亮”的说法来证明臭皮匠的智力与诸葛亮的智力大体相等一样，而且这种论述的出现本身就很能说明问题——花那么大的篇幅论证自然状态下的人是平等的，恰恰表明自然状态下的人并不平等。正如维特根斯坦和戴维森所说，我们之所以说什么东西像另一个东西或要把什么东西看作另一个东西，恰恰是因为在我们的心理上前者决不是后者〔44〕。那么，作为一个极为精细的大思想家，霍布斯为什么会犯这种常识性的逻辑推理错误，而又显得如此笨拙呢？比较满意的解释只能是“需要”，即霍布斯必须确立这样一个契约发生的前提条件，否则他的整个理论体系都将崩溃。他不一定是有意“作弊”，而很有可能是无意间犯下了这种错误，因为他的全部注意力都集中在以一般契约说论述国家契约说，这种理论上的逻辑盲点是完全可能出现的。
霍布斯强调这种平等的重要性还在于，平等是自由表达意志，是放弃个人权利的前提，因此也是此后契约必须信守的前提。如前所析，没有大致的平等，意志表达就可能是被迫的，那么契约也就可能不成其为契约，而只是一种胁迫的结果。因此，霍布斯的这一“大体平等”之说对其理论构建极其重要，尽管这一点并不符合人们的经验。甚至霍布斯自己在书中也暗示了这一点，他写到，“如果人生而不平等，那也由于人们认为自己平等，除了在平等的条件下不愿意进入和平状态，因而同样必需承认这种平等”〔45〕。由此可见，霍布斯是将这种平等作为社会契约的先决条件而构造出来的。
其次，在契约交易中，所交换的总是某种物品或对于某种物品的权利。如果真的存在着契约论国家学说所指出的那种社会契约，就必须存在着一种权利的交换。而在自然状态下，人们又能对什么东西声称享有权利呢？显然，在连自己的生命和安全都不能保障的情况下，人们很难声称自己有什么权利。权利、法律，西文同源，其实践（特别是在英国）更是一直都与司法相联系〔46〕。换言之，没有法律就没有权利，没有救济就没有权利。那么，在没有法律的自然状态下，如果以契约进行交易，人们之间又能有什么权利可供交换？这是社会契约论学者在试图以契约解说国家发生时必须回答的另外一个难题。为此，霍布斯首先提出了自然法的概念，然后将安全、生命等解释成一种与法律相联系的“权利”，这就是自然权利的思想〔47〕。由于每个人都享有一些天赋的自然“权利”，因此，他们可以以放弃这些权利为代价而完成契约的要求〔48〕。显然，霍布斯再次为满足普通契约的要件而对所谓自然状态下的人作了一番精心构造。
第三，契约的构成和履行还要求交易者有行为能力，也就是能够做到意思自治。试图以契约来解说国家发生，同样必须满足这个条件。霍布斯仍然以定义的方式避开了这个问题。他假定自然的人都有掠夺性和理性，把理性视为自然法的体现〔49〕。这种解决契约所要求的行为能力问题的手段，尽管在逻辑上是成功的，但经不起经验的验证。一般说来，民法上只承认惟有比较成熟的人才有完全的行为能力（即进行契约交易的能力），而实际生活中的个人并不总是成熟的个人，有许多人是不具有民事行为所要求的理性或行为能力的，如孩子或一些智力发育不足的人。在自然状态下——假定其存在的话——这种理性不足的人也必然存在，不可能一切人都具有同样的理性，并因此而同样具有行为能力。如果这样追究，霍布斯就无法完成他的社会契约说了。因此，他通过界定“人都是有理性的”这样一种定义的手段避开了矛盾，而使自己的学说体系得以完成。
第四，我们在前面提到，契约之所以发生是因为自愿参与交易的各方都预期有利，而国家作为一种契约，按照霍布斯的理论，恰恰就是如此〔50〕。霍布斯承认，在放弃自然权利、
建立国家之后，在国家的绝对权力的严格统治之下，人们的生活不可能是很愉快的，不可能是完美的。但是，这种国家统治之下的不愉快比自然状态下由战争和灾难所导致的悲惨境遇要好一些，人们只能在自然状态和国家统治这两种情况中进行比较和选择。他指出，这一契约之所以有约束力并不是由于其本质，而不过是由于畏惧毁约后所产生的某种有害后果〔51〕。他实际上认为国家是一种必要的恶，是为了避免更大的恶，国家因此是一种功利主义的产物。
上面的分析已经表明，普通契约思想并不能自然而然地应用在对于国家发生及其权力合法性的论证上。要将这两者联系起来，需要按照一般的契约原则来对自然状态、自然状态下的人以及他们的签约过程补充许多假说，给定一些条件。因此，霍布斯的理论贡献就不仅在于他依据普通契约理论提出了论证国家产生和政府权力合法性的一种新路径，而且在于他几乎是处处都按照普通契约原则的要求细致地作了这些必要的论证。
不仅如此，即使在其他一些地方，我们也可以看到他对普通契约理论的利用。在此，我将进一步分析霍布斯的社会契约国家学说中的绝对主义倾向。通过对这一显然具有霍布斯个人特点的社会契约国家学说的分析，我们将会看到，他那种非常个性化的理论也仍然是从普通契约理论层面上展开的，而不仅仅是对其个人偏好的率直表述。
许多学者指出，霍布斯的社会契约论思想具有强烈的集权主义和绝对主义的色彩，这在一定程度上是霍布斯所处的动荡不安、战火纷飞的时代及其亲身经历的产物〔52〕。英国从1640年内战开始，到1688年光荣革命，经历了将近50年的动荡。霍布斯的整个后半生就一直生活在这样的年代里。这对他这样一个关注世事的思想家影响很大，决定了他对问题的判断和价值选择。同时，霍布斯本人与英国革命人物的特殊关系也影响了他的思想和命运。他担任过查理二世的家庭教师，因此革命者拒绝他；其著作中反映出唯物主义无神论的观点，又令保王党痛恨。他处于两面不讨好的痛苦境地里。
从时代背景来理解霍布斯国家学说中的绝对主义倾向无疑是一针见血的。然而，这种“一针见血”又往往影响了我们对霍布斯作为一位思想家和理论家的深刻理解。霍布斯毕竟是思想家，而不是或不仅仅是政治评论家，不是理论上的机会主义者〔53〕。因此，即使霍布斯在表达他个人的判断、作出一个便利的政体选择的时候，他也必须以一种理论的方式，一种与其总体理论相兼容的方式来表达。否则，霍布斯就与其他政治家或政客没有什么区别，而不会成为被后代学者所反复研究的伟大思想家。如果经过系统的考察，我们就会发现，即使在表述他个人对绝对主义的信奉时，霍布斯也没有简单地、直通通地主张某种观点，而是仍然坚持借助普通契约理论来论证。
首先，为将国家权力集中到一个强有力的统治者（君主或者议会）手中，霍布斯的论证是：建立国家的契约只是人们相互间的契约，而不是主权者和臣民之间的契约〔54〕。换言之，主权者只是契约的证人和监督者。这样一来，由于主权者不是契约关系中的一方，因此不受契约的制约，也不存在不遵守契约的问题。这样，霍布斯就成功地运用了普通契约的观点，论证了他针对当时的情况而主张的那种绝对主义思想。他既保持了理论的统一性，又能够使之具有实践的意义。
此外，霍布斯作为思想家还看到了以普通契约学说构建的国家理论所具有的一个重大弱点：它可能会为社会的动荡不安留下一种借口。一般的契约总是可以撤消的，日常生活中也
经常发生种种毁约行为。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那么依据社会契约思想建立起来的国家就很可能会流于形式，因为人们随时可能以各种借口拒绝执行社会契约所规定的义务，他所希冀的稳定社会可能因此而建立不起来。所以，如果国家的确是一个契约的话，那么它就必须不同于一般的契约，它就必须是一个长期稳定的契约。这个问题同样是霍布斯所面临的一个难题：他仍然必须保持理论上的一致，要以普通契约理论或观点来传达一个政治价值判断。霍布斯指出，国家尽管是人们之间订立契约的产物，但这个契约实际上与其他契约不相同。这个契约一旦签订，不经作为契约监督者和证人的主权者的同意，它就无法重新签订〔55〕。这种论证不仅符合当时流行的契约（covenant）实践〔56〕，而且在理论上也能够成立。其次，他还指出，由于这一契约是多数人定的，个人就必须服从大众，因为当一个人签订社会契约时，这个行为本身就隐含着他必须服从大众的意义。因此，一个签约者只有两种选择，要么服从主权者的命令（这个主权者可以是国会也可以是君主，在霍布斯看来这是无关紧要的），要么回到先前的战争状态中去，而在战争状态中，一个人即使被他人杀死，也没有什么正义不正义的问题〔57〕。因此霍布斯说，在订立契约之后，失约就成为不义，而非正义的定义就是不履行契约〔58〕。霍布斯再次运用普通契约理论成功地克服了他所面临的难题，同时再次成功地保持了理论的一致性。
他还认为，一旦社会契约订立之后，无论主权者做了什么，都不可能是不正义的。所谓正义或不正义，只有在存在主权者的情况下才能够判定，在自然状态下根本就不存在什么正义或不正义的问题。他认为，如果一个人要抱怨主权者的行为，那么他首先应该抱怨自己，因为是他自己签订了契约，将权力交给了主权者。这种论证固然可以被看作是霍布斯在为统治阶级辩护，但它与普通的契约实践和理论是一致的，即人们不能因为发现履约对自己不利而拒绝履行已经签订的契约。
这样，霍布斯利用普通契约学说，不仅对国家的发生作了合乎逻辑的契约化分析，而且从普通契约的实践和理论出发，为其绝对主义国家理论作了正当化论证〔59〕，保证了其理论体系的一致性，使自己的社会契约论在逻辑上和范式上都相当完整和自恰。
五、契约理论和有限权力国家学说——洛克
霍布斯的契约论国家学说在理论上固然是完整的，但是我们可以看出，他的这种理论具有一个潜在的重大弱点，即对主权者的权力没有限制。尽管从霍布斯的时代看来，社会安定具有第一位的重要性，这种理论具有实践上的合理性，但这种实践上的合理性同时也就是其局限性，即当社会条件发生变化时，此种合理性就会失去其普遍的可适用性和意义。随着1688年“光荣革命”的胜利，1689年英国国会通过了英国宪法的重要组成部分——权利法案，确立了君主立宪的一系列重要原则；12年后的1701年，又通过了王位继承条例，该法律扩大了国会的权力，限制了君主的权力，在一定程度上完成了分权共治。英国宪制的变革表明英国人在实践上和理论上都不能接受霍布斯的那种绝对主义的国家学说，而需要一种能确立“资产阶级的妥协”并使之正当化的理论，以此来限制君主的绝对权力，同时也限制议会的绝对权力。
要创造这样一种理论，可资利用的理论资源当然不少。西方历史上的混合政体理论就是一种资源。然而，仅仅恢复这一理论还无法满足当时的需要，因为混合政体理论固然可以用来限制权力，但其所限制的权力仅仅是政治体制内的权力，它并没有指出应当保护当时新兴
的资产阶级的权利，以及在国家——无论是君主还是议会——侵犯了这些权利时，人们可以如何行为。在这种历史条件下，显然需要一种不同于混合政体理论的新的正当化理论。这是一个艰巨的理论任务。洛克，这位“光荣革命的辩护士”和“1688年阶级妥协的产儿”〔60〕成功地承担了这一任务。他同样从普通契约理论出发，提出了一种有限权力的国家学说。正因为如此，尽管洛克理论的实际后果是为已经形成的混合政体辩护，但后来的学者并没有称洛克为混合政体理论家或思想家，而称他为自然法学派的社会契约论思想家。这种认定是恰如其分的。
洛克的思想忠实地反映了光荣革命的精神。他在光荣革命后写下的《政府论》，以普通契约理论为这一革命后的现实作了正当化论证。这部著作的目的在于证明政府是人们自由契约的产物，统治者也是契约的一方；因此，当统治者违反契约时，人民有权起来重新建立政府，但这只有在人民的基本权利受到威胁时才能这样做。
就运用契约理论来论证国家发生这一点而言，洛克所要做的工作远不如霍布斯那样巨大，那样富有原创性，因为霍布斯已经为他创立了一个社会契约国家发生学说的基本模式，并创造了一整套术语和概念。洛克要做的只是调整霍布斯的理论框架，强调或发现契约与国家的其他相似点，对霍布斯的某些观点加以重新阐述，以适应当时的社会现实和人们的政治需要〔61〕。正因为如此，我在这一节中将不作重复分析，而集中论述洛克的社会契约论的特点。
洛克在许多方面都完全重复了霍布斯。例如，在人们进入社会生活之前，曾有过一个自然状态；在自然状态下，人是自私的和有理性的；由于理性，人们受到自然法的调整；在自然状态下，人们享有自然权利；但是，为了获得更大的利益——洛克认为是为了消除自然状态下的不便——人们理性地、自愿地作出了建立国家的选择〔62〕。
与霍布斯相比，洛克的根本不同点在于，他认为自然状态是一个完备无缺的自由状态〔63〕，这种论述似乎与霍布斯的看法形成了鲜明的反差，实际上二者之间却没有那么大的不同。仔细研读《政府论》下篇，我们就会发现洛克所说的“完备无缺”的自由指的仅仅是自然状态下的个人自由，这里的自由并不一定具有目前汉语中“自由”一词所具有的那种褒义，并因此是可欲的，而是如后来许多学者曾指出的那种可能使人感到孤单、不安全、不确定，并因此而导致焦虑的自由〔64〕。在洛克看来，实际上人并不仅仅需要自由，而且需要合作、互助、秩序、权威以保证安全，所以他说自然状态是“一种尽管自由却是充满了恐惧和经常危险的状况”〔65〕。洛克为什么强调这样一种自由状态？这必须从他的社会契约理论的总体去寻找解释。
洛克与霍布斯两人的思路完全一致。他们都意识到，要使契约学说能够解释国家的产生，那么就必须假定存在一个人人平等和自由的自然状态。洛克强调自然状态下人的自由决定和平等地位，即没有人能够享有比他人所享有的更多的权力。既然人都是平等的、独立的，那么任何人都不能侵害他人的生命、自由和财产〔66〕。这是洛克的社会契约发生的前提。
但是，洛克所说的这种自然状态下的抽象自由平等，却更好地避免了霍布斯所说的那种自然状态下的具体的和经验的自由平等可能引出的难题。如前所述，霍布斯论证的是自然状态下人们身体和智力上的平等，并从中引出了自由，但这种平等在经验上是难以证明的，不能令人信服。洛克则在高度抽象的层面上强调了自然状态下人的自由，并从中引出了平等。由于抽象，洛克就避免了霍布斯的那种经验证明上的困难，却似乎更成功地构建了社会契约
发生的前提条件。
如果自然状态是完好的，那么为什么还要通过契约来建立国家呢？建立国家对订约人有什么好处？洛克指出，自然状态下的自由有一些缺陷：⑴没有法律——在自然状态中，缺少一种确定的、众所周知的法律作为人们普遍接受和承认的共同尺度以评定是非，裁判纠纷；
⑵没有裁判者——缺少一个有权依照既定的法律来裁判一切争执的知名的和公正的裁判者；
⑶没有执行法律的权力机构——缺少权力来支持正确的判决，使之得到应有的执行〔67〕。概括说来，就是缺少法治。由于上述缺陷，洛克认为人们无法长期在自然状态下生活。为了保护他们的生命、特权和地产，人们相互达成协议，自愿放弃他们的部分自然权利：放弃做自己认为自己合适做的任何事情的权利，即放弃自己确定是非标准的权利和按照这种标准去行动的权利；放弃自行处罚违反自然法则的罪行的权利。这些被放弃的权利交给了订约者中被指定的专门人员，由这些人按社会全体成员共同同意的规定来行使。因此，社会契约的功利就在于享受这种法治带来的利益。尽管国家的建立使人们放弃了不受任何上级权力或法律约束的自由，但人们获得了在国家下的自由，即法律保护和约束下的自由。因此，洛克认为，国家的建立并没有改变人们的自由和平等，而人们在享有自由平等之外还有额外的收益，即纠纷解决之便利。这是契约之所以发生的根本原因。
就分析过程来说，洛克的这些分析与霍布斯的分析并没有太大差别，洛克不过是以同样的语式从不同的角度论述了国家发生的正当性和合理性。重要的是，由于对自然状态下的自由的描述和对缔约方的分配与霍布斯不同，在运用普通契约理论提出国家学说时，洛克在理论上获得了更大的回旋余地，更便于解决他所希望解决的现实问题，达到他所希望实现的政治格局。
首先，他所描述的自然状态下的自由平等，特别是人们在自然状态下享有生命、自由和财产权，为此后建立的国家确定了一个基本限制，那就是国家必须保护财产，保护人民的和平、安全和公共福利，保护他们的生命、特权和地产。换句话说，既然人们在自然状态下已经享有了那些自由，如果国家不能提供新的便利和自由，那么人们就没有理由要进入国家。在霍布斯所描述的自然状态下，存在着一切人对一切人的战争，人们不享有那种完美的自由和平等，不享有生命、自由和财产权；那么通过社会契约建立起来的国家也就没有义务要充分保护这些权利，国家仅仅保护人的安全，人们就已经获益匪浅了。这样一种理论显然不能适应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要求。相比之下，洛克的说法当然更适应资产阶级关于政治社会中政治经济自由平等，以及保护私有财产的要求。由此我们可以认定：洛克所描述的自然状态是为限制国家权力而精心构造的。
其次，这种描述从功利上为洛克的人民革命主张作了铺垫。如果自然状态真像霍布斯所说的那么悲惨，那么即使人们在国家的统治下非常不幸福，人们也不可能愿意撕毁契约，回到那种“一切人对一切人战争”的自然状态下。然而，在洛克所描述的自然状态下，人们仅仅是生活有些“不便”而已。因此，如果在国家的统治下人们的基本权利得不到保障，那么人们不仅可以而且愿意废除原来的契约，回到自然状态，然后重新协议建立新国家。
第三，洛克的社会契约说也为革命之正当性作出了论证。他用普通契约的关系来类比统治者和人民的关系，从而认定统治者也是契约的一方〔68〕。这样一来，如果统治者不能保证人民的基本权利，那么依据契约理论，统治者就是毁约；作为缔约另一方的人民因此也就理所当然地要进行革命。我们在这里看到，他对自然状态下人们境遇的描写，已隐隐地转化
为契约的具体条款，成为衡量统治者是否违约，国家是否合法、合理的标准。
第四，洛克对以社会契约建立国家时人们放弃具体权力的描述，还进一步为他的权力分立理论奠定了基础。必须指出，洛克之所以提出主权分立，首先出于政治动机，即要使光荣革命所确立的权力分配制度化。但是，与霍布斯相同，作为理论家的洛克只能而且必须将这种权力分立的必要性和可能性融化在他的社会契约理论之中，而不是与他的理论相分离。在论证这一点时，他仍然借助了他对自然状态和社会契约的重新描述。这就是他描述了在自然状态下，除了其他权利外，人们都有两种权力，即决定做什么事的权力，和实际做什么和如何做的权力。他认为这两种权力就是立法权和执行权的来源和基础〔69〕。一个人决定做某事和具体做某事是不能——至少是很难——划分的，从经验主义和功利主义的角度看（而洛克恰恰是经验主义者，并在一定程度上是功利主义者），这种划分甚至没有意义〔70〕，那么洛克为什么要做这种与其哲学体系有矛盾的划分？我只能说这种划分对于洛克构建的国家学说是有意义的，对当时的英国政制则更有现实的意义——这种分权是对自然状态下人们所拥有的权力的概括，是对人们为达成社会契约所放弃的权力的概括；这样，自然的权力区分可能使他的分权主张在理论上和逻辑上获得更大的正当性。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洛克在为1688年光荣革命后的英国政权作辩护时，仍然极力运用一种普通契约的理论。他在霍布斯所提供的理论框架的基础上，成功地通过重新描述自然状态、自然状态下人的权利地位以及建立社会契约的目的而实现了这一点。他的重新描述，并没有改变普通契约理论的基本要件和精神。他唯一的重大发展也许是调整了契约各方，把主权者从契约监督者的地位落实到契约一方当事人的地位。即使如此，他的理论框架和原型仍然是普通的契约理论。
六、结论和思考
在进行了上述的分析介绍之后，我们再回头考察自12世纪以来在欧洲流行的关于契约的一般思想与16—17世纪自然法学派的社会契约论国家学说之间的关系，就可以看出二者之间存在着一种深刻的内在联系，同时也能够获得一些重要的启示。
首先，民商事上的契约理论和作为国家学说的社会契约论尽管适用范围不同，但其基本结构框架是一致的，两种理论都以当事人地位的平等和自由为前提。无论是霍布斯还是洛克，无论二人在其他方面对自然状态的描述有何重大区别，他们都小心翼翼地不摧毁这两个基本点。
其次，这两种契约论所追求的利益尽管不同，但都带有强烈的功利色彩。一般契约论所追求的是民商事利益，而社会契约论所追求的是一种抽象、普遍的社会利益。然而，归根结底，两者都以获利为目的，并且是对当事人各方都有利。契约原则的活力也许正在于此。社会契约的国家论，把国家变成了一种人们追求其自身最大利益的工具，这不仅使原来更多地属于贵族阶层的政治活动与凸显着一般平民世俗特征的契约活动相吻合，为资产阶级进入政权作了多重正当化准备，而且也适应了当时的社会现实对国家理论的需求。这就使得霍布斯和洛克的明显带有英国地方色彩的社会契约理论在一个资本主义日益发展、资本主义精神迅速传播的时代很快获得了一种普遍意义。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我们也许可以说，社会契约国家学说之所以能够产生重大影响，也许不是由于这种学说比传统的国家学说更为正义，而是
由于它具有强烈的功利色彩，这种色彩适应了一个功利的时代。而普通契约理论之所以可能成为一种国家学说的基本模式，也许就在于它的这种理论意蕴。
第三，如果这一分析能够成立的话，那么就再次从一个方面证明了马克思关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深刻判断。这一分析表明，大量的经常性契约交易活动使契约原则首先成为社会经济生活、民商事活动中的核心原则，然后渗透到国家学说中，进入政治思想和实践的领域。
第四，我们也可以看出，社会契约的国家学说并非什么不证自明的永恒原理，其合理性就在于它是与特定的经济生活方式相联系的，是社会需要的产物。我们当然不应否认它在历史上的重要意义，但同时也不应过高地将之视为一种绝对合理的国家学说。这对我们今天批判地借鉴考察西方的国家政治法律学说是有启示意义的。
实际上，本文的研究可以向人们提供这样的启示：家国说、社会契约说，以及19世纪末以来出现的有机体说、功能主义说和结构主义说等各种国家理论，在一定意义上都是某种系统化、理论化的隐喻，它们都是在运用当时人们最易理解、意蕴丰富的原型来系统地和理论化地解说国家这个复杂的社会现象，都是一种自成体系的话语，都是证明国家权力行使的合理性及局限性的一种方式。因此，我们可以并且应当重新理解中国传统的“家国制”国家学说和西方传统的“神权政治”国家学说在历史上的意义和合理性，重新理解中外历史上的许多法律思想的历史合理性。从一定视角上看，社会契约论之所以能够成为西方近代国家学说的理论基石，并不是因为传统的那些国家学说错了，或社会契约理论更正确、更真实地反映了国家的历史发生和发展，而更可能是由于其他学说所借助或依据的原型无法或未能提供适应商品经济发展的现代社会的意蕴。
本文的研究还表明，理论总是具有地方特色的，一个能为人们所广泛接受的理论必定具有地方特色。契约论的国家学说之所以能在近代西方发生，恰恰是因为这些思想家生活在一个契约交易活动日益增加的时代，他们利用了最容易得到的、最便利的，同时也是普通人最常见因而也最容易接受的思想资源，并以此为基础进行了理论化、体系化的创作，从而实现了国家学说的发展。而西方社会之所以在众多的国家学说中接受了这一派理论，就是因为契约实践和契约精神培养了一个广泛的社会接受群体。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看到本土的理论资源是极富价值的。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学者有理由依据自己的资源创造新的但更富有解说力、更易为人们所接受的国家学说。
我强调可以利用本土资源创建新的国家学说，又强调社会契约论不是永恒真理，但并不认为契约论的国家学说已经过时。从洛克的例子可以看到，一个隐喻可能对不同的作者有不同的启发，因为一个“东西”可以以无穷无尽的方式与另一个“东西”相似。有创见的思想家并不仅仅重复前人已发现的相似性，而是可以发现新的相似性。必须指出，这一逻辑也同样适用于家国说。当然，此处不可能详细讨论关于中国传统的家国说的理论意蕴，那将是另一篇文章的任务。我仅仅想指出，“家长制”一语并不天生具有我们今天习以为常的那种贬义。作为国家理论的家国说之所以被认为应当废弃，仅仅是因为我们把家庭同一个其实在家庭生活中并不经常出现的现象或形象——武断粗暴的父亲——联系起来，并将它固定化了。实际上，家庭并不仅仅意味着父子关系，其中还有母子关系、兄弟关系等等；父亲也并不都是，甚至大都不是武断粗暴的。更何况，“家庭”这个概念也不是恒定的、普适的。文化人类学的研究表明，家也是一种文化的产物，甚至血缘关系也并不是构成家庭的必要条件（只
《社会契约论》读后感 由于本人以前从未涉及过《社会契约论》有关的内容，所以此次读书中，特意在图书馆借了两本相关的书籍，一本是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的《社会契约论》全译彩图版进行入门学习，这本书图文并茂，不仅提高我对社会契约论的学习兴趣，而且一幅幅彩图加深我对当时那段历史的了解和记忆；第二本是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卢梭与<社会契约论>》，这本书是纯文字版的，里面观点的阐述比彩图版的更加详细，可以加深我对社会契约论相关理论点的理解。下面的内容我是围绕彩图版的进行展开。 一、《社会契约论》是一部倡导契约自由、确定公共意志之书 彩图版的《社会契约论》分为四卷，第一卷确立了政治体的概念，意即主权在人民；第二卷探讨立法和公意的问题，解释主权的理论，立法者和人民建制的理论；第三卷探讨政府形式的问题；第四卷探讨巩固国家体制的方法，指出国家的内聚力以公意的表达、公意和政府的平衡、公意的整体建立为前提条件。而每一卷都分成不同的章节进行详细的讲解，虽然没有读到卢梭的原著，但是通过读译本的了解，我发现这是一部倡导契约自由、确定公共意志之书。卢梭信奉的启蒙思想的哲学起点就是人被假定为天生自由的，但人类社会的现实是，人们生活在国家这一特别的社会组织中，人们服从着国家的权力、听从着政府的管理，所以，现实中的人是不自由的，是处处受到约束、束缚的。而我认为卢梭要探讨的真理源出于此：人为什么要接受国家的约束？或者，反过来说，国家凭什么可以约束个人？国家的权力及其行使，在什么样的条件下才是正当的？而他书中的中心论点就很好的阐述了这些问题：即人生而自由与平等，国家只能是自由的人民自由协议的产物。国家的主权和立法权在人民，政府只是法律的执行者，如果政府不合人民的“公意”，人民就有权推翻它。我认为卢梭之所以有这样的思考，与他当时所处的社会背景也是分不开的，18世纪的欧洲，在经历了漫长、黑暗的政教合一的封建专制之后，伴随着技术的进步和新的生产方式及新的社会阶层的出现，一股新的社会思潮渐渐兴起，他们试图在旧的社会体制上建立一个全新的合理、合法、符合人性道德、保障人民权利的社会形态。于是，1762年《社会契约论》应运而生，对历史产生巨大影响，因此它成为18世纪法国和美国资
刺向封建专制的利刃 ——《社会契约论》读书报告 一、《社会契约论》创作背景 14、15世纪，欧洲的资本主义开始萌芽，封建经济开始逐步瓦解；16世纪，欧洲的宗教改革，天主教实力被削弱，适应资产阶级需求的新教形成，17世纪，英国爆发了著名的“光荣革命”，推翻了封建统治，建立了资产阶级君主立宪制。随后英国便掀起了波澜壮阔的工业革命，这股“工业化风暴”迅速席卷了整个欧洲，并且极大地改变了传统社会的面貌；另外，人文主义成为当时社会思潮的主流，人们意识形态领域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种种因素相互交织、相互作用形成了一股时代的洪流。 在这样一个社会大变革的时代，诞生了很多大师，这些大师也创作了很多优秀的著作，它们反映了历史发展的新方向，适应了社会变革的新需求，提出了新观念、新思想和新理论，给我们的留下了十分宝贵的精神财富。时至今日，大师们的作品仍然对我们的思想产生深刻的影响，《社会契约论》就是其中之一。 二、《社会契约论》主要类容： 《社会契约论》分为四卷，每卷论述的主题都不同。 1.第一卷论述了社会结构和社会契约： 社会结构是由人与人之间的契约决定的，不是天生的，这从根本上驳斥了“有些人生来就是被奴役”这一观点。同时社会也不是建立在强力的基础上，因为绝对的强力是不存在的，所以没有哪种强力可以迫使人一直服从，除非它可以使人自愿服从。 社会契约是最原始的约定。自然状态下侵害人类生存的力量超过了个人的限度，于是人类就要改变生存状态，转而走向联合，这样集体的力量便可以战胜、破坏力量，这是社会契约产生的原因。形成了约定后，每个人都在一个“主权体”的指导下共同平等地生活。这个“主权体”可以称为国家，而缔约者就是最初的
国际关系学院1002 国政经外 走向自由的基石——读卢梭《社会契约论》有感 201055030 王缇萦 2011/4/30
走向自由的基石 ——读卢梭《社会契约论》有感关键词：社会契约自然状态人身自由公民社会公民自由 文章摘要：《社会契约论》是世界思想宝库中的得要经典之一，是西方17、18世纪资产阶级用以反对封建“君权神授”理论、争取平等自由的政治地位的思想武器。社会契约理论不仅是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家在政治上与法律上获得正当化的基础，同时亦为资产阶级国家以平等、自由为核心理念的法律制度得以确立并发达的先导。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一书中阐述了社会形成以前的人们所拥有的人身自由和社会形成后人们通过缔结社会契约而拥有的公民自由，并指出公民自由由于有公民社会制度保障以及其自身的理性和道德性而优于人生自由。然而，这种理想化的自由具有其自身的局限性，因而未能真正为人们找到谋求政治权利和公益的正确出路。 一．重要内容 1. 人民主权说 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中用了很大的篇幅来论述人民主权学说。卢梭认为，主权并非自然产物，而是源自于人们自愿缔结的、使人们结合为一个共同体的 契约；主权的本质是人民的共同意志。 主权具有限制性和合理性。所谓限制性指的是主权只能涉及社会公共事务、公共主权，其所干涉的内容和个人自由存在着分界；而主权的合理性有三条原 则：主权来自于社会公约的约定授权；主权者服从对社会公约的约定义务；义 务约束平等以致公正。
主权的主体是主权者——集体行动的所有公民。主权者的意志称为公意，其以公共利益为目标，形成途径是投票。。主权者不能是政府，不能是议会，更不能是君主或其他任何国家机构。主权的本质是公意，意志是无法转让的，所以主权不可转让，其仅属于人民。同时，意志的不可分割性决定了主权的不可分割性，只有政府的执行权才是可以分割的。 人民主权的主要内容是立法权。执行权是由立法权派生的权力，对立法权具有从属性。人民不宜直接行使执行权，但必须直接行使立法权。主权的行使方式是人民集会。人民只能以集会的方式成为实在的主权者，并且也只能在集会中行使主权——立法权，阻止人民集会就是阻止或篡夺人民主权。保障人民主权的关键点就是保障人民定期集会。 至此，人类民主政治理论至于成熟。 2. 人民直接立法 自由是人的本质，而人的自由除了为利益而转让外是不可放弃的。这就与要人们接受国家的约束并放弃之前的自由存在矛盾。能够解决矛盾的唯一方法是让人民自己接受自己制定的规则的约束。当人们受到约束的规则不是他律而是自律，人们就是自由的。 国家建立之后，有可能从整体上剥夺人民自由、把人民变成奴隶的就是政府，尤其是专制君主形式的政府。政府作用只能被严格限定为执行法律，相应地，授予其执行法律权。人民保有并直接行使立法权。卢梭认为，当议员或代表代替人们集会的时候，就是人民丧失主权与自由的时候，因此其强烈反对代议立法，积极倡导人民直接立法。 法律的实质是人民的普遍意志，而主权的实质也是人民的公意。小国因时空资源条件的限制而无法付诸实践，实际上是制定法律规则的正义追求与法律供给的效率的矛盾。人们长期得不到立法供给、长期享受不到这种“正义”的法律利益，以致人们实际上仍然是在没有法律的不正义中生活，这种立法方式所追求的正义法律就没有社会意义和价值。
读书报告——卢梭《社会契约论》
学院：中原工学院 班级：RB软工移151 学号：201560140 姓名：袁若飞 2017年4月2日 摘要： 《社会契约论》又译《民约论》，或称政治权利原理是法国思想家雅克.卢梭与1762年写成的一本书。《社会契约论》第一次提出了“天赋人权和主权在民的思想”，是现在民主制度的基石。《社会契约论》是17世纪和18世纪最有影响力的政治理论。霍布斯、洛克、和卢梭都是《社会契约论》的主要代表人物。他们的社会契约思想在他们的著作中得到集体体现。 卢梭的这本《社会契约论》亦被有人指出是法国雅各宾专政以及德国法西斯专政的思想来源。以我对于政治浅显的认识看来，是这本书中主权者即国家的在卢梭的政治理论中的崇高地位被有心的政治家所利用，演化为各式集权的民主主义。然而卢梭的思想对于现代世界的影响颇大，通常认为卢梭是法国大革命的精神导师，其思想直接地引领着法国大革命的进程，并且当时的宪法性文献《人权宣言》也体现了卢梭的思想。甚至美国的《独立宣言》中亦可找到卢梭社会契约论的原型。
关键词：《社会契约论》、天赋人权、社会契约思想 看完整本书印象最深的话是：“人是生而自由的，但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自以为是其他一切的主人的人，反而比其他一切更是奴隶。”从而了解了以前所学的“天赋人权”的理念来源自哪里。人类为了更加稳定和平和的生活反对集权和暴政，放弃自然社会中生而为人的权力和自由，而是通过契约的方式建立国家，从而获得更有保障的自由。 社会契约论假定人类在国家之前是处于没有政府的自然状态，卢梭认为自然状态是一种原始的感情状态，人们通过悲悯心和自爱心约束着人类的行为，但是他并不认为自然状态是理智的。尽管在自然社会中，每个人都有自己天生而来的自由，但是在这种自然的状态下人们的财产和生命没有办法得到保证。因此，我们需要一个社会的契约，以确保每个结合者的各项权利得以得到国家的保障。在在建立契约的过程中每个人都需要舍弃掉自己的一部分自由去实现集体的利益，去换取成为这个社会的公民应该享有的稳定和安宁，从而维护自己作为公民的自由。 两个世纪以前的这本著作中，卢梭就完整的呈现了人类社会的理想的状态，没有暴政与集权，取而代之的却是民主。全书几个核心的词汇：公民、主权者、执政者、法律和立法者。正是这几点构成了一个完整的人类社会。本书不是对现存的社会关系的一种探讨，也不是历史哲学，更像是一种理想却又不同于柏拉图
卢梭的《社会契约论》（一）已完成 1 罗素在《西方哲学史》中认为斯大林和希特勒是谁的结果？ ?A、孟德斯鸠 ?B、洛克 ?C、卢梭 ?D、尼采 我的答案：C 2 下列说法不正确的是： ?A、卢梭出生于1712年 ?B、卢梭对下层人民的生活十分熟悉 ?C、卢梭曾经创作过音乐 ?D、托尔斯泰认为卢梭极其虚伪。 我的答案：D 3 “我不同意你的意见，但是我愿意用生命来捍卫你发表自己意见的权利”是谁的名言？?A、孟德斯鸠 ?B、洛克 ?C、卢梭 ?D、伏尔泰 我的答案：D 4 “人生而自由，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这句话是谁说的？ ?A、伏尔泰 ?B、卢梭 ?C、马克思 ?D、孟德斯鸠 我的答案：B 5 经典哲学著作《西方哲学史》的作者是？ ?A、黑格尔 ?B、康德 ?C、罗素 ?D、叔本华 我的答案：C 6
以下不属于卢梭的著作的是？ ?A、《新爱洛伊丝》 ?B、《一个孤独漫步者的遐想》 ?C、《忏悔录》 ?D、《老实人》 我的答案：D 7 卢梭最自豪的是：他是日内瓦的公民而不是一个臣民。 我的答案：√ 8 卢梭曾被认为是民主和自由的敌人。 我的答案：√ 9 托尔斯泰认为卢梭是一个虚伪的人？ 我的答案：× 10 海德格尔说“他出生，他思考，他写作，他死了”这句话是用来评论亚里士多德的？我的答案：√ 11 法国的宗教以加尔文教为主。 我的答案：× 12 卢梭是浪漫主义文学的先驱人物。 我的答案：√ 卢梭的《社会契约论》（二）已完成 1
《浮士德》的作者是： ?A、康德 ?B、歌德 ?C、波德莱尔 ?D、卢梭 我的答案：B 2 在西方现代的思想史上，第一次对文明的价值，正面的提出了怀疑的是（）。?A、《科学革命的结构》 ?B、《论科学与艺术》 ?C、《论法的精神》 ?D、《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 我的答案：B 3 卢梭的第一篇论文叫什么？ ?A、《爱弥儿》 ?B、《论科学与艺术的复兴是否有助于敦风化俗》 ?C、《论科学与艺术》 ?D、《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 我的答案：C 4 关于“百科全书派”下列说法错误的是？ ?A、它产生在法国启蒙运动时期。 ?B、它的核心是以狄德罗为中心的唯物论者。 ?C、它反对天主教会和封建等级制度。 ?D、它仅仅是一个文学流派。 我的答案：D 5 卢梭的哪一篇论文在西方现代思想史上第一次对文明的价值正面的提出了怀疑？?A、《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 ?B、《论科学与艺术》 ?C、《社会契约论》 ?D、以上都不是 我的答案：B 6 《希腊罗马名人传》的作者是？ ?A、卢克莱修 ?B、普鲁塔克 ?C、罗曼·罗兰
社会契约论经典句子 导读：本文是关于社会契约论经典句子，如果觉得很不错，欢迎点评和分享！ 1、我们可以说野蛮人并不是邪恶的，正因为他们不知道什么是善；因为防止他们作恶的既不是知识的发达，也不是法律的限制，而只是感情的平静与对罪恶的无知。 2、治理社会就应当完全根据这种共同的利益。人们总是愿意自己幸福，但人们并不总是能看清楚幸福。 3、**的自由要远远优越于自然的自由；因此，产生了**自由的**状态，乃是人类一切状态中最完美的状态，而且确切地说，还是人类最自然的状态。 4、既然任何人对于自己的同类都没有任何天然的权威，既然强力并不能产生任何权利，于是便只剩下来约定才可以成为人间一切合法权威的基础。 5、奴隶们在锁链中失去了每一样东西，包括摆脱锁链的愿望。他们爱他们自己的奴役状态，就像牲畜爱他们所处的环境一样。 6、每个人都生而自由、平等，他只是为了自己的利益，才会转让自己的自由。全部的区别就在于：在家庭里，父子之爱就足以报偿父亲对孩子的关怀了；但是在国家之中，首领对于他的人民既没有这种爱，于是发号施令的乐趣就取而代之。 7、人性的首要法则，是要维护自身的生存，人性的首要关怀，
是对于其自身所应有的关怀；而且，一个人一旦达到有理智的年龄，可以自行判断维护自己生存的适当方法时，他就从这时候起成为自己的主人。 8、法律是**体的唯一动力，**体只能是由于法律而行动并为人所感到；没有法律，已经形成的国家就只不过是一个没有灵魂的躯壳，它虽然存在但不能行动。因为每个人都顺从公意，这还不够；为了遵遁公意，就必须认识公意。于是就出现了法律的必要性。 9、我之所以说法律的对象永远是普遍性的，是因为法律考虑的是臣民的共同体和抽象的行为，而不是个别人和个别的行为。所以，法律可以规定各种特权，但是却不能把这种特权明确赋予任何一个人；法律可以把公民划分为若干等级，甚至规定各个等级的资格和权利，但是却不能规定个人是属于哪个等级的；法律可以确立一种王朝**和一种世袭的继承制，但是却不能选定国王和王室。总之，立法权利中没有与个别对象有关的职能。 10、如果说强大的统治者造就了最初的奴隶，而奴隶自己的怯懦永远使他们当奴隶。 11、即使是最强者也决不会强得足以永远做主人，除非他把自己的强力转化为权利，把服从转化为义务。由此就出现了最强者的权利。强力是一种物理的力量，我看不出强力的作用可以产生什么道德。 12、我说法律的对象永远是普遍性的，我的意思是指法律只考虑臣民的共同体以及抽象的行为，而绝不考虑个别的人以及个别的行为。我们无须再问应该由谁来制订法律，因为法律乃是公意的行为；
社会契约论三种——霍布斯、洛克与卢梭 政治哲学思想比较 近代西方社会契约论的发展可以分为三个时段。第一时段代表人物是英国思想家霍布斯，作为“开明专制政体”的倡导者，他认为人们签订社会契约的主要目的是确保秩序与安全。面对政府对公民自由与权利的不断侵犯，第二时段的社会契约理论强调保护天赋人权。英国思想家洛克是其代表人物。社会契约理论发展到第三时段，作为代表人物，法国思想家卢梭坚决信奉人民主权原则。对霍布斯、洛克与卢梭社会契约理论进行比较考察，我们能够从中发现他们政治哲学思想的若干共通性与差异性。 一 出生于战乱年代的霍布斯（Thomas Hobbes,1588—1679）是一位对生活“缺乏安全感”的人。霍布斯曾说，他的母亲实际上是生下了一对双胞胎——他自己以及恐惧。事实上，对战争和秩序失范的恐惧伴随了霍布斯的一生，并且不可避免地影响了他的学术思想。 霍布斯认为人在本质上是自私自利且充满恶意的。如斯人性导致每个人都一直与他人处于战争状态之中。不过霍布斯指出，人们具有某种能够促使他们在战争与和平之间更倾向于后者的激情。这种激情可以被归结为乐生惧死。于是，理性为人们提出一些简单可行的和平条款，霍布斯称之为“自然法则”。但是，只要自然状态继续存在，那么上述法则就不能有效地得到实施。霍布斯主张，为了确保和平及实施自然法，人们必须缔结一项契约。一方面，每个人都同意把其全部权力和力量转让给一个人或一个议会。另一方面，为增进所有人的和平、安全与便利，根据契约设定的主权权力者（霍布斯称之为“利维坦”①）应当努力运用从公民那里集合起来的权力和力量。 霍布斯认为，为使主权者充分地履行职责，主权应当是至高无上和不受法律约束的。这种观点其实是他对人性抱有悲观主义的必然结果。因为只有绝对强大的权力才能在桀骜不逊的人群中维持和平与秩序。显然，霍布斯所设计的社会契约具有单向性的特点，即它在很大程度上只对订立契约而成为被统治者的人具有约束力。关于此，霍布斯作了下述解释：“人们在这一点上也许会提出反对说：臣民的景况太可怜了，他们只能听任具有无限权力的某一个人或某一群人的贪欲及其他不正常激情摆布。一般说来，在君主之下生活的人认为这是君主制的毛病，而在民主国家的政府或其他主权集体之下生活的人则认为这一切流弊都是由于他们那种国家形式产生的。其实一切政府形式中的权力，只要完整到足以保障臣民，便全都是一样的。人类的事情决不可能没有一点毛病，而任何政府形式可能对全体人民普遍发生的最大不利跟伴随内战而来的惨状和可怕的灾难相比起来或者跟那种无人统治，没有服从法律与强制力量以约束其人民的掠夺与复仇之手的紊乱状态比起来，简直就是小巫见大巫了。”[1]也就是说，霍布斯的逻
执法名言警句 中院刑一庭 1、“当我回头看看世界上的各种职业时，只有法官的职业让我心动和感激，她有智者的渊博，有上帝的仁爱，有父亲的慈祥。我选择了法官职业是我一生中做得最好的事。”——美国一著名法官 2、刑事法官应当承担起均衡量刑的职责意识、惩恶扬善的责任意识、廉洁奉公的廉政意识。----徐振华 3、规则具有刚性的特质，艺术是一种柔性之物，裁判艺术需要刚中之柔和柔中之刚的潜质。----徐振华 4、法律的生命不在于逻辑，而在于经验。----[美]霍姆斯 5、明智的审判应在预见性与灵活性之间找到正确的平衡。----[美]德沃金 中院刑二庭 1、只有将司法公正化作政治信仰，才能不遗余力地追求公平正义的最大化。——华俭学 2、裁判文书不仅是法院审判活动与审判结果的载体，更是法官司法品格与司法技能的缩影。——华俭学 中院民一庭 1、在我看来，失手杀人其罪尚小，混淆美丑、善恶、正义与不正义，欺世惑众，其罪大矣。——[古希腊]柏拉图：《理想国》 2、法律的制订是为了惩罚人类的凶恶背谬，所以法律本身必须最为纯洁无垢。——[法]孟德斯鸠 3、人与人是不相同的，人们不能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理解成平等就是一视同仁、人人相等。——[奥]路德维希·冯·米瑟斯 4、“今天正义受到了践踏，人权受到了践踏，但是我们尊重法院的判决。”——辛普森案被害人家属 5、证明责任乃诉讼的脊梁——（德）罗森贝克 6、法律如果不讲道理，即使延续时间再长，也还是没有制约力的。——爱.
科克 7、困难群众的寒舍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物权法 8、契约胜法律。——合同法 9、不得推定任何人遗弃自己的财物。——侵权法 10、买卖不破租赁。——合同法 11、法律就像旅行一样，必须为明天做准备，它必须具备成长的原则。——著名法官卡多佐 中院民二庭 1、从严要求，率先垂范，把规范司法行为落实到审判活动的每一个环节。——谢唯成 中院知识产权庭 1、以实际行动铸就正义之剑，从自身做起传播天平之光。——蔡毅 2、我们的职责是让公众相信法律，依靠法律和尊重法律。 --潘浚 3、勇往直前，再创辉煌。——陆超 4、与法律同行，与公正同在。——张浩 5、做人办案，无愧于法，无愧于心。——李骏 中院行政庭 1、德国：“宪法消逝，行政法长存”。陈新民著《公法学札记》，2001年9月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拉丁语：“对有疑问的部分，必须做出对被告有利的判断”。《西方法谚精选》孙笑侠编译，2005年8月法律出版社。 3、“法律尊重自然秩序”。《人民法院法》2006年12月4日第8版。 4、“法官?文。 4、法者，定分止争也。
论霍布斯的社会契约思想 王永香李景平（西安交通大学人文学院） 摘要：结合霍布斯的人性论、自然状态和国家学说，本文论述了其社会契约思想。霍布斯强调个人的自然权利，却最终推 演出一个拥有无限权力的绝对主权者。研究霍布斯社会契约论有助于更好地理解其政治哲学精髓。 关键词：霍布斯人性论自然状态社会契约作者简介：王永香（1985—），女，汉族，重庆人，博士生，研究方向：政治学理论；李景平（1958—），男，汉族，陕西人，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政治学理论。 基金项目：（11B22055）政治 思政探讨在欧洲近代思想史上，霍布斯一直是一个备受争议的人物，本文详细梳理了其社会契约思想，通过研究发现，其社会契约思想虽存在一定局限性，但也有可取之处。 一、缔结社会契约的原因 对于缔结社会契约的原因，霍布斯认为这源于人们对“一切人对一切人的战争”的自然状态的恐惧，渴求建立一种和平安全的政治社会。霍布斯认为人类本性中存在两种最基本的激情：欲望和嫌恶。人类在本性上总是欲求对自己有利的，逃避对自己有害的。人生的“幸福就是欲望从一个目标到另一个目标不断发展”［１］。因此，霍布斯认为人类本性即 “永无休止的权势欲”。在自然状态中，人们的自然权利都是相同的，即“每一个人按照自己所愿意的方式运用自己的力量保全生命的自由”［２］，由于在自然状态中没有法律及其他任何公共权威存在，人们可以自由追逐有利于自己的一切，人人在身心两方面的能力大致相等，人们也希望可以根据自己的意志获得一切有利于自己的权势，而物质产品相对匮乏，每个人在自由追逐权势时必然和他人发生冲突，自我保存的最好方法就是先发制人，这样每个人都卷入了对权势的争斗之中，这就是一切人对一切人的战争的自然状态的形成，“相互的恐惧就会使我们相信，我们必须从这样一种状态中摆脱出来，寻求联盟”［３］“这一方面要靠人们的激情，另一方面则要靠人们的理性。”［４］通过社会契约摆脱这种战争状态。 二、社会契约的缔结 由于人类具有自我保存的天性，会理性地要求摆脱一切人对一切人的战争的自然状态，由此理性地形成了某些一般原则，“自然法是正确理性的指令，它为了最持久的保存生命的可能，规定了什么是应该做的，什么是不该做的”［５］这种自然法的第一法则就是寻求和平、信守和平，利用一切可能办法来保卫自己。第二法则，即每个人都应放弃自然人对一切事物的权利要求，且当每个人要求他人满足自己的自由权利时，也必须满足他人提出的同等要求。 缔结契约的人们让渡出在自然状态下的权利，即所谓的契约的缔结，并且“一个人不论在哪一种方式之下捐弃或让出其权利之后，就谓之有义务或受约束不得妨害接受他所捐弃或允诺让出权利的人享有该项权益。”［６］人们应力求对自己的行为负责，这就引出第三法则：遵守和履行所订立契约。“这种契约所以有约束力，并不是在于其本质，而不过是由于畏惧毁约后所产生的某种有害后果。”［７］然而霍布斯认为“没有武力，信约便只是一纸空文”［８］他认为只有建立一个具有强制力和威慑力的公共权力来震慑所有人，才能使人们平等履行契约。 “在正义与不义等名称出现之前，必须先有某种强制权力存在”［９］要形成这种公共权力“那就只有一条道路：把大家所有的权力和力量付托给某一个人或一个能通过多数的意见把大家的意志化为一个意志的多人组成的集体。”［１０］ 人们在订立契约之后所保留的就是与自我保存、生命安全相关的基本权利，“人们也必须为了自己的生命而保留某些权利，如支配自己身体的权利。”［１１］除此之外，人们所能做的就只是在公共权力所代表的统一人格控制下履行责任和义务。而代表着人们统一人格的某个人或某个组织也就成了他们统一人格的代理人。当自然状态下的一切人在相互同意基础上让渡出权利并交付给某个人或某个多人组成的集体，形成某种统一的人格，公共权威得以确立，从而可以使人们成功摆脱自然状态，这些统一于一个人格之中的一群人就成了国家， “这就是伟大的利维坦的诞生”［１２］。霍布斯将国家分为三种形式：君主国家、民主国家和贵族国家。霍布斯认为君主制是最好的国家形式。“最绝对的君主制对国家来说是最好的条件。” ［１３］主权者没有与臣民缔约，不受契约约束。同时，臣民不能反对主权者。“已经按约建立一个国家的人，由于受信约束缚必须承认某一个人的行为与裁断，按照法律，不得到这人的允许便不能在自己之间订立新契约，在任何事物方面服从另一个人。”［１４］因而契约一旦形成，国家一旦形成，臣民就应当完全服从主权者，主权者在行使臣民赋予其权力时就拥有了绝对自由。霍布斯不仅给予主权者使用权力的绝对自由，也赋予其绝对权力，“也就是说他（它）拥有主权或绝对权力，这种权力只受国家力量限制，而不受别的东西限制。”［１５］ 三、对霍布斯社会契约思想的分析（一）人性论基础 霍布斯社会契约思想源于其关于人性及由此而推出的“自然状态”的假设，正如黑格尔所说“在霍布斯的学说里，至少存在这样一个特点，即在人性、人的欲求、嗜好等等的基础上设定了国家的本性和机体。”［１６］因而人性论在霍布斯的社会契约中占有重要地位。或许这种人性论和自然状态的假设性前提是毫无历史根据的，就连霍布斯本人也意识到了这一点，“也许有人认为这种时代和这种战争状态从未存在过，我也相信决不会整个世界普遍出现这种状况”［１７］但是，这种假设性前提的历史真实性问题并不会影响到霍布斯政治思想的逻辑和价值。对此，斯特劳斯指出“霍布斯不是在描绘一个真实的历史，而是在把握一个典型的历史”，从一种不完美的状态出发，从人的本性，由人自身的能力自然地推出社会是人类运动的必然结果，人类有能力创造和控制这个社会。［１８］ 霍布斯的人性论表现出强烈个人主义色彩，他指出人在单纯 ２１－－
《社会契约论》读书报告 一、《社会契约论》的创作背景： 十八世纪大革命之前的法国,封建专制统治仍占有绝对地位,政治上的绝对专制统治,经济上沉重剥削,思想上竭力强化宗教神学对人民的思想统治,从而达到束缚和奴役人民的目的。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在十八世纪中期,法国农民的反抗运动此起彼伏,沉重打击了法国的封建专制制度。与此同时,处在第三等级中的资产阶级,随着资本主义经济在法国的逐步发展实力也有所增强,就如恩格斯所说:“在法国从十八世纪起,富有的、强大的资产阶级就在形成”[1] 就是在这种状况下,法国思想革命成为其政治革命的先导,率先举起反封建专制统治的旗帜。卢梭作为法国激进的民主主义者和小资产阶级的思想代表者,就登上了历史舞台,创作了《社会契约论》。 二、《社会契约论》主要内容： 卢梭的巨著《社会契约论》，全书共四卷，四十八章，每卷论述的主题都不同。虽然当时无人问津，但为十八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美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提供了理论纲领。 第一卷在确立基本原理之上，着重研究的是契约论的内容 第一卷描述了人类从自然状态过渡到政治状态过程中形成的社会制度以及社会契约存在的必要性：人是生而自由与平等的，国家只能是自由的人民自由协议的产物，如果自由被强力所剥夺，则被剥夺了自由的人民有革命的权利，可以用强力夺回自己的自由；国家的主权在人民。[2]但国家需要一定的社会秩序来维持。而社会秩序乃是为其他一切权力提供了基础的一项神圣权力，秩序并非来源于自然，而是建立在约定之上的。 卢梭主张“要寻找出一种结合的形式,使它能以全部共同的力量来维护和保障每个结合着的人身和财富,并且由于这一结合而使每一个人与全体相联合的个人有只不过是在服从自己本人,并且仍然像以往一样地自由。” [3]在他看来,这种结合的形式只能是这样一种契约:每一个人把他的全部的自然权利让渡给每一个人,从而形成一种普遍的意志,这种普遍意志就是公意。公意既代表了每个社会成员的最真实最根本的需要,又能促进他们的公共利益。社会成员遵循公意就是服从他自己所规定的法律,获得道德的自由,获得真正的幸福,因而真正成为自己的主人。也就是说,卢梭认为建立社会契约的根本目的就是建立一个共同体,使人们联合起来,并在联合中保障每个人的自由、安全享有自由和权利。
《社会契约论》读书笔记及感受 《社会契约论》第一卷主要是讲契约论，第二卷主要讲的是主权论。我对这两部分的主要内容进行一下介绍。 第一卷 在这一部分，主要谈到约定和契约。 在第一卷的开头部分，卢梭提到“人是生而自由的，但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p4）其实，就是说，人虽然是自由的，但也要受到约束。在第一卷中，卢梭主要是为这种约束寻找一种依据。卢梭的观点就是，约定是一切合法权威的基础。所以，卢梭首先谈到了约定。 首先，他从家庭的角度来谈约定。家庭是一切社会之中最古老而又唯一自然的社会。当孩子依赖父亲养育时，才依附于父亲。当这种需要停止，双方都恢复到独立状态。这时候，如果他们继续在一起，就需要靠约定来维系。卢梭进而将家庭放大到政治社会，将父母与孩子的关系放大到首领和人民的关系。 之后谈到，社会秩序也不可能建立在强力的基础上，因为最强者无法一直保持强势霸权，除非他把强力转化为权利，把服从转化为义务。而强力并不构成权利，人们只是对合法的权力才有服从的义务。既然强力并不能产生任何权利，只剩下约定才可以成为人间一切合法权威的基础。 至此，卢梭为这种约束找到了依据——约定。同时，卢梭指出，在约定的情况下，并不能规定一方的绝对权威，另一方无限的服从，否者，这是无效而且自相矛盾的约定。 在约定的基础上，卢梭提出了社会契约。约定是社会契约的基础。卢梭提出一种假设，当人类达到这样一种境地，自然状态中不利于人类生存的种种障碍，使得依靠个人的力量难以生存的时候，如果人们不改变生存方式，就会消灭。就“需要寻找出一种结合形式，亦即那种能以整体的共同力量来保护和捍卫每个结合者的人身和财富的结合形式，而且在这种结合体中，每个人在与所有其他的人相互结合的时候仍服从他的意志，且仍像以往一样自由。”（p19）这就是社会契约所要解决的问题。人民订立契约产生国家，并将自己的全部自然权利让渡给国家，即共同体。 第二卷 这一部分主要谈到主权、公意、立法三个问题。 首先，卢梭指出，主权是公意的运用，是不可转让、不可分割的。主权的不可转让性，主要基于两个方面的依据。首先，主权是意志的体现，意志是无法转让的，转让意志意味着出卖人的本质属性——自由。其次，所谓主权，实质上是全体公民公意的体现，不同于狭隘的个别意志，是一种集体生命，只能在全体人民的共同行动中表现出来，因而无法转让。关
《社会契约论》 孔庆伟2013年8月 Richard·Kong 湖北工业大学工程技术学院
作者介绍 卢梭（1712年-1778年）是18世纪法国启蒙运动的杰出代表人物，著名的民主主义思想家、文学家。其著作有《社会契约论》（1754年）、《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1754年）等。 著作背景 卢梭所处的时代，正是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前夕，国内的阶级矛盾非常激烈。 正文 人人生而自由、平等；立法权只属于人们；专家治国； 一、卢梭认为人类社会的最早阶段是没有社会联系的，除了年龄、健康、体力等自然或物理的不平等之 外，没有人享有损害他人的特权，人人平等、自由。这种自然状态适宜人类的生存，适宜人类的本性。 二、民主共和制： 在自然状态下人们是相互合作的，但也有许多困难。通过契约建立国家以弥补不完善的状态（个人与社会的关系是契约的关系）。因此国家需要保护人民的生命、财产和自由，体现全体人民的意志即公意。从而每个人丧失了自然自由和自然平等但获得了政治自由和法律平等及生命财产安全，最终，人们的生存状态比自然状态更合理。 契约本身的要求： 1.每个缔约者需要将自己的全部权利让渡给社会； 2.每个缔约者将从社会获得同样的权利，可以增加社会的力量以保护每个人的利益； 以此建立的国家（共和国）体现了人们的最高的共同意志。 三、国家的最高权力属于人民全体，人民行使国家主权称为人民主权（人民主权理论） 人民主权的原则： 1.主权不可转让，以此反对君主制； 2.主权不可分割，代表主权的意志是一个整体，以此反对君主立宪制；
3.主权不可由他人（议员）代表，以此反对代议制，主张实行直接民主；（我认为若在所有领域实 行直接民主是不现实的！我们可以也应该在诸如选举最高领导人，选举议员，通过法律，通过重大决策时采取直接民主——全民公决；至于通过法律的具体程序可以是：议员或专家立法→试点→向全国民众公开征询意见→修改→扩大试点→征询意见→修改→......→最后修订→全民公决） 主权是绝对权威的，至高无上的，不可侵犯的。 人民是国家的主人，需要选举官吏以组建政府（人民有委任权）；政府须代表人民的意志，代人民行动，执行法律并维持社会及政治自由（执行行政权）。人民有权罢免。更换政府及其官员。若政府滥权，损害人民利益，不合法时，人民有权废除、更换它，甚至有起义权利（可以革命，甚至进行暴力革命）。 卢梭认为权力必须是合法的（宪政思想，法治思想）； 卢梭的理想政体是民主共和制。（注：民主共和制是指国家最高权力为全体人民所有，通过选举选出代表，代表人民意志执掌权力，代表任期限定，可分为议会共和制和总体共和制——民主共和制的定义的资料来源：百度百科) 关于原文的观点来源 1.《文化的力量:影响人类的100本书》作者：李小兵；出版社：团结出版社
黑暗中的火炬 1、 书名：《社会契约论》 2、 著者：让-雅克·卢梭 （何兆武译） 3、 出版社：红旗出版社 4、 页数：296页（现已阅读至30页） 5、 内容概要： 本书开篇为让-雅克·卢梭小传，简洁的语言，清晰明了的向我们展示了卢梭激情澎湃、奋斗不息的一生，他细致严谨的理性思维、无与伦比的天资、震撼人心的批判精神无不让我们深有高山仰止景行行止之感。“他的作品和他的命运都不停地提醒我们，人们内心的意志随时都有改造世界的力量。” 第一卷 第一章，“人是生而自由的，但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自以为是其他一切的主人的人，反而比其他一切更是奴隶。”引人深思的开场白引领我们步入了一个自由民主的契约世界，他明确的阐明了本卷的题旨，天赋人权、人人生而平等，我们要在约定的基础上重建我们的社会秩序，享受我们与生俱来的神圣权利。 第二章 论原始社会，“一切社会中最古老的而又唯一自然的社会，就是家庭。”由家庭引出约定的维系作用，进而将古老的家庭关系与政治社会的原始模型进行比较分析，用生动具体的类比向我们揭示了人人生而平等这一核心命题。 第三章 论最强者的权利，“即使是最强者也绝不会强得足以永远做主人，除非他把自己的强力转化为权利，把服从转化为义务。”通过严密的论证，逻辑的分析，生动的例子，作者深刻明确地向我们证明：最强者的强力并不能构成权利，而人们只是对合法的权力才有服从的义务。 第四章 论奴隶制，“我和你订立一个担负完全归你而利益完全归我的约定；只要我高兴的话，我就守约；而且只要我高兴的话；你也得守约。”逻辑的分析论证让人不得不叹服。潜下心来细读，才发现大段的论述层次分明、条例清晰、环环相扣，无论是举例、引用、假设还是正反面分析，字里行间无不透漏着作者最核心的思想，约定才可以成为人间一切合法权威的基础，奴隶制是完全不合理合法的，奴役权也是非法荒谬的，是没有任何意义
《社会契约论》阅读摘录作者：杨明喆 最近读完了这本书，不愧是启蒙时期的经典之作。当然其中也有不少与现实差异比较大的观点，且某些理论本身的缺陷也比较明显，但毕竟这本书写在两百多年前，而且在人类思想进步的过程中，也不免会有曲折，所以，在那个时代和当时的环境中能产生这样伟大的思想，其中展现的人性光辉足以值得我们学习和钦佩。 前言： 《社会契约论》（又名《民约论》、《政治权利原理》），是法国思想家让·雅克·卢梭的经典巨著。其“主权在民”的思想，奠定了现代民主制度的基础。 本书讨论了国家与人民、国家与法律、自由与平等、国家与社会等问题。对于当时的各国资产阶级来说，卢梭独特的见解是最有号召力的旗帜，也是强有力的武器。他们据此反对封建主义和宗教封锁，进行资产阶级革命，并在革命胜利后参照其理论建立本国的政治、法律制度。美国的《独立宣言》和法国的《人权宣言》及两国的宪法，均体现了《社会契约论》的思想。 卢梭有一句广为人知的名言：“人是生而自由的，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这句话，既是他人生经历、独特性格的写照，同时也是理解其政治思想的一把钥匙。简单地说，《社会契约论》谈的就是“自由”与“枷锁”之间的关系。他所谓的“社会契约论”，既具有政治学、社会学方面的意义，同时，骨子里又是对每个活生生的人的关照。正因为如此，这部学术性很强的著作，才处处闪耀着人性的光辉；正因为如此，这部书才既是深刻的，又是亲切的，既关注“大我”，也关怀“小我”。 下面随机摘录其中的一些句子，难免会断章取义，具体涵义请参考原文： 1、在这本论文里，我谈的是政治，人们因此会以为我是一位君主或是一位立法者。我当然不是，正因为我不是君主或者立法者，我才要谈政治；假如我是的话，我就不会写这些东西了，我会直接把这些想法变为行动，不然的话，我就什么也不会说。（第一卷前言） 2、人是生而自由的，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第一卷的宗旨） 3、亚里士多德说：“一些人天生是做奴隶的”，这句话只说对了一半，因为这句话是有前提的。有一个事实：在奴隶社会，人生下来就只能做奴隶。奴隶们的自由被奴隶主剥夺了，他们的一切都是属于奴隶主的。慢慢地，奴隶们习惯了自己被奴役的生活，甚至丧失了摆脱这种枷锁的愿望；不仅如此，他们还开始爱他们的奴隶主了，就像尤利西斯的同伴们爱自己的畜生一样。所以，如果真的有人生下来就是奴隶的话，那一定是因为他甘愿做奴隶。当然，一开始是没人愿意做奴隶的，实力还是使有些人成了第一批奴隶，这些奴隶之所以永远当奴隶是因为他们自己的怯懦。（第一卷第2章，论原始社会） 4、对合法的权力，人们才有服从的义务，而实力并不构成权利。（第一卷第3章，最强者的权利） 5、格劳修斯说过这样的话：如果一个人可以出卖自己的自由，去做了某个主人的奴隶；那全体人民为什么就不能出卖自由，去做某个国王的臣民呢？假如为了自己的生活，一个人让自己成为一个奴隶，他虽然出卖了自己，但也无可厚非。可是全体人民呢？他们为什么要出卖自己呢？国王总是养活不了自己的臣民，而且他只是不断地从臣民那里索取自己的生活需要。臣民为国王已经奉献了个人自由，难道国王还想掠取他们的财产吗？我看不出他们究竟还剩下什么。（第一卷第4章，论奴隶制） 6、选举是全体一致的，这一定经过了事先的约定，不然的话，少数人服从多数人的抉择就不会出现。比如，现在有一百个人同意某一主人，而另外十个人是不同意这个主人的，那一百人哪来的权利代替那十几个人进行投票呢？这是因为多数表决的规则就是一种约定的确立，而且这个规则被确立时是经过众人的一致同意的。（第一卷第5章，最初始的约定）
《社会契约论》读书笔记_读书笔记 在第一卷，作者以“人生而自由，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这样看似矛盾的命题开篇，试图探求社会秩序中，人类的实际情况与法律的可能情况下，构建合法的而又确切的政权规则，将权利所许可的和利益所要求的结合在一起，使得正义和功利不致有分歧。对于自由，人人渴望，自以为是其他一切人主人的人，反而比其他一切更是奴隶，这句话令人费解。面对强力人们服从是正确的，人们打破强力重获自由，更加正确，那么社会秩序的建立靠的什么？他们这样做的基础是什么？作者引出了答案：约定。 论最强者的权利，最强者的权力即强力，即使这样，他不可能永远做主人。唯一保证是通过把强力转化为权利，把服从转化为义务这一形式，使之合法化。强力并不构成权利，而人们只是对合法的权力才具有服从的义务。这样巧妙地转化，使得强力之间的冲突不再是直接的，而是间接地，中间冲突的解决通过中间机制或许更加符合人类文明，这可谓是人类理性的伟大胜利！ 放弃自由，就是放弃自己做人的资格，就是放弃自己的权利，甚至放弃自己的义务。在这里的自由应该是怎样的？“人类由于社会契约而损失的，是他们的天然的自由和他们企图取得一切东西的无限权利，而他们的得到的，是社会的自由和他们对他们拥有的一切东西的所有权，以个人体力为
界限的天然的自由和受公意限制的社会的自由加以区别，把依靠个人强力或最先占有权而拥有的财产权和根据正式的身份而拥有的财产权加以区别，除此之外，应加上得自社会状态的道德的自由；只有这种自由才能使人真正成为他自己的主人，因为，单有贪欲的冲动，那是奴隶的表现，服从人们为自己所制定的法律，才能自由。”这段论述有三个问题，第一，社会契约具体内容是什么？为什么要有社会契约？契约与身份的关系。第二，公意如何确定？第三，法律的目的是什么？ 从这三个问题出发，审视全卷内容。 首先，社会契约具体内容是什么？一、社会公约是使政治体对自己的成员拥有一种绝对支配的权力。社会契约的目的是旨在保全缔约者。谁要达到目的，谁就需要有达到目的的手段，而手段是同某些风险分不开的，甚至同某些牺牲分不开的。谁要依靠他人来保全自己的生命，谁也应当为了保全他人而在必要时牺牲自己的生命。其内容应该天然的包含自由与平等，自由是人类共同的追求，是人之为“人”的基础，前文已经论述过依社会契约自由存在的形态。平等则是自由的保障，非指一切人的权力和财富是绝对相等的，是指，任何人的权力都不能成为暴力，而必须按照等级和法律行使；在财富方面，任何一个公民都不能富到足以用金钱去购买他人，也不能穷到不得不出卖自身。要求大人物必须节制
内容摘要 让?雅克?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中提出如何恢复人们的平等，他认为要消灭人们的不平等，只有消灭封建君主专制，建立以社会契约为基础的民主社会才能实现。而社会契约的核心是权利的转让。卢梭要求“一切人把一切权利转让给一切人”。他认为，只有这种转让才是对所有人都是平等的。社会契约所产生的结果既不是霍布斯所说的有绝对权利的“利维坦（怪兽）”，也不是洛克所说的只有有限权利的政府，而是有民主权的公意政府。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对社会的发展起过重大的推动的作用，但这并不能掩盖他理论上本身的缺陷。正因为如此，当我们学习卢梭的社会契约论的同时，我们也必须以历史的眼光来审视他的理论。从而发现他不足之处。 关键词：天赋人权公意国家的产生缺陷 让?雅克?卢梭（1712-1778）是18世纪法国杰出的启蒙思想家、古典自然法学派中最激进的民主主义者。他信奉天赋人权说，认为人类最初处于“自然状态”时人人是自由平等的，这是天赋的权利，只有私有制的产生才导致不平等的产生。卢梭的《社会契约论》有两个理论前提：人生而自由、社会秩序神圣，其理论的特点是反对暴力——不管是政府的还是个人的，其要解决的问题是：“把权利所允许和私利所期望的结合起来，使得正义和功利不再分割”。在卢梭看来，“放弃自由，就是放弃了人性，抛弃了做人的权利和义务”。 一、天赋人权 卢梭认为“人是生而自由”平等的。认为在国家产生之前，自然人生活在绝对孤立的环境之中，人人都是自由、平等、独立的，这时的人没有“你的、我的”财产观念，没有道德关系，所以无所谓善恶，人们的本性是淳朴的，没有任何要危害同伴的想法，只有两种天赋的情感：自我保存和怜悯。它在自然状态下起着法律和道德约束作用，使人们和谐相处。他说“一切社会之中最古老而又唯一自然的社会，就是家庭。而孩子也只有在需要父亲养育的时候，才依附于父亲。这种需要一旦停止，自然的联系也就解体。孩子们解除了他们对于父亲应有的服从，父亲解除了他们对于孩子应有的照顾以后，双方就都同等地恢复了独立状态。”从这种人性的角度出发，卢梭认为我们未尝不可以将家庭当作政治社会的原始模型，将父子关系比作原始社会中的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关系，不过重要的是，“人们是为了自己的利益，才会转让自己的自由的”。卢梭还进一步批判了霍布斯等主张的君主专制（认为人类一切权利都应该服务于统治者）。卢梭认为他们的观点无异于在说，一群牛羊都有自己的首领，首领保护他们就是为了吃掉他们。正如古罗马皇帝卡里古拉皇帝所说的“君王都是神明，或者说人民都是畜生”。或者说正像亚里士多德所谓的“人根本不是天然平等的，而是有些人天生是奴隶，另一些人天生是统治者。卢梭反对这种理论，认为这些只是一种君主的理论。二、公意 公意在卢梭的政治理论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其社会契约论、主权理论和法律理论等都与之密切相关。尤其是社会契约论，用一句话表达出来即是：“我们每个人都以其自身及其全部的力量共同置于公意的最高指导之下，并且我们在共同中接纳每一个成员作为全体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社会契约的核心是权利的转让。在转让什么、转让给谁等关键问题上，卢梭的回答与他的前辈都不同。霍布斯要求把除生命权以外的全部权利都转让给代理人，洛克要求只把财产仲裁权转让给代理人，卢梭的要求却是：一切人把一切权利转让给一切人。卢梭说，只有这种转让才是对所有人都是平等的：“每一个人既然把自己交给所有人，也就不是交给任何一个人；而人们既然把自己支配的权利交出来了，也获得了同样的支配所有参加联合的人，那么，也就得到了与自己所失去的一切等价的东西，而又得到了更大的力量保持自己的所有物。”就是说，每个人并没有失去自由的权利，却反而得到了更多的东西，那就是，自由权不会被任何人的权利剥夺。 卢梭认为，社会契约所产生的结果既不是霍布斯所说的有绝对权利的“利维坦（怪兽）”，也不是洛克所说的只有有限权利的政府，而是有民主权的公意政府。所谓公意指全体订约人的公共人格，是他们的人身和意志的“道义共同体”，它是“每一个成员作为整体的不可分的一部分”。但是，公意并不等于众意，不等于所有个别意志的总和。公意是没有相互矛盾的个人利益，它是在扣除众意中相异部分之后所剩下的相同部分。公意永远以公共利益为出发点和归宿，因此永远是公正的，不会犯错误。 按照卢梭的观点，社会契约下的社会必须是一个法治的社会。“社会公约为政体带来存在和生命；而立法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