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宋代词人秦观的研究
提起北宋作家秦观，人们就会想起他的词句：“柔情似水，佳期如梦”；“落红万点愁如海”。也会想起敖陶孙评他的诗：“如时女步春，终伤婉弱。”其实，在他生活的年代，他更以策论名世。苏轼曾云：“秦观自少年从臣学文，词采绚发，议论锋起，臣实爱重其人”(《辨贾易弹奏待罪札子》，《东坡奏议集》卷九)。他是苏轼奖掖最力、过从最密的门生，从学主要的是学策论。
秦观著有《进策》30篇，对北宋的经济、政治、法制、人才、军事等重大问题，都系统地、大胆地提出自己的主张。他还著有《进论》20篇，借品评历史人物，发表自己的政治见解。他的这50篇策论，介入了宋哲宗元祐年间变法与反变法的斗争，在当时有很大的社会影响。著名的诗人黄庭坚曾称赞说：“少游五十策，其言明且清。笔墨深关键，开阖见日星”(《晚泊长沙示秦处度、范元实用寄明略和父韵》)。他的好友道潜也说：“当时所献策，考致第一流。论高追贾谊，气胜凌马周。胜理非空文，灼可资庙谋”(《哭少游学士》)。在今天，我们要全面了解秦观，正确评价其历史地位，就必须从分析他的五十策入手。
长期以来，不少学者常以对王安石的态度，作为评定当时人物的标准。秦观的政见，与苏轼大致相同，其策论对王安石变法又持异议，于是他就被视为保守派，甚至是复辟派。但是，我们评价历史人物，应该遵循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不能以个别人物的言行作为衡量一
切的标准。恩格斯在阐述以“历史唯物主义”这一词来表达关于历史进程时说过：“这种观点认为一切重要历史事件的终极原因和伟大动力是社会的经济发展、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改变、由此产生的社会之划分为不同的阶级，以及这些阶级彼此之间的斗争”(《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英文版导言》)。毫无疑问，恩格斯所提出的这一原则，应该是我们评论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标准。下文试图据此来浅析秦观的五十策。
(一)秦观的经济思想
宋儒一般讳言财利，个别人即使谈到财利，亦须申明以合乎礼为前提，以义为根本。元祐初年，士大夫们“邈然以风裁自持”，更是如此。而秦观则特别重视理财。他在《财用上》一文中云：“《洪范》八政，一曰食，二曰货，以此见理财先食货。”他视食货为帝王之要务，安中国、服四夷的关键，因为“今国家北有抗衡之虏，西有假息之羌，中有大河之费，散万之吏取给于水衡之钱，百万之兵仰食于太仓之粟，”在这公私窘急之时，作为人臣，就应该“扬榷敛散，以究虚盈，以济用度”(《淮海集》卷15)。他从务实出发，不避言利之名，在当时可称得上是大胆的言论。
我们不妨加以比较。在秦观之前，李觏在其《富国策第一》中，曾提出“治国之实必本于财用”，把财政收入作为一国政治、军事、文化的基础。但他言财利以符台《周礼》为准则，非礼则不行。以后王安石以理财为变法的首要目标，但他把理财和言利作为两个截
然不同的概念。其《答司马谏议书》云：“为天下理财，不为征利。”而秦观不仅不避言财利之名，而且把元祐年间“邈然以风裁自持”的士大夫比作伪君子，说他们就象“晋人王衍者，口不言钱而指以为阿堵物”，是“奸人故为矫亢，盗虚名于暗世”(《财用上》)。他还指出，这些士大夫一听到言财利，就斥之乃东郭咸阳、孔仅、桑弘羊之所为，是要搜刮民财。然而“昔管仲通轻重之权，范蠡计然否之策，肖何漕关中之粟”，他们都是言财利之臣，都生活在东郭咸阳等人之前，史书又都誉为名臣贤相。效法他们的榜样，又有什么不可以呢?
秦观在文中继续写道：“先王理财之意，惟其适平而巳。”这是他对财用的总要求，即天下之财，既不能偏归于公室，也不能偏入于私家。他指出，在宋仁宗至和、嘉祐年间，“一邑之财，十五六入于私家”，大农富贾“以农田而甲一州，贩脂而倾都邑。”他们从僮骑，带刀剑，横行乡曲，声伎之奉，拟于侯王。而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由于“天子以慈俭为宝”，对“田畴邸第，莫为限量；衣食器皿，靡有约束。”很显然，他反对朝廷的“不立田制，不抑兼并”的政策，斥责大地主、大商人兼并土地，过着穷奢极欲的生活。
秦观反对天下之财偏入于私家，但也不赞成偏归于公室。他说：“熙宁、元丰之间，大臣用事，始作法度，与时变通，青苗、免疫、市易之利，相次而作。有司日夜手画口说，区处于中，使者旁午，冠
盖相望，奉行于外，而言利之臣析秋毫矣。江淮则增煮海之息，闽蜀则倍摘山之赢，青徐则竭冶铸之利。其他希风旨，效计数，无名之取，额外之求，盖不可胜数。而天下之财，大半归于公室矣。”这段话全面地、严厉地批评了王安石变法，我们能不能据此而说他属保守派、复辟派呢?如果不能，那末应如何看待他的这些言论?
下面逐项试加分析。
关于实行青苗法，王安石在《上五事札子》中说：“昔乏贫者举息之于豪民，今之贫者举息之于官，官薄其息而民救其乏”(《临川先生文集》卷41)。官薄其息，显然是掩饰之辞。青苗法规定二分取息，有些地方实际是三分，则年息达四分到六分。在借时按当时粮价折钱，时值青黄不接，粮价自高。归还时也按当时粮价折钱，可收获时特别是丰年时粮价低。这样本金在钱数上没有变化，但粮食之数却比借时增加了许多，实际上“取利约近一倍”。加上在实行过程中，官吏营私舞弊，也会加重对农民的剥削。就实质而言，青苗法是官方所经营的一种高利贷，是为了获取很大的财政收入。秦观对此有所批评，是理所当然的事。诚然，青苗法的利息一般比农村高利贷者要轻，对兼并之家起了一定的限制作用，而这秦观是不会否定的。他与著文为农村高利贷者辩护的司马光和苏辙，态度是不同的。
关于差役与免役之争，在元祐初仍然很激烈。秦观的《论议上》云：“有司阅四力之牍眩蜂起之说，牵制优游，相视而不断者二年于
兹。”(《淮海集》卷14)究其原因，他认为是士大夫私心太重。进用于嘉祐之前者，以差役为是，免役为非；进用于熙宁之后者，正好相反。他们都据偏守独，不能出于至公。在他看来：“差役之法，虽曰迭任府史胥徒之士，率数年而一更。然而捕盗者奔命不遑，主藏者备偿无筭，囷仓竭于飞輓，资产破于厨伟。这就是说，凡由州县胥吏所担任的差役，数年即可更换，甚至可以升官。而由百姓所供的差役，或转辗道途，疲于奔命；或包赔损失，以至倾家荡产。很显然，他认为差役法破败百姓，甚于水火。
对于免役祛，他同样认为有利也有弊；“免役之法，虽曰岁使中外之民悉输僦直，以免其身。然而平估至于室庐，检括及于车马，裒多以为宽剩，厚积以为封桩，则其弊又有甚于差役者。”他看到免役法之利，民户只要缴纳免役钱，就无差役之苦，就能“归于畎亩，不违农时”。而其弊在增加了城乡贫民的负担。因为差役原来由乡村上、中户轮流充当，而实行免役法后，下户也要纳役钱。未成丁户、单丁户和女户的经济条件以不好居多，则要纳助役钱。除规定的免役钱外，还要纳二成免役宽剩钱。在执行过程中，很多地方还超过，达到四五成。为了敷配钱数，胥吏肆意抬高户等，“平估至于实庐，检括及于牛马”，必然常有发生。免役法的推行，扩大了赋敛征收面，王朝得到巨额收入。元丰以后，皇帝内藏库即封桩库逐新增多，以便储存金帛和缗钱。因此，秦观指责免役法苛民，那是客观事实。但他称“其弊甚于差役”则是错误的。免役法用货币代替极为苛重的徭役，大大减少了充役人数，使民专力于农，促进
了社会生产的发展。此法按户等纳钱，拥有大量田产的豪富之家，就不得不多负担一些，有利于抑制兼并。正由于此，当司马光奏请罢免役法时，过去反对新法的苏轼、李常等人就与之激烈论争。苏轼说：“差役之法，天下以为未便……农民在官，贪吏狡胥，百端蚕食，比之雇人，苦乐十倍”(《续资治通鉴》卷80。元祐三年二月乙酉条)。司马光虽言各地奏章“无有不言免役之害者”，实际上则是“四方惊顾，众议沸腾，皆思雇而厌差”。
关于实行市易法，王安石说：“市易之法成，则货赂通流而国用饶矣。”(《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20，熙宁四年二月庚午条)他公开承认此法既为商品流通，亦为增加财政收入。这是由官方直接经营商业，目的为限制富商乘时射利，在流通领域内进行垄断。在实施过程中，正如苏拭在《上神宗皇帝书》中所说：“今官买是物，必先设官置吏，簿书廪禄，为费已厚。非良不售，非贿不行，是以官买之价，比民必贵。及其卖也，弊复如前。”（《东城奏议集》卷一）秦观亦说市易法是“令吏坐列肆，贩物以来利”(《财用上》)。实行的结果是：有助于国用饶，但阻碍了商品流通。
秦观云熙宁、元丰年间，“江淮则增煮海之息，闽蜀则倍摘山之赢，青徐则竭冶铸之利。”这是批评宋神宗对盐、茶、冶铸进一步实行禁榷。宋政府视盐利为重要收入，当时盐主要产地在江淮，即两淮两浙盐区。熙、丰年间，宋、夏战争频繁，所费甚巨，政府大增盐利以应急。与此同时又扩大茶榷，在一些从未榷茶的地区如川蜀新
榷茶。熙宁七年，蜀茶年息为四十万缗，元丰后年息增至八十五万缗。宋代矿冶和铸币制造业很发达，铁的年产量约十五万吨，居当时世界首位，青州、徐州、兖州，磁州都产铁。在熙宁年间采州矿税实物征收制，官二民八。元丰之后，京东铁由不榷变为征椎，官府强购强销，冶户遂有破产之忧，农户购买铁器也难。由此可见，秦观所言均是历史事实。禁椎之制，古已有之。其直接日的是集财富于朝廷，不让商贾分其利。这种专卖制主要依靠超经济的政治力量，对生产者强行压价派购，对消费者抬价配售，稍有违欠，则胥吏追呼，鞭笞棰扑。它盘剥盐民、茶园户、坑民的劳动成果，损害了广大消费者的利益，激化了阶级矛盾，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长期以来，王安石的“民不加赋而国用足”的名言，使许多学者为之倾倒。在肯定王安石变法的成就时，他们总是反复提到元丰时：“中外府库无不充衍。小邑所积钱米亦不减二十万”(《宋史·安焘传》)。提到宋神宗在元丰年间。先后建立了封桩库五十二座。在当时收入中，夏秋二税与宋仁宗嘉祐中相比，并无多大变化，据《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九十七和《文献通考》卷四的统计，绵帛和五谷的岁入甚至还减少，只税钱稍有增加。但是国库总收入比以前几乎增加了一倍，确实做到了不加田赋而国用足。其新增收入主要来自青苗利息、役钱、市易钱和禁榷专卖。而秦观对这些收入持批评态度，称之为“无名之取，额外之求”是“有司日夜手画口说，区处于中”的结果。他否定新法中有进步作用的一面，可能也是据
偏守独，但应该认识到：在他的批评中，表现出一种崭新的经济思想。
我们评价一种经济政策，首先要看它对生产力的发展、对商品流通所起的作用。北宋中叶，由于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屁，促使产品不断增加，进入流通领域的商品数量也相应增加。与此同时，全国人口将近一亿，超过盛唐人口近一倍。而人口的增加，意味着对商品需求量成倍的增长和商人队伍的成倍扩大。商品经济的发展，会将农民的主要生产资料卷入商品的范围，会使农民弃农从商。这对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的稳定是不利的。小农经济是整个地主阶级的经济基础，国家的赋税徭役、地主的消费，主要的是来自小农。如果小农经济不能保持，封建经济就会瓦解。困此，历代封建统治者均竭力维护小农经济，本能地害怕商品经济。均以重农抑商为基本国策。他们加强官办工业和各种禁榷，一是为了追求巨额财政收入，攫取大量社会财富；二是为了对商贾进行严密的控制，阻隔私商同小农、私人手工业的联系。他们运用十分强大的国家机器的经济职能，竭力把劳动力固定在土地上。破产的农民不能涉足城市，只能转死沟壑，或成为流民。同时又诱使商人把一部分商业资本用来购买土地，走“以末致财，用本守之”的道路。这样做，既增强了地主土地所有制，又使商贾不能形成独立的力量。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发展缓慢，不能出现重大突破，根本的原因即在于此。秦观对这种传统的重农抑商政策表示异议，赞成“罢青苗之使，废市易之司”，主张“摘山、煮海、冶铸之事，他日吏缘以为奸者，临遣信臣更定其法”(《国
论》，《准海集》卷12)。显而易见，他的这些主张顺应经济发展的要求，是十分可费的。
长期以来，论述北宋经济的专著，均言当时商业兴盛，城市繁荣，可是肯定商人的作用特别是大商人的作用的篇章却罕见。其实，商人联系城乡经济，联系生产与消费，调节商品之有无，都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在商品流通过程中，他们是不可缺少的环节。秦观反对富商兼并土地．武断于乡曲，但也不抹煞他们的功劳。他在《安都》一文中云：“大贾之室，敛散金钱，以逐什一之利；出纳百货，以收倍称之息”(《淮海集》卷十三)。这就是说，大商人虽为谋利，但在集中资金、经营、百货批发、组织货物长途贩运等方面，都付出了智慧和劳动。他敢于肯定富商的作用，是受了欧阳修和苏轼的影响。欧阳修在《通进司上书》中，公开主张朝廷应与商人“共利”。因为利不可专，“夫欲十分之利皆归于公，至其亏少十不得三，不若与商共之，常得其五”。商贾“利厚则来，利薄则止，不可以号令”。如以利诱商，则货源畅通(《居士第》卷45)。在中国经济史上，这是少见的大胆的誉商言论。苏轼的《上神宗皇帝书》云：“夫商贾之事，曲折难行。其实也先期而与钱，其卖也后期而取直。多方相济，委曲相通，倍称之息，由此而得。”除了言经商亦难之外，他称赞了富商采用较发达的商品交换方式，即预购和赊卖。从欧阳修、苏轼到秦观，他们师徒承传，都承认商人的功劳。为此，他们受到不少学者的批评，上述的言论，也成为他们被列入保守派
的佐证。然而，如果我们不是站在传统的重农抑商的立场，而是站在有利于生产发展的立场，那就会得出完全相反的结论。
(二)秦观的法制思想
北宋立国，以镇压农民反抗和防止割据势力复辟作为建国方针，对人民实行严酷的统治。中叶以后，在内外矛盾急遽发展的形势下，宋统治集团的一些人，都在考虑如何加强王朝的统治。秦现的策论的重点之一，就是向皇帝献治民术。他的法制思想，集中表现在两篇《治势》(《淮海集》卷12)，两篇《法律》(卷l4)和3篇《盗贼》(卷l7)中。
在两篇《法律》中，秦观指出历来的统治者，其治民术不过诗书和法律两种而已。三代时纯用诗书，言孝悌忠信，此乃人之所欲，深得人心，故享国安荣。秦时纯用法律，鞭笞斩艾，焚书坑儒，此乃人之所恶，故迅速而亡。汉代和唐代诗书、法律并用，享国虽久而安荣之日少。当然，古今异势，他知道如令再讲纯用诗书，尽去法律，那完全是腐儒不通之论，他只是建议朝廷要“以诗书为本，以法律为末”而已。他的建议是针对王安石变法的，因为“近世之大弊”，是“废诗书而从法律，是举天下而入于申韩之术”，这样就陷于不仁不义。他反复思索，说这一大弊是由朝廷科举制造成的。在熙宁年间，朝廷建立了专学法律的律学，本意是“欲其习为吏也”。后来对学律的人，“假之太优，擢之太峻”，“数岁之间，持斧仗节，领一道之权”。而学诗书的制策进士，“留滞于州县之
官，有十年而不得调者。由此人们就重法吏，轻儒臣。不难看出，秦观崇尚儒家的“礼治”，主张以德为主，以刑为辅。批评熙、丰年间重用法吏，所行乃申韩之术。
“御天下之术，必审天下之势”。秦观在两篇《治势》中，建议君主施政要从实际出发，不可自信臆断。他说，在嘉祐之后，“大臣以厚重相高，小臣以苟简自便”，习安玩治，失之于宽。故神宗即位之初，讲法度，布威灵，以猛政救缓势。元丰之后，执事者矫枉过直，“上下迫胁，民不堪命”。故哲宗继位后，“平冤狱，振乏馁，与天下休息”，真得以宽政解急势之术。他所推崇的仍是儒家的德治思想，即孔子所云：“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政是以和”(《左传·昭公二十年》)。
秦观写了三篇论《盗贼》，足见他对此事相当忧虑。他看到了“盗贼之起，小则蜂屯蚁聚，虏掠闾里；大则擅名号，攻城邑，取库兵，释死罪。”致使郡县之间，枹桴鼓相惊，无有休止。内患既然如此严重，那就应采取对策。他认为，要平定“盗贼”不难，而欲绝灭之却很难。要想绝灭需取二法，一是不可招降，二是不可穷治。因为招降之后，其魁首“不失爵禄之荣”，无异是“诱民以为乱”。如果穷治党羽，则迫胁之民“月逐逸山海，脱身而求生”，那就成了“驱民以为乱”。至于当时“盗贼”蜂起的原因，秦观以为不是由于“赋敛横出，徭役数发”，而是由于“任法不任吏”之故。他说，当时治“盗贼”之法可谓相当严密：凡得财满匹及伤人者，
就判处死刑；凡窝主情重者斩；关于捕获亡逸的赏罚条例有数十条之多。但是效果不佳，仍然“寇盗横炽”。他认为，民之为盗，其情不一，想以划一之法，御不可胜数之情，官吏又无轻重取置之权，不能区别对待，岂能弭盗?因此他主张“宽法而任吏、稍重郡守之权”，使之能法外处置“盗贼”。秦观所本是荀子的“人治论”。荀子的《君道》云，法是人制定的，还得靠人去贯彻。国家大事复杂而且经常变化，法律不能概括无遗。又不能随机应变。应该依靠贤才的灵话运用。
秦观的关于法制的策论，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北宋统治者在不断加强中央集权的国家机器。宋朝建立之初，宋太祖就“颇用重典，以绳奸匿”。宋太宗曾残酷镇压王小波、李顺所领导的农民起义，在诏书中严令“尽加杀戳，不得存留”。宋仁宗时以开封府诸县为“重法地”，犯罪者加重处罚，并恢复了“凌迟”等酷刑。到神宗时“重法地”扩大到京东、河北、淮南诸路，并颁布了保甲法，令各路推行。强化治安的措施日趋严酷的过程，反映出北宋社会阶级矛盾不断激化的历史进程。秦观不反对严刑竣法，并为统治者镇压农民起义出谋献策．表现了地主阶级的阶级本性。他的法制思想中的反动部分，是那个时代反动政治的产物。
秦观的关于法制的策论，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封建地主阶级法制思想的变迁。秦行商鞅法，残暴刻毒，国运局促。熙宁、元丰年间，公开崇申韩之术，阶级矛盾更激化，效果不佳。故自汉、唐以来，地
主阶级的法制传统即以儒为主，儒法结合。儒家的礼治主张德主刑辅，恩威兼施，德刑并用。它维护森严的等级特权，又给这种特权披上仁义道德的外衣。这比法家主张的“以刑去刑”更有利于统治者。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的原因，除了上述的经济因素之外，高度集权的国家机器和精心设计的儒家学说，也起了巨大作用。(三)秦观的人才学
《人才篇》(《淮海集》卷14)是秦观最杰出的《进策》之一。此篇创造性地提出人才分类，即有成才、奇才、散才和不才四类，并指出各类的特征及如何任用。他的20篇《进论》中的很多篇章，亦直接或间接地阐明他的人才学说。
什么是成才?文中云：“器识宏而风节励，问学博而行治纯。通当世之务，明道德之归”作为人主要“付以大任而备责之”的成才，必须知识丰富，才能卓越，那是不言而喻的，但更重要的是器识和道德修养。关于人才的这一最高标准，他在《将帅》篇中有具体解释：“福于己而祸于人，则功有所不立；利于今而害于后，则事有所不为；功成事毕，自视缺然，无矜大之色。此有道之士，天下之将也”(《淮海集》卷l6)。这段话说明了器识、行治和道德的含意。而在文臣中，他认为张良能达到这一标准。在《崔浩论》中，他说张良为汉初三杰，韩信王楚，肖何功封第一，而张良只要求封留。汉高祖出征，太子监关中，张良位处叔孙通之下，而无矜伐不平之意（语见《淮海集》卷21）。他所论的道德修养，与我们现
在所说的内容自然不同，但他论可付大任的人才。除知识才能外，还必须具备特殊的政治素质和高尚的道德品质，即使在今天，仍然值得我们借鉴。
什么是奇才?文中云：“经术艺文，吏方将略，有一卓然，过人数等，而不能饰小行，矜小廉以自托于闾里。”例如诸葛亮就属于奇才的范畴。他自比管仲，乐毅，器识不宏。他能助刘先主成霸业，与曹魏攻战，然而刘先主只是一霸者，取天下不及曹孟德，保一方则不如孙仲谋，他充其量只是一“霸者之臣”。他有应变将略，治蜀为政清明，但刘先主伐吴，不能强言东，行治道德有所及缺“(语见《诸葛亮论》，《淮海集》卷21)。奇才虽然不及成才，但“嵚崟历落，颖脱绝伦”，人主宜深加爱惜，用之而不疑。如果求全责备，他们只能老于耒耜之旁。对于人才，我国古代贤哲们均主张“成大功者不小苛”，“有大略者不问其短”。因为“圣人无全能。万物无全用”。秦观对此思想有所发展，其评诸葛亮亦有特到见解。什么是散才?文中云：“随群而入，逐队而趋，既无善最之可纪，又无显过之可绳，摄空承乏，职位而已。”这段话揭示出尸位素餐、碌碌无为的官僚的特征。他认为石庆、张安世就是这种散才。汉武帝用法严酷，连诛丞相和大臣。而石庆能终于相位，“非其才智之足以自免”，实因“无能有所正言”，“用事不关决”而已(《石庆论》《推海集》卷19)。张安世是汉宣帝时丞相，“匿名迹，远权势”，人皆以为贤，实际上是“深思熟计，欲以自媚于上”。凡
朝中定大政时，他就称病，等到议决后方出而视事。为相时久，无所进贤，又无显过，仅备位而已(《张安世论》、《淮海集》卷19)。对于这种散才，秦观主张“明赏罚而磨砺之”，就是说要加强考课，根据其实际政绩而决定奖惩。在封建社会里，君主的高度集权，庞大的官僚体制，是产生这种取位、备位守员的土壤。这类人无才无德，却能终于禄位，甚至获得贤名。秦观的这些论述，对于我们批判封建主义，仍然有启示意义。
什么是不才?文中云；“寡闻见，暗机会，乖物理，昧人情，执百有司之事，无一施而可。”这种人见闻不广，不识机遇时会，不明事物之理，不通人情，成事不足，败事有余，故宜屏而不用。
在其他一些策论中，秦观也表述了他对人才问题的可贵见解。他强调人才的重要性，如说士人是“国之重器，社稷安危之所系，四海治乱之所属”。袁绍以为杀一田丰不足以与损益，结果因此而亡(《袁绍论》)。他认为善用人者，要“以资待天下有常之士，以望待天下非常之才”。用人如果只看资历，“则盛德尊行，魁奇隽伟之人，或拘格而邅回”。如果只看重望，“则狂缪之流，矫亢之士，或以虚名而进拔”(《官制上》)。他认为君子论人要看其终身大节，如果丧大节，虽有一时之美，一日之长，也不可取(《王俭论》)。他说君主用真才，主要用其良谋。如周世宗用王朴平边策，先易后难，先平江南后图北汉，此英主之所为(《王朴论》)。而唐肃宗不
用李泌先取范阳，捣贼巢穴之良谋，卒成方镇之患(《李泌论》)。这些都表现了秦观关于人才问题的真知灼见。
(四)秦观的军事学
秦现自称系将门后裔，少年时豪气纵横，好读兵家书，想在征讨辽国和西夏的战争中，建立功业，恢复汉唐故地。他们关于军事方面的《进策》为数最多，有《将帅》、《奇兵》，《辩士》、《谋主》(《淮海集》卷十六)，《兵法》(卷十七)和三篇《边防》(卷十八)。他的《进论》中亦有论历代名将和战争之作。
宋代立国后，北有强辽压境，西有西夏侵扰。统治者虽长期献纳岁币，屈辱求和，但仍惶无宁日。其中西夏为患尤烈，正如秦观所云：“西边岁费四百余万，而羌虏数入逆，执事如雁行，将吏被介胄而卧(《边防上》)。为此，他在三篇《边防》中，研究了宋与西夏的战争史。考校胜负得失，并提出今后的对策。他指出：在宋真宗咸平年间，西夏李继迁先后攻占清远军和灵州，其得志的原因在于“继迁之党以凶悍狡险之姿，据平夏之全壤，扼瀚海之要冲。”这就是说，西夏军队劲勇而善战，又占据有利地形。而宋方则“上下厌苦于兵，俱欲休息。”君臣均欲苟安，士无斗志，岂有不败之理！在宋仁宗宝元、庆历之间，元昊自称皇帝，国号大夏。元昊有非凡的军事才能：“计数足以济其奸，勇决足以成其恶，料敌合变，有古单于之风，小羌入事请盟，唯恐居后。”而宋方呢，“天下承平
日久，边防之备大率皆弛，将不知兵，而兵不习战。”这是从政治，将帅、军制和士兵训练等方面，揭示宋军屡战屡败的原因。
在宋神宗元丰年间，经过整军，将帅已经选择，士卒亦有训练，器甲犀利，财用充足。加上当时西夏发生宫廷政变，夏惠宗被禁囚，内部分裂。宋神宗就五路出兵攻西夏，曾深入腹地，直抵灵州。但结果大败而归。秦观认为失败的原因是宋军多步兵，“军动以转输辎重自随，非馈饷不行。”而敌方多骑兵，“各赢斗升之粮，负于马上而战”“潜以精兵击吾归路，吾军粮尽引还，财腹背受敌。”接着西夏又集中兵力攻下永乐城。两次战争，宋方士兵和民夫死伤数十万人，还损失了大量物资。秦观写这些策论时，只是蔡州州学一教授，既无从军和从政的经历，又来到过西部疆场。但他对近百年的宋夏作战史了如指掌，评论得失，咸中肯紫，足见其对国事的关心，长期读兵家书亦确有所得。
在元祐初年，司马光迫于西夏连年用兵，主张归还元丰年间所攻占的兰州和米脂、葭芦等四寨。而主战派安焘表示反对，认为是弃险与敌。他说为国者不能畏用兵，须复讲攻扰之策。且西夏“乾顺幼竖，粱氏擅权，族党酋渠，多反侧顾望，若有以离间之，未必回不戈而多怨，此制胜一奇也”(《宋史·安焘传》)。安焘的奏章，秦观自然不得不闻，但他向朝廷呈献的对策则与安焘暗合。其对策即在边郡大兴屯田，使馈饷充足。以秦凤、泾原等五路之兵，“约以兵万人，岁各一出，虽大胜无轻入，虽小却无久留，务以挠羌人而
已。”他认为如用此攻扰之策，“吾之所短者无足虑，彼之所长者无所施”。最后西夏必因大困而以灵武归中国，当然，他的大兴田、分兵攻扰之策，未必能施行，但在战略战术上注意扬长避短，则甚为可取。在元丰末年和元祐年间，宋军注意集中兵力，发挥善于守城的特长，战斗胜利后不轻入，不久留，故常能居于胜势。其间西夏倾全国兵力连年攻战，每次均告失败。在攻环州时，西夏兵败，梁太后几乎被俘。宋军改变战略战术，不一定是从秦观论边防的策论中得到启发，但战争的实践却证明：秦观的献策“胜理非空文，灼可资庙谋”。
宋朝猜忌和防范武将，不敢委以全权和授以重兵。自太宗以后就实行“将从中御”，将帅出征，就预授策略和阵图，将帅只能“主文书，守诏令。”为了监督边帅，宋廷以“内臣监兵”。这些内臣不懂军事，但有权干涉军事行动。对于这种自败之道，名臣如王禹偁、田锡等早已提出非议。宋神宗长于深宫不知兵，元丰四年伐夏时，也“手札处画，号令诸将，丁宁详密，授以成算，虽千里外，上自节制。”(《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五三，元丰八年二月戊戌条)结果招致大败。秦观的《将帅》一文云：“夫庙堂议边事，则王体不严；将帅之权轻，则武功不立。”虽是泛论“将从中御”之弊，但也是批评宋神宗不适当地干预前方军事。为了改变战争形势，他建议在西北两边各置统帅一人，“用大臣才兼文武！可任天下之将者为之，凡有军事，惟以大义上闻，进退赏罚，尽付其手。”他的所谓“天下之将”，不仅能出奇制胜，攻城破敌，而且能立功千秋，
有很高的道德修养。这也是批评宋神宗伐夏时任非其人。当时三员将帅中的高遵裕是国戚，嫉妒贤才，指挥无能。宦者王中正会师失期，士卒多饿死。另一宦者李宪也无功而返。把致十万将士和民夫，交给这样的庸才、劣才来指挥，其结果只能是几乎全军覆没。(五)秦观策论的写作特色
如上所述，秦观的策论涉及到当时社会的政治、经济、人才、军事等各方面的问题。范围相当广泛。他“考论当今之得失”，主要采用“借鉴前世之盛衰”的办法，即从大量的历史典籍中收集历史例证，吸取前人的经验和教训。这是他的策论写作的第一个特色。粗略统计，秦观的五十策中，引用经传子史的资料共一千一百多条。其中援引《史记》、《汉书》中的事例为数最多，约占总数的三分之一，所用二史中的条目大致相同。他重视此二史。固然是由于此为最早的历史典籍，但更重要的是便于他实现写作意图。他以西汉文景之治比宋仁宗之宽政，然而叹息上下习变玩治，致使夷狄侵边。他以汉武帝之雄才大略比宋神宗的励精图治，然而失为烦苛，民不堪命。至于反复颂扬龚遂、黄霸治为天下先，斥责桑弘羊聚敛，张汤严酷，那也是为现实而发，并非发思古之幽情。其次援引资料较多的史书是《后汉书》和《唐书》，将近二百条，加上前二史，约占总条目的半数。他反复评述汉宋的“党锢之祸”和唐末的“牛李党争”，对头面人物一一加以褒贬，是希望朝廷吸取历史上的教训，及时解决“元祐党争”。他认为党争是王朝的统治危机，必须多识
前古，消除这一祸患。除上述四史外，秦观还广泛引证了宋以前各朝史书，虽然条目多寡不一，但“观古所以知今，彰往所以察来”，他对史书进行了全面的、深入的研究。他的策论纵横驰骋，包容古今，词采绚发，主要得力于历史研究。
“议论锋起”，“下笔精悍”这是苏轼对秦观的赞语，也是秦观策论写作另一重要特色。这一特色的形成是由于他熟悉辩证法。在儒家经典中，他最注重《易经》，在子书中他最感兴趣的是《老子》、《孙子》和《淮南子》。这些著作中具有丰富的辩证法。他学有心得，并自觉地将它运用到写作中去。
对立统一的规律是辩证法最基本的规律，它认为任何事物内部都存在着既互相联系、相互依赖又相互排斥、相互对立的矛盾，矛盾斗争是事物发展的动力。秦观对此有很好的理解，写策论时善于分析事物矛盾的双方，鞭辟近里地阐明自己的主张。如他以《易》理阴阳来论历代的朋党，以阳为君子，阴为小人。阴阳相与消长，君子小人相与胜负，因而形成治乱盛衰。又如《孙子兵法》中提出了一系列矛盾对立的范畴：敌我、强弱、攻守、进退、奇正、虚实、胜败等等，秦观据此分析了宋与西夏近百年的战争史，提出了正确的战略战术。除了“对立统一”规律之外，秦观的策论还运用了辩证法其它的法则。他强调世事万物都在发展变化，所以论治势、论法律时，均反复阐明“古今异势”，施政首先必须审天下之势，如果“己信臆决”，那就成了“不达事变之腐儒”。他认为察事应善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