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汪曾祺全集》
《汪曾祺全集》，厚厚八本，包括小说，散文，戏剧，诗词，书信，林林总总，洋洋大观。这里只说散文。
如今，少有人知道汪曾祺，但提起《沙家浜》，可谓家喻户晓。《沙家浜》长演不衰，堪称经典，汪曾祺是主创者。
多年前，偶然买本《汪曾祺散文集》，给未上学的儿子朗读。儿子说，写得像说话，足见其文通俗明了。
由于儿子喜爱，买了套《汪曾祺全集》，通读，惭愧不已，原来轻看汪老了，他的文学成就远在诸人之上，非我凡夫俗子所能领悟。他的语言俗，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俗，是大俗，是至高境界，一般作家难以企及。如果把锤炼语言分为三层，可以这样概括，初学写作，词汇量少，多用俗语，口语入文；驾驭语言能力稍稍娴熟，便华丽词语云集，成语堆砌；再提高档次，便返璞归真，又多用俗语、口语。但这与前一种口语、俗语完全不同，是神来之笔，是运用语言的至高境界，看似简单明了，通俗易懂，但没有深厚功底，达不到这种境界，想模仿，非一朝一夕。其实，词汇本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关键看用得是否恰当，就像垃圾，是放错位置的资源，绝非无用。
汪曾祺散文的取材十分庞杂，在一般人看来，几乎不可能写成散文的题材，却能妙笔生花，写出一番新意，写成堪称经典的文章。如《闹市闲民》，写一个七十八岁的老头，实在没什么奇特之处，平平静静，没有大喜大忧，没有烦恼，无欲望无追求，每天只是吃抻条面，坐在门口抱膝闲看，世界和身边的事与他无关，读之看不出主题。但结尾轻描淡写点一句，这是一个活庄子，峰回路转，回味无穷。诸如此类，看似不能入散文而写成好散文的例子，多矣。
汪曾祺散文的另一个特点是取材广泛，读之如徜徉于百科知识中。
龙源期刊网 https://www.doczj.com/doc/9112937664.html, 中国文人传统雅道：千山千水千才子 作者： 来源：《新传奇》2017年第51期 中国人始终认为自然与山水是人格与情感可以相互感应的对象，自然山水可以进入到人的审美视野，与人的主体心灵相呼应，从而浸润人的心灵与人格世界，产生巨大的效应，甚至成为人的主体人格力量的印证。 “天人合一”是古人孜孜以求的生命境界 自古以来中华民族这个靠天吃饭的农业大国，先民们就在俯仰天地中对自然充满了情感。随着政治与文化的不断交融，自然山水也不断地走进心灵深处，并与人们对于人格的自由相结合，逐渐成为影响山水美学与情景交融的观念。 中国的士人阶层始于孔子，士人对山水的推崇也始于孔子。虽没有明显的记录表明孔子有游山玩水的嗜好，但他周游列国却是众所周知的事情。 老子受自然山水的影响也不小。在《道德经》短短五千言中，却多次出现“天地”、“自然”、“万物”等字眼，如“天长地久。天地所以能长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长生”，“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等等。这些都表明老子是长久与山林、大自然为伍，与天地宇宙为伴的。 庄子更不用说，他的《庄子》一书中，寓言故事也多以自然万物展开，鱼类、鸟类、昆虫、树木、江河、湖海等等都是其寓言中扮演的角色。 他隐身于大自然，并达到了物我两忘的境界，“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是他在那种境界中由衷发出的感叹。毫无疑问，老庄的道是他们长久地置于天地、隐于山水中悟出来的，而道家所倡导的“天人合一”后来竟成为中国古人孜孜以求的生命境界，对这种境界的追求很可能就是中国文人热衷于游山玩水的动机之一。 “论天道必须与人事相结合” 魏晋以来，人们惊讶的发现，山水自然一旦退去了神学的外衣，美丽清新，与人类如此亲近。名士将对山水的赏识领悟视为主体人格的一种确证，是人的审美文化教养的表现，登临游览之风盛行，观赏自然山水逐渐成为一种陶冶人格与培养性情的活动。“论天道必须与人事相结合，讲古事必须于今人相融通”。 公元353年（东晋永和九年）在历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痕，书法史上至高无上的神品《兰亭集序》问世了，这件“天下第一行书”的诞生同一件優雅的闲事有关。
汉晋唐宋美术作品中人物造型的演变 ─兼谈《韩熙载夜宴图》的人物造型 张朋川（苏州大学艺术学院，江苏苏州 215006） 我在早年曾向一位考古界老前辈求教考古类型学的研究方法,他说有的人进行器物的分型分式,形状有一点不同,就分出一个式,这是不理解分型分式的意义。中国有十多亿人口,每个人的面相都不同,岂不是要将面相分成十多亿个式。古人很聪明,将人的面相分成“国”、“目”、“由”、“甲”、“申”、“田”、“风”等类型。对脸部五官也归纳出不同的式样。我听后深受启发,觉得中国古代美术作品中的人物造型也可用类型学的方法去研究。 中国古代美术作品中的人物造型，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呈现出不同的特征，其原因是由于各历史时期的人们的审美观念的不同，还与美术作品需求者的民族和生活的地域有相当的关系，其中君王和统治集团的审美取向又起着主导作用。因此不同历史时期美术作品中人物造型的不同，绝不是偶然的现象，而是当时约定俗成的已经标准化的人物造型。因此系统地进行不同历史时期的中国古代美术作品中人物造型的研究，是研究中国古代美术不可或缺的课题，会有助于我们对传世的中国古代美术作品进行鉴定。 以往对中国古代美术作品中人物造型的研究较为简略，如描述南北朝美术作品中人物的面相和体态，多以“秀骨清相”言之。唐代美术作品中人物的面相和体态往往概称为“丰满肥腴”。实际上南北朝和唐代的不同时期和不同区域的美术作品中，人物造型是有区别的，如果胡子眉毛一把抓地笼统而言的话，在鉴定传世的美术作品时，就会含混不清，在认识上产生偏差。因此对不同时间地点的美术作品的人物造型要作具体的分析研究，以有可靠的年代分期的美术作品作标尺，同时注意民族和地域的差别，可以梳理出不同历史时期的美术作品中人物造型的变化。 本文将探讨汉晋唐宋美术作品中人物造型的变化，并且重点研究《韩熙载夜宴图》中人物面相和体态，区分五代和两宋美术作品的人物造型的不同类型，对五代两宋传世古画从人物造型的角度进行梳理。 一、简练豪放─汉代的人物造型 在秦统一六国以前，各国美术作品的人物造型有着不同的面貌。湖南长沙楚墓出土的两张帛画，各为男女墓主人升天的景象，帛画中的男女人像都为侧面，嘴瘪而下巴前突，面目清秀。妇女身材苗条，秀颈细腰，正是楚女的范式图像（图1）。在《楚辞·大招》中，对楚国美女的容貌体态作了生动描述；“朱唇皓齿，嫭以姱只。……嫮目宜笑,娥眉曼只。容则秀雅,稚朱颜只。……小腰秀颈,若鲜卑只。……青色直眉,美目媔只。靥辅奇牙,宜笑嘕只。丰肉微骨,体便娟只。”1鲜明地描述出楚女秀雅娟美的风貌。 秦始皇建立了统一的帝国，动用了国力修造秦始皇帝陵，秦陵出土的数千件兵吏陶俑，为我们提供了大量的秦人体型面容的形象资料。虽然秦陵陶俑的体型面容各有差异，但显示出共有的造型特征。秦兵吏俑的体型高大，腰粗膀阔。秦兵吏俑的面相皆额角宽广、颧骨高大、腮骨宽厚、下巴宽而前突。五官疏朗，鼻头宽平。眼距较大，单眼皮，眉眼微上挑，有英武之气。人中较短，嘴一般较大， 1、王逸：《楚辞章句·大招》,卷十。文渊阁四库全书、集部、楚辞类。上海人民出版社、迪志文化出版有限公司、电子版光碟。
儒家思想与中国传统文化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中国古代所有士子的目标。而这句话正是出自儒家的经典《礼记》。儒家学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和重要组成部分，或曰中华主流文化，是凝成中国民族精神的主流，是东亚文明的精神内核。 儒学的这种地位是历史形成的，在两千五百多年前，孔子创立儒家学说，不是凭空创造的，而是在社会的大动乱中通过对三代流传下来的中国传统文化遗产进行反思，认真清理和重新加以诠释而形成的思想学说体系。孔子提倡“信而好古”和“好古敏以求之”，使儒学具有深厚的历史渊源，成为中国原典的保存者和当时中国传统文化的集大成者。孔子非常注重实地考察，坚持“察知征信”与“因革损益”的原则，使儒学又具备审慎的因时制变的品格，在中国处在第一次社会形态大变革的时代，儒学应运而生，突出了中华传统文化需要保存、延续和发展的历史必然。 儒家思想之所以一直受推崇也与它所崇尚的价值观分不开。“仁、孝、义”是儒家道德体系的主要组成。 仁作为儒家文化的创始人，孔子首先提出了“仁”的思想，并以之作为治国使民的基本原则。“仁”作为儒家道德理论的基本原则，是各种道德规范，道德要求的基本出发点，在众道德体系中居于核心地位。 孝孝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和特征之一，同时也是儒家伦理思想中基本行为规范和重要道德范畴。在儒家道德体系中，孝悌是仁德的开始和基础。“孝”是家庭和谐的重要因素，同时也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文化的重要部分，“孝”更是作为一个人最基本的伦理道德准则。一个不“孝”的人，何谈为人，更何谈什么道德品行？ 义义是儒家文化的又一重要价值。孟子说：“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兼得，舍生取义者也。”这里生命和道义是合理的存在的，但当两者发生冲突或利害关系时，对道义的追求就高于了对生命的追求，在只有牺牲生命才能坚持道义的时候，人就应该舍生取义。在当今物欲横流的社会中，“信”与“义”作为一枝独秀，将发挥无可替代的作用。 在今天，很多人仍是以这几点来判断一个人的道德修养。可以说，儒家为我们确立了正确的道德价值观。 在古代，自汉以来的各个朝代都是以儒治国，因此儒家文化也是一种政治文化。众所周知，“和”的思想是先秦儒家的重要思想，“和”不仅是一种政治手段，还是一种政治目的、政治价值，即儒家学者理想中的社会至少是一个和谐、团结、和平的社会，这与时下的和谐社会建设相似。尽管有其历史局限性，但它“礼治”的秩序思想、“德治”和“人治”主张，都对当今政治有借鉴意义。
浅谈中国传统山水画中的人文精神 中国山水画绘制的主题是山水，但其意义却和西方绘制山水不同，中国的山水画之中总是寄托着一种人文精神。 首先，中国山水画是从魏晋南北朝时期开始发展的，在其之前，山水只是人物花鸟的背景。“魏”为三国时期的“曹魏”，“晋”为之后司马氏的西晋和东晋二朝。我们知道，魏晋是一个政权动乱的年代，同时也是一个思想活跃的时代。魏晋两朝的名士们以竹林七贤为代表，聚于林中喝酒纵歌、风流倜傥、向往清静无为。甚至有词形容其为——魏晋风流。这种风流有没有促成中国传统山水画的诞生呢？有没有化成山水画之中的人文精神呢？我想答案是肯定的。魏晋南北朝时期虽然山水画发展只是初期，笔法技巧等等都还不够成熟，但技巧是慢慢成熟起来的，而山水画常常会有的寄情山水、远离官场的思想是与魏晋名士普遍崇尚的纵情山水这样的生活方式相符合的。 我们现在能见到的第一幅山水画是宋朝时期的《游春图》。而也是在此画之后，山水画终于不再仅仅是花鸟的陪衬，也不再仅仅是用色古艳的装饰，山水画走出了“人大于山、水不容泛、列植若伸臂布指”的早期幼稚阶段，“自此始开青绿山水之源”。 在之后一千六百多年的发展之中，山水画渐渐自成一派，蕴含着以山为德、水为性的内在修为意识，蕴含着中国一些古代文人愿远离官场，纵情于山水之间的传统精神。 中国古代的画家一开始便执着于觉察不到光线作用的绘画法则，从而在阴阳、疏密、远近的质地范畴描写上，有力依据笔墨对衬关系将“远映”效果达于极致。山水画在解决了形似后又开始与形保持距离，甚至尽量摆脱形的约束。我想这也是在寄托一种意境，画家寄托着一种人文的精神，有一种情感在其中，无论画的是崎岖的山，还是柔软的水，都要寄托些情绪，寄托些观感在里面。 中国很多的文人流传下来的画作都能看出他们一生的志趣所在。一生清贫的吴镇，喜“天人性命之学”，以释僧为友，故在《渔父图》中力求平实，追慕与世无争的精神乐园，笔墨出处呈相了一种气韵奇古、清淡孤洁的精神。被后人称为元画极致的倪瓒，善以禅、道之理入画，提出了对后世影响极其深远的“逸笔草草，不求形似”、“聊写胸中逸气”的美学观。聊写胸中逸气虽是倪瓒提出的，
高考1伦复习历史试卷(附知识点讲解）上海 一、选择题（共75分） 以下每小题2分，共60分。每题只有一个正确选项。 1.“凡父母双方均为公民者有公民权，公民十八岁时在他们村社的名薄中登记。”这一规定最有可 能出现在 A.古代埃及 B. 古代印度 C. 古代希腊 D. 古代中国 2.下图所示为某一宗教的发源地和传播路线，这一宗教是 A. 犹太教 B. 佛教 C. 基督教 D. 伊斯兰教 3.炎帝是我国传说中的英雄，又称神农氏。据传他使用“焚林而田”的耕作方法，还发明耒、耜 等生产工具。这些传说 A.折射出中国农耕文明源远流长 B.可以作为中国原始农耕的直接证据 C.是一种没有史料价值的想象 D.证明了炎帝的真实存在 4. 右图反映的情景式
A.柏拉图在雅典学园讲课 B.中世纪大学教师在授课 C.主教与教士讨论教会事务 D.民间艺人吟诵《荷马史诗》 5.儒学成为官学是由哪位思想家的主张直接促成的？ A.孔子 B. 孟子 C. 董仲舒 D. 朱熹 6. 唐朝贵族的体育活动广泛多样，马球运动尤为盛行。下列与此现象有关的史实是 A.丝绸之路的繁盛使洗浴的风物传入中国 B.海上丝绸之路带来了国家财富的增长 C.朝贡贸易加强了与南洋诸国的交流 D.民间海外贸易因海禁政策取消再度活跃 7.古代有一位汉族士大夫教他十七岁的儿子学习鲜卑语、弹琵琶。儿子通晓这些技能之后，以此 侍奉达官贵人，深得他们宠爱。这一情形最有可能发生在、 A.秦朝 B. 西汉 C. 唐朝 D. 北齐 8.王安石认为国家积贫积弱的根本在于生产少，生产少儿民不富，民不富则国不强。为根本上解 决问题他颁布了 A.募兵法和保甲法 B. 青苗法和农田水利 C. 将兵法和均衡法 D. 方田均税法和科举新法 9.将粘土上刻成一个个单字，烧硬后用于排版印刷。印完一版，单字可以卸下以备再用。此项技 术最早记载于 A.《史通》 B. 《农政全书》 C. 《农书》 D. 《梦溪笔谈》 10.元代加强了对疆域的有效管理，其中管辖琉球的机构是
中国最后的士大夫阅读答案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1～3题。 中国最后的士大夫 春天，一个孤独的身影迎着最灿烂的太阳向光亮深处走去。费孝通在中国田野里行走 了75年的脚步，现在不得不停下。95岁的他和我们告别了。也许老人内心深处已经意识 到了，他貌似曲折跌宕的一生，其实最终仍是在循着中国知识分子最本分的路径前行—— 以士大夫的结局终其毕生。 士大夫区别于普通官宦阶层的独特之处，在于把政治活动与自己的学术内容结合起来。“政治型学者”，是外界流传的一个关于他的称呼。费孝通与其他“国学大师”级的学者 最大的不同之处，恐怕就在此。他生命的大部分时间埋头治学，晚年则进入到了国家权力 的中枢，先后官至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实现了一个士大夫的终极梦想——学而优则仕；与此同时，他也拥有中国传统士大夫最明显的性格特质———重情、坚韧。于是他存在的符号定义有了更深刻的内涵，他不再只是一个忙碌的老者形象，他成了众多 读书人的心灵典范。他走了，但他的灵魂仍在黑暗中舞动。 《江村经济》这篇著作不但使费孝通在中国学术界成为了一代宗师，也作为经典著作 流传于世。而与此有关的一段爱情却留在思念里，它只存在于老人的梦中，这一梦就是70年。在这70年里，老人自述常常“半夜来梦”，“情义”二字成了压在他心中最重的一 块石。24岁那年，费孝通开始了他的爱情，与王同惠在燕京大学社会学系的聚会上相识。与其他热恋中的男女不同，费孝通和王同惠是理智的，他们并没有让夏花一般绚烂的爱情 成为羁绊，阻碍事业的发展。他们共同署名翻译了英文著作《社会变迁》和法文著作《甘 肃土人的婚姻》。语言功底深厚的王同惠在合作翻译中给费孝通补习了第二外国语法文， 同时，她提议他们合写一篇著作。9月，他们应广西省政府之邀赴大瑶山调研。考察进行 到12月26日，正在深山中跋涉的他们迷了路，而向导也不见了踪影。慌乱中，费孝通误 中瑶人设下的捕兽陷阱，双腿被兽夹牢牢夹住动弹不得。在营救未果的情况下，王同惠独 自下山求援。然而天妒良缘，在半山处，一场突如其来的山洪暴发，7天后，王同惠的遗 体漂浮在湍急的山涧中。那天，他们刚好成婚108天。被营救后的费孝通回到家乡养伤， 利用这段时间，费孝通对开弦弓村进行了中国江南村落小社区的田野调查。到达英国后， 费孝通在其导师马林诺夫斯基的指导下完成了题为《江村经济》的博士论文。在奠定费孝 通成为社会人类学巨擘地位的这本书的卷首，费孝通深情地写道：献给我的妻子王同惠。1938年，费孝通从英国学成回国。1939年，他在昆明与从印尼回来的孟吟结婚。第二年 有了一个女儿。仍难忘怀前妻的费孝通给女儿取名费宗惠，昵称“小惠”。 1957～1980年，这23年的时间在费孝通的生命里几乎是个空白，一个学者的23年空白，足以令其郁郁一生。这源于他最初面对政治时，仍摆脱不了学人的“幼稚”。1957年，在《重访江村》一文里，费孝通对当时的“农业四十条”提出了质疑，“再这样宣传下去 好不好？把农业上的四十条当成包票一般交给农民，把社会主义远景放进望远镜，变得那
中国传统文化之儒家文化 【摘要】文化是中华民族精神的载体，中国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国文化的主体部分，儒家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和重要组成部分，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为历代统治者和知识分子所推崇。儒家的价值理念、伦理道德观、仁爱观等影响着中国和世界，我们要继承和弘扬以儒学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迎接未来的竞争与挑战。 【关键词】儒学传统文化精神价值选择价值观念“以儒治世” 儒学未来 一、儒学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作用 儒家学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和重要组成部分，或曰中华主流文化，是凝成中国民族精神的主流，是东亚文明的精神内核。“察业识某如佛，观事变莫若道，而知性尽性，开价值之源，树价值之主体莫若儒。” 儒学的这种地位是历史形成的，在两千五百多年前，孔子创立儒家学说，不是凭空创造的，而是在社会的大动乱中通过对三代流传下来的中国传统文化遗产进行反思，认真清理和重新加以诠释而形成的思想学说体系。孔子提倡“信而好古”和“好古敏以求之”，使儒学具有深厚的历史渊源，成为中国原典的保存者和当时中国传统文化的集大成者。孔子非常注重实地考察，坚持“察知征信”与“因革损益”的原则，使儒学又具备审慎的因时制变的品格，在中国处在第一次社会形态大变革的时代，儒学应运而生，突出了中华传统文化需要保存、延续和发展的历史必然。 儒学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文化，只能在超越了单一民族观念和思想体系时才能存在。他一方面提倡“夷夏之防”，十分注重激励民族精神与爱国主义，同时又以“近者悦，远者来”和“四海之内皆兄弟”的博大胸怀，倡导民族和睦，友好相处，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与巩固起了凝聚作用，因此儒学长期以来是中华民族共同的精神支柱。“儒学不是宗教却能取代宗教”，坚持的是一种对儒学的信仰和依赖。儒学提倡德化社会、德化人生的思想对中国人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成为华人世界共同的文化心理基础。直至今日，儒家文化仍具有一种积存深厚的民族文化认同的凝聚力，起着中华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的重大作用。正是由于儒学避免了狭隘民族性的特点，为它走向世界，形成东亚儒家文化圈奠定了基础。
专题一人文思想 综述 中国传统人文精神,主要是指我国春秋战国时期开始形成的,并贯穿于传统文化之中的,以儒家仁爱思想为核心,注重人伦道德,追求崇高理想,肯定人的价值,重视群体和谐的理论和学说。其基本内容为天地之性人为贵的人道精神、天地万物为一体的生命意识与宇宙情怀、自强不息的人生态度和进取精神、禀然大义的人格气节和高尚的情操、宽厚仁爱的道德。当然，道家、法家、墨家、兵家等学派也在这种社会大环境中发展繁荣，和儒家共同给灿烂的中华文明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浸透着浓郁的人文思想。 一、儒家 基本思想：儒家学说是以"仁"为核心，"人为贵"为思想体系，仁、义、礼、智、信、恕、忠、孝、悌为其核心思想的学说。基本上坚持“亲亲”、“尊尊”的立法原则,维护“礼治”,提倡“德治”,重视“人治，体现着人文精神。 思想演变：1．春秋战国时期——儒家思想被冷落 （1）春秋时期：儒学创立,孔子以仁的学说奠定基础 （2）战国时期：成为显学,孟子荀子继承发展，孟子提出仁政，荀子则提出性恶论。 2．秦朝时期——法家独尊，焚书坑儒,儒家思想遭压制。 3．西汉时期——确立正统地位,儒家思想享“独尊”. （1）西汉初期：盛行黄老之学,主张无为而治 （2）汉武帝时期：“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对儒家思想进行了发挥,增添了“君权神授”和“大一统” 等思想。 4．魏晋南北朝--------儒学危机,儒佛道三教并立. 5．隋唐时期——出现三教合一的趋势 6．宋明时期——儒学复兴发展到理学新阶段,理学统治地位确立.出现了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 7．明清之际——出现否定传统观念,提倡经世致用,批判君主专制的新思想 8．维新变法运动时期——儒家思想出“新意”康有为提出托古改制，移花接木。 9．新文化运动时期——儒家思想遭受冲击，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提出“打倒孔家店”的口号。 10．新中国成立后——马克思主义居于主导地位,“文革”期间,“批林批孔”运动,儒学的统治地位被彻底推翻. 12．新时期改革开放以来——儒家思想地位上升. 儒家思想主要作为民族文化遗产被人们认识,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与新文化建设相结合。 代表人物及作品： 孔子和《论语》
中国古代文人的爱国情怀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顺心。 纵观历史长河的中国古代文人，他们大部分都怀有一腔热切的爱国情节，并由此创作出许多不朽的文学作品，激励了了一代又一代中华民族的爱国热情，对当时乃至后世的文化、思想、政治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在十一国庆节到来之际，谨以此篇献给我们伟大的祖国，作为中华大家庭的一分子，我们深深热爱这片多情的土地，热爱着我们的具有辉煌历史、璀璨文化的——祖国！ 因历史上杰出的爱国文人墨客很多，我在这里就暂列举出一部分文人代表，供大家参考。 爱国诗人——屈原 出身贵族的屈原，有优厚的文化教养，也有高远的政治理想和为之奋斗的献身精神。它的主要作品《离骚》，《离骚》是我国古代篇幅最长的抒情诗，体现了诗人忠贞不渝的故国情感和追求崇高理想九死不悔的精神。由他的诗句：“彼尧舜之耿介兮，既遵道而得路”、“汤禹俨而袛敬兮，周论道而莫差”、“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就可以看出他的这种精神。 后来，屈原因谗言被迁放江南，长期流亡，最终自沉汩罗江而死。我们传统的端午节据说就是为了纪念这位伟大的诗人，每到这一天，全国各地会举行“赛龙舟”、“吃鸡蛋”、“吃粽子”等风俗。 乡国情怀诗人——陶渊明 两晋时期的陶渊明，把田园生活的题材带进诗歌里，开拓了一个全新的表现领域，他创造了情味极浓的冲淡之美，他的爱国境界，主要体现在一种平和淡泊，无世之争，心与自然浑然一体的人生境界的自然流露，作品表现了对于乡土的眷恋，大自然的热爱，对于国家的执著深情。如他的代表作《归园田居》其三： 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道狭草木长，夕露沾我衣。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 还有体现诗人慷慨激昂、豪情万丈的《咏荆轲》： 燕丹善养士，志在报强赢。招集百夫良，岁暮得荆卿。君子死知己，提剑出燕京。素骥鸣广陌，慷慨送我行。雄发指危冠，猛气充长缨。饮饯易水上，四座列群英。渐离击悲筑，宋意唱高声。萧萧哀风逝，淡淡寒波生。商音更流涕，羽秦壮士惊。心知去不归，且有后世名。登车何时顾，飞盖入秦庭。凌厉越万里，逶迤过千城。图穷事自至，豪主正怔营。惜哉剑术疏，奇功遂不成。其人虽已没，千载有馀情。 山水诗人——王维 早年的王维与当时许多向建功立业以杨名不朽的才士一样，对世间的功名亦充满了热情和向往，他的诗洋溢着壮大明朗的情思和气势。如其《使至塞上》： 单车欲问边，属国过居延。征蓬出汉塞，归雁入吴天。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萧关逢候骑，都护在燕然。 王维精通音乐，由擅长绘画，创造出“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明秀诗境。如“荆溪白石出，天寒红叶稀。山路元无雨，空翠湿人衣。相看不忍发，惨淡暮潮平。语罢更携手，
儒家思想对中国文化的影响 儒家思想对中国文化的影响很深,几千年来的封建社会,所传授的不外《四书》《五经》。传统的责任感思想,节制思想,和忠孝思想,都是它和封建统治结合的结果,因此,儒家思想是连同我们当代在内的主流思想.文化是中华民族精神的载体，中国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国文化的主体部分，儒家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和重要组成部分，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为历代统治者和知识分子所推崇。儒家的价值理念、伦理道德观、仁爱观等影响着中国和世界，我们要继承和弘扬以儒学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迎接未来的竞争与挑战。 一、儒家文化的地位 儒家文化从古至今在中国一直占据很强的地位。在中国古代甚至占了统治地位。比如说，唐代政权基本上以儒家思想为主导。宋代时发展为理学，尊周敦颐、程颢、程颐为始祖，朱熹为集大成者。后取得官方地位。元明清时期，科举考试都以朱熹的理学内容为考试题目。儒家文化虽然在古代占据统治的地位，但这并不是说它的统治地位是一成不变的。在先秦遭墨、法、道等派的激烈批判，在秦代和汉初，遭统治者排斥；在六朝先后受玄学、佛学的挑战；在五四反孔非儒高潮下历空前之厄，统治地位被取消。五四运动虽然取消了儒家文化的统治地位，但是在今天儒家文化仍然在我过占据重要的地位，原因是因为儒家文化植根于中国固有的价值系统而又能随时自我调整，适应了时代和社会的变化。而且相当大的程度上是由于它是东方最有价值的知识系统，以至于今天在某种意义上说它是国学（传统文化）的代名词。儒家是国学的核心与主体。正如世界诺贝尔奖金获得者巴黎集会的宣言中所预言：人类要在21世纪生存下去，必须要从两千五百年前孔夫子那里去寻找智慧。不管是不是新儒家的信徒，有一点是无须争辩的：儒家的“建制化”已经完全失败了，无法再为中国社会提供一个较为稳定、影响全面的政治社会秩序，似乎也再无可能恢复那种主宰地位，这是分析儒家思想在现代化浪潮中前景的一个共识与基础。但是即便是这个成为“游魂”的儒家，凭其博大精深与两千年的底蕴，取精用宏，在现代化建设中所发挥的作用还是不容小觑的。现代化归根结底是人的现代化，因此社会中个体现代人格的建构则处于重要的地位。长期以来，儒家关于圣贤理想人格的论述与强调，虽然在塑造民族精神中起过重大而深刻的作用，但以其形成并适用于宗法专制的等级社会，往往被当做现代人格建构的对立面而屡遭批评。在这一方面，儒家思想诚然有其局限性，但不乏值得挖掘的精髓真义。儒家将理想人格定义在道德层面上，虽然失之偏颇，但它对于人之精神性、理想性的强调，却使其在现代社会转型中具有不朽的价值。作为社会的细胞，个体具有感性的需求，但就人的根本属性——社会性而言，人所具有的精神性、理想性更为重要，是人之为人的标准与标志。儒家以圣贤作为个人自我实现的最高目标，这种圣贤理想人格终点高不可触、遥不可及，不具有现实性，但它并不因此而失去意义。这种对理想人格的设定，是作为个人以及整个人类永不停止的追求目标而存在的，以其与现实的结合，使个体在对自身素质不断提高的追求中日渐接近，能超越有限狭小的躯壳而进入无限的精神领域，因此也成为个体毕生努力的目标，成为人不断积极进取、不断自我改造的动力。 二、儒家文化对我国的影响 儒家文化对我国的影响很深，涉及范围也非常广，涉及到我国的各个方面，政治、经济、文化领域都有所涉及。
中国山水文化浅谈 自古以来人们认为对山水文化的最高领悟是“看山是山，看水是水。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看山是山，看水是水。”今人将山水之美分为雄、奇、险、旷、幽、秀、奥。山水与文化息息相关，紧密相连。山水是文化的载体，文化是山水的灵魂。山水文化的形成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一、远古时期：畏惧自然。 二、先秦：自然山水开始进入人类的审美领域。三、魏晋时期：自然山水完全成为审美关照的对象。当然，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人类对自然山水的改造、利用和开发在一定程度上也推动着山水文化的建设，为山水自然增加了更多的文化内涵，提高了山水的文化含量，形成了姿态各异的山水文化类型。 中国地大物博，名山胜川数不胜数，拥有着天然的地理优越条件，中国理所当然地成为了山清水秀且令人向往的游玩国度。中国的山水是充满诗意的，还记得多少文人骚客在失意时寄情山水，写下无数脍炙人口的篇章；中国的山水是充满传奇的，还记得美丽的少女阿诗玛化为石柱，久久伫立在石林中，凄美的故事永远活在人们心中；中国的山水是充满圣洁的，还记得睿智的僧人和法术高超的道士隐居山林，多少佛寺道观依山而建，或香火鼎盛，或清幽雅致，人们都是为了心灵得到一点净化。欣赏中国的山水，就如读中国的一本史书，每一处的山水都有一个故事，一段历史，一曲幽歌。只有独具慧眼的人们，才能读懂个中玄机，才能让那段沉睡的往事苏醒。 山水，似乎是一个属于大自然的名词。因为早在人类学会欣赏什么是美的时候，这种如诗如画的自然景观的存在了，只是当时，美丽的山水没有发挥到自己的作用。加上“文化”二字之后，山水就不再是那天然的尤物了，加了“文化”就等于加了人类的因素，因为只有人类才拥有文化。这时候，人类和大自然发生了有机反应，创造出介于天然和人工之间的“山水文化”，到底是人类的文明丰富了山水，还是山水的灵气充实了人类空虚的心灵？我认为这个作用是相互的，就像生物中的互利共生关系一样，两者的结合让对方的优点发挥到极致。山水没有了人类就略显粗糙，人类少了山水就略欠灵气。所以他们是互相离不开对方的。下面我将从三个方面来说明山水文化对人类社会的意义和价值。 山水文化的发展实际上可以反映人类文明的发展，人类从对美的无知到对美的追求，这难道不是人类文明的进步吗？魏晋开始，人们对美有了自觉的意
萧启庆教授《蒙元社会文化史》研究介绍 许守泯 （成功大学 历史学系；台湾 台南） 一、经历简介 萧启庆教授是当今海内外蒙元史研究最重要的学者之一。 萧教授生于1937年，祖籍江苏泰兴。1955年就读台湾大学历史系，深受姚从吾先生（1894─1970）启发。姚先生早年毕业于北大，师事柯绍忞、张相文，亦为胡适入室弟子，后来负笈德国，受到史学大师兰克（Leopold von Ranke）和班汉姆（E. Bernheim）影响，回国后结合兰克史学和干嘉考证学，研究北亚史及辽金元史。 萧教授在姚先生的教导熏陶之下，选择以蒙元史为研究领域。1959年完成学士论文《忽必烈潜邸旧侣考》，并考进台湾大学历史研究所，仍跟随姚先生研习蒙元史。1963年提交硕士论文《西域人与元初政治》，同年并赴美国哈佛大学留学。 在哈佛大学，萧教授主要师承柯立夫（Francis W. Cleaves, 1911─1995）与杨联升两位先生。杨联升先生以博学多闻知名，其治学能以社会科学的观念设定题目和组织材料，却立足于严谨的训诂与考证上。柯立夫先生则师承二十世纪前半西方最伟大的汉学家伯希和（Paul Pelliot，1878─1945），精通汉、蒙、满、波斯及多种欧洲古今语文，其著作以译述与考证见长。萧教授在两位先生指导下，完成博士论文《元代军事制度》（The Military Establishment of the Yuan Dynasty），并由哈佛大学于1978年刊行，自此中外学界对元朝的军事制度才有较为全面的认识。 萧教授于1969年自哈佛大学毕业，先是任教于美国明尼苏达州立圣云大学（St. Cloud State University），1974年转任新加坡学历史系。1994年应台湾清华大学历史所邀约，返台任教，讲授“辽金史专题研究”、“元史专题研究”及“汉学述评”等课程。2000年当选台湾中研院院士，2002年退休，荣聘为清华大学历史所梅贻琦荣誉讲座教授至今。 二、研究取径与重心 萧启庆教授认为元史研究有两条主轴，一为探讨元朝在中国史上的独特性，一为考察其在中国史上的延续性。前者着重横向探讨草原传统及外来文化冲击所造成的元朝制度与文化上的特色。后者着重纵向分析元朝与前后各代之异同及其在中国历史发展中的地位。而萧教授的研究重心，早年较重视第一条主轴，近年来也重视第二条，但萧教授也体认到二者不可偏废，因此想结合两条主轴而勾勒出蒙元时代在中国历史及北亚历史中的地位。 三、出版著作 截至目前，萧教授已经出版专书两册，联合编着三种，论文集五册，分别是：专书《西域人与元初政治》（台北：台湾大学文学院，1966）、《元代军事制度》（The Military Establishment of the Yuan Dynasty）（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8）。联合编着方面，与罗意果（Igor de Rachewiltz）、陈学霖两位教授合着《蒙元前期名人传论》（In the Service of the Khan:
儒家与中国传统文化 一、儒学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作用 儒家学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和重要组成部分，或曰中华主流文化，是凝成中国民族精神的主流，是东亚文明的精神内核。“察业识某如佛，观事变莫若道，而知性尽性，开价值之源，树价值之主体莫若儒。” 儒学的这种地位是历史形成的，在两千五百多年前，孔子创立儒家学说，不是凭空创造的，而是在社会的大动乱中通过对三代流传下来的中国传统文化遗产进行反思，认真清理和重新加以诠释而形成的思想学说体系。孔子提倡“信而好古”和“好古敏以求之”，使儒学具有深厚的历史渊源，成为中国原典的保存者和当时中国传统文化的集大成者。孔子非常注重实地考察，坚持“察知征信”与“因革损益”的原则，使儒学又具备审慎的因时制变的品格，在中国处在第一次社会形态大变革的时代，儒学应运而生，突出了中华传统文化需要保存、延续和发展的历史必然。织梦内容管理系统 儒学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文化，只能在超越了单一民族观念和思想体系时才能存在。他一方面提倡“夷夏之防”，十分注重激励民族精神与爱国主义，同时又以“近者悦，远者来”和“四海之内皆兄弟”的博大胸怀，倡导民族和睦，友好相处，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与巩固起了凝聚作用，因此儒学长期以来是中华民族共同的精神支柱。“儒学不是宗教却能取代宗教”，坚持的是一种对儒学的信仰和依赖。儒学提倡德化社会、德化人生的思想对中国人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成为华人世界共同的文化心理基础。直至今日，儒家文化仍具有一种积存深厚的民族文化认同的凝聚力，起着中华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的重大作用。正是由于儒学避免了狭隘民族性的特点，为它走向世界，形成东亚儒家文化圈奠定了基础。在先秦，处于私学地位的原典儒学，为它的长远发展奠了基。汉武帝“独尊儒术”，儒学始成为官学，两汉时基本完成了对先秦以来道、墨、名、法、阴阳之学的综合吸收，扩大了学术包容的范围而成为文化的宗主。虽两千余年其形成屡经变换，但总的方向是强化封建统治意识。 “凡是存在的即为合理的。”正是儒家文化在中国传统文化的长期存在和广泛的影响，使其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与合情合理性文化。“中国人不得不树立一种道德律，即提高‘仁’，亦即公正、慈爱的行为地位，把它作为一种绝对标准，以仁为标准，一切有缺点的人或行为，就能被发现其所不足。”这或许便是儒学所要达到的高度，同时也是中国传统文化所要传承的文化宗旨，正如张纯如所阐释的“文化影响力”（Power of cultural forces）“这种力量既可以剥削去使人成为人的那一单薄的社会约束—这样我们所有人都会变成魔鬼，也可以增加这一约束。”总之，儒家文化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主体地位，决定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趋势，并且时刻影响着中国人的精神与道德取向，成为中国人的信仰。内容来自dedecms 二、中国传统文化精神在儒学中的体现 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在中国古代社会形成并发展起来的比较稳定的文化形态，是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是中华民族的历史遗产在现实生活中的展现，这个思想体系蕴涵着丰富的文化科学精神，这种科学精神又是通过儒学之要义体现的，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中国传统文化是凝聚之学。中国传统文化是内部凝结力的文化，这种文化的精神是注重和谐，把个人与他人、个人与群体、人与自然有机的联系起来，形成一种文化关系。这有助于民族凝聚力的形成，中华民族自古以来便是以和谐民族的性格、精神而影响和传承的，而现代社会综合国力的构成中，民族凝聚力作为国家的软实力，为社会发展、改革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我们中华民族是宗族融合而形成的，融
从《归去来兮辞》看中国文人的归隐情结 仕与隐是中国士人生命的两大主题。读书是为了进仕，但同时总有些孤高的文人或主动或被动地选择逃离官场。伯夷叔齐、许由巢父、嵇康阮籍、王维孟浩然、袁枚黄宗羲……每个时代都可以见到隐士那飘逸的身影，可以感受到他们挥之不去的归隐情结。东晋陶渊明堪称隐者之范，其《归去来兮辞》是他和黑暗官场彻底决裂的宣言书，文中处处充溢着隐者甚至非隐文人的这种特殊感情。 一、不事权贵，憎恶官场。 陶渊明29岁开始入仕，此后13个年头，时官时隐，作官4次，总计不过四五年。最后一次因不愿为五斗米折腰辞去只当了83天的彭泽县令一职，从此不再出仕。本文即写于此间。他认为做官使自己“心为形役”，是迷失自我的错误行为，因而不免“惆怅而独悲”，对此深深地自悔和自责。 不事权贵，憎恶官场，是清高文人身上的共同特质，也是促使他们归隐的主要原因。从拒绝接受帝位的许由到甘愿像乌龟一样曳尾于涂中的庄周，从宁被烧死也不出山的介
之推到拒绝光武帝而垂钓富春江的严子陵，从不愿摧眉折腰事权贵的李白到与荐己入京的官员爽约的孟浩然……这一切无不标示一些文人与权贵对立，与官场游离的姿态。 二、乐悦琴书，娱性诗酒 陶渊明归隐之后，“乐琴书以消忧”，音乐销尽他千般烦恼，“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欣然忘食”（《五柳先生传》），自己所好，自有乐趣。闲暇之余，“临清流而赋诗”，诗文中流淌着他舒畅欢愉之情；“有酒盈樽”，十分满足，“引壶觞以自酌”，异常畅快。值得一提的是，酒之于渊明犹如酒之于李白，渊明本性嗜酒，生活中离不开酒，“有疑陶渊明诗，篇篇有酒”（《〈陶渊明集〉序》）。 琴棋书画，诗文美酒是文人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文人因读书而有士人之称，因会吟诗作画而千古留名，以弹琴下棋来陶冶性情，更是借酒给单调的读书生涯带来不羁飘逸的情怀；而惟有心无旁骛的隐者才真正让这些东西发挥到极致。 三、躬耕田园，纵情山水 “农人告余以春及，将有事于西畴”，可见陶潜不是个
中国古代史复习资料 选择、填空： 1、开皇九年正月，隋攻入建康，灭掉了陈朝。 2、隋的统一，结束了自东晋十六国以来270多年的分裂割据局面，再建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有利于各民族的融 合和经济文化的发展。 3、隋王朝的统治基础是以关陇士族集团为核心的南北士族地主阶级。 4、三省六部制度，自隋定型。三省之名在魏晋时早已存在，而三省并立，各有分工，三省长官共同向皇帝负责则 始于隋。 5、隋朝在府兵制度上的改革，使府兵制进一步与均田制结合起来，从而巩固了府兵制。 6、开皇三年，隋文帝命苏威、牛弘等进行修订，制成《开皇律》。制定《开皇律》的根本目的是为了维护封建统治 的需要和地主阶级的利益，所以贵族官僚在法律上享有特权。《开皇律》继承了中国封建法制的基本精神，所以也为历代封建法典所沿袭。《唐律》就是直接沿袭《开皇律》而来的。 7、魏晋南北朝选官体制是以九品中正制为考核。隋炀帝时，“始建进士科”，进士科的创置，标志着科举制度的开 始。 8、杨坚集团在夺取政权后，首先是确保统治阶级在经济上的利益。隋代的均田令，扩大了品官授田数量，实质上 就是利用法令强行扩大贵族官僚的地产。 9、开皇元年（581年），杨坚称帝后立即颁布均田令。隋初曾实行均田，但主要是解决官僚的永业田，此即所谓“方 蒙爵土”；而民田问题尚未全面推开，故出现“民田不赡”的现象。 10、“大索貌阅”和“输籍定样”，既有利于国家的赋税收入，又打击了豪强士族的势力，从而加强了中央集权，促 进了社会生产的发展。 11、大业元年，营建东都，于宫城东建含嘉仓，据考古发掘，含嘉仓已探出粮窖259个，大窖可储粮一万数千石， 小窖也可储粮数千石。唐朝建国20年，隋朝的库藏尚未用尽，隋代仓储之丰实是前所未有的，它为后代封建史家所艳称。 12、隋代工匠在长期的生产实践中，掌握了提炼或控制胎料和釉料中铁的成分的方法，因此烧造出色调比较稳定的 白瓷。 13、造桥技术：河北省宁晋县著名的安济桥(又名赵州桥)，隋代杰出工匠李春设计的。 14、隋炀帝时，日本开始采用汉人的衣冠制度。 15、隋炀帝的暴政主要表现为役赋繁重和刑法苛暴两方面。他即位后，隋朝的国力、武功达到极盛，他修建东都， 开凿运河在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都有深远的意义。 16、隋炀帝穷兵黩武，频繁发动对外战争。隋炀帝即位后，凭借着国家的富强，威胁高丽王高元来朝，高元不理， 炀帝即以此为借口，连续发动了三次对高丽的大规模战争。 17、隋炀帝为了张扬国威而连年出巡，他曾三下江都，六巡北塞。 18、大业七年十月，山东（首先爆发）邹平王薄起义于长白山，王薄起义具有明显的反徭役、反兵役的性质。 19、隋末农民起义的各地义军逐渐汇合，在617年前后形成三支主要力量：一是翟让、李密领导的瓦岗军，二为窦 建德领导的河北义军，三为杜伏威，辅公袥领导的江淮义军。 20、正当农民起义勃兴之时，一些地主官僚也乘时起兵。首先是礼部尚书杨玄感于大业九年起兵黎阳，进围东都。 21、隋朝自开皇元年（581年）建立，到大业十四年（618年）灭亡，前后历时37年。 22、唐朝中央政权的主要机构仍然是三省六部制，在地方上，唐朝仍实行州、县两级制。 23、唐高祖时，命裴寂等人以隋《开皇律》为基础，与武德七年（624年）损益而成《武德律》。太宗时对《武德 律》加以修订，修成《贞观律》，至此，《唐律》基本形成。高宗时，以《武德律》《贞观律》为蓝本，修成《永徽律》，后又对《永徽律》作出具体解释，撰成《疏议》30卷，后《疏议》附于律文之后正式颁行，形成流传至今的《唐律疏议》。《唐律疏议》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完备的法典。
中国需要士大夫精神的回归 “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这是一个人为君王所托付的使命不惜付出生命的豪迈气概；“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是一群人内心世界对责任与道德的使命感；“士之为人，当理不避其难，临患忘利，遗生行义，视死如归。”这是一个阶级对他们高洁情操最美的诠释。他们就是活跃在历史上在政府部门担任一定职务的有风骨的文人学士——士大夫。 士大夫出现于战国，是中国社会特有的产物，是中国历史上形成一个特殊的集团，他们是知识分子与官僚相结合的产物，是两者的胶着体。它是一种文化的结晶体。中国古代文化中，士大夫阶层政治文化的地位尤为重要，他们独立衍生出来的士大夫文化深刻影响着中国人的思维和行动。 然而什么是士大夫精神？ 士大夫精神是以文载道。它是心忧天下，以节死国的忠烈；它是心宽体胖，宽宏大量,不为五斗米折腰；它是勇敢的大无畏，它是视死如归的决心与忠贞，它是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翻开中国历史，那些名臣贤相及志士仁人胸怀天下、安贫乐道、通达生死、恪守名节的道德规范，无不让人心怀敬仰。孔子怀抱天下大治的理想，周游列国讲学论道，成为万世师表；孙叔敖与子产，仁厚爱民，善施教化，以政宽得人和，国泰而民安；公仪休、石奢、李离，皆清廉自正，严守法纪，当公私利益发生尖锐冲突时，甚至甘愿以身殉法，维护君主和纲纪的尊严。陶翁弃官躬耕田园；杜甫“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范仲淹居庙堂之高而忧其民；文天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曾国藩权倾朝野，却谨小慎微，克己修身，他们高风亮节、忍辱负重、为民请命，他们“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精神远为流传，彪炳千古。 可是，今天还要不要“士大夫精神”？ 顾名思义，答案是肯定的。当今物欲横流的世界，世俗愈渐变得急功近利，一些官员不秉持操守，不讲官德官品，在权力、金钱、美色面前丢掉了正义感、责任感和使命感；一些学者文人立场丧失，沦为某些理念的道具。官员们不作为、不清正，知识分子媚俗化，世俗化，他们把“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传统置诸脑后。这些都是士大夫精神的亵渎与缺失。 就如我国现行的公务员制度作为浅谈。我国公务员制度是人类在工业文明时代不断探寻社会管理和国家管理真谛的理性产物，它的产生是现代社会化大生产和市场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可以说，没有现代公务员制度，就没有现代高效率的现代政府。然而，随着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我国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领域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近年来，我国公务员制度已得到普遍实施，但制度的完善尚需时日，各种研究也缺乏系统性、探讨性。纵观我国的公务员队伍，几年来腐败现象愈演愈烈，公信力受到国人的普遍怀疑，许多公务员的执政能力遭遇强烈质疑，这固然有其个人的因素，但是，归根到底还得归咎于制度的原因。目前，我国的公务员制度普遍存在着三大缺陷和弊端：一、公权私用，缺少必要的民主监管机制。二、鱼龙混杂，缺少优胜劣汰的淘汰机制。三、缺少必须的公务员财产申报公示制度。 是的，一棵参天大树，若任蛀虫繁衍啃咬，最终必定逐渐枯萎；一个国家或政党，若任腐败毒瘤蔓延，最终也难免趋于衰亡。只有坚决反对腐败，才能保持党和国家肌体的健康，巩固党的执政地位，促进国家的稳定与发展。太史公说：“法令用以引导民众向善，刑罚用以阻止民众作恶。文法与刑律不完备时，善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