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世界政治形势与我国安全形势的分析
一、当前世界政治形势
（一）当前国际政治格局演变的特点
第一，美国保持“一超”地位，“多强”获得发展。“一超多强”是冷战结束后形成的世界政治格局。“一超”是指美国，“多强”是包括欧盟、日本、中国、俄罗斯、印度等大国或国家集团。美国的经济增长率仍然高于欧盟、日本；日本经济得到一定复苏，保持世界第二经济大国地位；中国今年GDP将超过21万亿元，但仍仅为美国的1/5、不到日本的1/2；俄罗斯经济将继续得益于高位国际油价；印度成为又一新兴大国。
第二，在大国关系格局中，“一超”将受到“多强”的更大制约，但不会出现全面对抗，彼此之间既有矛盾也有共同利益。中俄、中欧关系将更趋加强，中美、中印关系将保持改善势头，中日关系在小泉参拜靖国神社后曾经跌到谷底，安培晋三上台后情况有所好转，但在今后一段时间内是否有实质性的改善，还很难下精确的结论。
第三，美国为维持“一超”地位，将继续企图削弱“多元”力量发展。美国在联合国采取实用主义立场，为削弱俄罗斯而加紧拉拢独联体成员国，通过日本对东亚区域一体化暗中牵制。
第四，美国“一超”地位和安全利益受到的主要挑战并非来自其他大国崛起，而是来自国际恐怖主义的袭扰和自身错误决策的惩罚。这在客观上迫使美国与“多强”及联合国等保持不同程度的合作关系。尽管“多强”发展迅速，“多强”之间在总体上呈现出合作的态势，但从目前情况看，“多强”的任何一方都不可能对美国在“一超”地位和安全利益上构成实质性的威胁，因为“多强”中，日美联盟比较稳固，欧盟在一体化进程上仍然无法从根本上摆脱自身的困扰。
（二）未来国际政治格局总体走势
其一，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与伊斯兰阿拉伯世界的矛盾与冲突将继续存在并可能加剧。美国继续通过“大中东计划”（下划线名词表示后面有简要解释，下同）等方式在伊斯兰阿拉伯世界大力推行西方的自由、民主、人权等政治制度和价值观念；而随着泛伊斯兰主义与伊斯兰复兴主义在世界范围的进一步发展，伊斯兰阿拉伯世界作为一个整体将不可避免地与西方世界之间发生对抗和冲突。
其二，“一超多强”的格局在短期内不会发生根本变化，中美关系在世界政治格局中的重要性日益显现。俄罗斯为避免“颜色革命”的蔓延和进一步受制于美国，将继续推进对华关系；欧洲在一些重大国际问题上与中国合作的机会有所增多，与美国在中国问题上的分歧有所增大；印度将继续倚重美国，但在把中国作为对手的同时也会注意发展和改善与中国的关系；日本虽然更加靠紧美国，但也需慎重考虑与中国的关系。
（三）主要政治力量的战略动向
1、美国：战略调整新动向
布什政府第一任期采取的“单边主义”和“先发制人”战略首先在伊拉克投入试验，可伊战的沉痛教训迫使美国不得不调整此前的外交战略，以赢得尽可能多的国际支持。
争取盟友支持是重点。布什政府已经认识到，推行“大中东计划”，没有盟友的支持是不行的。进一步改善与欧洲盟友的关系，以获得它们的理解与支持是美国对外政策的一大目标。目前，法国、德国等国已经同美国在“大中东计划”方面取得一些共识。此外，去年以来，美国进一步强化了美日军事同盟，推进了同印度的关系；还通过救灾行动，改善了美国在印度尼西亚和巴基斯坦民众中的印象。“铁杆盟友”的英国不会有动摇。让布什感到头痛的倒是美洲，美国在贸易问题和移民问题上分别与北南两个邻国发生不睦。
稳定中东局势是关键。美国仍将密切关注中东，加大推动巴以和谈的努力。但巴以问题即
使在美国的推动下双方重新启动“路线图”计划，鉴于耶路撒冷地位、巴难民回归和约旦河西岸定居点等问题难度太大；更鉴于美国亲以政策不会改变，让以色列有恃无恐，不肯轻言妥协，美国在这些问题上都将难以取得突破。
维持“一超独大”是终极目标。伊拉克局势的走向是布什推进外交战略关键点：如果伊局势继续动乱，甚至走向准内战，布什将身陷进退维谷的困境，近日萨达姆被判绞刑，引起伊拉克国内冲突加剧，最终结果会怎样，还是难以预料；而如果伊局势走向安全稳定，那将成为布什最大的政治资本，美国的单边主义倾向也会复出。
鉴于目前在伊拉克的处境和国内的反战舆论，在朝核心问题和伊兰核问题上，美国不敢轻言“动武”，从伊朗态度转硬和朝鲜进行了核心试验便可看出。因此，美国将更加倚重欧洲盟友和俄、中等国的配合，希望能借助多边外交和国际压力来解决核问题。
当然，美国的外交策略向多边的调整绝不意味着其战略目标的改变。打掉朝、伊两国的核计划；推进“大中东计划”；在全世界范围内推行“民主自由价值观”；巩固并维持美国“一超独大”的全球霸主地位等，这些仍将是布什政府第二任期外交战略不遗余力追求的终极战略目标。
2、欧洲：徘徊之中有进展
去年以来，欧盟在一体化进程中面临严峻挑战：如《欧盟宪法草案》遭遇“滑铁卢”、伦敦“7·7”爆炸案、法国骚乱、成员国为2007年至2013年的中期预算吵得不可开交等等。不过，近年来，欧盟的外交活动非常积极。例如，欧盟与美国加强了战略协调，与中国开始了战略对话，在东盟地区不断推广其一体化经验，在中东、非洲、拉美等地区也在日益扩大其影响力等等。
从总体上看，欧盟的经济在徘徊中有所进展。例如，作为欧洲最大经济体，德国在经过近5年的停滞不前之后，终于出现了复苏迹象，让德国人开始重新找回信心，消费指数开始提升。波兰、捷克等新欧盟成员国今年的经济形势也将比较乐观。
3、亚洲：对话合作是关键
从总体上来看，当前亚洲前进的步伐不会放慢，因为对话与合作正在成为亚洲国家处理内政外交的主要手段。
2005年以来，印巴关系大幅改善，中印关系取得进展，东盟和南盟各国更为团结，虽然中日关系出现了一些不和谐音，但寻求和解与加强互信仍是亚洲的主题词。
印度和巴基斯坦新一轮和平谈判于年初在新德里启动，人们普遍对这轮谈判的结果充满期待。“中印友好年”已经从1月1日正式开始，一系列庆祝活动陆续登场，这些活动为中印进一步加强对话与合作提供更为广阔的平台，从而使两国关系进入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南盟峰会和东亚峰会刚刚闭幕，都为未来区域内加强对话与合作绘就了蓝图。中日、日韩关系因首相小泉参拜靖国神社而陷入僵局，但随着新首相安倍晋三相继访问中国和韩国，陷入僵局的中日、日韩关系的“坚冰”正在破解。
此外，作为亚洲人口最多的两个发展中国家，中国和印度的经济持续平稳高速增长，成为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两个发动机”。印度有媒体评论认为，中印经济的快速发展及合作的发展正在带领整个亚洲共同繁荣。
4、非洲：发展形势趋乐观
作为全球综合实力排名垫底的一个大陆，非洲并不甘心永居人后，而是积极行动，千方百计缩小与其它洲的差距，并力争在国际舞台上发出自己的声音。非洲数国竞相“争常”就是最明显的体现。虽然非洲国家对由谁“入常”存在分歧，非盟有关安理会改革的专门委员会尚未能协调好矛盾，但“争常”本身就折射出非洲要向外部发声和在多边外交场合扮演角色的战略意图。
近年来，非洲虽然有局部的争端和冲突，但相对于爆炸声不断的伊拉克、形势起伏波动的
巴以大地等，仍保持了政治上的稳定。正是由于政治形势的稳定、投资环境的逐步优化以及领导人在新的治国理念下对经济政策的宏观调整等，使非洲经济保持了良好的增长势头。今年，由于美国依然无法从伊拉克抽身、国际反恐等热点远离非洲，非洲面临着难得的发展战略机遇期，政治经济形势可望更趋乐观。当然，当前非洲面临的挑战也不小，如人口多，底子薄，基础差，文盲率高达2/3，外债高达3000多亿美元，3亿多人生活在日均生活费1美元的国际贫困线以下等等。
5、大洋洲：岛国面临四挑战
2006年是南太平洋地区实施指导本地区未来10年发展的纲领性文件--《太平洋计划》的头一年。从今年开始，太平洋岛国论坛16个成员国将以新的姿态和新的模式展开合作，也将在《太平洋计划》的框架下共同迎接新的挑战和机遇。主要表现在：
第一，在实施《太平洋计划》的过程中，论坛成员国首先将面临发展经济、促进贸易的挑战。在论坛16个成员国中，除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经济发达外，大多数岛国的经济较为落后。为促进经济增长，摆脱落后局面，各岛国正在按照《太平洋计划》的原则着手制订切实可行的发展规划。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发达国家也将在《太平洋计划》的框架下，帮助论坛成员国建立和改善发展经济所必需的基础设施，从而推动各岛国经济走上正常发展轨道。
第二，实现可持续发展是论坛成员国所面临的第二大挑战。困扰太平洋岛国可持续发展主要有自然资源、人力资源和教育资源三大因素。为防止滥砍滥伐、滥开采和滥捕捞，论坛各成员国在新的一年里将在《太平洋计划》的框架下制订和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保护和有计划开发利用土地、森林、矿藏和渔业等资源，以实现本地区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在人力资源方面，为遏制艾滋病给本地区人民健康和经济带来进一步的打击，论坛成员国将加强医疗卫生合作，共同抗击艾滋病。在教育方面，为了解决大部分论坛成员国教育经费不足和师资缺乏等问题，澳大利亚启动霍华德总理在第三十六届岛国论坛上承诺的教育计划--出资为南太平洋地区建立一所“澳大利亚技术、职业和贸易大学”，涵盖整个地区，形成教育网络。大学将统一实行澳大利亚教育标准，为本地区培养各类高素质、有竞争力的人才。
第三，根除腐败、廉洁执政的挑战。为了增进合作，促进发展，论坛成员国政府将把反腐倡廉、提高执政的透明度、责任感、公正性和效率列为工作重点，加强反腐败机构及司法部门的职能和作用。
第四，加强法治，稳定社会秩序，打击恐怖主义和跨国犯罪的挑战。稳定社会秩序是实施《太平洋计划》的重要步骤之一。与此同时，《太平洋计划》还倡导各成员国团结合作，打击恐怖主义和跨国犯罪，以保证社会稳定与进步。
当前，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还不断推进融入亚洲进程。澳、新两国努力加强与亚洲各国的政治合作，进一步加强与亚洲各国在经济等领域的合作，争取其在亚洲的最大利益。
6、拉美：“脱美”道路走多远
去年11月在阿根廷召开的美洲峰会上，与会领导人围绕是否重启美洲自由贸易谈判发生激烈争论，南北意见严重分歧，峰会无果而终。12月，美国众议院高票通过一项法案，计划在美墨边境之间修建一条长达1130公里的隔离墙，以阻止拉美非法移民偷越边境进入美国。这表明拉美政治向左转的趋势在继续，“脱美”倾向是趋明显。
美拉之间的离心倾向有两个重要因素：一是有其深刻的政治和意识形态根源。其现实背景就是拉美政治思潮向左转。近几年来，左派政党纷纷在巴西、阿根廷、委内瑞拉等国执政。大部分左派政党上台后，否定上世纪90年代的新自由主义政策，改变过去一味亲美的外交思路，力图走出一条经济上更加自主、外交上更加独立的道路。二是经济联系的弱化。一方面美拉贸易联系对双方的重要性下降，亚洲成为拉美出口的新市场；另一方面美国资本对拉美的兴趣减弱，投资目的地更多地转向亚洲和东欧。
拉美在外交上能不能“脱美”，关键取决于它在经济上能不能自强自立。当前的国际经济
形势对拉美国家比较有利，全球初级产品价格高起，大部分左派执政的拉美国家经济形势都比较好，都有财力推动一些公共工程，提高社会福利开支。到目前为止，拉美左派执政国家局面都比较稳定，否定新自由主义、“脱美”甚至反美的思想在民意中占主流地位。
另外，拉美一向被称为美国的“后院”，后院起火之际，西半球以外的势力会不会趁机进入美国的“后院”，是美国始终关注的问题。近几年来，美国一些右翼势力开始宣扬“中国进入拉美”、“中国殖民拉美”的论调。他们对中国发展道路上追求和平、互利、共赢的积极性视而不见，片面强调“威胁”，夸大所谓的证据，企图为其从总体上遏制中国的战略寻找依据。这种论调，也带着“敲打”拉美“脱美”力量的意味。
二、当前我国周边安全形势
当前，随着中国“睦邻、安邻、富邻”的周边外交政策的深入推进，以及多边安全合作机制的进一步稳固，中国周边形势总体上将继续趋于平稳。主要形势主要包括：
（一）周边热点继续降温，但存在着潜在危机
当前，我国周边形势将继续保持稳定。10月份，朝鲜进行了核实验，遭到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对，迫于国际社会的压力，朝鲜明确表态，愿意通过对话解决朝核心问题，新一轮的六方会谈将很快进行。印巴关系仍将继续改善，克什米尔问题激化的可能性不大。在经历“颜色革命”冲击之后，中亚各国也在反思“美式民主”的利弊，地区形势会继续好转。布什对华政策更趋务实，中美在“防独”问题上暂时形成默契。陈水扁抛出废除“国统纲领”的谈话后立即遭到白宫批评，表明美暂不愿为其耗费更多的精力。
但是，周边“热点”依然潜伏危机，某些方向和某些地区的局势发展仍须密切关注。阿富汗国内恐怖残余仍存，民族矛盾、部族矛盾依然尖锐，这些问题处理不好，有可能再次陷入混乱，从而危及地区稳定。巴基斯坦、缅甸等国内政局仍有许多不稳定因素，发生动荡亦不能排除。
（二）大国继续争夺地缘战略优势，中国安全压力“西缓东急”
去年，大国在我国周边互动频繁。美日进一步巩固和加强军事同盟，公然把台海列为其共同战略目标。美俄在中亚“颜色革命”中呈现拉锯态势。美加强与印进行战略协调，事实上承认印核地位，并在民用核领域与印全面合作。日本也加快调整南亚政策，全面提升与印合作关系。小泉访印后，双方宣布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当前，我国周边地带依然是大国争夺的重点区域，我东部安全压力将有所加大。美正在寻求从伊拉克体面抽身，加快战略重心东移。美今年2月出台的《四年防务评估报告》显示，美军将在太平洋部署6成的潜艇和至少6艘航空母舰。为应对中国的崛起、台海危机、朝鲜半岛局势，美势必更加注重同亚太盟友的双边安全合作。
由于日本右翼势力当道，日本继续推行趋于强硬的对华政策。日本一方面进一步强化《日美安保条约》，联美制华；另一方面加紧与“台独”势力勾结，以华制华。此外，日在参拜靖国神社、中国东海大陆架资源等问题上继续寻衅滋事。年初，日“战略家”还抛出制华“新思维”，企图以大陆力量相互制衡来获取海洋发展优势，表示要加强对东南亚、南亚和中亚外交攻势，同时增强海空力量以确保日海上强国地位。9月26日，安倍晋三访华后，中日关系的僵局有所缓解，但解决一些重大问题还有个过程。
（三）睦邻互信继续增强，但“中国威胁论”依然存在
去年，中国领导人足迹遍布南亚、中亚、东南亚和东北亚各国，周边国家领导人也先后访问了中国，这些互访增进了中国与周边国家的信任关系。中印双方宣布建立“面向和平与繁荣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并签署了一系列旨在结束边界争端、促进双边贸易和经济合作的协议文件。中俄两国全面解决边界问题，成功举行“和平使命-2005”联合军演，签署《中俄关于21世纪国际秩序的联合声明》。中国、菲律宾和越南三国在马尼拉签署《在南中国海
协议区三方联合海洋地震工作协议》，进一步落实《南海各方行为宣言》。中韩在解决朝核问题、维护半岛和平与稳定上相互沟通、密切协商。
当前，周边外交依然是中国外交重中之重。中俄国家元首年度互访、总理定期会晤将继续加深两国战略伙伴关系；2006年在中国举办的“俄罗斯年”活动将增进两国人民的相互了解；双方将在俄境内举行联合军演，进一步加强安全和军事事务的磋商与合作。中朝将在六方会谈和地区安全问题上保持密切接触。中韩在联合国改革等问题上将面临新的挑战，但双方将保持磋商。2006年是中国与东盟建立对话伙伴关系15周年，也被中国政府建议为“中国—东盟友好合作年”；随着中国—东盟战略伙伴关系《行动计划》开始全面实施，中国—东盟自贸区建设将会加快进程，各方落实《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的行动也将有新的进展。不过，在中国与周边国家增进互信的同时，“中国威胁论”一时还难以销声匿迹。原因有三：一是随着中国对周边地区的影响进一步增强，妒忌、惶恐者会故意散布“中国威胁论”；二是不明真相或缺少对中国了解的人，误解或曲解中国的战略意图，夸大中国发展壮大对别国产生的安全压力；三是由于产品结构相似性，周边地区对中国商品冲击力存在担忧，而随着中国对能源和资源的依存度增大，“中国资源威胁论”也会有一定市场。
（四）安全对话更加活跃，多边安全合作机制“减压”作用加强
去年，中国坚持以合作为重要支点的安全政策，以合作谋和平，以合作促发展，以合作解决分歧，努力推动多边安全对话。上海合作组织虽遭“颜色革命”冲击，但其组织建设不仅没有止步，反而稳步向前推进，正式接纳印度、巴基斯坦和伊朗为观察员。“东盟地区论坛”、东盟“10+3”在加强地区安全合作、努力维护地区稳定方面继续发挥重要作用。在中国和东盟等方面的共同努力下，首次东亚峰会成功举行，澳大利亚、新西兰、印度也参加了这次盛会。
当前，周边安全合作与对话更趋活跃。2006年是上海合作组织成立5周年，也是“上海五国”机制建立10周年，即将召开的峰会将对5年来的工作进行总结，并提出今后的发展方向，对机制建设和功能建设做出新的规划。目前，中方作为主席国已全面启动峰会和庆祝活动的筹备工作。2005年底的东亚峰会为东亚各国加强区域合作提供了新的平台，当前，东亚各国继续通过该机制增进政治互信，扩大合作与共识，俄罗斯乃至美国都有可能以某种形式加入到东亚合作进程中来。11月，胡锦涛主席将访问越南、老挝、印度和巴基斯坦四国并出席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第14届首脑峰会，这将进一步促进我国同周边国家的睦邻友好关系，增强与亚太地区国家的相互了解和信任。
中国积极倡导以互信、互利、平等、协作，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为特征的新安全观，正在得到越来越多的国家支持。当前，中国继续以周边安全机制为依托宣传自己的安全观念，同时，多边安全合作机制也将继续为我减轻安全压力发挥更重要作用。
（五）非传统安全与传统安全问题交织，维护国家安全任重道远
与往年相比，2005年中国周边地区非传统安全威胁的区域传递性和普遍性更显突出。南亚、东南亚成为恐怖袭击重灾区，印度、印尼、俄罗斯等国都受到大规模恐怖袭击，澳大利亚等国也多次挫败了恐怖袭击计划。与此同时，地震、飓风等其他非传统威胁也在上升。南亚大地震使印巴数十万人流离失所；禽流感、登革热等传染病在越南、泰国等周边多国暴发。当前，非传统安全的挑战和威胁将继续存在。国际恐怖组织进一步网络化、分散化使地区反恐斗争更加复杂化与长期化。在美国及其欧洲盟国相继遭到恐怖袭击之后，不排除恐怖组织将对美亚太盟国发动袭击。美国中央情报局近期披露，“基地”组织已重整旗鼓，日本等国是重点渗透对象。此外，毒品贩卖、海盗等跨国犯罪仍将是对周边有关国家重要的安全威胁。2006年，中国在应对非传统安全威胁方面的任务仍十分艰巨。“三股恶势力”加强打击“三股势力”（恐怖主义、分裂主义、极端主义）继续在我国周边活动并从西北、西南、东南几个方向对我形成威胁，并有向纵深发展的趋势。随着2008年奥运会的临近，我国预
防恐怖组织制造事端的任务加重。其中，“东突”问题应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
名词解释：
“大中东计划”
美国2004年初提出的一项意在以色列、土耳其、伊朗、阿富汗、巴基斯坦和22个阿拉伯国家内实施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改革的计划。其实质是要通过在中东大力推行西方的自由、民主、人权等政治制度和价值观念。美国从“9·11”后的反恐战争经验中，意识到对中东实行“洗脑”的重要性。认为中东社会饱受压制、丧失希望、缺乏教育、没有工作、游手好闲导致越来越多的阿拉伯年轻人走向极端主义。因此，要获得反恐战争的最终胜利，必须扼制恐怖的源头；而推行教育--西方式民主教育无疑是塑造脱离恐怖轨迹的思想意识形态的有效方法。
泛伊斯兰主义
亦称“泛伊斯兰教”、“大伊斯兰主义”，是19 世纪中叶产生于一些伊斯兰教国家的民族主义思潮。主要倡导人是阿富汗人哲马鲁丁·阿富汗尼。他认为伊斯兰教是精神上同盟，是“普世宗教”，不受国界、民族、语言和肤色的限制；为求宗教的复兴，一切穆斯林应联合起来，在一个哈里发（意为“继承者”、“代理人”，是伊斯兰教和伊斯兰教国家领袖的称号）领导下，共同反对基督教国家的进攻。泛伊斯兰主义是伊斯兰世界为反对西方殖民主义的侵略，复兴伊斯兰教的一项政治主张。19 世纪中叶，西方殖民主义加紧了对伊斯兰国家的侵略，伊斯兰教的思想家感到伊斯兰教有被西方基督教消灭的危险；而伊斯兰教国家内部、封建制度亦发生严重危机。一部分穆斯林知识分子根据《古兰经》中关于“众信士都是兄弟”的思想，号召穆斯林团结起来，反对侵略、挽救伊斯兰世界逐渐发展。第二次世界大战战以来，随着民族民主运动的发展，伊斯兰教国家纷纷独立，泛伊斯兰主义运动也发生了新的变化：不再是一个统一领导的运动，而变成一个具有不同特征的多中心的运动。泛伊斯兰主义者号召全世界穆斯林团结起来，反对帝国主义和犹太扩张主义的侵略，但不再反对基督教，而是与其他宗教展开对话。提倡伊斯兰文化学术研究，出版书籍，召开学术会议等。
“颜色革命”
“颜色革命”是指格鲁吉亚、乌克兰、吉尔吉斯等中亚国家的政治危机和政治动荡。“颜色革命”只是西方的一种话语，格鲁吉亚、乌克兰、吉尔吉斯这些国家发生政治变化，都是在某种颜色的标志下进行的。比如说格鲁吉亚反对派以红玫瑰，反对派持红玫瑰进行它的政治进程，表示明显的标志。在乌克兰是一种橙色，反对派在和当局进行政治上较量的时候，把某种颜色赋予政治上的含义，以引起国内外舆论的注意。其实，这些国家发生的政治危机、政治事变很难称得上是政治革命。用中国学术界标准的理解，革命是有积极的正面的含义，而且革命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是政权性质的变化。而格鲁吉亚、乌克兰还有吉尔吉斯所发生的这些政治危机，政治势力没有政权性质的变化。美国之所以大力搞“颜色革命”，因为，在美国看来，俄罗斯虽然社会制度发生了变化，俄罗斯依然是西方最直接最有可能对其发起挑战的国家。不管怎么样，俄罗斯有那么多战略核弹头，又有那么多战略资源，俄罗斯的经济和军事潜力也是很大的，尤其军事潜力，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就趁着俄罗斯非常弱的时机，着力改造俄罗斯周边地区，在独联体国家推行它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力图使独联体这些国家都能实行美国所希望的那种制度。此外，独联体很多国家有很多战略资源，在中亚地区有石油、天然气，还有各种各样珍贵的金属资源，美国想从中谋取利益。
单边主义
单边主义是指举足轻重的特定大国，不考虑大多数国家和民众的愿望，单独或带头退出或挑战已制订或商议好了的维护国际性、地区性、集体性和平、发展、进步的规则和制度，并对全局或局部的和平、发展、进步有破坏性的影响和后果的行为与倾向。单边主义的本质是
无视甚至破坏现有的集体性的规则和制度，单边主义的核心是逆潮流而动。单边主义的内涵归纳为具有三个层次：首先，单边主义指一国的对外政策和行为的某种特性，属于国家外交政策和行为的一个分析概念；其次，单边主义还不是指向所有的国家，而专指在国际事务中有重大而广泛影响力的国家。只有实力强大的国家才能逆大流而一意孤行，小国即使完全逆国际常规而行事，也没有批评者会用单边主义的词去指责它（美国把这样一些国家指责为无赖国家、邪恶国家，如被布什政府公开点名的朝鲜、伊拉克、伊朗，这些国家被统称为邪恶轴心）；最后，单边主义还暗示政策和行为对国际社会产生了不良影响和后果。如果政策的实行者实施的是一项单方面的利他政策，那么也没人会去批评它单边主义。当涉及到对行为后果的道德评判的问题时，其道德标准是不能简单靠行为者单方面地界定的，而必须要得到国际社会和相关国家的民众的赞同与评价。所以单边主义的核心是逆潮流而动。
巴以问题
犹太人于公元前11世纪建立了以色列国，到公元前926年,以色列国一分为二,北部的叫做以色列王国,南部的称作犹太王国。两个犹太人王国控制了巴勒斯坦地区。公元前722年和公元前586年,两个王国分别被亚述帝国和新巴比伦王国所灭。此后,巴勒斯坦地区又先后被波斯、希腊和罗马征服。公元135年,犹太人不甘忍受奴隶的处境,举行了武装起义。起义失败后,犹太人被迫背井离乡,流散世界各地。公元7世纪,阿拉伯帝国占领巴勒斯坦,当地居民大多皈依伊斯兰教,并与陆续迁入的阿拉伯人融合在一起,形成巴勒斯坦地区的阿拉伯人,即巴勒斯坦人。从此,他们世世代代居住了下来。19世纪末,“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大规模兴起,流落在世界各地的犹太人纷纷踏上回归之路,返回巴勒斯坦地区定居。从此,阿犹两族使开始了长达百年的土地争夺大战。犹太人离开已经很久,为什么有能力回来呢?这里有犹太人在全球的支持，还有就是帝国主义为维护殖民统治而实行的一种分而治之的政策。1947年4月,由于英国无力继续其统治,就把巴勒斯坦问题提交联合国。在美、英、苏、法等国的操纵下,联合国大会不顾阿拉伯国家的反对,做出了分治巴勒斯坦的181号决议,规定在巴勒斯坦地区同时建立犹太国和阿拉伯国,并对领土作出了偏向犹太人的具体划分。根据决议,犹太人分得土地1.52万平方公里,阿拉伯人只得到1.115万平方公里,面积约176平方公里的耶路撒冷战由联合国管理。1948年5月14日,以色列国宣告成立,而阿拉伯国则因当时的阿拉伯国家一致反对181号决议而未能成立。以色列国成立的第二天,埃及、约旦、叙利亚、黎巴嫩和伊拉克等阿拉伯5国发动了讨伐以色列的第一次中东战争。巴以争端从较小规模的争斗演变成大规模的流血冲突，巴勒斯坦人和犹太人之间的仇怨越结越深,巴以争端也成了世界上持续时间最长、最为复杂的地区难题。其中，巴以谈判中最为棘手的是耶路撒冷的归属问题。“东突”问题
中国官方对“东突”分子的定义--确实有一批民族分裂分子想通过暴力恐怖的手段把新疆从中国分裂出去，建立所谓的“东土耳其斯坦”，我们称之为“东突”恐怖分子。
“东突”问题的来龙去脉是：突厥原是公元5世纪前后，生活在阿尔泰山地区的游牧民族的名称。公元6世纪至8世纪中叶，突厥族逐渐进入我国北方草原，与中原地区上自西魏下至隋唐各朝代发生了多渠道、多层面的广泛交往。公元552年，突厥建立汗国，其鼎盛时期疆域非常辽阔。后分裂为东、西两个突厥汗国。8世纪中叶，东突厥被回纥人（即维吾尔族的祖先）所灭，西突厥则被唐朝所灭。西突厥的后代迁移到小亚细亚半岛，后来建立了奥斯曼伊斯兰帝国。随着东西突厥汗国的相继灭亡，其后裔逐渐融入了其他民族之中。11世纪以后“突厥”这一概念，已不是原先的突厥人，而是对突厥语系诸民族的统称。“斯坦”则是“地方”、“地区”的意思。“东突厥斯坦”（简称“东突”），这一名词最早是19世纪末期西方别有用心的殖民主义者提出的，他们把俄罗斯中亚地区称为“西突厥斯坦”，而把中国的新疆称为“东突厥斯坦”，并编造出新疆是“东突厥”人家园的谬论。因此“东突厥斯坦”不是一个单纯的地理概念，而是殖民主义者为肢解中国而提出的一个政治概念。新疆民族分
裂主义分子将“东突厥斯坦”作为他们分裂运动的名称，其用意昭然若揭。
“东突厥斯坦运动”的产生和发展，是受泛伊斯兰主义和泛突厥主义（简称“双泛主义”）的双重影响。“双泛主义”20世纪初开始传入新疆，但受到当时中国新疆政府的大力压制，“双泛主义”的一些代表人物如土耳其人艾买提·卡马尔和从土耳其留学归来的维吾尔族人麦斯武德被驱逐出境而流亡国外。
30年代初，麦斯武德、穆罕默德·伊敏等“双泛主义”者又陆续回到中国，此时他们已形成了自己的思想体系和政治纲领，这就是所谓的“东突厥斯坦独立运动”（简称“东突”）。当时中国正是军阀割据相互混战的时代，新疆也是一片兵荒马乱，新疆省督军盛世才与支持哈密农民起义的甘肃军阀马仲英激战正酣。动荡的时代背景，给“东突”的发展提供了机会--1933年11月，“东突”分裂分子得到英国的支持在喀什建立了“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1934年2月盛世才在苏联的支持下打败马仲英后兵进南疆，消灭了这个“共和国”。喀什“伊斯兰共和国”虽然只存在短短三个月，却是第一次公开提出新疆分裂，是新疆分裂运动的开始，其衣钵为新疆民族分裂主义分子一直承袭至今。
喀什“伊斯兰共和国”被消灭后，“东突”运动的主要人物再次逃亡国外。其主要人物之一的伊敏就是在流亡印度时撰写了宣扬新疆独立的《东突厥斯坦史》，并被“东突”分裂分子视为经典。与此同时，日本也在积极筹划肢解中国，在推行大蒙满计划的同时，也策划在中国新疆建立伊斯兰国，为此日本还收留了奥斯曼帝国末代苏丹阿卜杜尔·海米德二世之子，准备让他出任新疆独立后的首脑。
抗战时期，麦斯武德、伊敏、艾山等“东突”分裂运动主要人物又回到中国，在中国内地出版刊物，宣传泛突厥主义和泛伊斯兰主义的思想。
1944年伊犁、塔城和阿尔泰三个地区在苏联的支持下成立了“东突厥斯坦共和国”。苏联此举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其真正目的并不是支持新疆独立，而是要以新疆问题做交换筹码，迫使中国政府承认外蒙古和苏联在中国东北的特权。1945年8月中苏友好条约签署，达到了苏联的预期目的，因此苏联要求“东突厥斯坦共和国”与国民党政府谈判，成立新疆省联合政府。麦斯武德、伊敏、艾山等“东突”分裂分子也被安排在联合政府中任职。由于“东突厥斯坦共和国”的实权掌握在反对新疆独立的阿合买提江等人手中，因此最后“东突厥斯坦共和国”无果而终，但事实上的独立一直维持到1949年解放新疆为止。因为这个伊斯兰政权是反对国民党的，而且并没有公然提出分裂的口号，所以新疆解放以后，人民政府从团结的角度出发，把这一事件称为“三区革命”，作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一部分，并将民族军改编为解放军第5军。但这留下了不少后患。
新疆解放后，麦斯武德被关押，伊敏、艾山等再次闻风而逃。“东突”分裂运动再次受到沉重打击，但并没有因此而绝迹，分裂主义思想并未彻底根除，其影响依旧存在。只要有合适的环境条件，又会迅速死灰复燃。
目前两个较有影响的“东突”分子组织是：1.东突厥斯坦解放阵线组织，曾于1994年在哈萨克斯坦注册过，后被哈官方取缔。其核心人物阿希尔·瓦依丁曾是新疆自治区的一名高级干部。2.维吾尔人国际联盟，其首领是哈科学院一名维吾尔研究人员。‘东突’分子是个笼统的概念，并不是某一组织的名称。“东突”分子的组织在境外大大小小有50多个，主要集中在中亚地区。他们一般的状态是由几个维吾尔人组成一个组织。小的组织一般是集会，散发宣传品，训练，贩毒，或者在新疆制造一些暴力事件。大一点的组织在欧洲开展活动，比如开会要求新疆独立等。‘东突’分子目前主要有两个活动中心：一个中心在西方，主要集中在德国、意大利，借助西方所谓中国人权的观点来攻击中国政府；另一个是在中亚，于1990年代初中亚各国独立初期局势混乱之机，在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等国先后出现。他们一般是处于地下状态，所在国的政府持打击态度。
泛突厥主义
泛突厥主义是19世纪80年代产生于俄国境内的鞑靼知识阶层，主张通过改革教育和语言，团结使用突厥语的民族，复兴突厥民族。泛突厥主义产生后，很快被奥斯曼土耳其帝国接受并篡改，转而成为具有强烈宗教狂热和民族沙文主义思潮，成为一种超阶级、超国家、超民族的极端宗教观和民族观。“青年土耳其党”提出了泛突厥主义，试图“建立一个在奥斯曼帝国苏丹统治之下的、包括从博斯普鲁斯到阿尔泰全部突厥语系各民族在内的大帝国”。极力宣扬所谓“突厥民族至上”论，散布民族对立和民族仇视思想，主张突厥民族实现“语言、行动和思想的统一”。
冷战的结束后，引发了意识形态领域内的真空，民族主义乘机抬头，许多国家的少数民族分离意识增强，对本国主体文化和疆域的否定意识上升，产生了民族分离主义和极端民族主义。泛突厥主义者认为苏联解体是“突厥民族”复兴的大好时期，土政府在事实上也不自觉并不同程度地实施着大突厥民族主义思想。土右派民族主义行动党和繁荣党都具浓厚的泛突厥色彩，在事实上影响着土政府的决策，认为土有责任帮助帮助中亚突厥语民族在政治模式、经济和社会方面取得良好的发展成就。土政府以历史上同源或同一个民族为依托，利用语言、宗教和文化习俗等多方面的同一性，宣扬历史上曾有过的帝国辉煌，图谋实现大民族国家或建立大民族共同体。公然提出“21世纪是突厥人的世纪”的口号，竭力拉拢中亚诸国，旨在营造一个以土为首的包括各操突厥语国家及民族在内的地跨欧亚的突厥国家联合体，其范围包括土耳其、阿塞拜疆、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六个独立国家以及俄罗斯的车臣、鞑靼斯坦和中国的新疆地区。20世纪90年代初土耳其扬言要重建一个“由中国长城延伸到巴尔干半岛的突厥世界”。泛突厥主义实际上大民族主义，它强调主体民族在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而往往忽视其他民族的应有权利，从而导致民族之间产生矛盾和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