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腊神话的系统性与中国古代神话的零乱的比较与原因分析
叶芳亭
（乐山师范学院文学与新闻学院，
四川乐山641000）摘要：
希腊神话有较为系统的神系，有专门的神话的书籍与故事留存；而中国古代神话则显得零乱，只在部分史书与文学作品中常见到神话的影子。文章从两种文明的自然环境与地理条件、经济发展方式、国家政治的形成、历史文化与民族特征以及人格结构这五个方面探究希腊神话的系统性与中国神话零乱的原因。
关键词：希腊神话；中国神话；自然环境；经济发展方式；人格结构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9-8666（2014）02-0040-05
Comparison with and Analyses of the Causes of Systematic
Greek Mythology and Fractional Chinese Mythology
YE Fangting
（School of Literature and Journalism ，Leshan Normal University ，Leshan Sichuan 641000，China ）
Abstract:Greek mythology has the systematic G ods and there are some specific books and stories.However ，Chinese ancient mythology is fractional ，recorded only in some parts of history and literature works.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comparison and exploring the causes of differences between Greek mythology and Chinese mythology from the five aspects ：the natural environment and geographical condition ，economic development mode ，national political formation ，historical culture and national character ，and personality structure.
Key Words:Greek Mythology ；Chinese Mythology ；Natural Condition ；Economic Development Mode ；Personality Structure
神话是远古的人们在认识自然和改造世界的能力尚不够成熟时产生的，表现出来的各种自然崇拜和文化想象。尽管现在的很多人把它定义为一种“古老的谎言”，但神话影射出的古老文明的成长与民族性格的起源至今依然与我们血脉相连。而古希腊和中国古代这两支古老文明所留存的神话故事中则更是孕育近现代西方与东方文明
的母体。然而比较希腊神话所表现出来的系统性特点与中国神话零乱的特点，可以从两个古老民族的自然特点、经济发展方式、国家政治的形成、历史文化—民族特征与人格结构五个方面的差异出发去探寻原因。对于我们近现代东西方文明的形成与发展而言，这种探寻是一种追根溯源的自我反思。
收稿日期：2013-07-09
作者简介：叶芳亭（1991-），女，安徽桐城人。乐山师范学院文学与新闻学院对外汉语专业学生。
乐山师范学院学报
Journal of Leshan Normal University
第29卷第02期2014年02月
Vol．29,No．02Feb ．2014
一、自然环境与地理条件
自然环境是人类文明所依托的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生产条件。在生产力相对低下的远古时期，人们依赖自然的程度很强，可以说自然地理环境孕育了人们的生产。梁继程先生在《文明与环境》中指出：“古希腊大学者亚里士多德曾专门研究过地理环境与城邦的规模、军事防御、商业贸易直至民族性格之间的关系，并创立了环境地理学。”[1]包括后来的孟德斯鸠、黑格尔这些著名历史学家、哲学家在研究历史、哲学等问题的时候，从来也绕不开自然地理环境对地区甚至人类文明发展的巨大影响这一话题。
《希腊地理环境对古希腊文明的影响》一文中对古希腊的地理环境的概况有所表述：古希腊位于欧洲南部、地中海的东北部，包括爱琴海诸岛，小亚细亚西部沿海地区，爱奥尼亚群岛以及意大利南部和西西里岛的殖民地。其中希腊半岛和爱琴海诸岛是古希腊人主要活动区域。而古希腊以地少山多、海岸曲折、海岛密布为地理特征。①地形崎岖，土地狭窄而贫瘠，古希腊人不可能拥有肥沃的土地以开辟大面积耕地。而蜿蜒曲折的海岸线，星罗棋布的岛屿以及天然的优良海港则给古希腊的海洋文明提供了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古希腊人也就此开始了海上贸易的发展与土地资源的探寻。而典型的地中海气候，冬季多雨，夏季干爽，也给古希腊人的部分生产提供了较好的气候条件，但始终满足不了人们的生存需要，这样海洋便成为孕育古希腊神话的广阔母体。古希腊的诸多神话中，海洋寄托了古希腊人对智慧与力量的信仰与崇尚。而海上交通贸易的发展必然带来不同文明的交流与传播，神话传说的口耳相传也成了一种兴盛的生活方式。由此神话支系慢慢扩大为广阔浩瀚的神话系统，最后融合形成完整统一的以宙斯为主神的“奥林普斯神系”。
古老的中国神话所依托的是相对广阔而肥沃的土地，农耕文明自然形成。黄河流域中被分割的诸多平原给古代中国人以分散的平原区域为中心发展农耕生产提供了便利条件。正如《中国古代神话与古希腊神话比较研究》一文对于中国古代神话有这样的描述：古老的华夏大地上，中国（中原地区）、夷（东）、蛮（南）、戎（西）、狄（北）皆有安居。②这就形成了相对独立的各族群落，各自完整的不同区域的神话传说。在人们对土地与自然的依赖性很强的古代，相对优越的自然条件使得华夏河流文明相对独立、封闭。不同区域的文明交流与碰撞几乎形成不了，而外部交流的困难使得区域内部集体凝聚力增强，加强血缘与宗族联系的形式则为集体劳动与创造提供了良好的土壤，这使得中国古代的神话打上了异彩纷呈的区域烙印。而这些不同的神话故事之间显得相对独立，甚至可以说毫无联系，相比较于希腊神话完整的神系与神话故事而言，中国古代神话显得零乱、琐碎，自然也没有办法牵强附会地编排各个神话之间的联系或是创造一个神话系统。
二、经济发展方式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指出，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2]也就是说，一定的经济结构决定相应的思想结构；一定的社会存在决定相应的社会意识；一定的物质生活和物质生产决定和制约相应的经济生活和精神生产；一定的现实的社会基础决定和制约相应的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形式。因此相应的经济发展结构制约着文化艺术形式，自然，神话这种古老的艺术形式受制于经济的发展。
海洋文明孕育下的古希腊的经济发展是以海上商业贸易为主要方式，海外殖民地的扩张与海上资源的掠夺等资源原始积累的方式也应运而生。古希腊橄榄油、葡萄酒以及陶器的盛产也成为海上商品贸易的重要交换资源。而在《文明与环境》一文中针对古希腊地区的地理环境有较为详尽的描述，可以概括为：靠近文明古国埃及与古巴比伦，厄欧、亚、非三洲地理要冲，古希腊自然成为了最为繁荣的商业通道[3]。这样，通过广泛的海上贸易活动，两河流域文明的发育与发展影响了古希腊的神话系统的形成与流变。开放性的海上航海贸易活动也给了古希腊神话吸收与融合亚洲、非洲文化因素的机会。鲜活的经济发展因素的碰撞与融合，自然使得希腊人有了不同的精神积累，而这些在古希腊神话中可见一斑。在《希腊神话故事》中，宙斯在母亲的保护下成长并打败了他的父亲克罗洛斯，后来逼他父亲吐出他的兄弟姊妹，随后表现出来的非凡勇气，便让他成为了高踞奥林普斯山头的主神。而海神波塞冬纵使是他的哥哥也只能臣服于宙斯的统治，但这丝毫不影响海神
在希腊神话中的伟大魄力，三叉戟所代表的海洋的力量是希腊神话中令人回味无穷的部分。[4]在《奥德修纪》中，波塞冬设置的种种海上障碍也使得英勇与聪慧的英雄奥德修斯的人物形象得到了充分的显现。这些神话人物或是英雄人物几乎都是希腊人为发展海上经济而对人们的海上冒险经历的重塑与夸张。
古老的华夏民族背靠高山、面对广阔的太平洋，一种半封闭式的农业经济发展自然形成。相对肥沃的土壤、分布广泛的耕地以及定期泛滥的河流给古代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发展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如此内陆封闭式地理环境也让古老中国更加重视陆地内部经济交流与商品交换。有了可依赖的土地、河流等生存资源，对海上资源掠夺、海外经济发展与殖民地开辟自然不会产生强烈的欲望，一种古老的土地崇拜也就由此产生。在这种内陆式自然经济发展的环境中，区域不同而相对独立的神话故事便各自丰富起来，与其他民族或国家的经济交流与融合的相对匮乏使得中国古代神话走向了多线性发展的趋向。在《山海经》中我们可以看到有关黄帝与炎帝的神话故事，虽然产生于黄河流域的黄帝打败了蚩尤，创造了诸如“逐鹿之战”等伟大战役，但他成为始祖并不是以他非凡的力量与气概，而更多的是他的贤德宽仁以及服务民生而做出的发明与贡献，他以宽容仁厚的态度对待炎帝，并让炎帝在长江流域有了一席之地。③于是，盘古、女娲、夸父与黄帝、炎帝等诸神都以自己独特的方式和谐地存在于中国古代的神话之中，而这些如此不同的神之间到底存在某种联系或是否处于一个系统之中看似是一个找不到答案的命题。
三、国家政治的形成
进入奴隶社会后，希腊半岛上建立起了200多个城邦小国，这些城邦国家各自为政，战争不断，而城邦内部实行民主政治，雅典的民主政治从形成走向黄金时代似乎证明了民主政治适宜于古希腊的政治土壤，后来包括周边的阿提卡地区也呈现了逐渐发展繁荣的新兴政治。所以对于希腊人而言，管理国家与强健体魄同样重要。在民主管理与激烈竞争的环境中，希腊人崇尚力量与美，而神则是人们在精神层面和审美层面上的一种完美想象。于是，希腊神话故事中奥林普斯神系里塑造的神都有着生生不息的生命力和不可企及的美。
而从神的产生到神的谱系的形成似乎将城邦民主政治中的父权制也移植到了希腊神话之中。在郑克鲁先生的《外国文学史（上）》中提到：“由一家之‘长’宙斯所生发的神系，血亲似乎成为维持希腊神话谱系的重要枢纽。身为儿子的乌刺诺斯与母亲盖亚结合生出提坦神族；作为姐姐的瑞亚与弟弟克洛诺斯生出宙斯诸神，由此，宙斯与赫拉是姐弟关系，组成夫妻生儿育女。”[5]随着民主政治与城邦国家竞争的矛盾相互推动与发展，首先产生了“奥林普斯神系”中诸神，逐渐得到民主政治系统的渗透，最终走向了希腊神话的系统化。
而中国古代各氏族部落占据部分区域，形成该区域自己的中心神。奴隶制社会形成过程中各氏族之间虽有竞争与掠夺，但由于自身所占资源的充足与摄于其他宗族的多方力量使得竞争性并不是那么强烈，而自身资源的开发与运用的务实则受到更多关注。从“渔猎文明时代”的伏羲、“采集种植时代”的神农到畜牧耕植的炎黄，无不务实勤恳为民寻找生存场所、资源与工具。而华夏文明中集体劳作收获与分工配合的方式使人们深刻感受到自身个体力量的渺小，从而寻求一种强权控制与宏观调控的愿望异常强烈，但由于区域与宗族的分割政治管理，各自为政的矛盾很难化解，于是在区域内部便产生了宗族崇拜，神话故事也便随之产生。“黄帝”是黄河流域的始祖，而由他形成的神话分系自然成为该流域人们实现开辟资源、发展生产愿望的体现。而“炎帝”逐渐淡出黄河流域并转向长江流域，为蛮荒之地带去光明，普及农耕技术。这些区域中心神的出现则代表了各大宗族或区域在该地域的绝对统治权，排他性与封闭性自然赋予了中国古代神话非系统性的基因。
四、历史文化—民族特征
（一）历史文化
在《中国古代神话与古希腊神话比较研究》一文中详述了希腊历史文化对希腊神话的重视，“在希腊有四种人尽了保存神话的神圣职责：1．预言者；2．乐工与行吟诗人；3．诗人与悲剧家；4．历史家。前二者在有史以前，时代久远，真伪莫辨；后二者则在有史后，其身份犹有几分可考见，如诗人荷马、赫西俄德，悲剧家埃斯库罗斯、索福克勒斯、欧里庇德斯，他们都对古希腊神话进行加工整理，使古老的神话栩栩如生。古希腊的神话也有过历史化的倾向。公元前6世纪末历史学者希罗儒斯曾
考证说：普罗米修斯是一个叫‘鹰’的河流附近的酋长。希罗多德在《历史》一书中也涉及了许多神话内容。但古希腊是先具备了发达完整的体系神话，后有人提出将其‘还原’改造成历史。”[6]希腊神话对后来的整个西方文学的戏剧，小说，诗歌等都提供了很多题材和形象，它甚至成为了西方文学的源头。而正是这些文学样式的丰富和发展，不仅仅让后人领略到希腊神话故事中塑造的多样人物和故事情节，这些文学作品对希腊文明的继承与延续就使得希腊神话的系统性得到了良好的巩固。
在中国，除了一部巫书性质的《山海经》曾经有效集中地记录了中国神话故事以外，诸多神话故事与传说存在与人们的口耳相传或是散见于经书子集之中。当然，《山海经》的地位是无法与经史子集这些正统圣书的地位相抗衡的。进入封建社会以后，中国的史官则将神话做了历史化的处理，在《尚书》《左传》《国语》《史记》等历史书籍中大量存在着神话因素。而作传者将这其中的神话人物，去掉其异化部分，留存其人格部分，然后打扮成圣君贤臣。黄帝、炎帝、尧、舜、禹等帝王形象便成了修订后的圣贤明君。但这其中还有一些女娲、夸父、嫦娥、后羿这些原始神话则保留原样。然而，历史化了的神话人物渐渐占据了中国神话的核心地位，这也使得中国神话失去了古朴的味道。就像马克思说的：“任何神话都是用想象和借助想象以征服自然力，支配自然力，把自然力加以形象化；因而，随着这些自然力实际上被支配，神话也就消失了。”[7]而周聪贤在《论希腊神话与中国神话的文化异同》则从“崇实与求知”“本善与原罪”和“崇力与尚德”三个角度说明了古希腊、中国古代不同的文化因素导致的希腊神话的系统性与中国神话的零乱。[8]（二）民族价值观与个性
古希腊的生存环境与生活方式塑造了古希腊人自由奔放、赋予想象力、充满原始情欲、充满智慧和力量的民族性格，也培育了古希腊人追求现世生命价值、注重个人地位和个人尊严的文化价值观。正是在这块独特的精神文化土壤上，古希腊人被史学家们称为“正常的儿童”。这种民族性格与价值取向则使得古希腊人创造了丰富多彩、雄大活泼的文学艺术，而神话则更能够体现出古希腊人的这些特点。从神的故事到诗歌、戏剧将希腊神话充分保留并不断发展，而这期间神的谱系与希腊神话故事的系统性成为了始终贯穿其中的两条永恒线索。宙斯要惩罚偷盗天火到人间的普罗米修斯就把他绑在高加索山上，并让鹰啄食它的肝脏。而《伊利昂纪》中只因为想得到美人就将金苹果判给了阿佛洛狄忒，从而引起了长达十年之久的特洛伊战争。这些希腊神话本身的诸神谱系在荷马史诗或其他艺术形式上都得到继承与发展，这也巩固了希腊神话系统性的特点。
古代中国背靠青藏高原，面向太平洋的半封闭式生存环境塑造了古代中国人保守封闭、勤俭奉节、恪守道德伦理、注重民生与实践的民族性格，也培育了古代中国人崇尚贤德仁厚之人、注重集体利益、敢于奉献与牺牲的精神的文化价值观。背负着崇高的历史使命与道德理想的追求，古代中国人是“早熟的儿童”。而这种民族性格与价值取向便给中国的神话走向理想化与历史化的阶段做了准备。“盘古开天辟地”、“女娲造人”、“夸父逐日”、“后羿射日”、“神农尝百草”、“遂人取火”、“大禹治水”等等诸多中国古代的神话故事中，虽然看到它的历史演变与发展，但这些神话短小精悍，相对独立，关系甚微。而后来，很多神话故事就游散于话本、小说等之中了。古代中国人将神话做了删选，并将其史学化，这样却将神话所应该表现的想象力大大削减了。
五、人格结构
弗洛伊德的人格结构理论一提出就掀起了热烈的讨论，赞扬与批评不计其数，后来的荣格将其继承并不断完善与发展，在精神分析领域该理论取得的成功不可小觑。而运用这一理论分析古希腊神话的系统性与中国神话的零乱是创新却也是很合理的。
在海洋文明的熏陶下，古希腊人在海上活动之中表现出恢宏博大的英雄气魄、智慧与不屈不挠的命运抗争精神，同时民主政治的氛围给予了人们自由言论与思考探究的磁场。于是追求自由与个性，崇尚智慧与力量，探索命运与宇宙便形成了古希腊人最基本的价值观，也形成了自由、乐观、聪慧、勇敢和敢于抗争的希腊民族性格。在弗洛伊德的人格结构理论之中，这种民族性格更接近于本我。在原始动物性中逐渐发展起来的人性之中尚不能完全摆脱本能和欲望，带着无意识深处存在的性本能和破坏欲，希腊人并没有将人与生俱来的这些因素冰封掩盖或是乔装打扮。本我遵循的“唯乐主义”原则给希腊民族文化之中摄入了儿童的思想和行为模式，天真浪漫，追求享乐，
寻求直接的、绝对的、立即的满足。神话作为“民族精神的最集中、最本色的闪光，是民族文化最悠久古老、最顽强健壮的生命之根，也是民族文化的本质特征所在。”[9]则更为直接全面地表现了古希腊人的价值追求。虽然在民族意识的范围内这些原欲被拒之门外，但在浩瀚的潜意识之中希腊神话所表现出来的人类原欲却找到了根本的推动力。这种民族性格与价值追求构成的本我人格让古希腊人找到了神话这种艺术形式并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群婚制、父权制的远古基因融入古希腊人本我人格之中，并渗透到庞大而复杂网络式的社会关系之中。于是古希腊神话诸神表现的母子、兄妹通婚，泛滥的爱欲，强大的权力欲望以及自然征服与破坏都是希腊人本我的充分展现，而当现实的人际关系、政治与社会关系网络覆盖了所有古希腊人的时候，希腊神话最终选择将诸神放置进了奥林普斯神系之中，而这个系统通过本我人格逐步走向扩大、膨胀。
而大河文明孕育的古代中国人则表现出务实勤恳的劳动气质和敢于奉献与牺牲的集体意识，以及多宗族的绝对统治赋予人们温柔敦厚与贤德谦让的内敛式性格。于是崇尚道德与伦理，讲究勤俭与踏实，追寻天命与和谐便组成了古代中国人的特殊价值观，民族性格则呈现出谦逊、中庸、含蓄、勤恳和追求和谐的特点。在人格结构理论之中，这种民族性格更接近于自我。强调本我与外界环境的协调关系，在认识本我与自然、社会集体的关系上，古代中国人在适当满足自身的需求与欲望的前提下，选择了顺应自然要求与社会需要。古代中国人的意识控制住了“潜意识”的滚滚浪潮，并不断压制着“潜意识”的流露。在神话故事之中，仍摆脱不了人的原欲因素时，古代中国人选择削减原始本我的人格显现，而更加凸显“超我”的控制能力，即良心与道德力量。④从盘古、女娲、伏羲、西王母、玉帝、黄帝、炎帝、蚩尤到尧、舜、禹、商周封神，这些神的创造与发展都表现了中国古代神话中尊君敬道的不断加强，在面对表现远古原欲的神话故事时则采取改造或削减、打碎的方式。所以超我人格的追求与本我人格的压抑让中国神话很早就选择了类似成人的思维模式，使得中国神话走向了相对琐碎与零乱。
综上所述，古希腊神话的系统性与中国古代神话的零乱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在不同文明环境的自然环境与地理条件、经济发展方式、国家政治的形成、历史文化—民族特征与人格结构五个方面的差异综合影响下而逐渐形成的历史文化现象。但这并不意味着就该评判出古希腊神话和中国古代神话孰优孰劣。正是因为世界上不同民族文明的丰富多样才构成了经久不衰、生生不息的世界神话传说。
特别鸣谢：本文是在乐山师范学院郭沫若研究中心的陈俐教授的指导和帮助下修改完善的，这里特别感谢陈俐老师不辞辛苦，不厌其烦的帮助。
注释：
①“古希腊地区地处地中海东部中央，它的地理范畴以希腊半岛为中心，包括爱琴海诸岛、小亚细亚西部沿海地区、爱奥尼亚群岛以及意大利南部和西西里岛的殖民地，扼欧、亚、非三洲的要冲。”“希腊则以地少山多、海岸曲折、海岛密布为主要特色。”等内容参见顾敏：《希腊地理环境对古希腊文明的影响》，载中国科教创新导刊（科教论坛），2010年第8期，第161页。
②“古老的华夏大地上，中国（中原地区）、夷（东）、蛮（南）、戎（西）、狄（北）皆有安居，各自有自己的神鬼、图腾，有些少数民族至今有自己完整的神话体系，很难将它们串连揉合在一起，形成一个统一的神系。”等内容参见，李艳梅、白雪晖：《中国古代神话与古希腊神话比较研究》，载内蒙古民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年9月，第27卷第4期。
③袁珂：《山海经全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刑天挥斧”、“有易杀王亥”、“应龙杀蚩尤”、“共工与颛顼之争”、“夸父逐日”分别在第203页、第270页、第271页、第297页、第318页。
④这是弗洛伊德的人格理论基本原则叙述。参见郑雪：《人格心理学》，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80页。
参考文献：
[1]梁继程.文明与环境—试析地理环境对古希腊文明的影响[J].江西青年职业学院学报，2009，19（1）.
[2]黄永奎.马克思原著选读《政治经济学》[M].南京：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1，6.
[3]谢振玲.论自然环境对古希腊文化的影响[J].传承（文化传统），2009（8）:160.
[4]（德）古斯塔夫·施瓦布.希腊神话故事[M].欧阳贞成，编译，吉林出版集团，2009:193.
[5]郑克鲁.外国文学史（上）[M].修订版.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17.
[6]李艳梅，白雪晖.中国古代神话与古希腊神话比较研究[J].内蒙古民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27（4）.
[7]陆贵山，周忠厚.马克思主义文艺论著选讲[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186.
[8]周聪贤.论希腊神话与中国神话的文化异同[J].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24（2）.
[9]姜丽，瞿平.浅谈古希腊神话中蕴涵的精神与哲理[J].黑龙江教育学院学报，2009，28（12）.
［责任编辑：廖传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