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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世说新语》看魏晋风度
作者：宋依苹
来源：《学校教育研究》2016年第03期
《世说新语》是我国最早的一部文言志人小说集。这部著作是由南宋临川王刘义庆编撰的。内容主要是记录魏晋名士的逸闻轶事和玄言清谈。这也可以说是一部记录魏晋风度的故事集，这些故事形象的反映了当时的社会风貌，及士大夫阶层的状况，尤其是魏晋士人的内心精神世界乃至他们独特的生活态度与人生追求。在《世说新语》中魏晋风度的表现形式主要体现为三个方面，即清谈之风、品题之风、任诞之风。
一、清谈之风
清谈即谈玄，魏晋士人重才性，亦不乏才华横溢之辈。魏晋风度的表现形式之一，便是驰骋思辩的清谈之风。
1.互相辩难
魏晋玄学活动的基本形式便是玄谈。名士们相聚而谈，剖玄析理，开辟了一个思辨的时代。辩难通常在两人之间进行，也可以一人对数人辩难，还可以数人互相辩难，甚至有一人自为客主，自己问难自己辩答的。
支道林、许掾诸人共在会稽王斋头。支为法师，许为都讲。支通一义，四坐莫不厌心。许送一难，众人莫不抃舞。但共嗟咏二家之美，不辩其理之所在。（《世说新语·文学》第40则）
这是两人之间的辩难，所谓“二家之美”，即是支、许二人清谈的风度之美，四座鼓掌欢迎，但共嗟咏，不辩其理之所在。之所以产生这种效应，是因为他们完全陶醉在支、许谈玄论辩那种优雅风采的美感享受之中了。
2.追求优雅的风致
清谈作为一种生活方式，代表了高贵的身份和高雅的情趣，所以，仅有敏捷的才思是不够的；谈家的言谈举止还常常带有艺术化的装饰，呈现一种优雅的美感。
王夷甫容貌整丽，妙于谈玄，恒捉白玉柄麈尾，与手都无分别。（《世说新语·容止》第8则）
麈尾是清谈者手中所执之物用麈之尾毛做成扇状，以白玉或犀角为柄，清谈时挥运于手中，以助谈风。以上是说王衍清谈常常手执一白玉柄麈尾，因其皮肤白皙，所以麈尾的白玉柄与其手臂肤色如一，不可分别。
从《世说新语》看魏晋两朝审美风尚的变迁 摘要:魏晋时期,审美风尚变幻迅速,人们从追求事功演变到追求风流自适,从重视人的品行、才能、政绩演变到注重人的仪表风神之美,从崇尚自然到关注大自然,自觉地以大自然为审美对象,欣赏自然山水的神韵之美。 关键词:《世说新语》；魏晋；审美风尚；变迁 中国历史上的魏晋时代，是一个政权更迭，战乱频仍的乱世，可思想却是高度的自由开放。与其他历史时期相比,其突出的特点是门阀士族占统治地位,儒家思想统治衰微,老庄、佛教等各种思想发展迅速。人们从儒家经学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后,很快就发现了自我、感情、欲望和个性。各种新的观念、新的风尚不断涌现,社会的审美风尚也不断变迁。刘义庆的《世说新语》(以下简称《世说》)以清简的笔墨广泛而精微地记叙了魏晋士人的活动和精神风貌。 笔者试图通过《世说》一书,对魏晋时期的审美风尚及其变化略作探讨。 一、从崇尚功业到追求风流自适 汉代是封建阶级处于上升的时期,士大夫积极进取。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是当时的人生信条,这一风气一直延续到建安时期,曹氏父子是其代表,曹操到晚年还慷慨高歌“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这一时期,非凡的政治才能和赫赫功业往往受到人们的赞赏和钦慕,《世说》也多有记载。《赞誉》篇载:“陈仲举尝叹曰:‘若周子居者,真治国之器,譬诸宝剑,则世之干将。’”又谢子微评许子政说:“若许子政者,有斡国之器。正色忠謇,则陈仲举之匹;伐恶退不肖,范孟博之风。”陈藩、谢甄这两位士林领袖所赞赏的都是年轻人的政治才能和忠诚的品格。魏晋之际的名士已没有了建安文人那种建功立业的进取心,也没有那种慷慨的情怀。士林普遍出现了一种特异的心态——追求一种适意的人生。适意,主要是追求物欲和情欲的满足。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纵欲,一是清谈。魏晋士大夫的纵欲,有不少是出于对名教的反抗,《世说》所载大多为这种情形。《任诞》篇言:阮籍、嵇康等“常集于竹林之下,肆意酣畅”。刘伶“纵酒放达,或脱衣裸形在屋中,人见讥之。伶曰:‘我以天地为栋宇,屋室为巾军衣,
魏晋风度，一般理解为当时的名士风度，实际上指的是在中国魏晋时代产生的一种人格精神与生活方式的统一体。包括哲学思辨、人格境界、文学创作、审美追求等方面。从时间上来说，指的是三国时的魏(公元220-265年)至两晋年代(公元265-420年),再到刘宋时代以士族名士为主体的生命体验，它以七林七贤中阮籍嵇康和晋宋时期诗人陶渊明为代表人物。 今天我们就来与大家一起讨论一下什么是魏晋风度，以及它的现代人生意义问题。主要谈两个问题:一、魏晋风度的形成背景；二、魏晋风度的表现形式。 谈到魏晋风度，不能不与当时兴起的士族阶层相联系。士族，或者叫做世族是东汉末年兴起的世家大族，他们垄断做官的权力，有着自己的政治特权与庄园经济，可以与皇权平分秋色，比如东晋时就有“王与马，共天下”之说。在中国历史上，唯一可以与皇权分庭抗礼的，就是魏晋南北朝年代的士族阶层。魏晋风度的名士大部分是世家大族的人物，比如王谢家族，他们既是政治与经济上的大族，也是文化的大族，谢氏是诗歌家族，王氏是书法大族。所以魏晋风度既是名士的精神贵族的产物，也是凭借经济与政治上的特权而形成的。 东汉末年，社会陷入了空前的战乱之中，南北分裂，生灵涂炭，老庄人生无常，企求解脱的学说走进人们的心灵之中。王瑶先生在《中古文学史论集》中曾指出，感叹人生无常是汉魏以来文学的主旋律。这种时代情绪又因了当时文化的主体士族的崛起形成为特定的思想体系。当时，对人生苦难的解脱，对逍遥境界的寻求，成了魏晋以来人生哲学的重大课题。当时，围绕着这一主题，各种人生哲学纷纷出现。比较有代表性的，有这么几种:一、以阮籍为代表的逍遥论。二、以嵇康为代表的养生论。三、以《列子·杨朱篇》为代表的纵欲论。此外，还有何晏、王弼的无为论，向秀、郭象的安命论等等。魏晋以后逐渐兴盛的佛教，则是从宗教麻痹的角度，来解释人生问题的。 这几种人生哲学虽然旨趣不同，角度各异，但都是探讨如何解脱苦难，实现人生价值的。正像著名学者汤用彤先生在《魏晋玄学与文学理论》一文中所说的那样:“魏晋人生观之新型，其期望在超世之理想，其追求者为玄远之绝对，而遗资生之相对。从哲理上来说，所在意欲探求玄远之世界，脱离尘世之苦海，探得生存之奥秘。”这种生命精神在《世说新语》这部记载名士轶事的笔记小品中有着生动的表现。收入这部笔记中的大都是汉末以来名士冲决礼法，率真自得，狂诞任放的轶事。他们的行动有着明确的追求，这就是抛弃了传统儒家哲学中过于拘执的一些道德说教，而以自己的生命意志来支配行为，通过偶发性的情节来组织行为，形成创作。最典型的则是王羲之的儿子王徽之雪夜访戴的轶事: 王子猷居山阴，夜大雪，眠觉，开室，命酌酒。四望皎然，因起彷徨，咏左思《招隐诗》，忽忆戴安道。时戴在剡，即便乘小船就之，经宿方至。造门不前而返。人问其故，王曰:“吾本乘兴而行，兴尽而返，何必见戴？”(《任诞》)
我对于魏晋那个时代的观念也就止于《世说新语》，“魏晋观”不全，对“风流”就更无把握。但是既然学习了，那也必定对风流要有所了解。 就字面意义，魏晋风流有几分自由自在的感觉，这恰是各个风流人物的主要特征，同时也符合我们对它的第一印象。以此为形容的人，也几乎都是通达、放任之人，外国很可能多对此译为“romanticism”。风流确实是带有浪漫主义色彩的，以竹林七贤为主，包含了一种与世无争的反功利精神。 为何要强调“魏晋”风流？由于时代的不同，也造成了不同的风流，因为其本质就是一个言行与道德标准的体现。汉朝人庄严、雄伟；晋人放达、文雅。在晋初文化、政治与社会初变的时期，所表现出来的风流就是逃避现实、树立老庄的超道德价值观念，并以此为文采。受道家影响，其思想也有追求完美绝对的幸福、追求精神超脱的意味。 任从冲动而生活，是新道家对于晋人精神的描写。照他们所言，追求至高快乐并不一定遭鄙视，然而毫不理解“超乎形象”的风流，也不是完全的风流。刘伶有言：“我以天地为栋宇，屋室为褌衣，诸君何为入我褌中？”他固然去寻快乐，但对超乎形象有所体会，意蕴深长，此等超越感也是魏晋风流内在的性质。 《世说新语》中有关支公与鹤、阮咸与猪的两篇，从中看出，支道林对鹤的同情和阮咸对猪的一视同仁，体现了他们物我无别的感觉。这种感觉须是艺术家所具备的——真正的艺术家可以将他的感情投射到描绘的对象上面，并通过某种媒介表现出来。“既有凌霄之姿，何肯为人作耳目近玩？” 支道林本人也许就不愿做别人的玩物，因此将其感情放在鹤上。建立在这个意义上，他就是一名风流艺术家。 按照晋代名士的看法，风流源于自然，嵇康有言：“越名教而任自然，审贵贱而通物情。”这时候儒家衰微，只有乐广等人坚持地说“名教中自有乐地”。嵇康不遵从礼仪风俗，任社会变动，取天下常而无事，这些新道家都一致同意，但还有主情派与主理派的区别。向秀、王戎等都强调遵从理性，而嵇康、阮咸等则任从冲动生活。 魏晋风流还有一种外在表现，就是清谈。清谈的艺术，在于用最精准之词，最精确之语，言最精粹之思。清谈盛极一时，属于当时的高智商人物娱乐活动，常手持麈尾而指画。在此之前，各界人士纷纷臧否品评人物与时事，称为“清议”。政府开始树威信，也就由清议转化为不着边际的清谈，可是却没有几个人能真正与老庄朴素的辩证法思想相合。对此，王羲之说：“虚谈废务，浮文妨要，恐非当今之所宜。”清谈误国？大体是这样，但个别不一定，比如“阮籍为太守，骑驴上东平”，阮籍确是很有政治才能，大刀阔斧修订地方管理办法，而且这些方案都行得通。可是他不抱有政治理想，另一次当官，也只是为了喝酒。隐士大概都是这样，不当不知道，一当吓一跳；反倒是那些登上仕途好久的人，几乎都为好名利者。老子的“无为而治”——可以无为，但还是要治啊！就这样任由自己的发散性思维与别人雄辩，废了整个社会体系，这应该是魏晋风流中，最使我反感的一个因素了。 透过《世说新语》总结这段时期，就是士庶之别、酒药之醉、清谈之风组成的时代。“记言则玄远冷峻，记行则高简瑰奇”此书还大有可阅之处。
从世说新语看魏晋伤逝风尚 浦东外国语学校高二（3）班顾岱君李华君吴倩倩王玥艾地杨昕范众一 摘要： ●刘义庆的《世说新语》很真实地还原了那时的思想风貌，借助我们去绍兴（晋代门阀士 族、文人辈出的地方）社会实践的契机，我们利用《世说新语》，简单了解了魏晋时候人们的一些思想和形成思想的原因。 ●适逢清明，我们在《世说新语》里找到“伤逝十七”，重点研究了魏晋时人们对伤逝之 事的感受和行为，并与现在做一些比较，得到不同，从不同之中，找到缘何不同，继而对魏晋伤逝文化有一定更深的了解。 关键词：世说新语魏晋伤逝风尚 魏晋是指魏晋是指东汉政权瓦解，三国到两晋的时期，是通常所说的魏晋南北朝时期（公元220年到公元581年）这段历史的前一阶段。“魏”指的是三国里的曹魏，“晋主”要指的是司马氏所建上的西晋与东晋。此时北方是“五胡十六国”时代1。魏晋面对着政权更迭频繁；内忧外患严重；少数民族文化和中原主流冲突；从而在门阀世族之中形成了独特风尚，在中华文明中独树一帜。 魏晋人的率性，放达，回归自然和回归人的本性，最令人难以忘怀和释怀。他们对于死亡，可以说在当时是几近平常的事，他们在生命的轮回中，领悟了死亡的真谛，不能说积极，更遑论消极。他们无畏死亡，可是却敬畏生命，似乎在他们眼里，死者最大，大过一切，包括皇帝。也许他们的行为在现代人眼里是出格的，可是这的的确确是一个真实的魏晋，真正的魏晋。 1.王仲宣好驴鸣。既葬，文帝临其丧，顾语同游曰：“王好驴鸣，可各作一声以送之。”赴客皆一作驴鸣。 王粲字仲宣，不是普通的人，他是三国时曹魏名臣，也是著名文学家，与孔融、徐干、陈琳、阮瑀、应玚、刘桢，合称“建安七子”，而王粲作为“七子之冠冕”，文学成就又数最高。前来吊唁的“文帝”，即是魏朝开国皇帝——魏文帝曹丕。王粲的学识，一直被曹氏所赏识，对他的风骨，也推崇倍加，曹植更有《王仲宣诔》。在世说新语·伤逝的第一篇中，王粲的葬礼上，曹丕给足了面子前来参加，但令我们难以理解的是，葬礼毕，文帝对同来的人说：“王仲宣喜欢驴叫，可每个人都学一声驴叫为他送行。”与魏文帝同来参加葬礼的人，在曹丕的带领之下，驴鸣连连，好不热闹。 魏晋民间趣闻，其言有人听驴叫仿佛听天籁。至今我们也无从考证，但是从整件事情之中，我们看到了魏文帝的达观，让死者的安息是用他最喜爱的东西赠予他。和现在截然不同，我们是去把我们自认为最宝贵的东西“慷慨”地奉给逝者；而当时祭奠，却给他内心真正的需求，给予他心灵的满足。“驴叫”亦反映了文人最求精神自由的东西，现在的人们，可以做到这样的洒脱吗？我们感叹魏晋时期的学士的潇洒，魏晋学士的风流风度，放浪不羁，还有出奇的想象力。 3. 孙子荆以有才，少所推服，唯雅敬王武子。武子丧时，名士无不至者。子荆后来，临尸恸哭，宾客莫不垂涕。哭毕，向灵牀曰：“卿常好我作驴鸣，今我为卿作。”体似真声，宾客皆笑。孙举头曰：“使君辈存，令此人死！”一个时代的文人竟然可以在大庭广众之下，乃至 1https://www.doczj.com/doc/9a124703.html,/view/3510067.htm
《世说新语》又称《世说》，内容主要是记录魏晋名士的逸闻轶事和玄言清谈,可以说是一部记录魏晋风度的故事集，这些故事形象的反映了魏晋士人的内心精神世界乃至他们独特的生活态度与人生追求。他们以清谈玄理不问政事的生活方式，以清净明澈的心灵，以恣情任诞、率真放达、自然适意的性格演绎着千古流传的魏晋风度。 魏晋风度，在很多人看来，是一种真正的名士风范，所谓是真名士自风流，由正始才俊何晏、王弼到竹林名士嵇康、阮籍，中朝隽秀王衍、乐广至江左领袖王导、谢安，莫不是清峻通脱，表现出的那一派“烟云水气”而又“风流自赏”的气度，几追仙姿，为后世景仰。 魏晋风度作为当时的士族意识形态的一种人格表现，成为当时的审美理想。风流名士们崇尚自然、超然物外，率真任诞而风流自赏。晋朝屡以历部尚书请官王右军，但遭屡拒绝。我想，正是因为精神的超俗，“托杯玄胜，远咏庄老”、“以清淡为经济”，喜好饮酒，不务世事，以隐逸为高等这样的人事哲学观，才能造就那传奇的《兰亭序》。 然而，魏晋风度为什么在历代每每遭贬，究其原因，大略是这帮名士们饮酒过度，醉生梦死；再就是放达出格，有悖常理，另就是清谈误国。据传说“竹林七贤”之一的刘伶，纵酒佯狂，经常是抬棺狂饮，且身上一丝不挂于屋中，人见均嗤之，他却反唇相讥：“我以天地为房屋，以房屋为衣裤，你们干吗要钻到我裤裆里来呢？”这些名士们为求长生而炼丹服药，穿衣喜宽袍大袖且经久不洗，故而多虱，因而“扪虱而谈”，在当时是件很高雅的举动。 其实以魏晋风度为开端的儒道互补的士大夫精神，从根本上奠定了中国知识分子的人格基础，影响的相当深远。可是，魏晋风度的所及，也带来了弊端，许多人赶时髦，心情也并非嵇康、阮籍似的沉重，却也学他们的放达。其实现在年轻人作为对人生的爱恋，自我的发现与肯定，与东汉末以魏晋风度的价值观念是一脉相承的。而现在年轻人在追求行止姿容的漂亮俊逸个性上，又和魏晋风度的美学观相辅相成。 在《世说新语》一书中，记载了魏晋士人的言行轶事，充分体现着魏晋士人独特的言行风范和精神特质。这些正是魏晋士人在乱世之下对汉儒为人准则的反叛，更是他们在乱世的环境中痛苦内心的折射。魏晋士人那优雅的风致、脱俗的气质、明澈的内心、诗意的神韵、浓浓的诗情，那率真任性、自然适意、任诞放达的性格，对中国人文精神产生了极大影响。
从《世说新语》看魏晋时期“雅量”的内涵 写作提纲： 一、总论点：“雅量”，是指宏阔的度量。雅量是一种高雅的精神品 质，一种良好的文化内涵。在魏晋时期，士林中人特别推重雅 量，由此而构成了当时人物品藻的一个重要尺度。因此，许多 名士都是以雅量之美而获得时人的好评的。雅量是士人心灵世 界的一种美。雅量的美是一种开朗之美，一种高尚之美，也就 是所谓“开美”。在这里，我试图从《世说新语》中魏晋士人 的言行出发开掘这种美的内涵，而具体概括为五个方面。 二、分论点： （一）能藏能敛，情感深蕴：中古时代的士林名流多为潇洒不羁的性情中人，其感情的丰富性不仅表现在言语应对和 诗赋歌咏上，也表现在对于情绪的把握与控制上。有情而 不露情，这是雅量的一个突出内涵。 举例：1、“谢公与人围棋，俄而谢玄淮上信至，看书竟，默然无言，徐向局。客问淮上利害，答曰：小儿辈大破贼。意色举止，不异于常。”（《世说新语·雅量》三五）淝水之战，关系着东晋王朝的生死存亡，侄儿谢玄大败敌军，他岂能不万分欣喜？然而，他处重若轻，神色举止，与平日无异，足见其控制感情的能力是何等之强！ 2、藏“喜”固然不易，藏“哀”就更难。《世说新语·雅量》一： 豫章太守顾劭，是雍之子。劭在郡卒。雍盛集僚属自围棋，外启
信至，而无儿书，虽神气不变，而心了其故，以爪掐掌，血流沾褥。宾客既散，方叹曰：“已无延陵之高，岂可有丧明之责！”于是豁情散哀，颜色自若。顾雍深蕴的悲情比那种暴雨倾天、广漠长风式的流露更为深沉，更有魅力，他昭示给我们的是一个深邃、幽邈的精神世界。逆知儿子病逝的噩耗，而漠然终弈，这与谢安得到捷报而不动声色，可谓异曲同工。 （二）脱略荣辱，善于忍耐：富有雅量的士人都特别能忍，他们通常能够承受不公正的待遇甚至人格上的污辱。 举例：1、《世说新语·雅量》八：王夷甫尝属族人事，经时未行。遇于一处饮燕，因语之曰：“近属尊事，那得不行?”族人大怒，便举樏掷其面。夷甫都无言，盥洗毕，牵王丞相臂，与共载去。在车中照镜，语丞相曰：“汝看我眼光，乃出牛背上。”牛背是挨鞭打的地方，王衍自以为风采过人，眼光也高人一头，所以不屑于计较别人对自己的凌辱。 2、《世说新语·雅量》九：裴遐在周馥所，馥设主人。遐与人围棋。馥司马行酒，遐正戏，不时为饮，司马恚，因曳遐坠地。遐还坐，举止如常，颜色不变，复戏如故。王夷甫问遐：“当时何得颜色不异?”答曰：“直是暗当故耳！”“暗当”，即暗中承受。这不仅不意味着软弱，而恰恰显示了刚毅、坚强和耐力。 （三）面对险象，处之泰然：人生始终是与忧患相伴的，魏晋士林群英的卓异之处，就在于能够勇敢地面对一切忧患。具体的表现，就是在险象突发之际，保持镇静、从容的仪态。这种临危不
从《世说新语》看魏晋风度 走在马路上，一边的车流日趋拥挤，一边的高楼日趋耸入云天，世人仿佛打破尘世的宁静还不够，还要竭力去侵扰缥缈的白衣苍穹。哪里可以诗意的栖居，哪里可以诗意的休憩，猛然觉得现实世界仿佛变得不再可以，于是只有把目光转向过去，欲在历史的尘封里寄托枯涸的心灵和疲惫的身躯。思绪流淌到一千七百多年前的魏晋时期，对酒放歌，临刑挥琴，麈尾清谈，华亭鹤唳，新亭洒泪，高卧东山，兰亭流觞，东篱采菊......一个个峨冠博带、潇洒超脱、空灵飘逸、翩翩而来，天地间变得月华如练，变得澄澈纯净。我尝试着感受悠悠名士的情感世界，谛听他们的心灵跳动，渴求能够与他们融为一体。怀着这种心情，翻开了《世说新语》。 汉末战乱，三国纷争，西晋一统不久就发生“八王之乱”，接下来西晋灭亡晋室东迁。魏晋南北朝是典型的乱世，敏感的作家们在战乱中最容易感受到人生的短促，生命的脆弱，祸福的无常以及个人的无能为力。在这个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苦痛的时代，却在精神上达到了最自由、最解放、最智慧、最独立独行的境界。 宋武帝刘裕的侄子刘义庆编撰了《世说新语》，主要记录魏晋名士的逸闻轶事和玄言清谈，是一部魏晋风流的故事集。该书共分德行、言语、政事、文学、方正、雅量等三十六篇，是刘义庆审视人物的三十六个视点。信手沾来一则，都可以从人物的一言一行中时而欣赏到那个时代人们的潇洒飘逸，时而倾听到文人内心的矛盾与悲痛。 出自孔融之口的“小时了了，大未必佳。”（《言语》）不仅使太中大夫陈韪局促不安，更让我们看到了他的巧言善辩。阮籍就座时“箕踞啸歌，酣放自若。”（《简傲》）让我们目睹了魏晋名士的狂放不拘，“嵇康与吕安善，每一相思，千里命驾。”（《简傲》）“目送归鸿，受挥五弦”的嵇康和“洒脱不羁，心胸过人”的吕安让我们体会到了他们的深厚友谊与那个时代独有的，令人神往的无羁无绊。 魏晋这一特殊时代，改朝换代的压力下，诗人们淡泊功名怀着“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昼短苦夜长，何不秉烛游？”的信念在否定外界社会的过程中，探求人生变化无常的命运，执着爱恋短促生命，寻求人生的欢乐。他们吃药、喝酒、轻裘缓带、不鞋而屐、扪虱而谈，这些在现代看似不解的行为是当时很高雅脱俗的举动。 正始名士何宴带头服五石散。“何平叔云：‘服五石散，非唯治病，亦觉神明开朗。”（《言语》）“竹林七贤”的刘伶，纵酒祥狂，常一丝不挂于屋中，人见君嗤之，他却反唇相讥：“我以天地为房屋，以房屋为衣裤，你们干嘛要钻到我裤裆里来呢？”“少无适韵，性本爱丘山”的五柳先生也常“或有数斗酒，闲饮自欢然。我实幽居士，无复东西缘。” 《世说新语》充满了魏晋风度的睿智，闲逸，狂放不羁的气息。我们从建安七子、正始名士、竹林七贤、王谢世家、桃源县令的一言一行中看到了他们表面的颓废、悲观、消极，但也同样体会到了深藏于他们心底的对人生，对命运、生活的强烈欲求和留恋。
论《世说新语》与魏晋士人的在世情怀 高 娴 (中南民族大学文学院,武汉430074) 摘要:《世说新语》作为一个小说文本,它回避了魏晋时代黑暗的政治斗争,集中描绘士人们的日常生活画卷。小说并不能消解历史的沉重,却从侧面反映魏晋时代社会主流的精神追求和价值取向。这让一个沉重的时代被软化和美化。《世说新语》魏晋士人具有尚情特质,其本质在于并非入世也未能超世的在世情怀。他们将个体精神价值置于社会价值观之上,注重精神世界的交流融汇,以情为纽带,以真为准则。在悬置了道德规范的主体意识下,他们表现出了超乎特定时代道德,又合乎人性本质的情感和情感表达方式。关键词:人情;在世;生命本真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1687(2007)12-0008-03 收稿日期:2007-10-23 作者简介:高娴(1983-),女,湖北武汉人,硕士研究生。 中国封建社会的社会关系和伦理准则在《孟子?滕文公上》中被归纳为五种: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基本上可以归结为亲情、爱情、友情三种情感关系。《汉书?艺文志》中有“名位不同,礼亦异数”。宗法等级制度成为了中国古代人际关系的基本结构模式和统治者的维持国家秩序的核心依据。作为统治的工具,它排除了人与人关系处理中的情感因素,而将其理智化为等级模式并作为礼法固定下来。真情的价值在其中泯灭,礼制让虚伪者轻易的叩开了方便之门。情与真本质上就有着重要的联系,“情”的初义就是“真”。“民之情伪尽知之 矣”(《左传?僖公二十八年》),“情伪相感”(《易?系辞》 )中的情和伪相对,即是真的意思。从这样的字义变化中,我们认识到情的本质价值在于真。这恰好和礼所推崇的人为的“伪”的一面形成了对立。魏晋士人明显取了前者。 三种基本人伦情感———亲情、友情、爱情,在《世说新语》都得到了表现。我们不妨以此来认识和探讨魏晋士族对功利价值观的超越,对个体精神的维护、以及对生命本质价值的演绎。 一、亲情:情至深处,不法常礼 亲子关系是生命降生所带来的最基本关系,鹁鸽护雏,乌鸦反哺,自然界都遵循着这样的生命关系。周代制礼将孝道作为人的最基本品德,孝成为古代中国立家立国的根本。“五伦”中首要的是“父子有亲”。作为道德标准的“孝”,只强调了子对父的义务,突出父子从属关系和地位差别;而发乎自然的情感没有等级区分。 当一个父亲失去了儿子那是怎样心情,《世说新语》中恰有一例: 王戎丧儿万子,山简往省之,王悲不自胜。简曰:“孩抱中物,何至于此?”王曰:“圣人忘情,最下不及情。情之所锺,正在我 辈。”简服其言,更为之恸。 (《世说新语?伤逝》 )这里的呼出“情之所钟,正在我辈”一句,已经被后人当作了魏晋士人尚情的宣言。王戎不标榜圣人,不是鄙人,他承认自己这一个凡夫俗子是有感情的人,并且是钟情的人。这样的坦诚和真情打动了山简,山简之前用“孩抱中物,何至于此?”来劝解王戎。且不说史书记载王戎的儿子绥19岁早逝,已经不是“孩抱中 物”[1] ,那一句“何至于此”的劝解之辞,正反映了当时社会舆论中 父对于子的应有态度。这是一种违反自然人性的虚伪态度,王戎的真情表露击破了它。看到了情的深刻,礼的肤浅,山简“服其言”。 当礼成为了一种行为规范而被程式化并且这种程式在生活中被反复复制的时候,慢慢失去了它应有的价值,而真情是无价的。不法常礼的行为方式虽然会被社会所误解,其实质却是为了维护真情的价值。阮籍的故事尤其体现了情和礼的对抗。这种对礼的冷漠,对世俗观念的叛逆,表现了情的深刻: 阮籍遭母丧,在晋文王坐进酒肉。司隶何曾亦在坐,曰:“明公方以孝治天下,而阮籍以重丧,显于公饮酒食肉,宜流之海外,以正风教。”文王曰:“籍毁顿如此,君不能共忧之,何谓?且有疾而饮酒食肉,固丧礼也!”籍饮啖不缀,神色自若。 (《世说新语?任诞》 )阮籍当葬母,蒸一肥豚,饮酒二斗,然后临诀,直言“穷矣!”都 得一号,因吐血,废顿良久。 (《世说新语?任诞》 )这第一则故事里,阮籍在母亲的丧期依旧参加社交活动,并且饮酒吃肉。他在行为受到他人的指责后,依然神色自若。文王用“有疾”给阮籍解围。固然如文王所说,阮籍服食五石散成疾,在饮食、行为要遵守诸多规范,必须饮酒吃肉,不能有大喜大悲[2],然而我们已经可以看出,礼的地位已经从无上崇高滑落到要给服食五石散的有疾人让路。阮籍真的因为服食而把母亲的丧事抛在脑外了吗?第二则故事让我们看到事实。服药者不能有大喜大悲,这里的阮籍却“直言‘穷矣!’都得一号,因吐血,废顿良久”,真情所致,哪里还顾及得到自己的服食禁忌。两则故事贯通来看,服食的重要性大于礼,然真情不得不发,不受任何束缚,服食禁忌已经无暇顾及。 比起无条件的对礼的服从,魏晋士人中相当一部分已经有了自己独立于礼的价值取向。服食的本质在于追求无限的人生,后来泛化为魏晋士人的生活时尚。当魏晋士人们怀着超世的梦想追求仙风道骨而服食的时候,也同样不得不面对自己作为一 ? 8?2007年12月 湖北教育学院学报 Dec.2007第24卷第12期 Journal of Hubei Institute of Education Vol.24 No.12
从《世说新语》看魏晋女性个体意识 [摘要]《世说新语》中有相当一部分是记载了魏晋时期众多女子的言行、性格和往事,与之前中国古代社会中的女性不同，由于受当时的社会的影响，她们追求自由、肯定自我、明理善辩、甚至有强烈的女性个体意识的体现，有“巾帼不让须眉”的女性觉醒。 关键词：世说新语女性觉醒自由个体意识 一、魏晋时期的女性观 魏晋时期，政治的动荡冲垮了自秦汉以来中央统治的大堤，皇权逐渐衰落；社会的离乱，少数民族入逐中原加居了民族的交流和融合；外来文化的深入、碰撞带来了新的文明思想。此时玄学流行，此时男子普遍清心寡欲、行为乖张，或涂脂抹粉，或顾影自怜。不为利禄所想，也不为稻梁所谋。整日不谈世事，空知杞人忧天。而在这男子犹如扶不起的阿斗的时代，女子又是处于另壹种与前代和后朝均不同的生活状态中的。 由于政治的动荡的和民族价值观念的冲击下。魏晋的战火划破了女人们耕田织布、相夫教子的小家小国梦。金钗粉黛经过迷漫的硝烟更加坚强自立，她们不再像盛世华音下的女人舞态翩翩，悠闲自得。面对乱世，她们必须作出这者生存的勇气，时代要求她们改变，要求她们有坚毅的个性，不摧的志气和随机应变的本能。单单依靠男人做温柔红粉梦是不行的，特别是当男人也成了“扶不起的阿斗”的时候，女人不论是自愿或是被迫，只能成为强者！因此，她们要精明能干，要懂人情事故，要承受生命之重。其次，魏晋经济逐渐走向私有化，大家族制度渐渐松驰，个体家庭的意识浮出水面，这洋，以个体家庭注重个体为特点的意识替代了大家族中注重群体的意识，女子逐渐找到了自己生存的位置观念。再次，随着儒家思想的泯灭和玄学的产生，人们对生存的意义和价值有所改变，特别是女性，对人生的意义的追求，成就了魏晋时期作为“女性的觉醒”的时代。[1] 引用纵观魏晋南北朝社会生活的名著《世说新语》来证明观点。 许允妇是阮卫尉女，德如妹，奇丑。交礼竟，允无复入理，家人深以为忧。会允有客至，妇令婢视之，还答曰：「是桓郎。」桓郎者，桓范也。妇云：「无忧，桓必劝入。」桓果语许云：「阮家既嫁丑女与卿，故当有意，卿宜查之。」许便回入内，既见妇，即欲出。妇料其此出无复入理，便捉裾停之。许因谓曰：「妇有四德，卿有其几？」
龙源期刊网 https://www.doczj.com/doc/9a124703.html, 从《世说新语》看魏晋风度 作者：宋依苹 来源：《学校教育研究》2016年第03期 《世说新语》是我国最早的一部文言志人小说集。这部著作是由南宋临川王刘义庆编撰的。内容主要是记录魏晋名士的逸闻轶事和玄言清谈。这也可以说是一部记录魏晋风度的故事集，这些故事形象的反映了当时的社会风貌，及士大夫阶层的状况，尤其是魏晋士人的内心精神世界乃至他们独特的生活态度与人生追求。在《世说新语》中魏晋风度的表现形式主要体现为三个方面，即清谈之风、品题之风、任诞之风。 一、清谈之风 清谈即谈玄，魏晋士人重才性，亦不乏才华横溢之辈。魏晋风度的表现形式之一，便是驰骋思辩的清谈之风。 1.互相辩难 魏晋玄学活动的基本形式便是玄谈。名士们相聚而谈，剖玄析理，开辟了一个思辨的时代。辩难通常在两人之间进行，也可以一人对数人辩难，还可以数人互相辩难，甚至有一人自为客主，自己问难自己辩答的。 支道林、许掾诸人共在会稽王斋头。支为法师，许为都讲。支通一义，四坐莫不厌心。许送一难，众人莫不抃舞。但共嗟咏二家之美，不辩其理之所在。（《世说新语·文学》第40则） 这是两人之间的辩难，所谓“二家之美”，即是支、许二人清谈的风度之美，四座鼓掌欢迎，但共嗟咏，不辩其理之所在。之所以产生这种效应，是因为他们完全陶醉在支、许谈玄论辩那种优雅风采的美感享受之中了。 2.追求优雅的风致 清谈作为一种生活方式，代表了高贵的身份和高雅的情趣，所以，仅有敏捷的才思是不够的；谈家的言谈举止还常常带有艺术化的装饰，呈现一种优雅的美感。 王夷甫容貌整丽，妙于谈玄，恒捉白玉柄麈尾，与手都无分别。（《世说新语·容止》第8则） 麈尾是清谈者手中所执之物用麈之尾毛做成扇状，以白玉或犀角为柄，清谈时挥运于手中，以助谈风。以上是说王衍清谈常常手执一白玉柄麈尾，因其皮肤白皙，所以麈尾的白玉柄与其手臂肤色如一，不可分别。
从《世说新语》看谢安 纵观整个魏晋，真的很难找到能让我喜欢的地方。这是个怎样的时期三百多年来，战乱不断，天灾不绝，“复弃中国去，委身适荆蛮”、“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在这个“风雨如晦，鸡鸣不已”的时代，偏偏又孕育出整个中华文化史中思想最自由、最独立、最崇尚心灵与自然的文化，是谓“魏晋风度”。 说到魏晋风度，就不得不提《世说新语》，而提到《世说新语》，就不得不提谢安。 《世说新语》是一部短篇小说集，它用简澹隽永的语言，表现了魏晋名士们的音容笑貌、性格特点。其中，谢安在l14则故事中出现，占《世说新语》所有条目(1130则)的％，是《世说新语》中描写次数最多的一位，且远远超过其他名士。另外，谢安一生的每个阶段在《世说新语》中都有记载，足以说明谢安这个人在当时以及后世还是非常有名望的。谢安也是我唯一欣赏的魏晋人。 谢奕作剡令，有一老翁犯法，谢以醇酒罚之，乃至过醉而犹未已。太傅时年七八岁，著青布绔，在兄膝边坐，谏曰：“阿兄!老翁可念，何可作此。”奕于是改容曰：“阿奴欲放去邪”遂遣之。 这是少年时期的谢安，从中我们可以看出他的宽厚待人。还值得一说的是谢奕，他能想到“以酒代罚”也算有仁爱之意，只是分寸掌握得不是很合适，然而当他听到谢安的话后，也欣然地放了老翁。可见谢家世家的修养不一般，芝兰玉树，已生于阶庭。 从总体上看，《世说新语》从多角度多方位描写谢安，然而，谢安在当时的地位不仅仅能从篇幅上、从出现次数上体现出来，更重要的是在东晋名士中的主导地位中体现出来。 谢太傅盘桓东山时，与孙兴公诸人泛海戏。风起浪涌，孙、王诸人色并遽，便唱使还。太傅神情方王，吟啸不言。舟人以公貌闲意说，犹去不止。既风转急，浪猛，诸人皆喧动不坐。公徐云：“如此，将无归。”众人即承响而回。于是审其量，足以镇安朝野。 在风浪中颠簸的木舟中，其他名人雅士乱作一团，只有谢安从容镇定，照旧吟诗，这是何等的洒脱。这件事后，王羲之、孙惔等人都纷纷敬佩谢安的淡定从容，更加坚定劝谢安重新出仕。同时，看到谢安如此面对沧海横流，我们不难想到谢安的这种态度也运用到暗流汹涌的政治博弈中。 桓公伏甲设馔，广延朝士，因此欲诛谢安、王坦之。王甚遽，问谢曰：“当作何计谢神意不变，谓文度曰：“晋阼存亡，在此一行。”相与俱前。王之恐状，转见于色。谢之宽容，愈表于貌，望阶趋席，方作洛生咏，讽“浩浩洪流。桓惮其旷远，乃趣解兵。王、谢旧齐名，于此始判优劣。 这件事流传十分广泛。王坦之、谢安同为当时名流，不分伯仲，却在一次共赴桓温所设的“鸿门宴”时，王坦之胆怯而风度全无；谢安温文尔雅、挥洒自如，从容地吟唱“洛生咏”，化险为夷，自此谢安的名士地位更为突出。 然后是淝水之战。 谢公与人围棋，俄而谢玄淮上信至。看书竞，默然无言，徐向局。客问淮上利害，答日：“小儿辈大破贼。”意色举止，不异于常。 《晋书》中对此事的评价是“既罢，还内，过户限，心喜甚，不觉屐齿之折，其矫情镇物如此。”这里的“矫情”的意思与现代汉语不同，这里的意思是指“掩饰情感”的意思，谢安在外人面前，表现的是名士的雅量与气度，在当时，喜怒哀乐不形于色，是名士风度的重要表现。 再说说教育后代方面。 谢公因子弟集聚，问《毛诗》何句最佳遏(谢玄)称曰：“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公曰：“言于谟定命，远猷辰告。”谓此句偏有雅人深致。 从文学角度上讲，“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的确比“言于谟定命，远猷辰告”美得多，但我认为这也恰恰是魏晋时文人骚客们的通病，追求风花雪月却丝毫不关心家国天下，比如魏晋盛行的“清谈”之风，士族名流相遇，不谈国事，不言民生，谁要谈及如何治理国家，如何强兵裕民，何人政绩显著等，就被贬讥为专谈俗事，遭到讽刺。谢安所选诗句是有深意的，“言于谟定命，远猷辰告”的意思是以远大的谋略来制定国家的政令，诗句虽不优美，但包含着政治家才会有的雄心壮志。谢安暗示他们不仅要有文学鉴赏力，更重要的是从诗句中获取政治上的魄力，这才是谢安对子弟的期望。 谢遏年少时，好著紫罗香囊，垂覆手。太傅患之，而不欲伤其意，乃谲与赌，得即烧之。 这种做法既含蓄地表达自己的不满，又兼顾了谢遏的自尊，实乃精通为人处世之道，深谙教育后世之法，值得
从《世说新语》看魏晋时期审美风尚的变迁 孙海洋1,X龙洲2 (1.XX大学人文系,XXXX410082;2.XX工学院党委宣传部,XXXX411201) 摘要:魏晋时期,审美风尚变幻迅速,人们从追求事功演变到追求风流自适,从重视人的品行、才能、政绩演变到注重人的仪表风神之美,从崇尚自然到关注大自然,自觉地以大自然为审美对象,欣赏自然山水的神韵之美。 关键词:《世说新语》;魏晋;审美风尚;变迁 魏晋是一个思想极其活跃、文化多元化发展、生活空间十分广阔的时期。与其他历史时期相比,其突出的特点是门阀士族占统治地位,儒家思想统治衰微,老庄、佛教等各种思想发展迅速。人们从儒家经学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后,很快就发现了自我、感情、欲望和个性。各种新的观念、新的风尚不断涌现,社会的审美风尚也不断变迁。X义庆的《世说新语》(以下简称《世说》)以清简的笔墨广泛而精微地记叙了魏晋士人的活动和精神风貌。笔者试图通过《世说》一书,对魏晋时期 的审美风尚及其变化略作探讨。 一从崇尚功业到追求风流自适 汉代是封建阶级处于上升的时期,士大夫积极进取。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是当时的人生信条,这一风气一直延续到建安时期,曹氏父子是其代表,曹操到晚年还慷慨高歌“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这一时期,非凡的政治才能和赫赫功业往往受到人们的赞赏和钦慕,《世说》也多有记载。《赞誉》
篇载:“陈仲举尝叹曰:‘若周子居者,真治国之器,譬诸宝剑,则世之干将。’”又谢子微评许子政说:“若许子政者,有斡国之器。正色忠謇,则陈仲举之匹;伐恶退不肖,X孟博之风。”陈藩、谢甄这两位士林领袖所赞赏的都是年轻人的政治才能和忠诚的品格。魏晋之际的名士已没有了建安文人那种建功立业的进取心,也没有那种慷慨的情怀。士林普遍出现了一种特异的心态———追求一种适意的人生。适意,主要是追求物欲和情欲的满足。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纵欲,一是清谈。魏晋士大夫的纵欲,有不少是出于对名教的反抗,《世说》所载大多为这种情形。《任诞》篇言:阮籍、嵇康等“常集于竹林之下,肆意酣畅”。X伶“纵酒放达,或脱衣裸形在屋中,人见讥之。伶曰:‘我以天地为栋宇,屋室为巾军衣,
开题报告 汉语言文学 从《世说新语》看魏晋文人的逞才现象 一、综述本课题国内外研究动态，说明选题的依据和意义 （一）选题依据及意义 《世说新语》自南朝问世以来，流传至今已有一千五百余年，对其研究之多亦不在话下。古人研究《世说》，多在考案史实、训解文字、校勘版本和批点评注等方面著力，对《世说》的整理流布、正确理解、赏析评价以及进一步研究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奠定了扎实的基础。而20世纪以来，随着东西方文化交流的展开与深入，文学观念和研究方法的更新，《世说》研究也走上了现代学术健康发展的轨道。丰富多采的专题论文，完备详实的笺、校、注、译本以及系统性的研究专著相继问世，蔚为大观，成果卓著。尽管《世说新语》被当做“志人小说”的代表，但是对魏晋文人逞才现象的研究一直以来都是附庸于对魏晋风流、自然美和清谈等等研究课题之中，而该课题可以当做是弥补以上不足的探索之举。 （二）选题可行性 首先，针对该书的研究著作相当丰富，尤其是大量有关魏晋风度的研究，为该课题的研究提供了充沛的资料。 其次，该课题的研究还未能独立，但却有很多研究方法值得借鉴，体现了该课题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再次，在《世说新语》中文人的逞才现象作为魏晋风流的组成部分体现得淋漓尽致，可以说是魏晋风流不可或缺的成分，该课题的研究也可以完善魏晋风流的内容。 二、研究的基本内容，拟解决的主要问题： 1.《世说新语》中出现的诸多文人纵情施展才能的现象分类汇总； 2.分析出现该现象的各种原因； 3.总结《世说新语》记载这些现象的意义。 三、研究步骤、方法及措施： 1.熟悉文本内容，阅读各种版本的原著及注本，如《世说新语笺注》、《世说新语会评》等。 2.搜集整理相关研究资料，包括研究著作、学术论文、知识讲座等等。 四、参考文献
第29卷第1期 河池学院学报 Vol.29No.1 2009年2月 JOURNAL OF HECH IUN I V ERSI TY Feb.2009 从《世说新语》看魏晋妇女的社会地位 李朝阳 (黔南民族师范学院 中文系,贵州 都匀 558000) [摘 要] 汉代妇女的地位较低,有种种套在她们头上的枷锁。而魏晋时期,由于玄学风气的影响,对妇女的束缚有所松动。妇女们可以和男性一样受到良好的教育;在婚姻家庭中,她们可以和丈夫有平等的话语权;在政治上,有妇女干政、参政的现象;在经济上,她们又拥有自己的财产。所以,这个时期的妇女的社会地位比汉代要高。 [关键词] 《世说新语》;魏晋;妇女;社会地位 [中图分类号] I206.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9021(2009)01-0027-05 [作者简介] 李朝阳(1968-),男,江苏东海人,黔南民族师范学院中文系讲师,文学硕士,主要研究方向:两汉魏晋南北朝文学和文论。 在儒家思想一统天下的汉代,妇女的社会地位和男性相比,大多是低下的,其人身是不自由的,其思想是受束缚的,甚至有专为妇女立下的为人处世的训诫《礼记?内则》、班昭所作的《女诫》。而魏晋时期,由于汉末儒学衰微,玄学兴起,整个魏晋时期弥漫着一股思想解放的新鲜空气。这种自由通脱的时代气氛无疑也影响到了魏晋时期的妇女,使这一时期的妇女有着别样的风采、鲜明的个性,其社会地位显著提高,这在描写魏晋士人生活风尚的《世说新语》中有着深刻反映。 一、从教育看魏晋妇女的社会地位 魏晋时期,妇女有受教育的权利,具体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教育在妇女中很普及,才女众多。魏晋时期,由于思想解放,妇女所受禁锢较少,她们普遍获得了和男子同等的受教育权,出现了大量的才女。如曹魏时期蔡邕的女儿蔡琰,西晋时期左思的妹妹左棻,刘宋时期鲍照的妹妹鲍令晖,梁朝刘孝绰之妹刘三娘,北朝刘聪妻刘娥……一时才女云集,成为魏晋南北朝时期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在《世说新语》中就不乏有关才女的记载,其中谢道韫尤其出类拔萃。《言语》第七十一则云: “谢太傅寒雪日内集,与儿女讲论文义。俄而雪骤,公欣然曰:‘白雪纷纷何所似?’兄子胡儿曰:‘撒盐空中差可拟。’兄女曰:‘未若柳絮因风起。’公大笑乐。即公大兄无奕女,左将军王凝之妻也。”[1]130 此则展示了谢道韫的文采风流和雅人风致,而谢安家族雅集,并不排斥女孩,正说明当时的贵族家庭里的妇女不但有和男子平等受教育的权利,而且有平等的发言权,可以平等地比文较艺。正是有这样的教育氛围,才会出现谢道韫这样的天才少女,其受教育程度之高,使其在当时深奥的玄学界亦占有一席之地。《贤嫒》第三十则云: “谢遏绝重其姊,张玄常称其妹,欲以敌之。有济尼者,并游张、谢二家。人问其优劣,答曰:‘王夫人神情散朗,故有林下风气;顾家妇清心玉映,自是闺房之秀’。”[1]698 从“神情散朗”,“有林下风气”的评语可以看出,谢道韫在精神气质上有玄学清谈家的风度。在实际的清谈辩论上,谢道韫也时常不让须眉,《晋书?列女传?王凝之妻谢氏》载: “凝之弟献之尝与宾客谈议,词理将屈,道韫遣婢白献之曰:‘欲为小郎解围。’乃施青绫步障自蔽,申献之前议,客不能屈。”[2]2516 72
论《世说新语》中的魏晋之美 摘要：魏晋之美，美于风度。《世说新语》是魏晋风度的真实写照。它以短小的故事，精炼的文学语言和分类体的形式记录了魏晋时期士族阶层人物的遣文轶事，勾勒出当时社会真实的生活画面。魏晋之美，在于是魏晋名士的行为方式、个性特征、价值取向、人格追求、审美理想。其中魏晋风度具有对个体生命价值的审美发现、和超越世俗的自由独立的人格理想等文化意蕴, 对中国美学、思想史和中国人文精神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关键词：世说新语；魏晋之美；魏晋风度；文化意蕴 一、《世说新语》领魏晋之美 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僵卧孤村不自哀，尚思为国戍轮台。风流不在谈锋胜，袖手无言味最长。 在人类历史发展进程中, 每当遇到重大转折时期, 必然带来政治、经济、思想、文化, 乃至生活方式、价值观念、人格精神、审美理想等一系列新的变化。如果有一部书把当时社会风气的新变化记录下来, 如果这部书所记录的凝聚着时代特征的美学风范对后世产生了影响, 那么这部书将得以流传后世, 这一代美学风范将成为民族审美心理的历史积淀。 而魏晋风度无疑把没体现得淋漓尽致。《世说新语》与魏晋风度, 就是这种相得益彰的互动关系。 唐贞观年间编撰的《晋书.安平献王孚传论》中“安平风度宏邈, 器宇高雅”, 及《新唐书.张九龄传》中“帝每用人, 必曰: ‘风度能若九龄乎?’”都出现了“风度”一词。广东始兴县张九龄的故乡至今仍名为“风度村”。把“魏晋”与“风度”联系起来、并产生广泛深刻影响, 大致源于鲁迅先生1927 年7 月在广州所作《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的著名演讲。宗白华、冯友兰、汤用彤、王瑶等前辈学人, 都对此作过深刻精到的论述, 新时期以来研究魏晋风度的论著也不时出现, 这些都给我们作进一步的研究打下了坚实基础, 提供了许多有益的启示。但“魏晋风度”本身是一个相当普泛的模糊的美学概念, 正如什么是“美”一样具有永恒魅力和无限探究的可能性。本文拟从《世说新语》出发, 对魏晋风度的行为范式和文化意蕴作进一步的探讨, 以就教于方家。 汉末魏晋六朝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苦痛的时代，然而却是精神史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因此也就是最富有艺术精神的一个时代，艺术精神的发展，无疑为这个时代染上了浓浓的美意。王羲之父子的字，顾恺之和陆探微的画，戴逵和戴颙的雕塑，嵇康的广陵散（琴曲），曹植、阮籍、陶潜、谢灵运、鲍照、谢脁的诗，郦道元、杨衒之的写景文，云岗、龙门壮伟的造像，洛阳和南朝的闳丽的寺院，无不是光芒万丈，前无古人，奠定了后代文学艺术的根基与趋向。这时代将人心里面的美与丑、高贵与残忍、圣洁与恶魔，同样发挥到了极致。这也是中国周秦诸子以后第二度的哲学时代，一些卓超的哲学天才——佛教的大师，也是生在这个时代。这是中国人生活史里点缀着最多的悲剧，富于命运的罗曼司的一个时期，八王之乱、五胡乱华、南北朝分裂，酿成社会秩序的大解体，旧礼教的总崩溃、思想和信仰的自由、艺术创造精神的勃发，使我们联想到西欧十六世纪的“文艺复兴”。这是强烈、矛盾、热情、浓于生命彩色的一个时代。魏晋人倾向简约玄澹，超然绝俗的哲学的美，晋人的书法是这美底最具体的表现。 魏晋人的美，美中带着的丝丝风流韵味，是这全时代的最高峰。《世说新语》一书记述得挺生动，能以简劲的笔墨画出它的精神面貌、若干人物的性格、时代的色彩和空气。文笔的简约玄澹尤能传神。撰述人刘义庆生于晋末，注释者刘孝标也是梁人；当时晋人的流风余韵犹未泯灭，所述的内容，至少在精神的传模方面，离真象不远。 二、魏晋之美在《世说新语》行为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