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夹缝里的梦幻人生
———严歌苓小说中的意象解读
王 泉
(湖南城市学院中文系,湖南 益阳 413049)
摘 要:本文从剖析严歌苓小说中独特的审美意象入手,探讨了其小说的文化意蕴。本文认为,她在异质文化的窗口下抒写中国人,尤其是中国女性的命运,具有深刻的悲剧美。同时,由
于她对人性本质的关注,使她的写作超越了众多的平面化抒写。
关键词:严歌苓;意象;异质文化;女性命运;悲剧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20677(2004)420067203作者简介:王泉(1967-),男,湖北洪湖人,文学硕士,讲师。
台湾女作家廖辉英在小说《窗口的女人》里有这样一段话:“每一扇窗子背后/都有一个等待的女人。/窗口之下,是她们守望的梦。”这本来是来描写女性“外遇”的,但以此观照旅美作家严歌苓的小说创作,我们似乎可以发
现其小说中女性在异质文化的“窗口”下的梦幻人生。她曾将自己称为“中国文学游牧民族”之一员,这种离开中国文化背景,又处于异国文化边缘的身份,促使她找寻一种别样的方式———中英文双语写作,试图让别人读懂。她深受高尔基、屠格涅夫等人的影响,其作品充满浪漫、感伤的情调。同时,受中国古典诗学的影响,她爱通过各种不同的意象来烛照女性命运,去描摹她们作为边缘人寻梦的心态,去揭示她们尴尬的人生境遇,点醒了故事的精神,获得了思情容量。
“意象是由情与景两个原素构成的,情与
景相契合而生意象。”[1](p161)
因此,“意象”一词更多地暗示了内心的图景、内视的东西。苏珊?朗格认为:“艺术品是将情感(广义的情
感,即人所能感受到的一切)呈现出来供人观赏的,是由情感转化成的可见的或可讲的形
式。”[2](p24)
严歌苓将她的小说创作视为自己内在情感、情绪的外化。她在写完《老人鱼》后深有感触地说:“我首先要否定我这篇小说是
‘纪实’的。只是记忆中一些画面和细节自己在存活和演变,我把它们写出来,想看看我是
否能寻出它们的意义。”[3]
“老人鱼”意象隐喻着外公一段非同寻常的人生经历及与穗子深厚的情意。她的早期作品《红罗裙》中的“一五0号银灰的城堡”会让人想起卡夫卡“地
洞”般的家庭环境和社会环境的双重陌生感,凸现出孤独主题,有一定的存在主义色彩。因为在城堡似的住宅里有一股排外的势力,使主人公海云母子间产生了超乎寻常的亲密,这并非“恋母”情结所致。而“红罗裙”正是海云身上残留的青春印记。《女房东》则巧妙地利用“心理紧张”推动故事的发展。老柴租住的“所有窗子都大半截在地面下”的地下室,象征着主人公身处异国的不安与畏缩。而那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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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凉滑、缠绵的质感”的浅红色裙子,隐显出老柴被压抑的情爱和性欲。《失眠人的艳遇》中整夜亮灯的窗口,寓意深刻。它似近似远,在“我”的失眠之夜中一直亮着灯,吸引着我的注意力,成为因失眠而焦虑、凄惶的“我”的一种安慰:
占据最小一隅,收入五花八门,一点也不拖房钱。我非法或非非法地做这做
那,消受自己的一份辛劳与寂寞,抑或还
有点独享的欢乐。
在《扶桑》中,作为妓女的扶桑在遭受白人轮奸时紧攥住一枚铜钮扣,那是她深爱的、同时也迷恋她的美国男孩克里斯的钮扣。奇怪的是,它没有成为罪证,而只成为她内心无力反抗的象征。而那些漂洋过海的中国男性头上一律拖着长辫暗示出中华民族在19世纪蒙受的耻辱。严歌苓这样认为:“别人没有辫子,因此他们对自己的辫子始终有着最敏锐、脆弱的感知。在美国人以剪辫子做为欺凌、侮辱方式时,他们感到的疼痛是超乎肉体的。……因此,辫子简直就成了露于肉体之外的,最先感知冷暖、痛痒的一束赤裸裸的神经!”[4](p3-4)因而,从一定意义上讲,这篇小说是解剖国民性的力作。
《橙血》又是一篇描写海外中国人悲惨命运的杰作。多汁如血的橙及柠檬柚都是不可多得的意象。它们一方面交待出故事发生的地点———果园,一方面让人联想到中国人酸楚、苦涩的人生。玛丽正是借助于中国男人阿贤的芳香来营造自己的美妙梦想:
柠檬柚的芳香与她睡眠中的呼吸形成吐纳循环。她感到自己不像其它老年女人
那样不得已地发出轻微的糜烂气味。她甚
至感到自己的体嗅像少女一样新鲜。
原来玛丽的青春复苏是建立在中国少男的牺牲之基础上的。这是多么残酷的事实!
《草鞋贵族》中的草鞋,隐喻出艰苦奋斗、农耕文化的历史记忆,而一旦与权贵相连,则
失去了根基。小说中的保姆霜降,作为一个旁观者,见证了权贵之家的解体。
她的新作《花儿与少年》中的女主人公晚江,在异国建立了家庭,但在精神上仍处于无根状态。她和严歌苓早期作品《少女小渔》中的小渔一样,处在弱势文化的位置上,不得不在洪敏、瀚夫瑞及儿女九华、仁仁的夹缝中求生存,痛苦无奈,成为悲剧的承受者。小说中有这样一段话:
来整理花园的园丁说:玫瑰生着一种病。听下来,那病就是一个花胚子分裂得
太快、太多,跟癌细胞的分裂有些相似。
一个细胞分裂到一百多次,就成癌了,所
以可以把这种多头玫瑰叫“花癌”。晚江
向园丁点点头。她已走神了……
“玫瑰”隐喻出仁仁性格的西化及晚江多灾的命运与难堪的境遇。小说结尾写猫之死、兔子下崽,则预示着海外中国人生生不已与命运的抗争。
通过以上意象分析,我们发现这些意象都与小说中边缘人物命运密切相联,这也许正是严歌苓的钟情之处与得意之笔。她深有感触地说:“其实边缘人物的命运更让我感兴趣,主流是什么?主流是会计师、律师、职员之类。我对社会上的输者感兴趣,因为他们各有各的输法,而赢者都是一个面孔,写作就要写个性的人物。”[5]
与此同时,她笔下的人物,无论是妓女、嫖客,还是流浪汉,都有着自己意象化的特质,成为某种文化符码。《扶桑》中的人物形态可谓维妙维肖,让人过目难忘。“扶桑”一词本身就有名花的寓意,在小说中,它象征扶桑绝妙的美丽与母性之灵。如扶桑的“笑”是神秘莫测的,当她觉察到别人看她时,她“吞吞对人一笑”;当阿妈对她唉声叹气时,她又“缄口笑笑”;当克里斯惊讶于她的举动时,她则“微微一笑”。显示出东方女子的妩媚、无知。评论家王德威对此深表忧虑:“周旋在中、美寻芳客及中、美丈夫/情人间,扶桑肉身布施,却始终带着一抹谜样的微笑。这笑是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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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还是堕落?”[6](p1)克里斯作为一个“十二岁的小嫖客”对扶桑的惊讶、战栗、迷恋都是致命的。“他想她大约有点痴,脸上无半点担忧和惊恐,那么真心地微笑。是自己跟自己笑。……”这是少年眼光中的女性,真实而奇妙。大勇的思妻之痛在他看到扶桑时显得尤为惨烈:“他看看她,脑子里出现的是家乡的河,岸上有一排等乡邮员的老少女子。女子们吃着杨梅、荔枝或杨桃,有的衣襟上别有针线。那中间有一个是她妻子。他手里的刀垂下来,遗憾地对扶桑说:‘你要是我老婆,我就把你杀了。’”思妇之痛可谓惨矣!严歌苓在发掘历史的悲愤中痛切地感到:“移民,这是个最脆弱、敏感的生命形式,它能对残酷的环境做出逼真的反应。移民,也就注定是充满戏剧性的,是注定的悲剧。”[7](p3-4)
苏珊?朗格认为:“整个作品的情感就是符号的‘含义’,就是艺术家在世界中发现的实在,艺术家打算把它的清晰概念展示给自己的同代人的实在。”[8](p207)总的来看,严歌苓小说中的意象多为“沉郁意象”[9],指向生命内在情感,为沉潜沉郁之象。她借助于小说中特有的意象符号系统向我们展示了情感的价值取向:文化认同中的尴尬与坚守。作为一个女作家,她对女性作为移民面临的多重困境深表忧虑,她从女性立场出发,探询在新的文化语境中女性的自足的话语世界,从而表现出对人性层面的深切关注。她探讨的是,在什么样的环境中人性会走向极致,而在非极致的环境中人性中可能会隐藏的部分,从而“超越了流行的那种纯粹沉湎于为生存而生存的写作模式,读来令人耳目一新。”[10](p659)
参考文献:
[1]童庆炳.中国古代心理诗学与美学[M],台北:万卷楼图书有限公司1995.
[2]苏珊?朗格.艺术问题[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
[3]严歌苓.我写老人鱼[J],中篇小说选刊.2003,(1).
[4][7]严歌苓.主流与边缘.代序[A],扶桑[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2.
[5]刘易.旅美作家严歌苓:美女作家文不对题[N],文学报2003,(3.27).
[6]王德威.短评扶桑[A],严歌苓.扶桑[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2.
[8]苏珊?朗格.情感与形式[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
[9]威尔斯(H?W?Wells).诗歌意象[M],英文版1924.
[10]陈贤茂,吴奕 等.海外华文文学史(卷4)[M],厦门:鹭江出版社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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