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学快讯
第53期（总第211期）
浙江工业大学教务处编二Ο一三年五月
目录
新闻快讯
◆东西部高校成立课程共享联盟：促教学模式改革
◆上海30余所高校联手推出本科通识教育共享课程
◆燕京理工学院邀请高校和企业专家共谋办学之路
◆华中师范大学“教授午餐会”吸引百余学生参加
◆北京工业大学：给学生原汁原味的工程环境
教改动态
◆南京大学“三三制”改革拓宽学生个性化成才通道
◆中国科技大学：本科生可“零门槛”100%自选专业
◆淮海工学院学分制改革：把学习自主权交给学生
◆北京化工大学本科生实施学科交叉人才培养计划
教育评论
◆一场有关通识教育的学者之争
◆学生和学科，谁为大学之本——谈大学以“育人为本”
◆为了理解而教——美国大学本科教学的理念及其启示
◆国外工科新生教学实例分析与人才培养模式探讨
新闻快讯
东西部高校成立课程共享联盟：以信息技术促教学模式改革
“五一”前夕，中国东西部高校课程共享联盟在重庆大学成立，包括中国人民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北京理工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复旦大学、上海交大、四川大学、重庆大学、兰州大学在内的29所高校，首批签约加入课程共享联盟。“建立东西部高校课程共享联盟，是一种重塑大学教育的方式。”重庆大学校长林建华认为，成立课程共享联盟，有助于解决目前各高校校内选课不足的问题，借助跨学校、跨区域、跨国界、跨文化的教育教学，培养更多专业能力和创造力较强，具有国际视野的高水平人才。
校际校区课程视频共享
4月27日下午，东西部高校视频公开课共享大会，现场演示了一种全新的课堂教学模式。在重庆大学虎溪校区D1545教室，来自全国40多所高校的专家与部分重大学生一起，听了正在上海交大一间教室里讲授的《毕加索画作欣赏》课。授课教师的讲授和两地无障碍的交流，让远在千里之外的师生忘记了空间的距离。
参与观摩的师生还体验了一堂跨校区的实时课程。教室的镜头切换到重大A区主教学楼213教室。重大经管学院叶泽川博士正在讲授《东西儒法用人之道》。虎溪校区D1545教室的一位同学在课堂上提了一个问题，叶泽川马上与他进行了交流。实时的课堂互动，增加了现场听课的趣味。叶泽川认为，视频互动教学弥补了教学资源的不足，使校区之间、校际之间的交流更便捷，是学校打开校门对外交流的有效实践。
建设优质课程资源共享平台
重大是此次东西部高校视频公开课共享大会的发起单位。作为教育部首个综合改革试点单位，重大希望通过搭建东西部高校共享优质视频公开课的平台，促进东西部高校密切合作，增加优质视频课程的供应量。此举得到了包括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华南理工大学、电子科技大学在内的40余所高校的积极响应。教育部高教司、北京上海重庆三地教委均派员出席。重大党委书记欧可平说，以学生自学为主、教师指导学生学习为辅的网络教育教学模式，虽然不能颠覆传统的教学模式，但可以探索和引领学生未来的学习。教育部高教司教学条件处处长李静表示，虽然高校课程改革不能要求步调一致，但“这是一个极好的开始”。
复旦大学副校长陆昉介绍了上海30所高校共享课程“以学生为中心、实现优质资源共享；以信息技术支撑教育创新，促进教学模式改革”的实践探索。“自3月5日推出首场直播面授课程以来，我们开设的7门共享课程都深受学生喜爱。”陆昉说。他认为“面授直播+视频点播”的教学方式，突破了师资、时间、地域的限制，促进了学生向探究式、研讨型互动学习方式的转变。
向“学生自学为主”转变
东西部高校课程共享联盟将在教育主管部门指导下，建设一批既服务高校学生又向社会公众免费开放的科学、文化素质教育网络视频课程，实现优质课程资源共享，利用市场机制推动共享，给学生更多选择权利，让每一个学生都享有最好的课程。
据不完全统计，高校提供的首批优质视频公开课已接近100门。这些课程免费面向学生开放，学生选课修完后可获得相应的学分。这种新的授课方式融合了传统授课、网络资源、协作学习、小组讨论等教学方式，以学生为中心，实现优质教学资源共享；以信息技术支撑教育创新，促进教学模式改革。
与会专家认为，高校课程共享联盟的成立，有助于推动高等教育教学改革，将教师讲授为主的课堂教学形式转变为以学生自学为主、教师指导学生学习为辅的网络教育教学模式，并通过严格的学习过程评价来引导和促进学生学习。
光明日报2013-5-1上海30余所高校联手推出本科通识教育共享课程
近日，在复旦大学光华楼多功能厅里，500名来自不同高校的大学生聆听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王德峰主讲的“哲学导论”。这不是一次讲座，而是一堂常规课。与此同时，数百人通过收看现场直播或过后观看视频的形式，远程学习同样的内容。这是上海推出高校共享课程以来的首次授课。
上海海洋大学水产养殖专业2010级董鹏生是选修“哲学导论”课的一名学生，当晚，他在本校第三教学楼的教室里观看了这堂课的视频直播。董鹏生说：“我对王教授仰慕已久，特别看重这门课既有名师指点，又注重讨论，希望能够在课上得到启发和教益。”
今年，上海4所高校首批开放7门本科通识教育核心课程，包括王德峰的“哲学导论”、上海交通大学教授李康化的“唐诗宋词人文解读”、上海师范大学教授苏智良的“上海社会与文化”等，吸引了全市30所高校3167名学生选修。
近年来，上海部分地理位置比较接近的高校开展合作，相互认可选修课学分，学生可选修临近学校的课程，不过总体而言选修规模并不大。2011年底，在上海市教委牵头组织下，30多家高校共同成立上海高校课程资源共享管理委员会，推动本科通识教育课程向其他高校学生开放。这些高校涵盖了上海所有的“985”、“211”高校，以及主要市属高校、民办高校等。共享的模式为，牵头教师所在高校负责具体的课程，各高校学生自由选修，学生所在学校认可其跨校获得的学分。配合这一共享模式，教学方式为面授与视频相结合，面授注重交流讨论，视频课力求生动有趣，力求使学生学有所获。
上海市教委支持建立上海高校课程中心，委托第三方公司搭建网络平台，学生依托此平台选课，进行观看视频等学习活动。课程前期建设、平台搭建与维护相关费用由市教委出资。目前，跨校选修的学生无需缴纳额外的费用。
以“上海社会与文化”课为例，整门课程共36个学时，教学分为3次面授和30次视频授课。作为课程负责人，苏智良教授召集课程团队另外8名教师备课，讨论确定面授的主题，制定共同的教案，形成课件，由此确保学生在不同的教学点可以得到相同水准的面授。
上海市教委高教处副处长傅建勤认为，大学通常为开出一门通识选修课便引进相关师资，势必挤占特色学科的教学资源，高校共享课程的优势在于无需引进大牌教授就能让学生听到知名教授的课，有助于使资源分配更加合理，推进高校的错位发展。
在高校共享课程的运作中，已开设的课程质量、学习认证由课程负责人所在学校负责，比如董鹏生选修“哲学导论”合格后，复旦大学出具学习证明，而非上海高校课程中心出具。傅建勤说，上海市教委更多的是发挥协调作用，高校才是课程协作共享的主体，高校共享课程并不能从根本上取代原有的课程体系。
学生争相选修“明星教授”的课，会不会让部分教师陷入无课可上的窘境？在上海高校课程资源共享管理委员会的设想中，“明星教授”的课程规模必须满足教师团队交流顺畅、学生充分讨论的要求，不会无限扩大，开设跨校选修课程数量也不是越多越好，未来将在探索中积累经验，寻找最佳平衡点。
中国教育报2013-4-30燕京理工学院邀请高校和企业专家共谋办学之路
燕京理工学院刚刚用时3天举行了第一个高层次大规模的教学改革研讨活动：人才培养方案论证会。作为应用型本科高校，人才培养方案如何更加合理化、更加符合社会用人需求？论证会邀请了众多化工、材料、机械、汽车领域的高校名师及企业高管聚焦于此，展开了高水平的谋划。
人才培养方案是高等院校进行人才培养的纲领性文件，是学校组织教学过程、安排教学任务、分配教学资源的工作指导,它体现出学校的发展定位，反映学校人才培养的质量规格与要求，也是教育教学管理的重要依据。对燕京理工学院这所新转设的培养应用型本科人才的学校而言，其特殊化需求就是既要避免同等院校人才培养的同质化，又要保证人才培养质量及学校的办学特色。因而学院在转设成功后的头等大事，就是召开各专业人才培养方案论证会，以求培养方式既能反映社会经济结构对教育的客观需求，又可充分考虑高校专业的自身发展与学生个人职业生涯发展的客观需要。
论证会上，高校专家及企业高管都各抒己见，从不同角度对人才培养方案提出具体建议和意见。来自高校的专家严谨认真，细致入微，充分肯定了该校经过8年探索和实践的“4+1、“1+N”人才培养模式，认为该模式非常适用应用型本科人才的培养。专家们还对每一专业课程的设计、课时分配及实验室建设等方面都提出了许多建设性的建议。而来自企业的代表们也从用人单位的角度对学校的人才培养提出了新的要求和建议。他们认为，燕京理工学院
在学生实践动手能力方面做的不错，学生毕业后直接参与生产，不仅节省了企业员工再培训的成本，而且工作效率有效提高。希望学校一以贯之地坚持下去，并进一步推进创新。
高校专家、企业高管共同参与讨论人才培养，使本次论证会以开放的方式汇贤纳智，既密切跟踪学科专业的发展，也及时追踪产业的升级变化。对于这样的研讨方式，燕京理工学院理事长吴保德教授说：“我们的办学离不开优秀的教师，也离不开与企业的合作。我们现在所聚焦的和我们一直所追求的，是使培养出的学生既符合高等教育学科专业的要求，又能满足社会企业用人需求。”
中国教育新闻网2013-5-24华中师范大学“教授午餐会”吸引百余学生参加
临近毕业季，不少大四学生感慨：“大学四年，感觉没学到什么就要毕业了。”为避免学生毕业时迷茫无助，近日华中师范大学创新大学生思政教育新模式，举行了2013年首期“教授午餐会”，吸引百余名学生参加。
当天中午，华中师范大学东区学子餐厅二楼，就餐的学生比平时多了近一倍。来自该校21个学院的84名师生，坐了21桌。值得一提的是，参加午餐会的21名知名教授有一半是“双肩挑”，既是学院院长，又是奋战在教学、科研一线的教授。而学生则是通过该校网络预约平台，按报名先后顺序遴选出的。
“在学校读了3年，真没想到第一次和龚老师吃饭竟是通过网络预约实现的。”华中师范大学心理学院大三学生袁双双说。还有一年就要毕业的袁双双，向所在学院的教授龚少英畅谈了自己对“中国梦”的理解，并就如何更好地实现自己的“心理咨询师梦”听取建议。“龚老师结合我自身情况，建议我一定要坚持梦想，继续深造读研。”袁双双告诉记者，老师的建议让自己更加明白了“中国梦”并不是一个口号式的提法，而是要利用专业知识更好地为人民的心理健康服务。对于这种师生交流方式，袁双双说：“很自然、很轻松也很尽兴！这类活动可谓做到了我们心坎上！谈心的同时也解决了心中的疑惑。”
“我很喜欢用这种方式和学生交流，可以深入了解学生的所思所想。重要的是，他们的想法和建议让我的教学也更有针对性。”主要给学生讲授《教育心理学》的龚少英表示，虽然现在网络很发达，但师生之间静下心来交流的机会并不多。她希望学校将此类学生喜闻乐见的交流活动长期坚持下去，覆盖更多学生。
据了解，“教授午餐会”是该校继去年举办首期“校领导午餐会”和“华大微访谈”等活动后落实全员育人的新举措。华中师范大学校长杨宗凯表示：“学校通过搭建午餐会等形式的交流平台，让更多一线教授走近学生、倾听学生，进行心理辅导、解答专业困惑、引航未来发展。这种‘接地气’的交流方式拉近了师生的心理距离，学校将进一步丰富师生沟通的有效途径，并使其制度化、常态化。”
中国教育报2013-5-23北京工业大学：给学生原汁原味的工程环境
在大学生就业难的当下，北京工业大学数字媒体技术专业的学生却凭借扎实的专业知识和实践能力赢得了企业的青睐。已就职于新浪公司的2008级学生胡健谈起他顺利的就业经历，对学院实行的“请进来，走出去”学生实训制度不无感激。他说：“在大四上学期，学院把日立、富士通、IBM等企业资深的工程师‘请进来’，他们的工程思维对我启发很大。在大四下学期‘走出去’实习的时候，我把这些工程思维运用到企业具体的项目中，实践能力得到很大提升，实习单位对我印象很好，最后就被留了下来。”像小胡这样实现学习和就业“无缝对接”，毕业即可就业的例子在北工大屡见不鲜。
自1999年在全国首次提出“实践教学一条线”以来，北京工业大学一直以为社会培养卓越工程师为目标，不断完善具有自身特色的实践教学体系。“请进来，走出去”举措只是其中的一个折射点。2010年，北京工业大学成为首批入选教育部“卓越计划”的试点高校之一，除数字媒体技术专业外，还有机械工程、建筑学、软件工程、信息安全、材料科学与工程、电子信息工程共7个专业参加该计划，基本覆盖了学校的传统优势学科和战略性新兴学科。
加强校企合作共建实践中心
企业的积极参与和投入是“卓越计划”目标实现的重要保证。北京工业大学各卓越计划试点专业在已有校内外教学科研基地的基础上，加大力度、狠抓重点，建立产学研联合培养创新基地。
以建筑学专业为例，与北建院、中建院、中元国际等大型设计院合作，北建院还配备了专门人员，负责校企合作的日常协调工作。学校也进一步强化了对“卓越计划”的组织管理，使校企合作的渠道更畅通，更有组织保障。
工程实践教育中心的建设是卓越工程师教育培养计划改革的一个关键点。学校工程实践教育中心以营建开放平台，校内校外并重为建设主旨。机械工程专业对于校外工程实践教育中心“中青国能”，采取与企业成立共同的工程中心建设领导机构，双方定期讨论工程实践教育中心的工作计划、工作内容、近期目标远期发展战略等系列举措。同时，校企双方以科教统筹为着眼点，共同设立科研课题，吸引校内教师及企业工程师参与技术开发，通过这样的组织机构和组织形式，确保工程实践教育中心能够长期、稳定地健康发展。
深化课程改革培养实践能力
学生创新、实践能力的培养和工程水平的提高是各专业课程改革的着眼点。各专业从卓越计划的目标和自身实际情况出发，不断深化课程改革，探索“研究型”教学方法。
机电学院的机械工程专业围绕卓越工程师培养计划通用标准和机械行业机械工程及自动化专业本科工程型人才培养标准，面向首都制造业发展现状和人才需求，以工程为纲，凸
显特色，制订出北京工业大学机械工程卓越工程师实验班培养计划。《材料力学》讲授过程中，从绪论开始，到每一章节的前言，均有实际工程案例作为引导。余跃庆教授及其所在的学科在多年探索的基础上，进行了《机械原理》课程设计的改革实践，实现了三个“率先”：率先采取由学生自主选题的开放命题形式，率先由学生自己设计并制作出机构原理模型或样机，率先将“机械原理课程设计”与“全国大学生机械创新设计大赛”有机结合。
据统计，工大在“全国大学生机械创新设计大赛”、“首都高校机械创新设计大赛”、“首都大学生挑战杯”、“中国机器人足球大赛”中频频折桂。
建设师资队伍提升工程素质
师资队伍建设是人才培养的关键，教师的工程素质直接影响学生的工程实践能力。学校成立“北京工业大学教师教学发展中心”，中心的一个重要工作就是组织实施在校青年教师进入工厂企业开展工程背景的学习和积累。同时，学校在职称评定、工作量考核等方面，均将工程科研项目经验等给予了突出重视，极大地鼓励教师积极投入到工程项目中，提升实践工作能力。
学校还扩大工程教育对外开放，推进海外实践交流。为提高教师工程实践能力和工程教育水平，学校选派了部分骨干教师赴美国马里兰大学学习国外高校工程教育的先进经验。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陈喆老师在参观考察了马里兰大学后受益匪浅，他在《美国研究型大学工程教育印象》中写道：“美国工程教育的经验，非常值得我们借鉴，有一些项目和内容的展开可能需要一定的社会积累和经费支撑，但很多理念是完全可以直接应用于今天中国工程教育中的，并会对我国工程教育水平的提升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实践证明，唯有勇于探索、突破常规、校企合作、回归工程，工程思想，以直面工程为源，能给学生原汁原味的工程环境，从而切实提高学生工程实践能力，方能实现工程教育之本。
中国教育报2013-5-20
教改动态
南京大学本科教学“三三制”改革拓宽学生个性化成才通道
四月的古城金陵，春光明媚。走进依山傍水的南京大学仙林校区，灰色调建筑群透出古典美，也透出这所江南名校的学术底蕴。
尽管是百年老校，南京大学在推进改革上却不遗余力。从2009年秋开始，南大推行新一轮本科教学改革，赋予本科生在各个发展阶段更多的选择权。南大校长陈骏介绍，新方案包含“大类培养、专业培养、多元培养”三个培养阶段，以及“学术专业类、交叉复合类、就业创业类”三条个性化发展路径，重在构建一套更加灵活、多元化的人才培养体系框架。
如今，南大“三三制”已实行了四年，第一轮毕业生即将“出炉”。在南大，我们重点探访了“三三制”改革。
冷门与热门，引发生涯规划理性选择
生科院的芮正琴是一位“不安分”的学生，到大二的时候她突然发现自己忍受不了闷头做研究的日子，向往创业和外面的世界。因此，从大二开始她选修了大量商学院和哲学系的课，不再当一个纯理科的学生。芮正琴获得了非常大的空间，现在还在主持一个国家级大学生创业项目。“如果不是‘三三制’改革，我可能会在转系的折腾中，耗尽自己的兴趣与动力。”芮正琴说。
在南大，所有课程的开放和丰富的课程资源，不仅给学生带来了重新选择人生的机会，还让他们能够接触到相关专业权威教师和资源。“危机管理”的授课教师戴万稳就成为很多“芮正琴”的创业导师。
周正一是数学系的超级“优等生”，他自己组建系拔尖班的同学读书会，目前已拿到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直博的全额奖学金。得益于“三三制”改革，他在大二就修完了大学四年所有的数学课，开始做自己想做的事——精研数学、骑车去西藏。而学校不仅给他一路绿灯，还针对这部分拔尖学生开设了一些高难度的研讨课。
使学生能有更多机会按照自己的愿望学习和发展，是“三三制”改革的初衷。
南京大学教务处处长陈建群告诉记者，本科教学改革的争议焦点在于，越来越多的学生面临就业，但旧的培养模式、课程体系只是单一地为培养专业研究人才服务。是不是存在一部分学生在“陪公子读书”？在大学寻找自己想要的课程，不仅是乔布斯的愿望，也是中国每一个大学生的愿望。
“三三制”的两个“三”分别指学生经过“三”个培养阶段，形成“三”条发展路径。首先，本科生进校不再戴专业“帽子”，而是以院系为单位进入“大类培养阶段”，学习通识通修课程，完成新生的适应性转变和学习性转变，为专业学习奠定基础；其次，学生经过自主选课，满足某个专业的“专业准入标准”后，进入“专业培养阶段”，这个阶段为学生提供各专业最核心的学科专业课程，各院系重构专业教育知识体系，提炼课程模块，给予学
生更多的自主学习时间与空间；再其次，学生进入“多元培养阶段”，进一步明确自身发展方向，学校提供针对不同发展路径的个性化课程模块。学生一方面须达到相关的“专业准出标准”要求，另一方面还可以从“专业学术类”、“交叉复合类”、“就业创业类”三条发展路径中选择最适合自己的个性化成才通道。
陈建群说，与个性化培养相对应，学校实行三个“百分百”政策，即课程百分百开放、专业百分百开放、发展路径百分百自由选择，使学生能够拥有课程、专业和发展方向的选择权。学校要求每个专业建立“准入”、“准出”标准，学生只要满足专业“准入”标准，即可获得选择心仪专业的机会；只要毕业时能够满足专业“准出”标准，都可以从该专业毕业。
“三三制”教学改革和三个“百分百”政策实行后，学校起初也担心会出现新问题，例如学生专业选择意愿与专业建设发展存在矛盾，热门专业人满为患，而冷门专业学生转出增多。为此，学校出台了多项举措，通过导学机制，让学生从自身的兴趣、能力、特长以及对人生发展的规划出发选择专业；通过开辟第二专业，对某些热门专业单独组班进行教学，鼓励学生跨专业、跨学科学习。目前，通过院系专业的深度介绍、高水平教授为新生授课、各项导学及第二专业学习等辅助措施，学生对专业的了解更为深入，专业选择更趋理性。
问题与质疑，构建批判性思维训练体系
问题意识和质疑精神是拔尖创新人才的重要特征。
由于应试教育的长期影响，学生习惯于接受知识的灌输，相信书本、相信经验、相信标准答案，普遍缺乏深入探究和独立思考的能力。批判性思维训练的缺失已成为制约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瓶颈”。
针对这一问题，南大着力建设由新生研讨课、通识教育课和学科前沿课所构成的“三层次批判性思维训练体系”。新生研讨课针对本科一年级新生开设，由知名教授主讲，每班15至30人，旨在帮助新生学会质疑、学会发现，完成适应性和学术性转变；通识教育课旨在开阔学生学术视野，培养文化通感和科学精神，促进独立人格和价值观的形成；学科前沿课由具有深厚学术造诣和活跃学术思想的教师开课，每班10至15人，旨在帮助高年级本科生进入学术前沿，自主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这些新型课程广泛采用研究性教学方法，以问题求解、交互式学习、研讨式学习等新的教学形式进行教学，有效地激发了学生的创新潜质，引导一线教师不断审视和创新教学方法，促进教学和科研的深度融合。
截至目前，学校已建设“三层次批判性思维训练体系”课程381门。其中，新生研讨课已覆盖所有一年级学生，全校20.8%的教授主讲新生研讨课，全校三分之二学生选择非本院系开设的新生研讨课，有效实现了开阔学术视野、体现思维碰撞和促进学科融合的目的；选修通识教育课达32000余人次；选修学科前沿课达2100余人次。
国家级教学名师、环境学院教师左玉辉今年已经70岁了，借助“三三制”平台，他建立了一个团队，主持多门通识课和新生研讨课，将自己对环境学理论的研究与思考向全校师
生推广，每年有1000多名大学生一起分享他研究了一辈子的学问。如今，他的通识课还开到澳门科技大学，受到当地学生的欢迎。
一组有关批判性思维培养和满意度的数据值得深思。2011年年底，一项针对改革后本科生学习经历的普查显示，在“分析和批判性思维能力”维度上，受访学生优秀率从入学时的10.3%升至25.5%；本科生在综合学术素养和学术能力上不断进步。
红榜与白榜，激起教育管理巨大震荡
红白榜，是南大做的一项调查，是在学生对所上课程评出测评分值的基础上统计分析而得出的结论。
红榜是全校测评分值前10%的课程在各院系的分布及其占院系总课程的比例。白榜则是全校测评分值后5%的课程在各院系的分布及其占院系总课程的比例。
经过分析，学校还发现部分院系在红白榜中均名列前茅，表明不同的课程在教学效果上出现了两极分化的现象。红白榜公布之后，在学校内部引发强烈反响，促使院系审查和反思自身的教学。
新的人才培养方案强调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和创新能力，强调拓展交叉知识领域。因此，对学生发展的高目标定位也就相应地要求教师必须改变自己的知识观、改变旧的教学理念和教学方法、扩大知识面、发展跨学科的研究与教学能力，否则就难以胜任。随着改革的深入推进，越来越多的教师开始思考教学、研究教学、改变教学，教师的教学能力水平得以提升，学生对教师教学能力和教学水平的认可度越来越高。
“三三制”改革还有效引导和推动了全校广大教授、副教授投身本科教学一线，形成了以为本科生授课为荣的爱生重教的良好氛围。
目前，60岁以下教授为本科生上课人数占全校教授的比例为88.1%。此外，南京大学还组建并形成了40余个以院士、名师、名教授为骨干的高水平教学团队（包括12个国家级教学团队），这些团队不仅展开了深入的人才培养研究，还承担了培育新生代师资力量的重任，对推动本科教学质量的提升、促进重视本科教学文化的生成起到了重要作用。
据哲学系副主任张亮介绍，该校哲学系每年约招收30名学生，而教授则有37名。如今，借助“三三制”平台，哲学系30名左右60岁以下的教授全部给本科生开了课，每年全校3000多名学生选修哲学系的课，其中60%是理科生，放大了哲学系的优质资源。
“从一定程度上说，这也让教授们走出书斋，回归大学的使命，回归教育的本质。”张亮说。
中国教育报2013-5-1
中国科技大学：本科生可“零门槛”100%自选专业今天，中国科技大学校园网“本科教育”板块上一条并不抢眼的公告，在校内外引起广泛关注——这条题为“启动2013年全校专业选择及中期分流工作”的教务处通知，标志着该校已经实现本科生可以100%地自主选择专业，不附加其他门槛。
由于种种原因，许多学生进入高校后却发现自己不喜欢不适合所学专业。而受教学资源制约，高校在允许本科生转专业时，转出和转入人数、申请资格和成绩都有要求，允许转专业的对象往往集中在本科一、二年级和集中成绩优异者之中。
如何让每个学生都能学其所爱、学其所长，是中科大一直致力探索的重要课题。从2002年开始，学校就推行本科生自主选择专业的创新举措，并逐步完善体制机制，消除客观壁垒，使本科生入学后至少有三次自主选专业的机会。即学生进校一年后，可根据兴趣在全校范围内自主选择学院或学科类别；二年级春季学期可参加由学校统一组织的中期分流；二年级及更高年级的学生每学期均可个别申请转专业。
对于由于特殊原因转专业申请未获批准的学生，中科大规定，可以在学籍不变的情况下，由学业指导专家根据学校培养方案和学生具体情况，为其制定个性化培养方案。学生修读完全部认定课程后，即可视作学生达到该专业的毕业要求，授予该专业的毕业证书及学位证书，不受原学籍所在学科或专业限制。
为确保自主选择与提高培养质量相一致，中科大全面修订了本科培养方案，构建起以通修课程、学科群基础课程、专业核心课程、专业方向课程为主干的课程体系，消解课程壁垒。在学校排课安排上，各学院内部前两年课程完全一致，只排通修课程与学科群基础课；专业核心课从第三学年开始排课，专业方向课从第三学年最后一个学期开始排课。全校一二年级课程基本一致，即使是跨学院、学科转专业，学生只要补修几门课，就能跟上新专业学习进度。
按照因材施教、个性化分类培养的教育理念，中科大还成立了“学生学业指导中心”。重点指导在学业发展上有不同层次需要的同学，对他们在学业规划、学业困惑、专业选择等方面给予专门的指导。为转专业、跨学科交叉学习的学生进行专业方向指导，帮助学生作出合适的选择，指导学生选课和制定科学的修读计划等。
光明日报2013-5-11淮海工学院学分制改革：把学习自主权交给学生
在全国首批沿海开放城市江苏省连云港市，在《西游记》文化发源地花果山西麓，有一所景色怡人的高校——淮海工学院。这所在改革开放大潮中应运而生、在科学发展道路上迅速崛起的地方普通高校，如今正在续写高等教育改革发展的传奇。
作为国家教改项目“全面学分制改革”的试点单位，早在2008年，淮海工学院就在
东港学院开始了学分制改革的尝试。校长晏维龙表示：“如果把真正意义上的学分制改革比作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我们愿意做高教改革的小岗村。”日前，记者走进淮海工学院采访该校的学分制改革情况。
专业怎么转——
充分尊重学生选择，同批次放开转，文理科打通转，四年可转三次
江苏2012年高考录取率已经高达84.7%，学生即便进不了一流大学，至少能读一个好专业。但由于父母之命、考分不高等原因，真正如愿以偿的学生并不太多。
来自赣榆县的学生李昕嵘就幸运很多。当年，他被淮海工学院市场营销专业录取，本来不愿就读的他听说报到后还能重新注册专业，就带着试试看的想法来到学校，并重新选择了汉语言文学专业，而且还被告知，自己在大二、大三还有两次转专业机会。
李昕嵘是幸运的，可该校商学院副院长宣昌勇却感到压力很大。他略带沮丧地告诉记者，2012级市场营销专业共录取40名新生，报到时一次性转走33个，剩下的7个新生一看，干脆来了一个集体“跳槽”，全都转了专业。
为什么要让学生自由选专业？晏维龙坦言，自己当年考大学，虽然很想学经济学，但志愿没填好，被调剂到铸造专业，不能退不能改，所以他深深理解学生。如果学生不能学自己感兴趣的专业，学习就很难有动力，在市场经济双向选择的今天，高校应该给予学生更多的专业选择自主权。为此，淮海工学院充分尊重学生的专业选择权，允许学生“同批次放开转，文理科打通转”，大学4年可转3次专业。
学生用脚投票，会不会出现大面积的“转专业潮”？记者从该校的跟踪数据了解到，情况与想象中的完全不同。以2011届毕业生为例，大一入学时953人，提出转专业的有269人，占28.2%；大二第一学期18人转专业，占1.9%；到大三最后一次换专业，只有1个学生。可见转专业现象在学生入学之初比较集中，以后随着学习的深入、老师的引导，学生也会趋于理性。
一旦有了专业选择权，学生的学习状态就与以前大不一样。海州（4）班学生姜峰告诉记者，自己上高中时就想学会计，后来因为考分不够只得上了物流管理专业，本以为自己要被动地学4年物流，但进校后他发现自己可以转专业，“我不再为逼自己学不感兴趣的专业而痛苦了，现在我每天都在为自己的梦想而学习，即使再累也感到快乐、充实”。
如果某些专业选的人一直比较少，出现所谓冷门专业，学校怎么办？该校副校长舒小平介绍，学校有相应的预案。一是调整专业设置，二是用减免学费或给予高额奖学金等办法留住或吸引学生。出于学科发展的需要，一些专业必须保留基本力量。例如该校的“水产养殖学”专业，虽然是国家级特色品牌专业，却由于一度被学生误解为“毕业出去养鱼养虾”而遭受冷遇。但为了服务江苏沿海开发，学校考虑还要认真办下去，真正让品牌专业热起来。
课程怎么选——
柔性化人才培养方案，导师和学长共同帮助，合理调控学分“定价”
转到了自己心仪的专业，每个学生必须自己选课。充裕的课程资源是实行自主选课的必要前提。淮海工学院集中全校1000多名教师、4000多门课，满足东港学院5000多名学生的课程需求，实现了“大马拉小车”。进入学校自主研发设计的选课系统后，面对名目繁多的课程，从来没有选过课程的学生往往是一头雾水。东港学院院长纪延光介绍，每年新生选课前，学校都要组织导师培训。
海州（4）班学生何露露听从父母的建议，选择了相对热门的会计专业。但她对设计方面的知识很有兴趣，所以一开学就选了艺术学院教师开的课，真正体验到什么是自由学习、快乐学习。
有意思的是，每学期选课，有很多新生的课都是在高年级学生的推荐下选定的，真正实现了学校一直期待的“同伴学习”。海州（10）班学生朱恩林入学时是学长带他去机房的，现在读大二的他又帮大一的学弟选了课。
如何防止学生避难就易凑学分的情况？教务处处长李纪明说了一个新名词——“课程定价机制”。“我们不能让看几场电影的课程和学高等数学一个‘价格’，根据课程性质和难易程度赋予不同学分，让学生感到，总选容易通过的课程不如实实在在学几门专业基础课和核心课程划算。”李纪明说。
如何解决差异化、个性化培养？凌州书院导师、土木工程学院院长田安国告诉记者：“面对同样是学土木的学生，一个学生的父亲是建筑承包商，进校目的很明确，将来子承父业，我就建议他除了学习基本理论外，还要选学经济学、管理学和法学类课程；而对一个家庭背景一般的孩子，我则建议他必须把计算机制图、建筑设计等核心课程学精，以提高自己在人才市场的竞争力。”
自主选课必然涉及选教师的问题。淮海工学院的做法是，即便是必修课程，也必须有至少两个以上的教师供选，真正做到既能选课也能选教师。登录该校的选课系统，记者看到，教师的学习经历、教学经历、科研和社会服务情况全部分类分年度提供，学生一目了然。口碑好的教师一挂课，很快就被选满。
毕业怎么走——
修满规定学分和专业核心课即可毕业，3年读完本科不是梦
选修地理信息系统专业的2010级学生宋立与父母商量后，决定用3年修完学分提前毕业。一开始他踌躇满志，除了专业核心课外，还选了不少其他的专业选修课和公共选修课。随着选课的增加，他选的一些课程和同学不同步，只能自己去上课。
回忆那段生活，宋立说：“当别人正在搞娱乐活动，我却去上课的时候，也会有放弃的冲动。”在他最困难的时候，学长们帮助他，并且鼓励他不要害怕，要多向老师请教，最后他所选的课程全部通过。“一天又一天的努力，让我离自己的目标越来越近了！”
让宋立坚定信心的，不仅有自己的毅力，更有两届30多名学长提前毕业的榜样示范。东港学院党委书记周清华说，自主选择学习年限是学分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学校不提倡学生提前毕业，但对特别优秀的学生，只要按规定修满学分和专业核心课即可毕业，学校会
为他们提供机制保障。
“小岗村”是记者在淮海工学院采访时听到的高频词。晏维龙说：“从一定程度上说，学年制对应的是计划经济体制，学分制接轨的是市场经济。我们坚信，学分制尊重受教育选择权，符合创新人才培养的内在机理，代表未来教育教学改革方向。如果把学分制改革比作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淮海工学院愿做高教改革的‘小岗村’。”
中国教育报2013-4-17北京化工大学本科生实施学科交叉人才培养计划
“现代科学的众多突破，主要是发生在学科交叉点上。DNA双螺旋结构的发现，充分说明了多学科交叉的重要性。为DNA双螺旋结构的诞生做出重大贡献的科学家有4位，但科学家们依靠各自学科的知识并不能解答DNA的结构问题。物理学家克里克和生物学家沃森经过很多次的交流和探讨，终于发现并提出了DNA的双螺旋结构……”
日前，在北京化工大学“学科交叉人才培养计划——学科交叉班”启动仪式上，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家级教学名师谭天伟校长以生动的实例和亲身经历，激励在场的每位学科交叉班同学，积极参与学校刚刚启动的“学科交叉人才培养计划”，希望同学们的选择能够成为未来走向成功的一个转折点。
从方案论证到全校招募学生历经两个月
历经两个月，从方案论证、科研团队申报到全校招募学生，“学科交叉人才培养计划”成为一把钥匙，开启了北京化工大学在本科生中开展多学科交叉研究的大门。
由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973”首席科学家、教育部“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特聘教授和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等高水平教授领衔的8个科研团队，各自怀着一种带领所在国家重点实验室、国家重大研究课题和培养拔尖创新人才的满腔热情，在全校范围内招募由本科生组建的学科交叉班。全校本科生积极响应，踊跃报名。
来自不同学院、不同专业的500多名大二、大三的学生参加了学校各科研团队组织的面试。很多团队要在近70名的学生中选择出15名左右的学生，竞争异常激烈。最终128名学生成功入选学科交叉班。
校长谭天伟、副校长陈标华等校领导也参与了这项“学科交叉人才培养计划”项目，并为各学科交叉班授牌。
栗振华，高分子材料与工程专业2010级学生，入选理学院“超分子学科”学科交叉班。作为学生代表说出了所有学科交叉班学生的心声。他说：“虽然我们来自不同学院、不同专业，拥有不同的知识体系和思维模式，但我们对知识有一样的渴望，对科研有相同的热情，对创新有共同的激情。”
以另一个学科的视角审视原有学科的问题
实施“学科交叉人才培养计划”的目的，是让学生以另一个学科的视角审视原有学科的问题，提出自己的见解，直至找到解决问题的新方法、新技术。
学校在学生的选拔中，特别强调每个学科交叉班必须至少招收来自3个学院的本科生，非科研团队所在学院的学生人数至少占1/3。学生不同学科背景的构成，是进行多学科之间研讨和交流的前提，学科交叉班为培养学生的跨学科交叉能力，搭建了互相学习、拓展视野的平台。
为什么选择这个学科交叉班？对今后研究的方向或者学科交叉研究有什么认识和想法？这是同学们在面试时老师提得最多的问题。财务管理1102班学生刘伟在参加“能源化工”学科交叉班面试时说：“自己对这个方向很感兴趣，能源化工方面的研究也需要对市场、经济的分析，而自己财务管理专业的知识能够学以致用。希望通过这个专业的学习，拓宽自己的思维，使自己不局限于原来的一些想法或做法，对今后深造会帮助更大。
本科生们报名的初衷往往基于对其他专业的兴趣，他们不知道学科之间的交叉点到底在哪儿。面试过程中，学校除了要求学生GPA成绩必须达到3.0以上外，他们还要了解学生对学科交叉研究是否有初步的认识和有足够的兴趣。而每位入选的同学，都期待能够从学科交叉研究中找到未来自己在学术领域里努力的方向，而“学科交叉人才培养计划”恰恰为迷茫中的学生提供了一个崭新的平台。
了解新的领域产生创新火花
学科交叉班学生能从这项计划中获益什么？一是学科交叉知识，二是学科交叉能力。从该项计划的实施方案中我们了解到，该项计划为本科生提供了四大学习和研究计划：跨专业选课计划、研讨课计划、学术交流计划和课题研究计划。
在“可控聚合与大分子工程”学科交叉班提供的学术交流计划安排中，我们看到“拟邀请国际知名大师举办学术交流和讲座每年5次；每年拟邀请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科院等国内知名教授和专家为我们的学生讲授科技前沿和进展；给予有较好实验结果的学生参加国际国内会议的机会，2013年拟参加的会议包括高分子年会、亚洲聚烯烃会……”每个学科交叉班都为学生提供了详细的学术交流计划。新成果的前提是“新火花”，营造这样一个自由研讨和广泛交流的环境，才有可能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和敢于挑战权威的精神。
课题研究计划是该项计划中比重很大的一部分内容，每个科研团队结合自己的研究课题，为本科生提供3至4个科研课题，要求学生分组参与，并根据研究进展情况申请专利和发表学术论文。通过实际的科学研究过程，锻炼学生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中国教育报2013-5-20
教育评论
一场有关通识教育的学者之争
只要是对高等教育稍加关注的人，相信对“通识教育”一词都不会感到陌生。近些年，通识教育一直是国内高教领域关注的重点之一，有关通识教育的讨论和会议也层出不穷。
日前，一场由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主办的，关于通识教育的研讨会在北航召开了。然而，不同于国内很多研讨会上的一团和气，此次会议从一开始似乎便多了一股“火药味”。究竟与会者在争论什么呢？
古今之论
此次研讨会，主办方确定会议主题为“通识教育与文明复兴”。既然提到“复兴”，那就意味着，此前一定有“衰落”之时。对此，北航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教授姚中秋是这样解读的。
“从历史上说，直到19世纪前，中国的传统教育体系都是世界上最好的。”姚中秋表示，其以养成君子为目标的教育理念也值得我们借鉴。然而，在20世纪初，原有的君子教育传统却“衰落”了。
究其原因，姚中秋表示，由于在主张学习西方的社会精英看来，学习西方就必须结束中国自身传统。由此，现代中国形成了与之前完全不同的教育体系，在该系统下，学生可能被培养为优秀的工程师，但却无法被培养为既具有中国文明自觉，也具有现代价值观念的君子群体。
“中国现在缺乏这样的领导群体，他们最大的缺陷不是缺乏现代知识，而是对中国自身的了解不足。弥补这一不足，我们需要对中国的古典开放。”姚中秋说，当下中国大学的通识教育，必须要有中国文化的自觉。“换句话说，我们开展通识教育应当以传承中国文明作为自己的主要责任。”
至于如何承担这一责任，姚中秋表示，通识教育的重点应是中国经史经典的研读。因为这些书籍承载的是中国之道，承载的是中国的基本价值。“我们的通识教育如果要养成现时代的士君子，就必须以中国之道灌注于这些青年的身体，以中国价值树立他们的人格。”
然而，对此有人却提出了不同意见，比如中国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丛日云。
“不可否认，我们现在处于中华文明的复兴阶段，但中华文明的复兴不是传统的复兴，而是成功的现代化。”丛日云表示，儒家的传统说到底是一种臣民的教育，这种教育在公德领域不一定适应，因为我们要培养的是公民，需要的是为他们传递现代文明。
“更何况，中国在现代文明的建设中已取得了巨大成就，现代文明的基本价值已在中华文明的土壤中生根发芽，甚至维护传统价值的人也只能用现代文明价值来解释传统和发明传统。所以传播现代文明的价值是中华文明的内生要求，也是中华文明发展的需要，也应成为
通识教育的题中之义。”丛日云说。
在他看来，当代中国通识教育最紧迫的任务其实是对峙由现行教育造成的国民心理的不健康与人格缺陷。“传播现代文明价值更多的是除障、解蔽、矫正的工作，即树立尊重个人的价值、尊严和权利的观念。弘扬和平与仁爱的价值，适应社会的个体化、个人的成长与全球化这两大趋势，还原真实的历史，了解客观的现实，校正国人的偏见。
“当然，传播现代文明并不意味着彻底否定中国古代经典。”丛日云说，但我们要把经典当做“典”来读，而不是当做“经”来读。教师培养学生质疑和批判精神，引导学生学会鉴别和了解事实，而不是将自己的价值观念强加给学生。
文典之惑
尽管目前国内一些高校开设了专门的通识教育机构，但对于大部分高校而言，通识教育其实大体上相当于校内公共课教育。在这一背景下，一个问题就不能不被提出来：究竟有哪些内容是适合所有学生学习的？
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陈壁生从自身研究领域出发，给出了一个“参考答案”。
陈壁生表示，民国时期著名学者章太炎曾提出所谓“四经”的说法，指的是《孝经》、《大学》、《儒行》、《丧服》四部国学经典。章太炎曾在演讲中对为何要提出这四部经作过解释，即《孝经》可使人发扬自身天性，《大学》可综括学术，《儒行》能唤起人的勇气和德性。这些都是每位国人所必需的。“当然，在今天的教育中，《丧服》并非对所有人都适合，因为其涉及的很多内容，与当今独生子女时代没太大关系。”陈壁生说，但因为我们大多数接受传统儒家教育，因此，《论语》可以作为一个替代者。换句话说，今天的通识教育中，《论语》、《孝经》、《大学》、《儒行》是可以考虑的一个经典。
然而，对于经典文本的阅读，一直强调现代观念的丛日云也有着自己的疑虑。
丛日云表示，对经典文本的阅读是中外教育通用的一种模式，但其效果如何却有待考虑。“如‘985工程’高校的学生素质相对较高，相信其读经典的效果会不错。但如果我们将视角放到国内上千所大学，学生们对这些经典能读懂多少却是很大的问题。”他说。
此外，在丛日云看来，中国人读经典要比西方人更加困难。因为中国人进入现代社会后，其思维方式与知识结构和古代生活相距更远，而西方现代文明则是从古代文明直接成长起来的，与古代人的距离相对更小。“如果一个国内年轻人飞到美国，并不会感到有多大的文化冲击。但是让他回到200年前的中国，他还能不能受得了？”
丛日云的忧虑在北京大学哲学系副教授李猛看来并不存在。相反，他认为西方人阅读经典的难度可能更大。“原因很简单——西方的经典文本很多并不是由本国先哲创造的，美国人去读一本希腊经典的难度并不比我们小。”
李猛表示，从国内高校10年的通识教育实践来看，我们在经典阅读方面是有优势的，因为中文文献不需要翻译。“比如《论语》，你不能说100%能读懂，但70%的学生是能读懂字面意思的。”他说，高校目前面临的问题不是是否该阅读经典，而是应从中学教育开始，进一步提升学生最基本的阅读和思考能力。“进入大学专业教育以后，很多学生已经错过了
培养的最好时机，我们是不是该在这方面多作些切实的思考和努力呢？”
中西之别
通识教育虽在国内出现的时间较晚，但在西方却已经持续了相当长的时间。一些大学也有着鲜明的“通识”特色，比如美国的波士顿大学。浙江大学外语学院教师朱振宇的博士学位便是在这所学校取得的。
据朱振宇介绍，波士顿大学设有一个专门的教学机构——大学教授项目（University Professors Program）。该机构由学校各个人文学科具有“大学教授”荣誉头衔的学者组成，机构没有固定的课程设置，而是在学生培养方面实行导师制，教授的知名度和灵活的培养方式让其成为了波士顿大学通识教育的标志。
“从某种意义上说，波士顿大学的通识教育更像是古典的、强调‘人文精英’精神的博雅教育，其与训练基本生存技能的大众教育是相对的。”朱振宇说，然而，就在他拿到学位时，该机构却因为其在实行中表现出的弊病而被取消和重组。
朱振宇表示，该机构所表现的弊病可总结为：第一，导师制的随意性较大，难以形成制度性的选课方案；第二，导师研究方向、学派、个性等原因使导师之间的配合无法有效并长期稳定进行；第三，随着学术新动向的发展，过去的学科配合格局自然死亡。
“波士顿大学的大学教授项目重组所显示的问题，根本上还是传统意义的‘博雅教育’在面对现代社会时暴露的弊端：第一，靠学者魅力维持的通识教育难以取得制度上的稳定性；第二，人文科学的知识结构在现代技术社会中受到强烈的冲击，不得不及时更新。”朱振宇说。
归国后，朱振宇就职于浙江大学外语学院。恰巧该校也是极其注重“通识教育”，但他们的观念却与波士顿大学有着很大的不同。
“在我们进行新教师培训时，校方便公开表示：通识教育应对的是现代而非古典。西方古代及文艺复兴时期的通识教育主要是人文教育，而现代社会的学科机构已经非常不同，因此通识教育的课程设置应该面对当下的学科建制。”朱振宇说，而针对波士顿大学模式中“课随人走”的问题，浙大也提出“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即教师可以随便换，但是通识教育模式下的课程不能变，并且在开课时，实行严格的审核模式。“这样的设置固然保证了整个制度的稳定性，但同时也对授课老师的个性产生了压抑，这其实也是个问题。”
此外，本着“欲上通识课，教师先通识”的理念，浙大也在全校开设“教师通识课”，并规定教师如想获得职称，必须参加一定量的“教师通识课”学习。对于这一做法，朱振宇很是赞同，但他同时表示，在执行过程中，这一做法也存在一些问题。比如通识课设置基本是遵循院系间“势力均等”的原则，而不具有核心导向性。还有一些通识课程不能开拓教师的学术思路，反而更像“人生常识补充课”。“我选修了一门‘食品营养与健康’课，从中知道了很多食品卫生方面的知识，但这种意义上的受益恐怕与‘通识教育’无关。”
朱振宇表示，如果说波士顿大学的教育模式偏重于古典的“博雅教育”的话，浙大“通识教育”更接近“通才教育”。它以培养适应现代社会的“多维人”为宗旨，注重培养适应
现代技术社会的创造力，这种制度的好处是其具有强大的社会生命力和高度的稳定性。“不可否认，浙大的‘通识教育’模式有其合理性，但如果能够在切合国情的前提下，加入一些传统‘博雅教育’追求自由心灵的理念，是否更能解决现代教育面临的根本问题呢？”
中国科学报2013-05-09学生和学科，谁为大学之本——谈大学以“育人为本”
优秀的研究型大学一定是能够自觉将科研与教学较好地结合于育人的大学，因而是既出成果，更出人才的大学。
如果有人问我：“学科对于大学来说重要吗？”我会直截了当地回答：“太重要了。”为什么？因为学科是大学在相应学术领域中教学、科研、师资、条件等的育人综合体，体现着大学的学术禀赋。一流的大学，无论其发展轨迹有何不同，都无一例外地拥有一批在相应学科发展上引领世界的各具特色的一流学科。所谓一流学科，是指在相应的学科领域中聚集了一批一流教师、开展了一流的教学和科研工作、积淀了大量一流的科技成果、造就出大批的一流人才。
既然学科如此重要，那么，学科是大学之本吗？不是。大学之本是“育人”，即培养学生。离开了“育人为本”而过分地强调学科的重要性，在认识上是不正确的，在实践上是有害的。大学以“育人为本”，进行学科建设以提升教学、科研、师资和其他办学条件,都是为了能够更好地完成培养人才的根本任务。如果离开了这个根本任务，大学本身存在的价值都值得怀疑，其学科建设又意义何在？
大学坚守“育人为本”，必须防止“学科至上”的偏向。所谓“学科至上”，是指大学不是以“学生的成长”为中心，而是以学科为中心，把手段当成了目的。之所以出现这样的问题，要追溯到各种形式的排名以及与之相关的资源分配所形成的强大“导向”作用。由于评估是以一些“显性”的数据为依据,对大学的学科进行评价乃至排名，其结果不仅直接影响大学（学科）的声誉，而且还关系到大学（学科）可以获得的资源，谁能掉以轻心？谁敢掉以轻心？
为此，我认为，一方面，教育行政部门和社会评估机构要明确、深刻地认识大学应以“育人为本”，在各种评估中努力贯彻“育人为本”的导向；另一方面，大学自身要坚守“育人为本”，自觉地摆正学科建设和育人的关系。现在，中国的大学里正在实施各种“学科建设工程”，国家特别评选并支持一批“重点学科”，大量的资源注入学科建设。这本身是件好事，关键是如何把好事做好，让重点建设的学科真正成为优秀的“育人”平台，而不是为“学科”而建“学科”，将学科变成了“无本之木”。
这的确不是杞人忧天，现实中的学科建设往往脱离了“育人为本”。在有些人的意识中，学科已经不是育人的平台，而是一堆丢了灵魂的“数据”和“名次”，是争夺资源甚至是攫
取利益的平台（这与目前“学科”往往也是一个行政和经济单元的事实有关）。尽管大学的校长和教师们辛苦繁忙，这种在学科建设中舍本逐末的偏向，就是导致学生和民众对大学不甚满意的重要原因之一。
大学坚守“育人为本”，还必须摆正“人才培养”与教学、科研和服务的关系。现在国内往往把国外对于大学功能的表述“Teaching,Research,Service”译为“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我以为不妥。“人才培养”是大学之本，教学、科研和服务都是为了“人才培养”。教学为了育人，教学对于人才培养是具有基础性的，因而要放在优先的地位，对此大都认同。但是“教学”不是人才培养的全部，从洪堡到杜威都已阐明，人才培养仅仅靠教学是不够的，对于创新人才的培养更是不够的。科研和服务也是大学培养人才的重要方面。因此，作为根本任务的“人才培养”绝不仅仅就是“教学”，更不宜与并行的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分列。
大学坚守“育人为本”，要特别注意发挥好科研的育人功能。现在大学比较重视科研，这本身并没有错。要防止的是离开“育人”之本，功利地重视科研工作，从而非但没有将科研做成培育创新人才不可或缺的载体，反而挤掉了“育人”的本位。其实优秀研究型大学的经验表明，大学的科学研究功能是育人的重要平台，重大的科技项目是培养和造就一流人才的有效平台。美国著名的曼哈顿计划、阿波罗登月计划、星球大战计划、信息高速公路计划等大项目中，一批研究型大学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也借此造就了无数高端科技人才。在新中国科技史上，也涌现出了一大批令人感佩的优秀科技精英。他们的卓越成就不仅来自于个人的优良禀赋，更来自于国家重大科技工程（如“两弹一星”）的历练。历史经验反复证明，重大科技项目的意义不仅在于出好成果，更重要的是能够出好人才。只有为各类优秀人才提供发挥聪明才智的舞台，才能锻造出更多能够解决中国和世界实际问题的优秀科技人才。
大学，尤其是研究型大学作为国家重点支持的大学，有责任也有义务为国家培养又好又多的高层次人才，而这些人才的培养就要靠重大科研项目来支撑。优秀的研究型大学一定是能够自觉将科研与教学较好地结合于育人的大学，因而是既出成果，更出人才的大学。
总之，坚持“育人为本”的正道，必须摆正学科和学生的关系，在学科建设中克服“学科至上”偏向。这不是轻视学科，而是要从培养学生的角度了解学科的重要，为了培养学生更好地发展、拓展甚至是调整学科。（作者龚克/南开大学校长）
中国科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