盗窃数额的认定问题
摘要：犯罪数额认定在财产犯罪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尤其是对于盗窃罪，盗窃数额的多少直接影响犯罪形态认定以及是否构成犯罪。盗窃货币等金钱财物，自然以比之直接认定盗窃数额，然而，由于财产本身形态的不同，导致实践中盗窃数额往往难以确定。当然多次盗窃、入户盗窃、携带凶器盗窃以及扒窃，并不要求数额较大，本文暂且不谈这些。从盗窃罪来看，至少涉及三方面的财产关系：被害人的损失、行为人获得的实际利益、以及被盗窃财产的实际价值，这就让数额认定成为难点问题。再者，实践中不乏共同盗窃的情形，如何对各个行为人的盗窃数额进行认定，也是存在争议的。
关键词：盗窃数额、被害人损失、获得利益、实际价值、共同犯罪
在开始论述之前，让我们来先看一个案例：
张某于1998年5月6日以400元的价格购买了一块民国时期的怀表，商家提供了发票以及鉴定证书等相关凭证。该怀表由纯金打造，做工精细，并且表盖上还镶嵌钻石一颗。张某购买不久，怀表的市价便开始攀升，至2012年，该怀表的市价已经涨到2.8万元，并且仍然在升值。张某小心翼翼地保管此怀表，每天带在身上，生怕被偷走。一日，李某看见张某的怀表，顿生歹念，于是找到王某（女），商量一起把怀表偷走。2012年7月13日，李某和王某又遇到张某，王某假装孕妇被张某撞倒，引来群众围观，李某趁乱偷走了张某的怀表。得手后，李某到黑市销赃得4.9万元。李某欺骗王某说销赃仅得9000元，王某分得4500元。案发不久，俩人被抓获。
在这个案件中，出现5个数据，首先是被害人张某购买怀表的凭证写明400元，其次是怀表市价值2.8万元，然后是销赃所得4.9万元，再者是李某说销赃所得9000元，最后是王某分得的4500元。在这个案件中如何认定李某、王某的盗窃数额，直接关系到二人的定罪量刑问题，可是到底应该如何认定盗窃数额呢？下面笔者讨论之。
一、盗窃数额是行为人窃取财产的数额，还是被害人的损失数额
刑法第264条，仅仅规定盗窃公私财物，数额较大的构成犯罪，对数额如何认定却没有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出台了《关于审理盗窃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皆简称《解释》），第一条规定盗窃数额，是指行为人窃取的公
私财物的数额，从司法解释字面意思看即财产本身的价值。然而《解释》本身存在自相矛盾之处，如第五条第（一）项，被盗物品的价格应当以被盗物品价值的有效证明确定，第（六）项同时规定，失主以明显低于被盗当时、当地市场零售价购进的物品，应当按照本条第（一）项规定的核价方法计算，即以被盗物品价格的有效证明确定。由此可知，在通常情况下，应以被害人的直接损失认定盗窃数额，而非以财物本身的价值认定。这条规定，对于被害人而言，显然是不公平的，如果按照此规定，上述案件中，对于李某和王某以400元认定盗窃数额，连数额较大都算不上，只能按一般的治安管理案件处理。若按照怀表的市场价值认定盗窃数额，则李某不仅构成盗窃罪，而且属于“数额巨大”，应当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明确将保护国有财产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的财产、公民私人所有的财产作为刑法的任务之一。这种保护不仅及于公私财物所有人、持有人、管理人的占有、使用、处分、收益等权能，还包括公私财物的完整性和经济价值性，当然也应该包括预期利益。虽然张某以400元购得此物，但是不能认为张某损失的仅仅是400元，还有蕴含在财物本身中的预期利益，若张某将此物出售的话，将会得到2.8万元，甚至更高的价格。若以400元计算盗窃数额，很显然是否定了财物本身的价值，对被害人而言有失公允。笔者认为，当盗窃所得财物的实际价值高于受害人的直接损失时，应当以盗窃财物本身的价值作为盗窃数额进行认定才是恰当的；当盗窃所得财物的实际价值低于受害人的损失时，应当将受害人的损失作为量刑情节考虑。
二、盗窃数额是行为人窃取财产的数额，还是行为人销赃数额
销赃数额低于财物本身的实际价值，按照财物本身的实际价值来认定盗窃数额是理论界的共识。但是，当销赃数额高于财物本身的价值呢？正如上述案例，李某销赃得4.9万元，但怀表市价仅值2.8万元，此时如何认定盗窃数额呢？
《解释》第五条第（七）项规定，销赃数额高于本解释计算的盗窃数额的，盗窃数额按销赃数额计算。不少学者对此条解释多有诟病，认为犯罪的本质是侵犯法益，不管行为人销赃数额多高，被害人的财产损失数额并不因此而增加，既然如此，就应该按被害人的实际损失数额计算行为人的盗窃数额。1初看到这条解释，笔者也认为不合理，行为人盗窃得财物，即为既遂，事后的销赃行为属于不可罚的事后行为，既然销赃这种行为本身不可罚，为什么要以销赃所得的数额
1参见张明楷著：《法益初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修订版，第437~438页
来认定盗窃数额呢？本条解释明显是在打击犯罪，对犯罪分子从严处罚。然而细细想来，本条规定也有一定的道理。在销赃的情形下，一般还涉及到没收犯罪所得及返还财物的问题。若以《解释》的计算方法认定盗窃数额的话，那么销赃所得多出来的部分，就没办法予以没收，反而转化会行为人的合法财产。众所周知，犯罪分子不能从犯罪活动中获得利益，对于违法所得应当全部没收或者返还被害人，否则，刑法打击犯罪的功能将会大大弱化，变相鼓励大家通过犯罪活动谋取利益。因此，笔者认为，当行为人销赃数额高于行为人窃取财产的数额时，应以销赃数额作为盗窃数额。
三、共同盗窃数额的认定
共同犯罪一直是刑法研究的热门问题，在共同盗窃中，数额认定对各个行为人的定罪量刑至关重要。《解释》第一条规定，审理共同盗窃案件，应当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形对各被告人分别作出处理：（一）对犯罪集团的首要分子，应当按照集团盗窃得总数额处罚；（二）对共同犯罪中的其他主犯，应当按照其所参与的或组织、指挥的共同盗窃的数额处罚；（三）对共同犯罪中的从犯，应当按照其所参与的共同盗窃的数额确定量刑幅度。不难看出，本条规定仅适用于集团犯罪或者主从关系明确的共同盗窃的情形，而一般共犯中，主从关系往往难以确定，那么此时应如何分别认定盗窃数额呢？学者们对此看法不一，观点各异，大致有以下几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盗窃犯罪以非法占有公私财物为目的，行为人非法占有财物数额的多少，反映了其罪行及其对社会危害程度的大小，构成了其承担何种刑事责任的依据，因而主张每个共同盗窃犯罪人只对其非法占有的数额负责，而不承担公私财物全部损失的责任。2
第二种观点认为，应当根据行为人在共同犯罪中所起的作用来处理，而不是根据分赃数额来处理。通常情况下，在共同犯罪中行为人的分赃数额与其在共同犯罪中的地位与作用大体相当，但是少数情况下，行为人所起的作用与分赃数额并不相应，此时，应根据行为人在共同犯罪中的作用来处理，否则会导致对共同犯罪人的处罚缺乏合理性。3
第三种观点认为，各个盗窃行为人应当对全部损失数额负责。共同盗窃主观上有共同盗窃的故意，在客观上实施了共同盗窃犯罪的行为，正是这种共同故意
2陈兴良：《盗窃罪研究》，载《刑事法判解》第1卷，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76~77页
3参见张明楷著：《法益初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修订版，第435页
和共同行为给公私财物造成了损失结果，各个行为人的行为与公私财物损失的结果之间都具有因果关系，因而每个盗窃行为人都应当对他们共同造成的危害结果承担责任。4
第四种观点认为，在一般共同盗窃中，分赃所得数额的多少并不影响行为人在共同盗窃中的作用，但是若一共同盗窃行为人对其他共同盗窃行为人隐瞒盗窃数额，其他共同盗窃行为人对此并不知情。这种情况下，其他共同盗窃行为人对别人所隐瞒的盗窃数额不承担刑事责任，仅对其知晓的全部数额承担责任。5第一种观点根据共同盗窃行为人分赃所得数额来分别认定，不符合共同犯罪的法理，也不符合相关规定，根据《解释》，哪怕是从犯，都应当按照其所参与的共同盗窃的数额确定量刑幅度，更何况是在主从犯无法区分的场合。第三种观点太过于绝对，不分情况，所有共同盗窃的行为人都以全部损失数额来认定，对在共同盗窃中作用小、分赃少的行为人来说，有失公允。第二种观点虽然是根据共同盗窃行为人所起的作用大小来定罪量刑，但是忽略了数额，本末倒置，定罪量刑应当是在数额确定以后，再根据行为人的犯罪情节定罪量刑。
笔者比较赞同第四种观点。行为人盗窃的目的便在于非法获取财物，在共同盗窃中，一般情况下，主从关系无法区分，此时，对共同盗窃的各个行为人，都以全部数额进行认定，然后再根据各行为人作用的大小进行定罪量刑。若一行为人故意隐瞒部分财物，其他行为人对此并不知情，剥夺了其他行为人对此“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处分的“权利”，此时，其他行为人对隐瞒的财物数额不承担责任。我们一直强调权利与义务的对等性，犯罪分子并没有享有那部分权利，为什么要让他们承担相应的义务呢？因此，在一行为人隐瞒部分财物的情况下，其他行为人仅对知晓的部分盗窃数额承担刑事责任，隐瞒部分盗窃所得之人，应对全部盗窃数额承担刑事责任，这样才能做到罪责刑相适应。
综上所述，李某的盗窃数额应当认定为4.9万元，王某的盗窃数额为9000元。
4逄锦温：《论盗窃罪适用中的几个问题》，载《国家检察官学院报》第10卷，2002年4月第2期
5丁夫球著：《侵犯财产罪重点疑点难点问题判解研究》，人民法院出版社2005年版第169页
由一个案例引发的思考——诈骗罪与盗窃罪的区别(一) 摘要：在现实生活中，诈骗罪和盗窃罪是两种多发犯罪，有时候在行为方式上存在着一些近似的特点。本文通过对若干案例的分析，得出以下结论：在诈骗行为和盗窃行为交织的时候，可以将“被害人的财产损失是否由其处分行为所导致”作为犯罪行为定性的标准之一。 关键词：诈骗罪盗窃罪处分行为 诈骗罪和盗窃罪是现实生活中很常见的两种侵犯他人财产权利的犯罪，这两种罪的区别主要体现在客观方面。通常情况下，诈骗罪和盗窃罪是比较容易分辨的，但是在二者彼此交织的时候，就需要有一个明确的界限对诈骗罪和盗窃罪加以区分。本文通过对若干案例的分析以及对诈骗罪和盗窃罪客观方面的比较，认为诈骗罪和盗窃罪的的区别在于：财产损失是否是被害人处分财产的结果。如果被害人最终的财产损失是由于自己的处分行为，则行为人构成诈骗罪，反之则以盗窃罪论处。 基本案情： 被告人陈某，女，30岁，河南南阳市人，小学教师。 被告人陈某在广州市买得假金项链一条，于1998年3月15日来到上海。当天她在上海商场金店，见柜台里放有一条重24.09克，价值人民币4600.30元的金项链，与她买的假金项链式样相同，遂产生以假换真的邪念。她随即到黄埔商业大厦买得金坠一个，签字笔一支，并将金坠的重量标签涂改为24.09克系在假金项链上。然后又返回上海商场金店，以挑选金项链为名，乘售货员不备之机，用自己的假金项链换了真金项链。次日，陈某将金项链卖掉，获赃款1000元。尔后，陈又前往广州买得假金项链11条、假金戒指9枚及涂改液等物品，于同年3月26日返沪。3月28日陈再次来到上海商场金店，采用上述手段，以假换真换得一条重11.09克、价值1218.30元的金项链。当天，陈又以同样手段调换一条重19.78克、价值2213.90元的金项链时，被售货员发觉，当场将其抓获。案发后，陈某认罪态度尚好，能积极退还赃款。 陈某的行为应如何定性？有三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陈某用假金项链换取真金项链，是以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方法骗取公私财物，其行为构成诈骗罪。第二种观点认为，被告人陈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伪装购买金项链，在挑选时乘售货员不备，以假换真，秘密窃取金项链，数额较大，其行为已构成盗窃罪。第三种观点认为，陈某为非法占有金项链，既采取了欺骗行为，又采取了窃取行为，两种行为分别构成了诈骗罪和盗窃罪。其中诈骗是手段，盗窃是目的，两者具有牵连关系，按照处理牵连犯从一罪处断的原则，应以其中法定刑较高的盗窃罪定罪处罚。（上述内容引自陈兴良主编《刑事疑难案例评析》）笔者同意第二种观点，认为陈某的行为构成盗窃罪。 诈骗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使用虚构事实或者隐瞒真相的方法，骗取数额较大的公私财物的行为。通常认为，该罪的基本构造为：行为人以不法所有为目的实施欺诈行为→被害人产生错误认识→被害人基于错误认识处分财产→行为人取得财产→被害人受到财产上的损失。①也就是说，诈骗罪要求被害人基于行为人的欺诈行为对事实真相产生错误认识，进而出于真实的内心意思而自愿处分财产。在这里形成了一系列的因果关系：由于行为人虚构事实或隐瞒真相，使得被害人产生了错误的认识，这个错误的认识又导致被害人做出了有利于行为人的处分财产的行为。在这个因果链条上，欺诈行为是起因，是行为人所有活动的集中。错误认识不仅是连接欺诈行为与处分行为的中介，也是行为人的骗财行为能否得逞的关键。如果行为人的欺诈行为不足以使被害人对事实真相产生误解，被害人自然不会做出对自己有害却对行为人有益的处分财产的行为。处分行为是结果，它实现了财产在被害人与行为人之间的转移，使行为人的犯罪目的最终得逞。 盗窃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秘密窃取公私财物数额较大或者多次窃取公私财物的行为。
盗窃罪的概念、特征及认定 盗窃犯罪是多发性犯罪，也是公安机关负责立案侦查的主要刑事案件之一，发案量占全部刑事犯罪案件的七成左右，历来为打击犯罪的重点。 一、盗窃罪的概念与特征 盗窃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秘密窃取数额较大的公私财物或多次秘密窃取公私财物的行为。 盗窃罪具有以下特征： （1）犯罪主体为一般主体。 （2）犯罪的主观方面为故意，并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 （3）本罪侵犯的客体是公私财物的所有权。盗窃犯罪侵犯的公私财物，既包括有形的财物，也包括诸如电力、煤气、天然气等无形财物。此外，根据我国刑法第265条的规定，他人的通信线路、电信号码也可以成为盗窃犯罪侵犯的客体。 （4）本罪在客观方面有两个明显的特征：一是行为人实施了秘密窃取数额较大的公私财物的行为；二是秘密窃取的公私财物数额虽然不大，但系多次盗窃。所谓秘密窃取，主要是指行为人采用自认为他人不会察觉或发现的方法取得他人财物，至于他人是否察觉或发现，并不影响其盗窃犯罪的成立。如在拥挤的公共汽车、火车等公共交通工具上乘人不备扒窃他人口袋或拎取他人箱包以及撬门破锁、挖洞人室盗窃等，都是秘密窃取他人财物的常见手段。秘密窃取，是盗窃罪区别于其他财产犯罪的主要特征。 根据1997年11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盗窃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盗窃公私财物的“数额较大”，是指个人盗窃公私财物价值人民币五百元至两千元以上的；“数额巨大”是指个人盗窃公私财物价值人民币五千元至两万元以上的；“数额特别巨大”是指个人盗窃公私财物价值人民币三万元至十万元以上的。所谓多次盗窃，是指一年内人户盗窃，或者在公共场所扒窃三次以上的情况。 二、盗窃罪的认定 实践中，正确认定盗窃罪，应当注意以下问题： （一）注意区分罪与非罪的界限 盗窃罪在客观方面的最主要特征是秘密窃取的公私财物数额较大或者多次秘密窃取公私
知识产权刑事案中非法经营数额的认定标准知识产权刑事犯罪是对权利人知识产权的严重侵害。近年来，我国通过加强与完善知识产权刑事立法、颁布司法解释等措施建立了比较系统的知识产权刑事保护体系。在知识产权刑事案件中，非法经营数额的认定标准是其核心内容之一，其是大多知识产权刑事案件定罪量刑的重要依据。 三种数额的基本概念 我国刑法第三章“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中对“侵犯知识产权罪”行为进行了规定。以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为例，我国刑法中规定，“销售金额”数额较大为其构罪要件之一。在2011年1月发布的《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办理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中，又对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犯罪中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尚未销售商品的“货值金额”进行了规定。 2004年12月发布的《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下称《解释》一）对知识产权犯罪的具体量刑标准进行了规定，量刑标准中涉及到了“非法经营数额”这个概念。 在知识产权刑事案件的审理中，对于已经销售出去的销售金额的计算，往往是以已经查清的具体销售金额为准，并以此对行为人定罪量刑，在司法实践中争议不大。而对于制造、储存、运输或者尚未销售的货值金额的计算标准，由于标准适用不统一及实践中普遍出现的认定难等问题，司法困惑较大。而非法经营数额的认定标准直接关系到行为人的罪与非罪、罪重罪轻等重大问题，所以对其适用的确定性亟需进一步统一明确。 司法解释的认定标准 根据《解释》一中对“非法经营数额”的认定，对制造、储存、运输或尚未销售的侵权产品货值金额的计算有三种标准：标价、已经查清的侵权产品的实际销售平均价格和被侵权产品的市场中间价格。 标价可通俗理解为标注在侵权产品上的的价格。实践中，有些反映的是侵权产品的价值，有些即可能反映的是被侵权产品的价值。虽然这种方式在知识产权刑事案件的侦查办理中，容易计算，但其本身的不确定性也可能导致案件的处理结果的不确定性及不合理性。 用已经查清的侵权产品的实际销售平均价格来判断非法经营数额，这种做法实质上是对行为人构罪的一种推定。实践中是最能体现罪刑相适应的一种计算方法。但该方法可能会存在一定问题，即侵权产品的实际售价越高，相应的产品质量也会越好，对社会的危害程度应是更低，但犯罪嫌疑人却可能因售价高而被处以更重的刑罚，反之亦然。
河南省盗窃罪量刑标准 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厅关于 印发《关于盗窃罪数额认定标准的规定》的通知 豫检会（2010）5号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和《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盗窃罪数额认定标准问题的规定》的规定，结合我省当前经济发展水平和社会治安状况，现对盗窃罪数额认定标准规定如下： 一、个人盗窃公私财物“数额较大”，以一千元为起点。 盗窃公私财物已满一千元不满一千五百元，但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不作为犯罪： （一）已满十六岁不满十八岁的未成年人作案的； （二）因生活所迫而实施盗窃的； （三）被胁迫参与盗窃的； （四）自动投案并积极退赃的； （五）其他不宜作为犯罪处理的情形。 二、个人盗窃公私财物“数额巨大”，以一万五千元为起点。 三、个人盗窃公私财物“数额特别巨大”，以六万元为起点。 本规定自印发之日起施行。正在办理的案件，盗窃数额未达到本规定第一条规定“数额较大”标准的，属于侦查环节的应当撤销案件，属于检察环节的应当不起诉，属于审判环节的应当宣告无罪。 一九九八年四月八日《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河南省人民检察院、河南省公安厅关于盗窃罪数额认定标准的规定的通知》即行废止。 二○一○年六月十二日 ［刑法条文］ 第二百六十四条盗窃公私财物，数额较大或者多次盗窃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处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并处没收财产： （一）盗窃金融机构，数额特别巨大的； （二）盗窃珍贵文物，情节严重的。 第一百九十六条第三款盗窃信用卡并使用的，依照本法第二百六十四条的规定定罪处罚。 第二百一十条第一款盗窃增值税专用发票或者可以用于骗取出口退税、抵扣税款的其他发票
盗窃罪与诈骗罪及抢夺罪界限再研究(一) 盗窃罪与诈骗罪及抢夺罪之间在主客观方面存有较大的差异，但是在司法实践中对两者的认定仍有许多问题。本文拟对使用欺骗手段进行盗窃，盗窃有价证券进一步支取财物，以及行为人主观上对自己行为性质认识不确定时如何确定罪名等诸多问题展开较深入的阐述。一、盗窃罪与诈骗罪界限研究诈骗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用虚构事实或者隐瞒真相的方法，骗取数额较大的公私财物的行为。诈骗罪与盗窃罪有一些相同之处，两罪都是财产犯罪，侵犯的客体都是公私财物所有权制度，两罪的犯罪主体都是一般主体，犯罪主观方面都具有非法占有公私财物的目的等。盗窃罪与诈骗罪的界限，主要根据犯罪行为客观方面的特征来区分。盗窃罪的客观方面是行为人以秘密窃取的方法占有他人财物，在秘密窃取的情况下，行为人取得财物是违反或不顾财物控制者意志，破坏其占有并非法占有他们的财物；而诈骗罪是行为人通过欺骗手段（通常采用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方法）骗取公私财物控制者的信任，财物控制者基于这种信任主动将财物交付行为人占有。在司法实践中，对行为人的行为并非总是容易区分，仍需具体问题具体分析：1.行为人在取得财物之时或之前也使用欺骗手段，但是如果这种欺骗并没有使财物控制者主动将财物交付行为人，则仍应构成盗窃罪。例如，行为人冒充电工、水暖工等骗取主人信任，得以进入他人住宅，趁机窃走他人财物，仍构成盗窃罪。有的时候行为人想要窃取他人财物，但苦于无机会下手，就采取欺骗的手段来分散主人对财物的注意力，趁机窃取，这种情况下行为人的欺骗行为只不过是为了秘密窃取创造条件而已，同样只能构成盗窃罪。2.行为人采用欺骗手段骗取财物控制者的信任，事实上获得了财物，成为财物的暂时持有人，但是根据法律及社会观念，如果财物主人在此等情况下并未失去对财物的有效控制，行为人借机窃走财物仍构成盗窃罪。因为这时财物仍然归财物主人占有，行为人尚未对财物取得任何有效控制。例如，行为人在商店里以试穿衣服为借口，从服务员的手中拿走一套名贵衣服，进试衣间试衣服，虽然这种情况下，行为人已经拿到了财物，但是因为商店的商业习惯，此时衣服并没有被行为人控制。如果行为人借试衣服之机窃取衣服，构成盗窃罪。行为人在暂时持有他人财物的情况下，秘密窃取该财物的方式也是多种多样的。如行为人暂时持有他人财物时使用了欺骗手段，但是如果这种欺骗只是为掩盖其秘密窃取行为，受害人并没有因为欺骗将财物主动交给罪犯，则仍构成盗窃罪。例如，行为人以欣赏为名从受害者那里拿到一件珍奇物品，趁机秘密地用一个替代品换走珍奇物品，行为人仍构成盗窃罪。3.行为人盗窃了记名的有价证券后进一步支取财物的行为应如何认定，理论上有三种不同意见：一是认为支取行为具有一定的诈骗性质，应认定诈骗罪；二是盗窃记名有价证券后去冒领，虽然冒领有诈骗性质，但实质上分析，犯罪人冒领财物的实际损失由失主承担，被诈骗的单位不遭受任何经济损失，应认定盗窃罪；三是认为盗窃记名有价证券构成盗窃罪，其后冒领行为是把有价证券转化为实际财物的行为，为事后不可罚行为。笔者认为，记名有价证券中所记载的财物是一种特殊性质的财物，从某种意义上讲，这种财物是被证券权利人和财物保管人共同占有。之所以说证券的权利人某种程度上控制证券中记载的财物，是因为有关法律规定，持券人在自己的证券权利范围内，随意支配证券中记载的财物。同时，证券中记载的财物又被银行等部门实际管理支配，在这些部门的管理权限内发生的责任和损失，自然不能由证券权利人负责。当行为人盗窃了记名的有价证券后，在还没有得到证券中记载的财物时，还不能说盗窃行为已经完成，行为人冒名支取财物的行为应该是盗窃行为的继续。之所以把冒领支取行为看成盗窃行为的继续，是因为该种行为符合秘密窃取的特征，虽然冒领时必然有人在场，但秘密性是相对于证券的权利人而言。如果该种有价证券可以即时兑现，如活期存折，则金融机构一般只认存折不认人，冒领支取的行为人不用任何证明手续即可兑现，并且被骗的单位不负任何责任，所以虽然冒名本身也是诈骗，但银行并不是因为这种诈骗而将财物交付，所以这种情况下不能成立诈骗罪。但是如果有价证券不能即时兑现，一般也就是金融机构等单位在支取财物时，有义务查验支取人的身份，如未
对两高关于盗窃罪司法解释的理解与适用 （江苏苏源律师事务所刘绍奎律师）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盗窃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称“解释”）已于2013年3月8日由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571次会议、2013年3月18日由最高人民检察院第十二届检察委员会第1次会议通过，自2013年4月4日起施行。作为司法实践中犯罪数量最多的行为，解释对于认定和处理盗窃罪中的诸多问题作出新规定、新说明。深入研究和学习“解释”对于正确处理盗窃行为具有重要意见。本文结合此前《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盗窃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1998]4号）（以下简称“98解释”）和刑法修正案（八）的相关规定，作出以下理解。 一、盗窃罪的起刑点升中有降，体现了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 从总体情况来讲，《解释》将盗窃罪的起刑点从“98解释”的盗窃公私财务人民币五百元至二千元，大幅提高至人民币一千元至三千元。与此起刑点相适应，盗窃罪“数额巨大”的认定标准，从原来的“五千元至二万元”，提高至“三万元至十万元”；“数额特别巨大”的认定标准从原来的“三万元至十万元”提高至“三十万元至五十万元”。就前述规定来看，认定构成一般的盗窃罪的数额标准大幅度提高。 在提高构成一般的盗窃罪的数额标准的同时，《解释》第二条对于一些特殊的盗窃行为，降低了数额标准。《解释》第二条规定，对于以下八类盗窃行为，认定盗窃罪的起刑点，即“数额较大”的标准可以按照《解释》第一条规定标准的百分之五十确定: (一)曾因盗窃受过刑事处罚的；(二)一年内曾因盗窃受过行政处罚的；(三)组织、控制未成年人盗窃的；(四)自然灾害、事故灾害、社会安全事件等突发事件期间，在事件发生地盗窃的；(五)盗窃残疾人、孤寡老人、丧失劳动能力人的财物的；(六)在医院盗窃病人或者其亲友财物的；(七)盗窃救灾、抢险、防汛、优抚、扶贫、移民、救济款物的；(八)因盗窃造成严重后果的。该条规定反映了司法机关在考虑对盗窃行为是否入罪的时候，将盗窃行为的后果、对象、主观恶意程度和社会危害性等作为评判因素，体现了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需要说明，对于《解释》第二条中规定的八种行为，是关于起刑点的标准，并非在量刑中从重的标准。 另外，对于一些影响恶劣的盗窃行为，《刑法》未规定其在构成盗窃罪数额上的起刑点，而是以从事特定行为作为犯罪构成的要件。2011年《刑法修正案（八）》第三十九条对刑法第二百六十四条修改规定为：盗窃公私财物，数额较大的，或者多次盗窃、入户盗窃、携带凶器盗窃、扒窃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等等。从前述规定可以看出，只要出现“多次盗窃、入户盗窃、携带凶器盗窃、扒窃的”，均可以构成盗窃罪。对于对述规定，有必要在此明确。 还有，同样出于对犯罪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影响等考虑，《解释》增加规定了对特殊盗窃行为中“数额巨大”、“数额特别巨大”的认定标准。《解释》第
网络诈骗集团中业务组长犯罪数额的认定和辩护 在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案件中，有的被告人家属认为业务组长（经理）不应当对组员的诈骗金额承担刑事责任。那么，这一辩护观点是否站得住脚？我们可以通过观察一些网络诈骗判例，来看法院是如何回应关于业务组长的犯罪数额问题的。 案例一：福建省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闽07刑终220号刑事判决书 简要案情 黄某2（另案处理）成立鑫千生公司，雇佣苏某、殷某分别担任经理、总监，雇佣缪某等人担任业务组长，负责管理各组业务员。还雇佣了文员、技术员等员工。 上述人员通过事先准备好的话术，让业务员通过微信发布虚假的投资广告吸引被害人到平台进行投资，并由组长、总监、经理诱骗被害人进一步投资，随后技术人员通过后台操控涨跌致使被害人投资款全部亏损，非法利益合计727708元。 其中，2017年10月至2018年1月，缪某担任公司二组组长，孟某、朱某、闻某等人担任业务员，期间共骗取被害人195200元。缪某违法获利17000元。 一审宣判后，缪某及其辩护人上诉提出，其对闻某诈骗的2.12万元不知情，也没有分得赃款，不能计入其诈骗数额。 裁判观点 一审法院认为，关于上诉人缪某犯罪数额的认定问题，二审法院认为，缪某作为闻某的直接领导者，应对其诈骗数额负相应的责任。 案例二：江苏省新沂市人民法院（2018）苏0381刑初317号刑事判决书 简要案情
2016年5月以来，被告人朱某成立多家网络科技公司，2017年3月，被告人朱某又伙同被告人张某1、王某经营标房网等网络装修平台网站实施诈骗活动。通过网上招聘销售业务员方式，招聘被告人申某等17人为员工。业务员从中获取底薪和提成，队长从员工业绩中抽取2%至4%提成，主管从全队业绩抽取2%至4%提成并加底薪。 2016年5月至2017年11月间，被告人申某在装修卫士、装修宝及标房网工作，先后担任业务员、队长及主管。2017年5月至11月间，被告人申某担任主管，负责给员工下任务、督促员工，教员工做假“标”，实际管理公司日常运营，共计诈骗487700元。2017年8月至11月间，被告人贾某先后担任业务员和队长，伙同组员实施诈骗。被告人贾某及其团队共计诈骗108200元。 被告人申某的辩护人提出：申某仅对2017年10月底至11月担任标房网主管期间的诈骗数额承担责任。被告人贾某的辩护人提出：贾某不对部分组员的诈骗金额承担责任。 裁判观点 法院认为，关于被告人申某、贾某的犯罪数额问题，被告人申某2017年5月担任装修卫士及装修宝的主管，2017年10月底担任标房网的主管，其应当对上述平台在上述时间段内的犯罪数额承担责任。被告人贾某2017年8月加入该犯罪团伙，9月担任队长，其应当对所有组员在上述时间段内的犯罪数额承担责任。 律师简析 上述案例中，各被告人按照犯罪团伙主犯计划的诈骗方法，分工合作，共同实施了诈骗行为，客观行为具有整体性和目标的一致性，各被告人在共同诈骗故意的支配下，均明知自己和他人从事诈骗活动，且按照约定比例分赃，因此各被告人均属于诈骗共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办理电信网络诈骗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第四条
盗窃罪量刑标准细分 一、盗窃数额较大，法定刑在三年有期徒刑以下的量刑标准： 1000元以上不满2500元的，处管制、拘役、有期徒刑六个月或单 处罚金；2500元以上不满4000元的，处有期徒刑六个月至一年；4000元以上不满7000元的，处有期徒刑一年至二年；7000元以上不满10000元的，处有期徒刑二年至三年。 二、盗窃数额巨大，法定刑在三年至十年有期徒刑的量刑标准： 10000元以上不满17000元的，处有期徒刑三年至四年；17000元以上不满24000元的，处有期徒刑四年至五年；24000元以上不满31000元的，处有期徒刑五年至六年；31000元以上不满38000元的，处有期徒刑六年至七年；38000元以上不满45000元的，处有期徒刑七年至八年；45000以上不满52000 元的，处有期徒刑八年至九年；52000元以上不满60000元的，处有期徒刑九年至十年。 三、盗窃数额特别巨大，法定刑在十年以上有期徒刑及无期徒刑的量刑标准： 60000元以上不满78000元的，处有期徒刑十年至^一年；78000 元以上不满96000元的，处有期徒刑^一年至十二年；96000元以上不满114000 元的，处有期徒刑十二年至十三年；114000元以上不满132000元的，处有期徒刑十三年至十四年；132000元以上不满150000元的，处有期徒刑十四年至十五年；150000元以上的处无期徒刑。 盗窃数额 （一）个人盗窃公私财物“数额较大”，一般可以300- 500元为起点；少数经
济发展较快的地区，可以600元为起点。 （二）个人盗窃公私财物“数额巨大”，一般可以3000- 5000元为起点；少数经济发展较快的地区，可以6000元为起点。 （三）个人盗窃公私财 物“数额特别巨大”，一般可以20000- 30000 元为起点；少数经济发展较快的地区，可以40000元为起点。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可以根据本地区经济发展状况，并考虑社会治安状况，参照上列数额，确定本地区执行的数额标准，并报最咼人民法院、最咼人民检察院备案。 （四）铁路运输 过程中发生的盗窃案件，盗窃“数额较大”以400元为起点；“数额巨大”以4000元为起点；“数额特别巨大”以30000元为起点。 具体要看你所在地区。 四、处罚 根据本条规定，本罪有4个量刑幅度，即： 1、犯本罪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 所谓“数额较大”，根据《解释》是指个人盗窃公私财物价值人民币5百元至2千元以上。盗窃增值税专用发票或者可以用于骗取出口退税、抵扣税款的其他发 票，其数额较大的起点为25份。另外，根据《解释》第9条第1款规定，盗窃国家三级文物的，亦应依本幅度量刑即处3年以下有朔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判处罚金，根据《解释》第7条规定，应当在1千元以上盗窃数额的2倍以下判处罚金；对于依法应当判处罚金刑，但没有盗窃数额或者无法计算盗窃数
试谈盗窃罪与诈骗罪的区别 发布日期：2011-03-10 文章来源：北大法律信息网 案例一徐某将其家中的齐白石名画委托其好友孙某代为出售，后孙某的同学郑某表示要购买此副画作，但郑某表示自己最近手头有点紧要半个月后付钱，孙某基于同学关系将齐白石的画交给郑某。半个月后，郑某并没有来送钱，孙某也无法联系到郑某。 案例二徐某将其家中的齐白石名画委托其好友孙某代为出售，后孙某的同学郑某多次恳求孙某能将此画借其欣赏几日，孙某基于同学关系将齐白石的画交给郑某。郑某拿到画后即将此画孙某也以高价卖掉并离开其居住地，杳无音信。 案例三徐某将其家中的齐白石名画委托其好友孙某代为出售，孙某的同学郑某拿来一幅赝品来同正品做对比并趁孙某不注意用自己的赝品替代了孙某的真迹，几天后孙某发现受骗，但郑某已将此画以高价卖掉并离开其居住地，杳无音信。 单纯从以上三个案例来看，其区别仅在于郑某以何种方式欺骗孙某从而取得齐白石的画，但这个简单的区别使郑某触犯了不同的罪名。在案例一中，郑某构成了诈骗罪，而在案例二、案例三中郑某构成了盗窃罪。 盗窃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秘密窃取公私财物，数额较大或者多次盗窃的行为；所谓诈骗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采用虚构事实或者隐瞒真相的方法取得公私财物，数额较大的行为。由此可见，盗窃罪与诈骗罪都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的侵犯财产罪。两者的区别主要存在于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被骗者是否为具有处分财产权限或地位的人。这里主要是指被害人同被骗人不是同一个人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被骗人为具有处分被害人财产权限或地位的人，则多构成诈骗罪，否则则可能构成盗窃罪。在案例一中，徐某委托郑某替其卖画，郑某即在一定程度上取得了处分徐某财产的权限，从而有可能构成诈骗罪，如果孙某不具有处分徐某的画的权限，则孙某实际上为郑某进行犯罪的一个工具，郑某构成盗窃罪的间接正犯。 第二、被骗者是否因受骗而自愿将财产交付给行为人，即是否转移所有权。这里的交付是实质上的交付，被骗者具有转移占有的意思表示。如果被骗者不具有转移占有的意思表示而仅是形式上的交付，则行为人应当构成盗窃罪。财产从被骗者手中转移到行为人手中并不表示其有转移所有权的意思，如果被骗者不具有转移所有权的意思表示，被骗者并没有转移所有权，则行为人应当构成盗窃罪而非诈骗罪。例如，案例一中，孙某实际上已经将齐白石画作的所有权转移给了郑某，因此郑某构成诈骗罪；案例二中，孙某虽然将齐白石画作交给了郑某，但其仅是短时间的借与，孙某并不具有转移占有权的意思表示，在这里，郑某利用骗术只是为了给其行窃创造便利条件，我们不能因为案件中有欺骗的因素就将郑某定性为诈骗罪。 第三、被骗人是否对其所交付的财产有清晰的认识。诈骗罪中被骗人具有转移财产的意思是交付行为成立的必要条件之一，这要求受骗者对所交付的财产有明确的认识，否则构成盗窃罪而非诈骗罪。在案例三中，孙某并不知道郑某已经将画碉堡，缺乏对这幅画作的正确认识，因此，孙某的交付行为并不成立。郑某构成的是盗窃罪而非诈骗罪。事实上，孙某将画作进行碉堡时即已构成盗窃罪，孙某是否将真画交给郑某，只是产生盗窃罪的既遂与未遂而已。
确定犯罪数额标准的原则与方法(一) 我国刑法中确定的罪名约有400余种，其中约有300余种对犯罪数额有具体要求，占到了刑法罪名总数的绝大部分。这些个罪中的犯罪数额或由刑法条文直接规定，或由司法解释界定，不但影响着量刑的轻重，有的甚至直接决定着犯罪的成立与否，是该种犯罪的必备要件。因此，确定犯罪数额标准对于准确适用刑法具有重大影响，在刑法理论与司法实践层面均有研究的必要。 一、问题的产生 对于要求犯罪数额的犯罪，刑法理论称之为数额犯。对于数额犯的定义，理论上仍存在一定分歧。从数额犯含义的本体出发最为直观的定义是：“在我国刑法中，以一定的数额作为犯罪构成要件的，称为数额犯。”①立足于对数额概念的理解可以界定为：“数额犯是指刑法明文规定以一定的经济价值量或者行为对象的物理量作为犯罪构成要件的一类犯罪形态。”②从对犯罪形态的影响角度又可界定为：“数额犯，是指以法定的犯罪数额的发生作为犯罪的成立或犯罪既遂标准的一种犯罪类型。”③尽管各种定义不尽相同，但多是由于定义角度的不同导致，字有微殊而实无迥异，对于以数额作为某些犯罪的必备要件是一致认可的。随着罪刑法定原则在新刑法的确立，数额在很多犯罪的认定上更具有了举足轻重的地位。就实定法的角度看，我国刑法中数额犯生成的法律根据源自于《刑法》第13条但书的规定：“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认为是犯罪”。新刑法将数额作为广义上的情节，并由此成为划分罪与非罪的基准线，成为出罪与入罪的门槛，而司法实践中对于犯罪数额的认定反过来又成为了《刑法》但书的具体化。纵观刑法典中的所谓数额犯，几乎全部由此框定。 由此带来的后果是：我国刑事立法体系在犯罪构成的设置上，没有采用国外立法定性、司法定量的通行做法，而是由立法既作定性规定又作定量要求，堪称我国刑法的一大特色。“其中，许多涉及财产或经济利益的犯罪是以一定数额作为犯罪构成标准的，成为我国刑法上一种独特的犯罪类型。”④由于数额犯的数量庞大，在实践中又大多属于高发型犯罪，因此，其对于刑事立法与司法都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了我国新刑法的显著特点之一。有学者对此评价为：“中国刑法特别注重以犯罪结果、犯罪金额等客观指标作为定罪量刑的主要依据，因此它具有偏向客观的色彩，其特点是一种客观化的模式。”⑤ 毋庸讳言，这样的立法模式并不是完美无缺的，甚至不能算是体系严密的，并由此带来了司法实践中的诸多问题。但是，应该看到这种划分却是基于我国的刑事立法体系的固有特点。我国刑法体系中没有类似外国刑法中重罪、轻罪、违警罪等不同层级的划分，我国刑法典确立的犯罪全部属于重罪，除此之外，便是违法行为。这样的结果便是大量的轻罪与微罪行为被排除在犯罪之外，仅作为违法行为处理。其结果就是，实践当中大量地将性质相同只是程度有所差异的行为作为不同性质的行为处理。尤其是在数额犯中，现行立法的实质是将量的差别上升为质的差异，由此，数额标准的重要性得到了质的提升。此即我国目前刑法体系中关于数额犯的基本原理，其对于罪与非罪的划分是基于现行刑事立法体系而设定的，尽管在法理上不够严密、严谨，但在现阶段无法对刑事立法、司法体系作出重大变革的情形下，仍不失为可操作性较强的方案。因为，从司法实践的角度考虑，既然任何制度都是有缺陷的，那么在恪守罪刑法定原则的前提下，数额犯亦可谓最不坏的制度选择之一。 二、原则与方法 “犯罪的本质特征是严重程度的社会危害性，行为是否构成犯罪取决于行为的性质和其性质的程度，犯罪行为是违法行为在社会危害性的量上发生变化的结果。”⑥因此，确定犯罪数额标准必须以犯罪行为的社会危害程度为根据，而科学的犯罪数额标准当然应准确反映犯罪的社会危害程度。“对于大多数财产犯罪、经济犯罪而言，达到数额标准的不法行为也就具有了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具有刑事可罚性。因此，犯罪数额标准对刑事立法和司法具有重要意义。”⑦犯罪数额标准的确定，从社会控制角度而言，是划定犯罪圈的立法活动。由于该
盗窃罪与诈骗罪 一、盗窃罪 （一）盗窃罪的定义 盗窃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窃取他人占有的数额较大的财物（500），或者多次（1年内3次）盗窃、入户盗窃、携带凶器盗窃、扒窃的的行为。 （二）盗窃罪构成条件 1、盗窃对象 必须是他人占有（控制）的财物,包括有体物和无体物（司法解释，电、信用卡（使用数额）、电话费、发票（25、250、2500张起算点和加重情节））。此外： （1）盗窃信用卡并使用的，也构成盗窃罪。 （2）以牟利为目的，盗接他人通信线路、复制他人电信码号或者明知是盗接、复制的电信设备、设施而使用的，以盗窃罪论处。 （3）盗窃发票的，成立盗窃罪。 2、盗窃行为 窃取行为是使用非暴力胁迫手段排除他人对财物的支配，建立新的支配关系的过程。 （1）盗窃：数额较大、一年内三次以上、入户（为盗窃目的进入，以家庭生活为内容，数额较小的（使用价值较大）也可能构成盗窃罪）、携凶（只要有可能伤害 他人就可能构成携凶,凶器比携凶抢夺范围大），满足任一条件成立盗窃罪。 （2）扒窃：在公共场所（不一定人多）近身（不要求贴身）盗窃他人财物。无须上述四种情状即可成立盗窃罪。 3、盗窃目的 盗窃罪是以非法占有数额较大财物为目的。非法占有目的（“不法领得”）：排除权利人，将他人的财物作为自己的所有物进行支配，并遵从财物可能具有的用途进行利用、处分的意思。由“排除意思”和“利用意思”构成。 下列两种不属于“非法占有目的”： （1）暂时性使用（暂时的使用妨害） 但是未经所有者或者占有者许可窃取他人财物，用后随意丢弃或者归还时已丧失特定价值的行为，仍然属于以非法占有为目的，成立盗窃罪。 （2）单纯的毁弃、隐匿 如为了隐瞒罪行而窃取物件的，对妨害侦查有意义，与取得财物的效用、利益之间的关系是间接的，不能认定为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 （三）盗窃罪的认定数额计算 1、物品
2．盗窃罪与诈骗罪 区别的要点在于：被害人是否自愿交付财物。如何理解“自愿交付财物”？第一，必须是被害人已经认识到其所交付的是自己占有的财物，第二，并且是“自愿”地将其财物处分给行为人。（当然，这里的“自愿”是受到欺骗的原因造成的） 或者说，盗窃罪中，被害人并不知道财产丢失的事实；也不知道侵害者是谁。而诈骗罪中，行为人是“自愿交付财物”，当然知道财产丢失的事实，即行为人有自愿处分财产的意思，也知道将财产交给了谁。 诈骗罪中，犯罪分子是使用了诈术，使被害人“自愿交付”财产，即被害人对于财产的流转是知情的；而盗窃罪中，被害人对于自己占有的财物怎么从自己占有之下转移至犯罪分子之下，是不知情的。但是，实践中存在疑问的是，犯罪分子虽然使用了欺骗的手段，但被害人是否“处分”了财产呢？如果被害人处分了财产，犯罪分子成立诈骗罪无疑；如果被害人没有处分财物，犯罪分子虽然是使用欺骗手段，但是被害人对财物怎么从自己占有之下转移至犯罪分子那里是不知情的，是蒙在骨里的，因此，犯罪分子的行为仍然成立盗窃罪。 以下情形的处理： 法意义上的处分财产，而意味着将财产转移给行为人或第三者占有，即由行为人或第三者事实上支配财产。处分财产表现为直接交付财产、承诺行为人取得财产、承诺转移财产性利益、承诺免除行为人债务等。 [历年真题] 2008年四川卷二59．丙是乙的妻子。乙上班后，甲前往丙家欺骗丙说：?我是乙的新任秘书，乙上班时好象忘了带提包，让我来取。?丙信以为真，甲从丙手中得到提包（价值3300元）后逃走。关于甲的行为，下列哪些选项是错误的？（ABC考点：丙?自愿?交付；诈骗罪中的财产处分不仅仅是指所有权能，注意财产是由谁占有） A．盗窃罪的直接正犯B．诈骗罪的间接正犯 C．盗窃罪的间接正犯 D．诈骗罪的直接正犯 解析：ABC。本案中，行为人使用欺骗手段，从财物占有人（丙）处骗取了财产。丙是财产的占有人，被骗了将财物脱离其占有，故甲的行为成立诈骗罪。该题与诈骗罪的间接正犯十分类似，例如，甲对乙说，你去帮我把路边的那辆摩托车开来（实际上是丙所有的），乙将摩托车开来了，甲骑上摩托车便走了，甲的行为属于盗窃罪的间接正犯，乙对摩托车没有处分权，乙将摩托车拿来的行为并不是处分财物行为，乙实际上属于甲的犯罪工具。 与该题区分容易混淆的是盗窃罪的是盗窃罪的间接正犯。如果被骗人具有处分财产的权限或者处于可以处分被害人财产的地位的，则成立诈骗罪。至于受骗者是否具有这种权限或地位，需要综合以下因素判断：受骗者是否被害人财物的辅助占有者，受骗者转移财产的行 1（原则上，只要占有财产的人都有处分权）受骗者是否具有这种权限或地位，需要综合以下因素判断：受骗者是否被害人财物的辅助占有者，受骗者转移财产的行为（排除被骗的因素）是否得到社会一般观念的认可，受骗者是否经常为被害人转移财产等。 判断受骗人的处分权限和处分地位，需要考察各种因素： （1）受骗人是否得到了被害人的概括性授权。 （2）受骗人是否属于受害人阵营；受骗者属于受害一方的，行为人构成诈骗罪；受骗人属于骗子一方的，行为人成立盗窃罪。 （3）受骗人是否是财产的占有者或者辅助占有者。这种权限或者地位不仅包括法律上的权限和地位，还包括事实上的权限和地位。
河北省部分刑事案件数额、数量认定标准 1、盗窃 2、抢夺 3、敲诈勒索 4、诈骗 5、盗伐、滥伐林木罪数量标准 6、非法经营食盐犯罪案件 7、办理盗销自行车案件的执法意见 河北省盗窃案件数额认定标准 （1998年5月12日冀高法…1998?43号） 一、个人盗窃公私财物“数额较大”，以八百元为起点； 二、个人盗窃公私财物“数额巨大”，以一万元为起点； 三、个人盗窃公私财物“数额特别巨大”，以五万元为起点。 河北省抢夺刑事案件数额执行标准 冀高法发…2002?1号 抢夺公私财物“数额较大”、“数额巨大”、“数额特别巨大”的标准如下： 一、抢夺公私财物价值人民币八百元以上的，为“数额较大”； 二、抢夺公私财物价值人民币一万元以上的，为“数额巨大”； 三、抢夺公私财物价值人民币五万元以上的，为“数额特别巨大”。
河北省敲诈勒索案件数额执行标准 （2000年7月21日冀高法…2000?134号）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敲诈勒索罪数额认定标准问题的规定》，结合我省经济发展状况，确定我省关于敲诈勒索数额执行标准： 一、敲诈勒索公私财物“数额较大”，以二千元为起点； 二、敲诈勒索公私财物“数额巨大”，以二万元为起点。 河北省诈骗案件数额执行标准 （1997年1月14日冀高法［1997］16号）按照最高人民法院法发［1996］32号文件第一条要求，联系我省实际情况，经省法院审判委员会研究，我省执行最高人民法院《解释》的具体数额标准一般为： 个人诈骗公私财物三千元以上的，属于“数额较大，四万元以上的属于“数额巨大”。 单位实施诈骗追究有关人员刑事责任的标准，按照最高人民法院《解释》第一条第四款规定的数额标准执行。 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确定盗伐、滥伐林木罪数量标准的通知（2001年5月30日冀高法…2001?118号 各市、县、（市、区）人民法院：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破坏森林资源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结合我省实际情况，经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研究通过，现就确定的盗伐、滥伐林木罪数量标准通知如下，望遵照执行。
盗窃罪量刑标准2020 一、最新盗窃罪立案标准： 盗窃公私财物“数额较大”、“数额巨大”、“数额特别巨大”的标准如下： ⑴个人盗窃公私财物价值人民币1000元至3000元以上的，为“数额较大”。 ⑵个人盗窃公私财物价值人民币3万元至10万元以上的，为“数额巨大”。 ⑶个人盗窃公私财物价值人民币30万元至50万元以上的，为“数额特别巨大”。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可以根据本地区经济发展状况，并考虑社会治安状况，在前款规定的数额幅度内，确定本地区执行的具体数额标准，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批准。 在跨地区运行的公共交通工具上盗窃，盗窃地点无法查证的，盗窃数额是否达到“数额较大”、“数额巨大”、“数额特别巨大”，应当根据受理案件所在地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确定
的有关数额标准认定。 盗窃毒品等违禁品，应当按照盗窃罪处理的，根据情节轻重量刑。 二、盗窃罪量刑幅度 1.构成盗窃罪的，可以根据下列不同情形在相应的幅度内确定量刑起点： (1)达到数额较大起点的，两年内三次盗窃的，入户盗窃的，携带凶器盗窃的，或者扒窃的，可以在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幅度内确定量刑起点。 (2)达到数额巨大起点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可以在三年至四年有期徒刑幅度内确定量刑起点。 (3)达到数额特别巨大起点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可以在十年至十二年有期徒刑幅度内确定量刑起点。依法应当判处无期徒刑的除外。 2.在量刑起点的基础上，可以根据盗窃数额、次数、手段等其他影响犯罪构成的犯罪事实增加刑罚量，确定基准刑。
多次盗窃，数额达到较大以上的，以盗窃数额确定量刑起点，盗窃次数可作为调节基准刑的量刑情节;数额未达到较大的，以盗窃次数确定量刑起点，超过三次的次数作为增加刑罚量的事实。
论盗窃罪与诈骗罪的区分 尽管今学期期末考试并没有考盗窃与诈骗的区别，但是这一个问题历来是重点。盗窃与诈骗这两种侵财罪都是行为人通过相对平和的手段取得财物，这是他们与抢劫罪、抢夺罪、敲诈勒索罪的区别。而盗窃与诈骗都是针对被占有中的财物，这又是它们与侵占罪的区别。而在一些侵财行为中，行为人确实利用了欺诈、蒙骗的行为获得财物，有时候构成诈骗，有时候构成盗窃，到底如何对它们进行定性、区分？这篇文章试图通过列举一些以前看到过的经典案例，并通过案例的分析来竭尽所能来短浅地区分一下，但是由于本文作者学识有限并且所知甚少，文中很多的观点与论述未必见得准确，请斧正与见谅！ ——笔者序 （作者：程子钊中山大学法学院）案例1：A某在商场购物时，发觉商场并没安装摄像镜头，顿时心起歪念，把一个进口单反照相机塞进台灯的盒子里拿去结账。最后A付了台灯的价钱拿走了照相机。（以下简称“偷龙转凤”案） 案例2：B某在路上拾到了一个钱包，打开，发现里面有一张借记卡与身份证。B某遂拿着卡和身份证去A TM机打算“碰运气”，结果成功用身份证组合出了密码，从银行卡里提走了3000元人民币。（通说为信用卡诈骗）（以下称为“信用卡”案） 案例3：C某在一人多的公众场合谎称手机没电而向路人D某借手机打电话。借到后C 某借口信号不好便要走开通话，并趁D不留意带着手机逃离了现场。（以下简称“电话案”）案例4：丙是乙的家庭管家。乙不在家时，行为人甲前往丙家欺骗丙说：“乙让我来把他的西服拿到我们公司干洗，我是来取西服的。”丙信以为真，甲从丙手中得到西服后逃走（以下简称管家案）。 案例5：K某与L某是同事，一天K某见L某手提包忘在会议室里，于是对清洁工I 某说：“等等你去帮我把会议室的包拿来，我忘记拿了。”I某信以为真，于是把包拿给了K 某。 诈骗罪，即使用欺骗方法，骗取数额较大的公私财物的行为。诈骗罪的基本构成是：行为人制造欺骗行为——对方因此产生认识错误——对方交付了财物——行为人或第三人取
盗窃罪共同犯罪如何认定 摘要：盗窃罪共同犯罪案例?盗窃罪共同犯罪如何认定?无锡刑事律师在线咨询、欢迎阅读： 盗窃罪专题：盗窃罪共同犯罪案例、盗窃罪共同犯罪如何认定? 如果遇到刑事辩护相关法律问题，可以到法律直通车找专业无锡刑事律师在线咨询、 盗窃罪共同犯罪案例 案情：廖某和范某约好于2005年8月21晚凌晨到高某家中盗窃，廖某和范某顺利盗得财物后准备逃走，范某正要离开时即被被害人抓住,范某为了挣脱逃跑，暴力击伤被害人后逃跑。 分析：本案中根据刑法第269条规定，范某的行为构成抢夺罪，但是廖某的行为不构成抢夺罪，只构成盗窃罪，因为在本案中，廖某和范某都有盗窃的故意，但是没有抢劫的故意，范某为了抗拒抓捕而实施的暴力行为廖某并不知情，也没有提供任何的支持和帮助，因此范某的行为是盗窃罪转化为抢劫。综上，对廖某的行为应该谨以盗窃罪定罪处罚，不应转化为抢劫罪。 相关知识： 抢劫罪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对财物的所有人、保管人当场使用暴力、胁迫或其他方法，强行将公私财物抢走的行为。所谓暴力，是指行为人对被害人的身体实行打击或者强制。抢劫罪的暴力，是指对被害人的身体施以打击或强制，借以排除被害人的反抗，从而劫取他人财物的行为。这里的其他方法，是指行为人实施暴力、胁迫方法以外的其他使被害人不知反抗或不能反抗的方法。凡年满14周岁并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自然人，均可以构成抢劫罪的主体 盗窃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窃取数额较大的财物或者多次盗窃财物的行为。数额较大是构成盗窃罪的要件之一，对于偶尔一两次进行盗窃，且财物数额未达到较大的，一般不能以盗窃罪判处。《刑法》第二百六十九条中的“犯盗窃、诈骗、抢奇罪”，并不要求盗窃、诈骗、抢夺行为构成犯罪，只要行为人实施三类行为之一，均可成为转化型抢劫的前提，因为“两高”在《关于如何适用刑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的批复》中指出：“在司法局实践中，有的被告人实施盗窃、诈骗、抢夺行为，虽未达到数额较大，但为了窝藏赃物、抗拒抓捕或者毁灭罪证而当场使用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胁，情节严重的，可按照《刑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的规定，依照《刑法》第一百五十条抢劫罪定罪处罚。本案本条中的“当场”包括两层含义：一是指实施盗窃、抢夺或诈骗行为的现场;二是指一离开现场就被及时发觉而立即追捕，在追捕过程中行为人使用暴力亦为“当场”使用暴力。 事实上每个案件都是各不相同的，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刑事辩护方面的问题不明白时，可以找我们的刑事辩护律师进行律师免费咨询,他们会为您解决相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