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战略，经济转型和落后地区发展所面临的挑战
林毅夫
（北京大学香港科技大学）
刘眀兴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
摘要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大多数欠发达国家都采取了多种措施来实现国家的工业化，试图加快他们追赶发达国家的步伐。然而，除了东亚少数几个经济体外，欠发达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的发展差距却进一步拉大了。最新的研究表明，欠发达国家拙劣的经济发展绩效主要应该归因为这些国家在制度上所出现的问题，这些问题包括各种各样的市场扭曲和政府干预。在20世纪80年代初，大多数欠发达国家，无论他们是社会主义阵营国家还是非社会主义阵营国家，都开始了他们的制度改革历程。然而，大多数欠发达国家经济增长绩效的恶化还是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剧。
在这篇论文中，我们认为，二战后欠发达国家拙劣的经济增长绩效和多数的制度扭曲在很大的程度上应该可以由这些国家采用了不恰当的发展战略来解释。大多数欠发达国家，包括社会主义国家，怀着把自己国家建设成强大国家的动机，采用了违背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CAD），来加速国内资本密集、技术先进生产部门的发展。由于违背了这些国家的比较优势，这些优先发展部门里的大部分企业在开放的竞争市场中并不具有自生能力。为了实施违背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欠发达国家的政府在要素市场和产品市场上采用了一系列的扭曲来补贴（保护）这些没有自生能力的企业，寻租、预算软约束、宏观经济不稳定以及收入分配两极分化也因此产生。不可避免的经济停滞，更进一步地突然发生的经济崩溃，都有意无意地促使了这些欠发达国家开始市场化导向的经济改革。然而，在企业自生能力问题没有得到有效解决的情况下，市场导向的改革可能会带来大规模的企业破产和失业并因此引发社会（政治）的不稳定。出于对上述可怕后果的担心，许多政府在实施改革之后采用了更为隐蔽的方式来保护（补贴）那些没有自生能力的企业。无论如何，这样的改革不但不能使经济转型成一个良好运行的市场经济，反而使得经济绩效不如改革之前。
另外，我们也认为在改革（转型）开始之初，政府就应该放松对劳动密集型部门进入的限制（这些劳动密集型部门在改革之前是受到压制的），并创造条件解决违背比较优势发展战略所优先发展的部门里企业的自生能力问题。只有这样，经济才能够在转型过程中获得持续的动态增长。
在文章中我们提出了几个关于发展战略和不同的转型方式会对经济绩效产生不同影响的假说，并用1962——1999年间103个国家的宏观经济数据来对它们进行了检验。检验所得到的结果和假说的结论相一致：违背比较优势发展战略不利于经济的长期增长并导致经济增长的不稳定，然而在转型过程中劳动密集型部门的增长却有利于整个经济的持续增长。
I. 引言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许多欠发达国家（LDCs）的政府采取了多种政策措施来实现国家的工业化。二战后，几乎每个国家用可比价格衡量的人均GDP都有所增加。然而，如图1所示，发达国家和落后国家之间的人均收入差距却明显扩大了。只有少数几个东亚经济体确确实实上缩小了这一差距，并实现了人均收入水平向发达国家人均收入水平的收敛。
图1: 人均GDP, 1950——1992 (56个国家)
(用1900 年Geary-Khamis 美元衡量)
资料来源: Angus Maddison,《监测世界经济, 1820-1992》，经合组织经济发展中心, pp.212.
在18世纪工业革命后，发达国家快速的产业提升和技术升级带来了这些国家的财富和综合国力的飞速增加。因此，欠发达国家早期的发展方向主要着眼中于如何快速发展（采用）发达国家的主导产业（技术）(Krueger 1992)。最新的研究发现，欠发达国家拙劣的发展绩效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因于他们在制度上所出现的问题，这些问题包括各种各样的市场扭曲、政府干预、宏观经济不稳定、收入分配不平等、殖民地传统等等，而这些因素则妨碍了市场的正常运行(Shleifer et al., 1998; Rodrick, 1998, 2003; Acemoglu et al., 2001a, 2001b, 2002a, 2002b; Djankov et al., 2003)。从20世纪70年代后期开始，许多欠发达国家，包括（前）社会主义国家，为了改善经济绩效，事实上，都开始了市场导向的经济改革。然而，除了像中国和越南等少数几个国家外，尽管大多数实行市场化改革的欠发达国家都采取了多种措施来改善那些被认为是影响经济发展的决定因素，多数欠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绩效反而变得更差了(Barro 1997)。Easterly (2001, p. 2) 指出“在1980——1998年，发展中国家中人均收入增长的中位数为零，而在1960——1979年则达到2.5%”。
在这篇论文中，我们认为，在一个经济绩效表现不佳的欠发达国家的市场所存在的大多数市场扭曲和政府干预是内生于政府所采用的违背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的，二战后，违背比
较优势的发展战略表现为以发展资本密集型的重工业为重点的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这种战略下，政府优先发展的部门的大部分企业在开放的竞争市场中不具有自生能力。因此，政府不得不在市场中采取一系列价格扭曲和行政干涉手段来支持（保护）这些没有自生能力的企业。通过这些措施，欠发达国家固然能够建立起一些先进产业，并且在经济发展的最初阶段，这些欠发达国家也可以取得投资拉动的经济增长。然而，由于错误的资源配置、激励结构的扭曲、寻租猖獗等原因，这些国家的经济效率极端低下。当国内经济资源耗竭并且进一步从国际市场上动员资源来支持这些没有自生能力的企业也不可能时，经济就会陷入停滞，甚至可能会遭受经济危机的打击。为了重振经济，改革变得必不可少。然而，正如前面已经提到的，市场中的众多扭曲和政府干预是内生于政府保护优先发展部门里的没有自生能力企业的需要。如果企业的自生能力问题没有在改革开始之前得到有效地解决，那么，要么没有自生能力的企业迅速崩溃，并因此带来大规模的失业和社会（经济）的混乱，要么政府需要通过隐性的扭曲和保护方式来保护（补贴）那些没有自生能力的企业。因此，这种改革不但不能建立成熟的市场经济，反而可能使得经济绩效不如改革之前。本文建议，政府应该采用这样一种改革方式：放松对劳动密集型部门进入的限制（这些劳动密集型部门在改革前是受到抑制的部门），并创造条件解决违背比较优势发展战略所优先发展的部门的企业的自生能力问题，以便经济能够在转型过程中取得持续的动态增长。
文章结构如下：第一部分引言；第二部分对关于一个国家经济增长决定因素的文献进行了回顾和评论，并讨论了欠发达国家政府的发展战略对该国企业的自生能力、该国的经济制度以及该国的经济绩效和社会状态所造成的影响；第三部分探究了欠发达国家经济改革和转型所采用的不同方式以及它们的不同结果；第四部分对第二和第三部分所提出的经验假说进行了检验；第五部分是总结性评论。
II.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和欠发达国家发展战略对该国制度和经济增长绩效的影：文献回顾和评论
对于经济学家来说，为什么欠发达国家不能追赶上发达国家不但是一个具有挑战性的问题，而且是一个令人困惑的现象。新古典增长理论(Solow 1956) ，在外生给定技术水平的假设下，预测认为欠发达国家的增长速度将快于发达国家，欠发达国家的人均收入水平将收敛到发达国家的人均收入水平，并且任何国家的GDP增长率最终将等于其人口增长率。然而，除了东亚少数几个经济实体外，大多数欠发达国家的人均收入水平未能实现向发达国家人均收入水平的收敛(Pearson, et al. 1969; Romer 1994)，并且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率继续超过他们的人口增长率。出于对新古典增长理论的质疑，新增长理论的先驱者Romer (1986) 和Lucas (1988)提出了新增长理论，他们把技术创新看作是由人力资本积累、研究和开发（R&D）以及干中学（learning by doing）等因素所内生决定的，从而认为欠发达国家未能实现向发达国家的收敛原因就在于欠发达国家在对技术变迁起着重要作用的因素上缺乏投资。新增长理论的观点对于发达国家人均收入的持续增长是有深刻见解的，但是新增长理论对于二十世纪后三十年里亚洲新兴工业化经济（包括韩国、台湾、香港和新加坡）以及中国近来的非凡的经济增长绩效和向发达国家的收敛未能做出令人满意的解释。(Pack 1994; Grossman and Helpman 1994)。在他们向发达国家的追赶过程中，这些新工业化经济在研究和开发（R&D）、
人力资本以及干中学（learning by doing）上的投资远低于那些发达国家。
现在许多经济学家认为，欠发达国家未能赶上发达国家是由于这些国家政府干预和管制而带来的糟糕的制度所引起的，这些糟糕的制度包括腐败丛生、弱于保护投资者利益以及大量的社会冲突(Shleifer et al., 1998; Rodrick, 1998; Acemoglu et al., 2001a, 2001b, 2002a, 2002b; Djankov et al., 2003)。Rodrick (2003, p7)提到：“制度在增长文献中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因为我们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产权、合适的管制结构、司法系统的好坏和独立性、官僚的权力在很多情况下都不是想当然的，并且它们对于促使和维持经济的持续增长起到了最为重要的作用。”法律渊源(La Porta et al., 1998, 1999)和制度传统(Acemoglu et al., 2001a, b; Engerman and Sokoloff 1997 )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也已经得到了重视。
一般来说，政府是欠发达国家中最重要的制度。政府的经济政策决定着欠发达国家中企业所面临的宏观激励结构。政策改革者和政策研究者都试图去理解政府的干预和管制是如何出现的，以及政府的干预和管制是否会持续下去，并且是如何持续下去的(Rodrik 1996)。政府角色的古典理论(Pigou, 1938)被称为“帮助之手”。另外一个政府角色的理论——“掠夺之手”理论(Shleifer and Vishny 1998)认为政府干预仅仅是为了追求政客和官僚们的利益。政客们利用管制来帮助关联企业和其他政治拥护者以获取政治捐助和选票。另外，“许可证制度和政府管制大量存在的一个重要原因可能就在于它们使得政府官员们有权力对许可证发放进行否决，而要获得许可证则必须对政府官员行贿来作为交换(Shleifer and Vishny 1993, p. 601)。”Djankov, La Porta, Lopez-de-Silanes, and Shleifer (2002)最近的一篇论文对政府角色“掠夺之手”的理论进行了实证检验，他们的结论是行业进入壁垒可能会因官僚的腐败而抬高。
假定欠发达国家的政府管制可能来源于政府或者政治精英们的“掠取之手”，但是如何理解政府干预下的制度结构的衍化，文献至今还是没有能够给出合适的解释。在欠发达国家，政府干预下所形成的制度结构是相当复杂的。我们对政治领袖们设计出如此复杂政治体系的动机感到迷惑不解，因为制度复杂性会产生征用（expropriations）和政治控制，征用和政治控制所带来的成本增加会使得政府掠夺所得的收益减少。由于既得利益集团在得到保护（补助）的同时，通常也必须上缴税收并可能受到政府的抑制，因此，由特殊利益集团而产生腐败的观点也不能很好地解释这个问题。此外，很多政府干预并没有明显的受益集团。
林(2003)提出了另一个关于欠发达国家的政府干预和管制的假说，该假说基于欠发达国家政府所采用的发展战略和本国资源禀赋结构所产生的矛盾1。社会主义国家和非社会主义的欠发达国家早期政治领袖中的大多数，如印度的尼赫鲁、埃及的纳什尔、印度尼西亚的苏加诺、中国的毛泽东、越南的胡志明，都是曾经参加国家独立运动的精英或者是参加本国革命和国家建设的精英。按照林的观点，欠发达国家第一代政治领袖们所制定的制度内生决定于政治精英们在国家建设上的勃勃雄心——国家的工业化和国家的现代化和国家经济现状之间所存在的矛盾。这个理论的关键是政府工业化冲动下所优先发展的部门里的企业的自生能力问题2。
林(2003, p. 280)对自生能力做了如下的定义：“在没有任何外部的补贴和保护情况下，
1这部分的余下讨论大部分引自Lin(2003)。
2欠发达国家地方政府官僚可能会利用因国家建设而产生的政府干预（管制）来为他们个人的“掠夺之手”服务。然而，官僚们的“掠夺之手”应该被看作是扭曲和管制的结果而不是扭曲和管制的原因。
如果一个正常经营管理的企业在自由、开放和竞争市场中能够赚取社会可接受的正常利润，那么，这个企业就有自生能力，否则，这个企业就不具备自生能力。”显然没有人会投资于一个不能赚取社会可接受的正常利润的企业。这种企业只有在政府给与支持的情况下才能存在。按照林的观点，一个正常经营管理的企业的自生能力依赖于该企业所进入的产业以及该企业所采用的生产技术是否和本国资源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比较优势相一致，企业的比较优势取决于经济的资源禀赋结构。在其它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一个劳动力（资本）相对充裕的经济中，企业只有进入到劳动（资本）相对密集的产业并采用劳动（资本）相对密集的生产技术才具有自生能力。
在一个没有政府干预，自由、开放、竞争的市场中，只有具有自生能力的企业才能生存下来，因此，一个经济的产业结构和技术是内生决定于该经济的资源禀赋结构的。大多数欠发达国家资源禀赋结构的特征是劳动力相对充裕而资本相对缺乏3。正因为如此，在一个自由、开放、竞争的市场中，欠发达国家的产业结构和技术结构应该是劳动相对密集型的。然而，在强国梦的鼓舞下，欠发达国家的政治领袖、经济学家和社会精英等人常常把在最短的时间内建立起来和最发达国家一样的资本密集型产业并采用先进技术来进行生产作为他们国家发展战略的目标。林把欠发达国家这种类型的发展方式称作是违背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CAD），因为这些国家的政府试图鼓励企业在产业进入和技术选择时忽视本国经济既定的比较优势。4违背比较优势发展战略中所优先发展的产业部门里的大部分企业在自由、开放、竞争市场中并不具有自生能力。所以，欠发达国家政府不得不通过干预的方式来补贴和保护这些企业。
如果政府采用违背比较优势发展战略而造成企业所进入的产业和选择的技术和由该国经济的资源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最优产业选择和技术水平之间的偏离比较小的话，并且政府试图支持的没有自生能力的企业为数不多的话，这时政府可以像经合组织中大部分国家的政府保护本国农业一样，也许可以通过税收和转移支付来直接补贴那些企业。然而，当一个欠发达国家采用违背比较优势发展战略时，这种背离往往是非常巨大的，并且这时没有自生能力的企业数量也非常多，而政府的征税能力又非常弱。因此，欠发达国家政府往往转而求助于通过价格扭曲、对市场竞争的限制、用行政手段来直接配置资源等手段来对那些没有自生能力的企业进行隐性的补贴。5事实上，经济转型前，社会主义经济的传统计划体制是为了对没有自生能力的重工业企业进行支持和保护的典型制度安排(Lin, Cai and Li 2003, chap. 2)。
3欠发达国家资源禀赋结构另外一个可能性是，自然资源相对丰富，资本和劳动相对稀缺。本文的讨论和结论可以很轻松地推广到这种情形。
4比较优势违背发展战略包括社会主义国家和诸如印度等发展中国国家所采用的重工业化发展战略和大部分拉美国家和非洲国家的间接出口补贴战略。另外，比较优势违背发展战略还包括随着经济的发展，某些产业已经失去了比较优势，但是政府还是给与这些产业以保护，大部分经合组织国家对国内农业保护就属于这种情形。
5从上面的观点我们可以看出，政府官员的“掠取之手”，或者利益集团的操纵并不是欠发达国家政府干预存在的原因，而欠发达国家政府干预存在的真正原因在于政治精英们的强国梦。经济的资源禀赋结构和政治领袖们不切实际的雄伟发展企图之间的冲突所导致的扭曲和干预会使得腐败成为经济的内生现象。这样看来，政治目标应该与因“掠夺之手”而产生腐败或者“利维坦式的政体”相区分。（“利维坦式的政体”指有庞大官僚机构的集权主义国家，译者注。）
此外，当一个欠发达国家政府采用违背比较优势发展战略时，由于信息不对称，政府不能够确切知道多少补贴才是足够的。除了为得到诸如获得低息贷款、税收减免、关税保护和合法垄断等更多的事先的政策优惠外，还为了得到诸如更多的优惠贷款和税收拖欠等事后的行政上的专门帮助，优先发展部门的企业会有动机利用他们企业的自生能力问题作为借口，并运用手中的资源去游说政府官员。这样，经济中充斥着大量的寻租行为和腐败。由于企业可以利用自生能力问题作借口来和政府进行讨价还价以获得更多的政府支持，并且由于政府难以回避这种责任，因而企业的预算约束软化了(Lin and Tan 1999)6。由于软预算约束的存在，企业没有提高生产力的压力，因此企业效率也十分低下。此外，由于在优先发展部门里的企业可以得到补贴（保护），并且预算约束软化，在这些部门的投资成为一种特权。非社会主义的欠发达国家的政治领袖会选择他们自己的亲朋好友或政治支持者来投资那些优先发展的部门，因而导致裙带资本主义现象。
此外，如果欠发达国家的政府采用违背比较优势发展战略，经济将变得更为内向型。这是因为违背比较优势发展战略试图通过国内生产资本密集型的制造产品来替代进口，从而引起进口的减少。由于资源不可避免地从其它有比较优势的产业转移到违背比较优势发展战略中优先发展的部门中去，出口也会受到压制。为了促进优先发展产业部门所需的技术（设备）的进口，汇率很可能被高估，这样会显著地阻碍经济的出口。另外，在违背比较优势发展战略下，政府发展战略的承担者通常是大企业。为了满足那些没有自生能力的大企业的融资需求，政府通常将这些企业实行国有化，并且跳过金融中介的环节，利用直接的财政拨款来对这些企业进行支持。这就是前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中存在的情形，并继续存在于许多欠发达国家当中。即使政府依赖于私人企业来执行违背比较优势发展战略，大企业的融资需求也是非常巨大的，因此只有受严格管制的垄断银行体系或者受政府行政干预的股票市场才能满足其融资需求。无论在那一种情形下，这时国家的金融体系效率是十分低下的。没有自生能力的企业的发展严重地依赖于外部的融资支持。政府起先通过上述的对金融体系的干预来动员国内的资源去支持这些企业。一旦国内的金融资源耗竭，为了支持这些企业的发展，政府通常要求助于国际金融市场。财政赤字、不良贷款、对外负债以及金融体系的脆弱性会进一步恶化，因而宏观经济稳定也不能维持，从而导致金融危机的爆发，这也会引发严重的社会冲突和政治上的不稳定(Rodrik1998; Caselli and Coleman 2002)。
总之，按照林的理论，欠发达国家拙劣的经济绩效以及欠发达国家所观察到的大部分的市场扭曲和政府干预，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因于政府采取了违背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
III. 自生能力、经济改革和经济转型
6预算软约束是Kornai (1986)为解释社会主义国家经济问题而创造的一个术语。按照Kornai 的解释，预算软约束是由于社会主义国家的政府对国有企业的父爱主义而造成的。Kornai 关于预算软约束的理论不能够解释为什么在非社会主义经济中也存在预算软约束，以及预算软约束在俄国和东欧等转型经济实行私有化10年之后还是得以广泛存在(World Bank 2002)。Dewatripont and Maskin (1995)认为预算软约束的存在是因为银行对投资项目的不完美信息以及银行对所投资项目存在时间不一致问题而引起的。然而，这个理论不能够解释欠发达国家预算软约束存在的普遍性和持续性。
经验证据显示采用违背比较优势发展战略会阻碍一个欠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Lin 2003)。然而，违背比较优势发展战略以及该战略所导致的政府干预在经济发展的早期阶段往往有利于动员稀缺资源投资到少数清楚界定的优先发展部门中去(Ericson 1991)。只要使用行政手段能够从国内或国际市场动员资源投资到经济优先发展的部门，那么采用违背比较优势发展战略的国家也可以获得一段时间的投资拉动型的经济增长。因此，由于对采用违背比较优势发展战略对经济增长所造成的长期后果认识不足，出于对快速建设强国的热切希望，或者是政府领导人出于对自己任期内政绩的追求，违背比较优势发展战略对欠发达国家的政治领袖有很大的吸引力，从而在二战后几乎所有的欠发达国家政府都采用这一战略(Chenery 1961)。然而，一旦从国内和国际市场上所能获取的金融资源耗竭，经济就会陷入停滞，并且违背比较优势发展战略所固有的问题就呈现出来了7。经济将面临各种各样的困难，并且从20世纪70年代后期开始，自愿的或者是非自愿的市场导向改革成了欠发到国家，无论是社会主义国家还是非社会主义国家，不可回避的选择(Krueger 1992)。
改革开始后，大多数欠发达国家将注意力集中在市场扭曲和政府干预上，并且试图建立起市场有效运行所必需的制度(Williamson 1997, Kolodko 2001)。然而，除了中国、越南和其它少数几个国家外，社会主义国家在转型期间的经济增长绩是非常糟糕的。前苏联和东欧国家（FSUEE）在转型期间经济绩效的令人失望程度尤其显著。前苏联和东欧国家在20世纪80年代的后期和20世纪90年代的初期开始经济转型时，由于这些国家采用了休克疗法，这种疗法旨在尽可能快地恢复市场制度，因而大多数经济学家对这些国家转型的预期结果都表示乐观8。从开始转型算起，已经过去十年了。然而，与当初大多数经济学家的乐观看法相反，采用休克疗法的前苏联和东欧国家经历了长时间的恶性通货膨胀、生产的萎缩、经济不平等程度的严重加剧以及其它社会指标的恶化(World Bank, 2002; Blejer and Skreb, 2001; and Roland, 2000)。所有的独联体国家和大多数的中欧和南欧国家以及大部分的波罗的海国家的累积产出下降量大大超过了美国在大萧条时期的累积产出下降量(World Bank, 2002)。
除了前苏联和东欧国家在向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经济绩效表现令人失望外，大多数欠发达国家的经济绩效也一样令人失望。这些国家拙劣的经济绩效表现是非常令人困惑的，因为根据Easterly (2001)的研究显示，那些在增长回归中被认为是重要的变量，如金融深化、贸易和汇率的自由化、医疗卫生、教育、人口出生率以及基础建设等，与转型（改革）前的1960——1979年相比，都有了普遍地改善。Easterly推测认为，世界性的因素，如世界利率水平的升高、发展中国家的债务负担的加重、工业世界的经济增长的减缓以及偏向于熟练工人的技术变迁，导致了欠发达国家在20世纪80年代和20世纪90年代这失落的二十年里的经济停滞。然而，Easterly的假说同中国在1980——2000年间的9.6%的惊人的年均GDP增长率以及越南在1985——2000年间的6.5%的年均GDP增长率不相一致。
7一个国家所能采用违背比较优势发展战略的持续时间取决于该国的人均自然资源的丰富程度(Ranis and Syed, 1992)。另外，这个持续时间的长短也取决于该国的人口规模大小。在20世纪50年代，东亚经济中的韩国、台湾、新加坡都采用了违背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然而，由于这些经济贫乏的自然资源以及比较小的人口规模，这些经济在采用违背比较优势发展战略后，马上面临着巨大的财政赤字、很高的通货膨胀以及国际收支的不平衡。所以，他们被迫放弃违背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因为这些政府没有能力对没有自生能力的企业进行补贴，遵循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成为他们的真实的发展战略。这可以解释这些经济的成功发展经历。
8. 休克疗法的主要内容包括：放开价格，私有化和宏观经济稳定化措施。
正如第二部分所表明，社会主义国家和欠发达国家中所存在的大多数市场扭曲和政府干预，事实上是内生于这些国家的政府先前所采用的违背比较优势发展战略而造成这些经济优先发展部门里的企业缺乏自生能力问题的，而这些市场扭曲和政府干预从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角度认为是有害于经济增长绩效的。在经济转型时，如果没有事先妥善地解决优先发展部门里企业的自生能力问题，直接消除或放开那些内生的市场扭曲和政府管制会导致制度安排从次优（second best）到次次优（third best）的变化，从而导致经济绩效在改革（转型）后进一步恶化。这是因为，如果一下子去除所有的市场扭曲和政府管制，优先发展部门里的企业自生能力问题会从隐性变为显性。这些没有自生能力的企业如果得不到任何补贴或保护，它们很快就会破产。如果没有自生能力企业的数量很少并且它们的雇佣工人数也很少，同时决定放弃违背比较优势发展战略的政治决心很强的话，休克疗法才能取得成功。消除市场扭曲和政府保护可能会引起少数企业的破产，但是在自由化之后，那些先前受到压制部门里的有自生能力的企业会成长得很快，完全可以弥补没有自生能力企业破产后因产出下降和就业减少所造成的损失。9然而，如果没有自生能力的企业很多并且它们的雇佣工人数量也很多，那么强制性的消除市场扭曲和政府的保护会导致大规模的失业，从而导致使经济崩溃而不是经济复元，这正是前苏联和东欧国家和最近的印度尼西亚所经历的。社会和政治稳定也难以维持。为了避免可怕的后结果，在最初实行的强制性改革之后，政府常常寻找其它方式来补贴和保护那些没有自生能力的企业，从而出现了半吊子的改革，而且经济绩效也比改革前更加差了。一些前苏联和东欧国家经济改革的失败就是这样的例子，这值得进一步的分析。
在经济改革进程启动之时，大多数欠发达国家都拥有大量的没有自生能力的企业，这些企业是在原来违背比较优势发展战略下建立起来的。由于新古典经济学有个隐含的假定——假定经济中的企业都是有自生能力，从而直接实施基于现有新古典经济学做出的政策改革是不一定合适的。因而需要找到一种方法在解决优先发展部门里企业的自生能力问题的同时能够复兴经济的活力，并使得经济能够渐进地转向一个运行良好的市场体系。中国的经验可以为其它正处在转型过程或即将开始转型的经济提供了一个有用的范例。
中国在1979年开始的经济转型采用了一种逐步的、渐进的、双轨制的方式。在改革开始之改，中国政府给与了国有企业经理人员对国有企业的部分自主权，并解散了集体农场来改善激励机制，但政府仍然向传统部门里的没有自生能力的国有企业提供保护和支持来避免它们受到破产的威胁。这种激励机制的改善使得农业部门和工业部门的生产力都得到了很大的提高(Lin, 1992; World Bank, 1992)。同时，政府放松对那些中国具有比较优势但在违背比较优势发展战略时受到压制的部门进入的严格限制，这使得劳动密集型的中小型非国有企业，如乡镇企业、合资企业和私营企业，得到了快速的发展。乡镇企业的快速发展就是很好的例证。在1978年到1996年期间，乡镇企业的数量从152万上升到2336万，乡镇企业的从业人数从2827万上升到13508万，其从业人数占农村总劳动力的百分比，从9.5%上升到29.8%。同样引人注目的是，乡镇企业成为推动中国经济全面持续增长的主要力量之一。乡镇企业的工业总产值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百分比从1978年的9.1%上升到1997年的57.9%。农村工业已经不再只是农业生产的一个补充，而是成为全国经济增长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源
9玻利维亚就是一个适合华盛顿共识的例子。1980年，它是一个人口只有五百六十万的小国。政府能够支持的没有自生能力的企业非常少。因此，Jeffrey Sachs建议的休克疗法可以奏效。
泉。众所周知，出口是中国经济近来取得成功的重要因素之一，而乡镇企业产品出口占全国总出口的份额从1986年的9.2%上升到1997年的45.8%(Lin and Yao 2001)。
越南是另一个在转型后取得持续快速经济增长的国家。同中国一样，越南在转型开始时就解散了农村集体农场，扩大了国有企业的自主权，以及促进在计划经济时代原先受到压制的部门里的中小型非国有企业的发展。在工业部门，国有企业仍然占主导地位10。通过这种谨慎的渐进式改革，越南在1985——2000年期间取得了年平均GDP6.5%的增长率。
前苏联和东欧国家在最初的转型衰退之后，经济的恢复主要也来自于中小型企业进入到原先受到压制的劳动密集型部门。1998年，改革比较成功的国家，如捷克共和国、匈牙利、拉脱维亚、立陶宛和波兰，他们的就业岗位近50%来自于雇员少于50人的新建立的小企业；而在经济绩效较差的国家中，如Belarus、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和乌克兰，小企业的雇佣工人占全国就业的份额只在10%——20%之间(World Bank 2002, p. 39)。
中小型企业进入到违背比较优势发展战略时受到压制的部门使得中国和少数其他几个经济在转型过程中获得了持续的快速增长。然而，只有当违背比较优势发展战略的优先发展部门里企业的自生能力问题得到解决后，一个国家向市场经济的转型和改革才算得以完成。否则，政府还得继续进行市场干预来保护和补贴那些没有自生能力的企业，政府的这些行为将不可避免地导致市场扭曲的产生。举个例子来说，伴随中国在转型过程中所取得的快速经济增长，银行不良贷款的份额也日趋严重，腐败行为也广为盛行(Lardy 1998)。这些问题的根源都在于国有企业的自生能力问题。1983年之后，中国政府对国有企业的支持由国家财政直接拨款改为由国有商业银行提供低息贷款的方式。现在，超过70%的银行贷款都借给了国有企业，但由于国有企业的糟糕绩效，许多国有企业没有能力归还贷款。因此，银行累积了大量的不良贷款。为了支持国有企业，政府对某些部门的市场进入也进行了限制，以便国有企业能够获得垄断租。许多国有企业（以及非国有企业）通过向政府部门寻租来获得更多的低息贷款或进入到那些受管制部门的执照，这样进一步促使了腐败行为的盛行。
只有当自生能力问题解决之后11，一个国有企业是否能够在竞争性市场中赚取可接受的利润才能够真正变成管理者自己的事情。政府也不再需要干预市场来保护或补贴企业。只有这样，市场扭曲和政府干预的消除才能真正取得成功。然而，政府能否会采纳为建立一个有效的市场体系所必须进行的政策改革有赖于政府是否有智慧和决心来放弃违背比较优势发展战略12。
10事实上，越南国有企业占GDP的份额从1989年的33%增加到1996年的39%(Sun 1997).。
11对于这种情形，Lin, Cai and Li (1998)提出了四种改革措施以解决国有企业的自生能力问题：第一，如果国有企业的产品对于本国的国防至关重要的话，政府应该继续用财政拨款的方式支持这些企业的运转。第二，如果国有企业的产品有广阔的国内市场，这些国有企业可以通过或者和跨国公司联合建立合资企业或者在国际股票市场上市的方式来利用国内资本。第三，如果国有企业的产品没有广阔的国内市场，但这些企业很好的工程技术人员和管理能力，那么这些国有企业可以利用它们的人力资源优势进行转产生产那些符合本国比较优势并且有广阔国内市场的产品。第四，如果国有企业的产品没有广阔的国内市场，并且这些企业也没有很好的工程技术人员和管理力量，那么这些国有企业应该让它们破产。然而，最后一种类型的企业的数量很少。只要经济能够保持快速的增长，那么它就有能力创造出足够的职位来吸纳破产企业所释放的职工和足够的资源来补偿那些在转型过程中的受损者。
12现在传统的重工业对欠发达国家已经不再有吸引力了。然而，在许多社会里，拥有重工业部门的想法已经被拥有信息、生物技术以及其它的高科技产业所取代。假如一个欠发达国家的政府试图在他们的经济里加速发展这些新的产业，由于这些产业的企业也不具有自生能力，并且它们也像在传统违背比较优势发展战略中没有自生能力的企业一样需要政府的补贴和保护。因此，这种情况下，旨在向有效的市场经济转型的制度改革也不能取得完全成功。
IV . 发展战略、转型和增长绩效：经验检验
本文第二部分和第三部分给出了关于欠发达国家在20世纪80年代的经济改革（转型）前后的经济绩效的几个可供检验的假说。在这部分中，我们将利用跨国时间序列数据来进行经验检验：
假说1：实施违背比较优势发展战略的国家在较长时间里的经济增长绩效会比较差。 假说2：实施违背比较优势发展战略的国家在较长时间里的经济是不稳定的。
假说3：实施违背比较优势发展战略的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劳动密集型中小型企业进入得越多，整体经济增长绩效就会越好。
我们用1962——1999年间的103个国家的宏观经济数据来检验以上假说。变量的定义，以及它们的均值、标准差、数据来源在表1中加以说明。
我们需要关于一个国家发展战略的代理变量来检验以上假说。我们构造了一个简单的统计指数（TCI ）一个国家的制造业的技术选择指数，其定义如下：
it it
it it it
AVM GDP TCI LM L =
(1)
其中AVM it 是指第i 个国家在t 年的制造业的增加值；GDP it 是指第i 个国家在t 年的GDP ；LM it 是指第i 个国家在t 年的制造工业的雇佣劳动量；L it 是指第i 个国家在t 年的总劳动人数13。
根据本文第二部分的讨论，技术选择指数（TCI ）可以作为政府采用违背比较优势发展战略的代理变量。如果一个政府采用违背比较优势发展战略来促进资本密集型工业的发展，那么这个国家的技术选择指数（TCI ）将比没有采用这种战略的国家要来得大。这是因为，在其它条件不变的情况下，采用违背比较优势发展战略的国家的制造业部门将更为资本密集，而吸纳的劳动力却更少。因此，对于那些采用违背比较优势发展战略的国家，方程（1）的分母会更小。同时，采用违背比较优势发展战略的政府为了解决优先发展部门里的企业的自生能力问题，会提供信贷补贴和压低投入品价格来支持这些企业，并给予这些企业垄断地位以便它们能对自己的产品制定很高的价格。上述的政策措施会导致一个更大的制造业的增加值（AVM ）。因此，对于那些采用违背比较优势发展战略的国家来说，方程（1）的分子会更大。这样，在收入水平和其他条件给定的情况下，技术选择指数（TCI ）数量的大小可以用来作为一个国家采用违反比较优势发展战略的力度。附录I 给出了103个国家在1962——99年间的技术选择指数（TCI ）的均值和方差的数据。
为了检验上述假说，我们引入了初始的人均GDP 来控制发展阶段的影响，并引入了初始的人口规模来控制市场规模的影响；同时，我们也引入了法律程序的指标来反映制度的好坏，这个指标的构造来自于Kaufmann, Kraay, and Zoido-Lobaton (2002)，引入了贸易依存度来反映国家的开放程度，引入了人口规模来衡量市场规模；另外，我们还引入了两个关于地理特征的变量：一个是一个国家与赤道的距离，另一个是国家的内陆性。为了控制制度好坏和收入水平之间的内生性，我们引入了说英语人口的比例和说其它欧洲主要语言的人口比例作为工具变量(Hall and Jones, 1999)，来刻画殖民地起源对现有制度好坏的长期影响。同样，我们也用引力模型（gravity model ）所预测的贸易拟合值来作为衡量一个国家开放程度的工具变量。这种方法首先被Frankel and Romer (1999)采用，其后由Dollar and Kraay (2002)加以
13
Lin (2003)将TCI 定义为()()
L K L K TCI m m =
，其中K m
/L m 是制造业部门里的资本劳动比，K/L 是整
个经济的资本劳动比。
修正。在面板数据的回归中，我们用开放程度的一期滞后值作为开放程度的工具变量。表1: 变量定义和来源
假说1的检验：
我们用两种方法来检验假说1。第一种方法的因变量是1962——1999年间的人均GDP年均增长率，第二种方法的因变量是20世纪60年代、70年代、80年代、90年代的每十年间的人均GDP年均增长率。
表2给出了第一种方法的估值。回归模型1.1和模型1.2采用了普通最小二乘法（OLS）来得到估计值。模型1.1的解释变量只包括发展战略的代理变量，LnTCI1，最初的人均GDP ，LnGDP60。而模型1.2则包括了其它解释变量以刻画制度好坏、开放程度、地理位置以及市场规模的大小。模型1.3有相同的解释变量，但模型1.3采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2SLS）以控制制度好坏和开放程度的内生性。
计量结果表明，技术选择指数（TCI）有着预计的负的影响，并且在三个回归中都是显
著的。这个结果支持了假说1——一个国家越追求违背比较优势发展战略，那么这个国家在1962——1999年间的经济增长绩效就越差。LnTCI的估计系数在-0.66到-1.25之间。从这些估计中，我们可以推断，技术选择指数（TCI）向均值偏离正的10%，将导致人均GDP年均增长率，在1962——1999年间，大约下降0.1个百分点。
回归结果也显示出初始的人均收入和人口规模对经济增长率有着预计的影响并且效果显著。法律程序、开放程度和一个国家与赤道的距离也有着预计的影响。但是，法律程序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2SLS)的回归中效果并不显著，而一个国家与赤道的距离在普通最小二乘法（OLS）的回归中效果也不显著。一个国家的内陆性在三个回归中效果都不显著。
表2: 假说1的估计值（因变量=1962——1999年间的人均GDP年均增长率）
1. 因变量是1960——1999年人均GDP年平均增长率，其中i 表示国家，t表示时期，(T-t)是观测期限的长短。
2. 括号中的数据指的是标准差。
3. *，**，和*** 分别表示10%，5%，和1%的显著水平。
表3给出了了用方法2回归的结果，这里的因变量用的是1960——1999年间每十年的人均GDP的年平均增长率。用来估计回归模型的计量方法分别是：模型2.1和2.2用普通最小二乘法（OLS），模型2.3用单边固定效果方法（one-way fixed effect），模型2.4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2SLS），模型2.5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2SLS）和单边固定效果方法（one-way fixed effect）。在固定效果（Fixed effects）模型中，我们增加了时间虚拟变量来控制时间效应，而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2SLS）模型来控制制度质量和开放程度的内生性。
同方法1所得的结果一样，技术选择指数（TCI）的估计值有预计的负的影响，并在三个回归中结果都高度显著。这个计量结果又一次和假说1的预测相一致，即发展战略是一个国家长期经济增长绩效的主要决定因素。
其它解释变量的结果同表格2中变量的结果。
表3: 假说1的估计值（因变量=1962——1999年间的每十年的人均GDP年平均增长率）
1. 因变量是20世纪60年、70年代、80年代和90年代，每十年的人均GDP 年平均增长率。
2. 模型
3.3 和 3.5包括时间虚拟变量。 3. 括号中的数据指的是标准差。
4. *，**，和 *** 分别表示10%，5%，和1%的显著水平。
假说2的检验
假说2是关于违背比较优势发展战略对经济增长稳定性的影响。如果一个国家实施违背比较优势发展战略，那可能会有一段时间的投资拉动型的经济增长。但是这种增长是不可持续的，并且很有可能会引发经济危机。因此，采纳违背比较优势发展战略的国家的经济可能会比遵循比较优势发展战略的国家来得更不稳定。在对这个假说的经验检验，我们用以下方法来测度一个国家在1962——1999年间的人均GDP 增长率的变动程度。
()2
1999199919621962138138T it i T t it t g V g ====?????? ??? ?=-?? ????? ? ?????????
∑∑ (2)
这里的g it 指的是第i 个国家在t 年的人均GDP 增长率。
在假说2的检验里，模型的因变量是用上述方法计算得到经济不稳定程度（V i ）的对数值，模型的解释变量同假说1的检验所用的解释变量一样。用来拟合回归方程的计量方法也同假说1检验的方法一样。表4给出了回归模型的计量结果。
同预计的结果一样，技术选择指数（TCI ）的影响是正的，并且在三个回归中效果都是高度显著的。计量结果支持了假说2，即一个国家实施违背比较优势发展战略的力度越大，则这个国家的经济增长越不稳定。我们可以从这些估计中推断得出，技术选择指数（TCI ）
增加10%会导致经济不稳定程度上升4——6%。
其它解释变量的估计系数显示，一个国家制度的好坏、国家的开放程度、国家内陆性和人口规模都对经济的稳定性有负的影响。然而，除了人口规模（一个国家经济规模大小的代理变量）的估计系数在普通最小二乘法（OLS）和两阶段最小二乘法（2SLS）模型中效果显著外，其它解释变量的估计系数，要么只能在普通最小二乘法（OLS）效果显著，要么只能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2SLS）中效果显著。而1960年的人均收入初始值以及一个国家与赤道距离的估计系数在这三个回归中效果都不显著。
表4: 假说2的估值[因变量=(1962——1999年间的人均收入增长率的变化程度)的对数值]
1. 因变量是1962——1999年经济增长变化程度的对数值。
2. 括号中的数据指的是标准差。
3. *，**，和*** 分别表示10%，5%，和1%的显著水平。
假说3的检验:
假说3试图对Easterly (2001)提出的令人困惑的现象给出部分的解释。在20世纪60年代和20世纪70年代里，欠发达国家人均GDP增长率的中位数是2.5%，然而，尽管大多数欠发达国家在20世纪80年代开始了他们的改革历程，但是，在20世纪80年代和20世纪90年代里，欠发达国家的人均GDP增长率的中位数反而是0%。正如我们在本文第二部分所论证的，欠发达国家由于采用了违背比较优势发展战略，使得改革前这些国家有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部门的发展受到压制，并且导致了大量的市场扭曲和政府干预的存在。因此，欠发达国家改革所能带来的经济增长绩效取决于这个国家能否创造一个有利于劳动密集型部门发展的环境，并同时找到解决先前违背比较优势发展战略遗留下来的企业自生能力问题的方法，从而使得该国完成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进程。采用违背比较优势发展战略的国家有着较高的技术选择指数（TCI）。如果一个欠发达国家在改革（转型）后能够成功地发展劳动密集型的部门，那么这个国家的资源配置和增长绩效就能够得到改善，技术选择指数（TCI）也会因此下降。因此，从违背比较优势发展战略向遵循比较优势发展战略的成功转型将导致技术选择指数（TCI）的下降。一个国家技术选择指数（TCI）下降得越多，我们预期就会有越高的经济增长率。
我们构造了一个变量，1990——1999年间的平均技术选择指数（TCI）的对数值与1970——1979年间的平均技术选择指数（TCI）的对数值的两者之差（DELTCI），用它衡量转型后劳动密集型部门的增长情况。
回归中的因变量是1980——1999年人均GDP年平均增长率的对数值。除了DELTCI，解释变量还包括20世纪70年代的平均技术选择指数（TCI）的对数值，20世纪80年人均GDP的初始值，以及其它用来衡量一个国家制度的好坏、国家的开放程度和人口规模大小的解释变量，这些变量类似于前面回归中所用到的解释变量。
我们用两种方法来检验这个假说。第一种方法用数据集中所有国家的观察值，而第二种方法只用由Easterly 和Sewadeh (2002)所定义的发展中国家的观测值。在上述两种方法中，我们像前面对假说的检验一样，都进行了三次回归，其中两个用的是普通最小二乘法（OLS）回归，另一个用的是两阶段最小二乘法（2SLS）回归。表5给出了这些回归的计量结果。
正如我们所预计的，DELTCI的影响是负的，并且它的估计系数在六个回归中都显著地不等于零。计量结果支持了假说3，即技术选择指数（TCI）从20世纪70年代到20世纪80年代的下降对1980——1999年间平均的人均GDP增长率有正的影响。因此，对于一个采用违背比较优势发展战略的国家来说，如果政府能够允许劳动密集部门的发展，那么它的经济增长绩效就会得到改善。我们可以从这些估计值中推断得出，在20世纪70年代到20世纪90年代，如果技术选择指数（TCI）下降10%，那么1980——1999年间的人均GDP 年平均增长率将会有0.1到0.13个百分点的增加。
其它解释变量都有预计的符号。然而，除了人口规模这个变量的符号是正的并在六个回归中效果都显著外，其它解释变量或者都不显著，或者在一些回归中显著而在其它回归中不显著。
表5: 假说3的估值（因变量=1980-99年间的人均GDP年均增长率）
1.因变量是1980——1999年间的人均GDP年均增长率。
2.模型4.4——4.6 回归仅包括Easterly and Sewadeh (2002)所定义的发展中国家的样本数据。
3. 括号中的数据指的是标准差。
4. *，**，和*** 分别表示10%，5%，和1%的显著水平。
V. 结论性评论
世界上大多数欠发达国家都面临着两个挑战：一个是如何缩短与发达国家的发展差距，另一个是如何完成从现有的高度管制（扭曲）的经济体系向有效的市场体系的转型。技术（产业）的不断升级对于经济的持续增长至关重要。潜在地，欠发达国家可以利用他们与发达国家的技术（产业）水平的差距，并实现经济发展向发达国家的收敛。然而，大多数欠发达国家，不管是社会主义国家还是非社会主义国家，都没有认识到经济中的技术（产业）结构是内生决定于经济的要素禀赋结构的，从而采用违背比较优势发展战略来加速发展一些与他们经济的比较优势不相符合的产业。违背比较优势发展战略中的优先发展部门里的企业在开放的、竞争性市场中并不具有自生能力，因此为了建立这些企业，并使得它们能够继续经营下去，需要政府的补贴和保护。为了将资源动员到这些没有自生能力的企业，采用违背比较优势发展战略的政府需要实施扭曲投入品和产出品的价格信号、对进入优先发展部门的企业进行管制、干预市场配置等措施。在政府采用违背比较优势发展战略后，国家可能会在一段时间内获得投资拉动型的经济增长。这样的国家也可能建立起来那些没有采用违背比较优势发展战略国家所不能建立起来的更大的资本密集型的重工业部门。然而，政府的干预和扭曲会导致财政金融系统的脆弱性、经济的内向型、寻租行为的泛滥、收入分配的两极分化等。优先发展部门一旦从国内和国际市场上动员的资源耗竭，并且进一步动员资源也变得不可能，那么投资拉动型的经济增长就会突然停止，并频繁地引发经济危机和金融危机。最终，经济改革成了采用违背比较优势发展战略的欠发达国家不得不面对的选择。
在这些改革中，对于制度变迁的最终合适目标来说，现有的新古典经济理论可以提供一个有用的指导。然而，在改革进程里，基于现有的新古典经济学提出的政策建议的作用是有限的。现有的新古典经济学隐含地假定市场中所存在的企业都是有自生能力的。然而，在改革国家中，原先采用违背比较优势发展战略国家的优先发展部门里的大部分企业在开放的、竞争的市场是没有自生能力的。欠发达国家中存在的大多数政府干预和市场扭曲实际上是内生于保护（补贴）那些没有自生能力企业的需要。在一个只有少数几个没有自生能力企业的小国经济里，正如华盛顿共识所建议的，一下子消除所有的政府干预和市场扭曲可能是可取并且有效的。然而，在一个有大量没有自生能力企业的国家里，一下子消除那些政府干预和市场扭曲的同时也会造成大量的企业破产和大范围的失业，并可能引发社会动乱。因此，政府可能会对局面失去控制，从而社会和政治稳定也难以维持。出于对这些可怕后果的担心，大多数欠发达国家政府都会寻找其它隐性的方式来补贴（保护）那些没有自生能力的企业。无论怎样，所得到的经济绩效都只能比改革前更为糟糕。上述解释可以对Easterly (2001)提出的谜提供一个回答。
任何采用违背比较优势发展战略的经济一定有和其经济的比较优势相一致的部门，但这些部门在违背比较优势战略下却受到了压制。一般来说，这些部门都是劳动密集型的部门，所使用的技术也是成熟的技术，所需的资本投入量也不多，而且产品市场有着巨大的未得到满足的国内需求。在开始改革的时候，政府就应该立刻消除对这些部门的管制并允许企业自由进入到这些部门。实际上，中国、越南和前苏联和东欧国家的转型经济所获得的持续增长主要来自于中小型的劳动密集型企业的进入。只有这样，经济才能在转型过程中获得持续的增长。然而，向功能完善的市场经济的转型的完成则取决于原先采用违背比较优势发展战略
的优先发展部门里企业的自生能力问题的最终解决。这个问题可以通过以下几种方式来加以解决：或者允许国外资本投资到这些企业；或者允许这些企业转产到本国经济具有比较优势的部门；或者让这些企业破产。每个国家都不得不寻找适合自己的方式来推行上述建议。然而，政府信奉采纳新的遵循比较优势发展战略来取代原来的违背比较优势发展战略却是最为重要的。
我们用103个国家在1960——1999年间的面板数据所得到的计量结果与本文的主要结论相一致：采用违背比较优势发展战略有害于欠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和经济的稳定性；并且如果一个欠发达国家的政府为先前受到压制的劳动密集型部门的发展创造条件，那么这个国家在转型过程中就会有更快的经济增长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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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转型升级发展战略管理的策略研究 发表时间：2019-12-06T13:40:32.283Z 来源：《科技新时代》2019年10期作者：胡媛 [导读] 企业在当今新旧动能转换、新常态的发展环境中，需要加快发展战略管理的转型升级，提升企业自身的竞争力量。 内蒙古神东天隆集团股份公司物流配送中心 陕西省神木市 719315 摘要：企业的转型升级势在必行，企业在此期间的发展战略管理是企业做好转型的重点工作。本文围绕企业转型升级中战略管理的影响因素、管理的现状、管理的策略三个方面进行探讨，希望能够在为企业转型升级的战略工作中有所帮助。 关键词：企业转型升级战略管理策略 1.引言 企业在当今新旧动能转换、新常态的发展环境中，需要加快发展战略管理的转型升级，提升企业自身的竞争力量。我国在新时代、新经济发展环境下对企业的发展有了更高的要求，企业的转型升级成为当下企业改革建设、实现降本增效、创新发展的关键举措。本文对企业的转型升级发展策略进行相关的探讨，促进企业在当下实现更好的发展。 2.企业转型升级发展战略管理的重要性 企业在新时期转型升级对于企业的发展而言其重要性主要表现以下几点：（1）有助于帮助企业清楚发展方向，企业的战略方向对于企业的后期各项工作的引导起着带头引导作用，明确企业的发展方向，帮助企业有条不紊地实现发展目标；（2）有助于对企业的人力资源结构进行优化，企业的战略目标决定了企业的人才结构，人才作为当下企业的重要竞争力，发展企业的人才结构对于企业的健康成长意义重大，在战略优化的带领下，企业的人力资源工作也更加清晰具体化；（3）有助于提高企业经济效益，企业存在的基本目标就是创造更大的价值，企业的转型升级能够在国家提倡的绿色、可持续发展的要求下为企业实现更多的价值，帮助企业创新升级，助推企业蓬勃发展。 3.企业转型升级发展战略管理的影响因素 影响企业转型升级发展战略管理的驱动因素主要概括为以下几点：（1）在外部因素中，首要的就是目前的环境保护法规以及针对环保行业的排放标准越来越严格，针对大气污染物的排放还明确规定了排放限值。也就是从我国的立法方面开始推进高效、低耗以及环保发展，满足我国提出的可持续发展要求。（2）行业市场因素，企业的转型升级需要考虑自身在行业中的地位，对同行业竞争者进行分析，对比企业自身的优势、劣势，企业转型升级中，同行业的技术条件等都会影响其战略上的管理，物流企业向着集约化方向发展同样也会影响其转型的战略制定。（3）企业内部因素，企业自身的管理水平、组织结构、资金、设备技术都会成为影响企业转型升级发展战略管理的重要影响内容，企业内部因素是企业转型升级的动力，所以内部因素要壮大完善，助推企业的战略转型发展。 4.企业转型升级发展战略管理的现状 4.1缺乏战略意识 企业在竞争激烈的发展环境中，习惯追求眼前利益，放长线钓大鱼的成本压力较大，造成企业对于长远利益的规划欠缺意识，企业的管理者都忙于当下事务的管理任务当中，企业很多人对战略没有意识，单独靠一个人或者两个人很难制定出科学的战略规划，企业的战略发展与管理需要靠企业众多管理者对市场以及政策的了解，然后才能制定出科学的战略决策，但是当前企业人员对战略的意识还有待提高。 4.2战略同化严重 有些企业本身制定出短期规划、中长期规划，但规划的高高在上、无法落地，甚至直接模仿其他企业的规划制定，缺乏对企业自设的实际情况考虑。企业战略管理的生搬硬套，缺乏自身对企业的独立分析，不利于企业的转型发展。 4.3战略管理以短期利益为导向 在战略规划的管理中，企业多是重点发展短期规划，中长期规划都难以实现。企业以短期的利益为目标，没有将眼光放长远，甚至以牺牲长期利益来获得眼前的盈利，逐步在竞争中失去优势。 5.企业转型升级发展战略管理的策略 5.1实事求是发展国际化、多元化、专一战略 企业转型升级需要把握市场规律以及国内外市场和政策变化，选择适合企业发展的战略类型，资金大、技术水平高的企业可以选择国际化战略发展，此种战略就是加强与国际市场的竞争与合作，寻求更大的发展空间，实现市场的扩大和规模经济，同时还可以实现物流企业国际市场声誉和影响力的提升。发展国际化战略，企业在管理上需要注意将自身的物流业务拓展到海外市场，凭借高服务质量低成本优势获得海外客户资源，对于客户市场的管理利用精细化管理办法，拆分业务细节，全方面细致管理。企业可以针对现有技术和市场进行专一化领域发展，也可以选择多元化共同发展，但是需要注意发展多元化企业必须做好风险准备工作，提升自身的风险控制水平。 5.2绿色发展 发展绿色物流的战略，针对物流企业所开展的低碳绿色发展策略，主要是通过循环经济的发展以及绿色物流的建设，减少物流企业生产经营中对周围环境的污染。或者是通过对仓储、加工包装设备、物流车辆的改进和更新，实现资源利用率的提升，通过新型清洁型能源的利用来实现绿色发展策略。 5.3 技术差异化战略 技术能够带动企业的转型升级成功发展，技术可以提高企业的服务水平和效率，技术是企业转型升级的一大竞争力量，技术可以拉大自身与竞争对手之间的距离，所以技术上的差异化有助于企业在转型中的升级优化。企业需要将技术作为核心竞争力实现创新，根据客户的业务需求，对业务价值链相关的服务以技术的优势表现出来，满足客户的全面需求，所以技术的差异化也可以带来服务的差异化，更能帮助企业获得同行业中的领先地位，助力企业的转型升级。 6.结语 企业转型升级发展战略管理有助于帮助企业清楚发展方向、助力对企业的人力资源结构进行优化、提高企业经济效益，企业转型升级发展战略管理受到政策法规、行业市场因素、企业内部因素的影响。基于当前企业在转型中的战略管理工作上缺乏战略意识、战略同化严
新时代新战略新征程 战略解读电信运营商转型与发展策略 课程培训大纲 （曹峰光2019·01版） 被困扰的产业问题： 运营商为什么要转型？三家运营商到底发展到什么程度了？中国移动发展到今天的困扰和发展瓶颈在哪里？业务收入结构？网络布局上的IDC短板？渠道？三家在发展策略上都是如何布局的？……同时互联网公司到底发展到什么程度了？市值、利润、发展速度、颠覆性？这种发展带给运营商什么样的反思？ 红旗打到哪里去？面对5G、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未来运营商的出路何在？都有什么可选的路径？每条路径的问题和必须跨过的坎？转型的目的地在哪里？我们将需要经历怎样的转型旅程呢？ 转型咋干呢？三家都有什么转型实践和创新？中国联通与互联网公司合作在扎实推进落实，2018年6月与阿里成立合资公司云粒智慧科技、与京东进行新零售的渠道变革、与百度在车联网的快速推进，互联网到底对行业带来什么变化？中国联通混改这一年都干了点啥？绝地反击还是瞎折腾？ 联通接下来会怎么干？中国移动的“大连接战略”是无奈的选择和务实的
路径？大连接都有什么内容？如何理解大连接？中国移动从集团在推进落地上是怎么布局的？中国电信转型这些年都干了点啥？转型3.0和划小承包在做啥呢？…..与此同时国际电信运营商们都有哪些思考和实践经验呢？ 转型的四场关键之战如何打呢？体制机制变革、营销渠道之变、网络经营之变、商业模式的探索等等…..中国联通的集团混改、云南承包、全生产场景划小承包如何思考的呢？为运营商国企变革和转型有什么富有价值的借鉴呢？新零售如火如荼，对中国移动的营销会带来什么冲击和变化？怎么理解新零售？阿里、腾讯京东、小米的新零售这盘棋都布局到什么程度了？ 中国移动的危机在哪里？中国联通在这点上是如何理解的？在干啥？面对5G和物联网的挑战，网络运营和商业模式的创新显得非常重要了，全球运营商在这方面又有什么思考呢？ 课程目标： 盘点产业内外 面向未来、直面挑战 思考产业发展路径、梳理可做可为之所在 本课程就是希望通过分析运营商为什么要转型？转到哪里去？和转型该咋干？等多个角度带领学员从现实出发、跳开目前工作局限、展开视野，充分认识行业经营变化、行业转型发展路径、公司策略的选择及实施要点，然后再重回现实，思辨和借鉴优秀经验在实际中寻求工作突破和创新尝试； 最终以期使得学员能准确把握产业、思考企业未来发展面临问题和策略思
新媒体及其发展战略路径 杨树弘 内容摘要：新媒体可以实现所有人对所有人的传播；忽略新媒体就是忽略未来；新媒体的重点发展战略及主要路径。 关键词：新媒体；发展战略；路径。 忽略新媒体就是忽略未来 “月出惊山鸟，时鸣春涧中”、“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这两句古诗，正好体现了当今新媒体的发展态势。 层出不穷的数字化新媒体应运而生，从“鹅黄”到“翠绿”，分明昭示着这个市场的繁荣。而繁荣的背后，我们可以解读到的关键词组是：媒体的未来。 看好数字新媒体，已经有若干研究成果向我们展示研究者、决策者的首肯和信心——新媒体，给人们以无尽美好的遐想。 “所有人对所有人的传播。”这是美国《连线》杂志对新媒体的定义。清华大学熊澄宇教授认为，新媒体是“在计算机信息处理技术基础之上出现和影响的媒体形态。” 相对于传统媒体，新媒体的特点在于它的消解力量——消解传统媒体之间的边界，消解国家与国家之间、社群之间、产业之间的边界，消解信息发送者与接收者之间的边界，等等①。 学界和业界对新媒体归纳为：手机媒体、IPTV、数字电视、移动电视、博客和播客。 事实上，新媒体正在瓜分着属于传统媒体的营销预算。美国Outsell公司统计数据显示，2006年，美国网络媒体上的营销花费占美国整体市场的比例从2005年16.2%上升到18.2%，而在包括电视、报纸在内的其他媒体上的营销花费所占整体市场比例却均有下降。在中国，摩根士丹利的研究报告表明，网络广告在中国广告总支出中的比重已由2002年的1%上升至2005年的约3%，年复合增长率为41%。 忽视新媒体，就是忽视未来。 中国拥有4.2亿的互联网用户和3.15亿的手机用户，新媒体使用的绝对数量是惊人的。有人预言，数字新媒体到2009年会成为第三大媒体。 在一项中国政府的规划中，有关于新媒体的内容：2008年，中国向世界展示中国向数字媒体的转换。 新媒体，正似一道答案初显的“哥德巴赫猜想”。 影响性与冲击力：新媒体趋势 2007年春天，国家广电总局负责人在“新媒体战略”中首提新媒体为重点战略，并提出了广电的两个重要目标发展对象：数字化转换和新媒体开发。 积极利用高新技术改造传统媒体，推动传统媒体向现代新媒体转变，这似乎是一个急切而崭新的课题。 据《世界媒体实验室》发布的《2007新媒体产业发展五大趋势》称，新媒体，“对传统媒体冲击加强，替代趋势加速”，表现在，2006年互联网用户达到1.23亿，2007年初网
1.可持续发展面临的挑战与策略 1.1关键问题和挑战 可持续设计提出了一套独特的挑战，首先涉及从需要设计队伍方面的不断监督。实际上，建筑师是一旦设计阶段已经完成就在某种程度上脱离了该项目。在某种意义上，这不一定是个好主意，而且在以可持续为中心设计的主题下，这样的做法是特别有问题的。在健康的房地产公司和绿色开发合作社，我们正在不断的使多个学科一体化，这就要求设计队伍积极参与，从设计美学的角度讲，要求建筑和周围环境完全融为一体，在所需要的监督比美学更富有技术性的情况下，尤其如此。 第二组问题涉及到伙伴关系与协作，一些重要的建筑项目需要范围比较广泛的技能，而且他们互相之间是有一定的协作性的。然而，可持续性建筑物会让精美的协作艺术和平常相比更具有精巧和复杂的特点。这一点的一个理由是，从公共政策观点来看，可持续设计师十分理想的，这往往可以使一个新伙伴，也就是公共部门，积极的进入这一混合体。 第二个问题涉及到成本。有好消息称，可持续设计的街区与建筑物的先期费用正在下降。这一点主要是两个因素，第一，由于大制造商进入市场的结果，环境友好建筑的成本正在下降。第二，建设者发现他们可以提供附加的成本，比如，更高性能的窗户玻璃和绝热战略，这样有可能使供暖设备和冷却设备的规模降低50%或更多。虽然成本确实较高，但这种更大的先期投资通常也可以通过增大节能，从而在少数几年之内就可以偿还。此外，在健康的房地产公司和开发合作社，我们相信，由于受到抑制的需求和短缺的供应，绿色建筑物特证明是更有价值的，会赢得更高的租金，也会租出去更快。 另一个问题是哲学性的，就普通观点而言，建筑物的绿色特征应该达到什么要求？对于这个问题有两个学派，一个建筑物需要做的就是通过更高的能效，使用可持续产品与材料等来实现绿色。另一个学派持有更广阔建筑学观点，并且主张建筑物即使教育性的又是功能性的。因此，应当传递一种关于对环境的敏感性的需要的明确的视觉信息，STIE环境设计公司的James Wines 已经设计了一批引人注目的建筑物，提供其绿色的承诺和美学的依据。 1.2 街区可持续设计策略 针对我国的可持续设计的策略针对我国当前存在的情况，根据“三最”目标和原则，建筑可持续设计应采取以下8项策略。
内容摘要： [摘要]改革创新是实现广西又好又快发展的根本保证。文章阐述了改革创新对广西实现发展目标的重要意义，分析了广西发展所面临的瓶颈制约，论证了广西发展要正确处理好的六大关系。 [摘要]改革创新是实现广西又好又快发展的根本保证。文章阐述了改革创新对广西实现发展目标的重要意义，分析了广西发展所面临的瓶颈制约，论证了广西发展要正确处理好的六大关系。 [关键词]改革创新；广西发展；又好又快 一、建设富裕文明和谐新广西需要改革创新 改革创新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鲜明特征。我们党在革命、建设的各个时期的奋进历史，实质上就是一部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一部改革创新的历史。体现创新意义的实践活动是发展的基本形式，是马克思主义实践观最本质的特征和规定。建设富裕文明和谐新广西是一项继往开来的伟大工程，同样需要我们一以贯之地坚持改革创新。回顾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广西的发展历程，正是通过一系列思想解放推进了广西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实现了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从封闭半封闭到改革开放、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深刻转变，加快推进了广西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促进了社会全面进步，城乡面貌发生巨大变化，人民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使广西经济社会的发展实现了历史性的跨越。1978年到2007年，全区生产总值从75．85亿元增加到5885．88亿元，人均生产总值从225元增加到12408元，财政收入从14．32亿元增加到703．88亿元。1995年到2007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4791元增加到12200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由1446元增加到3224元。这些成就的取得正是广西全体干部群众在克服了经济基础极端薄弱、社会事业发展极端落后和相当部分地区自然条件较为恶劣的不利条件下，通过艰苦奋斗和改革创新取得的结果。不对以往的历史成就有客观的判断和认识，一味地妄自菲薄，或一味地妄自尊大，都不是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 目前，广西正处在工业化、城市化进程加速，市场化改革不断深化和与国际经济联系日益紧密的时期。这一时期正是各种新旧矛盾不断冲突、政治和经济体制不断变革，经济社会结构不断变动、利益格局不断分化重组、各种思想观念不断变化的转型时期。我们所面临的机遇前所未有，我们所面临的挑战同样也前所未有。当前，广西经济发展的势头很好，这样的好形势来之不易，必须倍加珍惜。同时，要看到广西正处在一个改革发展的关键时期，处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们既面临不容错失的战略机遇，又面临不进则退的激烈竞争，对于广西各级党政干部来说更是面临着执政能力的考验。广西作为经济后发展地区，经济总量还较小，发展还处于较低层次，我们没有任何理由陶醉于已有的成绩而稍有懈怠，没有任何理由沾沾自喜而固步自封，没有任何理由满足现状而不思进取。广西要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任重道远，因此，要始终保持很强的忧患意识。党的十七大对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如何实现广西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到2020年比2000年翻两番，如何使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体现时代的要求，反映全区各族人民的期待，如何实现富民兴桂的奋斗目标，这些都需要我们立足于广西的区情，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与时俱进地探索和回答在广西这样一个经济文化还比较落后的地区“实现什么样的发展和怎样发展”这个重大理论和实践问
我国绿色经济转型发展策略研究2300字 摘要：近年来，我国大力发展经济建设，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使我国跃然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但是粗放型的经济发展方式使得环境问题日益突出，在给人们日常生活带来不良影响的同时也制约了经济的长期健康发展，因此，发展绿色经济是我国经济转型发展的必然要求。 关键词：绿色经济；经济转型；对策建议 传统粗放型的经济发展方式带来了资源枯竭、污染严重等问题，环境承载力不足，经济发展与环境不协调问题日益突出，面对如此困境，绿色经济概念的提出为我国经济发展指明了方向。 一、发展绿色经济的重要意义 绿色经济通过绿色投资和科技创新为经济发展提供了新的动力。一是促进了产业结构的调整。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发展，传统生产运作模式的弊端逐渐暴露，绿色经济将科技元素融入生产，逐步淘汰落后产能，实现产业结构、经济结构的优化升级。二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绿色经济发展方式是以科技创新为主要驱动力，推行绿色新政，着力打造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全面扭转了“高投入、高能耗”的传统经济增长模式。三是改善了生态环境。绿色经济以“绿色”“低碳”“集约发展”为主导理念，这为应对全球气候变暖、能源紧张、资源利用率不足等问题提供了解决办法。节能技术的创新和新能源的推广创建了更为稳定的清洁能源供应体系，促进了节能减排和绿色转型，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二、我国面临的挑战 （一）受传统体制机制桎梏 长久以来，我国将GDP的高速增长作为经济发展的主要目标，由此形成的体制机制在短时间内难以快速扭转，成为横梗在我国绿色经济发展道路上的一道巨大障碍。一是追求“政绩”忽视污染问题。GDP的增长必然依赖于产业的发展推动，部分地区为了追求“政绩”依然任由“高污染、高能耗”产业的存在，绿色发展理念难以落地生根。二是要素价格市场定价机制尚不完善。我国已初步建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但是在部分资源领域的要素价格仍是由非市场化定价手段在控制，要素价格的不合理使得绿色经济发展止步不前。三是环境补偿机制不健全。长期以来，经济的发展依靠环境和资源消耗来推动，但环境补偿成本却未纳入生产成本，使得经济发展对环境侵害行为难以得到有效抑制。 （二）绿色经济领域发展动力不足 粗放型的经济发展方式使我国在资源利用率方面远远不及西方发达国家，要改变这一问题必须对我国现有产业结构进行改革，大力发展绿色经济领域，通过科技创新、开发新能源、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等方式减少资源开发和碳排放量。但是，我国目前在绿色经济领域发展方面明显动力不足，高新技术发展水平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新能源产业严重依赖于外需，一旦引发金融危机或其他国家实施贸易保护主义将极大磋商我国新能源产业。 （三）资源瓶颈及国际压力问题 近年来，我国大力推进城镇化建设，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和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需求使得我国在资源能源方面需求量不?嘣龀ぃ?资源消耗的增速使环境压力加剧，水土流失、土地荒漠化、水资源污染问题使原本资源不足问题变得更加雪上加霜。同时，随着环境问题越来越受到国际社会的关注，国际环境履约、贸易绿色壁垒等使我国在绿色经济领域的话语权不足，
公司发展战略研究 需要回答的关键问题 ?了解公司目前战略及管理定位、组织技能、关键管理流程 ?分析现有问题、并提出可选择改善方案 主要任务 ?了解公司目前战略定位 ?分析公司现有组织结构 ?规划公司未来三年的竞争优势于核心竞争资源、技能 ?根据公司发展模式提出构建公司组织结构，优化公司运营机制于管理流程的初步建议 本分析报告的基础和分析平台
报告结构 ?公司战略目标总结 ?公司业务战略建议 ?多元化投资业务战略建议 ?公司管理体系战略改善建议 报告具体内容 （1）公司战略目标研究 ?战略目标汇总 （2）公司业务现状分析 ?业务战略规划 ?公司业务战略诊断?公司业务战略建议 （3）公司多元化投资业务分析 ?多元化投资业务现状分析?多元化投资业务战略建议（4）公司管理战略分析 ?公司管理现状及问题?集团化管理改善方案?集团化管理改善实施建议 战略发展研究报告总体结构
正文：北京某公司发展战略研究报告 第一章 公司发展战略研究规划 一、 公司发展意愿 以“资本为纽带”、“科技为先导”，把公司建设成为行业领先的，为客户提供最大增值的，具有强大凝聚力的现代化高科技产业集团化公司。 二、 公司的战略改革发展阶段目标 表现形式： 表现特征 ：? 公司业务单元之间相互独立，无互动连接 ? 钕铁硼作为公司主营业务，为公司提供的利润支持不足 总体目标： 开始改革 表现形式：
表现特征：?通过公司业务初步重组，实现业务互动 ?主营业务钕铁硼新材料的业务扩大在国际市场份额，快速增长 总体目标：?加强并扩大钕铁硼的出口业务单元 ?对外投资进行多元化组合，剥离不良资产和项目部分进 行资源整合 表现形式 表现特征：?公司最优化产业结构初步形成 ?钕铁硼高档产品的开发与研究生产成长成为最具竞争 力的主营业务之一，巩固并扩大进出口业务 ?发现并培育新的业务方向 总体目标：?公司已发现并投资于多个与主营业务相关的有良好发展前景的业务方向 ?扩大高科技园区基础设施配套与开发的收入，使之成 为公司另一个稳定收入的来源
如何应对我国在全面深化改革的进程中面临的新挑战？ 姓名：胡攀 专业：14学前教育本科（1）班 【摘要】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中国的今天，没有改革开放也没有中国的明天。我国过去30多年的快速发展靠的是改革开放，未来发展也必须坚定不移地依靠改革开放，改革开放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面对新形势任务，要解决发展进程中的各种难题，化解来自各方面的风险和挑战，更好的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必须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全面深化改革。【关键词】全面深化改革新挑战改革开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实现党的十八大提出的战略目标和任务，要求全面深化改革，十八大描绘了全面建设成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蓝图，提出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的任务，到2020年使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任务。为此，必须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不失时机深化重要领域改革，坚决破除破除一切妨碍科学发展的思想观念和体制机制弊端，攻克体制机制上的顽瘴痼疾，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以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推动制度创新。 解决我国发展面临的一系列突出矛盾和问题，实现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不断改善人民生活，要求全面深化改革。中国共产党人干革命、搞建设、抓改革，从来都是为了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可以说，改革是由问题倒逼而产生，又在不断解决问题中而深化。30多年来，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过程中，旧的问题解决了，新的问题又会产生，制度总是需要不断完善，因而改革既不可能一蹴而就、也不可能一劳永逸。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们取得了巨大成就，但前进道路上还有不少困难和问题。比如：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依然突出，科技创新新能力不强，产业结构不合理，发展方式依然粗放，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和居民收入分配差距依然较大，社会矛盾明显增多，教育、就业、社会保障、医疗、住房、生态环境、食品药品安全、安全生产、社会治安、执法司法等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较多，部分一些领域消极腐败现象易发多发，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等等。所有这些问题，都需要通过全面深化改革加以解决。 十八届三中全会为全面深化改革作出了既高瞻远瞩又切实可行的总体设计和战略部署，但是这并不意味从此改革就可以一帆风顺，因为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全面推进改革必然遇到多方面的阻力和障碍。第一，来自意识形态的障碍。现在仍有很多人遵奉苏联特色的社会主义为正宗，而且动辄以此作为衡量标准，批评中国改革。另外也要注意，有些人其实是打着意识形态的旗号来保护自己的特殊既得利益。所以，必须坚持来之不易的改革共识，大刀阔斧的推进全面改革。第二，来得特殊既得利益的阻力。有一类既得利益，不是从市场化改革得来，而是靠不改革和反改革得来的，靠手中的配置资源的行政权力发财致富。贪官污吏在不改革中获得了惊人的特殊既得利益，这些人当然会想方设法对全面深化改革设置各种障碍，或者极力扭曲改革措施。第三，现代市场经济是一个巨大而精致的体系，建立现代市场经济体系是一件很复杂的事情。中国要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建立起现代市场经济体系，自然会发生知识准备不足等问题。第四，实现的社会经济困难。因为过去长时期计划经济体制和粗放的经济发展方式下，中国经济积累起来很多实际困难。现在要推进改革，就要直面这些现实困难，妥善加以处理，不可能“绕着红灯走”。
发展中国家面临的可持续发展问题 发展问题一直是世界各国普遍关注的问题。大部分发展中国家取得独立后，在发展民族经济、改变贫穷落后面貌、缩小同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差距等方面，取得了巨大成绩。一些国家实现了经济“起飞”，甚至创造了“奇迹”。但是，无论是“进口替代”发展战略，还是“出口导向”发展战略，大都是走西方发达国家经济发展的道路。经济增长是社会发展的基础，但有增长不一定有发展。为了避免“有增长、无发展”的现象，世界各国都把可持续发展作为国家宏观经济发展战略的一种重要选择，并深刻认识到，人类需要一个持续发展的途径。这是人类发展观的重大转折，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然而，在实现可持续发展的艰巨任务中，发展中国家面临的形势十分严峻，存在的问题较为严重。特别是，一些发展中国家或没有认识到可持续发展的深刻内涵，或认识得很不深刻，采取的措施还不很得力。因此，在今后制定新的经济发展战略时，把可持续发展作为一个突出的重要内容，是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面临的迫切和艰巨的任务。 1. 土壤严重退化 据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报告，全球69％的农田遭到侵蚀或退化，相当于地球陆地面积的四分之一；其中四分之三的土壤退化发生在发展中国家。土壤退化（包括土壤侵蚀、盐碱化、酸化以及物理和生物性变劣）的现象还在扩展。在北非和中东的干旱地区，以及南亚、东亚和拉美的部分地区，土壤风蚀尤为严重。赤道以北非洲的全部土地的11.5％受到水的侵蚀，22.4％受到风的侵蚀；中东全部土地的17.1％受到水的侵蚀，35.5％受到风的侵蚀。土地退化很大程度是因使用不当和种植结构不合理所致。全球有4000万公顷的灌溉面积由于排灌不当，不是水涝就是盐碱化，或者两者兼而有之。在亚洲和非洲由于无控制地抽取地下水，蓄水层水量减少，地下水位下降，使一些牧场和耕地荒芜。 随着干旱和过度开发，农田变成沙漠，荒漠化问题在亚非拉越来越严重。据统计，
（发展战略）新中国年的发展成就
新中国60年的发展成就 壹、回首见历史 解放前夕，旧中国的经济已处于崩溃边缘，连年战争留下满目疮痍，生产力遭到严重破坏，市场萧条，物价飞涨，失业现象严重，广大劳动人民于生存线上苦苦挣扎。 1949年，中国人民当家做了主人，当时大部分人的生活仍维持于最低的生存水平上。面对这样的局面，党和国家采取了壹系列措施医治战争创伤，恢复和发展生产，稳定物价，安排就业，以安定人民生活。广大人民以主人翁的精神和热情，投入到新中国的建设中去，为新中国的发展奠定了最初的物质基础。这于发展生产稳定民心上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人们对救民于水火的共产党充满了热爱和感激，对自己当家做主充满了自豪和热情。“壹五”时期被称为是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经济建设的第壹个“黄金时代”。可是，由于已知的诸多历史和现实的原因，我们没有把全部精力投入到扎扎实实的经济建设中去，人民生活几起几落，于温饱线上徘徊20年之久。生活于那个时代的人们不会忘记，人民生活虽有改善，由于经济发展受到严重影响，市场供应匮乏，消费品供应不足，绝大多数商品均需要凭票证购买。正是于这个时期，整个世界经济突飞猛进，相比之下，中国经济以及人民生活和世界发达国家的差距拉大了。 二、城镇居民收入增长35倍 如今，以党的十壹届三中全会为标志的改革开放已30年，我省也同全国壹样，经济实现了前所未有的大发展、大跨越和大突破。 改革开放以来，由于经济的发展和国民收入主体分配向个人倾斜，使城镇居民收入保持快速增长。到2008年，我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12829.45元，
是改革开放以来最高水平，和1981年相比，增长了35倍，26年间平均增速14.1%。总的来说，改革开放以来，我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是不断增加的，经历了“快速增长、高速增长、平稳增长”的过程，收入渠道实现多元化。 壹是工资性收入仍是可支配收入主要来源，非工资性收入明显提高。改革开放以来，城镇居民工资性收入占家庭总收入比重虽然不断下降，但仍占60%之上，是家庭总收入的主要来源。2008年达到8677.27元，比1981年增加了8313.56元，增长了23倍。非工资性收入占家庭总收入的比重呈不断上升趋势，2008年达到36.2%。工资性收入和非工资性收入增长及比例变化可划分以下几个阶段：非工资性收入发展时期。1981年至1985年，由于经济体制尚处于起步阶段，城镇居民非工资性收入减少，收入仍以工资为主，工资性收入占家庭收入比重壹直保持于90%—94%之间，变化甚微。随着其他收入渠道的拓展，家庭收入的多元化渐渐表现出来，非工资性收入比重逐年上升。 非工资性收入全面增长时期。1986年至1998年，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完善，城镇居民非工资性收入占家庭总收入比重呈上升趋势。城镇职工从事个体运营、第二职业、停薪留职的人数逐渐增多，是非工资性收入增加和收入来源多样化的重要因素，这壹时期非工资性收入仍存于壹定的不稳定性。非工资性收入占家庭总收入比重由15.27%，上升到1998年的26.46%，增加了10个百分点。城镇居民家庭收入增长较快，到1998年为4223.88元，比1986年的764.76元增加了3459.12元，增长了4.5倍。家庭总收入增加带动工资性收入和非工资性收入同步上升，由1986年的648.01元，116.75元，上升到1998年的3106.32元和1117.56元，分别增长了3.8倍和8.6倍。 非工资性收入高速增长时期。1999年至2008年，非工资性收入显著增加，占家
请未来20年：穿越增长的陷阱 2011年04月12日21:16 来源：南方周末 作者：万广华 外部环境的恶化和内部社会经济环境的急剧变迁，把一系列颇为严峻的挑战活生生地摆在了我们面前。如果说，在全球经济危机前我们通过种种途径化解和推迟了这些挑战，今天则已经到了无法逃脱的地步 不一样的世界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三十多年接近二位数的GDP年均增长率和贫困人口的大幅度下降被公认为人类发展史上的奇迹。2010年中国已经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如果能够保持年均6%－8％的经济增长率，中国可望在2030年前超过美国而成为第一大经济强国。 必须指出，直到最近，中国的经济增长得益于宽松的国际环境和全球化的机遇，而这样的环境和机遇很可能将不复存在。这是因为过去的三十年，西方列强疏忽了中国的悄然崛起（一定程度上是学术界的过失，总认为中国经济有众多问题而不能持续），等到数年前有所觉察继而醒悟之时，中国已经使得不少国家，包括美欧，在经济、贸易甚至投资上对中国形成了一定程度的依赖性。2008年全球危机后中国经济的突出表现，又使其在国际舞台上的重要性得到进一步彰显。美国窘迫的霸主地位和中国的快速崛起使全球格局变得分外扑朔迷离。有些国家，包括中国的近邻甚至显得无所适从。 面对这充满变数和错综复杂的世界，要清醒认识到，经济发展是一切的根本，这个变幻莫测的世界是进步、是好事，中国可以充分利用之，以保证中国经济能以6％或更高的速度继续增长15－20年。届时，中国不但会在经济总量上超越美国，同时还可以摆脱中等收入陷阱。所以，我们需要继续争取和平发展的空间和时间。
所以，中国能否真正崛起的关键性下一步，就在于未来的15－20年能否维持经济增长。 而外部环境的恶化和内部社会经济环境的急剧变迁，把一系列颇为严峻的挑战活生生地摆在了我们面前。如果说，在全球经济危机前我们通过种种途径化解和推迟了这些挑战，今天则已经到了无法逃脱的地步。 挑战在哪里？ 就经济增长而言，我们面临的重大挑战之一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其核心在于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优化。 其实，结构失衡是中国相当长时期以来，包括今后一段时期内所必须摆脱的一大困境。虽然第一产业的比重从改革开放后不久就一直呈下降的趋势，但第二产业的比重三十多年来总是在50％上下徘徊。换句话说，中国经济从来就没有走上从第二产业向第三产业扩张的轨道。 更令人担忧的是，近6－7年来第三产业的比重不但没有上升，反而有所下降。这种与政策走向和政府 愿望背道而驰的结果不能不引起经济学界的反思：产业结构调整了很多年，研究和政策举措都出了不少，但至今为什么没有成效？ 第二产业比重高居不下的原因之一，是中国通过国际贸易成功输出了制造业的剩余生产能力，似乎近年来第二产业比重的攀升也与加入WTO相关。其实，中国经济早已撞上了一堵墙，只是出口给了我们发
浅谈中国可持续发展面临的问题及对策 李凤莲 佳大附中
浅谈中国可持续发展面临的问题及对策胡锦涛同志在十八大报告中提出要推动工业化和城镇化良性互动、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相互协调，促进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这是保障经济可持续发展最具实践意义的战略对策。改革开放34年来，我国的经济总量及综合国力、科技、教育等各个方面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2010年中国GDP更是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同时也带来了严重的环境污染、地区发展不平衡、社会分配不公等诸多问题，这些问题对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带来了严重的威胁。我们迫切希望寻找一条经济、社会、环境之间协调的可持续发展道路。 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思想可以概括为三个方面：首先，发展的目标应该是多元化的。人类不能片面追求经济的增长，而忽视对那些同样影响人们长期生存和整体生活质量的有关健康、安全、教育、公平、就业及环境和生态保护目标的追求。其次，发展应该是协调的。不仅在社会、经济、环境系统内部要协调，系统之间也要协调。第三，发展应是可持续的。人类应该努力维持自然资源的水平并使之得到逐步改进，使之既能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至于危及后代人的发展。实质就是承认环境和发展之间相互依赖、相互支持的关系，在发展中融入资源和环境因素，在保护环境的前提下贯彻发展的思想。中国经济还能持续发展吗？当前，中国经济在可持续发展过程中面临着哪些问题？如何解决？ 一、当前中国经济持续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 1、严峻的人口问题国家统计局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全国总人口1370536875人，其中60岁以上人口为177648705人，占总人口的13.26%；65岁以上人口为118831709人，占总人口的8.87%。我国已经步入老龄化社会。可以看出，尽管中国已经实施了卓有成效的计划生育政策，但由于中国人口基数过大，人口增长依然过快，其中性别结构、年龄结构、城乡人口结构等依然存在失衡，问题突出。过快的人口增长对自然环境、社会经济造成各种压力,环境承载量过大,生态系统有失平衡并导致恶性循环,进而严重影响社会经济的发展。 2、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日益严峻的环境污染问题是中国人最为关注的首要问题。日前，中国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了一项社会调查：40%以上的受访者指出，非常
三一文库（https://www.doczj.com/doc/8f5665007.html,）/心得体会范文/心得体会 破解发展难题首先要破除思想瓶颈 日前，上海市松江区委书记盛亚飞、区长孙建平对松江区贯彻落实全国“两会”精神提出了要求：要把贯彻落实“两会”精神与破解发展瓶颈和难题紧密结合起来。 当前，松江区上下正在加快建设经济繁荣、环境优美、生活富裕、社会和谐、人民幸福的现代化新松江步伐，为上海加快推进“四个率先”、加快建设“四个中心”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作出新的更大贡献。在实现这一宏伟目标的过程中，势必将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和难题，有许多难题需要我们去破解，如何破解这些难题，需要我们在前进中探索，在实践中作答。 破解发展难题首先要解放思想。现在，摆在我们广大的党员干部和企业领导面前的主要问题，一方面是思维转换不到位，思想解放不彻底，认识落后于科学发展观的要求，落后于时代发展的要求，落后于松江未来发展的需求；另一方面是认为现在松江发展速度较快，各项事业取得了一定成绩，对以什么样的视野、什么样的理念和什么样的姿态去担当重任，去破解难题，要不要解放思想，敢不敢解放思想，会不会解放思想等一系列问题，存
在模糊认识甚至错误认识。思想是行动的先导，谋求发展的实践没有止境，思想须臾不能僵化。一旦思想僵化了，改革发展就止步不前。这是我国改革开放30年来最为宝贵的成功经验之一，但超越起来往往很难，尤其是一些人不能认识到自身存在的陈旧思想，摆脱不了经验主义的束缚，难以突破自身存在的貌似正确的思维定势。 纵观改革开放以来松江的大发展，每次社会重大变革和进步，无不以解放思想为先导，无不都是解放思想结出的硕果。今日之松江在成为上海先进制造业和工业集聚的重镇的发展过程中，松江城在构筑一城两貌风格鲜明的百万人口级大城市的框架过程中，都激发和碰撞出了耀眼的思想火花，解放思想在推动松江发展的同时，也进一步促进了广大干部群众思想的大解放、思维层次的大提升、视野大的开阔。松江城市的变大、变美、变靓，有力地证明了解放思想是推动发展的强大动力。 思想解放有多远，发展之路就有多远。全区党员干部和企业领导担负着带领全区人民建设现代化新松江的神圣使命，我们思想解放的程度，决定着松江的发展与未来。我们的思想是否能跟得上时代节拍，是否能顺应发展潮流，是否能符合人民的意愿，是每个人必须反思和认真对待的问题，拷问着每一位党员干部和企业领导的智慧与境界、能力与水平。这就要求党员干部和企业领导要带头解放思想，成为思想解放的主体；要认真梳理和反思
公司发展战略规划 企业生存的关键是什么？说到底就是市场和利润，没有市场就没有利润，没有利润，企业就生存不下去。当领导要有威信，要有群众基础，就必须要有作为，能带领企业全体员工创造尽可能多的利润，让企业员工口袋里的钱一年比一年增长，做领导的才能得到大家的认可，说话才有份量。杭州天开市政园林工程有限公司发展到今天的规模，离不开领导、同志、员工的努力。但是，随着国家宏观经济调控，基础设施投资明显降温，使公司面临着极大的挑战。同时，公司本身目前也面临一些问题，对公司今后的发展形成制约，如企业发展方向模糊，战略目标不明确，机制不灵，公司内部人员结构失衡，技术管理人才匮乏，市场开拓较被动，内部机构设置不尽合理等，公司今后到底如何发展？怎么生存和做强？以下是我对天开公司今后发展的几点构想： 一、制订战略，明确目标，实现企业可持续发展“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市场不同情弱者。 在当前市场经济秩序已经基本建立和完善的大好环境下，根据国家、我省及杭州市的中长期宏观经济政策，结合本企业目前的实际情况，必须很好地明确企业发展的近期、中期、远期目标，从而突出各阶段工作的重点。一步一个脚印，使企业能更好的适应市场的变化，避免发展中的大起大落，实现企业可持续健康发展。高起点绘就企业发展蓝图，长远的、具有前瞻性和可操作性的发展战略规划，能够对我们企业的发展起到很好的指导性作用，同时，也能提高企业的凝集
力，使员工自觉融身于企业的发展目标中，群策共力。鉴于此，我们已与省经济规划研究院进行了初步衔接，计划委托该院为我公司编制公司20年发展战略规划，为公司发展进一步理清思路，明确目标，突出重点。 二、突出主业，多业并举，向多元化发展 目前甚至将来一段时间，国家特别是我们省的经济增长速度仍会较快，基础设施投资规模较大，为我们赢得了良好的发展机遇，但同时应看到建筑业受国家的宏观经济政策影响较大，市场管理还不尽规范，为了提高企业的抗风险能力，有效化解市场风险，在公司的产业发展战略上突出园林和市政这两块主打业务，将其做强做大，形成品牌优势，同时向其他产业领域延伸，具体有如下设想： 1、借着公司园林绿化资质升一级的机遇，利用各种手段宣传自己。一是公司要开发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的新产品，桐庐园艺场要“走出去、请进来”聘请浙江大学、浙江林学院等科研单位的资深专家做技术指导，与上述单位长期保持良好的合作关系，争取成为上述单位的科研基地、实习基地、种苗实验基地，发展鲜切花、无性繁殖、湿地植物、无土栽培等新科技、新产品，努力做到“人无我有，人有我优”，形成企业核心竞争力。二是公司业务在扩展上要开拓视野，主动出击。随着人们生活水平和审美观念的提高，对周围环境越来越注重，因此业务向住宅小区、单位场地绿化、道路绿化等方面延伸，不怕小，发挥我们的人才优势，给用户提供满意的绿化设计和施工服务。扩大影响，提高知名度，提高市场占有率。将园林绿化形成为公司主要的经济增长亮点。
发展中国家面临的可持续发展问题发展问题一直是世界各国普遍关注的问题。大部分发展中国家取得独立后，在发展、改变贫穷落后面貌、缩小同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差距等方面，取得了巨大成绩。一些国家实现了经济“起飞”，甚至创造了“奇迹”。但是，无论是“进口替代”，还是“出口导向”发展战略，大都是走西方发达国家经济发展的道路。经济增长是发展的基础，但有增长不一定有发展。为了避免“有增长、无发展”的现象，世界各国都把可持续发展作为国家宏观经济发展战略的一种重要选择，并深刻认识到，人类需要一个持续发展的途径。这是人类发展观的重大转折，具有深远的意义。 然而，在实现可持续发展的艰巨任务中，发展中国家面临的形势十分严峻，存在的问题较为严重。特别是，一些发展中国家或没有认识到可持续发展的深刻内涵，或认识得很不深刻，采取的措施还不很得力。因此，在今后制定新的经济发展战略时，把可持续发展作为一个突出的重要内容，是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面临的迫切和艰巨的任务。 1. 土壤严重退化 据联合国规划署报告，全球69％的农田遭到侵蚀或退化，相当于地球陆地面积的四分之一；其中四分之三的土壤退化发生在发展中国家。土壤退化（包括土壤侵蚀、盐碱化、酸化以及和生物性变劣）的现象还在扩展。在北非和中东的干旱地区，以及南亚、东亚和拉美的部分地区，土壤风蚀尤为严重。赤道以北非洲的全部土地的11.5％受到水的侵蚀，22.4％受到风的侵蚀；中东全部土地的17.1％受到水的侵蚀，35.5％受到风的侵蚀。土地退化很大程度是因使用不当和种植结构不合理所致。全球有4000万公顷的灌溉面积由于排灌不当，不是水涝就是盐碱化，或者两者兼而有之。在亚洲和非洲由于无控制地抽取地下水，蓄水层水量减少，地下水位下降，使一些牧场和耕地荒芜。 随着干旱和过度开发，农田变成沙漠，荒漠化问题在亚非拉越来越严重。据，非洲可耕地的73%（约140万公顷）面临荒漠威胁。80年代荒漠化迫使1000万非洲人迁居，每年造成的损失达90亿美元。全世界100多国家存在荒漠化问题，其中80个是发展中国家。从土耳其到印度的西亚地区、从墨西哥到巴西的拉美地区、以及南美洲西部沿岸也都受到荒漠化的严重影响。沙尘暴掠、田毁人亡。荒漠化的不毛之地使人们失掉了赖以生存的沃土和家园。 2．温室效应升高 全球变暖已成举世关注的问题。在过去一百年中，全球气温平均上升了0.3-0.6度。80年代的十年中，竟有五年为本世纪以来气温最高的年份。最新的科学研究预测，21世纪空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