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梭：国家的产生是基于“公意”的。政治合法性体现在“公意”上。卢梭所确立的公意是人们给予全体人民共同的利益而产生的共同意志，“只着眼于公共的利益”，是至高无上的。政府不过是实施人民主权者之法律，它的合法性来源于人民。。
霍布斯：国家的本质在于“一大群人相互订立信约，每个人都对它的行为授权，以便使它能按其认为有利于大家的和平与共同防卫的方式运用全体力量的一个人格”。主权者拥有的绝对权力不是从来就有，而是人们对主权者授权产生的，是人们自愿同意的结果。国家作为所有凌驾于个人之上的“强制性权力”，他的合法性并非来自别处，而恰恰是来自“授权人”本身。
洛克：民众的同意是公共权力合法性的来源，“当某些人基于每个人的同意组成一个共同体时，他们就因此把这个共同体形成一个整体，具有作为一个整体而行动的权力，而这是只有经过大多数人的同意和决定才能办到的。”
(这个部分用一页PPT分别罗列三个人的观点)
政治合法性的核心是政权合法性。对于国家来说，政权是一种工具。政权具有如下特征：第一，对于一个国家，政权必不可少。第二，在不考虑其他条件的情况下，政权越稳定，对国家越有利。政权的这两个方面进行追问，则产生来源合法性问题与治理合法性问题这两方面的问题。来源合法性针对的是：一个政权的产生是否被人民认可？治理合法性针对的是：一个政权是否有效发挥了其功能？或者说：一个国家的治理成效如何？它是否被人民认可？
英国政权合法性的来源：1688年资产阶级和新贵族发动政变，迎接荷兰执政奥兰治亲王威廉和詹姆斯二世的女儿玛丽回国继承王位，史称威廉三世和玛丽二世。英国议会通过了《权利宣言》，规定以后国王未经议会同意不能停止任何法律效力；不经议会同意不能征收赋税；天主教徒不能担任国王等。而威廉接受了议会提出的要求。虽然国王的权力受到了议会制定的宪法性法律的限制，但可以说光荣革命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英国国王仍然是英国政治生活中第一位参与者即权力的中心。1714年根据“王位继承法”，德国汉诺威亲王继承英国王位，即乔治一世——汉诺威王朝的第一位君主。乔治一世不懂英语，经常不主持和参加国务会议。后来他指定内阁中的一位资深大臣主持内阁会议，逐步演变成责任内阁制度。行政权力慢慢地由国王转到内阁手中。
光荣革命后，议会并没有被资产阶级控制。议会分为贵族院和平民院，立法权力主要掌握在贵族院手中。下院主要由资产阶级和市民阶层掌握，但下院议员的选举被操纵在上院手中。实际上，上院控制着议会的立法权。上院中贵族，包括宗教贵族、皇室贵族等，这些贵族与国王密切相关。国王通过册封贵族和上院中的支持者可以控制上院的立法活动。根据巴林顿·摩尔的研究，1832年议会改
革前，土地贵族在上院中占大多数。后来随着一系列的议会改革和选举改革，平民院才逐渐摆脱了上院的控制并不断地扩充权力。平民院的壮大逐渐最终削弱了国王对立法权力的控制。英国的立法权由君主领导下的贵族院转移到了资产阶级控制的平民院。随着立法权权力和行政权力的变迁，国王逐渐从一个有较大权力的君主，变成了虚位元首，统而不治。议会成为国家的权力中心。
十九世纪末期二十世纪初期，随着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的转变，经济和社会矛盾日益复杂。这客观上要求改变古典自由主义者鼓吹的“守夜人政府”，扩大政府的权力。与此同时，自1832年议会改革以来，议会多次修改选举法，降低选举资格，逐步地普及选举权。到1918年，享有选举权的公民的比例提高到了78%。选举权的扩大，促进了政党的兴起。政党通过参加议会竞选，分享
立法权力，轮流地执掌政府，并形成了由多数党组织内阁的惯例。竞选获胜的政党领袖组织内阁。内阁大臣多为政党的高层人员充任。由于英国政党组织严密，纪律严格，内阁能通过对议会中的本党议员的领导和控制来控制议会的立法权。这使得内阁既行使行政权又实际上控制着立法权。因此，事实上内阁取代了议会成为了英国权力的中心，尽管形式上议会仍是英国最高权力机关和国家权力的中心。
综上所述可知，光荣革命后英国政府体制权力的变迁轨迹是：国家权力，从国王转移到议会，从议会转移到内阁。
浅谈中国的依法行政 学院 专业 班级 学号 姓名 指导教师 完成时间
目录 提纲…………………………………………………………………2页摘要、关键词………………………………………………………3页Abstract、key word………………………………………………4页正文…………………………………………………………………5页参考文献……………………………………………………………18页
提纲 1.依法行政的必要性 1.1依法行政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 1.2依法行政是依法治国的关键 2.依法行政的基本内容 2.1依法行政的概念 2.3依法行政的基本原则 2.2依法行政的目标 2.4依法行政的基本要求 3.我国依法行政的现状 4.解决对策
浅谈中国的依法行政 摘要：依法行政是“依法治国”的重要内容。宪法理论、市场经济和市民社会构成了政府依法行政三位一体的理论前提分别提供了依法行政的自身追求、动力源泉和压力机制。从总体上来说，中国的依法行政正逐步向良性方向发展，但与法制政府的要求相比还存在着不少差距。只有实现行政主体内在规则的主动拘束和外在规则的客观拘束来相结合，才能使依法行政得带落实。 关键词：依法行政；现状；对策
Discuss ion on China’s administrative law Abstract: Administrative law is the "rule of law" an important content. Constitutional theory, the market economy and civil society constitute the trinity of government administration by law provide, respectively, the theoretical premise of administration by law to pursue its own power source and pressure mechanisms. Generally speaking, China's administrative law gradually to the positive direction, but compared with the legal requirements of the government, there are still many gaps. Only the internal rules of the administrative body to achieve the objective and external binding rules binding initiative to combine, have to take in order to make the implementation of administrative law. Keywords: administration according to law; Status; countermeasures.
当代中国政治合法性分析 摘要 合法性理论是政治学的关键性命题之一。把合法性等同于社会公众对政治系统的认同和忠诚的观念，代表当代社会对合法性概念的最一般、最普遍的认识。合法性就是对治权的认可。合法性形成了治权的基础，是法治体制中开展政治活动的基础。合法性作为政治利益的表述，它标志着它所证明的政治体制是尽可能正义的。这意味着，政治权力要想持久并被人们自愿服从，就必须具有合法性基础。中国在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必须保持政治稳定，必须克服目前已经萌芽并且有可能扩大的合法性危机。 关键词：合法性；合法性危机；政治稳定
目录 1 政治合法性的基础 (3) 1.1 合法性的含义 (3) 1.2.1 意识形态 (3) 1.2.2结构和规则 (3) 1.2.3 治理绩效 (3) 1.2 政治合法性基础分析 (3) 2 当代中国政治合法性危机分析 (4) 2.1 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的不适应 (5) 2.2 腐败问题对党和政府形象的侵蚀 (5) 2.3 阶级和阶层的新分化 (5) 2.4 社会公正问题与贫富两极分化 (6) 2.5 意识形态和信仰危机 (6) 3 构建当代中国政治合法性基础的途径 (6) 3.1 大力推进民主宪政建设 (6) 3.2 树立共同的政治价值和理念原则....................................６3.3 保持经济持续稳步增长 (7) 3.4 建设包容性的意识形态 (7) 3.5 构建合法性的评价体系................................................７参考文献 (8)
引言 合法性是一个政权存在和发展的前提条件。现代民主国家都高度重视自身合法性建设，把合法性作为建设的重要内容。权力是政治的核心，而合法性，则是政治的价值判断。“合法性形成了治权的基础，是法治体制中开展政治活动的基础。合法性作为政治利益的表述。它标志着它所证明的政治体制是尽可能正义的。”[1]这意味着，政治权力要想持久并被人们自愿服从，就必须具有合法性基础，否则，政权就会出现危机。正如美国政治社会学家利普塞特所说：“任何一个民主国家的稳定不仅取决于经济发展。也取决于它的政治制度的合法性与有效性。”[2]当代中国的改革和建设过程中必须客观审视其所潜伏的合法性危机，要充分借鉴现代西方政党政治的成功经验，探索合法性建设的途径。
合法性审查原则浅谈 王亦鹏 摘要: 合法性审查原则是我国行政诉讼法的基本原则也是区别于民事诉讼法与刑事诉讼法的特有原则，然而对于合法性审查原则还存在诸多可改善之处。应逐渐将抽象行政行为纳入合法性审查之中，同时对于前提性行政行为以及行政关系与民事关系混合的问题应予以重视通过借鉴其他国家的行政法经验应通过立法改革尽早建立我国的附属审查权制度与合并审查制度从而加强对于行政主体行政行为的监督同时切实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关键字合法性审查具体行政行为合并审查附属审查权 一、合法性审查概述 合法性审查原则是我国行政法的基本原则同时也是有别于民事诉讼法与刑事诉讼法的特有原则。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5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对具体行政行为是否合法进行审查。”根据这一规定人民法院在审理行政案件是有权对行政主体的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进行审查。可以说这是法院行使司法权的重要体现。在行政案件中如果说受案范围是法院行使司法权监督行政权的第一道门槛那么合法性审查就是司法权监督行政权的第二道门槛。①关于合法性审查原则我们可以从审查对象、合法性、审查依据这三个方面进行论述。 人民法院在审理行政案件时直接审查的对象是被诉的具体行政行为。在行政法中一般将行政主体的行政行为分为具体的行政行为与抽象的行政行为。具体的行政行为系指行政主体在行使行政职权，针对特定的行政相对人，就特定的事项, 做出有关该行政相对人权利义务的单方行为，其特点是对象特定化、具体化，是对某一个具体的事件或者具体的人所做的处理，效力指向特定具体事件或者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具体行政行为往往是对已经存在的现象或情况做的处理，特别是具体行政行为对被管理者的权利义务产生直接影响。抽象行政行为则相反，系指行政主体非针对特定人、事与物所做出的具有普遍约束力的行政行为。它包括有关政府组织和机构制定行政法规、制定行政规章、规定行政措施、做出具有普遍约束力的决定和命令中国行政法上的合法性原则，主要是对具体行政行为的约束。②如前所述人民法院在行使司法审查权只限于审查具体行政行为而不能对行政机关所制定的法规、规章及发布的规范性文件进行审查也不能对行政主体的内部行为继续审查。虽然合法性审查的直接对象是具体行政行为但是这并不否定人民法院对抽象行政行为进行间接的合法性审查。《行政复议法》与《立法法》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人民法院对抽象行政行为的间接审查。《行政复议法》第7条就对于部分抽象行政行为的审查制度做出了相关的规定。《行政诉讼法》第53条对于参照规章审理行政案件的制度规定实际上确立了人民法院间接对规章进行审查的制度。 ①参见孔繁华：《行政诉讼基本原则新辨》，《政治与法律》2011年第4期。 ②参见江必新：《论行政诉讼的审查对象》，《中国法学》1993年第4期。
刘毅：“合法性”与“正当性”译词辨 英文中的“Legitimacy”应当译作什么？“合法性”？抑或“正当性”？如果译成“合法性”，那么“Legality”又作何称呼？Legitimacy/Légitimité（法文）/Legitimit?t（德文）与Legality/ Légalité（法文）/Legalit?t （德文）这一对概念在西方学术思想源流中，特别是法学、政治学和社会学领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以之为核心逐渐形成了一个特定的问题域和问题史，有相当规模的学术论著是以之为主题或与之相关的。“西学东渐”的过程中，众多涉及该主题的著作文章被翻译过来，拓展了汉语思想的视野和畛域。但是，问题亦随之而来：Legitimacy和Legality究竟应当译作什么？答案可谓五花八门，莫衷一是。试以几个重要且典型的译著为例：哈贝马斯的著作“Faktizit?t und Geltung”的中译本《在事实与规范之间》中，译者将Legalit?t译为“合法律性”，将Legitimit?t译为“合法性”。同样是德文著作，卡尔·施米特的著作《政治的概念》中收入的“合法性与正当性”一文中，将Legalit?t译为“合法性”，将Legitimit?t译为“正当性”。（该书的日文译本与之相同：“合法性と正当性：[付]中性化と非政治化の時代”田中浩、原田武雄译东京未来社1983年11月版）。在哈贝马斯的另一部著作“Legitimationsprobleme im Sp?tkapitalismus”的中译本《合法化危机》中，与上述正相反，Legalit?t被译为“正当性”，Legitimit?t被译为“合法性”。法国学者让—马克·夸克的著作“Légitimité et Politique”的中译本《合法性与政治》中，法文Légitimité对应的是“合法性”。美国学者艾伦·沃尔夫的著作“Limits of Legitimacy”的中译本《合法性的限度》中，英文[①]Legitimacy被译作“合法性”。在政治法律辞书中的译名也各有不同。《元照英美法辞典》中把Legitimacy 译为“（子女的）合法化；正当性；准正” （p828）。《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中则将Legitimacy 译作“合法性”(p439-440)。 概括来说，Legitimacy/Légitimité/Legitimit?t很多情况下被译为“合法性”，也有译为“正当性”，Legality/ Légalité/Legalit?t则更杂乱一些，或为“合法律性”，或作“合法性”，还有译为“正当性”。甚至两者有被张冠李戴和李戴张冠的情形，像一对孪生兄弟，难分彼此。如果译者不把原词附后，对原著不甚了解的读者恐怕难有清晰的认知，阅读尚且存在困难，何况进一步的交流探讨？子曰：必也正名乎！“名正言顺”乃是学术研究和讨论的前提，为这一对“兄弟”配上适当且公认的中文译名，看来是十分必要和迫切的。 要做到译词的适当而且得到普遍认可，需要有两方面的努力，一是对原词的义理源流做一番考察，二是在中文选词上进行慎重的推敲和筛选。如此这般，或许可以完成此番“正名”的任务。 Legitimacy和Legality这对兄弟词汇，前者应为兄，后者应为弟，而且兄长的出生似乎要比弟弟早很多年，其重要性和受关注程度也不可同日而语。用现在的话讲，Legitimacy的知名度要高很多，这一点从很多著作以Legitimacy为名或为主题就可以看出来。法国学者J.G.Merquior在其著作“Rousseau and Weber”中，对Legitimacy发展演变作了一番考察。据其研究，古希腊时期并没有使用一个特定的词来指称当代意义上的Legitimacy。在古典拉丁语里，legitimus的意思有两种，一是：“合法的，法定的（gesetzm??ig)；来自法律的（gesetzlich）”；二是恰当的（geh?rig），正确的(richtig)。古罗马的著名政治家和演说家西塞罗，曾用legitimum imperium和potestas legitima表示某种权力或某官员的职位是以合乎法律的方式建立或取得的。在其著作《论义务》第三章，西塞罗区分了legitimus hostis与劫匪或海盗，此处legitimus hostis是指在生效条约中规定的那种敌人，而这些条约是具有法律性质的文件，因此legitimus hostis可以理解为“合法的敌人”。然而，中古时期legitimus的词义发生了转变，其义为“合于consuetudo（习俗）” 而不是先前的“合于lex（法律）”。此时，legitimacy的观念开始显示出与权力实践的紧密联系。由于古代世界那种直接治理模式的崩溃，也由于帝国统治代替了直接民主或僭主独裁。“现实中需要对君主或教皇的代表权的权威性予以理论上的正当化（justifying），这种需求很自然地激发起对权力的有效性（validity of power）以及legitimacy问题的理论分析。” 中世纪法律和哲学所建构的Legitimacy概念成为衡量统治资格之品质的标准。而且还发展了这样一种观念，即以‘同意’作为正当性权力之构建基础。对于Legitimacy问题的关注也体现在现代早期的政治哲学家中，包括格劳修斯、霍布斯、普芬道夫、洛克、孟德斯鸠和卢梭等，以及所有致力于研究权力关系（国内的或国际的）的有效性问题的人。格劳修斯对国际法概念的重建，霍布斯的义务理论，普芬道夫对社会契约的两种本质的经典表述，洛克对自然权利的捍卫，卢梭的作为“公意”的社会契约理论。所有这些都丰富充实了Legitimacy的理论。 Legality作为一个概念最早大概出现于中世纪的思想家托马斯·阿奎那（Thomas Aquinas）的理论中，他提出了一个著名的关于暴政的区分，即“因执行而产生(ex parte exercitii) 的暴政意味着不法（illegality），因无权力而产生(ex defectu tituli) 的暴政意味着非法（illegitimacy）。”此处首次出现了Legitimacy与Legality的并置和比较。可以大致推断出，Legitimacy涉及到对权力或统治的正当与否的
腐败问题牵连到全国人民的根本利益，贪官腐败，必然导致民不聊生。作为当代的大学生，我对腐败问题尤其关注。社会的黑暗和腐败令如今大学生不敢进入社会，不敢面对未来生活的挑战。政坛的腐败令我们的正义感和社会公平感受到了威胁。所以，我们很有必要对腐败问题作进一步的分析，寻求根治腐败问题的方法。 一、腐败现象的产生 纵观中国历史，历代封建政权之所以“人亡政息”、政权更迭、江山易人，政治腐败是根源。数千年专制制度下的中国，一直在和官僚体制的腐败进行斗争，斗争的结果就是不断的惩治，又不断的滋生，百屠不灭，百清不尽，人民对于腐败是切齿痛恨的。今天的中国，“封建制度”已经消亡，“共和国”已经建立，但是人民仍旧不能和摆脱腐败政治的困扰，随着社会的快速发展，腐败也以更快的速度发展和蔓延，似乎比以前历代封建王朝来的还更迅猛，更严重。我们每年查处的省部级领导干部10多名，对腐败分子的惩处也很严厉。腐败不但威胁着国家的政治和社会稳定，而且还会严重削弱国家能力，激化社会矛盾，从而时刻影响着国家的长治久安。 二、腐败现象产生的各种原因 （一）、制度原因 国家政治制度的制约机制不健全——官员掌握着管理和分配稀缺资源权力，而责任制度、监督制度、人事制度、法律制度本身的弹性过大。由于适应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的管理体制、监督制约机制、行政行为、企业行为和市场行为等一些教育制度、监督管理机制尚未建立或完善，使现阶段的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增加难度。由于没有一套切实可行的监督管理制度，一些领导干部放任自流，高高在上，一手遮天，不以身作则，坏了自己，也带坏了一个地区或部门的风气，引发许多腐败问题。 （二）、社会原因 公民的态度和行为、社会的价值观念。腐败与反腐败本身就是对立的、矛盾的、相互排斥的。当这种抵制腐败的力量比较强大的时候，腐败现象的发展就比较缓慢而微弱。而当这种抵制的力量有所削弱的时候，则腐败现象的发展就会变得非常迅猛。所以反腐败的斗争是一个需要不断地、持久地进行的过程，公民应把握好主流方向，要不断加大打击力度。 （三）、思想原因 极少数政府官员道德品质的堕落、道德败坏使得官员无法抵御远大于其合法收入的金钱诱惑。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思想教育也开始接受外来文化的影响，在国外先进优秀文化传来同时，腐朽污浊之气也随之进入。在这种情况下，党的机关和企业单位的某些公职人员由于本人素质不高，受封建主义残余思想，资本主义腐朽思想和生活方式的影响和侵蚀。一些党员干部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发生扭曲，在金钱和物质引诱面前失去了自控能力。而不成熟的市场经济与政治存在不合理方面，又为这些不坚定分子提供了便利条件。这就使得少数公职人员当官做老爷和以权谋私的欲望恶性膨胀起来，利
政治学理论研究综述 高建、佟德志 2009年，我市政治学理论研究取得了进一步的发展。一批政治学理论的重大立项取得进展，并逐渐形成系列成果，这包括公开发表的系列论文，也包括专著、教材、译著等多种成果。限于篇幅，仅选其中部分相对集中的主题做以研究综述。 一、政府管理研究 政府管理研究是我国政治学界研究中极为重要，具有很强应用性的主题，一直是我市政治学、行政学学者研究的重要主题。在政府改革、政府过程、公务员比例、政府职能等多个方面，我市学者都取得了重要的成果。 在《回顾与建议：政府机构改革三十年》一文中，朱光磊、李利平回顾了政府30年来的机构改革，提出应努力通过适当拉大改革周期、重新确定机构改革目标、加强政府职能分类分层次指导等途径，推动政府机构改革向更具实质的阶段发展。 在《从“利益综合”环节入手深化中国政府过程研究——对近三十年中国政治发展的一个技术性分析》一文中，张彬、朱光磊从比较的视角和技术的层面分析了中国与西方国家在政府过程的利益综合问题。作者认为，中国的利益综合是一个多方参与、多渠道输入、多层级过滤、综合平衡考虑多方利益需求的有序化统合过程，这一过程对中国政府过程的理论与实践产生了重要的影响。①在《公务员占人口的适当比例问题刍议》一文中，朱光磊、李利平认为，中国目前公务员占总人口的比例一直维持在接近1%的水平上，基本符合公务员规模配置的一般规律，中国的主要问题并不是公务员的总量，而是其内部存在着的某些结构性和功能性难题。② 在《理解中国地方政府合作》一文中，杨龙、彭彦强从行政管辖权让渡的视角，对中国地方政府的合作做了深入的研究。作者认为，从中国地方政府合作的实践来看，地方政府间让渡的行政管辖权主要涉及关于经济要素在辖区间流动的行政管辖权、产业结构调整和发展规划的行政管辖权、跨界公共问题治理和区域公共物品的提供权。地方政府合作过程中对于合作收益的讨价还价，最终都要通过地方政府间行政管辖权让渡达成共识，并通过形成文本的方式将利益分配方案固定下来。③ 在《论管理性政府形态的管理模式和理论的演化》一文中，仲崇盛将管理性政府形态可以区分为统治型政府、管理型政府和治理型政府三种基本类型，与此相应的政府管理模式和政府管理理论分别为统治行政模式与专制统治理论、公共行政模式与公共行政理论、治理行政模式与治理理论。这三种管理性政府形态、政府管理模式和政府管理理论类型之间有联系，更有区别，各自的内涵和时代特 ①张彬、朱光磊：《从“利益综合”环节入手深化中国政府过程研究——对近三十年中国政治发展的一个技术性分析》，《天津社会科学》，2009年01期。 ②朱光磊、李利平：《公务员占人口的适当比例问题刍议》，《中国行政管理》，2009年09期。 ③杨龙、彭彦强：《理解中国地方政府合作——行政管辖权让渡的视角》，《政治学研究》，2009年04期。
论国家权力的合法性 ［提要］对权力的质疑必然导向对权力合法性的理性思考。权力合法性的形式要件，在当代只可能表现为人民通过宪法来配置国家权力，权力获得与运行均依据宪法。权力合法性的实质要件，就在于权力制度最大限度地在全社会实现公平正义，以保障人权。 ［关键词］权力合法性，形式要件，实质要件 一、权力合法性问题的提出 人类社会需要权力，也离不开权力。但自有权力以来，权力却给人类社会带来了种种“恶行”，以至于对权力的质疑历朝历代生生不息。这正如肯尼迪所言：“创造权力的人对国家的强大做出了必不可少的贡献；但质疑权力的人做出的贡献同样必不可少，特别是当这种质疑与私利无涉时。正是这些质疑权力的人们在帮助我们做出判断：究竟是我们使用权力，还是权力使用我们？”［1］对权力的质疑首先来自于对“权力神授”观的超越。在国家产生以后很长一个时期，以君主帝王为首的统治集团不仅垄断了国家权力，而且还大肆宣扬“神意说”、“天命说”，为那些被君主、帝王或专制者所执掌的国家权力披上了至高无上的“神圣”外衣，国家权力来自于“上帝”、“天命”，自然就成为了可以主宰一切臣民并不受任何限制的“主权”。“主权”这个词在法国学者布丹看来，其本意就是指统治臣民而不受法律限制的最高权力。“权力神授”观在近代被许多进步的思想家所揭露和批判。洛克、孟德斯鸠、卢梭、罗伯斯庇尔、汉密尔顿、潘恩、杰佛逊等人不仅揭露了“权力神授”的荒谬性，而且从逻辑上提出了“主权在民”（人民主权）的根据：“一切管理国家的权力必定有个开端。它不是授予的就是僭取的。此外别无来源。一切授予的权力都是委托，一切僭取的权力都是篡夺。”［2］来自人民的委托和授权，才具有正当性和合法性；而对于篡夺而来的权力，人们当然有理由予以怀疑并不予服从。 对权力的质疑其次来自于对人性的悲观预设。这种预设认为，权力总是由人去执掌的，而人不是神，不是天使，人的天性是不完善的。“人类的本性将永远倾向于贪婪与自私、逃避痛苦、追求快乐而无任何理性……这样人的心灵是一片黑暗……我们必须作第二种最佳的选择，这就是法律和秩序。”［3］作为西方宪政文化根基的基督教文明，更是以“原罪说”突显了人性的不可靠。洛克从英国的政治实践中看到，对人的生命、自由、财产的真正威胁是来自政府的侵害，
第三章 政治合法性 第一节：政治合法性的基本理论 ●一、政治合法性基本内涵 ●1、词源 ●在英文中合法性(Legitimacy)是一个词，而在中文中，其主要部分由“合”与“法” 组成，单从字面意思讲，中文的合法性暗含的意思是“对某一个‘法’的符合程 度”，所以许多中国人在讨论这个词时常会先提出一个疑问：“‘合法性’中的‘法’是指哪个‘法’？”。所以中文“合法性”中的“法”并不特指某一个“法律”或 “法规”。 ●由于中文“合法”对应于英文中的“LEGAL”一词，中世纪时被用来描述某件事物 没有触犯法律，是合法律性的意思。这与我们中文中原有的“合法性”并不完全 一致，鉴于这种语义理解的混乱，也有学者提出中文应当用“正当性”来描述。 ●2、定义 ●合法性一词在政治学中通常用来指政府与法律的权威为民众所认可的程度。 ●从道德哲学的角度:主要是从个人的角度来判断某个东西是否“合法”。 ●从政治学的角度:一个制度的合法性取决于它是否获得被统治者们的普遍认同。 合法性问题总是与承诺，同意，赞成，默许等概念相关。 ●合法性被认为是政府行政的最基本条件：如果一个政府缺乏必要程度的合法性，它将 很快地崩溃瓦解。 ●最早从社会学上研究“合法性”问题的马克思·韦伯 ●韦伯认为若要维持统治的持久存在，必须唤起合法性的信仰。 ●一个政权通常需要得到大多数民众的认可才能维持其权利。 “合法性是指促使一些人服从某种命令的动机，客观上表现为服从这种命令的可能性，而不论这种命令是由统治者个人签发的，抑或是通过契约、协议产生的抽象法律条文、规章或命令形式出现。” ——马克思·韦伯 二、政治合法性理论的流派 （一）经验主义合法性理论 （二）规范主义合法性理论 （三）哈贝马斯重建主义理论 ●（一）经验主义合法性理论 ●1、马克斯·韦伯 ●韦伯是从社会学角度来探讨政治合法性问题的，从经验研究的角度对既定社会事 实加以认定，认为在现实政治中,任何成功的、稳定的统治，无论其以何种形式出
法国大革命史研究综述 【摘要】：法国大革命一直在中国史学界争论颇深，本文就对大革命的分期、大革命中各党派的地位作用以及对大革命的经验教训做一个概述。希望能对法国大革命的研究做一个探讨和分析。 【关键词】：：法国大革命革命分期地位作用经验教训 法国大革命是世界近代史上的重要历史事件，其影响广泛深远，但是其争论也激烈异常，虽然它不像英国确立君主立宪制的政体，不像美国建立自由民主政治，但它阐释了现代性的最重要主题即自由、平等、民主的思想，而在资产阶级革命的研究中，人们更多的关注了英美，却往往忽视了法国，因此本文就对中国学者对法国大革命的研究做一个综述。 一、大革命分期 关于法国大革命的起祉时间及过程分期，中国学者的最初观点认为大革命开始于1789年7月14日巴黎人民攻占巴士底监狱，结束于1794年7月27日热月政变，但是在1977年以后，更多的学者提出了自己不同的见解。例如关于起祉时间，有人提出应以1787年贵族反叛为开始，也有学者认为应该以1789年5月5日三级会议召开为起点，也有学者认为以1789年6月17日成立国民议会为标志①。但史学界多以1789年7月14日巴黎人民攻占巴士底监狱作为大革命的开始。关于内中分期，传统观点将法国大革命的全过程分为君主立宪派、吉伦特派与雅各宾派三个统治时期。当然王养冲学者的将大革命的全过程分为六个阶段，即：立宪君主国时期、吉伦特共和国时期、雅各宾共和国时期、热月党的执政府共和国时期、督政府共和国时期和拿破仑帝国时期。而这种分法反映了大革命曲折坎坷的全过程，并且为中国多数学者所认同。虽然拿破仑帝国时期破坏了大革命的民主成果，甚至践踏了大革命期间确定的民主、平等的原则，但是拿破仑毕竟继承和完成了大革命的事业，建立了资产阶级的现代国家政体，因此作为大革命的一部分也是有一定依据的。关于大革命的下限，有人认为1799年雾月政变是大革命的终点；但也有从现代化的观点出发，将大革命一直延至1830年的法国七月革命，认为七月革命才是法国大革命的终点。但多数学者同意把大革命终点定在1814年4月6日或1815年6月22日拿破仑两次退位，即法兰西第一帝国结束。因为拿破仑帝国的存在，表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的初步完成并确立了一类影响深远的法典。总之，中国多数学者己经从传统的三个阶段分期法中走了出来，并且把拿破仑统治纳入了法国大革命之中，因为这样的分期不仅可以更加完整系统地反映出法国大革命波澜壮阔和曲折①参见林贤报、程镇芳《略谈法国大革命的分期问题》，《福建师范大学学报》1980年第2期；廖士虎：《关于法国大革命开始的问题》，《西南民族学研学报》1983年第1期。
合法性理论 参考文章一：任斌(江西师范大学政法学院,江西南昌330022) 合法性理论溯源 合法性是政治学理论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合法性理论是政治学理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古代和近代的政治思想家对合法性理论的探索基本上遵循着理性建构主义的传统,尽管两者之间存有差别。到了现代，则出现了合法性理论研究理性建构主义向经验主义的转型。当代的合法性理论研究,则表现为理性建构主义和经验主义的结合。 一、古代政治思想家对合法性理论的探索 合法性是政治学理论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合法性理论是政治学理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虽然合法性概念的明确提出并对之进行比较系统的研究是近代以来的事情,但是,由于合法性理论和国家政治生活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或者说，合法性理论本身就是研究国家政权成败、兴衰的政治现象的，因而，自从在人类社会的历史上有了国家、进入政治社会以来,人们也就开始了对政治的合法性问题的思考。对此，哈贝马斯曾明确指出：在欧洲，如果不是从梭伦开始，那么至迟也是从亚里士多德开始,政治学理论就从事于合法化统治兴衰存亡的研究。 二、近代政治思想家对合法性理论的思考 从理论的内容看,近代理性建构主义政治传统和古代理性建构主义政治传统关于合法性的研究取向有着根本区别：一个主张政治统治应实行人的统治，另一个则主张政治统治应实行神的统治。然而，从思维逻辑看，两者却都为作为被统治者的人们预设了一些必须遵守和服从的伦理原则或自然法原则。因此，从结果上看，近代理性建构主义政治传统和古代理性建构主义政治传统一样陷入了绝对主义的境地:如果说古代理性建构主义政治传统带来的是神和君主的专制。那么，近代理性建构主义政治传统带来的则是具有强烈的目的论和唯意志论色彩的民主的专制。既然是民主在实行专制,那么,也就无所谓合法性问题了,这就在实际上忽视了一种政治统治的合法性应得到民众认可的现实。从而导致人们所关注的只是政治权威是否实施法治的问题了。由此看来，近代理性建构主义政治传统在实质上把合法性问题掩盖在了民主统治是否合法律性这一问题之中了。 三、现代合法性理论研究:由理性建构主义 转向经验主义韦伯的经验主义合法性概念,因其崇尚无目的、无价值的工具理性，崇尚可计算性和确定性，从而拓宽了人们的研究视野,有助于人们对不同
浅谈中国政治现实问题 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我们党始终不渝的奋斗目标。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呈现出更加旺盛的生命力。今天，我们已经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发展道路，但进一步将其完善好、发展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当代中国的现实国情，使我国民主政治建设面临诸多难题。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经济社会飞速发展，西方国家用几百年时间走完的路在我国被压缩为几十年的路程。我国尚未完成从农业国向工业国转变的任务，却又不得不提前谋划西方国家“后工业化”时代的任务。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等各种时代新元素相互交织，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各种发展中的新问题相互缠绕，历史遗留的和实践增生的一系列问题一并挤压到当代中国发展的日程上。这一国情使我国民主政治建设面临诸多难题。解决这些难题，需要党和人民的智慧，要求我们充分认识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艰巨性，应积极稳妥地加以推进。 对当前中国这种体制存在的问题，已有了许多研究和论述。归纳起来，应主要有五个方面。 第一国家政治的统一性有所减弱，压力型体制及增压体制没有得到根本性的改善。第二，各级领导人的自利化趋势明显，政治家缺失，政治领袖的权威流失。第三，权力资本化趋势更为明显，经济强势集团对国家政治的非制度性影响加强。第四，制度化的公民参与渠道和方式不能适应新技术的发展。第五，民众的政治信任和政治认同流失严重，群体性事件增加，反体制倾向增强。 针对以上五个政治现实问题，他们的基本表现如下。 国家政治的统一性有所减弱，压力型体制及增压体制没有得到根本性的改善的问题表现在：中央自上而下施压，导致的是压力的转移，而不是压力的消解，而且压力最终还是转移到中央。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体制的转变，政府行政体制的运转也从“动员体制”逐步转向了“压力型体制”。这个过程中，中央的很多政令是不通的，上面讲的和下面做的是两回事。这就是威权体制下的压力机制所带来的政治后果。有些人讲，威权体制是一个很好的制度，它可以办大事，但它同样可以办假事。 各级领导人的自利化趋势明显，政治家缺失，政治领袖的权威流失这个问题上。对于各级领导人的自利化趋向，已是司空见惯。真正的政治家，具有长远的理想目标或核心价值，他不会在意眼前的各种困难、误会，甚至攻击和人身安全，而是百折不挠地追求理想；不会成为财富或权位的俘虏，而是有一条很清楚的道德伦理底线，有领导能力和高瞻远瞩，果敢坚定。他可以使我们的社会发生某些重大转折。威权政治中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必须有一个政治领袖。但是中国现在没有一言九鼎的威权领袖。而呈现为“共治”式的态势。没有英雄的威权，其政治领袖要承受更多的压力。 权力资本化趋势更为明显，经济强势集团对国家政治的非制度性影响加强也是一个问题。社会大众的政治影响力持续衰减。威权政治的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出现了更多的腐败。权力与资本的相互转化在目前中国的威权政治下是一个非常明显的现象。中国许多政治学家、社会学家通过研究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在威权政治下腐败是难免的，中国社会在转型中是没有办法克服腐败的。关键是要适度的一定范围可控的腐败。 制度化的公民参与渠道和方式不能适应新技术的发展的问题表现在新科技
思想政治教育功能的研究综述 发表时间：2019-11-12T14:31:51.627Z 来源：《知识-力量》2019年11月51期作者：谢雨柔[导读] 近几年对于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视程度逐渐提升，我们要仔细的研究思想政治教育的每个环节。要研究思想政治教育的效用就必须研究思想政治教育的功能。 （华北电力大学（北京）马克思主义学院，102206） 摘要：近几年对于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视程度逐渐提升，我们要仔细的研究思想政治教育的每个环节。要研究思想政治教育的效用就必须研究思想政治教育的功能。 关键词：思想政治教育功能；内涵；发展 一、问题的提出 思想政治教育功能是思政教育本质的外在的表现形式，功能的最终实现效果如何是和它的整体效能的发挥程度成正比的，并且它能够直接影响到思政教育的最终价值和目标能否正常实现。所以研究思想政治教育功能相关的一些列问题,对于发挥思想政治教育的作用、实现思想政治教育的目标、展示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是非常必要的。从近期的现实情况看来,思想政治教育没有得到应有的结果,无论是在校学生还是离校的公民,对于思想政治教育的满意度普遍不太高。导致这种结果的原因驱使我们必须深入研究思想政治教育功能的相关问题，只有这样，才能真正的让思想政治教育归其位，显其用。 二、研究综述 1.思想政治教育功能的内涵。关于思想政治教育功能内涵的主要观点，田行钊认为总体分为两类：“主观论”和“客观论”。[1]持“主观论”的各位一般是从主观角度出发来看待这个问题，持“客观论”的一般从客观存在来说，认为它是客观存在的、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陈万柏等认为，思想政治教育功能是指思想政治教育对其教育对象以至整个社会所发生的积极而特殊的作用或者影响。[2]仓道来认为，思想政治教育功能是指思想政治教育所发挥的效能和它极其重要的社会作用。[3]由此看来，对于思政教育功能的内涵其实在业内也没有形成统一固定的说法，但是总的来说，大家都承认内涵和作用是有联系的。 2、思想政治教育功能的生成逻辑。王永友、粟国康认为生成逻辑的基础是结构决定功能的系统逻辑、事物普遍联系的辩证逻辑与思想政治教育的对象逻辑。[5]任何一种功能的生成都有其内在逻辑，思想政治教育的功能也不例外，它也有自己独特的生成逻辑。 3.思想政治教育功能的特点。思想政治教育功能特点的研究目前和其他研究相比来说还不是很多，部分学者认为思想政治教育功能具有多样性、多层次性、长期性、发展性等，也有学者认为，思想政治教育的功能有整体性和差异性、间接性和直接性、适应性和超越性等。 4.思想政治教育功能的分类。从当前研究成果来看，每位学者的分类方法不同，结果也不同。李辽宁认为从价值取向的角度来分类，思想政治教育可分为正功能和负功能。[6]从系统结构的角度来分类，李太平认为，思想政治教育功能可分为内部功能和外部功能。[7]从个人、社会以及自然的相互关系的视角来分类，曹书庆认为思想政治教育的功能可分为社会性功能、个人功能、政治功能和经济功能，并强调要处理好这些功能之间的相互关系。[8]周琴认为思想政治教育应有两方面的功能，一是维护整个社会秩序并促进其发展；二是影响整个社会精神的形成与改造，这两者又恰是表现形态与内在精神的和谐统一。[9]从社会构成的角度来分类，张怀璧认为，思想政治教育的功能就是指思想政治教育对社会发展所起的现实或者后续作用。[10]总结来看，思想政治教育功能的分类方法有很多，不同的分类方法从不同的角度来说最后结果都不同，但是都没有否认的是它的功能之间要相互协调，相互配合，只有这样才能完整的发挥其应有的效应。 5.思想政治教育功能的内容。思想政治教育功能内容的研究主要有:李辽宁认为分为保证功能，导向功能，凝聚功能，激励功能,调节功能，育人功能，认识功能，开发功能，社会性功能，个体性功能，意识形态功能等。[5]此外，一些学者认为还有其他功能，如社会化功能、个体享用功能、自然性功能、建构精神家园功能、教育性功能等。另外还有其他学者进行了其他研究，如陈秉公从思想政治教育的环境建设角度论述了思想政治教育的功能，如大众传播环境具有环境监视功能、社会协调功能、文化传递功能、娱乐功能；校园文化环境具有导向功能、熏陶功能、激励功能、娱乐功能、辐射功能；企业文化环境具有企业精神建设中的主体功能、企业物质生产中的主导功能、建构共同意识的凝聚功能、开发智力的动力功能、职工业余文化生活的调适功能、对社会文化场的辐射功能、对本系统的自组织功能；家庭文化具有生育功能、情感功能、经济功能、教育功能、娱乐功能等。他还从主体建设的角度出发，论述了思想政治教育主体具有教育功能、管理功能、协调功能、研究功能等。[11] 6.思想政治教育功能的发挥。目前对这个问题的研究比较少，杜时忠认为，德育功能的实现受制于三个因素：德育期望、德育结构、德育效果。[12]张存库、陈英从四个方面分析了影响高校德育功能发挥的因素，包括来自社会的影响、家庭的影响、学校的影响和学生自身的影响。[13]关于功能发挥不充分的原因分析。有学者认为主要是：政治倾向比较明显；对于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众生光辉程度不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素质低下；理论与实际脱轨；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不能够认同思想政治教育，表里不一等等。 三、简要评述 通过对以上内容的总结，可以得出的结论是，现在我们对思想政治教育功能的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是都在集中的几个问题里，比如思想政治教育功能的内涵、分类、内容等方面的研究是比较多的，但是研究分布极不平衡，比如思想政治教育功能的生成逻辑发展、发挥、实现途径等方面的研究很少。而且总体上存在着“不够深入”、“不够系统”、“不够平衡”等一些明显的问题,我们需要注意并且改进。对于当前存在的问题，我们需要层层递进的解决，首先从最基本的深层次地理解“功能”的概念，其次深入了解“思想政治教育功能”的含义。然后是思想政治教育功能的各个方面，比如特点，分类等等，要非常明确。最后，深入的研究思想政治教育功能的发挥问题，达到提高整体效用的目的。不过以上这些问题也为我们进一步研究提供了很大的空间，能够让后边的学者研究的更加深入。参考文献 [1]田行钊.关于思想政治教育功能研究的综述.湘潮.2010(10) [2]陈万柏,万美容,李东升.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新编[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2000. [3]仓道来.思想政治教育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权力、权威与合法性 一、权力与秩序 所谓权力运作机制，我指的是在一个社会中与基本社会秩序相关的那些权力构成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换言之，也就是决定社会秩序根本特点的那些权力的结构性关系及其相互作用。因而，需要首先指出的是，在“清代循化厅所辖藏区权力机制研究”这一框架下，我将展开讨论的是三种权力——部落权力、宗教权力与国家权力及其结构性互动关系；其次，对三种权力运作机制研究的目的不仅仅在于揭示它们各自存在的基础和自我展示的类型与功能，根本的落脚点则在于它们之间的关系如何影响和决定着一个特殊地方社会的社会秩序。 当我们说到“人是社会性的动物”这样一个普遍真理的时候，已经将人类对社会秩序的需求深深地根植于人类的本性之中。人在面对客观自然世界时的不自足性，迫使每一个单个的人都有进入到社会中的欲求与冲动，希望在团体的生活中规避来自客观世界的不确定性所带来的安全威胁。然而社会并不是自主、自动形成的——在这一方面，不管来自人心“善”或是来自人心“恶”的命题，都不能否认的一个基本事实——资源的稀缺性造成了从物质层面上瓦解群体团结的内在冲突。因而，对安全和意义的渴求，一直是人类持续不断追求的目标，这就是社会秩序存在的内在合理性和意义所在。正如莱斯利·里普森所言：“人类希求的不仅是人身安全，为了与同类进行普通的日常交往，他们需要一种建立在互相信任基础上的最低限度的稳定性。此外，人们还学到了与物品的关系。通过劳动积累他们当作财产保存的所得物。自此，保护生命和财产安全的职能被扩大到要围绕人与人、人与物之间关系建立的一种安全体制，对此最恰当的描述莫过于‘秩序’一词。”①可见，社会秩序是一个社会共同体的公共利益的实现，也是共同体内每一个成员可期望利益的实现。社会秩序对于社会的规定性，被人们表达为：“没有社会秩序，一个社会就不可能运转。”②甚至还有人将社会秩序上升到社会的本质意义之上：“社会之所以成其为社会，是因为其有着自身的秩序即社会秩序，也就是说，社会乃是因其秩序而构成，没有社会秩序就没有社会，所以，社会秩序乃是社会的基础、根据和本质。社会的实质就是按照某种秩序组织起来并按照这种秩序运行的组织系统。”③ 所谓社会秩序，简言之，即“社会得以聚结在一起的方式”④。人们认为在日常的意义上，“秩序”包含三重含义：（1）秩序指对立面之间或多样性之间的起码统一，即事物中相互对立的两个或多个方面之间的张力平衡；（2）秩序指事物之间或者事物内部诸要素之间的协调一致，并达到生命有机体的层次；（3）秩序指事物及其要素之间的和谐状态。⑤对一个社会共同体来说，稳定的社会秩序不仅是共同体存在与发展的前提和必要条件，也是共同体内每一个社会成员生存和生活的必要前提。因而和谐的社会秩序一直是人类基于人性的美好期望。 尽管人们渴望和谐的社会秩序，然而即使坏的秩序也决不会自我呈现、自我实现。这是一个持续困扰着中外仁人志士的社会迷思。从社会科学的角度而言，自从孔德创立社会学，尤其是霍布斯的《利维坦》问世以来，“社会秩序如何成为可能？”一直是社会科学众多命 ①[美]莱斯利·里普森：《政治学的重大问题——政治学导论》，刘晓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1年，第5页。 ②[美]丹尼尔·W·布罗姆利：《经济利益与经济制度——公共政策的理论基础》，陈郁等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55页。 ③高懿德、牛磊：《论社会秩序问题与社会哲学的主题》，《学术论坛》2003年第4期。 ④[美]西摩·马丁·李普塞特：《一致与冲突》，张华青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2页。 ⑤邹吉忠：《论现代社会的秩序问题》，《河北学刊》2002年第1期；秦扬、邹吉忠：《试论社会秩序的本质
浅谈“法治”的含义 【摘要】“法治”是西方法律文化传统中一个十分古老的概念。古希腊著名思想家亚里士多德和古罗马政治家西塞罗对法治问题有过广泛的论述。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先驱人物洛克、孟德斯鸠等人都对这一理论进行过深入的研究。那么“法治”具体有哪些含义呢？本文通过论述“法治”与“法制”，“法治”与“依法治国”的联系与区别来阐明“法治”的基本含义。 【关键词】法治法制依法治国 （一）“法治”与“法制”的联系与区别 法治在英文中写作“the rule of law”，它与“legality”或“legal system”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后者在中文中通常译作“法制”。“法制”一次在我国古代就已出现。《礼记·月令》就有“命有国，修法制”的记述。在1997年党的十五大前，“法制”一次大体上有以下几种含义：第一，法制是法律制度的简称。它是随着国家的产生而产生，任何国家都有自己的法制。第二，法制不仅指法律制度，而且包括法的制定、法的实施、法律监督等一系列活动和过程，是立法、执法、司法和法律监督等内容的有机统一体，其中心环节是依法办事。第三，法制是一个国家或地区法律上层建筑的各个因素所组成的系统。第四，法制是指一个国家有法律制度而又得到普遍遵守和执行及其出现的秩序状态。十五大后，越来越多的学者认同法制是法律制度或法律和制度的简称的观点，其重点是在法的强制性、法的合法性和法的技术性方面，从这一点上看，法制所讲的法主要指静态的法的规则及其体系，而法治强调一个国家处于依法治理的一种状态，它除了静态法的规则及体系之外，还包括动态的立法、司法、行政执法及守法等活动。亚里士多德曾对法治的界定是：“法治应该是包含两重意义：已经建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本身是制定得良好的法律。”[1]而现代法治所体现的一种依法办事的良好的社会状态应至少包括：一是这个国家要具备完善而良好的法；二是这种法要得以普遍而自觉的遵守；三是已建立健全完备的使这种法得以正确适用与遵守的国家权力体系，是以权力的互相制约、监督为前提条件的。法治是在法及其司法体制健全的情况下，在完全地服从于和体现了社会整体利益与群众意志的前提条件下，能最大限度而充分地发挥个人的意志与行为的自由的一种社会状态。 很多人认为法治亦为法制，那么，究竟是不是这样呢？首先，我们讲法制所讲的法律制度既可以是好的、民主的法律制度，也可以是不好的、专制的法律制度，而法治所讲的法律制度单指良好的、民主的、能使法得到正确使用和普遍遵守的法律制度。其次，法制社会中的法与民主的关系，既可以是与民众的意志相统一、体现了民众意志、为民众服务的法，也可以是与民众相对立，是统治者统治民众的工具的法，而在法治社会中的法完全体现的是主权在民、政治民主，所有人都平等，社会是公平、正义的，这也是二者的基本不同之处。最后，法制社会中法对权力的规范和约束既可以是所有的人和一切国家机关，也可能是在发的约束和规范之外仍存在着一个至高无上的权力独裁者或权力机关，也就是说法制并不排除人治；而法治社会中法对权力的约束和规范却是完全的、绝对的，包括一切的权力机关和所有的个人，法治必然地排斥人治，是人治的对立面，法在法治社会中至高无上，除此之外不存在绝对的个人或权力机关的至上权威，而且所有的国家权力都予以合理配置和划分，并相互制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