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愈论》与秦观的文学思想
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 夏广兴 上海大学中文系 罗立刚
千家注杜，五百家注韩。杜韩二人作为唐代诗文的代表，倍受宋人尊崇是不争的事实。但是，宋人对杜韩的尊崇，也随其学风的变化而发生改变。以韩愈为例，总体上看，宋初尊韩着眼点主要在他作为道统继承者的功绩不可磨灭，随着儒学之士(道学家)与“文行之士”的分离，韩愈所写古文中对儒道的阐发，在那些自诩为先圣继绝学的宋儒那里越来越显得不够纯粹，地位因此日渐下降，可是，作为一代诗人和古文家，韩愈的那些富有个性的古文，却越来越受到“文行之士”的重视，地位不断上升。在这从重道尊韩到崇文尊韩的转变过程中，继欧阳修之后主盟天下文坛的苏轼及苏门中人正处于转变的关键时刻。身为天下文宗，又作为“蜀学”中坚，苏轼基本上文道并重，只是作为文学家在时人或后人眼里略显突出，而苏门中人如“四学士”、“六君子”等，则基本上以文士自居，与道学的分野愈趋明晰，反映在他们的文学思想上，就是明显的重文轻道。秦观、张耒等人纷纷作《韩愈论》，一反宋初柳开、石介等人因道尊韩的作风，所重全在其文，就是显著的例子。
先来看秦观的《韩愈论》：
先王之时，一道德同风俗，士大夫无意于为文，故六艺之文，事词相称，始终本末，如出一之后。后世道术为天下裂，士丈夫始有意于为文。故自周衰以来，作者班班，相望而起，奋其私知，各自名家，然总而论之，未有如韩愈者也!何则?夫所谭文者，有论理之文，有论事之文，有叙事之文，有托词之文，有成体之文。探道德之理，述性命之情，发天人之奥，明死生之变，此论理之文，如《列御寇》《庄周》之所作是也；别白黑阴阳，要其归宿，决其嫌疑，此论事之文，如苏秦、张仪之所作是也；考同异，次旧闻，不虚美，不隐恶，人以为实录，此叙事之文，如司马迁、班固之作是也。原本山川，极命草木，比物属事，骇耳目，变心意，此托词之文，如屈原、宋玉之作是也。钩《列》《庄》之微，挟苏张之辩，摭班马之实，猎屈宋之英，本之以《诗》《书》，折之以孔氏，此成体之文，韩愈之所作是也。盖前之作者多矣，而莫有备于愈；后之作者亦多矣，而无以加于愈，故曰：总而论之，未有如韩愈者也。然则《列》《庄》苏张班马屈宋之流，其学术才气，皆出于愈之文，如杜子美之于诗，实积众家之长，适当其时而已。昔苏武、李陵之诗，长于高妙，曹植、刘公幹之诗，长于豪逸，陶潜、阮籍之诗，长于冲淡
，谢灵运、鲍昭之诗，长于峻洁。徐陵、
庚信之诗，长于藻丽，于是杜子美者，穷高妙之格，极豪逸之气，包冲淡之姿，备藻丽之态，而诸家之作不及焉，然不集诸家之长，杜氏亦不能独至于斯也，岂非适当其时故耶!……呜呼!杜氏、韩氏，亦集诗文之大成者欤！（1）
这段《韩愈论》，大致上表述了三层意思，很值得我们注意，首先，重文轻道。秦观论文自“周衰以来”开始，不再对文武周孔等文道未分之时的文学状态作太多的关注；其次，他从文体分类的角度，他将“文”的外延作了拓展，不再局限于儒学经典或后世的集部诸作，而是将子史两类都归到“文”中，既注意到“文”的特性，又为其注入了薪的内涵；最后，以前面两点为墓础，秦观对韩愈作了新评价认为跟杜甫一样具有古今“集大成”的意义。从这三点的前后关联和理论上不断深入，不难看出，作为一个在后世以词名世的文人，虽然秦观很少论文，但是，他的文学思想不仅相当理性全面而且还是颇有理论深度的。
下面，我们将就秦观在《韩愈论》中所阐发的文学思想，作具体分析。
一、 重文轻道
赵宋一代，性理之学十分发达。文道之争，自然也是不可避免的事。宋初诸儒如柳开、田锡等人，持以道主文之论，未脱中唐韩愈以来对辩析文道的色彩。随着道学的深化，文道出现分离之势，周程邵张等儒学之士，以道排文，甚至提出“文以害道”的极端化思想，而以欧苏等为中心的文士们则表现出重文轻道的倾向。两派人物彼此诟难，辨文别道之时，更促使二者的分歧不断明显，于是文道两离日甚一日。北宋后期“苏门四学士”为代表的文士活跃于文坛时，基本上就已经是文人少谈道而道学家少论文的局面了。
在这篇《韩愈论》中，秦观将文道分野断在周衰之后，认为前此文道未分，士大夫无意于文，因而事词相称，六经如出一人之手。周衰之后，天下道裂，士大夫有意于文，以至于文道两离。粗略地看，这样的文道观基本上囿于前人陈见，少有自我发挥。但是，仔细思考则可以发现，正是在这样的细微之处，反映了秦观文学思想的与他人不同，表现出重文轻道的一面。首先，他并没有如重道的儒学之士那样，对周衰之前文道未分时期的六经之文，作详细的分析，显然缺乏关注的热情，而将大部分篇幅留给文道两离之后文学的发展上。这样的详略取舍，是很能说明些问题的。而且，跟一般见道不见文的文学思想不同，秦观用“事侧相称”来衡量上古之文，易“文道”为“事词”，道的内涵相对冲淡，而文的色彩则明显增
强。其次，秦观所说的“周衰”，跟一般的“先
秦”还有些不同，这当中还有很大的讨论空间(从下面的分析可以看出，秦观对战国文学是有其独到思考的。他如此论断，并非率意轻言而是另有深意)，那就是如何看待战国时期诸子文学。秦观将文道分野断在周衰之后，将战国文学安排在文道既分之后，在保证六经作为懦学经典、“道统”之源纯粹性的同时，却又将其空间压缩到了最小，另一方面也就意味着为其“文”论的展开寻找到了更大的空间。
最为突出的一点，是秦观对文道分裂之后文学发展的看法。道散末分，是最能反映论者重文抑或重道的思想倾向的。重道者常对道散之后的文学持衰变之论，无视后世文学的发展，力倡恢复上古六经文学；重文者则往往重视文道分裂后文学的发展，主张不断创新是适应时代的需要，乃文学的进步。这种复古与新变的争辩，自汉魏六朝直到宋朝，都没有停止过，宋代道学兴盛之后，争辩更趋激烈，在文学思想上呈现出理学家因为重道轻文显出守旧复古的特色，而文学家则因重文轻道而表现出锐意创新的一面(就其大概而言，具体情况则相当复杂，必须具体分析，此处不再展开)。对此，《韩愈论》中，秦观显然是站到了文学家一边，他认为周衰之后，“作者班班，相望而起，奋其私知，各自名家”，是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基本上没有表现出向往六经之文或者要求恢复六经时代文学的意思，这就从根本上将他的文学思想与复占派的文学主张区别开来了。
依此三点，我们可以看出，作为文士的秦观并非坐而论道之人，而是一个情感极其丰富的作家，他对文学的发展是取积极态度的，其文学思想中是包含着进步因素的。除《韩愈论》之外，秦氏的创作倾向、他留下的不多的几篇带有文学批评的文字，也都同样说明了这一点（2）。并且，通过下面的分析，我们还将发现，秦观对“文”的理解和分类、对韩愈的认识，都是基于这一认识的基础之上的。
下面，我们再分析秦观对“文”的独特理解。
二、 “文”的内涵更新与具体化
我们知道，理学家对“文”的理解，一般都从《易》中究其根源，用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的“泛”文观来消解文学的独立性和特有内质，从而达到其文道合一的目的。自六朝兴起“文笔”观以来，“文”的范围又被文学家们人为的缩小了，从有韵为文无韵称笔压缩到六朝后期有韵兼有文采者称“文”的狭小范畴，“文”的概念在强调文学抒情功能的六朝，出现逐步缩小的迹象。隋唐以来，特别是中唐韩柳古文
运动和杜甫的以文为诗，又赋予了“文”以新的内涵，传
统的先秦六经理念与其单句散行的古文传统，成为“文”必须具备的内涵。宋代虽然也有以“化成天下”为大前提的“文”观，但基本上是作为装饰语而已，并没有作理论上的阐发。与之相反，宋初赵湘、契嵩等人，都严“人文”、“言文”之别，实际上就已经开始了重置“文”之内核的行动。“文”的抒情性和审美性不断受到重视。到欧阳修、石介等人进行文道之争时，“文”的审美功能更加明确，到王安石在《上人书》中提出“诚使巧且华，不必适用，诚使适用，亦不必巧且华”（3）的主张时，“文”的审美功能已经基本达到跟作为“实用”的道的内核同等重要的地位了。
承前辈以及时人对“文”的理解而下，秦观在《韩愈论》中对“文”的内涵又作了进一步的更新，且使之更加具体化。
在《韩愈论》中，秦观对战国诸子散文也取积极的态度，将“文”的扩大到包括诸子散文和史籍在内的大范围。在所列之周衰之后不同种类“文”的代表作品时，秦观已不再局限于上古六经，而是有经(如《诗》《书》、孔氏等)有史(如可马迁、班固等)有子(如列御寇、庄子等)有集(如屈原、宋玉等，这说明，秦观论“文”已跳出了以儒家经典为本以传道载道为要的局限，而是大胆地将之放大到了诸子及史学乃至屈宋骚赋等范围之中，这也就是说，他对“文”的理解，已经超越了宋初文士“文以载道”而将道约束于儒学之道的狭小范围的层面，走向了更为广阔的空间。但是，从《韩愈论》来看，这种范围的扩大又不以牺牲其具体内涵为代价，反而使其内涵更加明晰和具体，因为秦观将诸子散文纳入到“文”中，并不是通过消解“文”的某些内涵的方法来实现，而是用赋予“文”以新的内涵作为前提的。也就是说，他不是对原来的“文”进行改造，而是作了重新界定。
这可以从他对“文”所进行的分类看出来。
出于辨章学术的需要，北宋理学家程颐曾将当时的“学”进行三分，概为“文章之学”、“训诂之学”、“儒者之学”，反映了他严别文道的思想。秦观在这里将“文”分为五大类，显然都只能算到程颐的“文章之学”的范围内，二者立论明显不在一个层面：秦观是单单就“文”立论，不涉于道，这从他分类时所概括文的特性中可以看出来(这里再次说明了他重文轻道的思想)。在“论理”、“论事”、“叙事”、“托词”、“成体”五大分类中，秦观对“文”的属性的把握，全在事词文体而不及儒学内涵，特别是对屈宋以来“托词之文”的专
门单列，很能说明他对“文”中词采的重视。纵然是“论理”之文中的“理”，也不再
限于儒学的风雅传统，而是指“探道德之理、述性命之情，发天人之奥，明死生之变”的内容。而且，在秦观的心目中，最具有说理色彩的文章，竟不是儒家六经，而是《列御寇》、《庄周》这样想象丰富、汪洋滋肆的文风与人生、天地、性命等内容相结合的产物，可见，秦观对“说理之文”的理解，不仅对“理”有了新的理解，而且还对其“说”的方式颇为看重，即文风文采的追求。由此不难看出，秦观对“文”的理解，已经不再停留于“载道”的层面，而是进行了重新界定，赋予其新的“论理”“论事”等内涵，这种新“文”观，不仅使“文”的内涵更加明确(具体到了五大类别)，而且还使其外延作了相当大的延伸。通过这样的分类和定性分析，使其内涵更为清晰和具体，显示出其文学思想的理论深度和理性的色彩。新的“文”观很好地支持了他重文轻道的观点。
最为特别的是秦观对“成体之文”的理解，虽然他并没有正面阐述“成体之文”与前面四类“文”的关系，但是，从他将韩愈之文作为“成体之文”的典范，是在“钩列庄之微，挟苏张之辩，摭班马之实，猎屈宋之英”的基础上形成的这点看，“成体之文”是融“论理”、“论事”、“叙事”、“托词”四类为一体的一类新文。对这类超越前四类之文而成的“文”，秦观用“成体”进行概括，说明他对“文”之“体”的重视。列、庄、张、班、马、屈、宋诸人所成“论理”“论事”“叙事”“托词”之文，都没有能上升到“体”的高度，也就是说这些“文”都还只是在内容上出现“理”“事”侧重点的不同或出现偏重词藻文采的差异，但都不具“成体”的意义。很显然，在秦观对“文”进行的五大分类中，“成体之文”跟前四类还不是处在同一个层面上的，以“成体之文”涵盖于其它四大类之上，使秦观的文学分类显示出立体的特征，既反映了他文学思想里重“体”的一面，又为他深入而全面地认识韩愈这位唐代大文学家并为他作新的定位作了理论准备。
二、 “文”的内涵更新与具体化
我们知道，理学家对“文”的理解，一般都从《易》中究其根源，用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的“泛”文观来消解文学的独立性和特有内质，从而达到其文道合一的目的。自六朝兴起“文笔”观以来，“文”的范围又被文学家们人为的缩小了，从有韵为文无韵称笔压缩到六朝后期有韵兼有文采者称“文”的狭小范畴，“文”的概念在强调文
学抒情功能的六朝，出现逐步缩小的迹象。隋唐以来，特别是中唐韩柳古文运动和杜甫的以文为诗，又
赋予了“文”以新的内涵，传统的先秦六经理念与其单句散行的古文传统，成为“文”必须具备的内涵。宋代虽然也有以“化成天下”为大前提的“文”观，但基本上是作为装饰语而已，并没有作理论上的阐发。与之相反，宋初赵湘、契嵩等人，都严“人文”、“言文”之别，实际上就已经开始了重置“文”之内核的行动。“文”的抒情性和审美性不断受到重视。到欧阳修、石介等人进行文道之争时，“文”的审美功能更加明确，到王安石在《上人书》中提出“诚使巧且华，不必适用，诚使适用，亦不必巧且华”（3）的主张时，“文”的审美功能已经基本达到跟作为“实用”的道的内核同等重要的地位了。
承前辈以及时人对“文”的理解而下，秦观在《韩愈论》中对“文”的内涵又作了进一步的更新，且使之更加具体化。
在《韩愈论》中，秦观对战国诸子散文也取积极的态度，将“文”的扩大到包括诸子散文和史籍在内的大范围。在所列之周衰之后不同种类“文”的代表作品时，秦观已不再局限于上古六经，而是有经(如《诗》《书》、孔氏等)有史(如可马迁、班固等)有子(如列御寇、庄子等)有集(如屈原、宋玉等，这说明，秦观论“文”已跳出了以儒家经典为本以传道载道为要的局限，而是大胆地将之放大到了诸子及史学乃至屈宋骚赋等范围之中，这也就是说，他对“文”的理解，已经超越了宋初文士“文以载道”而将道约束于儒学之道的狭小范围的层面，走向了更为广阔的空间。但是，从《韩愈论》来看，这种范围的扩大又不以牺牲其具体内涵为代价，反而使其内涵更加明晰和具体，因为秦观将诸子散文纳入到“文”中，并不是通过消解“文”的某些内涵的方法来实现，而是用赋予“文”以新的内涵作为前提的。也就是说，他不是对原来的“文”进行改造，而是作了重新界定。
这可以从他对“文”所进行的分类看出来。
出于辨章学术的需要，北宋理学家程颐曾将当时的“学”进行三分，概为“文章之学”、“训诂之学”、“儒者之学”，反映了他严别文道的思想。秦观在这里将“文”分为五大类，显然都只能算到程颐的“文章之学”的范围内，二者立论明显不在一个层面：秦观是单单就“文”立论，不涉于道，这从他分类时所概括文的特性中可以看出来(这里再次说明了他重文轻道的思想)。在“论理”、“论事”、“叙事”、“托词”、“成体”五大分类中，秦观对“文”的属性的
把握，全在事词文体而不及儒学内涵，特别是对屈宋以来“托词之文”的专门单列，很能说明他对“文”中词采的重视。纵然是“论
理”之文中的“理”，也不再限于儒学的风雅传统，而是指“探道德之理、述性命之情，发天人之奥，明死生之变”的内容。而且，在秦观的心目中，最具有说理色彩的文章，竟不是儒家六经，而是《列御寇》、《庄周》这样想象丰富、汪洋滋肆的文风与人生、天地、性命等内容相结合的产物，可见，秦观对“说理之文”的理解，不仅对“理”有了新的理解，而且还对其“说”的方式颇为看重，即文风文采的追求。由此不难看出，秦观对“文”的理解，已经不再停留于“载道”的层面，而是进行了重新界定，赋予其新的“论理”“论事”等内涵，这种新“文”观，不仅使“文”的内涵更加明确(具体到了五大类别)，而且还使其外延作了相当大的延伸。通过这样的分类和定性分析，使其内涵更为清晰和具体，显示出其文学思想的理论深度和理性的色彩。新的“文”观很好地支持了他重文轻道的观点。
最为特别的是秦观对“成体之文”的理解，虽然他并没有正面阐述“成体之文”与前面四类“文”的关系，但是，从他将韩愈之文作为“成体之文”的典范，是在“钩列庄之微，挟苏张之辩，摭班马之实，猎屈宋之英”的基础上形成的这点看，“成体之文”是融“论理”、“论事”、“叙事”、“托词”四类为一体的一类新文。对这类超越前四类之文而成的“文”，秦观用“成体”进行概括，说明他对“文”之“体”的重视。列、庄、张、班、马、屈、宋诸人所成“论理”“论事”“叙事”“托词”之文，都没有能上升到“体”的高度，也就是说这些“文”都还只是在内容上出现“理”“事”侧重点的不同或出现偏重词藻文采的差异，但都不具“成体”的意义。很显然，在秦观对“文”进行的五大分类中，“成体之文”跟前四类还不是处在同一个层面上的，以“成体之文”涵盖于其它四大类之上，使秦观的文学分类显示出立体的特征，既反映了他文学思想里重“体”的一面，又为他深入而全面地认识韩愈这位唐代大文学家并为他作新的定位作了理论准备。
三、对韩愈的认识
赵宋立国，其文学思想自摆脱晚唐五代习气具有宋人品格之时起，就有着浓郁的理学色彩，重道成为其文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唐代掀起“古文运动”且不遗余力地倡儒排佛的韩愈，当然受到了宋人重视。宋初学术界对韩愈的尊崇，跟把韩愈视为道统承传者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柳开倡言
：“吾之道，孔子孟轲扬雄韩愈之道，吾之文，孔于孟轲扬雄韩愈之文。”重视的就在于韩愈文中所负载的儒道，在于其文“淳然一归于夫子之旨
，而言之过于孟子、扬子云远矣。”（4）有一个道的内核。接下来，宋祁、欧阳修、苏轼等人，也都是从重道的角度去尊韩，包括那位极力谋求儒佛相通的契嵩，虽说对韩愈的排佛深致不满，但所究所辨，也都在他对儒道佛理的理解正确与正宗与否，而不在其文风上。
随着文道两离的不断深入，理学家与文学家的分野日趋明显，宋人的尊韩悄然发生了改变，从最初的重道尊韩渐变为崇文尊韩。苏轼从“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溺”两个方面肯定韩愈，对其在文道历史上地位的轻重，跟柳开相比，已悄然发生了改变。在柳开所讲的“吾之道”与“吾之文”两句话里，道在前文在后，可是到苏轼这里，却变成了文在前而道在后了，这一方面表明经过理学家对韩愈的批评，韩愈作为道统承传者的地位已悄然下降，另一方面，又说明随着文行之士对韩文认识的不断深入，韩愈作为古文家在以欧苏为代表的文士心目中的地位已不断上升。此消彼长，使得时人对韩愈的认识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
对韩愈认识的这种改变，正是宋人文学思想出现了重文轻道的浮标。《韩愈论》中，秦观不再像宋初的文士那样只停留在其承续道统的层面，也不再提乃师苏轼“道济天下之溺”的话，而是全面地分析其古文的价值，从融会诸家之“文”的角度作了充分的肯定。从前面对“成体之文”的分析可以看出，秦观正是从“成体”的高度去认识韩愈的，他尊韩愈为古今文章之集大成者，全然摆脱，韩文是否载“道”的纠葛，一变而论韩文是否得古今文章之“体”了。对于韩愈在古文史上地位，秦观的评价显然比苏轼更高。比较苏轼与秦观对韩愈的认识，可以发现，二者立论确实有很大的变化。苏轼只强调韩文“起衰”的作用，而秦观则从“集大成”的高度去认识韩文：“盖前之作者多矣，而莫有备于愈；后之作者亦多矣，而无以加于愈。”为了表达韩文作为涵容古今文体的“成体之文”的代表，秦观还进行韩、杜类比，强调韩氏作为古文“集大成”者地位的不容置疑。秦观这样置韩愈于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地位，对北宋欧苏等古文大家而言，未必公允，但是，联系前面他重文尊韩的一系列思想，正可以看出在给韩愈定位的过程中，正可窥见其重文的文学思想。
“苏门四学士”中的另一位张耒，也有《韩愈论》一篇，其论点基本上跟秦观相似。在张耒那篇文章的开始，他即摆
出论点，对韩愈进行文道史上的定位：“以为文人则有余，以为知道则不足。”将之排除在“知道”者的范围之外。接下来，张耒以“文章自东汉以来，气象则已卑矣”为发端，
认为文章历三国、南北朝而至于隋唐，竟至于“大坏”不可收拾，唐兴以来，虽经开元盛世，“而文章之荒，未有能振其弊者”，直到韩愈挺起于正元中，“独却而挥之，上窥典谟，中包迁固，下逮骚雅，沛然有余，浩乎无穷”。通过对东汉以来文章的衰萎与韩文的振起，论述了韩愈作为“文人”有余的原因，通过论述他对儒学“仁”“义”等概念理解的错误，得出他于道只能算是“末知也”的结论。从文学发展史的角度，张耒对韩愈振起文风之功作了充分的肯定，视韩愈为一文人而不是道学家，张耒跟秦观是一致的。但是，在对韩愈作为文人之所以杰出这一点上，二人立论的角度却又不同。秦观从文体分类的高度，确立了韩愈作为古文家“集大成”的地位，而张耒更多地关注在文的变迁过程中，韩愈振起颓势的一面。由于张耒是从史的角度立论，因此，他虽然对韩文“上窥典谟，中包迁固，下逮骚雅”有了充分的认识，但是，却不能对韩文所师法的上古经、史、集诸作进行归纳和分类，而且，从他那“上”“中”“下”的用语中，还隐然可见重道宗经的思想底色，因此，他对韩愈的认识未能上升到古今“集大成”的理论高度，也是理固宜然的。两相比较，张耒立论基本上还停留在演绎乃师所谓“文起八代之衰”的层面。未能作更多的阐发与开拓，而秦观持论则显然较张耒更具理性色彩，论述得也更为系统和全面，因而表现出开拓性和指导性，其在文学批评史上的地位也理所当然较张耒之说为高。这也是我们为什么以秦观的《韩愈论》作为从重道尊韩到崇文尊韩标志的原因之一。
终秦观一生，他既没有得过显赫的高官，也没有祖荫庇护，加上性格的相对软弱，使得他为文立论，较多因循而少有惊人的高论，因此，秦观在《韩愈论》中所发表的意见，更多地只能说是当时文坛的一种共识，而不能理解成为他一己之见的高论。从这个意义上讲，秦观《韩愈论》中的观点还是带有相当的普泛性的。正因为如此，所以他的这篇策论在宋人尊韩的历史中才具有重要的意义，对后世的影响也相当深远。
通过前面的分析，可以看出，到秦观的时代，文道的分别已经相当明显，儒学之士与文行之士在审美情趣上的差异性也已有了充分的显现，秦观的文学思想有种十分明显的重文轻道色彩，作为文士，他虽不以论文见称，但以《韩愈
论》为代表的很少的几篇文字里，却不难发现其文学思想是理性的、深邃的。北宋初年那种因道尊韩的观念在那时已渐成过去，以秦观的《韩愈论》为代表，崇文尊韩的调子已经基本定了下来，自那以后，韩愈作
为文人地宋代的地位不断上升，而作为传道者则日益为宋代理学家所轻视。作为时代思想的反映，秦观的《韩愈论》不仅集中地反映了当时文人对韩愈的认识，而且，它还把时人对韩愈的认识进行了归纳和总结，将之上升到了一定的理论高度，以重文轻道为立论的基础，以文体的健全为核心，确立了韩愈古文“集大成”的文学地位，充分肯定了韩愈在文学史上而不是在儒学史的重要地位。以秦观的《韩愈论》为代表所反映的北宋后期文人的韩愈观，对后世的影响相当大。虽然秦观的“集大成”之说，后人并不常提，但自那以后，韩愈作为思想家的历史地位显然没有作为文学家那么显著。
（1）秦观《韩愈论》，见《淮海集》卷22，四部丛刊本。
（2）在《与苏公先生简》、《与李德叟简》等文中，秦观都显示出重文的倾向，只是在《答傅彬老简》中，对“苏式之道”倍加称赞，但那是针对傅彬老“论苏式而其说止于文章”的不满而发的议论，希望通过对“苏式之道”的强调，达到促人全面理解苏式的目的，有矫他人之枉以至过事实之正的意味。
（3）王安石《上人书》，见《王文公文集》卷3，第45页，上海人民出版
社1974年版。
（4）柳开《昌黎集后序》，见《柳开河东先生集》卷11，四部丛刊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