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余华小说中的存在主义倾向
摘要：作为先锋派作家的代表人之一的余华，在其创作历程前后风格的变化中，都离不开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从启蒙主义到存在主义文化情景变化的背景影响，余华小说确实得到存在主义强有力的哲学支撑。通过分析余华小说的写作背景、风格的变化，凸显出余华小说中的存在主义倾向，结识余华小说的独特的审美价值。
关键词：存在主义；存在；荒诞；死亡
一直以来，人的生存状态是存在主义所重点关注的主题，理所当然的在存在主义文学中也往往是对死亡、孤独等要素的关注。产生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的先锋文学，受存在主义思潮的影响，他们的写作也倾向于思考人的生存状态。系统的研读余华的作品后，能感受到他小说中对死亡、暴力、苦难等主题的描写，蕴含着存在主义哲学思潮的倾向。
一、存在主义的产生
存在主义最早可以追溯到19世纪丹麦的宗教哲学家克尔凯郭尔的基督教存在主义。这种基督教存在主义宣扬个人的主观的“存在”，追求人与神的统一。同时，德国的雅思贝尔思和法国的马塞尔·加布里埃尔对这种宗教存在主义进行了更好地继承和发展。在后期的发展中，德国的胡塞尔及其弟子海德格尔萨特等人对这种存在主义哲学进行了新的改造，创立了无神论存在主义，并在以后影响深远。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科技让人们的生活有了一个质的飞跃的同时，也给人们带来了新的生存上的困惑。随着科技的迅速发展，出
论《活着》中余华的生命意识 论《活着》中余华的生命意识 摘要：中国当代著名作家余华的小说《活着》向我们展现了一系列触目惊心的死亡。通过主人翁福贵对孤独的体会，对苦难的承受，对死亡的超越，及对温情的救赎来反映作者对生命意识的探究。本文主要通过以上四个方面论述《活着》中作者所传递出的对于生命的认知。 关键字：《活着》；苦难；生命意识发表论文网站 《活着》是中国当代著名作家余华的小说。这部作品名为“活着”，但是给我们讲述的却是一个不断死去的故事。可以说《活着》其实是一部充满血泪的小说。这篇小说事事都围绕着主人公福贵来展开。作者也正是通过福贵这一人物形象的展示向我们传达了生死之别的真谛。在一次访谈中，余华先生说：“我见到的这个世界上对生命最尊重的一个人，他拥有了比别人多很多死去的理由，可是他活着。”这句话指出了一个事实，也做出了一个判断。那么《活着》到底给我们展示了一种什么样的生命意义，下面将从四个方面论述余华的生命意识。
一、孤独意识 福贵活着但却孤独，身边的亲人一个个都离他而去，父亲被他气死，母亲去世，孩子有庆被抽干血而亡，春生上吊自杀，女儿得败血症死去，妻子得软骨病死去，二喜因为工伤丧命，外孙苦根活活撑死。可以说跟福贵有关系的人都不在了，福贵的精神支柱已经是没有的了。这个世界就剩下自己孤零零的一个了。在小说结尾处有段福贵的话；“往后的日子我只能一个人过了，我总想着自己日子也不长了，谁知一过又过了这些年。我还是老样子，腰还是常常疼，眼睛还是花，我耳朵倒是很灵，村里人说话，我不看也能知道是谁在说。我是有时候想想伤心，有时候想想又很踏实，家里人全是我送的葬，全是我亲手埋的，到了有一天我腿一伸，也不用担心谁了。我也想通了，轮到自己死时，安安心心死就是，不用盼着收尸的人，村里肯定会有人来埋我的，要不我人一臭，那气味谁也受不了。我不会让别人白白埋我的，我在枕头底下压了十元钱，这十元钱我饿死也不会去动它的，村里人都知道这十元钱是给替我收尸的那个人，他们也都知道我死后是要和家珍他们埋在一起的。”从这段话中我们可以看出来福贵已经做好了孤独终老的准备了。后来福贵买了一头老牛，福贵就和这头老牛相依为命，一起孤独到老，可以说在现实生活中他是孤独的，没有一个亲人，只有一头老牛陪伴他。在内心世界福贵同样也是孤独的，亲人都离去了，自己内心已经没有了寄托，在牛耕田的时候福贵是这样说的：“二喜，有庆不要偷懒；家珍，凤霞耕得好；苦根也行啊。”可以说福贵把牛当作了自己对亲人的一种思念和寄托，把动物当成了
论余华小说《活着》的艺术特色 汉语言文学08级李竹根 【摘要】：余华的小说《活着》以“极大的温情描绘了苦难中的人生”，通过反复渲染的苦难和死亡来表现以富福贵为代表的中国底层老百姓特有的人性善良和光辉以及对苦难的承受和忍耐。《活着》以零度情感的叙事视角和重复的叙事手段以及充满民间特色、充满温情的叙事语言为读者打开了一片奇妙的心灵领域：以哭的方式笑，在死亡的伴随下活着。本文正是从这几方面来探讨《活着》的艺术特色。 【关键词】：余华；《活着》；重复；零度情感；语言艺术 《活着》是当代著名先锋作家余华20世纪90年代的代表作之一，这部作品以“极大的温情描绘了磨难中的人生”，通过反复渲染的苦难和死亡来表现像福贵这样经历种种磨难仍执着、坚韧的活着的中国底层老百姓特有的人性善良和光辉以及对苦难的承受和忍耐。小说中重复描写了死亡，却没有展示余华以往作品中令人心惊胆战和不安的血腥、暴力、杀戮、阴谋等场面，一扫“荒寒”和“冷漠”的气息，取而代之的是整部作品中充满了对人类生存的悲悯与关怀，用充满温情的语言亮出了生命的本色,让我们感受到在死亡背后涌动着浓浓的暖意，渗透着人间的温情，为活着的福贵,为活着的人找到了一个生命支点——活着只是为了活着。下面就从《活着》的艺术特色方面来加以阐释。 一．重复的叙述手段 在现代派小说中，为表现人物精神上的某种困扰，往往让某件事在人物的对话、思想、潜意识中反复出现获让同类事件在小说中反复出现。余华在《活着》中灵活运用了重复的叙述手段，即在作品中重复死亡。重复是先锋小说惯用的一种叙事手段，意在通过周而复始的重复还原作家对人生、对世界的思考，但在表面层次上，作家并没有作任何价值判断。通过重复这一有效手段，我们可以看出作家的饿价值取向；而很多时候，通过重复，作家又可以巧妙的回避自己在作品中投注的感情，以使读者的思维产生错乱和空缺。 苦难和死亡一直是余华小说反复渲染的主题。尽管余华自己说:“作为作家本人,变化是基于他本人对自己比较熟练的写作方式的一种不满或慢慢产生疲惫感。”1然而他并没有对“苦难”这个主题产生丝毫厌倦,而是始终迷恋且乐此不彼地加以表现。《活着》名为活着，其实是由一连串的死亡故事组成的。《活着》用一种很平静甚至很缓慢的方式，叙述了主人公福贵一生的悲剧历程。福贵经历了太多的磨难和众多亲人的死亡。年少时的福贵嗜赌成性，输掉了所有的财产后，父亲气死；从腰缠万贯到倾家荡产，成为一个每日为三餐奔忙的穷苦农民；明白了要珍惜妻子儿女时，却被拉去当了壮丁；好不容易回到家，母亲却不在人世了，女儿凤霞因没钱治病变的又聋又哑；儿子有庆刚懂事，却被医生抽干了血而死（中年丧子）；为女儿找到了一个很好的伴侣，她却在生孩子时大出血而死，留下了一个刚出生的婴儿；接着妻子家珍因得软骨病而亡；女婿二喜搬运时被压死；仅剩下爷孙俩相依为命；外孙苦根却因为吃豆子被撑死！大量的死亡而至，无边的苦难仿佛被一种无形的力量推动着，不断的向那些可爱的生命靠拢，甚至摧毁他 1余华：《新年第二天的文学对话》，《作家》，1996年第3期
论余华小说创作的特点 在先锋派小说家当中,余华是较为独特的,他的小说对传统的叙事方式和美学风格给予彻底的否定,传达出对现实世界异于常人的认识和感受。他的小说不断地叙说着对自己现实世界中人及人的命运思考、怀疑、迷惑……讲述着一个个人们无法逃离的厄运，展示一幕幕的人生悲剧。以下笔者尝试从哪些方面来阐述余华的小说创作特点。 一、独特的艺术表现形式 形式的意义,在于它对内容的塑造作用。恰当的形式能使内容得到恰如其分的表现,不恰当的形式,不仅不能使内容充分表现出来，而且会损害内容的表达．艺术表现形式一般是指叙述手法和语言的运用,余华的作品对形式的偏好和新形式的创作极大地引起了读者的注意。其实好的故事并不排斥适当的形式,鲁迅的作品就是形式和故事内容的巧妙结合。余华在写《活着》时，由于形式上的装饰意味消失了,叙述重心倾向到人们的命运本身。《活着》以平实的手法,将富贵的苦难一生娓娓道来,尽管他经历了儿子、妻子、女儿、女婿，外孙众多亲人死去的打击,饱尝着孤独无依的痛苦,终日与老牛为伴，但仍以豁达坚韧的人生态度生活在世间。尽管这篇小说与余华八十年代的作品一样，写出许多死亡和那令人发指的暴虐残忍的场面，但往昔梦幻、神秘的感觉已经消退,也摆脱了那阴暗的氛围,从虚幻天空回落到现实大地,小说中完整的故事,清晰的情节线索,达观乐生的生活态度与冷静平实的写作手法，把生存的人生价值包容在从容的形式叙述之中。随着《许三观卖血记》的出版，人们又一次惊叹，余华不仅把故事讲述得精彩绝伦，而且形式感也很强。余华自己也坦言：“我觉得我是从内心深处把握分寸去写作，这不是技巧能够解决的。”［1]《许三观卖血记》昭示了余华崭新的精神气象，悲悯、温情接纳勾销了冷漠无端的暴力,彰显了人生存的艰难和价值。而且余华为表达“这是一本平等的书＂［2]而采取取消作者身份的叙述方式，这也是决定了叙述的节奏和规律,像民歌般迁流漫衍, 流淌着作者平民化、生活化的平和节奏。《许三观卖血记》的形式中最值得提的是幽默的叙述方式,在某种程度上，幽默不仅是一种缓解苦难的方式，而且又是一种叙述策略。因而有了乐观、智慧和平等的思想.通过幽默的方式余华缓解了文本与内容的紧张关系,并建立了文本与现实的新型关系.选择了幽默意味着余华自己经历了与现实的各种冲突之后,开始获得某种宁静、平和与宽广的境界。小说当中，许三观在天灾之年为儿子们炒红烧肉；许三观因与林芳芳的私情被揭露后,天天被罚在家煮饭炒菜的情形;许三观和阿方及根龙因卖血而喝了太多水之后的走路情形；这些对苦难所进行的喜剧化处理,有效地缓解了八十年代余华的暴力与叙事的紧张关系，形成自己艺术的又一次突破。《活着》、《许三观卖血记》的相继面世标志着余华在小说创作中的某种突破。当血肉充盈的意义深度支撑起小说丰满的身躯之后,人们又一次感到在余华的小说中新的形式大厦正拔地而起,旧日的砖瓦仍然使用，但余华已经盖出别样的大厦.余华不但追求艺术表现形式的创新，而且,在他内心的深处,还苦苦寻觅着一种宝贵的东西——人性善 二、人性善的渴望与呼唤 许多评论者都指出,暴力和血腥充满了余华前期的所有作品。的确,余华自己也曾说过他自己在追求一种精神的真实。试图展示一个不曾被重复的世界，一个不被试验重复的世界,因而他对现实世界采取了怀疑与拒绝的态度，他倾听到的是世界崩溃的声音,这种怀疑的态度导致他的作品中一再出现了破坏,当然也就与暴力紧紧联系在一起。处女作《十八岁出门远行》中“我"一踏入社会,感受到的就是欺诈与暴力,而之后的《河边的错误》、《一九八六年》、《现实一种》。余华将这种暴力由陌生人之间演绎到亲人之间,甚至自残。余华为何如此不厌其烦地为我们展示一幅幅鲜血淋漓的人生图景,一次次暴露人性之恶呢？面对世事的险恶与人性的可怕,余华充满了愤懑与焦虑,不遗余力地刻画了人性之恶正是因为他心中强烈的渴望人性之善。正如鲁迅先生在讲述阮籍嵇康反封建的行为时所说:“表面上毁礼教者,实则倒是承认礼教,太相信礼教,因为魏晋时所谓崇奉礼教，是用以自利……于是老实人认为如此利用,亵渎了
论余华小说中的人物性格与生活命运摘要：性格与命运的关系紧密相联，不可分割。不同的人的性格会决定不同的生活命运，反之，生活道路的不同也会反作用于人的性格。我国当代著名作家余华在他的文学作品中将这二者的关系表现的十分突出，尤其是在90年代后创作的《活着》《许三观卖血记》《兄弟》等。在文中，作者通过对普通人物进行余华式特有的加工处理，展现了人性中最为复杂的一面和历经苦难的多舛命运。由此，将文学与生活紧密结合，再次阐释了性格与命运的错综变换的复杂关系。 关键字：余华人物性格生活命运苦难坚韧 在中国的当代文学史上，有一位作家是在用内心的绝望与呼喊写作，在他的笔下，将人性的善与恶描摹的真实生动，淋漓尽致。站在人生的高度，他将人物至于苦难的环境下，反复历练，层层盘剥，犹如高炉中的顽石，终数尽磨难，留下警醒与教训的碎片。这位作家正是余华先生。余华无疑是先锋小说中最具文化冲击力和颠覆性的作家。他的作品不仅偏离了以确立人的主体性为目标的新时期文学主潮，而且对五四新文学启蒙主义传统构成了了解和颠覆。他的早期作品以纯净细密的叙述，打破日常的语言秩序，组织着一个自足的话语系统，并且以此为基点，建构起一个又一个奇异、怪诞、隐秘和残忍的独立于外部世界和真实的文本世界，实现了文本的真实。但是自《在细雨中呼喊》开始，他的作品不再晦涩难懂，而是在现实的叙述中注入适度的现代意识，以简洁的笔触和饱满的情感尽可能地获得读者最广泛的共鸣。 读余华的作品，就像是经历了血和泪的洗礼，当文中的纷纷扰扰一次次地从我的心尖碾过时，仿佛深陷其中，常会在心中留下万般感慨，这想必也是笔者喜爱余华作品的最主要原因。《活着》，《许三观卖血记》，《兄弟》是余华在转型后，在90年代后先后创作的，也是笔者在此文中主要论证的关键作品。而在这三部作品中，余华将人物性格与生活命运的复杂关系展现的到为全面。古希腊哲人赫拉克利特曾说道：“一个人的性格就是他的命运。”这句话包含两层意思：一是对于每一个人来说，性格是与生俱来、伴随终身的，永远不可摆脱，如同不可摆脱命运一样；二是性格决定了一个人在此生此世的。 一．余华小说中的人性与环境 性格是指表现在人对现实的态度和相应的行为方式中的比较稳定的、具有核心意义的个
在先锋派小说家当中，余华是较为独特的，他的小说对传统的叙事方式和美学风格给予彻底的否定，传达出对现实世界异于常人的认识和感受。他的小说不断地叙说着对自己现实世界中人及人的命运思考、怀疑、迷惑……讲述着一个个人们无法逃离的厄运，展示一幕幕的人生悲剧。以下笔者尝试从哪些方面来阐述余华的小说创作特点。 一、独特的艺术表现形式 形式的意义，在于它对内容的塑造作用。恰当的形式能使内容得到恰如其分的表现，不恰当的形式，不仅不能使内容充分表现出来，而且会损害内容的表达。 艺术表现形式一般是指叙述手法和语言的运用，余华的作品对形式的偏好和新形式的创作极大地引起了读者的注意。其实好的故事并不排斥适当的形式，鲁迅的作品就是形式和故事内容的巧妙结合。余华在写《活着》时，由于形式上的装饰意味消失了，叙述重心倾向到人们的命运本身。《活着》以平实的手法，将富贵的苦难一生娓娓道来，尽管他经历了儿子、妻子、女儿、女婿，外孙众多亲人死去的打击，饱尝着孤独无依的痛苦，终日与老牛为伴，但仍以豁达坚韧的人生态度生活在世间。尽管这篇小说与余华八十年代的作品一样，写出许多死亡和那令人发指的暴虐残忍的场面，但往昔梦幻、神秘的感觉已经消退，也摆脱了那阴暗的氛围，从虚幻天空回落到现实大地，小说中完整的故事，清晰的情节线索，达观乐生的生活态度与冷静平实的写作手法，把生存的人生价值包容在从容的形式叙述之中。 随着《许三观卖血记》的出版，人们又一次惊叹，余华不仅把故事讲述得精彩绝伦，而且形式感也很强。余华自己也坦言：“我觉得我是从内心深处把握分寸去写作，这不是技巧能够解决的。”[1]《许三观卖血记》昭示了余华崭新的精神气象，悲悯、温情接纳勾销了冷漠无端的暴力，彰显了人生存的艰难和价值。而且余华为表达“这是一本平等的书” [2]而采取取消作者身份的叙述方式，这也是决定了叙述的节奏和规律，像民歌般迁流漫衍，流淌着作者平民化、生活化的平和节奏。《许三观卖血记》的形式中最值得提的是幽默的叙述方式，在某种程度上，幽默不仅是一种缓解苦难的方式，而且又是一种叙述策略。因而有了乐观、智慧和平等的思想。通过幽默的方式余华缓解了文本与内容的紧张关系，并建立了文本与现实的新型关系。选择了幽默意味着余华自己经历了与现实的各种冲突之后，开始获得某种宁静、平和与宽广的境界。小说当中，许三观在天灾之年为儿子们炒红烧肉；许三观因与林芳芳的私情被揭露后，天天被罚在家煮饭炒菜的情形；许三观和阿方及根龙因卖血而喝了太多水之后的走路情形；这些对苦难所进行的喜剧化处理，有效地缓解了八十年代余华的暴力与叙事的紧张关系，形成自己艺术的又一次突破。 《活着》、《许三观卖血记》的相继面世标志着余华在小说创作中的某种突破。当血肉充盈的意义深度支撑起小说丰满的身躯之后，人们又一次感到在余华的小说中新的形式大厦正拔地而起，旧日的砖瓦仍然使用，但余华已经盖出别样的大厦。余华不但追求艺术表现形式的创新，而且，在他内心的深处，还苦苦寻觅着一种宝贵的东西——人性善。
论余华《活着》的苦难意识 [摘要]苦难与文学有着不解之缘，是世界性的文学母题之一。在余华的小说中，“苦难”一直是反复渲染的主题，而与之相对应的“苦难意识”是人类的的普遍意识。《活着》表现出强烈的“苦难意识”，也表现了余华对人类生存的不断追问。本文从苦难的表现形式、苦难的产生根源以及苦难的超越三个方面对“苦难意识”进行分析。 [关键词]《活着》；死亡；苦难；苦难意识 一、“死亡”——“苦难”的表现形式 余华是一位特别关注苦难的作家，也很善于表现苦难，90年代以来，余华小说中表现出来的苦难具有了新的形态和意义，苦难不再是罪恶、杀戮、暴力等等，这些东西开始逐渐隐退，腾腾的杀气消失了，血腥的场面没有了，随处而在的暴力收束了。在《活着》中，他将这种苦难的铺叙推向极致，他浓墨重彩地大肆涂抹着人类的各种苦难，甚至还不厌其烦地在读者面前勾勒出一幅幅的“人类受难图”，安排了一个又一个“死亡现象展览”，毫不夸张地说，《活着》上演的其实是一出由死亡连缀的生命悲剧。小说充满了作者的精巧构思、精心布置，他让一幕接一幕的死亡出现在读者眼前，把生命之苦渲染得无以复加、痛彻心骨。 无疑，死亡和灾难是小说最为触目惊心的事实。《活着》以短短的篇幅，写了福贵父、母、子、女、妻、婿、孙七个人的非正常死亡。小说的故事是由一个接一个的死亡连缀而成的。福贵的父亲死于福贵的赌博嗜好，母亲死于疾病，妻子家珍死于软骨病，儿子有庆因输血给县长太太而死，女儿凤霞死于分娩大出血，女婿二喜被吊车吊起的水泥石板打死，外孙苦根吃豆子撑死。一系列的死亡故事，使福贵习惯了死亡，却使读者在重复死亡的旋律中难以喘息，叫人在某种无法躲藏的残酷真实面前，在一次又一次几乎制度化的劫难经历中，与世道人心有所领悟。引导读者进入更为不真的苦难世界中，正如一曲重复演奏的悲凉曲调，使读者在痛苦的声音中挣扎。 显然，余华是有意将所有的苦难加于福贵身上。破产的痛苦、丧亲的痛苦、被抓壮丁妻离子散的痛苦、丧母的痛苦、战场上的死亡痛苦、女儿成为聋哑人的痛苦、因贫困不得不将女儿送人的痛苦、自然灾害带来的饥饿之苦、妻子患软骨病而无法劳动且随时被死亡威胁的痛苦、儿子因荒唐的医疗事故而生命葬送的痛苦、女儿因产后大出血而死亡的痛苦、妻子最终被疾病折磨致死的痛苦、女婿因意外事故死亡的痛苦、孤独的老人独自抚养孙子的痛苦、孙子因长期饥饿暴食而亡的痛苦以及全家人为了最基本的生存而付出的没有止境的不堪重负的劳作之苦。在这一系列痛苦之中，对福贵来说，最痛苦的还是亲人的一一死亡：贤良而含辛茹苦的妻子，懂事而忍辱负重的儿女，善良而豪爽厚道的女婿······ 余华是一位叙述苦难、再现苦难的高手，他关注人间形形色色的苦难，也善于表现这无尽的苦难，在《活着》中，死亡成了苦难最主要的表现形式，从某种
论余华小说中的暴力和 零度写作 集团文件版本号：（M928-T898-M248-WU2669-I2896-DQ586-M1988）
文学与对汉语学院本科生学年论文 题目论余华小说中的暴力和“零度写作 专业对外汉语 学号 姓名 指导教师 分数 论余华小说中的暴力和“零度写作” 学生：熊风 指导教师：何文善 摘要：余华前期小说中对鲜血、暴力和死亡进行了大力渲染。暴力，血腥在余华小说里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余华在进行创作时采用零度笔触手法。本文将通过零度写作的兴起，传播及其对余华小说创作的影响，分析暴力、血腥、死亡在其作品中的内涵要义以及形成的原因，揭示其“零度写作”的巨大魅力。 关键词：暴力；余华小说；零度写作 A Study on the Violence and "Zero Writing" in YuHua's Novels Undergraduate：XiongFeng Supervisor：HeWenshan Abstract：YuHua's early novels applying many colours to a drawing blood, violence, and death. Among of them ,violent, bloody in novels occupies a very important https://www.doczj.com/doc/8a9843161.html,ually,yuhua in writing brush with zero technique.So,this text will zero the rise of writing, spreading and to the influence of the creation of novels by yuhua,
论余华小说创作的特点 Document number：NOCG-YUNOO-BUYTT-UU986-1986UT
在先锋派小说家当中，余华是较为独特的，他的小说对传统的叙事方式和美学风格给予彻底的否定，传达出对现实世界异于常人的认识和感受。他的小说不断地叙说着对自己现实世界中人及人的命运思考、怀疑、迷惑……讲述着一个个人们无法逃离的厄运，展示一幕幕的人生悲剧。以下笔者尝试从哪些方面来阐述余华的小说创作特点。 一、独特的艺术表现形式 形式的意义，在于它对内容的塑造作用。恰当的形式能使内容得到恰如其分的表现，不恰当的形式，不仅不能使内容充分表现出来，而且会损害内容的表达。 艺术表现形式一般是指叙述手法和语言的运用，余华的作品对形式的偏好和新形式的创作极大地引起了读者的注意。其实好的故事并不排斥适当的形式，鲁迅的作品就是形式和故事内容的巧妙结合。余华在写《活着》时，由于形式上的装饰意味消失了，叙述重心倾向到人们的命运本身。《活着》以平实的手法，将富贵的苦难一生娓娓道来，尽管他经历了儿子、妻子、女儿、女婿，外孙众多亲人死去的打击，饱尝着孤独无依的痛苦，终日与老牛为伴，但仍以豁达坚韧的人生态度生活在世间。尽管这篇小说与余华八十年代的作品一样，写出许多死亡和那令人发指的暴虐残忍的场面，但往昔梦幻、神秘的感觉已经消退，也摆脱了那阴暗的氛围，从虚幻天空回落到现实大地，小说中完整的故事，清晰的情节线索，达观乐生的生活态度与冷静平实的写作手法，把生存的人生价值包容在从容的形式叙述之中。 随着《许三观卖血记》的出版，人们又一次惊叹，余华不仅把故事讲述得精彩绝伦，而且形式感也很强。余华自己也坦言：“我觉得我是从内心深处把握分寸去写作，这不是技巧能够解决的。”[1]《许三观卖血记》昭示了余华崭新的精神气象，悲悯、温情接纳勾销了冷漠无端的暴力，彰显了人生存的艰难和价值。而且余华为表达“这是一本平等的书”[2]而采取取消作者身份的叙述方式，这也是决定了叙述的节奏和规律，像民歌般迁流漫衍，流淌着作者平民化、生活化的平和节奏。《许三观卖血记》的形式中最值得提的是幽默的叙述方式，在某种程度上，幽默不仅是一种缓解苦难的方式，而且又是一种叙述策略。因而有了乐观、智慧和平等的思想。通过幽默的方式余华缓解了文本与内容的紧张关系，并建立了文本与现实的新型关系。选择了幽默意味着余华自己经历了与现实的各种冲突之后，开始获得某种宁静、平和与宽广的境界。小说当中，许三观在天灾之年为儿子们炒红烧肉；许三观因与林芳芳的私情被揭露后，天天被罚在家煮饭炒菜的情形；许三观和阿方及根龙因卖血而喝了太多水之后的走路情形；这些对苦难所进行的喜剧化处理，有效地缓解了八十年代余华的暴力与叙事的紧张关系，形成自己艺术的又一次突破。 《活着》、《许三观卖血记》的相继面世标志着余华在小说创作中的某种突破。当血肉充盈的意义深度支撑起小说丰满的身躯之后，人们又一次感到在余华的小说中新的
学生姓名：陈娉 学号：200563210220 班级:2005632102 专业： 指导教师：罗璠 2009年6月
余华小说《活着》的现代性思考 学生姓名：陈娉 学号：200563210220 班级：2005632102 所在院(系):文法学院 指导教师：罗璠 完成日期:
余华小说《活着》的现代性思考 摘要 余华是先锋小说群体中一个很值得关注的作家。作为先锋作家的余华,通过其小说创作体现了自己的现代性思考。他的这种思考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通过对传统文化的反思,加强了对苦难的阐释,重新解读了死亡的意义;二是借助对现代文明的批判,完成了对现代律法规则的再认识和科学认知的质疑。 关键词::现代性;传统文化;死亡;批判 关键词
THE MODERNITY PONDER OF YUHUA’S NOVEL《Huo Zhe》 ABSTRACT Yuhua is the writer who in the cutting edge novel community is worth paying attention very much.Yuhua As write of cutting edge,He has manifested his own modernity ponder through its novel’s creation.His this kind of ponder mainly manifests in two aspects:one is through to traditional culture reconsideration, strengthened to the misery explanation,has explained the death significance; two is with the aid to modern civilization critique,has completed to the modern regulation rule again understanding and to scientific cognition question. Key words:Modernity；Traditional culture；Death；Critique
论余华小说的戏仿 内容摘要：余华是中国先锋小说创作较有成就的一位作家，戏仿是其先锋实验的重要技巧，本文将试着从模仿与颠覆等几个方面论述余华小说中的戏仿，从而揭示其文本的内在意蕴与本质。 关键词：戏仿隐痛真实突围 戏仿，又被称为谐仿，是指在自己的创作中对他人的文本进行模仿和借用，以达到调侃、嘲讽、游戏甚至致敬的目的，它是属于二次创作的一种。在世界上的许多国家，戏仿都是文本创作的一种重要形式，例如英国莎士比亚的戏剧就是经常被戏仿的对象，人们对莎的剧作进行解构和再创作，达到了改写经典的目的。在中国，戏仿也并不是什么新鲜的创作方式，“五四”新文学时代，鲁迅的小说集《故事新编》里的许多故事都可以看成是那个时代戏仿作品的代表作，而到了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戏仿作为一种创作方法在中国可谓是出现了一个高潮，许多作家都取得了不小的建树，余华同样走在了前列。余华作品戏仿的对象大都是一些人们耳熟能详的经典文本，这些文本在人们心目中的价值评判已经根深蒂固，而余华正是通过自己的改写和颠覆，达到他渴望人们重新认识经典以及重新审视传统价值的目的。 一、戏仿，“戏”与“仿”完美结合： 戏仿，它不仅是一种具有现代精神的文学创作，同时它也是一种具有后现代精神的文学创作，它是二者融合的结晶。余华在小说创作时套用经典文本的内容和形式，同时借用了被戏仿作品先前给读者留下的印象和期待，这个我们可以称之为”仿”；另一方面，他又在模仿过程中进行一定程度的颠覆，从而达到最终的滑稽、荒诞和游戏性、讽刺性效果，这个我们可以称之为“戏”，二者都包含了丰富的意蕴和内涵。 (一) “仿”：现代精神的模仿 一个作家在进行戏仿文本创作的时候，必须要有被模仿的对象，余华模仿的对象类别较多，有才子佳人小说，有侦探小说，也有武侠小说，他在整体框架上继承了这些小说的传统模式，在人物安排上和角色定位上也紧随经典。从他的小说《古典爱情》的命名上我们就可以看出这是一个十足的模仿文本，是以一个现代人的视角重新对所谓的“古典爱情”进行诠释，从中窥视另外的不相雷同的价值观念与精神意蕴。在文中，作者主要描绘的是柳生和小姐惠之间的故事，二者的角色出场和古代才子佳人的角色如出一辙，柳生“身穿一件青色布衣，下截打着密褶，头戴一顶褪色小帽，腰束一条青丝织带”，可见他是一个正宗的寒衣士子，同时他“能写一手好字，也能画几支风流花卉”，这是才子应该具备的共性特征。在明代的才子佳人小说《玉娇梨》中，苏友白的境况是“父母俱已亡过，家下贫寒，尚未娶妻，祖籍不是金陵人，也没甚么亲戚”，也可谓是茕茕孑立，落魄不已，但是他“美如冠玉，润比明珠。山川秀气直萃其躬，锦绣文心有如其面。宛卫玠之清癯，俨潘安之妙丽。并无纨袴行藏，自是风流人物”(1),可以说是仪表非凡，满腹经纶。当然，这些才子寄托了作者的人生理想，他们似曾相识几乎雷同的形象无一不带上作者自己的影子。作者赋予他们才识的同时，也赋予了他们孜孜追求的精神品格，柳生一而再再而三的考取功名，虽然屡战屡败可仍旧是
作者：叶淑媛 【摘要】余华的小说《活着》以富含哲理的客观叙事，通过展示普通人的生活样态，创造了“活着”的独特意象。这一意象既是现实人生中反复出现的“典型情境”的感性显现，又与中国传统儒道哲学文化有着深层联系，同时具有人类普遍意义。 — 余华20世纪80年代的作品被看作是先锋小说的“标本”，90年代后的创作则发生了转型。一般认为其转型的主要标志是写作风格由先锋叙事向现实主义的回归。但笔者认为，这并不是简单的回归，而是复杂的嬗变。他在恢复小说的可读性和重新关注生活的日常性中，既实践着他对小说特质的新认识，也表现着他对人生和人性的新理解。其小说意象从“死亡”向“活着”的置换，就是一个重要的表征。余华在《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中创造出“活着”意象，并探讨了“活着”的意义和内涵，这是他对中国新时期文学的一大贡献。 以《冈底斯的诱惑》、《西海无帆船》、《虚构》等作品为中国当代先锋小说树起第一面大旗的马原，在1987年出版了第一部长篇小说《上下都很平坦》之后，再不见新作问世。而这一时期，正是马原倡导的先锋小说风起云涌之际。不过，其后先锋小说的道路并非“上下都很平坦”。先锋小说难以为继的原因，一方面是先锋小说所看重的形式试验到后来表现为越来越严重的形式主义倾向；另一方面是内容上不真实的假想，让一般的读者感受到的是“叙述圈套”或者是“叙述迷宫”，阅读失去了情趣。 20世纪80年代，作为先锋小说的主要代表人物余华，却在先锋小说如日中天的高潮时期突然转型了。余华的转型，可以从大的社会环境方面将之归结为中国文化和文学转型的必然产物。但是，这些原因并不完全。笔者觉得余华的转型与他个人
的成长、成熟的关系更大。他的先锋小说《四月三日事件》、《现实一种》、《世事如烟》、《难逃劫数》等作品中血腥的“暴力写作”和残酷的“死亡叙述”是少年不成熟的心态对社会的不信任，对现实的激愤，因此他着力于探讨死亡，营造了整体“死亡”意象，表达他对人生的思考和关怀。当然，西方现代主义文学和后现代主义文学侧重于从死亡角度探讨生死母题的特色，对特别喜欢博尔赫斯、马尔克斯、罗伯一格里耶等人的余华来说，对他的创作影响十分深远。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余华那少年的反叛和冲动逐渐平息，目光中多了一些温情，相应地在创作中得到表现。1991年发表的《呼喊与细雨》虽然抒发的主要还是无奈的“绝望”情怀，但多少已经有了些温情。一般认为这部作品是余华写作转型的标志。其后，余华“用同情的目光看待世界时”，发现生活的真谛不是其他，而是活着。于是，“活着”成为余华《活着》（1992年）和《许三观卖血记》（1995年）这两部作品的核心哲学，也是这两部作品的哲学意象。而且，当余华进一步审视“活着”的内在力量时，他不自觉地从西方死亡哲学回归到中国传统儒道文化精神；从建构“死亡”意象转向“ 活着”意象内蕴的探讨；写作风格从“先锋”向“写实”回归。因此，余华的写作转向是一种从形式到内容的复杂嬗变，是一种必然，这其中有余华对文学的重新理解。在这样的转变中，余华为自己的创作找到了新的文化根基——回归民族精神。“……90年代先锋小说走向民族精神史，回归故事，从自恋情结走向社会民族历史，这无疑是成熟和进步的迹象。”余华的独特和贡献则是在民族精神史的回归中提出了“活着”意象，以此来思考民族、甚至人类的生存意义。 二 余华由“先锋”转向“写实”，写下《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这样的作品时，内心才真正地敞开了，正如他自己所说的：“自己置身于发现之中，就像日出的光芒照亮了黑暗，灵感这时候才会突然来到。”余华所说的“发现”就是“人是为活着本身而活着的，而不是为活着之外的任何事物所活着。”《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因
论余华小说的创作特征 八十年代是一个思想活跃的时代当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在这个十年的前半段轰轰烈烈之后，到中后期都自觉或不自觉地进入主流话语系统而销声匿迹。而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人们的物质欲望不断被激起，现实关系发生了变化，加之外来文化思潮继续涌入，不断冲击人们的思想，人们也开始了对人生价值、理想和意义不断怀疑，于是出现了一批坚持前卫性、试验性、颠覆性、解构性文本写作的反叛作家，先锋文学迅速兴起。余华作为当代中国先锋小说家的杰出代表，自八十年代中期开始小说创作。其八十年代主要作品有《十八岁出门远行》、《死亡叙述》、《古典爱情》、《现实一种》、《世事如烟》、《难逃劫数》、《鲜血梅花》、《河边的错误》等中短篇小说，具有明显的先锋特征。 1989年之后先锋文学高度的试验性造成的艰深晦涩使他们渐渐失去了读者，加之新写实小说、通俗文学、大众传媒的挤压，使先锋文学陷入危机，不得不做出调整。余华此时也开始转向对长篇小说的构思创作，先后发表了《在细雨中呼唤》《活着》《许三观卖血记》等优秀长篇小说。余华在对小说体制进行变化的同时，也进行了创作风格上的改变，开始了新的探索。下面笔者将对前后两个时期的创作特征作具体的分析。 一、八十年代的小说特征 （一）苦难和“人性恶”之主题 八十年代中期先锋小说在中国文坛兴起，先锋作家们在主题上大多都选择了对人生人性的关注，而余华对这种关注似乎显得更惊心动魄，更让人触目惊心。他把生存苦难作为小说的基本主题，从他八十年代的小说来看，“苦难”就像原罪一样是人类永远挥之不去的阴霾，人类生来就是受苦的，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必须忍受隔膜，忍受伤害，忍受亲情的丧失和理想的破灭，暴力、死亡、世界的荒诞性和非理性构成为人类生存困境的表征，构成了这个苦难世界的本质。余华小说中采用了不介入的方式，把世界的苦难加以冷酷地铺排渲染，使苦难获得了某种纯粹透彻，某种与生俱来性和非意志动摇性。 暴力是余华小说的核心命题，是一切苦难的推动力，并将其定位在源于人原始生命力的冲动，在这一冲动下，亲情、友情等的社会关系，变得不堪一击，兄弟父子，夫妻朋友之间相互争斗和残杀，人的暴力本能超越了人的理智，使人类永远难逃苦海。 《现实一种》中暴力最让人痛彻心肺，先是皮皮对堂弟进行种种的肉体侵害，而这始源于“看到父亲经常揍母亲”，皮皮将堂弟摔死之后，山峰便在仇恨和愤怒之下一脚踢死了皮皮，山岗便用更残忍的方式令弟弟活活笑死，山岗被枪毙，山峰的妻子又把山岗的尸体“捐献”给医生做人体解剖，小说在医生娴熟的肢解中悄然结束。一场家庭内部的屠杀，冲掉了所有的虚假的温情和纯净，漠然存在的只是血淋淋的杀戮和令人胆寒的死亡。在《一九八六年》中，余华则描写了一
论余华小说创作的特 点
在先锋派小说家当中，余华是较为独特的，他的小说对传统的叙事方式和美学风格给予彻底的否定，传达出对现实世界异于常人的认识和感受。他的小说不断地叙说着对自己现实世界中人及人的命运思考、怀疑、迷惑……讲述着一个个人们无法逃离的厄运，展示一幕幕的人生悲剧。以下笔者尝试从哪些方面来阐述余华的小说创作特点。 一、独特的艺术表现形式 形式的意义，在于它对内容的塑造作用。恰当的形式能使内容得到恰如其分的表现，不恰当的形式，不仅不能使内容充分表现出来，而且会损害内容的表达。 艺术表现形式一般是指叙述手法和语言的运用，余华的作品对形式的偏好和新形式的创作极大地引起了读者的注意。其实好的故事并不排斥适当的形式，鲁迅的作品就是形式和故事内容的巧妙结合。余华在写《活着》时，由于形式上的装饰意味消失了，叙述重心倾向到人们的命运本身。《活着》以平实的手法，将富贵的苦难一生娓娓道来，尽管他经历了儿子、妻子、女儿、女婿，外孙众多亲人死去的打击，饱尝着孤独无依的痛苦，终日与老牛为伴，但仍以豁达坚韧的人生态度生活在世间。尽管这篇小说与余华八十年代的作品一样，写出许多死亡和那令人发指的暴虐残忍的场面，但往昔梦幻、神秘的感觉已经消退，也摆脱了那阴暗的氛围，从虚幻天空回落到现实大地，小说中完整的故事，清晰的情节线索，达观乐生的生活态度与冷静平实的写作手法，把生存的人生价值包容在从容的形式叙述之中。 随着《许三观卖血记》的出版，人们又一次惊叹，余华不仅把故事讲述得精彩绝伦，而且形式感也很强。余华自己也坦言：“我觉得我是从内心深处把握分寸去写作，这不是技巧能够解决的。”[1]《许三观卖血记》昭示了余华崭新的精神气象，悲悯、温情接纳勾销了冷漠无端的暴力，彰显了人生存的艰难和价值。而且余华为表达“这是一本平等的书”[2]而采取取消作者身份的叙述方式，这也是决定了叙述的节奏和规律，像民歌般迁流漫衍，流淌着作者平民化、生活化的平和节奏。《许三观卖血记》的形式中最值得提的是幽默的叙述方式，在某种程度上，幽默不仅是一种缓解苦难的方式，而且又是一种叙述策略。因而有了乐观、智慧和平等的思想。通过幽默的方式余华缓解了文本与内容的紧张关系，并建立了文本与现实的新型关系。选择了幽默意味着余华自己经历了与现实的各种冲突之后，开始获得某种宁静、平和与宽广的境界。小说当中，许三观在天灾之年为儿子们炒红烧肉；许三观因与林芳芳的私情被揭露后，天天被罚在家煮饭炒菜的情形；许三观和阿方及根龙因卖血而喝了太多水之后的走路情形；这些对苦难所进行的喜剧化处理，有效地缓解了八十年代余华的暴力与叙事的紧张关系，形成自己艺术的又一次突破。 《活着》、《许三观卖血记》的相继面世标志着余华在小说创作中的某种突破。当血肉充盈的意义深度支撑起小说丰满的身躯之后，人们又一次感到在余华的小说中新的形式大厦正拔地而起，旧日的砖瓦仍然使用，但余华已经盖出别样的大厦。余华不但追
反叛与颠覆：浅析余华《鲜血梅花》的主体意识 【摘要】余华的《鲜血梅花》通常被看作是对武侠小说的戏拟，其以武侠为背景，但却是对传统的武侠小说的一种颠覆和反叛，属于先锋小说的范畴。余华改写”了传统武侠的“复仇”主题和“成长”模式，从内容题旨、情节模式等方面，对传统的叙述模式和规范进行了颠覆和消解。形式上的反叛为其“先锋式武侠小说”的主体意识的叙述做了最充分的铺垫。 【关键词】传统武侠“先锋式武侠”复仇反叛与颠覆主体意识 《鲜血梅花》是余华短片小说中的优秀代表，属于先锋销售的范畴。其讲述了主人公阮海阔身负梅花剑为父报仇的故事。小说虽沿用陈陈相因的武侠程式，但彻底颠覆了武侠小说惯有的文类特征。作者通过对传统武侠小说的叙事结构的颠覆和复仇使命的淡化与消解，呈现出一个隐匿的故事背景下荒诞的寻找和错失的复仇人生。他途中因缘际遇帮助了胭脂女和黑针大侠，多年后得知这两人已将自己的仇人杀死，于是自己再无仇可报。全文叙述了主人公理想的必然破灭的过程，这也是《鲜血梅花》对传统武侠小说的绝对颠覆和反叛。是一种“先锋式的武侠小说”，表现了其特殊的主体意识。 一.小说背景：隐匿的世界 《鲜血梅花》是一部武侠小说，但小说却没有明确的历史背景，作者借用武侠题材却没有复原历史本身。在小说中一切都被简单化，既既没有太多的社会背景和黄静的构筑，也没有太多的人物心理描写，呈现出一个夸张性的近乎空白的背景。与传统的武侠小说宏大而细致的的历史背景相比，《鲜血梅花》几乎是一个隐匿的世界，历史时间和空间地点的模糊使得对江湖世界的描绘成为对历史的重新叙述和任意虚构。作者虚构了一个与现实有遥远距离的历史时空，借助虚幻的江湖世界，叙述了被剥夺了历史性的人物在宿命的复仇人生中漫无目的地漂移。 阮海阔母子似乎生活在一个与世隔绝的地方，十五年的隐匿生活在阮海阔二十岁的时候被他的母亲画上了句号。我们无从知道他们的生活环境也没有办法了解阮海阔的内心世界。故事的背景设定甚至显得苍白无力。余华曾明确的表示，“我并不认为人物在作品中享有的地位比河流、阳光、树叶、街道和房屋来得重要。我认为人物河流、阳光一样，在作品只能够都只是道具而已。”这种对传统武侠小说的反叛也是余华对真实的质疑，以至在《鲜血梅花》的背景设定上构筑了一个隐匿的世界。 二.对传统武侠小说的叙事结构的否定 1、情节设定： 传统的武侠小说中，精彩绝伦的往往是跌宕起伏的情节，而相比之下《鲜血梅花》的情节却平淡地多。在最应当张扬刀光剑影、爱恨情仇的武侠小说中，余华却将江湖世界写得浪漫而宁静，主人公始终处在漫无目的的美好漂泊之中。阮海阔与胭脂女、黑针大侠、青云道长等武林高手的偶遇，也充满了浪漫的色彩，没有惊险紧张的对决，只有寥寥几语的对话。甚至于阮海阔走进的江湖，也只是“一轮红日在遥远的天空里漂浮而出，无比空虚的蓝色笼罩着他的视野。置身其下，使他感到自己像一只灰黑的麻雀独自前飞”。“他像是飘在大地上的风一样，随意地往前行走。他经过的无数村庄与集镇，尽管有着百般姿态，然而它们以同样的颜色的树木，同样形状的房屋组成，同样的街道上走着同样的人。因此阮海阔一旦走入某个村庄或集镇，就如同走入了一种回忆”。 作者用一种近乎荒诞的反方式来设定全文的故事情节。一般以复仇为主题的武侠小说会有这样的情节线索：父亲被杀——儿子成长（曲折）——儿子手刃仇人。但《鲜血梅花》的主人公却一直在寻找杀父仇人的过程中停滞不前，最终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借助别人的手完成了复仇的任务，而自己却直到最后才明白杀父仇人已死。简单说来，就是：父亲被杀——儿子寻找仇人（平淡）——仇人已死。
解析余华小说的中国式荒诞悲剧 ——以《活着》和《许三关卖血记》为例 引言 余华是中国当代先锋派作家的骨干，至今已经创作数十部作品，成为当代最富影响力的作家之一。余华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创作了一系列独具风格的作品，颠覆了传统小说的观念，以冷酷的笔调书写人生和世界的阴冷与残酷，这时期“暴力”成为余华极度迷恋的母题，如《十八岁出门远行》、《现实一种》、《往事如烟》等，进入90年代，余华嗜爱的暴力血腥场面已经淡出，开始用平淡的笔调书写充满温情又很无奈的现实生活，如《活着》、《许三观卖血记》等优秀作品。余华创作风格转型中突出的变化就在于他对传统民间文化的态度从批判转向歌颂，血腥和暴力的叙述被温情的传统思想冲淡，福贵和许三观的忍让、遗忘、平和的人生观与山峰与山岗的暴力残酷形成强烈对比，不可否认的是，余华后期作品风格与前期相比更加成熟稳重了。 悲剧与荒诞虽是西方的美学理念，但在中国文学界也有广泛运用，余华作为中国当代杰出的先锋作家，对西方文艺理论的运用相对较多，在余华前期作品中对悲剧和荒诞的描写都比较夸张，转型后的作品则多从现实角度温情的描写世间悲态，又不乏讽刺的幽默，起到“笑着流泪”的效果。西方的荒诞悲剧理论经过中国作家的笔便具有中国特色，《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就是鲜明的例子，在诉说中国本土故事的同时加入中国传统文化，使荒诞悲剧有了中国韵味。毫无疑问，余华的《活着》与《许三观卖血记》是任何一个关心20世纪90年代中国文学的人都不能忽视的两部作品。它们几乎都是一发表，便引起圈内圈外的巨大反响，而余华也借助这
两部作品，迎来他创作生涯的第二个高峰。在这两部长篇小说中，余华不仅成功地完成了自我艺术上的再一次转变———回到朴素，回到现实，回到苦难的命运之中，而且也实现了自我精神上的又一次迁徙———从先前的哲学化命运思考向情感化生命体恤的转变，从冷静的理性立场向感性的人道立场的转变。 一、余华小说中的悲剧 众所周知，悲剧诞生于古希腊，经过长年的创作实践和理论探索，到了亚里士多德时代形成了较为系统的理论体系，简言之即:“悲剧是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亚里士多德认为，“悲剧能够借助于引起人们的怜悯和恐惧之情来使人们的灵魂得到净化和陶冶”[1]，现代悲剧观则认为，悲剧所毁坏的对象都是无价值(相对于传统悲剧中的“有价值”而言)的处于卑微荒诞处境的平凡人物，这种悲剧颇类似喜剧。余华小说中的悲剧所毁坏的对象就是平凡人物，如福贵与许三观，正是这类平凡人物才代表了中国广大人民的生活状况。 （一）悲剧的审美内涵 美学中的悲剧不同于日常生活中所发生的悲剧性事件。它所注重的并不是在于艺术作品是不是有特定的戏剧形式，而是在于它作为一种艺术或者说一件艺术作品所反映的实质性内容是不是具有悲剧性的矛盾冲突。如歌德认为：“悲剧的关键在于冲突而得不到解决，而悲剧人物可以有任何关系的矛盾而发生冲突，只要这种矛盾有自然基础，而且真正是悲剧性的。”[2]因此有了这种悲剧性的冲突，无论是诗歌、小说、音乐，还是电影、绘画、雕塑等形式都可以反映出悲剧性的内蕴。 作为审美范畴，悲剧冲突不同于通常的社会冲突，而是生命的、意志的、生与死的抗争，不可避免，不容退让。“悲剧主体则为了实现对自身现实的超越，或为了抗拒外力的摧残而陷入尖锐的冲突之中，他们往往处于无从选择的‘两难’或‘动机与结果完全悖反’的灾难里，但是面对灾难他们敢于殊死抗争，不惜以生命作为代价去超越苦难和死亡，从而显出超常的生命力，把主体自身的精神和人的意志力提到崭新的高度，展示出人生的全部价值。”[3]《俄狄浦斯王》《哈姆莱特》《浮士德》《推销员之死》《窦娥冤》《赵氏孤儿》《红楼梦》《雷雨》等这些中西方的经典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