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献综述
2020 届
城市化对城市人口规模的影响文献综述
学生姓名张三
学号 8888888
学院商学院
专业
指导教师
完成日期2020年×月
［摘要］：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经历了巨大的变化，其中一个重要特点就是伴随着户籍管理制度逐步放开以及城市化和现代化发展带来巨大规模的人口迁移流动。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社会经济发展更加深化，人口流动与城市化的关系也更加紧密。本文从城市化，人口城市化以及人口规模的概念入手，对城市化、人口城市化以及人口规模的相关理论等进行了相应的概述，并在理论上阐述了城市化发展阶段和其特征，在此基础上对城市化与城市人口规模关系进行相关分析，得出城市化与城市人口规模存在高度相关性。以期在人口流动与城市化进程具有阶段性和复杂性的特征下，厘清当前人口流动与城市化的基本现状，以及城市化与城市人口规模两者之间存在的关系，有助于我们正确认识人口流动、为有关决策提供更可靠的依据，以更好地促进我国的城市化进程的发展。［关键词］：城市化；人口规模；影响
引言
人口问题一直是政府、学术界和社会关注的焦点，学术界更是从不同学科角度对人口流动以及规模的现状、问题、理论、模型等方面进行了越来越广泛的研究。改革开放以前，我国人口流动受到很大程度的限制，人口流动方面的研究也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但近年来随着人口流动大规模的涌现，我国对人口流动方面的研究也取得了一定成果。总的来说，有关人口流动的理论研究，尤其是人口流动与城市化两者关系的研究，国外研究已经形成了一定的理论体系，而我国的相关研究则多是在国外有关理论基础上的应用或扩展。由于本文研究的重点是人口流动对城市化进程的影响，以下主要从人口流动与城市化的含义以及两者关系的相关研究进行梳理、总结和评价。
一、人口流动与城市化概念及内涵研究
（一）人口流动概念及内涵
人口流动是中国特定城乡背景下衍生的特定概念，而国外并没有这一概念，其对应的概念为人口迁移。人口流动与人口迁移涉及社会学、人口学、经济学、地理学等多个领域，各机构或学者在对人口迁移流动进行研究时，大多会根据自身研究的角度对这一概念进行界定，使得对于“人口流动”、“人口迁移”的理解处于一个灵活且混乱的状态，同时也产生了一些相关的概念术语，如户籍迁移和
非户籍迁移，迁移性人口流动与非迁移性人口流动、农民工、人户分离人口等。但从已有的研究看，不论如何定义这一概念，均离不开人口流动或人口迁移的三大属性，即空间属性（居住地是否改变）、时间属性（是否永久性改变）和目的属性（是否以居住为目的）。
人口迁移通常指人口在空间上的位置变动。联合国编纂的《国内迁移衡量方法》（1970）将迁移定义为“跨越一定最低距离限度的区域转移，且发生了居住地的改变”。美国人口资料局出版的《人口手册》将”改变定居地为目的，跨越一定边界的人口迁移行为”定义为迁移，发生人口迁移行为的人则为迁移人口(Hubbert and Kane，2001）。Ravenstein(1885)对人口迁移进行了系统的研究，提出“迁移意味着生存和进步，而静止的人口意味着停滞不前”，并对人口迁移进行了如下论述：（1）迁移者的主体仅作短距离迁移；（2）迁移逐步进行；（3）长距离迁移者一般是被一个大的商业或工业中心吸引；（4）每个迁移流都会产生一个补偿的逆流；（5）城镇地区人口的迁移性低于农村地区；（6）女性在出生地的迁移性高于男性，但是男性迁往国外的较多；（7）大多数迁移者是成年人，但家庭很少迁移到国外；（8）大城市中人口的迁移增长要高于城市人口自然增长；（9）工商业发展和交通条件的改善有利于人口迁移规模扩大；（10）人口迁移以农村地区向工商业中心转移为主；（11）经济动因是人口迁移的主要目的。
与国际上一般“移民”的概念有所不同，我国城乡分割的二元户籍制度的存在，使得“户口登记地的改变与否”将人口在空间上的变动分为人口迁移和人口流动两种。通常将发生了户籍变动的人口常住地改变定义为迁移，而将未发生户籍变动的人口常住地改变定义为流动，相应的将发生这两种行为的人口称之为迁移人口和流动人口（段成荣，2006）。
魏津生（1984）最早对国内人口迁移和流动的相关定义给出了阐述，指出以改变户口登记常住地作为标志的人口移动即为人口迁移，而未改变户口登记常住地但在一定时间内改变了现住地以及两者均未改变但因通勤而形成往返的人口移动即为人口流动。魏津生（1999）将城市“流动人口”定义为“户口登记地未发生改变，离开户口所在地到其他城市现住的暂住人口、以及暂时居住在城市的港澳台和国外人口”。这是从空间属性上给出的定义，国内后来对人口迁移与流动的研究也大多以此为基础。
孙福滨等（2000）针对“人口迁移和人口流动概念的理解、使用与界定存在众说纷纭和混乱”这一问题，提出了对人口迁移与人口流动进行分类的一种新方法，认为可以从人口移动的三个属性出发，并从地域、时间和定居与否三个方面给出了较为详细的划分，但也指出，实际研究中仍需根据研究对象的不同做进一步的界定。我国人口流动和人口迁移不仅是一个人口概念，同时也是一个制度性概念。通常我们将发生了流动行为的人称为流动人口，将发生了迁移行为的人称为迁移人口。对于迁移人口来说，由于户籍变动有明显的标志，并且有设置街道、乡、镇一级的派出所对户籍迁入迁出进行登记，因此对迁移人口数据的确定和统计较为明确。而对流动人口的界定工作则要复杂得多，存在的问题除了称谓的多样性之外，还有统计口径上的差异，以及与其他国家人口流动资料上的不可比性。国内学者大都倾向于以人户分离或长久居住地是否改变作为流动人口的标志。
黄蓉（2000）主张从广义和狭义两个方面界定流动人口的概念：广义流动人口指出于特定目的或动机，在不改变法定常住地的情况下，所进行的地理空间移动，此移动过程不受目的、时间、空间的限制，只要法定常住地不发生改变，都可以视为流动人口；狭义流动人口主要指在流入地没有法定住所的外来人口，即流入人口，是广义流动人口的一部分。持相同观点的还有吴晓等（2001）。
此外，我国职能部门出于制定政策、法规，以满足流动人口管理工作的需要，主要从流出地、流入地以及两者相结合的角度对流动人口概念进行了界定。如《福建省流动人口治安管理条例》、《辽宁省流动人口管理条例》等从流出地的角度对流动人口概念进行了界定，《上海市外来流动人口管理条例》、《北京市外来务工经商人员管理条例》等从流入地的角度对流动人口概念进行了界定，《天津市流动人口管理暂行规定》则从流入地以及流入地与流程地相结合的角度对流动人口概念进行了界定（万川，2001）。
（二）城市化概念及内涵
城市化，或称城镇化、都市化，是英文Urbanization 的不同译法。“城市化”（Urbanization）这一术语最早由西班牙工程师 A.Serda（1867）在《城市化概念》一书中提出，城市化是由工业化发展而来，城市化过程最初的体现是农村人口向城市人口迁移的过程。罗淳（2013）认为城镇化、狭义城市化和都市化是人类在
不同聚居层次上所形成的三种城市形态；狭义的城市化与城镇化、都市化并列，属于城市化进程中的一个特定阶段；广义的城市化涵盖着城市化的所以形态，即城镇化、狭义城市化和都市化。
城市化作为社会经济转化的重要过程，包含了人口转移、经济领域、社会文化发展等诸方面的内容，不同学科对城市化内涵的解释不尽相同。人口学侧重于关注城市人口比重的变化，认为城市化是农村人口转化为城市人口的过程，表现为城乡人口结构的变化。赫茨勒（1963）指出，城市化就是人口从乡村流入大城市以及人口在城市的集中。威尔逊（1986）将城市化理解为一种居住在城市地区的人口比重上升的现象，即城乡人口比重彼此消涨的现象。国内学者林国先（2002）通过对发达市场经济国家城市化进程的研究，指出农村人口向城市集中是城市化进程的基本特征。杨重光等（1986）认为这种集中不仅体现在城市数量的增加，同时也表现为城市人口比重的不断提高。持相同观点的国内学者还有杨张乔（1988）、钟荣魁（1994）等。
基于某一学科或角度对城市化概念进行界定，通常反映的是城市化的某一个侧面，为此也有不少学者从多学科融合的角度对城市化概念进行了阐述，以体现城市化的多维动态特征。如英国帕乔内（Pacione，2003）认为城市化内涵包含三方面的含义：一是城市化（Urbanization），即地区城市人口比重的提高；二是城市增长（Urban growth），即城镇人口规模的增加；三是城市生活方式（Urbanism），即城市生活行为及社会特征在整个社会生活中的扩展。国内学者林拓（2004）从地理空间和社会文化两方面对城市化概念进行了界定，认为城市化包含两个过程：一是空间和农村人口的城市化，表现为农民向非农产业转移；二是地域社会和文化变迁的城市化，这一过程更意味着农民的市民化。
虽然不同学科对城市化的定义存在一定的差异，但是作为一个社会经济的转换过程，城市化至少包括人口流动迁移、社会活动集聚、经济结构调整、生活方式转变等诸方面的内容。根据《国家标准城市规划术语》的定义，城市化是人们的生产和生活方式由乡村型逐渐转化为城市型的过程，表现为人口数量、社会活动、经济发展等方面的比重在城市不段上升而在乡村地区不断下降。概括地讲，城市化应包含以下几层含义：（1）城市规模的扩大、数量的增加、基础设施建设的完善；（2）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城市内部结构和空间形态不断发展；（3）随着
社会经济发展，城市生产与生活方式发生改变，生活质量不断提高；（4）城市中心作用得以强化，并对周边地区产生影响；（5）农村与城市实现互动发展，城市体系形成并不断完善（景春梅，2010）。
二、人口流动与城市化关系的理论研究
城市人口迁移增长和农村人口向外输出均会带来当地城市人口占比的提高，城市化动力及其加速发展的主要原因是人口大规模的乡城迁移（Zhang and Song，2003；胡鞍钢，2003）。关于人口迁移流动和城市化之间的联系，学术界存在如下几种解释：
（一）区域经济学理论对人口流动与城市化关系的讨论
城市化过程是资源与要素在城乡地域间和产业间重新配置和组合的过程（冯云廷，2005），劳动力的迁移流动和重新分布是其中的一个重要部分。我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考虑到我国的国情，城市化过程在现阶段的我国就是城市化发展的过程（任远等，2014）。人口流动自然会影响到区域和城市的经济社会发展，大规模的人口流动将改变人口重心、经济重心和城市体系结构。农村劳动力从中西部地区流入东部地区，为东部地区城市部门提供了丰富的劳动力，在增加东部地区城市人口密度的同时，还通过参与该地区的城市化建设，推动着东部地区的城市化进程（王小鲁，2004）。区域理论模型指出，城市扩张和人口增长取决于其所处区位。人口在地理空间上的流动和再分布受工业区位选择的影响，而城市化来源于劳动力和厂商的区位选择和集聚，当边际收益超过边际成本时，人口城市化将得到持续发展，反之则出现停滞（李竞能，2004）。在集聚理论中，中心地理模型指出城市集聚了大多数的商业功能，并发挥着核心辐射作用，进而带动着城市的增长和人口的集聚，同时人口集聚和迁移流动也往往伴随着资本等生产要素的集中（周伟林等，2006），又进一步推动着城市经济的发展。Wallerstein （1974）也特别指出，发展中国家人口城市化进程也融入了世界资本运动当中。
（二）发展经济学对人口流动与城市化关系的讨论
由Lewis（1954）最先提出的两部门劳动力市场理论模型指出，农业生产率和农业现代化水平的提高，导致了农业剩余劳动力的产生。乡城劳动力迁移流动最初是在农业发展的带动下，成为人口城市化的源泉。但Harris and Todaro
（1970）也指出在农村存在大量剩余劳动力的同时，城市部门也存在大量失业，因此城市正规部门对于农村大量劳动力的吸纳能力是十分有限的。从而产生了“三部门二元经济模型”，即农村剩余劳动力从农业部门转出，一般很少能够直接进入城市现代工业部门，也就是正规部门，而是首先进入劳动力密集使用、简单技术小规模生产的传统部门，即非正规部门，或者在正规部门从事非正规就业，这种情况也往往出现在大多数的城乡结合地。此外，除了农业生产发展，发展经济学也常常引入风险理论来解释乡城迁移的发生，这些研究也往往被称为新移民经济学。Katz and Stark（1986）认为乡城迁移的动机来源于农村资本市场的不完善，为了克服这种不完善的限制，即使给予仅仅一次小的增收机会就足以启动乡城迁移，并依此带动城市发展。Rosenzweig and Stark（1989）通过对低收入国家中妇女乡城迁移的研究指出，乡城迁移者往往与原生家庭存在某种契约关系，其婚姻和契约目的是在有信息成本和空间共变风险的环境中，减轻收入风险、促使消费平滑，因此迁移，特别是迁移距离和迁移的多样性是消除风险的主要手段。
（三）人口城市化理论对人口流动与城市化关系的讨论
西方人口城市化理论深入探讨了人口和城市化进程的关系。人口城市化理论认为，城市化通常即人口的城市化，是人口向城市集聚和城市人口自然增长所导致城市人口比重上升的过程（李竞能，2004）。因此，乡城人口迁移集聚和城市部门人口的自然增长共同构成了城市发展的源泉。早期的人口城市化理论往往与人口迁移相结合，如Dutt（1925）的《迁移与城市化》。随着城市化的加速发展，有不少研究指出提高城市化水平有助于降低生育率（伊文耀和于秀媛，1990），也就是说来源于人口自然增长这一城市化发展源泉的影响正逐渐下降甚至可能变为负，迁移也就成为人口城市化的最重要来源（王桂新和黄祖宇，2014）。正是由于乡村人口过快增长和农业生产进步带来的劳动力过剩，以及乡城之间收入水平、生活水平的差异导致城市化迅速发展。由于乡城生育模式的差异，农村生育率往往高于城市生育率，因此迁移人口不仅在数量上直接带来城市化水平的增长，也会由其较高的生育水平带来城市化的后续发展（Davis，1965）。关于流动人口生育模式的转变，Rogers（1982）进一步指出，人口迁移流动能够在某段时间带来城市化的增长，这种作用的结果实际上是加快了城市化发展的进程，但会降低城市化本来能够达到的最终绝对水平。除此以外，由于迁移流动具有年龄
选择特征，越发达的经济体越倾向于选择劳动力年龄人口，从而更进一步改善了城市人口年龄结构，提高整体人口的生产性，进一步促进工业化和带动城市化发展（Rogers，1984）。
三、我国人口流动与城市化关系的研究
与国际上发达国家城市化进程略有不同，我国城市化发展和人口流动迁移带有阶段性特征，人口流动迁移受到经济、制度、社会结构等多重因素的制约，城市化则是在城乡二元体制和跨地区地方行政力量作用的背景下发展的（杨子慧等，1996）。朱宝树（2002）指出我国城市化率在1949—1978 年的上升水平仅从12.5%提高到17.9%，平均年增长0.2%，而这种缓慢的城市化主要是由于严格的户口登记条例限制了人口迁移流动。80 年代起我国城市化进入了“中国特色城镇化模式”，伴随乡镇建设和农业现代化的发展，农村劳动力“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的非农转移就业模式产生了“人口就地城镇化模式”。90 年代以来，我国东南沿海的诸多地区户籍人口的自然增长率逐渐转变为负值，这些地区常住人口规模的增长主要来源于迁移流动人口的贡献。大量外出农村劳动力进入城镇地区，加速了城市化进程（蔡建明，1990；王德等，2004）。
就地区而言，农业迁移人口对迁出地和迁入地的城市化率都有积极的贡献。但另一方面，王向明（1988）也指出，我国人口流动与人口城市化虽然在过去30 多年的一段时期大致保持同步进行，但两者的关系并不显得那么密切，一是因为城乡人口较高的自然增长率，影响了城市吸纳农村人口数量的同时也增大了总人口基数；二是非经济性人口移动影响了城市化的正常进程，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与干部的下放。此外，杨子慧等（1996）还指出，户籍制度的存在使得我国人口迁移和行业转化对城市化的影响往往是“隐性的”，即存在“隐性城市人口”和“隐性城市化”。
就现阶段而言，朱宝树（1995）认为，如果把人口迁移流动促使城市化人口比重提高视为迁移流动对城市化的正效应，那么全国大多数地区都正体现出这样的正效应。2005 年人口抽样调查显示“人口流动使各省的城市化率均有所提高”。人口流入省份通过吸纳其他省份的农村人口直接提高了本地区城市化水平，而人口输出省份则通过输出农村人口也提高了本地城市化率（何宇鹏和张同升，2007）。随着农民收入增加更多依赖于非农就业的工资收入，农村人口向城市转
移的速度也不断加快。付晓东（2007）认为人口流动主要通过两个方面推动了城市化发展，一方面，流动人口是城市化的微观主体和城市化的载体，是被“化”的对象；另一方面，正是流动人口的存在，才促使了城市化的普及和加速发展、大城市的郊区化和都市区（带、圈）形成，使得城市化的发展速度和发展轨迹出现明显的改变。
国内关于人口流动与城市化关系的研究，除基于区域经济理论和人口城市化理论进行的一般性分析外，近年来也有一些学者对两者关系进行了探讨。如白南生等（2008）认为农村劳动力流动主要从三个方面促进了城市化的发展：第一，是对GDP 的贡献，人口流入城市，为社会生产提供了劳动力要素，是经济增长的重要驱动力；第二，是工业发展的重要力量，农民工已是中国产业工人的重要组成部分；第三，促进了城市劳动力的市场化，农村劳动力流入城市补充了城市劳动力的“不足”，增加了城市职工的流动性，降低了城市劳动力成本，提高了城市劳动生产率。
陈甬军等（2013）从数理统计的角度进行了分析，认为城市化水平的提高依赖于两个因素：一是城市人口与农村人口自然增长率的差异，二是人口流动，即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王桂新等（2014）对中国城市人口增长来源构成进行了分析，发现20 世纪90 年代初期，在城市人口增长中区划变动增长规模最大，迁移增长最小，自然增长居中，但总体上规模不大，差异较小；经济改革的不断深化及其带来的城市快速发展，使城市三大来源的人口增长规模均呈现增大趋势，特别是迁移增长规模迅速增大，1996 年一跃成为城市人口增长的第一来源和提升城市化率的第一因素。
四、结论
从国内外研究现状来看，国外学者主要从区域经济学、发展经济学、人口城市化理论等方面对人口流动与城市化的关系进行了富有成效的探索和研究；国内关于人口流动与城市化关系的研究，则是根据研究需要，其关注的重点有所不同，更多侧重于人口流动对城市化重要性的认识以及贡献程度的分析。具体而言，有关人口流动与城市化关系的研究仍存在以下几点不足：
第一，对人口流动与城市化关系的研究尚未形成一个系统的理论分析框架。虽然国外学者从不同学科对人口流动与城市化的关系进行了理论分析，但均是基
于人口流动与城市化特点所进行的一般性阐释，而未形成一套完整的理论框架和体系。故可以说，目前鲜有研究就人口流动对城市化进程的影响进行定性分析，更缺乏人口流动对城市化作用机制的理论构建。第二，人口流动对城市化进程影响的实证研究涉及较少，更缺乏对作用机制的实证。当前我国有关流动人口的数据比较多，比如人口普查数据、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但实际上仍缺乏连续、全面和精确的人口流动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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