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对于战国秦汉的“游侠”——作为一种社会现象——是何种态度
游侠这一阶层兴盛于战国秦汉时期，是一股不容忽视的社会力量。司马迁对战国秦汉“游侠”这一社会现象做了客观公正的评价，在《太史公自序》中，他解释：“救人於戹，振人不赡，仁者有乎；不既信，不倍言，义者有取焉。作游侠列传第六十四。”这是司马迁欣赏游侠并为他们立传的宗旨。通读《游侠列传》，司马迁极力歌颂了游侠，特别是布衣游侠，并对他们的不幸遭遇表示同情。且司马迁明确了游侠的概念，对那些“盗跖居民间者”“朱家之羞”之徒加以否定。司马迁认为自郭解后，为侠者极众，敖而无足数者，表达了他对游侠走向没落的惋惜和慨叹。
纵观《游侠列传》全文，开篇点明游侠了的形象：“今游侠，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困厄。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盖亦有足多者焉。”司马迁认为游侠的主要特征有三点：诚实守信；舍生取义；不自我夸耀。先言游侠之义，再言缓急时有，以说明游侠存在的必然性。随后肯定了游侠精神，其好的方面能在一定程度上培养守信的社会风气，从对社会的贡献角度说明了游侠存在的必要性。
之后，司马迁概述了游侠的发展，对游侠进行了分类。他先表示最初平民游侠的影响力有限：“古布衣之侠，靡得而闻已。”再说明有影响力的游侠源于贵族：“近世延陵、孟尝、春申、平原、信陵之徒，皆因王者亲属，藉于有土卿相之富厚，招天下贤者，显名诸侯，不可
谓不贤者矣。比如顺风而呼，声非加疾，其势激也。”这些人身为王公贵族，位高权重而又招天下贤者，属于贵族之侠。与他们相对而言的是布衣之侠，“至如闾巷之侠，修行砥名，声施于天下，莫不称贤，是为难耳。”这些游侠是平民，生活于闾巷民间。然后司马迁论述了社会对布衣之侠的态度：“然儒、墨皆排摈不载。自秦以前，匹夫之侠，湮灭不见，余甚恨之。”秦前显学，打压布衣之侠，司马迁感到不公：“以余所闻，汉兴有朱家、田仲、王公、剧孟、郭解之徒，虽时扞当世之文罔，然其私义廉洁退让，有足称者。名不虚立，士不虚附。”这些游侠固然有违反法令、作奸犯科的一面，但司马迁看重的是他们侠义的品质和勇于抗争的精神，因此对他们不吝于赞美。最后司马迁将豪暴之徒从他定义的游侠的身份中剔除：“至如朋党宗强比周，设财役贫，豪暴侵凌孤弱，恣欲自快，游侠亦丑之。”
司马迁对游侠这一群体有着充分的认识。依身份分为了贵族之侠和布衣之侠。从字里行间可以看出秦汉之前多是卿相之侠闻名于世，而秦汉后主要是布衣之侠活跃。前者，凭借财势豢养门客，以达到政治目的，战国四公子是典型代表。而后者身份低微，没有依靠或凭借外力，完全依仗个人能力行侠仗义。因此布衣之侠更加难能可贵，司马迁对这两类游侠的态度也有所差别。贵族游侠“不可谓不贤”，而布衣游侠“有足称者”，分别以双重否定和肯定的语气表达了态度。此外，读《孟尝君列传》《平原君虞卿列传》《春申君列传》，可以看出他们只是把宾客当作显示富贵的摆设而已，不能发现贤能之人。读《魏公子列传》，“太史公曰：天下诸公子亦有喜士者矣，然信陵君之接岩
穴隐者，不耻下交，有以也。名冠诸侯，不虚耳。高祖每过之而令民奉祠不绝也。”唯有信陵君得到了司马迁的正面评价。可见司马迁更肯定布衣游侠。战国时期，权贵阶层有养士之风，而其中的部分门客也有与游侠相近的地方，比如刺客。《太史公自序》：曹子匕首，鲁获其田，齐明其信；豫让义不为二心。作《刺客列传》第二十六。司马迁在刺客列传中记叙了曹沫、专诸、豫让、聂政、荆轲五个刺客，尽管这五人行刺的原因各不相同，但是他们都不畏强暴、言必信行必果、为达到目的而将生死置之度外，这与游侠是相通的。但刺客精神的实质是“士为知己者死”，是作为门客对赏识之主的报效，而非游侠本能的行侠仗义，太史公在刺客列传的赞语中说：“此其义或成或不成，然其立意较然，不欺其志，名垂后世，岂妄也哉！”他对刺客中的游侠精神亦作了高度称赞。而他极力歌颂的还是布衣游侠。
《游侠列传》后文记叙了朱家、剧孟和郭解的故事。朱家“所藏活豪士以百数，其馀庸人不可胜言。然终不伐其能，歆其德，诸所尝施，唯恐见之。”照应了游侠之“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然后用可敌一国的评价侧面写了剧孟能力之大。主要详细记叙了郭解的事迹。郭解虽然“少时阴贼，慨不快意，身所杀甚众。以躯借交报仇，藏命作奸剽攻，休乃铸钱掘冢，固不可胜数。”但他逐渐“洗白”：“及解年长，更折节为俭，以德报怨，厚施而薄望。”后文可见他明事理，有宽大胸怀。然而因他的门客自作主张得罪了儒生，最终因公孙弘之言，“适有天幸，窘急常得脱，若遇赦”的郭解落得族灭的结局。
司马迁歌颂游侠的原因也可以从《游侠列传》中推断。《游侠列
传》开篇以韩子之言“儒以文乱法，而侠以武犯禁”引出。随后他把儒与侠对比。儒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像季次、原宪这样“拘学或抱咫尺之义，久孤于世”，他们“终身空室蓬户，褐衣疏食不厌。死而已四百余年，而弟子志之不倦。”但司马迁写他们“读书怀独行君子之德，义不苟合当世，当世亦笑之。”这样的读书人对社会作用不大，他不赞同这样的腐儒。另一类则是“卑论侪俗，与世沉浮而取荣名”的投机分子，他们毫无正统儒生的原则，“以术取宰相卿大夫，辅翼其世主”，直指公孙弘之流。在司马迁看来儒生的危害大于游侠，但儒生受尊重，有权势，可以控制社会舆论，而游侠仗义济世却受打压，污蔑。司马迁感慨道：“何知仁义，已飨其利者为有德。”“窃钩者诛，窃国者侯，侯之门仁义存。”表现了对现实的愤慨。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背后，是汉武帝统治集团内部加强专制的手段，儒学思想变质，儒生人格堕落，司马迁在《游侠列传》进行了嘲讽和批判。秦汉之前百家争鸣，而汉初以来，儒、道、法等学术都在维护统治方面发挥作用。窦太后去世后汉武帝得以掌握大权，汉初黄老学说主张无为，不利于进一步强化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迫切需要。汉武帝所尊的不是先秦孔孟的原始儒学，而是更有利统治阶级集权的儒学。《儒林列传》中写：“固之徵也，薛人公孙弘亦徵，侧目而视固。固曰：‘公孙子，务正学以言，无曲学以阿世！’”还有“董仲舒为人廉直。是时方外攘四夷，公孙弘治春秋不如董仲舒，而弘希世用事，位至公卿。董仲舒以弘为从谀。弘疾之，乃言上曰：‘独董仲舒可使相缪西王。’胶西王素闻董仲舒有行，亦善待之。董仲舒恐久获罪，疾免居家。至
卒，终不治产业，以脩学著书为事。故汉兴至于五世之间，唯董仲舒名为明於春秋，其传公羊氏也。”可见公孙弘其人。汉武帝外王道而内霸道，并没有采用原始儒学的仁政，实亦儒法杂。
这可以从《酷吏列传》中所见一二。汉武帝用酷吏打击豪强，抑制商贾，以加强中央集权，聚敛财富维持对外战争。汉武帝这样做的结果，固然能强化皇权，保持国家的统一，但是酷吏的严刑峻法和残酷杀戮，也使各阶层的人们特别是普通百姓遭受意想不到的灾难，无辜被杀，冤狱横生，社会不宁。此外，《儒林列传》中还记述了张汤推荐的儿宽为官不敢违背汉武帝：“宽在三公位，以和良承意从容得久，然无有所匡谏；於官，官属易之，不为尽力。”司马迁批判汉武帝时期的儒道和酷吏政治，《游侠列传》中可见一斑。
此外，司马迁赞美游侠急人之难，也反映当时社会人们的自私。他在《报任安书》写道：“陵未没时，使有来报，汉公卿王侯皆奉觞上寿。后数日，陵败书闻，主上为之食不甘味，听朝不怡。大臣忧惧，不知所出。”而自己为李陵辩白被下狱，“交游莫救，左右亲近不为一言”，司马迁歌颂游侠的同时也是感慨世态炎凉。
司马迁笔下的游侠 司马迁十分景仰游侠的情怀，并以此作为自己道德的准则。在著述《史记》时，他打破了历代史家着笔于“帝王将相兴亡盛衰”之事的先例，在“罔(网)罗天下放失旧闻” 的同时，把目光投向历代关节中倏忽一现却光芒四射的游侠身上。在《史记?游侠列传》中，司马迁谈及自己为游侠树 碑立传，书写春秋的初衷时，抑止不住对游侠的钦佩之情，认为他们的行为虽然不符合封建法制的要求，然而说话算数，行动坚决，应允过人家的话一定要办到，即令牺牲生命亦在所不惜；他们见义勇为，济人急难，为人奔走于存亡死生间。更为可贵的是，他们为人做了好事，从不夸耀自己的本领，羞于声张自己的恩德。由于史料的匮乏，司马迁在《游侠列传》中只记述了西汉初年几位大侠的事迹，其中对朱家、郭解两位着墨较多。 朱家，曲阜人，秦末汉初名闻当世的大侠。他见义勇为，扶危济困，在法苛刑酷的年代，竟然不顾自身安危，挽救了数百著名之士的生命。朱家济人急难，不惜倾囊相助；乐于助人，胜过己事；施恩于人，怕人知道，怕人回报。然而令人万万想不到的是，这样一位大侠的生活却极其俭朴，家中并无多余的财物，他衣着破旧，吃得非常简单，出行仅靠小牛拉车代步。
朱家与楚、汉名将季布有一段被人称颂的佳话。季布早年以“为气任侠”而闻名于世。秦乱时投身西楚，为项羽手下悍将。在与汉军的交锋中，季布多次围困刘邦，使其处于危险的境地。项羽灭亡后，刘邦始终不肯原谅季布，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刘邦通令全国，悬赏千金捉拿季布，对敢于藏匿季布的人则诛三族。季布先藏匿在濮阳一位周姓人家。然周氏害怕祸及家人，为转嫁危机，于是想到了豪侠朱家。在与季布商量后，周氏将季布的头发剃掉，在季布的脖子上带一枷索，然后赶往曲阜，将其当作奴仆卖给朱家。尽管季布破衣垢面，然而眉宇间却流露出一股英气，给人不怒而威的感觉。朱家一眼就认出是季布，惺惺相惜之情蓦地涌起。出于对末路英雄的关怀及保护，他安排季布耕田种地，以此掩人耳目。 对朱家来说，“杀人须见血，救人须彻底”，能使季布重见天日，早日脱离困境，是其应尽的义务。经过深思熟虑，朱家赶赴洛阳，前去拜会汝阴侯夏侯婴。在其处呆了几日后，朱家问夏侯婴：“季布究竟犯了什么大罪，皇上为何对他穷追不舍?”夏侯婴毫不隐讳地告诉其实情。朱家听后坦率地说道：作为人臣，各为其主，季布过去所为，正是其忠贞的表现。如今皇上已取得天下，应该展露其宽宏大度的襟怀，以德报怨，争取叛臣的投诚。如果执意报复，将当过项羽的臣子都斩尽杀绝，势必造成新的动乱。季布被逼急了，势必
司马迁《史记·游侠列传》原文译文赏析 《史记·游侠列传》原文 作者：司马迁 韩子曰：“儒以文乱法，而侠以武犯禁。”二者皆讥，而学士多 称于世云。至如以术取宰相卿大夫，辅翼其世主，功名俱着于春秋， 固无可言者。及若季次、原宪，闾巷人也，读书怀独行君子之德，义 不苟合当世，当世亦笑之。故季次、原宪终身空室蓬户，褐衣疏食不厌。死而已四百馀年，而弟子志之不倦。今游侠，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戹困，既已存 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盖亦有足多者焉。 且缓急，人之所时有也。太史公曰：昔者虞舜窘于井廪，伊尹负 于鼎俎，傅说匿于傅险，吕尚困于棘津，夷吾桎梏，百里饭牛，仲尼 畏匡，菜色陈、蔡。此皆学士所谓有道仁人也，犹然遭此菑，况以中 材而涉乱世之末流乎?其遇害何可胜道哉! 鄙人有言曰：“何知仁义，已飨其利者为有德。”故伯夷丑周， 饿死首阳山，而文武不以其故贬王;跖、蹻暴戾，其徒诵义无穷。由此 观之，“窃钩者诛，窃国者侯，侯之门仁义存”，非虚言也。 今拘学或抱咫尺之义，久孤于世，岂若卑论侪俗，与世沈浮而取 荣名哉!而布衣之徒，设取予然诺，千里诵义，为死不顾世，此亦有所长，非苟而已也。故士穷窘而得委命，此岂非人之所谓贤豪间者邪?诚 使乡曲之侠，予季次、原宪比权量力，效功于当世，不同日而论矣。 要以功见言信，侠客之义又曷可少哉! 古布衣之侠，靡得而闻已。近世延陵、孟尝、春申、平原、信陵 之徒，皆因王者亲属，藉于有土卿相之富厚，招天下贤者，显名诸侯，不可谓不贤者矣。比如顺风而呼，声非加疾，其埶激也。至如闾巷之
侠，修行砥名，声施于天下，莫不称贤，是为难耳。然儒、墨皆排摈 不载。自秦以前，匹夫之侠，湮灭不见，余甚恨之。以余所闻，汉兴 有朱家、田仲、王公、剧孟、郭解之徒，虽时扞当世之文罔，然其私 义廉絜退让，有足称者。名不虚立，士不虚附。至如朋党宗强比周， 设财役贫，豪暴侵凌孤弱，恣欲自快，游侠亦丑之。余悲世俗不察其意，而猥以朱家、郭解等令与暴豪之徒同类而共笑之也。 鲁朱家者，与高祖同时。鲁人皆以儒教，而朱家用侠闻。所藏活 豪士以百数，其馀庸人不可胜言。然终不伐其能，歆其德，诸所尝施，唯恐见之。振人不赡，先从贫贱始。家无馀财，衣不完采，食不重味，乘不过軥牛。专趋人之急，甚己之私。既阴脱季布将军之戹，及布尊贵，终身不见也。自关以东，莫不延颈原交焉。 楚田仲以侠闻，喜剑，父事朱家，自以为行弗及。田仲已死，而 雒阳有剧孟。周人以商贾为资，而剧孟以任侠显诸侯。吴楚反时，条 侯为太尉，乘传车将至河南，得剧孟，喜曰：“吴楚举大事而不求孟，吾知其无能为已矣。”天下骚动，宰相得之若得一敌国云。剧孟行大 类朱家，而好博，多少年之戏。然剧孟母死，自远方送丧盖千乘。及 剧孟死，家无馀十金之财。而符离人王孟亦以侠称江淮之间。 是时济南瞷氏、陈周庸亦以豪闻，景帝闻之，使使尽诛此属。其 后代诸白、梁韩无辟、阳翟薛兄、陕韩孺纷纷复出焉。 郭解，轵人也，字翁伯，善相人者许负外孙也。解父以任侠，孝 文时诛死。解为人短小精悍，不饮酒。少时阴贼，慨不快意，身所杀 甚众。以躯借交报仇，藏命作奸剽攻，休铸钱掘冢，固不可胜数。适 有天幸，窘急常得脱，若遇赦。及解年长，更折节为俭，以德报怨， 厚施而薄望。然其自喜为侠益甚。既已振人之命，不矜其功，其阴贼 着于心，卒发于睚眦如故云。而少年慕其行，亦辄为报仇，不使知也。解姊子负解之势，与人饮，使之嚼。非其任，强必灌之。人怒，拔刀 刺杀解姊子，亡去。解姊怒曰：“以翁伯之义，人杀吾子，贼不得。”弃其尸于道，弗葬，欲以辱解。解使人微知贼处。贼窘自归，具以实
《史记游侠列传》与司马迁的游侠思想 黄晓星 【摘要】《史记·游侠列传》是中国正史中第一篇为游侠所作的传记.文中的游侠具有高尚的秉性、光明磊落的人格,靠血肉之躯践行诺言、行侠仗义,却没有得到应有 的评价,司马迁对此深感痛惜.司马迁借《游侠列传》不仅表达了对游侠精神的认识 和赞许,而且寄寓了个人品格和道德理想,以及对黑暗的社会现实的反抗精神. 【期刊名称】《连云港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 【年(卷),期】2017(034)003 【总页数】4页(P97-100) 【关键词】《史记》;司马迁;游侠 【作者】黄晓星 【作者单位】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院,北京100089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I206.2 游侠是中国古代的一个特殊群体，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游侠曾对社会产生过不同的作用。西汉时期，游侠之风兴盛，司马迁的《史记》载有《游侠列传》，用以记载游侠的事迹，是中国正史中第一篇专为游侠而作的传记。由于种种原因，自《史记》《汉书》之后，正史不再为游侠作传。这篇可以称得上空前绝后的《游侠列传》不仅叙述了汉代游侠的事迹，反映了司马迁对游侠精神的认识和赞许，而且体现了司马迁的个人品格和理想追求。
《史记》不仅记录了从黄帝到汉武帝时期三千多年的历史，还熔入了司马迁对历史的思考、对社会与人生的认识。在《史记》各篇中，《游侠列传》一向被认为是司马迁的别有寄托之作。 除了创作《游侠列传》之外，司马迁还专门为《游侠列传》作了一篇序——《游 侠列传序》。在这篇序中，司马迁吐露了真实的心声——“自秦以前，匹夫之侠，湮灭不见，余甚恨之……余悲世俗不察其意”[1]844。司马迁为何选择《游侠列传》表达自己的“恨”？为何司马迁隐藏于《游侠列传》的思想感情异于其他人物的列传？其原因在于游侠身上的独特品格为司马迁所推重，即“侠客之义”。司马迁这样形容“侠客之义”的重要性： 诚使乡曲之侠，予季次、原宪比权量力，效功于当世，不同日而论矣。要以功见言信，侠客之义，又曷可少哉![1]843 司马迁认为“乡曲之侠”与季次、原宪相比虽“不可同日而论”，但“侠客之义，曷可少哉”！司马迁将“侠客之义”总结为： 今游侠，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盖亦有足多者焉……且缓急，人之所时有也。[1]843 在侠客品格中，司马迁特别强调“信”对侠客的重要意义，可以说，他笔下的游侠是以“信”为主要行为特征、人格特征的一类人。司马迁笔下入传的游侠都是“布衣之侠”，无特权可以凭借，其为人处世全凭自身的天然秉性、光明磊落的人格和血肉之躯。侠客的人格魅力不在于为他人提供武力、钱财等方面的援助，而在于他们信守承诺，能给他人带来精神的慰藉和道义的拯救。在缺乏信任和安全感的社会中，这些能给人们带来一线希望和力量。游侠的“言必信，行必果”成为了后世衡量信义的重要标准，司马迁对此给予了高度评价，因为人与人之间的“信”是对内心的忠实，能给人以温暖和感动，而这正是司马迁所渴求的。司马迁在《太史公自
司马迁对于战国秦汉的“游侠”——作为一种社会现象——是何种态度 游侠这一阶层兴盛于战国秦汉时期，是一股不容忽视的社会力量。司马迁对战国秦汉“游侠”这一社会现象做了客观公正的评价，在《太史公自序》中，他解释：“救人於戹，振人不赡，仁者有乎；不既信，不倍言，义者有取焉。作游侠列传第六十四。”这是司马迁欣赏游侠并为他们立传的宗旨。通读《游侠列传》，司马迁极力歌颂了游侠，特别是布衣游侠，并对他们的不幸遭遇表示同情。且司马迁明确了游侠的概念，对那些“盗跖居民间者”“朱家之羞”之徒加以否定。司马迁认为自郭解后，为侠者极众，敖而无足数者，表达了他对游侠走向没落的惋惜和慨叹。 纵观《游侠列传》全文，开篇点明游侠了的形象：“今游侠，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困厄。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盖亦有足多者焉。”司马迁认为游侠的主要特征有三点：诚实守信；舍生取义；不自我夸耀。先言游侠之义，再言缓急时有，以说明游侠存在的必然性。随后肯定了游侠精神，其好的方面能在一定程度上培养守信的社会风气，从对社会的贡献角度说明了游侠存在的必要性。 之后，司马迁概述了游侠的发展，对游侠进行了分类。他先表示最初平民游侠的影响力有限：“古布衣之侠，靡得而闻已。”再说明有影响力的游侠源于贵族：“近世延陵、孟尝、春申、平原、信陵之徒，皆因王者亲属，藉于有土卿相之富厚，招天下贤者，显名诸侯，不可
谓不贤者矣。比如顺风而呼，声非加疾，其势激也。”这些人身为王公贵族，位高权重而又招天下贤者，属于贵族之侠。与他们相对而言的是布衣之侠，“至如闾巷之侠，修行砥名，声施于天下，莫不称贤，是为难耳。”这些游侠是平民，生活于闾巷民间。然后司马迁论述了社会对布衣之侠的态度：“然儒、墨皆排摈不载。自秦以前，匹夫之侠，湮灭不见，余甚恨之。”秦前显学，打压布衣之侠，司马迁感到不公：“以余所闻，汉兴有朱家、田仲、王公、剧孟、郭解之徒，虽时扞当世之文罔，然其私义廉洁退让，有足称者。名不虚立，士不虚附。”这些游侠固然有违反法令、作奸犯科的一面，但司马迁看重的是他们侠义的品质和勇于抗争的精神，因此对他们不吝于赞美。最后司马迁将豪暴之徒从他定义的游侠的身份中剔除：“至如朋党宗强比周，设财役贫，豪暴侵凌孤弱，恣欲自快，游侠亦丑之。” 司马迁对游侠这一群体有着充分的认识。依身份分为了贵族之侠和布衣之侠。从字里行间可以看出秦汉之前多是卿相之侠闻名于世，而秦汉后主要是布衣之侠活跃。前者，凭借财势豢养门客，以达到政治目的，战国四公子是典型代表。而后者身份低微，没有依靠或凭借外力，完全依仗个人能力行侠仗义。因此布衣之侠更加难能可贵，司马迁对这两类游侠的态度也有所差别。贵族游侠“不可谓不贤”，而布衣游侠“有足称者”，分别以双重否定和肯定的语气表达了态度。此外，读《孟尝君列传》《平原君虞卿列传》《春申君列传》，可以看出他们只是把宾客当作显示富贵的摆设而已，不能发现贤能之人。读《魏公子列传》，“太史公曰：天下诸公子亦有喜士者矣，然信陵君之接岩
三一文库（https://www.doczj.com/doc/8a19175780.html,）〔史记游侠列传读后感〕 *篇一：游侠列传读后感 美哉游侠悲哉侠义 ——读《史记·游侠列传》有感接连读了《史记》里的几篇列传，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游侠列传》，连续读了几遍还是 爱不释手。作者先以儒侠对举，以儒为侠作反衬，称颂了游侠言必信，行必果，急人之困， 不爱其躯的可贵精神；然后分别叙述了朱家、剧孟、郭解的生平尚侠事迹，着墨不多，却写 得英风飒然。读完此篇又联系到现实生活，不禁由衷发出感叹：美哉游侠，悲哉侠义！ 美哉游侠！ 诚信之美。“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答应别人的事，就一定会做到。真可谓 是一诺千金。他们都有很强的责任意识，一旦受人之托则将终人之事，而且为了这千金之诺，
可以轻生死，抛血躯。 果有成功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的为人操守之美。朱家“藏活豪士以百数，其余庸人不 可胜言”却“终不伐其能歆其德”、郭解“振人之命，不矜其功”。他们都办了好事但却从不 居功自夸。 急人之难，舍己救人之美。“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士为知己者死”、“千里诵义， 为死不顾世”。朱家“所藏活豪士以百数，其余庸人不可胜言”、“专趋人之急，甚己之私”。 他们总是把别人的事放在第一位，为了帮助别人，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的利益乃至生命。他们 尽管贫穷，然一旦人有事相求，合于义，必全力以赴。他慷慨的救济穷人，“振人不赡，先 从贫贱始”而自己却过着“衣不完采，食不重味，乘不过軥牛”的生活。这正是游侠精神力 量的可贵之处，感人之处，他们把救助厄困的社会道德推向了极至。 厚施而薄望之美。朱家“诸所尝施，唯恐见之”、“既阴脱季布将军之厄，及布尊贵，终 身不见也”。他们帮助别人，不是出于金钱、权势、名利的考虑，完全从心中之义出发。合
同时，司马迁的《史记》反映出来的另外一个时代特征，通过司马迁的类传中对特殊群体的描述来反映出来的。类传，是司马迁列传中的一种，它是通过对一类人合起来给他们写一个传记的形式来表达，这一类群体在当时的一些历史的活动和他们所处的社会地位。 比如说，我们都知道，《史记》当中很有名的就有《游侠列传》，《游侠列传》是司马迁为游侠这一批人，比如朱家、田仲等这个群体所立的一个列传。“游侠”确实在某种程度上和中国古代人一直所推崇的侠义精神的“侠”是有一脉相承的关系的。那么，中国的“武侠小说”的兴盛，它表现出的侠义精神和游侠表现出来的精神有很多相似之处。只不过后来的武侠小说经过了很多文学化的创作。司马迁在《游侠列传》里，他说：“自秦以前，匹夫之侠：”个人力量的游侠，凐灭不见，见不到这些人。司马迁说：我觉得十分可惜。但是以我能够见到的这些人来看，汉代兴起的时候，汉代初期就有朱家、田仲、王公、剧孟、郭解这些人。这些人虽然说他们个人有的时候会触犯国家法律。行侠仗义的时候确实触犯了国家的法律，但是，他们作为个人来说，个人品德非常地廉洁，非常地有侠义精神，仍然有值得称道的地方，给予游侠是一个肯定的评价。那么我们看，司马迁之所以会说到“自秦以前，匹夫之侠，湮灭不见”，难道是因为在整个中国的秦代之前，整个春秋战国时期，因为有游侠但却没有留下资料吗？其实是因为在整个春秋战国时期，游侠还没有那么极度地兴盛起来，游侠的兴盛其实在战国时期才渐渐地兴起，而游侠的活跃也就活跃在秦以及汉的早期。在春秋战国时期，整个中国原来这种分邦建国，周天子分封的体制，在不断地瓦解。伴随着这种体制瓦解，是当时的宗法等级制的政治系统已经不能行用了，并且与之相应的伦理道德评价体系也在渐渐地垮台。因为到了战国时期，整个传统的宗法体制和意识形态就陷入了混乱。国家已经无力去处理社会上的纷争，以国家的力量来约束很多的社会力量。所以这个时期，一方面社会力量大大地兴起，另一方面，是国家无力去救助比较弱小的群体。因此，就出现了像“游侠”这种特定的阶层。那么，游侠通常都是有一定的社会财富，所以，他们才可以用个人之力去帮助那些弱势群体。游侠这个特定阶层，他们正是在春秋战国宗法体制瓦解之后才出现的。所以，司马迁会说，整个秦代以前，游侠其实并不兴盛。游侠的兴盛确实是秦代和汉初一个非常兴盛的时期。 但是在汉代逐渐稳定之后，尤其是汉武帝加强整个中央集权一系列措施以后，游侠的社会作用就在消退，因为这个时候，国家的力量在强大起来，那么这时候，客观上就不需要这种社会力量出面来干扰国家执行法制，所以说，这个群体就渐渐消亡了，它没有这种社会作用了，同时又受到了整个正统王朝的打击。于是，我们会看到：在后来的政史当中，除了《汉书》和《游侠传》，以后就再也没有《游侠列传》这样的列传了。所以，游侠类传和其他类传的目录能够鲜明地反映出来秦汉之际中国历史的一些特征。
读《史记?游侠列传》 摘要：《史记》一书开创了我国传记体史学与文学。而太史公一生所经历的一切，更注定他的作品具有强烈的人民性与战斗性。《游侠列传》便是这些特色的代表作之一。“救人于厄，赈人不赡，仁者有乎；不既信，不背言，义者有取焉。作《游侠列传》第六十四。”――由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的明确概括我们便可知，司马迁实事求是地分析了不同类型的侠客，充分地肯定了“布衣之侠”、“乡曲之侠”、“闾巷之侠”，赞扬了他们“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不矜其能，不伐其德”等高贵品德。 关健词：史记游侠影响 正文 游侠在中国古代历史上的出现，可以追溯至春秋战国之际。本文开篇即引韩非子《五蠹》一文中“儒以文乱法，而侠以武犯禁”这样一句，可知战国时代，社会上已经有这种专门从事“犯法”活动的游侠阶层存在。这是因为当时的社会礼崩乐坏，天下大乱，社会底层人民穷苦无奈，又告状无门。秦汉之际，社会极为动荡，游侠阶层也因此而大兴。这正是封建社会法制瓦解的一种表现。游侠们为受压迫和冤屈的下层百姓伸张正义，不惜牺牲自身的性命。司马迁之颂游侠，是颂扬这种为知己者死，为公众打抱不平，救人于危难，具有真正“仁义”道德的游侠，而并非另外一种“盗蹠居民闲者”“何足道哉”的豪强恶霸。这一点是我们应当着重加以区分的。 文中在写郭解时，将郭解描写成一位重侠重义的人，“及解年长，更折节为俭，以德报怨，厚施而薄望．然其自喜为侠益甚，既已振人之命，不矜其功”。郭解显然以游侠为傲，但却喜欢杀人，而且往往杀完人就跑，“解入关，关中贤豪知与不知，闻其声，争交驩解，解为人短小，不饮酒，出未尝有骑，已又杀杨季主，杨季主家上书，人又杀之阙下，上闻，乃下吏捕解，解亡，置其母家室夏阳”。郭解嗜杀成性，令官府十分恼火，但众多好侠之人（尤其是他的门客）却不但不排挤他，反而处处帮着他。例如，当有人对郭解的品行提出质疑时，“解客闻，杀此生，断其舌，吏以此责解，解实不知杀者，杀者亦竟绝，莫知为谁”。
司马迁的游侠观 在《史记・游侠列传》中，司马迁阐明了他的游侠观：“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己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接着，他又直接和间接地提出了“布衣之侠”、“匹夫之侠”、“乡曲之侠”、“闾巷之侠”、“卿相之侠”、“豪暴之侠”等称谓，由此可见司马迁对游侠认识的深刻性和全面性。而他所提出的“侠客之义”正是对后世影响异常深刻的侠文化的核心。 司马迁看待游侠，更多的是从积极的方面其精神的光彩，他对游侠路见不平、拔刀相助、舍己为人、除暴安良等行为给予了肯定和赞扬，他看到的是这种正义行为给内心不平而又无处申诉的广大弱势群体所带来的压抑精神的伸张、心灵的慰安和虚幻中的平衡。在他的笔下，战国四公子、侯嬴、朱亥、朱家、剧孟、郭解等十几位令人扼腕慨叹的形象即是其理想化游侠观的实证，这些人所展现的是令人感奋、催人振发的侠客之义，一种几乎纯粹的完美。 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儒与侠在文化上各有侧重的，侠代表的是尚武传统，儒代表的是礼乐传统。侠强调个性的张扬，儒强调道德伦理对个性的制约与引导。但从深层人格构造来看，他们又存在诸多相通之处。儒家强调见义勇为，这与游侠观念的核心“信义”是异曲同工的。司马迁的游侠观流露出来的是个人身世遭遇的沉痛感慨，其感慨所由，乃是因为入世心理受到强烈冲击，出现不平，从而寻求一种现世中的宣泄，获取心灵的慰藉与平衡。在司马迁的游侠观念中，儒家思想似乎表现的不是特别明显，而是一种自然的，无意识的行为。
此时，司马迁虽然能以史宣泄心中之不平，但他还只是从文人和历史学家的角度表达了对游侠的赞扬和同情。而开创了文人以游侠自况的先河，在诗歌中以游侠的形象寄托自己的愿望和理想的，正是曹植。他在《白马篇》中塑造的少年游侠，有着英勇豪迈的气概和忠贞为国的崇高品质，正是他心中志气的反映。
《史记•游侠列传》鉴赏 摘要：《史记》，是由汉代的司马迁编写的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记载了从黄帝到汉武帝太初年间三千多年的历史。最初称为《太史公》，或《太史公记》、《太史记》。《史记?游侠列传》作为《史记》重要部分，在其中有重有的文学、艺术地位。本文以《史记?游侠列传》原文为基，从人物形象、行文布局、感情抒发这三个方面并选取典型人物进行赏析论述，希望有助于大家加深对文章、人物的理解和认识，感受《史记?游侠列传》的情感、人物、布局精妙。 关键字：《史记》；游侠；写作特色；人物形象；行文布局；抒情性 引言 《史记》在中国享有很大的名誉，鲁迅称其为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在史学上它独创了纪传体的史书体例，可谓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在文学史上，它与宏著《离骚》同为明珠，是一部划时代的巨著。 除去它在史学和文学的巨大成就，它背后所体现的人文情怀也堪称一绝。其中，《游侠列传》是一篇专门记载汉代游侠的传记。所谓“游侠”，指的是那些在当时动乱时代一诺千金、轻生重义、勇于救人急困的“浪荡儿”。汉代封建统治者和士大夫对游侠多持对立否定的态度，而司马迁却痛惜“自秦以前，匹夫之侠，湮没不见”的现状，不仅给他们立传，而且予以很高的评价和极大的同情。 《游侠列传》既然是《史记》中的一篇，那么它就具有《史记》艺术成就的共性，同时它也保有自身写作特色。此次关于《游侠列传》的赏析，主要是从《史记》总的艺术成就方面来做一赏析，同时又添加一些《游侠列传》个性。
、塑造人物形象 《游侠列传》中的游侠，他们一旦载入史册，他们便成为既包含共性，又富于个性的“单个的”艺术形象。 （一）运用正面和侧面相结合的手法刻画人物形象在这部列传中，主要刻画了朱家、剧孟和郭解等人物形象，还有一些提及到的游侠，像田仲、周庸、王公和长陵高公子等人。在刻画人物形象事，采用正面和侧面相结合的表现手法，使人物的形象更加突出。在刻画朱家时，主要以正面描写为主，像“然终不伐其能，歆其德， ,, 终身不见也。”这些都是正面描写朱家的侠肝义胆、慷慨大方和淡泊名利。还有一句侧面描写“自关以东，莫不延颈愿交焉” 侧面写出当时世人对他的仰慕之情。关于田仲，主要以侧面描写为主，也形象的刻画出了他的谋略和才识。在郭解的描写上，司马迁正面描写了几件关于郭解的小故亊，既突出了他的暴怒残忍，又刻画了他的正义禀然和有胆有识。同时在关于郭解的描写中还借郭解的门客和村民之口等侧面描写赞叹了郭解的不怕死，为报恩亦或助人为乐的种种精神，以客观评价的口吻，借文抒发了对郭解乃至对游侠的赞美钦佩之情。 （二）运用先抑后扬的表现手法刻画人物形象 司马迁在关于郭解的描写中，先抑后扬这个表现手法表现的特别突出。首先描写了郭解“少时阴贼，慨不快意。身所杀甚众。”体现了郭解暴怒残忍的性格，客观描写了作为游侠的郭解暴躁的一面。而后赞扬了“以躯借交报仇，
侠义情怀在《史记·游侠列传》中的诠释 《史记·游侠列传》是司马迁所著的历史文学名著，也是中国古代文化中的经典之作。该书以侠之大者的侠义情怀为主题，记录了多位游侠的事迹和流传下来的传奇，展现了古代游侠文化的风貌。本文将从侠义情怀的角度分析《史记·游侠列传》，从而窥探其中隐含的文化内涵。 一、侠客形象的崛起 《史记·游侠列传》所描绘的侠客形象带有很强的人格魅力，他们具备崇高的品德和才华，充满了勇气、智慧、公正和仁慈，表现出了人类最好的一面。他们以保护民众、维护正义、救济苍生为己任，风靡一时，成为名副其实的民间英雄。 其中《史记·游侠列传》中的典型代表有刘毅、曹无伤、胡广、许由等人，他们都是具有崇高大义的英雄人物。例如，刘毅据有兵器民变而成为侠客，他对人民事业充满热情，对公正执法十分讲究，他发挥智谋，收编流民，牵制大军，为百姓谋福利。曹无伤则是个助人为乐的游侠，他有着高尚的品德和坚定的信念，他为群众解决疑难问题，传布善良的行为，信赖他的人越来越多。再如胡广，他助长种优良的品德，营造浓厚的侠义风气，受人们爱戴和钦佩。 这些侠客用他们的英勇和正义感，为保护弱小民众而奋斗，拼尽全力，表现出了崇高的责任心和社会意识，在他们干涉下的邪恶和贪婪，将被正义和善良所取代。这是侠客形象崛起的背景和原因。 二、侠义情怀的流传 侠义情怀是古代文化中著名的情感，附加了人们思想精神的内涵，包括爱国主义、勇敢、自强、拯救苍生等。它历经了许多年的沉淀和磨砺，成为了古代文化中的代表性的情感。 在《史记·游侠列传》中，这种情感得到了很好的体现。这些侠客的善良、正义、勇敢的事迹得到了流传，表现出古代社会对侠义情感的认可和崇尚。例如，刘毅的忠直，许由的正义慷慨仗义，以及胡广对“仁义之道”的讲述等等，这些情怀使得侠客不仅是一个外在的形象，更是一种内在的精神指引。正是因为其人格魅力和情感凝聚力，让人们从《史记·游侠列传》中真切地领略到了侠义情怀的重要性和深远意义。 三、侠义情怀的价值 《史记·游侠列传》以侠客形象的崛起和流传为主线，呈现了中国古代社会的人文内涵，反映了崇高的侠义情怀是可以持久不衰的。其价值不仅体现在文化历程中，更对当代侠客文化的建设有着重要的意义。 首先，侠义情怀能够激发人们的勇气。这种勇气不同于武力和力量，一种来自内
《史记》中的游侠是怎样的群体 依答主粗浅的观察，对中国古代的”侠“研究最透彻的，当首推余英 时先生。下文只搬运了一部分，全文见三联书店出版的《中国文化史通释》第十一章《侠与中国文化》第237页至第319页。（详细论述了”侠“在 中国古代（上起战国，下迄晚清）之流变，先生学识之渊博，持论之精辟，当世无出其右者，每读先生之文，都不禁为先生学问之浩瀚气象所震撼）一侠的起源与中国特性 近代学人关于“侠”的起源讨论较多。大体而言，他们认为“侠”是 从古代“士”阶层中逐步演变出来的，而古代的“士”都是武士。事实上，商、周的“士”大体都是文武兼资的，到了春秋以后才有文武的分化。下 逮战国时代，文士与武士已形成两个截然不同的社会集团了。 顾颉刚《武士与文士之蜕化》说：然战国者，攻伐最剧烈之时代也， 不但不能废武事，其慷慨赴死之精神且有甚于春秋，故士之好武者正复不少。彼辈自成一集团，不与文士溷。以两集团之对立而有新名词出焉：文 者谓之“儒”，武者谓之“侠”。儒重名誉，侠重义气。（中略）古代文 武兼包之士至是分歧为二，惮用力者归“儒”，好用力者为“侠”，所业 既专，则文者益文，武者益武，各作极端之表现耳。 这一论断大体是符合历史实况的。其中唯一可以斟酌之处是“侠”是 否能看作“武士”的专名。《韩非子·五蠹》云：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而人主兼礼之，此所以乱也。这大概便是顾氏立说的根据。但是我们 似乎只能说侠出于武士阶层，而不能说凡是武士都可以称作侠。严格言之，侠是武士中最具典型性并将武士道德发展至最高水平的人。
《史记·游侠列传》云：今游侠，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 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 其能，羞伐其德，盖亦有足多者焉。 司马迁这一段关于“侠”的描写不但抓住了古代"侠”的真精神，而 且也为后世仰慕“侠”行的人树立了楷模。根据这一标准，大概只有武士 中之出类拔萃者才能称之为“侠”，一般武士是不够格的。“侠”既渊源 于武士阶层，则其出现的历史过程大致与文士相同，也就是说，“侠”起 于古代封建秩序的解体。文武兼包的“士"在周代”封建“制度中原是最 底层的贵族。但到了春秋以后原有那种固定的封建等级制度已不能维持了，于是发生上下流动的现象。有些高层的贵族下降为”士“，更有不少平民 上升到”士“的阶层。所以，一方面，士开始文武分化，另一方面，士的 队伍也在不断扩大之中。 齐思和《战国制度考》指出：平民既成为战斗之主力，于是尚武好勇 之风遂传播于平民，而游侠之风兴焉。慷慨赴义，尽忠效死，本为封建时 代武力之特殊精神。（中略）惟春秋之侠士刺客，犹限于贵族。至战国则 举国皆兵，游侠好勇之风，遂下被于平民。于是抱关击柝，屠狗椎埋之流，莫不激昂慷慨，好勇任侠，以国士自许。而当时之王公大人，或用之复仇，或资之为爪牙，往往卑辞厚币，倾心结纳。严仲子以万乘之卿相，而下教 于聂政；信陵君以强国之公子，而屈礼于候生。此种泯除贵贱之态度，实 封建时之所未有。而侠客亦遂激于宠礼，慷慨图报；一剑酬恩，九死无悔。 平民上升为“士”（包括武士）是战国时候最重要的变动之一、这便 说明，中国的“侠”在历史舞台上初出现时即包括了平民在内，而非贵族 阶层所独占。这是“侠”与西方“骑士”之间最为显著的文化差异之一、 西方中古的骑士必然是贵族，故不仅有庄严的授爵典礼，而且还有正式的
中国史学史论文：从《史记》《汉书》游侠传比较司马迁与班固之著史思想
从《史记》①《汉书》②游侠传比较司马迁与班固之著史思想摘要：《史记》与《汉书》比较而言，《汉书》更符合统治阶级的意志。虽然《汉书》有许多章节脱胎于《史记》，但绝非简单的重复，《游侠传》就是显著的一例。两书虽同写游侠，但对其评价却大相径庭。《史记·游侠列传》热情赞扬游侠急人之难的高尚道德和反抗封建专制的精神，而《汉书·游侠列传》则批评游侠破坏封建礼法，宣扬“政自君出，而下无觊觎”的等级制度和君主集权制度不容丝毫动摇。 关键词：司马迁；班固；游侠；著史思想。 活跃于秦汉时期的游侠，其渊源可以追溯到春秋战国。战国晚期，关东六国的游侠之风十分盛行，但在西边的秦国，自商鞅变法以来，改变了“民勇于私斗，怯于公战”③的局面，又颁行《游侠律》规定：“游士在，亡符，居县赀一甲，岁卒，责之。”基本上没有游侠生存的土壤。公元前221年，秦统一天下，六国与秦的文化互相混融，一面是朝廷严禁游侠，另一面是六国炽盛的游侠之风不可能一夜之间消失殆尽。这时的侠，遂成为一种潜流，秘密地活动于社会底层。 ①司马迁：《史记》（北京：中华书局，1959）。 ②施丁（主编）：《汉书新注》（西安：三秦出版社，1994）。 ③司马迁：《史记》卷六十八，《商君列传第八》（北京：中华书局，1959），第2234页。
的举止行为有悖于封建统治阶级的道德标准，即所谓“不轨于正义”，但游侠那种守信不替、舍己救人的侠行义举，却令司马迁感叹不已，甚至认为这就是“仁者”、“义者”最值得效法的地方。张守节说：“儒敝乱法，侠盛犯禁，二道皆非，而学士多称于世者，故太史公引韩子，欲陈游侠之美”④，确实是洞悉司马迁思想的底蕴之谈。 司马迁陈述游侠之美，关键在于表彰他们恪守“信”字。它对人们的权利与义务，不像“礼”那样有很多硬性的规定，基本上是靠道德观念来维系人们之间的关系。战国时期活跃在历史舞台上的“士”就是如此。但是随着秦王朝的统一，天下共主，士阶层再也不能像战国时期那样奔波于各国，献策于豪门了。在这种形势下，要求天下之人忠于共主的思想开始上升，“信”的概念开始失去了原有的重要性，但在民间的私下往来中，仍有一定的影响。汉时的游侠，就是活跃于民间，以“信”相标榜的一些人物。从这个意义 ④张守节：《史记·游侠列传》正义（北京：中华书局，1959），第3193页。
《史记》《汉书》游侠列传入传标准及类型 分析 史记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汉书》则是西汉历史的正史，这 两部经典巨著中的游侠列传部分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本文将详细 探讨《史记》《汉书》游侠列传的标准和类型，并对其影响进行分析。 一、《史记》游侠列传标准及类型 谈到游侠列传，我们首先要了解《史记》的特点。《史记》由司马 迁所撰，以纪传体的形式描绘了先秦历史与秦汉时期的诸多事件。其 中的游侠列传对于描述游侠与侠道起到了重要作用。 1. 游侠列传标准 《史记》游侠列传不仅仅是史书中记载游侠人物的一种方式，更是 一种古代社会风尚的折射。游侠列传的标准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史实真实性：游侠列传必须基于真实的史实情况，背后的侠 义精神也要广泛存在于史实中。 （2）传记性和历史价值：游侠列传应当是史书中的传记，需要详 细描述游侠的生平事迹和其在当时历史背景下的作用，并对后世产生 影响。 （3）反映社会状况：游侠列传应当反映当时社会的风尚流变，以 及游侠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和地位。 2. 游侠列传类型
根据史书记载，《史记》中的游侠列传包含了多种类型，以下是其 中几个主要类型的分析： （1）侠客游士：这类游侠多是具有武艺才华的年轻人，身怀绝技，常以行侠仗义为己任。代表性人物如《史记》中的项羽、刘邦等。 （2）仕宦游侠：这类游侠多是已经参与政治事务的人，却仍保持 着侠义精神。他们常在朝廷之外进行救民济世之事，代表性人物如 《汉书》中的霍光、岑彭等。 （3）追求名誉侠士：这类游侠的主要目的是追求名誉和功名。他 们无私奉献并借助自身的武艺和智谋改变时局。代表性人物如《史记》中的李广、李敢等。 二、《汉书》游侠列传标准及类型 《汉书》是西汉的正史，对于游侠列传也有独特的标准和类型。 1. 游侠列传标准 《汉书》中的游侠列传也应符合一定的标准： （1）史实真实性：与《史记》类似，游侠列传中的记载也应基于 真实的史实。 （2）传记性和历史价值：游侠列传要打造成传记的形式，描述游 侠的生平以及与历史相关的事迹。 （3）反映社会状况：游侠列传要反映当时社会的风貌和游侠的社 会地位，对于亿万读者提供了重要的历史参考。
《史记》中的侠客形象：以《刺客列传》与《游侠列传》为中心 《史记》中刺客和游侠是侠客在不同时期的具体投射，他们同中有异，异中有同。太史公将他们分别立传，既是对他们身上历史差异的客观反映，也是对自身理想和感情的寄托。本文结合《史记》中《刺客列传》、《游侠列传》两篇文章，深入分析刺客与游侠这两类侠客的形象特点。 标签：史记游侠刺客 韩兆琦先生总结《史记》的抒情性时说：“司马迁的笔端时常流露着一种愤激之情，一种沉郁之气。”他的写作往往怀着一种深情，这种深情在《刺客列传》与《游侠列传》的侠客形象中清晰的体现出来。《史记》中的刺客与游侠各自都有着鲜明的特点，同时又共同构成了太史公笔下的侠客形象。以下结合具体文本，对《史记》当中的侠客形象进行具体深入地分析。 一、《刺客列传》中的侠客 司马迁在《刺客列传》中描写了春秋到战国时期的六位刺客：鲁将曹沫执匕首劫齐桓公，迫其归还侵地，达成目的后，“北面就群臣之位”全身而退；吴国专诸为助吴公子光夺取王位，借公子光设宴之机，藏刃于鱼行刺吴王僚，事成身死，新吴王“封专诸之子以为上卿”；晋人豫让为报智伯知遇之恩，在智伯为赵襄子所杀后，三次谋刺赵襄子为智伯报仇，最后伏剑自杀；聂政为报严仲子“奉黄金百镒前为聂政母寿”之恩，助严仲子翦除政敌，刺杀韩相侠累，“自屠出肠”身死；荆轲为燕太子丹刺杀秦王，事败身死，六年后高渐离刺秦，被诛。 可以看到，《刺客列传》中的侠客们多通过“勇力”实现目的，如曹沫“执匕首劫齐桓公”；豫让“入宫涂厕，中挟匕首，欲以刺襄子”；聂政“独行仗剑”刺杀侠累。他们都是靠一己之勇以达到刺杀的目的，其行为多带有暴力特征。其结局也多血腥惨烈，如豫让为达目的主动“漆身为疠，吞炭为哑”、聂政“皮面决眼，自屠出肠”、荆轲“被八创”，其惨烈犹然可见。刺客们能够“不爱其身”，重义轻命，是因为他们在价值观上抱有一種“愿为知己者死”的信条，如公子光“善客待”专诸，并保证专诸的后事，“光之身，子之身也”，专诸便能为其效命。豫让曾先后在范子、中行子门下为客，不受重视，转投智伯“甚尊宠之”，因此以“国士遇我，我故国士报之”为信条，在智伯死后不惜生命代价竭诚相报。 先秦的侠客们大多从业低微或没有固定职业，他们广泛交游，不断扩大自己的影响力，“与其贤豪长者相结”，在市井间闻名。同时，他们也往往投于诸侯大夫门下，具有较大的依附性，因此其活动多与政治斗争相联系，如专诸刺王僚为公子光谋取政权，聂政刺侠累为严仲子翦除政敌等。 刺客所生存的春秋战国时期，社会大动荡、大变革。随着旧制度瓦解，新的历史力量形成。原有的社会秩序遭到破坏，人身依附关系削弱，大量能够自由流动的人口出现。在兼并争霸战争频繁剧烈的背景下，求士成为各国统治阶层的普
司马迁《史记游侠列传》原文译文赏析 司马迁的《史记》是中国古代文学史上的巨著之一，其中的《游侠列传》是其中一篇篇章。本文对《游侠列传》的原文进行翻译，并对其进行赏析。 原文如下： 钟离春秋，齐人也；人以其贤，遗中山王家子氏子。子氏以其观天下之豪杰士也，故列传之。 豪杰士者，有财货者也；志行者，能利货者也；好仁义者，能守分者也；好勇者，能行权者也；大矜誉者，有勇有义者也；自效者，以规训为行者也；见志者，以强力为贤者也。 是以闻有教问之士，以治财利货者为能；有将相之臣，以行权行威者为才；有权谋之臣，以行权行兵言为智；有逆顺之臣，以能逆顺行权者为贞；有散守之臣，以知计度之人为治；有才智之臣，以知三军之耳目为顺；有力勇之臣，以御百万之师为勇；有礼法之臣，以能行法立威者为杰。 司马迁思前古者，为之出此列传。 译文如下： 钟离，春秋时代的人，属于齐国。他因为自己的才能而被中山王家的子氏相中，子氏因为他洞察天下的英豪士人，所以将他列为列传。
所谓英豪士人，指的是有财富的人；具备拼搏精神、善于利用物质 的人；崇尚仁义之道、懂得守分的人；勇猛果敢、善于行使权力的人；知名度很高、既有勇气又有义气的人；有自律能力，按规范进行行为 的人；能看透一个人内心志向的人；身体强壮、有实力的人。 因此，听说有受教问的士人，认为擅长经营财富的人才是有能力的；有将相之才的臣子，视善行权行威的人为有才干；擅长权谋之臣，看 重行使军权和权谋的智慧；逆来顺受的臣子，认为善于逆顺行使权力 的人是忠诚的；擅长散守之臣，重视懂得计算和度量的人的治理能力；有才智的臣子，看重懂得掌握三军情报的人；力气强壮的臣子，看重 能指挥百万大军的勇气；守礼法之臣，看重懂得行法立威的人的杰出 能力。 司马迁思索着古人的智慧，为了宣扬这些人，特地写下这篇列传。 赏析： 司马迁在《游侠列传》中，通过对游侠人物的描述和赞美，展现了 游侠们的各种优秀品质。他们不仅有财富和能力，还具备了众多的品 德和勇气。通过这篇文章，可以看出司马迁对游侠们的赞赏和推崇。 文章起始部分介绍了钟离的背景和其受到中山王家的子氏青睐的原因，使读者对他的身份和重要性有所了解。接下来，司马迁通过对游 侠的定义和各种优秀品质进行了详细的描述。他们是富有的、有志向、重仁义、勇猛、有名声、自律、能洞察他人志向的人。司马迁在这些 描述中展示了对游侠们多方面的赏识。
【论司马迁的侠意识】游侠列传 中国是一个拥有悠久历史文明的国度,中国人民历来以“仁”、“义”自立于世。在中国的历史长河上,出现了无数次反抗暴政的斗争,涌现出无数震撼人心的侠人侠事,同时,也产生了“侠意识”这一中华民族独有的伟大民族精神。 “侠”之名,最早见于《韩非子・五蠹》篇。韩非对此的评价是“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他把“侠”定义为:“其带剑者,聚徒属,立节操,以显其名,而犯五官之禁。”可见,当时站在统治阶级立场的文人对“侠”的评价是不甚高的。 “侠”的始祖,可追溯到春秋战国时期的“士”阶层。其时,周室道衰,诸侯莫不争强称霸。在这风起云涌的时代,群侠纷起,一度活跃在历史舞台上。根据典籍记载,鲁仲连以游说行侠,专诸以报恩行侠,侯嬴以智谋行侠,荆轲以胆略行侠……他们的侠义之举激荡着后世一代又一代侠士豪杰、文人骚客的心。 随着秦统一天下,封建专制制度的建立和日益巩固,侠者“以武犯禁”的特点愈加明显,与统治阶级的对抗也愈演愈烈,由此招致无数封建文人的非议与指责。然而,就在这样一个背景下,司马迁却第一个站出来为侠正名,成为第一个肯定“侠”的知识分子、史学家。人们往往把司马迁对侠士们的描写看作是其对当时现实社会的一种客观写照,但纵观司马迁著作中对侠士们流露出的欣赏、仰慕之情以及其一生行事,不难看出这一切实源于他思想深层中浓厚的“侠意识”。 一从思想构成论其侠意识 司马迁(前145―前87?),字子长,左冯翊夏阳人。其父司马谈有广博的学问修养,曾“学天官于唐都,受易于杨何,习道论于黄子”。作《论六家之要旨》,评儒、道、墨、名、法、阴阳六家。司马迁受父亲的影响,从小对诸家学说颇有涉猎,思想成分相当广博,这对他思想意识的形
史记的文学价值 一、《史记》文学价值的体现 《史记》是一部兼顾史学价值和文学价值的不朽的文章。公元前91年（征和二年），即将走到生命终点的司马迁将《史记》全书完成。它不是局限于一个朝代的断代史，本书记载了从传说中的黄帝至汉武帝，长达三千多年的历史，全书共一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余字。分别为：十表（大事年表）；八书；十二本纪；三十世家（诸侯国和汉诸侯）；七十列传（重要人物记事）。 司马迁在对历史人物和事件的描绘刻画中，可谓是入木三分，不同的人物有不同的描述，众多历史人物和事件在太史公笔下生动地生动起来。如《史记》中的一篇《项羽本纪》中，体现项羽霸王风格的“力拔山兮力盖世”，体现他的胸无城府的“此沛公左司马曹无伤言之”；又比如司马迁所著《刺客列传》，依次记载了春秋战国时期曹沫、专诸，豫让，聂政，荆轲这五个极具个性的刺客形象。其中“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成为历来人生义气的英雄们（这里特指荆轲只身赴秦，有胆有识的侠义之情）所钦佩的勇敢。 二、《史记》中的“纪”、“传”人物 《史记》是以描写人物为中心的纪传散文，其中，本纪、世家、列传人物来自社会不同阶层，上自帝王将相，下至市井百姓，所涉人物四千六百多个，其中，重要人物三百多名。《史记》的重要价值之一：创造性地创立了“列传”（体例），让平民阶级也有机会成为历史人物，司马迁是第一个为平民立传的人。《史记》中的人物传记之所以覆盖面如此之广，跟司马迁本人远大的志向不无关系的。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写道：“鄙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可以看出司马迁立志完成“三不朽”中的“立言”，希望借助《史记》一书而名扬后世，以实现立言不朽的人生理想，正是这句话道出了司马迁的远大理想，“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三、《史记》中的游侠形象的塑造 司马迁为游侠立“传”，描述了游侠独特的人格魅力，正是因为司马迁本人也具有较强的反抗性，只不过是借助游侠之口抒发。我们知道，《游侠列传》中塑造的游侠，他们的“所作所为”跟最高统治者的意愿相违背，因此，一直遭到统治者的严厉打击。司马迁本人的遭遇在一定程度上跟他们的遭遇相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