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90年代中国近代史
研究/现代化视角0的兴起
龚云
(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北京100732)
摘要:20世纪80~90年代中国近代史研究/现代化视角0的兴起,既是中国近代史学界积极/以史经世0回应新时期中国现代化建设的主动举措,也是完善20世纪60年代初形成的马克思主义中国近代史学科体系的内在要求,又是上承20世纪30年代中国近代史研究的/近代化话语0,下接新时期海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现代化思潮输入中国的结果。现代化视角引入中国近代史研究后,中国近代史学界系统探讨近代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形成了一批有重要影响的成果。现代化视角的引入,在中国近代史学科发展史上,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学术创新价值,推动了新时期中国近代史学科体系的完善,是20世纪中国近代史研究走向繁荣的重要标志之一,为21世纪中国近代史学科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关键词:中国近代史研究;现代化视角;学科体系1
中图分类号:K0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9014(2010)02-0121-07
20世纪80~90年代现代化视角引入中国近代史研究,在中国近代史学科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创新意义,完善了20世纪60年代初形成的马克思主义中国近代史学科体系,促进了中国近代史学科的发展,是新时期中国近代史研究呈现繁荣势头的重要标志之一,为21世纪中国近代史学科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一中国近代史研究
/现代化视角0兴起的背景
现代化视角引入中国近代史研究,既是中国近代史学界积极/以史经世0回应新时期中国现代化建设的主动举措,也是完善20世纪60年代初形成的马克思主义中国近代史学科体系的内在要求,又是上承20世纪30年代中国近代史研究的/近代化话语0,下接新时期海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现代化思潮输入中国的结果。
/文化大革命0结束后,中国确定了改革开放的基本国策,举国上下又重新转向以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为中心任务的发展轨道,现代化又成为中国社会发展最强劲的主题。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科学关注的重大课题就是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中国史学界关注的新问题是从/现代化0的视角对中国走向现代化经历的社会巨变进行深刻的历史反思。
当人们把眼界投向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的历史时,发现历史呈现某种重复性。新时期中国社会的巨大转型与近代中国存在一定相似性。走向现代化,实现现代化,一直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朝思暮想的愿望。关注近代中国历史上的现代化问题,可以直接实现中国近代史学界以史服务于现实的愿望,以此改变史学界日益被边缘化的局面。一个时代的主题往往也会成为这个时代学术界首先关注的话题。正好马克思说过的:/一切划时代的体系的真正的内容都是由产生这些体系的那个时代的需要而形成起来的。0[1]现代化成为新时期中国的/时代精神0,使得史学界自觉地以此为主题去反思近代中国的百年历史。更何况,积极介入现实,是20世纪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一贯学统,也是中国知识分子世代相延的道统。
中国近代史研究在新中国是一项国家支持的社会事业。自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和
2010年3月武陵学刊M ar.2010第35卷第2期Journa l o fW u ling Vo.l35N o.2
1收稿日期:2010-01-12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20世纪中国近代史研究的走向0(01AZS004)。
作者简介:龚云(1971-),男,湖北南漳人,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副研究员,博士,研究方向为中国现代思想史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国家领导人就一再要求广大社会科学工作者要迎头赶上,改变落后面貌,适应发展变化了的新形势。1979年3月,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就呼吁思想理论工作者,要/深入研究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所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并且作出有重大指导意义的答案,这将是我们思想理论工作者对马克思主义的重大贡献,对毛泽东思想旗帜的真正高举0[2]。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是一项前所未有的壮举,为了稳步地推进现代化,在朝前看的同时,也需要汲取前人的现代化经验,既有国外现代化的经验教训,又有中国人自己的现代化经验教训。因此,现代化史学思潮就是在这种时代的巨大召唤下兴起的。现代化视角引入中国近代史研究就是这股史学主潮中的重要一脉。
在20世纪80年代中国近代史学界检讨以往国内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状况时,有学者从现代化视角反思中国近代史研究,认为国内外中国近代史研究关于近代中国社会变革的认识,大致可归结为两种基本取向。
一种取向是外因取向,认为中国现代化的延误主要是由于外来的西方资本主义渗透和帝国主义侵略。/侵略)反侵略0和/冲击)反应0是这一取向的基本框架。其中/侵略)反侵略0的解释框架也是战后前苏联、西方和日本激进史学的主流倾向,而且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得到了新的理论)))/世界体系论0和/依附理论0[2]235-237的支持。
一种取向是内因论,认为中国现代化失误的主要症结在于中国传统文明的落后性,制度的独特性,中国历史发展的停滞性等内在痼疾。/传统)现代性0的对立是其基本分析模式。从20世纪初马克斯#韦伯关于中国儒教阻碍资本主义兴起的观点到二战后西方现代化理论,为这种取向提供了理论支撑。这种取向代表当代西方中国研究的主流派。20世纪30年代受西方影响较大的学者,如蒋廷黻与陈恭禄也采用了这种分析框架。
学者们认为这两种研究取向,虽然对近代中国的发展有一定的解释力,但都具有片面性。前者实质上是一种西方中心论的历史观。虽然/侵略)反侵略0与/冲击)反应0两种框架显得颇为对立,对西方力量对近代中国的作用各执一端,但实际上都过分强调了西方力量对中国本土社会的决定性质,只不过两者的出发点不同;后者虽然强调了中国历史发展的独特性和具体国情,却抹煞了或淡化了帝国主义造成中国现代化扭曲和/断裂0的直接作用,也是一种非历史主义观点。
学者们认为新中国改革开放前的中国近代史研究以帝国主义侵略和封建压迫与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两个过程0作为基本线索和基本理论分析框架, /中国近代史研究被革命化,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历史研究的趋向性也是历史的现实运动的反映0,但/革命毕竟只是近代中国变革的一个方面,况且即使要全面理解中国革命的过程,不研究这一时期社会演变的诸侧面也是不深不透了。中国革命运动是一场伟大而复杂的政治斗争。但它本身并不等同于社会变革,并不能代替对社会变革全面的研究0,所以/深入地研究近百年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进程0,既有助于深入了解中国近代历史,也/有助于加深对当前大变革的全面认识0[3]238。现代化视角的引入,是完善马克思主义中国近代史学科体系的内在要求,对于推动中国近代史学科体系的发展有极大的作用,可以为中国近代史研究提供新的分析框架和理论模式。
用现代化的视角观照中国近代历史,在中国近代史学科发展史上也曾有先例。有学者指出,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存在/以陈恭禄的5中国近代史6为代表的近代化话语0[4],蒋廷黻/以中西关系为中心,以近代化为主线来构建他的中国近代史话语0[5]。因此,中国近代史研究/现代化视角0的兴起,在一定程度上说,是接续20世纪30年代中国近代史研究/近代化话语0的。
现代化视角引入中国近代史研究,也是改革开放后海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现代化思潮输入的结果。
研究现代化问题,以现代化的理论研究世界历史进程,是20世纪50~60年代首先从美国起步的。20世纪60、70年代,港台中国近代史研究者以中国现代化视角分析中国近代史,是一个热点。香港学者金耀基在5现代化与中国现代历史)))提供一个理解中国百年来现代史的概念架构6一文中,以现代化为主线,对中国百年历史进行了解释[6]。台湾学者从1973年开始开展了近代中国的现代化的区域研究。在西方国家尤其是在美国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现代化视角一时成为主流。
中国内地在20世纪60年代,鉴于那时美国学者的现代化研究公开宣称对抗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所以对现代化理论采取了批判和拒绝的态度,鉴于同样的理由,对于海外资产阶级学者有关中国近代史的现代化研究也采取了批判的态度。20世纪60年代初选编的5外国资产阶级是怎样看待中国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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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的)))资本主义国家反动学者研究中国近代历史的论著选译6第1、2卷(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和5外国资产阶级对于中国现代化的看法6(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近120万字,收集了有影响的英、美、法、德、日等国数十位资产阶级学者对中国近代社会性质、近代经济及文化问题,中外关系、农民战争、边疆危机、中国革命、国共斗争等各方面有代表性的论述。在序言中,选编者对各种观点进行了严厉的政治批判。在那种学术氛围下,中国近代史学界是不可能借鉴资产阶级学者关于中国近代史研究的现代化成果的。
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后,中国近代史学界开始与海外同行进行广泛的交流,海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各种理论、方法及其论著被译介至中国大陆。仅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1980年创刊的5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6到1995年终刊时,15年内就出版了27辑,发表了400余篇、近800万字的译作。1990年创刊到1996年停刊的5国外中国共产党史研究动态6,6年内出了42期。这些刊物以较快的速度,较为全面地介绍了海外学术界的信息,推动了中国近代史研究。各类译介丛书,如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的/中国近代史研究译丛0,江苏人民出版社1988年陆续出版的/海外中国研究丛书0等,更为系统、全面地介绍了海外中国近代史的研究成果。这些成果中,相当大部分是从现代化视角研究中国近代史的成果,如/海外中国研究0丛书总序说明的:/收入本丛书的译著,大多从各自的不同角度、不同领域接触到中国现代化的问题。0
在上述背景之下,中国近代史学界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自觉地引入现代化视角。中国近代史专家章开沅认为:/从我们的前辈到我们这一代,对中国现代化道路的探索,已经经历了一个半世纪以上的漫长岁月,然而对于现代化理论的探讨却起步甚晚,贻误甚多。中国理论界应该急起直追,加强现代化理论与实践的研究,力求为当前的-四化.建设贡献自己的智慧。0[7]1986年,章开沅主持的国家社会科学/七五0规划项目/中外现代化比较研究0,课题的参与者主要是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学者。
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特别是进入90年以来,越来越多的中国近代史研究者都自觉不自觉地将近代史研究与现代化的问题联系起来,从各种角度探讨早期现代化问题的论著更是屡见不鲜。
/近十年来,与经济史、文化史研究迅速进展相伴随,还有城市史研究、商会与绅商研究、学堂学生群体史研究、教会大学史研究、留学运动史研究、大众传播媒体史研究、社会心态变迁史研究,等等史学分支的崛起,这些都与历史学者对现代化研究的关注与投入有关,而这些专门领域的研究成果又为中国现代化研究增添了更为坚实的基础。0[8]10
现代化视角被广泛运用于中国近代史研究中,从鸦片战争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各个重大历史事件和各大历史阶段,大多进行过以现代化为主题的,或与现代化相关的学术研讨。许多传统内容的研究课题也从现代化视角进了重新审视。现代化成为近代中国评价一切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参照系,兴起了对以往的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全面再认识,引起了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激烈学术争鸣。新时期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若干原则争论,在一定程度上是现代化视角引入引起的不同认识所致。
在中国早期现代化研究的基础上,从中国现代化角度探讨中国近代史学科体系的人越来越多,不少人提出以现代化作为中国近代史的主线,引起了中国近代史学科中如何看待革命与现代化关系的讨论。有学者提出以/现代化范式0取代以往中国近代史研究的/革命范式0,认为/一百年来的中国近代史不仅仅是一场革命史,一百年来的中国近代史其实是一场现代化史0[9]。显然,这种观点是不足取的。现代化在近代中国并没有成为时代主题,革命才是近代中国的主题。现代化视角可以弥补原有的中国近代史学科体系的不足,但不能取而代之。
二近代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进程的探讨
现代化视角引入中国近代史研究后,中国近代史学界开始系统探讨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形成了一批重要成果,主要有:章开沅、罗福惠主编的5比较中的审视:中国早期现代化研究6(浙江人民出版社,1993年),罗荣渠著的5现代化新论6、5现代化新论续篇6(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和1995年),周积明著的5最初的纪元:中国早期现代化研究6(高等教育出版社,1996年),胡福明主编的5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进程6(安徽人民出版社,1994年),许纪霖、陈达凯主编的5中国现代化史6(第1卷1840~1949)(上海三联书店,1995年),陈勤、李刚、齐佩芳著的5中国现代化史纲)))不可逆转的改革6上、下卷(广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史元芹主编的5中国近代化的历程6(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9年),等等。
在5现代化新论6中,罗荣渠认为近代中国的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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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化是被延误了的现代化。这种延误,是由近代中国的特殊国情所决定的。近代中国的变革至少贯穿了四条线索:其一是自身衰败的过程;其二是半边缘化即半殖民地化过程;其三是革命化过程;其四是现代化过程。所以,近代中国大变革发生作用的过程,不是按简单化的/挑战(冲击))回应0模式或/传统)现代0模式运动的,而是一个主客体相互作用、复杂的网络运动。中国走向现代化的过程是与中国走向衰败、沦为半殖民地以及各种革命运动连绵不断的过程重叠在一起的。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不同于欧洲内源性现代化,中国通过革命化走向现代化的独特道路对中国现代化的形式和道路具有特殊影响。中国的半殖民地化与革命化,实质上都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旧体制向新体制转变的特殊形式,就现代化的特定意义而言,在19世纪后半叶,它只是中国近世社会大变动诸流向中的一个流向;20世纪初辛亥革命前后,中国现代化才异常艰难地上升为诸流向中带有主导性的趋势;到20世纪50年代以后,它才逐渐上升为大变革的主流,即占支配地位的大趋势[3]240-243。
在5最初的纪元:中国早期现代化研究6中,周积明研究了中国早期现代化的历史起点、早期现代化的启动、早期现代化的阶段性推进及其模式评估(洋务时期、维新时期、新政时期、共和革命时期),并分析了现代化中的动力与阻力)))西方扩张的双重效应及传统文化的双重机制等问题。
在5中国现代化的历史历程6中,胡福明将全书分为三个部分:上篇是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进程,这一部分主要是对1949年以前中国对现代化的/艰辛探索0的论述;中编是对从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关键问题)))工业化及其带来的后果的分析;下编是全面看待现代化问题,包括政治现代化、文化现代化、人的现代化等内容。该书的重点是描述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进程,这是与其它从中国近代史方面探讨近代中国的现代化进程的著作的明显不同之处。
在5中国现代化史6(第1卷1800~1949)中,许纪霖将中国现代化的源头放在19世纪的开端))) 1800年。这种作法明显受费正清主编的5剑桥中国晚清史6的影响。该书以专题的形式论述了这一时期的社会思潮、政治统治、政治变革(包括改革和革命)、工业发展、文化变迁,一直写到/国民党政权在大陆的衰败0。
章开沅、罗福惠主编的5比较中的审视:中国早期现代化研究6是改革开放时期比较早的一部比较系统、全面的以现代化为主线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大型学术专著,也是把革命视角和现代化视角比较好地结合的著作。该书是章开沅主持的国家社会科学/七五0规划研究课题/中外现代化比较研究0的终期总成果。在这部著作刊世前,已有七部专题著作以/中外现代化比较研究丛书0面世,包括5离异与回归)))传统文化与近代化关系试析6(章开沅著);5国情、民族性与近代化)))以中日文化问题为中心6(罗福惠著);5西学东渐与自由意识6(易运升著);5东方的觉醒)))近代中印民族运动定位关照6(唐文权著);5东方的复兴)))中印经济近代化对比关照6(范铁城著);5西俗东渐记)))中国近代社会风俗的演变6(严昌洪著);5折断的杠杆)))清末新政与明治维新比较研究6(赵军著)。因此该书是在上述成果的基础上加以归纳、综合、提炼、升华的结果,可以说是新时期中国近代史学界研究现代化的一项阶段性的学术总结。
该书的研究范围是/把本书的主要研究范围放在我们比较熟悉的1840~1949年这100余年,即中国早期现代化阶段,并且以此与外国(主要是西欧与日本)的早期现代化作比较0[7]。
该书的特色在于,/突破了依时间顺序逐段描述的程式,在进行全球性现代化运动的历史回顾和理论探讨之后,在勾画中国早期现代化运动的进程与全貌的同时,着重从现代化的七个方面分别展开探讨。纵向回顾与多方面的横向剖析相结合,全面而深入地揭示了中国早期现代化的艰难历程与历史经验,是不可多得的重要成果。作者没有把视角局限于中国本土,而是把中国的早期现代化置于世界发展的宏观进程中加以考察,并与有关国家作总体或局部的比较,从而深化了认识;本书融多学科于一体,既注重对史料的考求,翔实而丰富,又努力吸收海内外新的研究成果与方法,力出新意,兼具理论思考与实证研究的特征。0[7]
5比较中的审视:中国早期现代化研究6一书从现代化的角度论证了原有中国近代史学科体系下基本结论的正确性,比较好地处理了革命和现代化两种视角看中国近代史的关系。该书认为:/近代以来中国革命的实践证明,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要实现民族的独立、国家的统一和社会的进步,完成从传统向现代化的转变,就必须彻底地打倒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这是历史本身规定的程序,谁也无法改变。0/近现代历史上两条不同性质的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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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道路的异趋与斗争,从根本上反映了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这一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的斗争,决定着中国社会前进与倒退、改革与保守、革命与反革命的发展方向和前途命运。它像一根红线,贯穿着中国社会早期现代化的各个过程。同时它又是一张网,牵涉到每一历史时期的社会各领域。如果忽视了这一点,我们就很难对中国近现代历史上的许多问题作出比较正确的解释。0[7]703-704这样就将现代化和革命比较好地结合了起来。
20世纪80~90年代在用现代化的视角重新认识中国近代史时,一些学者认为,从中国现代化开始启动的19世纪中叶直到20世纪的最后历程,中国社会的一切变迁、动荡、冲突,中国所有的政治制度更替、经济结构转型、意识结构转型、意识形态更新,都包含在现代化变迁的大框架之内,都可以在现代化这一宏大的主题下重新获得解释,找到它的价值意义。从这一视角出发,洋务运动问题、戊戌变法问题、辛亥革命问题、清末的立宪改革问题,以至近代的工商业、商会、学堂、文化、社会风尚问题,包括与现代化有关的各种人物的问题,都可以进行整体的研究。
显然,这种看法,实际上把现代化作为近代中国的主题,以现代化作为主线,去重新构筑中国近代史的学科体系。这里就面临着如何看待以往的以反帝反封建/两个过程0为主要线索的中国近代史学科体系问题。罗荣渠就认为他的/以衰败化、半边缘化、革命化、现代化四大趋势作为近代中国的基本线索的新观点0是对原来中国近代史分析框架的继承和突破[3]5。
但是,讲现代化,一定要看其启动的社会历史前提,像中国这样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在取得民族独立前,中国社会只能出现帝国主义允许的,或者封建统治能够容纳的某种程度的/现代化0,不可能出现中国人独立自主的现代化,更不可能出现社会主义现代化。
考察整个中国近代史,首先要看到争取民族独立的时代紧迫性,同时要注意现代化过程在近代中国历史进程中的作用;在考察视角上,既不能只注意到民族独立这一面,忽视现代化过程,也不能只看到现代化过程而忽视民族独立这一面。这两者在历史实际发展中不能相互取代。在近代中国,只有首先取得了民族独立,才能为现代化的展开和实现奠定基础,提供前提。
因此,把现代化作为中国近代史的唯一主题,是不能看到中国近代历史的全貌的。无论是从哪个角度看待中国近代历史,必须将革命和现代化结合起来考察,仅仅考察一个方面是无法认识近代中国的历史全貌的。当然,必须分清近代中国的历史主题是革命,还是现代化。从历史事实看,从近代中国的本质看,革命是近代中国的事实主题,现代化并没能成为真正的历史主题,只是一种趋势,一种历史趋向。只有在是新中国成立以后,尤其是改革开放后,现代化才真正成为中国社会的主题。我们不能因为今天在推进现代化建设,就认为近代中国也在进行现代化,那样将会重犯以现实改铸历史的毛病。同时,将革命当作近代中国的全部历史也是不符合历史真实的。因为不能否认现代化在近代中国的存在,虽然现代化没能成为当时的主要历史事实。排斥从现代化角度研究近代史是不正确的,既无助于全面认识近代中国历史,也不能更好地适应现实的需要。章开沅等人在用现代化视角重新认识中国近代史时,就比较好地处理了突破原有中国近代史学科体系和建立新的中国近代史学科体系的关系。
三中国近代史研究
/现代化视角0兴起的意义
现代化视角引入中国近代史研究,在中国近代史学科发展史上,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学术创新价值,推动了新时期中国近代史学科体系的完善,是20世纪中国近代史研究走向繁荣的重要标志之一,为21世纪中国近代史学科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中国近代史学界用现代化视角考察中国近代史,为学者服务现实社会提供了很好的切入点。近代中国现代化研究,强烈地表达了中国近代史学界对现实的高度关注。正如章开沅所言:/平心而论,历史学家并非是现代化研究的先行者,在这个领域他们曾是经济学家、政治学家和社会学家的后继者。但历史学家并非消极地追随和附和,他们以深邃的历史眼光和历史研究方法投入现代化研究,并且根据历史学自身的特点推进多学科的整合。因此,历史学家的参与,不仅拓展了现代化研究的广度和深度,加强了现代化研究中的科际整合,同时也对历史学(主要是中国近现代史)自身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活力。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就是为历史学找到了一个很好的与现实的契合点。0[8]9
对于当代中国人来说,我们与我们的前辈)))近代中国人实际上仍处于同一历史进程之中。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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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中国现代化研究的积极成果,为当代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提供了理论和历史的依据与借鉴。史学界长期以来争论不息的一个永恒的话题)))历史与现实的关系问题,在近代中国现代化研究中得到了最好的诠释。中国近代史学界以近代中国现代化的研究参与了现实中国的历史创造,找到了介入现实的真正立足点。同时,近代中国现代化研究的现实性,是其发展的最强大的动力所在。
现代化视角引入中国近代史研究,为中国近代史学科发展注入了强劲的活力,/其影响所及不仅仅在于具体的研究内容和研究视角的开拓和创新,而且涉及整个近现代历史的研究主线和解释体系的创新,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运用上也是有一定的创新意义0[10]。
现代化视角引入中国近代史研究,是新时期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新进展。在现代化视角的挑战下,原有中国近代史学科体系也在吸纳新视角的合理之处,/两个基本问题0说就是一种体现。虽然在一段时间内,出现了两种视角互相竞争的局面,但这是创建一个公认的新学科体系过程中不可避免的现象。学者们认识到了,/以现代化为中心来研究中国近现代史,不同于以革命为中心来研究中国近现代史,必须重新建立一个包括革命在内而不是排斥革命的新的综合分析框架,必须以现代生产力、经济发展、政治民主、社会进步、国际性整合等综合标志,对近一个半世纪的中国大变革给予新的客观历史定位。新的研究要求在概念、模式、理论、方法等方面都有新的突破,但这些突破又只有通过系统的切实的研究才可能取得0[11]。
近代中国现代化的理论研究,克服了中国近代史学界在以往运用唯物史观时过于注重生产关系尤其是阶级斗争而忽视生产力发展的不足。现代化的实质是生产力发展的演变。罗荣渠/按照马克思本来的构思,提出了一元多线历史发展观,突出以生产力标准代替生产关系标准作为衡量社会发展的客观主导标志,并按照大生产力形态演进的主线,着重阐述了现代工业生产力引发的第三次社会大变革的伟大历史意义。这样,就对现代化这个世界历史范畴作出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新解释0[3]3,提出了大变革时代的新历史观。当然,/突出以生产力标准代替生产关系标准作为衡量社会发展的客观主导标志0,还要考虑历史上实际存在过的不变更生产关系,生产力就不能得到发展的情形,这就是说,历史上实际存在过用革命推动生产力发展的一面。因此在构筑这个理论时,需要作更全面的考虑。
在方法上,近代中国现代化研究打通了世界近代史与中国近代史的界限,广泛地运用了史学比较研究。中国近代史学界从全球的整体性观点出发,进行中外历史比较,将近代中国社会演变放在全球大变革的视角中考察,极大地拓宽了史学家的视野,增强了研究的深度。章开沅认为:/由于中国是后起的发展中国家,在研究中国现代化进程时,必须要以其他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作为参照,既包括自发型的先进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也包括外铄型的后进亚非拉国家,这样又促成中国史学者与世界史学者之间的对话。我早曾有过一种想法,如果中国史学者花点力气研究世界史,世界史学者花点力气研究中国史,而且双方加强交流,一定可以相互补养,使我国史学呈现新的风貌。如今,通过近十年的现代化研究,这一设想正在逐步成为现实,研究视野的开阔,研究角度的更新,研究方法的多样化,研究手段的现代化,都预示着中国近现代化研究有可能进入一个新的更高阶段。0[8]11作为近代中国现代化研究的开拓者之一,章开沅为打通中国近现代史与世界近现代史两个学科的界限开了先例,这也预示着21世纪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一种新趋势。
近代中国现代化的研究,还突破了传统中国近代史学科单一化的、学科隔绝状态的研究模式,促进了中国近代史学科的/社会科学化0,成为历史学与政治学、发展经济学、文化人类学、社会学、民俗学、心理学等多学科的交汇,成为多学科研究、跨学科研究的一个碰撞点。中国近代史学科成为整合各门学科研究成果的中介,发挥了其对社会发展纵向研究的优势。这种研究模式,提高了中国近代史研究的科学性,改变了其原有的学科面貌,也为21世纪中国近代史研究提供了一种范例。可以说,近代中国现代化研究,起到了丰富中国近代史研究原有学科体系的作用。
首先,完善了原有的学科主线。中国近代史学者在注意运用反帝反封建这条线索观察近代中国历史时,也开始将现代化的研究视角运用起来。这样对中国近代史的观察就更全面了。尽管在以哪条主线为主导存在着分歧,但毕竟拓宽了原有的考察视角。也有学者主张将两条主线整合在一起,如罗荣渠提出的近代史基本线索就是一种尝试。在做这样的考虑时,我们不能忘记,近代中国的现代化是在帝国主义所允许范围内的现代化,是不成功的现代化,或者说是被延误的现代化。这就是说,在运用现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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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视角研究近代中国时,还是不能不受到/两个过程论0的制约。
其次,丰富了中国近代史研究的解释体系。有学者认为,传统的中国近代史学科体系在选择和评判研究对象时,存在四条价值标准:以农民为主体的人民群众;暴力革命;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12]
。这个看法不一定准确,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实际。现代化视角在评判近代中国的事件和人物时,注重于他们是否有利于推动现代化的发展。由于视角不同,丰富了原有的中国近代史解释体系。当然运用现代化解释体系也是有一定规定性的,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大背景下,对推动现代化发展的力量的分析,也不能随意。
再次,拓展了中国近代史研究内容结构。在原有的中国近代史学科体系下,在通史性研究的内容构成上,以重大政治事件为主,注重政治、经济、文化的板块组合。现代化视角注重中国近代史研究中再现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全貌,对于加强经济史、文化史、社会史研究,对于整合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史研究的互动关系,丰富人们的知识产生了良好作用。
总之,20世纪80~90年代现代化视角引入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兴起,既冲击了原有的中国近代史学科体系,也丰富了原有的中国近代史学科体系,使
中国近代史学科开始出现多种范式并存和互相竞争的局面,促进了中国近代史学科的创新和繁荣。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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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张群喜)
M odernization Angle i n Study ofM odern Chi nese
H istory fro m 1980.s to 1990.s
GONG Yun
(R esearch Institute ofM arx i s m,Chi nese A cademy of So cial Sciences ,Be iji ng 100732,Chi na)
Abst ract : M odern izati o n ang le in the study of m odern Chinese history fr o m 1980.s to 1990.s is an acti v e m easure taken by m oder n Ch i n ese h istory field to respond to the m odernization of China ,an inheren t require m ent o f i m pr ov i n g t h e positi o n ofM arx is m for m ed i n 1960.s in m odern Chinese history disc i p line syste m,and a lso the re -su lt of i n heriti n g the /m oder n ization discourse 0in the study o fm odern Chinese h istory in 1930.s and accepting i n -put o f oversea m odern izati o n thought about the study ofm odern Ch i n ese histor y at conte m porary age .A fterm odern-i zation ang le be i n g used i n the study o fm odern Chinese h istory ,m oder n Ch i n ese history field m ade a syste m atic re -search of the historica l process ofm odernizati o n ofm odern China and resulted in a series o f research ach ieve m ents
of sign ificance .I m portati o n ofm odernization ang l e is realistica lly i m portant and valuab le i n acade m ic i n novati o n i n t h e d iscipli n e developm en t ofm oder n Chinese h istory and i m pr oves them odern Ch i n ese history d isci p li n e at conte m -porary age .It is an i m portantm ar k o f the study of m odern Ch i n ese h istory go i n g to prosperity i n 20th cen t u ry and lays a f o undation for the developm ent of m odern Ch i n ese h istory d isci p li n e i n 21t h e century .
K ey w ords : study of m odern Ch i n ese h istory ;m oder n ization ang l e ;discipline syste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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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第2期龚 云 20世纪80~90年代中国近代史研究/现代化视角0的兴起
20世纪80年代中国人社会心态研究 20世纪80年代正当中国实行改革开放的时候，也是刚刚从文革的恐慌中走出来不久的时候，新的政治体制、经济制度、社会思潮等矛盾不断冲击着社会上的每一个人。1982年1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一个“一号文件”，确立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中国的改革步伐不断的加大，社会中的各阶级的社会心态也不断的在发生着变化。所以对这一时期的国人的心态研究就显得很有必要很有意义了。 社会心态，指的是一个国家、一个社会具有普遍性、代表性的心理倾向和心理特征，反应特定环境中人们的某种利益或要求并对社会生活有广泛影响的思想趋势或方向，它揭示的是特定社会中人们的心理状态。 20世纪80年代，我国面临着两大方面的矛盾对立：改革与保守，开放与封闭。实行改革开放势不可挡，但我们必须重新去认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如何看待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如何看待新的政治体制和经济制度就成为我们必须去面对的一个大问题。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不同阶层的经历和价值观利益观的不同，对这一时期的看法也不同，社会心态也各有不同，我们下面主要是研究中国青年知识分子当时的社会心态。 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在头版头条上刊发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从此思想解放的闸门打开了。从78年到80年，中国的工作重心转移到了经济建设上来，而且思想解放运动的进一步深入，所以人们当时的社会心态就更多的反映在政治文化和社会经济上。当时青年知识分子刚从文革的恐慌中走出来不久，这一时期，迷惘、悲观、怀疑、逆反等情绪瘟疫一样在青年群体中互相感染，造成青年中三种引人注目的现象：一是信教青年急剧增多；二是自杀青年急剧增多；三是偷渡港澳台的青年急剧增多。尽管这些现象只是滞留在少数青年的行为中，但却反映出这一时期广大青年的总体的心态特征——在深感人生缺憾的痛苦中产生的失落感、惶惑感和迷茫感。从他们的这些举动中，可以看得出经过文革的影响的他们，社会心态是厌世和消极的，产生的极度不信任感才致使他们这么做。但是与选择自杀相比，绝大一部分的青年知识分子是在伤口上进行反思的，他们站在现实的角度上逐步形成了积极的自我意识。他们开始唾弃迷信中的误导，用自己的眼睛重新看待人生。 从思想方面来说，当时的中国青年知识分子已经开始去触及以往那些被奉为禁止的东西了。他们的心态开始逐渐变得更包容更开放，对于文艺创作和美学也发生了很大的改变，他们开始追寻人性、人道主义等方面的美。从真理思想大解放的过程中，他们的心态慢慢发生改变，开始用自己的思想去看待问题，改变了文革时期个人崇拜和一刀切的心理。对于中国经济体制和社会主义的理解也没有局限在那些条条框框的理论上。 实行改革开放以来，人们的心态也变得更加的开放和包容起来。开始引进外来先进的科学技术和优秀的文化来促进本国的经济的发展。一直以来社会上流行
展，具备工程技术及经济管理、法律等基本知识，获得工程师基本训练，具有较强实践能力、创新能力、组织管理能力的高级工程管理人才。工程管理专业与国家注册监理工程师、国家注册造价工程师的知识结构相接轨，专业方向涵盖工程项目管理、房地产管理经营、工程投资与造价管理、国际工程承包等方向。毕业生可从事工程咨询、工程项目施工、房地产开发与经营的相关工作，专业覆盖面宽，从业范围广，社会需求大。
资格考证：EMCI）等。 发展状况 工程管理专业的学科教育是在管理工程专业、涉外建筑工程营造与管理专业、国际工程专业、房地产经营管理专业以及其他相关专业教育的基础之上逐渐发展形成的。早些时候，国际上诸所大学院所中开设工程管理这门专业的也是寥寥无几，只是侧重于某些重点方面进行专门的专业教育，
高，将对工程管理专业及行业的发展提出新的、更高层次的挑战。如何使工程建筑在质量、监理的水平以及创意上有所突破，都需要工程管理方面的协调和配合。在建筑施工组织和技术、工程开发和经营、财务的滚动和回收、整体规划的管理等诸多方面，进行工程管理的升级和同步发展，以适应发展变化的需要。业等等。 就业状况 工程管理专业的就业领域涉及建筑工程、工程施工和控制管理、房地产经营以及金融、宾馆、贸易等行业部门的管理工作。这一专业涉及就业领域对人才的大量需求比较普遍。从银行证券到酒店宾馆，从建筑企业到房地产开发公司都急需补充大量的工程营造管理及相关专业的人才，因此人才市场上对该专业人才的需求量很大。该专业就业领域所涉及到的工作是：综合系统地运用管理、建筑、经济、法律等基本知识，侧重于工程建筑、施工管理以及房地产经营开发，并熟悉中国相关的方针、政策和法规，进行企业工程开发建设项目的经营和管理。 近年来由于市场经济的发展需要，国家修改制定了一系列相关的就业政策，为专业人才的发展创造更加有利的市场环境，完善了专业人才尤其是高校毕业生脱颖而出的市场机制。北京市先后出台了《北京招聘外地人才细则》等政策，使外地专业人才留京之路进一步拓宽。享受政策优惠的人才包括
资本在国际间大规模地频繁流动已成为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来世界经济的一个显著特征，特别是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美国等发达国家在全世界范围内倡导金融自由化政策，广大发展中国家也逐渐加大了金融市场开放的力度。直观地看，资本的跨国流动对国际经济产生了重要影响，特别是通过提高生产要素的配置效率提高了各国福利。 同样，资本流动对我国经济增长、技术进步、弥补储蓄投资缺口等都发挥了重要作用。我国是一个对资本进行管制的国家，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来，资本流入主要通过ＦＤＩ（外商直接投资），很多资本交易受到限制。２０世纪末期我国出现了严重的资本外逃，近年来又由于人民币的升值因素，国际资本又通过各种方式进入我国。进入我国的长短期资本导致了外汇储备的急剧增长，加大了人民币潜在升值的压力，影响了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自主性和独立性。特别是，流入我国的投机资本并没有真正融入到我国经济发展之中，因此对提高我国资本使用效率的贡献并不大。 可以说，资本流动程度对一国稳定政策的短期效果具有至关重要的影响，扩张性财政政策在多大程度上挤出私人投资以及货币政策影响总需求的程度大小都与一国的资本流动程度有关。基于此，如果对国内外金融市场联系的强弱程度知之甚少，那么对经济运行就有可能做出一些自相矛盾的经济分析和政策决策。因此，评估资本流动程度对于决策者制定政策和预测政策效果都具有十分重要的参考价值和指导意义。 我国资本流动的基本态势 我国是一个转型国家，金融制度一直处于变革之中，这种变革无疑会对资本流动性产生影响。 统计数据显示，我国的资本流动性一直比较低，但在１９９２年以前有一个明显的较快的上升趋势，在１９９２年之后出现了一个非常微小的下降阶段，至１９９５年又呈现一个稳定的缓慢上升趋势。这种变化反映了我国渐进式改革进程对资本流动的影响。改革前，我国基本是一个封闭的经济体，随着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后对资本账户进行了有限度、有选择的开放，所以在２０世纪９０年代早期之前我国资本流动性出现了较快的上升。进入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后，除了１９９４年实现了汇率并轨、１９９６年人民币经常项目可兑换等措施外，１９９８年以后只是在原有法规基础上进行规范和完善，金融体制未见较大的改革措施，而且对资本的流出和短期资本的流入采取的以计划审批、数量控制为主的严格的直接管理措施一直没有放松，限制外国对华证券投资和国内对外投资，所以资本流动性仅呈现一种稳定的缓慢的上升过程。即便是在１９９７年亚洲金融危机后，我国对资本流动的监管也没有明显的加强。其中主要原因是我国政府一直对资本的流出和短期资本的流入限制措施本来就很严格，在内外经济均衡发生较大冲突时期，监管当局只是对个别以前已经放松的资本项目重新实行严格管制。例如，２００２年以来人民币升值的预期刺激了大量国际资本流入我国，为了控制国内金融机构和外商投资企业的短期对外负债，监管当局对借入外债开始实行规模管理，２００４年６月监管当局制定了将外资银行和中资银行短期债务规模限制在经营资本５倍以内的限制措施。另外，尽管对资本账户采取较为严格的管制措施，但是，在国际交易活动中，一些企业采取隐蔽的、非法的措施规避政府资本项目管制，使我国政府所采取的资本管制措施在一定程度上失效或并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 另一方面，在１９８２－１９８６年间，我国直接投资指标稳步缓慢上升，在１９８６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一批作家从政治、社会层面上还原“文革”的荒谬本质，并追溯到此前的历史，从一般地揭示社会谬误上升到历史经验教训的总结上，和伤痕文学相比，其目光更为深邃、清醒，主题更为深刻，带有更强的理性色彩,被称为“反思小说”。 20世纪80年代前半期在中国大陆文坛出现的一种令人瞩目的文学现象。“反思”一词是哲学上的一个术语，含有反省、回顾、再思考、再评价、怀疑以往既成的结论等多层意思。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在思想解放运动的影响下，伴随着政治上的拨乱反正，作家们开始以冷静、严肃、实事求是的态度去审视历史，他们视野更加阔大、思考更加深入，反思文学从而应运而生。 反思文学是伤痕文学的发展和深化。较之于伤痕文学，反思文学不再满足于展示过去的苦难与创伤，而是力图追寻造成这一苦难的历史动因；不再限于表现“文革”十年的历史现实，而是把目光投向1957年以来甚至是更早的历史阶段。重新探究历史是非，对过去一贯以为正确而在实践中证明是错了的政策、路线、事件提出怀疑，并以艺术的方式加以充分而深刻的表现，这就是反思文学的基本出发点。在反思文学兴起的初期，“反右”扩大化、“大跃进”、“文革”等一个个事件的历史真实不断在文学中得到展示，而这些，也就构成了反思文学的主要题材。这一时期的反思文学作品几乎全部是悲剧性的，作家们在悲剧中倾诉了人民的苦难，贯注着对民族坎坷历程的思考。茹志鹃的《剪辑错了的故事》、张一弓的《犯人李铜钟》等是其中的代表作。随着新时期作家主体意识的加强，从王蒙写作《蝴蝶》开始，作家们在反思历史的同时又给自己提出了新的课题，那就是个人对历史应负的责任。这样，文学就将展示历史的进程与探索人生的真谛结合了起来。在反思文学的这一阶段，新时期文学完成了它的一次重要的跨跃——由侧重于表现时代精神到注重于张扬人 的主体，由展示历史沿革到致力于对人的心灵世界的探寻。反思文学开阔了新时期文学的视野，使新时期文学具有了更丰厚的容量与更深刻的蕴含。 背景社会条件：政治上的拨乱反正；社会性的思想解放运动作家条件：“右派”作家归来；青年作家涌现思想条件：文学不再满足于暴露揭示伤痕，而试图对历史作纵深整体性思考。 类型 反思内容：对共和国初期至“文革”时期历史、社会、个体命运进行批判性思考。反思对象：较广泛，干部、右派、知青、农村、军营生活、商人、“内奸”等在文革中命运。思考触角，追索从左到极左的深层历史原因。 反思主体：复出作家、知青作家、女性作家可与“伤痕文学”相比较。特征 1.历史纵深感和较大思想容量；从文革上溯到四清、大跃进、反右。再现反思社会灾难和人生悲剧。 2.反思历史，同时文学反思，作家主体、文体意识觉醒。
20世纪80年代中期，社区问题在我国开始受到重视，政府倡导的社区服务在全国普遍展开。90年代初期，民政部提出了社区建设的概念，开始在中国大地探讨社区建设的理论与实践。 第一节社区的渊源及内涵 一、社区的产生 社区概念的提出，始于德国社会学家滕尼斯。社区是指相对立的一种传统的精神状态、生活方式和组织形态。此后，美国社会学家罗密斯第一次在译文中划分了社区和社会的概念，提出社区和社会是有区别的。认为社区是自生的，而社会是结合的;社区是同质的或异质共生的，而社会则是异质的;社区是相对封闭的、自给自足的，而社会则是相对开放的，相互依存的;社区 往往是单一价值取向的，而社会则是多元价值取向的;社区是人们感情和身份的重要源泉，而社会则是人们理性和角色的大舞台。 二、社区的内涵 国内外学者对社区的概念理解各有侧重，对社区的定义也是人人言殊，但对社区的地域性却是基本认同的。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城市社区成为多学科学者研究的对象。有的学者表述为“社区是若干个社会群体或社会组织聚集在某一地域里，形成的一个生活上相互关联的大集体。”部分社会学家认为，社区是进行一定活动、具有某种互动关系和共同文化维系力的人类生活群体及其活动区域。也有的学者指出：社区是指聚集在一定地域范围内的社会群体和社会组织，根据一套规范和制度结合而成的社会实体，是一个地域社会生活共同体。还有的认为：社区是由聚集在某一地域内按一定社会制度和社会关系组织起来的，具有共同人口特征的地域生活共同体。可见，人们在概念的理解、定义的确定上各有不同，但大都同意在地域意义上使用社区一词。因此，社区，是指聚居在一定范围内的人们所组成的社会生活共同体。 第二节社区的特征及构成要素 一、社区的特征 社区的概念既然是有一定地域范围的人们社会生活的共同体，那末它必然具有 以下几个特征。 1.社区是社会的缩影由于社区是社会成员的生活基地，绝大多数社会成员的基本生活活动是在本社区内进行的，他们以家庭为单位消费各种生活资料，解决最基本的社会生活需求，以此建立了多种社会人际关系，通过社区，共同解决生活中遇到的困难和难题。因此，社区不仅包括一定数量和质量的人口，而且包括由这些人所组成的社会群体和社会组织;不
第一章管理心理学概述 管理心理学的发展有近百年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早期的工业心理学。人际关系理 论及行为科学的发展奠定了管理心理学学科形成的基础。从20世纪60年代作为独立 的学科，到80年代逐步分化，至今其重点关注的问题既有一贯的核心问题，也有一些 热点问题。从20世纪70年代末期到现在，管理心理学在中国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 但与西方发达国家的研究水平相比仍存在较大的差距。管理心理学与组织行为学既有 联系，又有区别。对管理心理学的教学和实际应用，应首先掌握其基本的研究方法和 模型。 第一节管理心理学的发展 西方管理心理学家把自20世纪初以来管理心理学的发展划分为三个阶段：以泰勒 为代表的经典科学管理理论阶段（1900—1927）；以霍桑实验开始的人际关系理论以 及后来的X理论—Y理论阶段（1927—1965）；以权变态度和方法来看待人及其管理 心理与行为的现阶段（1965—现在）。 一、管理心理学的早期研究 管理心理学得以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心理学在工商业的应用能够有效地提高生 产效率。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提高生产效率成为一个非常突出的社会问题，它 主要表现为如下两个方面： 第一，提高劳动生产率有助于缓解早期工业社会劳资关系的矛盾。在早期的工业 社会，成本最小化、利润最大化是资方的目标，而改善工作条件以及提高工资福利待 遇是劳方的要求。资方追求效益，劳方期待公平，满足生活和人性方面的需求。劳资 矛盾的加剧，比如，引发的大规模罢工、关闭工厂甚至流血冲突等，会使得劳资双方
两败俱伤。在资本主义发展的早期特别是资本的原始积累阶段，劳资矛盾非常突出。解决劳资矛盾的一个重要方法是提高劳动生产效率。劳资双方不应为争夺少得可怜的一小块利益而喋喋不休，而应设法提高生产效率，进而提高产出和利润，提高工资和改善条件。只有这样，劳资双方的日子都好过。 第二，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提高劳动生产率有助于满足军需物质生产的需要。当时交战各国的男性青壮年大量应征入伍。工厂由于缺乏熟练工人，除雇佣大量妇女外，还不得不采取加班加点、延长劳动时间等办法来增加生产。但延长劳动时间，增加了工人的疲劳度，因而还是达不到提高工作效率的目的。这就引起了对疲劳的研究。如英国就专门设立了疲劳研究所。 “科学管理”之父泰勒（F. W. Taylor，1856—1915）最早采用科学方法研究工人的工作效率问题。他在美国伯利恒钢铁厂对工人实行严格管理，并用记件奖励工资激励工人努力生产。他运用“时间—动作分析”的方法进行了大量的试验，提出了“劳动定额”、“工时定额”、“工作流程图”、“计件工资制”等一系列科学管理制度和方法（Taylor，1964），工人按他设计的工具和操作方法进行劳动，工作效率成倍提高。 雨果·芒斯特伯格（Hugo Münsterberg，1863—1916）被人们称之为“工业心理学之父”，首次在英国伦敦出版的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名为《心理学和工业效率》（Münsterberg，1913）一书中，芒斯特伯格明确提出，他的目标在于去发现：（1）寻求如何使人们的智能与其所从事的工作最适合；（2）在什么样的心理条件下，才能从每个人的工作中获得最大和最令人满意的产出；（3）企业如何去影响工人，以便从他们那里获得最好的结果。 芒斯特伯格的著作得到莉莲·吉尔布里斯（L. M. Gilbreth，1878—1972）创新思想的补充。在1914年出版的《管理心理学》（Gilbert，1980）一书中，吉尔布里斯就想把早期的心理学概念应用到科学管理实践中去。她关心工作中人的因素。她强调，在应用科学管理原理时，必须首先看到工人，并且要了解他们的个性和需要。工人很多的不满，并不是因为工作的单调，而是因为管理人员对工人的关心不够。她首次提出“管理心理学”的概念，力图把早期心理学的概念应用到管理实践中去，但在当时并未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 把心理学应用到管理方面的另一位重要的早期管理心理学家是沃尔特·斯科特（W. D. Scott，1869—1955），他于1900年获得了心理学博士学位，写过许多关于把心理学概念应用于广告和市场销售方面的书（Scott，1908），还写了一些关于有效地选拔人才等人事管理实务方面的著作（Scott，1961）。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兵员选拔上的需要也推动了管理心理学的发展。各交战国为了有效地使用兵员资源，需要对应征入伍的大量兵员进行甄别和选拔。这有力地推动了心理学的人员测评研究。如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就有很多心理学家被征召
我国20世纪80年代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的理论意义 经济二班梁巧杭 201221080213 摘要：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1980年代初期在中国大陆的农村推行的一项重要的改革，是农村土地制度的重要转折，也是现行中国大陆农村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大陆推行“改革”，而改革最早始于农村改革，农村改革的标志为“包产到户”即后来被称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正文： 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简介 中国农村集体经济经营体制是以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和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以集体经济组织为发包方，以家庭为承包主，以承包合同为纽带而组成的有机整体。通过承包使用合同，把承包户应向国家上交的定购粮和集体经济组织提留的粮款等义务同承包土地的权利联系起来；把发包方应为承包方提供的各种服务明确起来。 绝大部分地区采用的是包干到户的形式。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我国农村集体经济的主要实现形式。主要生产资料仍归集体所有；在分配方面仍实行按劳分配原则；在生产经营活动中，集体和家庭有分有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党中央的积极支持和大力倡导下，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逐步在全国推开，到1983年初，全国农村已有93%的生产队实行了这种责任制。 二．改革过程 1978年11月24日，安徽省凤阳县凤梨公社小岗村的18位农民在关系全村命运的一次秘密会议中签署了一份不到百字的包干保证书。这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开端。 1979年10月，小岗村打谷场上一片金黄，经计量，当年粮食总产量66吨，相当于全队1966年到1970年5年粮食产量的总和。 1980年5月31日，邓小平在一次重要谈话中公开肯定了小岗村“大包干”的做法。当时国务院主管农业的副总理万里和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对这一举动表示的支持传达了一个明确的信息：农村改革势在必行。 1982年1月1日，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个关于农村工作的一号文件正式出台，明确指出包产到户、包干到户都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此后，中国政府不断稳固和完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鼓励农民发展多种经营。三．改革优点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变了我国农村旧的经营管理体制，解放了农村生产力，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经营积极性。 第一，就全国来说，农业发展水平比较低，主要是手工劳动，因此不适合大规模的经营，而将经营的单位划小到家庭，同这种手工劳动的生产水平相适应。 第二，原来那种大规模经营下的集体劳动（改革前农村以生产队为基本生产经营单位，农民评工记分年终分配）对每个人的劳动数量、质量很难准确统计，因而必然是平均主义的“大锅饭”，而以家庭为经济单位可克服干多干少一个样的平均主义。 第三，农业生产的劳动对象是动物、植物等生命体，劳动对象的这种特性要求劳动者有更强的责任心，以家庭为经营单位有助于这种要求的实现。所以，家
20世纪50年代和80年代中国的社会转型 1．张芳同学写了一篇关于“西藏今昔巨变”的主题论文，下列史实与之无关的是（）
A青藏铁路通车 B 西藏和平解放C西藏民主改革D设立经济特区2．这一握，穿越了60年的历史风雨。60年前，国共两党为了中华民族的共同福祉曾有过两次成功的“握手”，即（） ①北伐战争②辛亥革命③抗日战争④解放战争 A①②③ B ①③④ C ①③D②④ 3．我国的经济特区和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的主要区别是（）A生产力发展水平不同B与中央的关系不同 C社会制度不同D各自的权限不同 4．海峡两岸经济文化交流之所以迅速发展，最根本的一点是（） A中华民族，炎黄子孙，一脉相承 B “和平统一，一国两制”基本方针的指引 C国际形式变化的影响 D海协会和海基会的共同促进 5．探究问题： 以十一届三中全会为起点，中国进入了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新时期。1979年，中国农民以特有的首创精神奏响了改革的序曲。安徽和四川等一些农村开始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同一年深圳、珠海等四个经济特区开始筹建，打开了中国对外开放的窗口。此时的中国，改革的初步成果催生了人们的信心和希望，一场奋力图新的社会变革，如春潮般涌动，走出了一条属于中国自己的道路。 ——中央电视台纪录片《复兴之路》解说词 ①今年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多少周年？为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奠定了思 想基础的一件事情是什么？ ②为什么说“十一届三中全会”是我党历史上的伟大转折？ ③接合所学知识指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意义是什么？ ④改革开放以来，整个中国社会变化很大，我们的生活发生了哪些变化？ ⑤从改革开放的变化中你得出了怎样的认识？
引言 (2) 一、20世纪80年代日美贸易摩擦与当前中美贸易摩擦概述 (2) （一）20世纪80年代日美贸易摩擦概述 (2) （二）当前中美贸易摩擦概述 (3) （三）两国贸易摩擦的特点对比分析 (4) 1.中日两国遭遇贸易摩擦特点的相似之处 (4) 2.中日两国遭遇贸易摩擦特点的相异之处 (4) 二、20世纪80年代日美贸易摩擦与当前中美贸易摩擦的原因比较 (5) 1.中日两国遭遇贸易摩擦原因的相似之处 (7) 2.中日两国遭遇贸易摩擦原因的相异之处 (7) 三、20世纪80年代日美贸易摩擦与当前中美贸易摩擦应对措施比较 (8) (一)日本应对贸易摩擦的措施及其后果 (8) (二)中国应对贸易摩擦的措施及其效果 (9) (三)两国遭遇贸易摩擦应对措施的比较分析 (10) 1.中日两国遭遇贸易摩擦解决方式的相似之处 (10) 2.中日两国遭遇贸易摩擦解决方式的相异之处 (11) 四、对我国的启示 (11) 目录
20世纪80年代日美贸易摩擦与当前中美贸易摩擦的比较分析引言 20世纪80年代，日本经济进入最为辉煌的时期。经过近30年的经济高速增长，日本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并在80年代中期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债权国。与此相反，美国经济却面临着贸易赤字和财政赤字的双重困扰，这一时期，日美贸易顺差迅速增加，两国之间的贸易摩擦向纵深方向发展。美国政府采取一系列手段，扭转局势，逼迫日本妥协，直接导致日本经济泡沫化。 当前，中美之间的贸易摩擦与20世纪80年代日美贸易摩擦在一定程度上有其相似之处。2010年，中国超越日本成为第二大经济体，与美国间的贸易摩擦也日趋频繁。本文通过对日美贸易摩擦与中美贸易摩擦的比较研究，分析中日两国遭遇摩擦的特点、原因、对策的相似性与相异性，从中获得日本应对摩擦的经验与教训，更好地化解中美贸易摩擦。 就搜集到的资料来看，也有学者曾对相关问题进行比较研究：卢艳辉《中美、日美贸易摩擦比较分析》（《求实》，2005）通过回顾七、八十年代日美贸易摩擦的情况与分析中美贸易摩擦现状，将两者进行相同点与不同点的比较。李文通《中日对美贸易顺差的原因及美国不同政策的反应思考》（《当代经济》，2010），该文从日美贸易和中美贸易对比分析及美国对中日两国不同政策的角度切入，主要分析了其中的原因。 一、20世纪80年代日美贸易摩擦与当前中美贸易摩擦概述 （一）20世纪80年代日美贸易摩擦概述 至20世纪80年代初，日本国内经济繁荣，在出口导向经济战略的引导下，获取大量外汇，已连续十多年对美贸易顺差，并且数额逐年增加，日本与美国之间的贸易摩擦日趋尖锐。“1970 年, 日本的出口贸易额为189亿美元,相当于美国的1/ 6，而16 年后日本增至2108 亿美元, 基本上与美国的2173 亿美元持平。在1970 至1986 年的16 年中，日本的出口规模扩大了10倍，而美国仅翻了一番。”[1]在此期间，日美间摩擦范围也逐步扩大（见表1）。50年代摩擦的焦点是纺织品，60年代转而变为钢铁，70年代时，彩电成为两国贸易摩擦的中心，80年代发生摩擦的对象则是汽车，严重触及美国国内的支柱产业。以汽车生产为例：二战刚结束时，日本的汽车年产量不足1.5万台，仅占同期美国汽车生产量的0.2%。至1980年，日本汽车生产量超过1000万台，已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汽车生产国。当时美国生产的汽车在日本市场仅占1%的份额，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现代分子生物技术和信息技术的迅速发展，动物基因组计划和动物分子遗传学研究取得了大量的突破性成果，国际上的动物育种已逐渐进入分子水平，从传统的育种方法朝着快速改变动物基因型甚至是单倍体型的方向发展。动物分子育种的理论和技术得到了不断完善，可以预见分子育种在动物中的广泛应用，必将迎来了新的畜牧科技革命，对21世纪世界畜牧业产生巨大的影响。 1．分子育种的理论基础 遗传学从产生起经历了经典遗传学、群体遗传学、数量遗传学、分子遗传学，发展到现在的分子数量遗传学。孟德尔遗传学与数学相结合形成了群体遗传学，通过它来研究孟德尔群体的遗传结构及其变化，即群体基因频率和基因型频率的组成和变化。群体遗传学使孟德尔遗传学由家庭水平发展到了群体水平，而数量遗传学则是群体遗传学和统计学应用于数量性状的产物，是研究群体数量性状遗传与变异规律的科学。分子数量遗传学是分子遗传学与数量遗传学相结合诞生的一门新的交叉学科。分子育种就是以分子数量遗传学的理论和技术为基础发展起来的动物育种方法。 动物育种技术随着遗传学理论与技术的发展而不断进步，经历了从表型和表型值选种，基因型值或育种值选种，发展到目前以DNA分子遗传标记为基础的标记辅助选种、转基因技术和基因诊断试剂盒等的分子育种。 2．动物分子育种 动物分子育种(animal molecular breeding)是利用分子数量遗传学理论和技术来改良畜禽品种的一门新型学科，是传统的动物育种理论和方法的新发展。从目前发展现状来看，它应包括两方面内容：基因组育种(genomic breeding)和转基因育种(transgenic breeding)。其中，基因组育种是在基因组分析的基础上，通过DNA标记技术来对畜禽数量性状座位进行直接选择，或通过标记辅助导入有利基因，通过标记辅助淘汰（marker assisted culling，MAC）清除不利基因等，以达到更有效的改良畜禽的目的。转基因育种则是通过基因转移技术将外源基因导入某种动物的基因组上，育成转基因畜禽新品种（系），从而达到改良重要生产性状（如生长率、遗传抗性等）或非常规性育种性状（如生产人类药用蛋白、工业用酶等）的目标。 由于动物分子育种是直接在DNA水平上对性状的基因型或基因进行选择，因此其选种的准确性会大大提高，克服了传统动物育种方法的缺陷。按照常规育种方法要提高家畜的生产性能，如瘦肉率、产奶量、增重速度、饲料利用率等，人们往往需要进行多代杂交，选优交配，最后培育出高产、优质、人们期望的品种。然而，这种传统的方法存在着品种育成时间长、育成后再想引入新的遗传性状困难大等许多弊端，使带有新性状的品种可能同时也携带有害基因，杂交后有可能会降低原有性状。而分子育种能够克服传统杂交选择法的各种缺陷，具有高效、快速育种的特点，目前已显示出了越来越强大的生命力，必将成为动物遗传育种学科发展的方向和21世纪动物育种的主流。 2.1基因组分析与动物分子育种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2013-2014学年度下学期2012级《形势与政策》期中论文试卷任课教师：向海英 学院：财经学院专业班级：财政1201班姓名：钟家宝学号：20121504905 成绩： 中国能否坚持不结盟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迅猛发展，综合国力上升，而中国的外交政策一直以来也是各国关注的焦点。随着中国崛起，中国将放弃不结盟的外交政策的言论兴起，而在我看来中国是坚持不结盟的。 一、我国不结盟政策由来 中国不结盟政策由来已久。20世纪80年代后，国际态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苏联的霸权主义全球扩张难以为继，国内的经济发展开始变得缓慢甚至停滞，国内政局也因为最高领导人的接连去世而处于不稳定状态，种种因素导致苏联的实力已经大为削弱。而美国在结束越战后，国家趋于稳定，国力开始回升。美苏力量对比已由20世纪70年代的苏攻美守的局面转变为美苏均衡，美国略占上风。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作为一支独立的重要力量，其倾向不仅关系着美苏争霸的结果，也关系着自身利益和世界局势的稳定。在以邓小平为中心的国家领导人认清了苏美两国分别对我国的威胁之后，认为：苏联由于自身实力的下降，对中国的直接威胁程度已经大大降低；美国延续同台湾的半官方外交关系，实行“双轨”的对华政策，这种中美战略是极为不可靠的。同时，中国的国内政治经济情况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发展经济、实现现代化目标是中国最大、也是最高的国家利益。外交战略也必须服从和服务于这个中心，要为经济建设创造一个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不结盟战略作为一种全方位的无敌国式外交战略，它强调不与美、苏两个大国中的任何一个结盟，也反对和其他任何一个国家成为盟友，很好地反映了中国同世界各国进行交流与合作的利益需求。 二．我国不结盟外交战略的内容 不结盟外交战略主要包括以下四个方面的内容：
大约三百万年前地球上出现人类 约5000-7000年前河姆渡半坡母系氏族公社 约4000-5000年前大汶口文化中晚期父系氏族公社 公元前3113年玛雅在中美定居（玛雅的最后一个纪元开始于公元前3113年） 公元前3100年左右埃及形成统一的奴隶制国家 公元前2700-2500年埃及兴建金字塔 公元前3000年左右两河流域出现奴隶制城市国家 公元前3000年代中期印度河流域哈拉帕文化 约4000多年前传说中的炎帝、黄帝、尧、舜、禹时期夏公元前2070年到公元前1600年 公元前2070年禹传予启，夏朝建立公元前2600年埃及古王国第四王朝时期门考拉夫妇立像 公元前2500年埃及狮身人面像石雕，也称为《斯芬克司像》。 公元前2100年左右埃及奴隶河贫民大起义 公元前1600年商汤灭夏，商朝建立（商代：公元前1600 年到公元前1046年） 公元前1300年商王盘庚迁都殷公元前1894年古巴比伦王国建立 约公元前1792年－1750年古巴比伦制汉谟拉比法典石雕“汉谟拉比法典”是世界上所发现的最早的成文的法律。 公元前1046年周武王灭商，西周开始（西周公元前1046年到公元前771年）公元前841年国人暴动 公元前771年犬戎攻入镐京，西周结束春秋公元前770年到公元前476年 公元前770年周平王迁都洛邑，东周开始公元前11世纪末以色列民族进入王国时期 公元前1000年左右努比亚建立奴隶制国家 老子（约公元前580～约前500年）大约公元前600年，恒河平原上已建立起许多城镇。北印度分为16个小国，最后统一为“摩揭陀”天国
孔子（公元前552年-公元前479年）公元前594年雅典的梭伦改革 公元前586年新巴比伦攻陷犹大国首都 耶路撒冷 公元前六世纪，居鲁士统一波斯佛教在 印度产生 公元前539年波斯占领巴比伦 公元前538年犹大遗民重回耶路撒冷 公元前525年波斯灭埃及 公元前509年罗马成立贵族专政的奴隶 制共和国 战国（公元前475年到公元前221年） 公元前356年商鞅开始变法 庄子（约公元前369-286年） 屈原(约前340-前278年) 楚国的诗人,作“楚辞”公元前490年，马拉松战役 公元前480年,波斯攻希腊，斯巴达国王列奥尼达率300斯巴达勇士死守直至全部阵亡。 公元前450 年米隆创作雕塑《掷铁饼者》 公元前384年-公元前322 古希腊亚里斯多德 公元前330年马其顿帝国亚历山大大帝灭波斯 秦（公元前221年到公元前206年）公元前4-3世纪，玛雅人已应用了“0”这个数学概念 公元前3世纪摩揭陀国统一印度大部分地区 公元前221年秦统一，秦始皇确立郡县制，统一货币、度量衡和文字公元前214年开始筑秦长城 公元前209年陈胜、吴广起义爆发 公元前207年巨鹿之战 公元前206年刘邦攻入咸阳，秦亡公元前２８７年阿基米德出生在意大利，发现杠杆原理、“阿基米德原理”。 公元前264～前146年古代罗马与迦太基之间的3次战争（布匿战） 公元234年萨珊伊朗灭贵霜帝国 公元前150年亚力山德罗斯创作维纳斯
20世纪80年代中国经济的发展历程 陈云在1979～1989年十年中关于国民经济发展的方针有哪些重要思想值得我们牢牢记取? (一)我们搞四个现代化，建设社会主义强国。先要把“实事”搞清楚。这个问题不搞清楚．什么事情也搞不好 1977、1978年错在什么地方?就是错在没有把“实事”搞清楚。经过了“文化大革命”十年的破坏，已经不可能在20世纪内实现四个现代化。考察了日本、欧洲，只看到了他们战后用了十几年的时间成为发达的国家，没有看到他们的工业基础比我们好，他们的技术力量比我们强，更重要的是没有看到他们没有八亿农民革命胜利30年了还有要饭的这样一个情况，从而不适当地坚持要在20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并且错误地提出要以比原来的设想更快的速度、要在20世纪末实现更高程度的现代化。结果犯了“急于求成”、“欲速不达”的错误。 1983年以后错在什么地方?就是错在没有坚持20年翻两番的前十年打基础、后十年振兴的两步走的发展战略，同样错在没有把“实事”搞清楚。当时的“实事”是什么?首先，国民经济比例关系严重失调的问题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国家财政经济状况还没有根本好转，经济体制有待在经济环境比较宽松的情况下进行系统的改革。在这种情况下，前十年只能着重于打基础、理顺关系，速度不能搞得太快，而且要边走边看，走一步看一步。由于没有这样做，一些领导人天天在那里鼓动翻番，鼓动大上基本建设项目，鼓动加快经济的发展速度，结果出现了1984年第四季度的严重失控，1987、1988年又没有正视经济中存在的国民收入超分配的问题，软着陆没有着下来又再度起飞，最后导致国民经济的再度大调整，重犯了“急于求成”、“欲速不达”的错误。 我们的问题，无不出之于不分析“实事”。我们每一个大的报告都是从形势分析讲起，而且用的篇幅不短。问题在于是不是把“实事”搞清楚了。回过头来看，在许多情况下，我们并没有把“实事”搞清楚，不然为什么会出现那么多的差错。 什么东西妨碍我们把“实事”搞清楚? 先有目标，然后去“分析”实事。1977年提出23年实现现代化以及随后一些部门和地区提出的翻番计划，都分析了有利条件和不利条件，但这种分析都是为了论证当时提出的目标是积极的和可靠的。定什么目标，应当是分析的结果，而不应当是分析的出发点。先定下目标再去找根据，是无法把“实事”搞清楚的。 “长官意志”在起作用。在许多情况下，发展目标都是长官意志断定的，而长官的意志又是不受约束的、不承担责任的。做经济工作的人，扭不过长官意志，只能只唯上、不唯实。而在有些情况下，尽管经济部门唯实了，但长官意志可以轻易否定掉经济部门制定的计划方案。第一个五年计划1955年5月人大会议通过，12月，中央领导人就发动批判生产和建设方面的右倾保守思想。第二个五年计划建议数字于1956年11月八大二次会议通过，1957年10月，中央领导人就发动“大跃进”，把第二个五年计划建议全面推翻了。1982年人大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共同美”讨论概述[摘要] 1977年何其芳的散文《毛泽东之歌》披露了当年毛泽东对“共同美” 的看法，一时关于“共同美”成为讨论的热点。“共同美”讨论的意义不止于“共同美”本身，而且深入到了对“共同人性”的探讨，并且开启了1980年代的“美学热”。 [关键词]“共同美”；论争；“共同人性” 近年来关于“1980年代”的研究逐渐成为学界讨论的热点，当下的许多问题都被追索到1980年代去寻找起因。发生在1970年代末的“美学热”因其“动因”的性质成为研究“1980年代”美学绕不过的关键。因为美学界、文学界几乎所有在1980年代讨论的问题在“美学热”中都提了出来，并且进行了深入研究。可以说在某种意义上“美学热”是1980年代美学的“起点”。关于“共同美”的讨论又是这个“起点”的“起点”。 “美学热”开端于对“共同美”问题的讨论，“共同美”即讨论各个阶级之间是否存在共同的美。这个问题在“文革”及“文革”之前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是不会被讨论的，因为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阶级性高于人性，人性首先表现为阶级性，因此不同阶级之间“不可能”存在对美的相同看法。但是随着“文革”的结束，国家意识形态开始调整变化，“共同美”问题渐渐浮出水面。该问题的触发点是：1977年何其芳发表在《人民文学》第9期上纪念毛泽东的一篇散文《毛泽东之歌》，文中披露了当年毛泽东对“共同美”的看法。何其芳在文中回忆：毛泽东在一次与他的谈话中说道，“各个阶级有各个阶级的美。各个阶级也有共同的美。‘口之于味，有同嗜焉。’”[1]该文顿时激起了一连串的震荡。从1978年到1982年左右，《文艺研究》、《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社会科学战线》、《广西民族学院学报》、《上海师范大学学报》等期刊发表了数十篇关于“共同美”的讨论文章。 虽然根据何其芳的回忆，毛泽东在1961年就讲过各个阶级也有共同的美，但讨论各方对“共同美”的看法仍存在分歧。叶茂康的《美有阶级美和共同美之分吗？》从“美是生活”的客观论角度否定了“共同美”的存在。叶茂康指出，美是客观存在的，不因欣赏者的阶级属性不同而有所改变，所以不存在不同阶级的美，自然也不存在和它所对应的不同阶级之间的“共同美”。姜浪萍也认为“美只依附于历史，不依附于阶级” [2]，姜浪萍在否定美的阶级性的同时否定了“共同美”。从叶、姜的文章中可以看到美的客观论成为否定“共同美”存在的理论基础之一。否定“共同美”存在的另一个理论基础是美的阶级论，陈东冠在《“共同美”在哪里？——与邱明正同志商榷》和《再论“共同美”在哪里？》两篇文章中指出，美的意识是有阶级性的，不存在超越阶级性的各阶级的“共同美”。 在肯定存在“共同美”的文章中，朱立元、张玉能的《浅谈共同美的生理、心理基础》一文强调审美活动中审美主体共同的生理和心理基础。克地、锡坤的《美、美感和艺术美，不同阶级也有共同美》一文强调人们在审美活动中经过长期磨练形成的“美的概念”在审美活动中的中介作用。该文认为，这种“美的概念”虽然带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现代经济史学科的发展和成果 一、改革开放以来的研究特点和阶段划分 中国现代经济史或者说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研究的真正起步和繁荣是在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此前，虽然薛暮桥、许涤新、沈志远、吴承明、赵德馨等人已经开始研究新民主主义经济，研究社会主义改造，研究新中国经济发展规律，但是这种研究更多地是从当时社会变革和经济工作需要而进行的。改革开放以后，由于党和国家需要认真总结过去经济建设的经验和教训，因此从1978年开始，研究革命根据地和新中国前29年经济发展与制度变迁逐渐成为当时党史和经济史研究的热点。30多年来，中国现代经济史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三个时段。 （一）20世纪80年代为第一个阶段。这个阶段的特点是抢救历史资料和总结经验并重，以国家成立的有关机构和各部门成立的专职机构为主体。这个阶段，由于有一大批从事经济工作的老同志从领导岗位退了下来，他们认为有责任、有义务总结自己亲身经历的历史经验，而且有关机构也认为时不我待，必须抓紧进行。这个时期的科研工作和成果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牵头搜集整理出版的系列有关经济史的历史文献，例如多卷本的有关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历史资料；二是由财政部等单位牵头搜集整理出版的大量有关革命根据地的财经历史文献，并在此基础上出版了一批研究专著；三是由《当代中国》丛书编委会牵头组织各有关经济部门编写出版的《当代中国》丛书有关经济各卷及其大量的副产品（如资料选编，大事记等）。 （二）20世纪90年代为第二个阶段。这个阶段的特点是以研究为主的相对沉寂的阶段。一是经过十多年的历史资料搜集和整理，80年代提出的任务已经逐步完成，而且当时退下来的大批顾问和老同志年事已高，没有精力再继续深入开展研究；二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已经确定为改革和发展目标，这与80年代改革是围绕着如何完善公有制和计划经济而展开已经不同了，因此许多人认为时过境迁，
一、引言 素质教育是我国教育界在20世纪80年代末提出的一个本土化概念。作为一种教育思想或教育价值观念，其初衷在于纠偏：纠正中小学教育片面追求升学率之偏，纠大学教育过分专业化之偏。经过多年的研究和讨论，教育理论界对素质教育、素质的内涵和特征等问题已达成了一些共识。学者们认识到素质教育是一个开放的体系、发展的体系，没有也不应该有固定不变的模式。素质教育的本质特征是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的教育，是面向全体学生的教育，是促进学生有效成长的教育。素质的内涵具有时代的特征，不同的时代要求不同的素质。 那么，何谓素质教育呢?文辅相认为，素质教育是利用遗传与环境的积极影响，调动学生认识与实践的主观能动性，促进学生生理与心理，智力与非智力，认知与意向等因素全面而和谐地发展，促进人类文化向学生个体心理品质的内化，从而为学生的进一步发展形成良性循环。 关于素质这一概念，心理学与教育学有着不同的解释。心理学认为，素质是由遗传或先天因素决定的神经系统和感觉器官的特点，对一个人的心理发展有重要作用。教育理论界的许多学者认为，素质是一个发展的概念，其内涵和外延在不断扩大。素质既包括先天遗传特征，又包括后天习得的素养。素质着重表示人在先天生理基础上，受后天环境、教育的影响，通过个体自身的认识和社会实践，养成的比较稳定的身心发展的基本品质。 至于素质的特征，概括起来有如下几个方面： (1)内潜性。素质是人的潜能，不但遗传素质是与生俱来的，环境与教育的影响也必须内化为人身心组织中的稳定因素才能视为素质的形成。人的素质的外化必须通过一定的实践活动方能实现。 (2)整体性。素质结构中的各种因素可以处于不同的水平或层次，这些因素统一在一个人身上，存在于一个统一的结构之中，整体的水平取决于因素的水平及要素间结构的整合。人的素质虽然是一个整体，但是构成素质整体的各因素也可以区分为不同层次，并得到测量。 (3)稳定性与发展性。素质一经形成，就具有比较稳定的性质，并在各种活动中表现出来。当然这种稳定只是一个相对的概念，人的素质和一定社会的科学技术、生产力发展水平以及精神文明程度相联系，是在各种因素的影响下逐步形成和发展的。不同社会、不同历史时期，对素质的要求不同。另外，个体的素质也是发展的。 (4)社会评价性。人的素质具有优劣好坏之分，素质教育旨在培养和发展学生的优良素质，这些优良的素质可以得到客观的测量。 此外，也有学者从辩证统一的角度对素质的特点作了划分，如遗传性与习得性的统一，相对稳定性与发展变化性的辩证统一，内在性与现实性的辩证统一，个体性与群体性的辩证统一，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