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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我国违宪审查程序存在的问题

二、我国违宪审查程序存在的问题
二、我国违宪审查程序存在的问题

二、我国违宪审查程序存在的问题

(一)提起程序不合理

1.被动审查程序的提请主体行为效力上的不对等

《立法法》第90条明确了两类提请违宪审查程序的主体,当这两类主体认为行政法规等规范性文件有违宪或违法的情形时,第一类主体可以审查要求书的形式向全国人大常委会递交审查申请,第二类主体则可以审查建议书的形式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审查建议。由此看出,《立法法》对这两类主体启动违宪审查程序给予了不平等的待遇,前类主体有要求全国人大常委会进行审查的权利,而后类主体只有建议全国人大常委会进行审查的权利。固然,第一类主体作为国家机关,其所处的法律地位决定了其在启动违宪审查程序方面具有更多的优势,其提案也能得到更高的重视,但是在实践中发挥作用的效果却不太理想。第一类主体中的司法机关,因其权力的行使具有被动性且其与所涉违宪审查事项缺少利害关系,其他三种主体国务院、中央军委和省级人大常委会由于其自身便是可能违宪的法规或条例的制定机关,欲让其自己监督自己是很难有积极性去行动的。

至于第二类提出违宪审查建议的主体与第一类主体相比则有所不同。第二类主体是法规条例等规范性文件的适用机关,他们在现实实践中,由于所处位置较为贴近基层,更容易发现违宪行为,而且他们往往与法规条例的适用有直接的利害关系,他们更积极地提起并参与违宪审查程序,他们的权利更需要得到保护,所以他们更需要享有提起违宪审查程序的“要求权”,从而不仅仅是“建议权”。此外,根绝我国宪法规定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意味着在法律的适用方面,每个主体的法律地位都是平等的,而在违宪审查程序的提请方面,提请主体也应当具有对等的行为效力。可见,现行的违宪审查制度对上述两类主体在提请违宪审查程序效力给予了不对等待遇,这是违背宪法的基本原则的。

2.提请的形式规定太简单

在一般情况下,提请审查要求主体和提请审查建议主体向违宪审查机关提出申请时,要遵循一定的方式或步骤,好比在民事诉讼程序中提起诉讼的同时要提交书面的民事诉讼状以及与案件相关的证据材料。对于违宪审查程序提请形式的规定,我国《立法法》第91条仅规定了当审查要求人或审查建议人认为规范性文件与宪法相抵触时,必须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交书面的审查要求书或审查建议书。然而对于要求书或建议书仅仅规定书面形式,而缺乏更具体的规定,在实践中缺乏指导意义。比如,对于申请的相关资料的提供,提请理由的表述与论证要求都缺少相应的规定。

3.提请的时效没有规定

时效是指是指法律规定的某种事实状态经过法定时间而产生一定法律后果的法律制度。违宪审查程序作为一种法律程序,其也应该规定相应的时效制度,就像刑事程序规定了追诉时效与行刑时效,民事程序规定了取得实效与诉讼时效一样。违宪审查程序的提请时效可以定义为违宪审查程序的提请主体在法定的期限内向违宪审查机关提出违宪审查申请并提交审查要求书或审查建议书,超过了法定的期限就不能够有效地提请审查。确定了违宪审查程序的提请时效,促使权利人积极履行自己的权利,及时解决纠纷,保证社会稳定,同时也可督促当事人及时搜集、提取和保存相关证据,避免因拖延造成取证困难。

4.提请程序没有保障手段

从《立法法》第90条第2款可以看出,全国人大常委会对于审查建议提请人的审查申请的回复机制是欠缺的,也就是说《立法法》没有要求全国人大常委会对于审查建议必须给予答复,在这种情况下,审查建议人也没有法定的途径去救济自己的权利。即全国人大常委会如果认为审查建议不应该受理,这种决定有没有法律上的约束力呢?如果审查建议主体再次以同样的提请理由提出审查建议,全国人大常委会又是否可以受理呢?这本是违宪审查程序中不可缺少的重要部分,但《立法法》并没有做出规定。

适格主体能否通过提请违宪审查程序而使自己的权利得到救济,需要一套完备的法律制度规定来保障。但是我国现行的违宪审查程序没有类似宪法诉讼的程序规定,也没有完全向社会群众公开,很多情况下的违宪审查具体处理过程公民不能够深入地了解,取而代之的是用内部撤销关系来回避违宪审查。同时,由于我国没有规定宪法诉讼制度,当权利主体的宪法权利受到那些具有普遍约束力的违宪的规范性文件的侵害以后,他们既不能向法院提起诉讼申请,也不能向有权改变或撤销规范性文件的机关提出审查申请。可见,违宪审查提请程序的规定十分欠缺,如违宪审查机关不予受理审查申请时提请主体不服是否可以申请复议,审查机关的受理或不予受理的决定应该在何种期限以何种形式向当事人送达,决定是否需要公布以及以何种方式公布等问题都需要明确和完善。

(二)受理审议程序设置欠科学

1.违宪审查权力主体权力行使的局限性

虽然我国宪法第62条第2款1、第67条第1款2与《立法法》第86条3规定1《宪法》第62条第2款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行使下列职权:(二)监督宪法的实施;”

2《宪法》第67条第1款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行使下列职权:(一)解释宪法,监督宪法的实施;”

3《立法法》第86条规定:“第八十六条地方性法规、规章之间不一致时,由有关机关依照下列规定的权限作出裁决:(一)同一机关制定的新的一般规定与旧的特别规定不一致时,由制定机关裁决;(二)地

了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有监督宪法实施,享有违宪审查的权力,但是其作为我国的最高国家权力机关,还享有最高立法权、宪法解释权等权力,如果再让其行使宪法监督权,这无疑是陷入一种自己监督自己的模式中。美国学者戈尔丁曾经提出“任何人不得做自己案件中的法官”,他认为程序只有这样规定才能保证其公正性。所以,让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监督自己的立法甚至是宣布自己的立法违宪在实践中是很难实现的。其次,无论是全国人大还是常委会的主要工作都不是违宪审查,他们的工作任务囊括了政治经济文化等方方面面的问题,还需要审理议案,很难投入许多精力去调研和审查规范性文件以及行为是否合宪的问题。况且,全国人大代表的组成人员中,缺乏具有专业的法律知识和政治素养的人才,而违宪审查是一项知识性、专业性都很强的工作,这也使得违宪审查的执行有所局限。而各专门委员会包括法规备案审查室,由于其附属于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没有独立的法律地位,没有权力自己审查违宪问题,其权力的行使相当局限。

2.受理审查对象的范围太小

我国现行宪法第5条4和《立法法》第78条5都规定了宪法的最高法律地位与法律效力,一切违宪的规范性文件和行为都应得到制止与纠正。说明了所有的规范性文件和所有的机关团体个人的行为都不能与宪法相抵触。然而在宪法,《立法法》的相关规定中,我国违宪审查对象的范围只包括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却没有包括全国人大制定的基本法律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的法律。既然宪法和《立法法》均规定了一切规范性文件都不得同宪法相抵触,也就是说,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也应该纳入到违宪审查的范围。因为这些法律的适用范围更加广泛,社会影响更加深远,无论是在理论方面还是实践方面,其违宪的情况更容易被发现,也会带来更多的不利结果。所以《立法法》没有对法律的违宪审查程序作出规定是一个重大不足之处,这种规定显然是不科学的。

3.审议阶段启动理由太简单

在《立法法》中可以看出,虽然有三种方式均可以启动违宪审查程序,但是当全国人大常委会受理了审查申请后,该审查申请并不是一定能够进入到审议阶段。特别是上述第二类提请审查建议的主体将审查建议书提交人大法律工作委员

方性法规与部门规章之间对同一事项的规定不一致,不能确定如何适用时,由国务院提出意见,国务院认为应当适用地方性法规的,应当决定在该地方适用地方性法规的规定;认为应当适用部门规章的,应当提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裁决;(三)部门规章之间、部门规章与地方政府规章之间对同一事项的规定不一致时,由国务院裁决。根据授权制定的法规与法律规定不一致,不能确定如何适用时,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裁决。”

4《宪法》第5条规定:“一切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都不得同宪法相抵触。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必须予以追究。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

5《立法法》第78条规定:“宪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一切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规章都不得同宪法相抵触。”

会以后,《立法法》第90条第2款虽然规定了该工作机构接收了建议书以后必须研究分析,但是还规定了当人大法律工作委员会认为有必要时,才报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批准后送有关专门委员会进行审查。从反面来讲,如果法工委认为没有必要对建议书的事项进行审查,那么建议审查就停留在受理阶段,违宪审查程序就结束了。此处《立法法》规定的受理审查建议的理由太过简单,仅仅是在人大法律工作委员会认为有必要时,才进行审查。“必要性”成为了是否将受理的审查申请事项进行审议的唯一标准,然而《立法法》对必要性的标准又没有明确的规定,只是一个宏观抽象的概念,这样的模糊的概念使得人大法律工作委员会在审议是否决定受理审查建议时,有很大的自由裁量权,比如说审查建议书的文书格式是否构成“必要性”的审查标准都是法无明文规定的。这样法律规定的空白导致提起违宪审查程序建议的主体没有明确的指导方向,其权利不能得到及时的救济与保障。

此外,前款法条还规定了人大法工委对审查建议书进行研究,但是对于研究什么以及如何研究这些决定该审查申请是否被受理的关键问题没有明确地说明,这一方面导致了人大法工委在研究审查建议书时没有法律依据可参照,另一方面导致其作出的决定因缺乏法律依据而没有法律说服力,如果不能有效地解决这两方面问题,审查建议永远只会停留在提请阶段而不能真正地进入审查阶段。

4.受理的具体程序不完善

我国《立法法》虽然对违宪审查的受理程序和审议程序做出了规定,但是这些规定太过宽泛,比如人大法律工作委员会在接到审查建议书之后,是否应该在规定的时间内立案?如果决定受理并且立案,是否应该制作立案的决定书,是否对立案的相关材料进行审查如何调研?立案决定是否需要通知相关当事人,应该在何种期限内以何种方式通知?如果决定不予立案,是否也需要制作书面的决定书,是否需要对相关当事人说明理由?如果相关当事人对此决定不服,是否还有其他的救济途径?

5.审议具体规定太宽泛

我国《立法法》第91条6虽然规定了提出审查意见的详细程序,但是该款规定只是专门委员会认为确有违宪的情况。对于专门委员会认为被审查的规范性文件没有违宪的情况,是否应该制作意见书,该款无明文规定。其次,专委会制作的审查意见书,是否应该有明确的格式,是否应该写明详细的理由,是否应该明

6《立法法》第91条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专门委员会在审查中认为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同宪法或者法律相抵触的,可以向制定机关提出书面审查意见;也可以由法律委员会与有关的专门委员会召开联合审查会议,要求制定机关到会说明情况,再向制定机关提出书面审查意见。制定机关应当在两个月内研究提出是否修改的意见,并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法律委员会和有关的专门委员会反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法律委员会和有关的专门委员会审查认为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同宪法或者法律相抵触而制定机关不予修改的,可以向委员长会议提出书面审查意见和予以撤销的议案,由委员长会议决定是否提请常务委员会会议审议决定。”

白地告知要求人或建议人,是否应向社会公示,是否应明确对被审查的规范性文件处理意见,如果其认为违宪的规范性文件应该修改那么该怎么修改,在什么期限内完成修改?如果认为违宪的规范性文件应该撤销,那么该撤销是否具有溯及力。…对以上这些细节之处,《立法法》和相关法律都缺乏相应的规定。

(三)处理程序有缺失

1.修改程序不详细

违宪审查的处理程序是整个违宪审查程序的最后一个环节,审查机关在该环节做出的裁决决定对整个审查过程有定性的作用。我国《立法法》第91条规定了当专门委员会认为被审查的规范性文件有违宪或违法的情形时,但是该违宪或违法的规范性文件可以通过修改来纠正,专委会向制定机关提出修改意见,但是对于制定机关对专委会怎做出何种反馈没有规定。如果制定机关接受了专委会的修改意见,那么制定机关是否需要将修改计划向专委会定期反馈,规范性文件的修改需要在多长时间内完成,被修改的规范性文件的效力是否发生改变,其中没有被修改的条文是否继续生效,是否具有溯及力等等都没有明确的程序规定。

2.撤销程序有欠缺

撤销程序则规定在我国《立法法》第91条第2款当中,如果制定机关不接受专委会的修改意见时,专委会可向委员长会议提出撤销该规范性文件的议案,在此过程中,专委会是否应在提案的同时向委员长会议递交一份撤销意见书,该意见书的内容需要写清什么必要事项,制定机关不予修改的规范性文件是否会被强制修改还是直接予以撤销,如果规范性文件被强制修改或撤销是否具有终局性,是否具有溯及力等等都是法无明文的状态。

三、完善我国违宪审查程序的建议

(一)提请程序的完善

1.重视审查建议适格主体的权利保障

虽然我国《立法法》第90条第2款赋予了一般国家机关、社团组织以及公民可以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交违宪审查申请的建议书欲使其启动违宪审查程序,但同时又对此项权利的行使附加了许多限制,这既造成了其与审查要求权主体的

行为效力上的不平等对待,也束缚了该程序的启动。在现实实践中,审查建议权主体更有可能受到违宪或违法的法规和条例的侵害,更有可能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违宪审查建议。所以对审查建议主体的提请申请要予以更多的重视,如果其提请的形式和内容符合相关法律规定,那么审查机关就要在规定的时限内受理该申请。

享有权利的同时也要履行义务,对审查建议主体的权利行使要设置一些限制条件,防止这类主体滥用宪法权利,否则将给违宪审查机关带来更多冗杂繁重的工作,也不利于我国宪法权威的保障。所以明确审查建议主体提起违宪审查程序的条件十分重要。首先,受侵害的权利必须是我国宪法条文中明确的基本权利,除此之外的其他权利受到侵害时,不能因此而提起违宪审查程序,即使该权利是当事人应有的权利或对当事人来说十分重要;其次,提起审查建议的主体必须是违宪审查具体案件的直接利害关系人,设置这一要件的目的是防止权利的滥用,也防止具体审查在保障个人权利的同时避免成为公权力机关行使职权的绊脚石;最后一点则是提起审查建议权的主体在用尽了其他的法定救济途径后,才能选择违宪审查,这样要求的目的是减轻违宪审查机关的工作负担,对于节省法律资源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2.明确提请的性质与形式

我国《立法法》规定,当适格主体认为规范性文件与宪法或法律相违背时,审查要求权主体和审查建议权主体可以分别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审查要求或者审查建议,但是却没有说明审查要求或审查建议的性质。

从法条的规定来看,审查要求是被当作一般的提案对待的,其规定的重点不在于要求全国人大常委会行使违宪审查权,而在于通过人大专门委员会或法制工作委员会的工作促使制定机关自行修改违宪的法规或条例。同时,该条还规定了一系列复杂的前置程序,使全国人大常委会很难有效地行使违宪审查权力。笔者认为,应将此类审查要求明确为议案,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的议事规则,此类审查要求必须列入人大会议议程,这样才能使全国人大常委会更有效地启动违宪审查程序。至于审查建议,上述第一点完善建议对此已经有所说明,只要该类建议满足了上述提起要件,违宪审查机关便应给予其足够的重视,按照法定程序受理并对其建议进行研究审查。

对于提请的形式,我国《立法法》仅仅规定了审查要求和审查建议应以书面的形式表达,但是笔者认为该项规定应该更加具体明确。比如在实践中,要求书或建议书应当写明申请人的称谓、联系方式和住址以及其他基本信息;要求审查的对象;申请的理由和依据是什么;申诉的请求等等。在要求书或建议书的最后还应附上相关的证据材料,包括受审查的规范性文件可能抵触的宪法或法律的具

体条文,且申请人还需要提交上述材料的副本。最后,对于要求书或建议书的送达方式,也应作出明确的规定,要求人或建议人是否可以委托他人提交文书,是否能够以传真或快递的方式递交相关材料。

3.明确违宪审查程序的提请时效

我国现行的违宪审查程序对审查要求和审查建议的提请时效没有规定,这使得适格主体不能及时有效地向违宪审查机关反映问题,违背了违宪审查程序的效率性原则。所以笔者认为,要使违宪审查程序更加富有效率地运作起来,使审查要求主体和审查建议主体更加积极主动地提出违宪审查申请,需要对两类主体的提请程序分别作出合理的时效规定。对此,我国可以借鉴国外的违宪审查程序中有关提请时效的规定。对于我国违宪审查程序的提请时效,笔者认为可以作出如下规定:如果提请主体申请审查的事项已经由法院作出了终审判决,那么提请时效为30天,自判决书送达的次日起算;如果提请主体的申诉没有被法院受理,那么提请时效为1年,自规范性文件的时效届满的次日起算。

4.规定违宪审查提请程序的保障手段

俗话说,无救济则无权利。法律规定了对违宪法规或条例的审查要求权和审查建议权,却没有规定该权利的救济手段就等于没有赋予其权利。所以笔者认为对于提请程序的保障应作出如下的规定:当全国人大常委会相关的工作机构在收到审查要求书或审查建议书后,应该在确定的时间内作出是否受理的书面决定,如果决定受理则应制作受理决定书;如果决定对该申请不予受理,则应制作不予受理决定书,并写明不予受理的理由。决定书作出后,工作机构应当在确定的时间内通知审查要求人或审查建议人,要求人或建议人也有权利在确定的时间内了解和咨询决定书的内容。

(二)受理审议程序的改善

1.设置专门的违宪审查机构

虽然全国人大常委会成立了法规审查备案室作为处理违宪违法事务的工作机构,但是其隶属于全国人大常委会下设的法制工作委员会,缺乏独立性和权威性,并没有实际撤销违宪违法的法律法规的效力,无论从权威上还是职责上都无法担任违宪审查机构的重任。至于为什么选择在全国人大常委会之下设立宪法委员会行使违宪审查权,这是依据我国的国情设立的。宪法委员会是全国人大常委会下设的专门委员会,性质上属于最高权力机关的内部机构,最终的违宪审查权力还是归属于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且宪法委员会对规范性文件及行为的违宪审查既有政治性又有司法性,对维护宪法秩序和法制统一具有重要的作用。

2.扩大违宪审查对象的范围

我国现行的违宪审查制度只规定了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作为违宪审查的对象,而没有将法律是否违宪以及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公民个人行为是否违宪纳入到违宪审查的范围。事实上,从我国的宪政实践来看,法律违宪的现象时有发生,而且法律作为宪法的下位法,因宪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和法律地位,所以法律不能与宪法相抵触。笔者认为,当法律与宪法不一致时,即法律有违宪的可能时,有关主体对法律的合宪性提出审查要求或审查建议时,审查机关则应该启动违宪审查程序。另一方面,我国目前的对违宪行为的审查范围主要针对的有立法权的国家机关的立法行为,而对于立法行为以外的一些经常性的管理性工作以及企事业组织的行为却没有纳入审查范围。事实上,应当把这些行为纳入违宪审查的范畴,因为其行为的发生具有经常性也往往会侵犯其他合法的宪法权利,如果又没有程序上和行为方式上的规范性制约,那么其违宪的行为就不能及时得到制止和纠正。

3.受理程序的改善

(1)初步审查阶段

初步审查阶段可以分为形式审查和实质审查,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决定受理违宪审查建议后先对违宪审查建议书进行形式审查,即审查建议书的格式是否正确,所涉当事人的信息是否完整,所附的材料文本副本是否齐全。该工作由人大法工委的辅助机构完成,如书记处、秘书处等。如果形式审查通过了则进入实质审查阶段,实质审查是对申请书的内容进行审查,这是初步审查阶段最为重要的一个步骤。实质审查主要涉及两个方面,一是审查申请书中的申请理由是否充分,二是审查申请书中所附的证据是否真实。初步审查可以过滤许多不符合法定审查条件的非违宪申请,从而避免的滥诉的发生,提高违宪审查机关的工作效率,有效节约了法律资源。

(2)立案

经过初步审查合格的违宪审查建议被准予立案,然后违宪审查机关通过其附属机构在一定期限内将申请书的副本送达法律、法规、条例的制定机关,要求其在一定期限内对申请书中所涉的问题进行书面答辩,之后再由审查机关的附属机构在一定期限内将答辩副本送达申请主体。

对于上述的期限问题,可以比照我国的《行政诉讼法》和《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人民法院应在收到起诉状后七日内予做出是否受理的决定。笔者认为,违宪审查机关也应当在收到书面申请书之日起七日内做出是否受理的决定,并将决定结果以书面形式通知申请人,与此同时通过其附属机构在三日内向法律、法规、条例的制定机关送达申请书副本,相对机关则应该在十日内提交书面答辩及其副本,自送达之日起算,最后审查机关通过其附属机构在三日内将答辩副本送

达申请主体。这样的规定,既可以与国际通行的法律规定保持一致,也可以与我国现行法律体系保持统一。

(3)一经立案不得撤回

当审查要求或审查建议被审查机关受理并且予以立案以后,该违宪审查即进入审议程序不得撤回,并且审查机关审查的内容不受要求书或建议书的内容限制。因为在违宪审查案件中,违宪的规范性文件以及违宪行为不仅仅对审查要求人或审查建议人的权益相关,很多时候也涉及到公共利益,这个利益关乎的不仅仅是审查要求人或审查建议人了,它的实施关乎的是一个群体,甚至是整个社会的利益。所以,违宪审查申请一经立案后,不得撤回。

4.审议程序的改善

(1)审议前的准备阶段

对审议程序的审议前准备阶段的工作,笔者认为应做如下的安排:首先根据申请书内容所涉的领域确定相关专业特长的调查人员,这样的分工可以提高调查的效率,至于调查人员的确定由违宪审查机构负责人召集全体会议来决定,调查人员人数的确定可根据案件的难以复杂程度来考量。如果案件相对复杂且较大地关乎公众利益,则委派3至5位调查人员对该申请进行调查和初步的研究,反之,可以委派1至2位调查人员对相关申请调查研究。经过初步调查后,违宪审查机构根据调查结果确定具体的审议日期,审议内容分和审议日期应当在违宪审查机关的公告栏上进行公告,如果该审议还涉及到了规范性文件的违宪审查,那么该公告还应向社会告知,可以通过网站平台或者新闻杂志等方式,这是因为涉及到规范性文件的违宪审查裁决不仅关系到审查要求人或审查建议人的利益,它可能关涉一个社会群体甚至是整个社会的利益。同时,违宪审查机关应当在正式审议日期之前10日将该审议决定通知审查要求人或审查建议人以及违宪机关及组织。

(2)审议阶段

至于对规范性文件进行审议的方式,笔者认为采用听证方式比较适宜,即违宪审查机构在作出违宪裁决之前,由非本案的调查人员主持,听取本案调查人员提出的违宪机关或组织违宪的事实,相关证据和违宪裁决意见与宪法与相关法律依据,并且还应当积极听取相关审查要求人和审查意见人的陈述、举证、质证和辩论意见,这也是程序民主的必然要求。当然,在审议过程中如果有必要时,可以开展立法调查或者召集相关领域的专业人士开展论证讨论会。

(3)审议期限

为了确保审查机构的工作积极性和工作效率,还应该规定全国人大专门委员会在接受审查议案的两个月内作出审查的裁决,并且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交书面

审议结果的报告。该报告中应说明审查的规范性法律文件是否与宪法相抵触,并说明理由。全国人大常委会收到专门委员会的报告书后,应在6个月内作出最终的审查决定。

(三)处理程序的设置

1.处理的作出

在审议阶段结束后,参与审议的违宪机关全体审查人员应当召开秘密会议对审议的结果进行评议,参加审查的人员在会议上发表对案件的看法与意见,然后采用投票制,投票可以采取记名投票方式或采取不记名投票方式,最终的裁决结果依照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决定,这也要求参加会议全体审查人员是由单数构成的。

2.处理的结果

全国人大常委会根据审议结果,可以做出两种裁决。

(1)合宪裁决

合宪裁决,是指违宪审查机关以宪法为依据遵循违宪审查程序对法律、法规、条例或行为进行审查后,认定被审查的规范性文件或行为没有与宪法相抵触的情形而作出一种裁决。违宪审查机关作出合宪裁决以后,就表明其所审查的规范性文件或行为没有违宪情形,是符合宪法的规定与精神的。

(2)违宪裁决

违宪裁决,是指违宪审查机关以宪法为依据遵循违宪审查程序对法律、法规、条例或行为进行审查后,认定被审查的规范性文件或行为有与宪法相抵触的情形而做出的一种裁决。违宪审查机关做出违宪裁决以后,就会导致规范性文件被修改或撤销,违宪行为被制止或被纠正。我国关于规范性文件的违宪裁决有两种,一种是违宪审查机关审查的法律、法规或条例的内容有一部分是符合宪法规定的,另一部分是与宪法相抵触的,并且合宪和违宪的部门相互是独立的,那么此时审查机关只需要认定与宪法相抵触的部分是违宪的,而符合宪法规定的那一部分的法律效力不会受到影响;另一种是违宪审查机关审查的法律、法规或条例因为部门条款违宪,而使得整部法律、法规或条例的法律效力受到影响不能实施。

3.裁决的公开

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出最终的审查决定以后,应该将决定书以书面的行使送达审查要求人或审查建议人,同时还应该将决定书的全文刊登在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公报上,这既是对审查要求人或审查建议人的尊重,也符合违宪审查程序的公开性原则。

4.裁决的执行

所谓裁决的执行,是指当审查机关认定被审查的规范性文件或者行为与宪法相抵触以后,针对违宪文件或违宪行为作出的处理。在我国,对于规范性文件违宪时的处理有两类,一种是对于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基本法律违宪时,应由立宪机关即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将其修改或撤销;另一种则是对于法律以外的其他规范性文件违宪时,违宪审查机关可以向该法律、法规或条例的制定机关提出要求其撤销或废止的强制建议权。制定机关接到裁决通知以后,应在一定期限内将违宪文件予以修改或撤销,否则该违宪文件丧失法律效力,自行失效。对于具体行为的违宪裁决,根据“违宪的性质决定救济范围”的原理,如果违宪主体是国家机关或组织,则应该撤销或终止其效力,给当事人造成损害的情况下,还应参照《国家赔偿法》的相关规定给予赔偿;如果违宪主体是国家领导人等特定个人,一般应追究其政治责任,如弹勃使其去职或给予其处分,严重者还应受到刑罚的处罚。

结语

近十多年以来,我国学者对于违宪审查的研究探索一直很是积极,在依法治国被提出以后,违宪审查更是备受关注。但是,学者们关注和研究的大多数是如何构建或完善我国违宪审查实体制度的问题,主要是对违宪审查机构如何设置以及如何选择违宪审查模式进行探索,但是很少有学者对违宪审查程序问题进行关注与研究。但是从我国近些年的宪政实践来看,从孙志刚案到唐福珍事件,从2001年蒋韬诉中国人民银行成都分行“身高歧视案”到青岛市考生诉教育部侵犯公民的平等受教育权案,从2004年的安徽省芜湖市张先著诉人事局的“乙肝歧视案”到江苏省建湖县某公民诉县政府“违宪征用案”等7,都反映了人们对现有的违宪审查程序的失望和寻求制度突破的强烈愿望,但是如果违宪审查程序不能完善,我国的违宪审查制度就不能实际发挥效用,因为这项实体制度的背后缺少了一套必要的完备的程序,这也使得违宪审查机关行使职权时的力不从心。

所以,对违宪审查程序的完善进行研究越来越重要,否则没有一套有效运转的程序作为行为指引,那么设计再合理的制度也不能发挥其效用。况且,程序本身也有其独立的研究价值,好比诉讼法对于实体法来说,诉讼法就是一条轨道,

7韩大元主编:《中国宪法事例研究》,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

没有这条轨道,作为实体法的列车是无法运行的。只有对违宪审查程序引起足够的重视,再对其进行深入的研究进行合理的设计,从而才能使违宪审查程序更具操作性,违宪审查制度更具价值性。

违宪审查制度1

违宪审查制度 一、概念: 违宪审查是指在宪法实施过程中,享有违宪审查权的国家机关通过法定程序,以特定方式审查和裁决某项立法或某种行为是否合宪的制度。 二、起源: 违宪审查制度起源于英国著名的博海姆医生案。违宪审查作为一种法律制度在英国没有发展起来。但是科克的思想对于美国国父们的影响却是巨大的,科克的违宪审查思想在18世纪的美国最早真正实现。 现代意义的违宪审查制度起源于美国。1787年制宪时,激烈辩论,没有做出明确规定。1803年马伯里诉麦迪逊案开创了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审查联邦国会法律的先例。建立了美国式的司法审查制度。 该案发生于美国建国不久,当时,在美国制宪初期就已经存在的联邦党人Federalists和反联邦党人Antifederalists两大阵营的权力斗争不断发展,后者后来形成了以托马斯·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 为首的(民主)共和党,并且他们之间的冲突在十九世纪初已经达到了非常激烈的程度。1797年联邦党人约翰·亚当斯(John Adams)当选为总统。之后,以亚当斯为首的联邦党人与杰斐逊为首的共和党人之间政治角逐趋于白热化,至1800年总统大选时联邦党人与共和党人之间的对立达到了高潮。1800年7月,弗吉尼亚州选出的联邦党人众议院议员约翰·马歇尔(John Marshall)在任期届满后出任亚当斯总统的国务卿以协助他的竞选连任。结果,在这届总统选举中,杰斐逊当选为总统。联邦党人遭受重大的失败。不但失却了总统的宝座,同时也失去了国会的控制权。因而联邦党人就将希望寄托于联邦司法部门以企图挽回败局。

1801年1月20日,即将下台的总统亚当斯先行一步做出了惊人之举,任命刚刚上任不久的国务卿马歇尔出任联邦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2月13日,国会通过了一个新的巡回法院法案,将联邦巡回法院的数量从三个增加到六个,并因此新设了16名巡回法院法官,同时,在华盛顿增加了五个地区法院。2月27日,国会通过了一项哥伦比亚特区组织法,该组织法规定总统可以任命特区内华盛顿郡以及亚历山大郡的共42名任期五年的治安法官。这一任期将跨越下一届总统选举,杰斐逊将无法替换。以上两个法案对美国当时的法院系统作了重大调整,亚当斯便借机任命联邦党人士作为联邦法官。1801年3月2日,亚当斯总统分别任命了华盛顿郡23名以及亚历山大郡19名治安法官。这些法官的任命在3月3日午夜以前经参议院同意,总统签署任命状并经国务卿马歇尔盖章后生效,有些人的任命状在3月3日晚上已由马歇尔的兄弟詹姆士送达,而另外一些人的任命状,由于当时的交通和通讯条件所限,马歇尔在仓促之间没有及时发出。 1801年3月4日,杰斐逊总统上任,他对联邦党人的不择手段“抢占政治地盘”的做法早就深感气愤,当他得知还有17分治安法官的任命状仍滞留在国务院时,就立即指令他的国务卿詹姆斯·麦迪逊拒绝发送这些已经签署并封印的任命状。与此同时,新国会废除了巡回法院法案,并以法令的形式迫使联邦最高法院关闭了14个月。当联邦最高法院再次开庭时,已是1803年的事了。 麦迪逊拒发任命状,自然引起已得到法官任命但却未接到任命状的人的不满,威廉·马伯里便是其中的一个。他与其他三个法官以1789年司法条例第13条的规定为依据,(联邦最高法院有权对合众国公职人员发布职务执行令状)向联邦最高法院提出控告,要求法院发出命令状,令新总统以及国务卿按照法律

学校管理制度建设中存在的问题

高校内部管理制度建设 存在的问题、成因及对策分析 山东理工大学副校长谭秀森 一、高校内部管理制度建设的基本目标和要求 1998年颁布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简称《高等教育法》)第三条规定明确了我国高等教育的性质,即社会主义性质。《高等教育法》第五条还规定了高等教育的任务主要是通过培养专门人才等活动来对社会的发展起作用,而这些活动通常是由其专门机构——高等学校来实现的。 高等学校在日常教育教学活动中,如何确保高等教育的社会主义性质,如何确保高等教育任务的完成呢最基本的、也是最重要的途径是加强高校内部管理制度的规范化、科学化、系统化建设。高校管理制度是高校为了组织和管理各项工作,按照一定程序制定的、在全校范围内具有普遍约束力的条例、规定和管理办法等规范性文件的总称。 高等教育的性质及任务规定了高校管理制度建设的基本目标和要求,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高校管理制度建设是学校办学理念的具体载体。办学理念是高校发展的灵魂,应与各项具体管理制度紧密结合起来,将其基本内涵、本质要求渗透到具体制度规定中,将其本质要求制度化、成文化、具体化,以确保学校办学理念得以具体实现。 第二,高校管理制度建设是学校完成培养目标的有效保障。制度对于高校活动主体,如教师、学生、管理人员和后勤服务人员等具有普遍的、平等的规范和引导作用,它使分散的、无序的个体活动变得统一、有序、高效。只有这样才能为高校教育教学任务的完成提供保障。 第三,高校管理制度建设是高校依法治校的基本路径。“建立健全学校规章制度,是学校民主法制建设的主要内容,是学校民主化、法制化管理的前提。”[1]依法治校是依法治国理念在学校教育领域的必然延伸,这就要求高校内部管理制度建设必须走法制化之路,使学校内的各项管理工作都能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从法律上切实保证高校管理的高水平。 二、高校内部管理制度建设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高等学校管理制度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建立一整套科学的管理制度与之相应,也需要有完善的、科学的制度制定规范以及制度执行、监督规范,只有这样才能确保管理制度的效力。具体地说,高校内部管理制度建设应涵盖以下内容:“不仅包括从制度起草前的调研、立项工作,到制度的起草、修改、通过和发布,还应包括制度的执行、落实和督察工作。” [2]因此,对高校内部管理制度建设的考察,至少应从制度本身、制定程序、制度执行与监督、制度配套体系建设等几方面进行。

违宪审查中几个问题

我眼中的违宪审查制度 【内容摘要】本文从《监督法》的实施入手,介绍了违宪审查的概念和目前世界范围内的四种违宪审查模式,简要分析了我国违宪审查制度的不足,最后现实的得出自己的结论:要坚定地按照现有模式走下去。 2007年1月1日实行的《监督法》,其中专设一章,对“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作了具体规定,这是在立法法已有的立法监督规定基础上,把司法解释和行政规范性文件纳入“规范性文件”范畴,并由法律明确地作出规定。按照这一规定,如果规范性文件存在违宪或者违反法律的情况,公民和任何组织都可以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来,有关的国家机关也可以提出来。对于受质疑的规范性文件,全国人大常委会可以审查,如确认违法、违宪,按照法律程序,可以撤销相应的规定,亦可以要求制定机关自行改正。不难看出,《监督法》的出台,再次对我国的违宪审查制度作了明确和深化。但是,是不是说我国的违宪审查制度日益完善,且易于实践操作、有效呢?我想在这方面做一点粗浅的或者是不正确的理解。 一、违宪审查的概念 违宪审查,是指有权机关按照法定程序对特定事项的合

宪性进行审查并决定其是否违宪的制度。违宪审查制度,从形式上看,是通过对特定事项是否符合宪法规定进行审查,对于违反宪法行为予以纠正和制裁,保证宪法的实施,维护宪法的尊严。违宪审查追求的价值目标,是通过对违宪行为的审查和处理,保证公民的基本权利和自由,保证国家公共权力的运行符合宪法的精神和人民的利益,维护宪法确立的国家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等方面的根本制度和基本活动准则,其核心在于通过对违宪行为进行审查并予以纠正的机制,确保宪法得到遵守和执行。 二、违宪审查的模式 1803年美国的马伯里诉麦迪逊一案首次确立了违宪审查制度,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违宪审查制度在世界范围内并没有得到发展。二战后,各国公民权利意识的普遍提高,全世界人民对法西斯暴行的深刻反省,使得宪法至上观念空前高涨,违宪审查制度也随之在世界上得到了迅速发展。 从违宪审查的主体来看,世界上违宪审查的模式主要有四种:以美国为代表的普通法院审查模式;以德国为代表的宪法法院审查模式;以法国为代表的宪法委员会审查模式;以社会主义国家为代表的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审查模式。 1、普通法院审查模式,也叫司法审查模式,是指由普通的法院在审理具体案件的过程中附带就所适用的法律的合宪性进行审查的违宪审查模式。这种模式下,法院应当事

关于建立中国的违宪审查制度(1)

关于建立中国的违宪审查制度(1) 谈宪政和法治,落实到一点上,就是采取一种什么样的制度来保证宪法的最高性?我们把问题集中到违宪审查制度上。在一九四九年中共执政后的近半个世纪里,始终未能建立起正常有效的违宪审查制度,这是导致法治国家型态难以在中国实现的重要原因之一。我先谈一谈是什么原因导致这种状况,阻碍建立违宪审查制度的障碍是什么。第一个障碍:议行合一论。这个理论是从巴黎公社到列宁到中国宪法都是如此,其制度化的体现是宪法第三条:所有的国家机构都要向人民代表大会负责。中国实行的是以人大为一体化的、为最高权力机构的体系,这也就是中国共产党强调的两个政治制度之一: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过去,凡是赞成议行分离或三权分立的学者,都被扣上“右派”或“自由主义者”的帽子。人大被赋予很高的地位,而在实际上,人大又不具有最高权力。在对人大负责的背后是只对政党负责,在议行合一的理论框架中,一切国家权力都合一于执政党,为此,议行合一论就得到执政党的欢迎,违宪审查制度建立不起来,因为没有谁能够审查人大通过的法律违宪。要建立一个机构来审查人大,在法理基础上,他就应该高于人大,至少平行于人大。如果议行合一论突破不了,就不可能走到这一步。第二个障碍:专政理论。专政理论说白了,就是不受限制的权力。列宁有一个讲话,无产阶级专政是不受法律限制

的暴力。中国的法学界很多年来一直在讨论专政与法律的关系问题。对许多政治案件,实际上就是按照专政理论模式在审判它的公民,而不是按照法治理论推行法治实践。这个专政理论是阻碍中国实行违宪审查制度的很关键的因素。在专政主义的理论中,制宪权被置于特定阶级手中,最终又被置于统治阶级的“先锋队”手中,从而人民制宪权变成了特定政党的制宪权。在这种理论观念中,违宪审查制是根本建立不起来的。第三个障碍:党治论。党的权威和法律的权威谁是老大,谁是老二,一直没有搞清楚。彭真先生在八十年代中期曾经针对一位县委书记的话,发表过看法。那位县委书记说,“在我们县委,我说党大。”彭真开人大会时,有人把这个县委书记的话反映给他听,他说,我告诉你们,不是县委书记大,是法大。但这个东西在法理上要有根据。中国宪法规定了一切国家权力机关都要以宪法为最高行为准则,党章也有规定:党要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但是没有制度保障,所以党和宪法的关系一直没有解决,违宪审查制度也就一直建立不起来。中共建国后一直没有建立起严格意义上的违宪审查制。但中国宪法有关宪法监督和解释的规定已为违宪审查制的建立奠定了一定基础。中国的宪法监督和解释制度的发展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第一阶段:以立法解释为表现形式的宪法监督制度。以五四年宪法为代表。五四年宪法是一九八二年宪法之前最好的一部

我国行政处罚事先告知程序存在的问题及其完善

龙源期刊网 https://www.doczj.com/doc/8916816808.html, 我国行政处罚事先告知程序存在的问题及其完善 作者:汪越峰 来源:《法制与社会》2009年第27期 摘要行政处罚事先告知程序是一项基本的行政程序制度,其价值就是为公民实现行政法上 的实体权利提供有力的程序依据和制度保障机制,体现现代行政法制的公平正义精神。本文通 过对我国行政处罚事先告知程序告知方式不统一、告知期限、对象的缺失等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其完善进行探讨,旨在促进行政程序法制的良性发展。 关键词行政处罚事先告知行政程序制度 中图分类号:D922.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0592(2009)09-195-02 行政处罚事先告知程序(theinformingprocedures)的内涵是指行政主体在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之前,将据以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及依据告诉当事人,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权利这样一种程序性法律行为。 行政处罚事先告知程序是一种行政程序,其核心是行政机关在作出可能对当事人不利的行 政处罚决定之前,法律设定一种程序来保障当事人享有必要的知情权,当事人在此基础上行使辩护权和防卫权,以切实维护自身合法权益,促进行政机关依法公正行使权力。行政处罚事先告知程序是行政公开原则在行政处罚中的具体体现,也是现代行政程序法的一项重要的基本制度。 ① 一、我国行政处罚事先告知程序存在的主要问题 1996年3月17日八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一次以法律形式确立了我国行政处罚中的事先告知程序,是对行政程序的完善和行政法发展的突破。 该法笫31条明确规定:“行政机关在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之前,应当告知当事人作出行政处罚的事实、理由及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权利。”笫32条规定:“当事人有权进行陈述和申辩。行政机关必须充分听取当事人的意见,对当事人提出的事实、理由和证据,应当进行复核;当事人提出的事实、理由或者证据成立的,行政机关应当采纳。行政机关不得因当事人申辩而加重处罚。”行政机关在作出行政处罚之前告知上述法律规定的事项和听取当事人的陈述和申辩,是行

中国宪法实践中的宪法问题与宪法事例

一、个案的功能与宪法学理论发展 在我国法治国家的建设过程中,人们开始关注了值得注意的一个现象,即近年来中国社会发展中出现了一些具有代表性的个案,引起了学术界、民间与官方的关注。对个案的解释与分析中过去被人们认为枯燥、抽象和沉寂的宪法学开始发挥起调整社会生活的作用。可以说,在实践中出现的个案激活了沉默的宪法学。长期以来,中国的宪法学理论与社会成员的生活之间缺乏密切的联系与利益上的互动,理论的实践功能没有得到应有的发挥。但通过近几年出现的宪法实践中的个案,社会成员们开始认识到宪法与自己生活之间的利益联系,从宪法生活中的被动角色变为积极发现宪法问题,并以个体的力量推动宪法实践发展的积极角色。 从宪法学本身的发展途径看,没有人会否认宪法实践中的个案对宪法学理论发展产生的社会功能与实践价值所产生的积极影响。从某种意义上说,长期脱离社会现实,脱离社会成员的生活状况的宪法学回到了关注社会现实,赋予社会成员理想、利益与追求的定位。我们知道,宪法学是研究宪法现象的知识体系,其宗旨与历史使命是解释宪法发展的客观规律,探索人类通过宪法获得幸福与自由的经验、智慧,为人们解决共同面临的宪法问题提供理论与方法论的基础。在一个法治国家,宪法是社会共同体的最高价值与规则,是人们对基本制度与价值体系所表达的基本共识。宪法学理论的专业化与大众化的协调直接关系到这种社会共同体价值的实现程度,并影响整个社会发展的进程。 我国宪法学理论研究目前正处于重要转型时期。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的宪法学理论研究开始发挥了积极的社会功能,并且开始走出五十年代的法理传统,将理论研究的视野投向了更广泛的领域。但发展进程比较缓慢,没有获得社会环境的整体支持与社会成员的普遍认可。到了八十年代,我国的宪法学理论研究基本上是以现行宪法的结构为基础来展开研究思路与理论体系的。宪法学研究的重点也主要立足于对现行宪法文本的静态含义的理解和释义上,社会各界对宪法学的关注仍停留在粗浅的认知与制度性的评价上,还没有从社会实践与学理理性的角度认可宪法学知识的社会功效。其原因主要在于,当时的社会环境还没有提供宪法走进社会生活的内在动力与必要的空间。到了八十年代后期和九十年代初,宪法学研究中出现了规范研究、比较研究和历史研究等新的方法,形成研究方法多元化的局面。九十年代后期,从文化学、哲学的角度研究宪法学基础理论问题也受到了宪法学界的关注。特别是社会生活中出现与宪法有关的个案以后,宪法学研究的实践功能得到了加强,进一步丰富了宪法学研究范围与领域。通过个案的探讨,宪法学理论研究的范围不断得到开拓,研究宪法问题的深度也有了明显的提高,构建系统性的宪法原理逐渐成为宪法学理论研究的最主要的学术风格与特色。 在宪法学方法论日益丰富和发展的过程中,宪法学者对宪法原理的论证也从单纯地依赖价值判断逐渐过渡到价值判断与经验判断并用,特别是实证研究方法得到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个案的大量出现给宪法学研究带来了新的课题,如:面对实践中出现的个案,传统的宪法学理论明显表现其滞后性,缺少必要的理论准备与学术解释力;随着个案出现而增加的社会对宪法的需求与宪法学理论的应对能力之间的反差,说明宪法学理论实践功能的落后;个案的出现给宪法学家的研究思路与方法也带来了新课题,迫使学者们认真地对待生活中的宪法问题,提出有说服力的宪法学理论;因出现个案而产生的社会生活的变化或制度性的变革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宪法学本身的功能,把宪法学推向“宪法市场”,提供了宪法理论与社会现实之间互动的纽带与平台等。学者们认识到,为了解决实际生活中日益增多的宪法问题、

公司制度执行中存在的问题与对策

公司制度执行中存在的问题与对策 最近看到一本书《赢在执行》,对制度执行的重要意义做了细致的阐述,感受颇多,现在借助这本书中的一些观点对公司目前的制度执行做一个浅显的讨论。 公司往往不乏制度,关键是在执行中出现了偏差,最主要的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制度传达不及时、不到位,造成“无章可循”。 再完善的制度如果不能及时有效地传达到位,也难以得到执行并发挥其作用,如果未能及时有效地传达有关制度,就会造成“无章可循”的情况,主要原因是没有组织对制度进行认真学习,对制度理解、把握不够,会出现理解的偏差和行动上的懈怠,导致积极性不高、落实效果不好。 二、执行意识差,执行文化缺失,造成“有章不循”。 在执行过程中总是患得患失、缺乏全局观,习惯于我行我素、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导致执行力差,使制度流于形式、成为摆设。 三、制度自身存在缺陷,与实际情况脱节,造成“有章难循”。 如果制度自身存在缺陷,缺乏科学性、合理性,或者适用性不够,不能实时调整跟进,就会造成难以执行,甚至会对公司发展、管理带来不利影响。 四、对制度执行监督落实不够,造成“违章不究”。 对制度的执行缺乏跟踪了解和监督检查,制度下发后即便存在违规行为也没有按照要求惩罚,或者违规成本低导致问题反复发生。 如何提高制度执行力,个人认为要做到以下几点:

一、要提高公司的执行力,首先要发挥主管在执行力建设中的作用。 制度是领导者组织制定的,领导者需要进行充分的调研、论证,避免主观臆 测、朝令夕改,最重要的是领导要以身作则,同时要建立执行团队,努力营造按章办事的氛围,在制度上也要做好及时传达,并保证传达到每一个应该知晓的人。 二、要努力营造执行文化,提高全员执行意识。 在公司内部加强宣传、教育,提高全员对制度执行的认识,形成人人守制度、 事事重执行的企业文化,并让大家都了解制度的目标和意义,以执行为荣,引导员工自觉、自愿的遵守制度,对违背制度的行为能相互提醒、纠正,达到上下步调一致。 三、完善制度制定的应循程序。 有制度不执行比没有制度更严重,因此要努力提高制度本身的科学性、可行性,不断完善制度制定的因循程序,同时对已经制定的制度进行定期审核,对过时和难以操作的制度进行调整和修订,使制度能够与时俱进,始终保持良好的适用性。 四、加强监督落实和责任追究,保障制度有效执行。 在保障制度科学的前提下,加强对制度执行的监督落实,及时跟踪制度的传达 情况,同时要了解掌握各级制度的执行情况,对执行中存在的问题认真分析并协助解决,再次要加强对制度执行情况的监督检查,并将制度执行纳入考核体系,最关键的是要加大对违规行为的责任追究和处罚力度,保证制度的有效执行。 正如一些管理大师说的三分制度七分执行,西点军校建校200年来一直辉煌的最重要原因就是他们的行为准则就是“没有任何借口”,从中看出执行力的重要性,对于我们企业来说也是一样,我们要建立起执行的文化氛围,不断提升大家的执行力。

我国违宪审查的制度现状及改革路径(1)

我国违宪审查的制度现状及改革路径 (1) 内容摘要: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是法治国家法律体系的核心,在一国法律体系中居于最高地位。宪法能否在国家生活中被贯彻实施,直接关系到一国的法治状况和法律运行环节的完善与否。违宪审查随着宪法的产生与实施而出现,对保证宪法的贯彻实施具有重要作用。现代法治国家纷纷建立了适合本国国情的违宪审查机制,中国也在适应发展和迎合中寻求自己的违宪审查机制。从1954年第一部宪法出台至今,中国的违宪审查机制有着循序渐进的发展趋势。本文主要从违宪审查的历史、现状及其弊端的分析中,结合世界现行的违宪审查机制,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违宪审查之路。 关键词:违宪审查制度;现状;制度改革 宪法规定了个人与政府、社会与国家的基本关系,是国家的根本法。为了保证宪法得到全面、正确的实施,制定符合国情的宪法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加强对宪法的有效实施和监督,使宪法发挥最大限度的政治、法律和社会效能。以在此意义上,建立和完善违宪审查制度就成为国家宪政建设中至关重要的组成部分。

一、我国违宪审查的制度现状 (一)历史回眸 1、五四宪法规定的违宪审查制度 1954年宪法中有这样的规定:全国人大有权“监督宪法的实施”;全国人大常委会有权“解释法律”、“撤销国务院制定的同宪法、法律和法令相抵触的决议和命令”。此处“解释法律”的主体为全国人大常委会,作为我国最高立法机关的常务执行机构,他行使的是全国人大的职能。由立法机关制定,立法机关解释,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行使立法解释权对宪法的实施起到了一定的监督作用。作为一个完整的违宪审查制度,要有最高立法机关的立法解释和最高司法机关的司法解释两个权力的结合,法院不能在裁定一个法律违反宪法的时候对宪法没有解释权。五四宪法就忽略了这一方面,把两个权力分离了,因此,从普遍意义上,我们认为五四宪法确立了以立法解释为表现形式的违宪审查制度,真正有效的违宪审查制度还没有建立起来。 2、七八宪法规定的违宪审查制度 1978年宪法规定:全国人大有权“监督宪法和法律的实施”;全国人大常 委会有权“解释宪法和法律,制定法令”“改变或撤销省、

全球三种违宪审查模式比较

全球三种违宪审查模式比较 https://www.doczj.com/doc/8916816808.html, 2004年06月29日15:55 国际先驱导报 国际先驱导报特约撰稿罗锋报道违宪审查是国家权力过程中的一种基本纠错机制。如同其它任何一种纠错机制一样,是宪法正常运行的必要保障。因此,违宪审查并不神秘。从各国违宪审查制度的发展与运行中不难发现,目前世界各国违宪审查制度主要有三种模式: 第一种模式是以司法机关即法院行使宪法监督权的模式,典型代表是美国。任何普通法院都可以通过受理公民的诉讼来行使违宪审查权。在这种模式下,由于司法是三权分立中的独立一部分,因此具有独立审查立法的权力。而这种模式中的许多案例,是与判例法制度相适应的。启动违宪审查程序的主动权始终掌握在公民手中。他们可以通过个案向任何普通法院提起诉讼,搁置违宪的立法;也可以在议会走廊说服议员修改宪法,推翻违宪的判决结果。最近的几个案例包括2004年1月26日,美国联邦地区法官奥黛丽·科林斯判处布什总统的“爱国者法案”有部分内容违反美国宪法的第一和第五修正案。 据介绍,美国最早的违宪审查发生在1796年“希尔顿控诉合众国”一案中,当时的美国法官佩特森和威尔逊,就行使了判决国会一项法案违宪的权利。到了美国第四任首席大法官约翰·马歇尔(1801~1835任职)任期内的1803年,最高法院第一次明确宣布它有权对国会通过的法律进行司法审查,并第一次判决一条联邦法律违宪。从此这种基于普通法院的违宪审查机制就确立下来了。但是这种模式的问题在于司法活动本身也难保证是绝对客观中立的过程,法官的主观性往往干扰了他准确体现立宪意图。 第二种模式是立法机关行使违宪审查权,如英国。违宪审查在英国的历史比美国还要长,尽管英国是世界上三个没有成文宪法的国家之一,但是早在君主立宪制度确立之初,《权利请愿书》与《权利法案》就明确表示,法律由普通法院与衡平法院独立适用。英国的宪法性法律《王位继承法》明确规定,英国法律是英国人民与生俱来的权利,君主及其大臣必须批准与确认。

(完整word版)从孙志刚案看中国的违宪审查制度

从孙志刚案看中国的违宪审查制度 很久以前就已经对“孙志刚事件”略有所闻,今天特地上网查看了“孙志刚事件”的详细始末,读后让我感觉触目惊心。不知是自身为法律人的关系还是自身性格比较容不下不公之事,面对孙志刚一案,顿时对中国的法制多少感到了无奈和愤慨。 孙志刚在收容中被打死不是一个偶然事件,孙志刚事件被报道出来才是一个偶然事件。《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在人们讨论中已经成为一个典型的恶法:反市场、反城市化、对农民的歧视、对弱势群体的剥夺、对公民自由权的侵犯、滥用暴力和疯狂敛财、权力的异化。 作为共识,学者普遍认为《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的基本内容和目的不仅违反了宪法和法律,而且与法治的基本原则和法律的基本精神相违背。类似的法规,应该通过建立违宪审查机制和规范性法律文件合法性的审查机制彻底杜绝。收容遣送制度的废止如能按宪法、法律提供的制度化管道,对有关行政法规作出是否合宪合法的裁判后再予废止,当更有制度意义。 从孙志刚案中可以看出两大法制漏洞:一是法律、法规和行政行为的合宪性缺乏专门的机构进行审查,也没有设定宪法争讼裁决程序,即违宪审查制度不健全;二是对限制人身自由、财产权利的行政强制措施缺乏必要的司法审查程序,即人权的司法保障制度不健全。学者们认为,只有从宪法的高度去审视孙志刚案,才是一种理性的和建设性的态度,也才能对我国人权保障和违宪审查制度的建构与完善产生实际意义。 从孙志刚案可以看出,我国目前的违宪审查制度存在着诸多缺陷: 一、违宪审查的主体模糊不清,违宪审查机构至今未能实际建立起来 针对现行的审查体系我们发现,违宪审查的主体模糊不清是主要原因。现行宪法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修改宪法,监督宪法实施,有权改变或者撤销全国人大常委会不适当的决定;全国人大常委会解释宪法,监督宪法实施,有权改变或者撤销国务院及省、自治区、直辖市国家权力机关制定的违宪及违法的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及其他规范性文件。从宪法的这些规定来看,我国违宪审查的主体应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但是,宪法中的一些对于国务院权限的规定又似乎我国的违宪审查权并不专属最高权力机关,国务院、地方权力机关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都享有一定的违宪审查权。 其实,无论是国务院还是地方权力机关、地方行政机关都没有宪法解释权,我国的宪法解释权是归属全国人大常委会,所以只有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才是违宪审查的主体。宪法解释权是违宪审查权的前提,没有宪法解释权就无法审查规范性文件是否与宪法相抵触,因而,这些规定不仅使我国的违宪审查权的归属变得模糊,而且在实践中无法操作,从而形成了违宪审查“谁都可以管理,但实际上谁都不管”的局面。不仅如此,就是当然享有宪法监督权的最高权力机关至今亦未实际建立起违宪审查的机构,这其中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那就是作为一切法律的制定主体全国人大就是违宪审查的主体,进一步而言,就是自己对自己制定的东西进行审查,自己监督自己,这很难回避逻辑的悖论。 二、宪法缺少可适用性,违宪审查失去了根基 从宪法监督的历史看,违宪审查制度的建立必须具备两个基本的条件:一是宪法的最高性,即宪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其他的一切规范性文件和行为都不得与宪法相抵触,二是宪法的可适用性,即宪法能够直接用于审理和解决具体

违宪审查制度的比较及对我国的启示

违宪审查制度的比较及对我国的启示 摘要:在宪法的实施与保障中,违宪审查是一个重要方面,也就是宪法监督。违宪审查制度是指由有关国家机构对法律、法规、规章以及其他行政行为等进行审查以就其是否违宪作出裁决的法律制度。违宪审查制度作为维护宪法尊严、保证宪法实施的一项重要的宪法制度,而我国的宪法监督仍停留在宪法的规定中,离制度化还有相当的距离,所谓的违宪审查远未进入实际的运作阶段,我国宪法监督制度及违宪审查制度的建立任重而道远。 关键词:违宪审查;宪法监督;宪法法院;宪法委员会 宪法在一个民主宪政的国家应当被置于最高的法律地位,对宪法的效力可以做到保障的,不仅在于立法机关制定法律法规时,严格遵守宪法之外,更应该对法律实施中出现的法律法规以及行政行为违宪的情况作出及时有效的处理。违宪审查制度的完善,往往标志了一个国家宪法的权威性和至上性。现代法治国家纷纷建立了适合本国国情的违宪审查机制,中国也在适应发展和迎合中寻求自己的违宪审查机制。从1954年第一部宪法出台至今,中国的违宪审查机制有着循序渐进的发展趋势。本文主要从违宪审查的历史、现状及其弊端的分析中,结合世界现行的违宪审查机制,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违宪审查之路。然而,我国立法法中虽对违宪审查做有规定,但极不完善,违宪审查的效力仅及于事先审查,事后审查几乎空白,并且各种违宪事件屡屡发生,却没有有效的措施进行制裁。 从目前西方国家的违宪审查机制来看,主要有普通法院审查制、特设机构审查制、议会审查制三种模式,每种违宪审查模式的审查主体不同,审查范围、审查方式及审查结果等均有所不同。 目前,世界各国的违宪审查制度主要有四种模式: 第一种模式是立法机关行使违宪审查权.如英国。尽管英国是世界上三个没有成文宪法的国家之一,但早在君主立宪制度确立之初,《权利请愿书》与《权利法案》就明确法律由普通院与衡平法院独立适用。英国的宪法性法律《王位继承法》明确规定,英国法律是英国人民与生俱来的权利,君主及其大臣必须批准与确认。英国实行“议会至上”的宪政体制,内阁和法院由议会产生并对其负责。议会可以制定、修改和废止任何法律,包括各种宪法性文件。任何一部法律如果违宪,议会都有权修正或废止。这种监督模式的最大优点在于它的权威性和有效性,从而保证了立法机关制定的法律得以有效地贯彻和执行。但是,问题在于立法机关自己审查自己,有的时候就失去了审查的真正意义。因此,西方国家效仿的极少。 第二种模式是由司法机关即普通法院行使违宪审查权。典型代表是美国。任何普通法院都可以通过受理公民的诉讼来行使违宪审查权。这种模式建立在“三权分立”的政治基础上。由于司法是三权分立中的独立一部分,因此,具有独立审查立法的权力。这种模式中的许多案例是与判例法制度相适应的。启动违宪审查程序的主动权始终掌握在公民手中。他们可以通过个案向任何普通法院提起诉讼,搁置违宪的立法:也可以在议会走廊说服议员修改宪法,推翻违宪的判决结果。现在,全世界有60多个国家效仿美国模式。 第三种模式是由专门的政治性组织即宪法委员会行使违宪审查权。法国是实行这种模式的典型。法国是实行这种模式的典型。根据法国现行宪法,宪法委员会成员有9人,任期9年,每3年更新1/3。成员中由总统任命3名,由议会两院各任命3名。此外还规定,各前任总统是宪法委员会的终身成员。宪法委员会负责违宪审查的优点在于可以对法律进行事前审查,一经宣布违宪即被废止,保证了法律的同一性。既避免了立法机关自己审查自己的尴尬,

违宪审查制度

我国违宪审查制度的问题与前景 摘要:违宪审查制度对促进宪法的实施,建立保证宪法地位和权威、保证统一宪法秩序的具有重要意义.同时也是依法治国得以实施的重要条件,从而更好地保护公民的基本权利不受其他法规的规定而任意予以剥夺。然而我国违宪的现象广泛存在,究其原因是我国违宪审查制度存在缺陷,有待于进一步的完善。 关键词:宪法;违宪;公民基本权利 一、违宪现象 宪法是规定国家根本制度和根本任务,集中各种政治力量对比关系。保障公民权利的国家根本法。①宪法是每个国家最为重要的法律。其地位在整个法律系统中处于最高的地位,但是由于立法者所代表的利益的不同,不同的立法主体不可避免地制定一些违反宪法的规范性法律文件。在我困的立法实践中,大量存在违法宪法的现象。诸如国务院公布的《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孙志刚事件等。我困的立法体制是中央统一领导和一定程度分权的,多级并存,多类结合的立法权限划分体制。②在这样一个立法体制中,出现违反宪法的现象必然是不可避免。 二、违宪审查制度的缺陷 在立法过程中由于立法者的主观因素和认识上的不足,出现违反宪法的法律规范性文件是不可避免的,但是这些违反宪法的法律规范性文件却能生效并得以实施。究其原因是违宪审查制度存在缺陷。违宪审查制度是指由特定的因家机关依据特定的程序和方式对宪法行为是否符合宪法进行审查并做出处理的制度。③我们应该深刻省度下我国所规定的违宪审查制度是否真的是完美无暇,切合实际的。诚然不是,事实已经说明了一切。我国的违宪现象是极为普遍的。我国数十年来从未启动过违宪审查制度,并不能说明其制度是完美的,即使是完美的也是一种太为理想的完美而不切实际。 我国违宪审查制度存在着以下几个方面的缺陷: 第一,违宪审查主体设置的不科学。根据我国宪法的规定,违宪审查的主体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违宪审查的权利由人大及其常务委员会行

违宪审查(二)

违宪审查(二) (记录人:何蕾)11月29日 本次课我们讨论的主题是 第一,从理论上讨论违宪审查的具体方法。 第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的框架下如何来实现当下的违宪审查。 本次讨论,焦老师依照“民意”,在讨论程序上做了改革,将前几次12小组派代表发言改为6个小组代表发言,目的是为了让同学们对违宪审查所涉及的问题有充分的发言机会和充足的讨论时间。 一、一班第一组(代表:乐彬)发言: 观点:如何用最小的成本在中国建立违宪审查制度,最好的方式就是在中国现有的体制框架内建构。将违宪审查行为分为具体违宪审查行为和抽象违宪审查行为。将抽象违宪审查行为赋予全国人大常委会行使,而将具体违宪审查行为赋予人民法院。 理由:依据我国现行宪法第67条的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有权解释宪法和法律。但人大常委会既是立法机关又是解释法律的机关,这种权力配置违反“任何人不得做自己案件的法官”的古老法治原则。所以倾向于由法院行使违宪审查权。由于我国固有的议会至上的体制,我们只能在现有的体制框架内来建构这种制度,所以将违宪审查行为分为具体违宪审查行为和抽象违宪审查行为。将抽象违宪审查行为赋予全国人大常委会行使,而将具体违宪审查行为赋予人民法院。这样既保留了人大常委会的审查权,又赋予法院审查的权利,当然所建构的制度还需要在实践中不断的完善和磨合,还有许多相关的问题需要在这种制度中解决,这只是在现有体制框架内的设想。 焦老师针对该同学的发言提出的问题: 将违宪审查行为分为具体违宪审查行为和抽象违宪审查行为。何为具体?何为抽象?如何区分? 二、二班第一组(代表:杨萍)发言: 观点:目前把任何一种违宪审查制度引入我国都是不理性,不经济的。违宪审查制度应随着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加深而逐步建立,我们应当全面启动《立法法》,并对此进行进一步完善的基础上构建一种符合我国国情的过渡性的法律、法规审查制度。而违宪审查制度能否真正建立则有赖于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进程。 理由:第一,目前在我国建立以西方理论为基础的违宪审查制度是不理性的。违宪审查模式的选择与一个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传统息息相关。因此我们建构该制度必须从我们的“本土资源”出发。我国现行的政治体制是以全国人大在国家机构中的最高地位为前提,一切国家机关由其产生,对它负责。在这样一种政治制度下,无论是建立宪法委员会还是宪法法院作为违宪审查的机构,或者是将此重任交给普通法院,都会使这些机构缺乏应有的独立性和权威性,从而使违宪审查处于一种尴尬的境地。而改变这一局面的唯一途径就是,我们具有理性人的成本意识。在当前的体制下将这种改革的成本和收益相比较,明显看出这是不经济的,因此我们就必须选择一个渐进的并且对社会最优的决策。《立法法》的出台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契机。 第二,全面启动《立法法》,并对此进行进一步完善的基础上构建一种符合我国国情的过渡性的法律、法规审查制度。《立法法》第90条规定了对法规和规章进行审查的主体。而该法第91条和第92条也提供了这种审查的具体程序,由此可见《立法法》的规定有很强的可操作性,同时这种审查方式是符合我国政治体制的。 第三,未来中国违宪审查制度的构建有赖于我国民主政治的发展以及其他方面的因素,

违宪审查制度

违宪审查制度 第一节违宪审查制度概述 一、概念和特征 (一)概念:享有违宪审查权的国家机关通过法定程序,以特定方式审查和裁决某项立法或某种行为是否合宪的制度。 (二)特征:(1)违宪审查主体是享有违宪审查权的国家机关。 (2)违宪审查有特定的范围。 (3)违宪审查程序具有多样性。 (4)违宪审查方式有别于一般司法案件的审判。 二、违宪审查VS宪法监督 第二节违宪审查的主要模式 一、司法机关审查模式 (一)概念:普通法院在审理具体案件中,对该案件所适用的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合宪性进行审查、裁决的一种违宪审查模式。 (二)评价 (1)优点:①使一国的违宪审查具有经常性、有效性和可操作性 ②有利于平衡国家权力、协调各种利益关系、稳定国家政权结构、维护宪法的最高权威和一国法制的统一等 (2)缺点:①只是针对具体个案的审查,不能撤销违宪的法律及法律性文件 ②对有关法律违宪性裁决的效力具有不确定性和有限性。 二、立法机关审查模式 (一)概念:宪法或宪法惯例所规定的有立法机关负责审查、裁决违宪的一种违宪审查模式。(二)评价 (1)优点:立法审查具有权威性和权力行使的同一性以及监督的直接性和快捷性 (2)缺点:时效性、经常性和公正性不够理想 三、专门机关审查模式 (一)概念:由宪法所规定的专门机关对法律、法规、行政规章等的合宪性进行审查、裁决的一种违宪审查模式。 ①特设机关审查模式:由根据宪法规定设立的专门行使违宪审查权的法院负责违宪审查的一种模式。 优点:程序灵活和审查方式多样,审查具有终极性效力。 缺点:案件堆积如山,精力和人手不够。 ②专门政治机关:专门政治机关的职权主要是政治性职权。 四、复合审查模式 (一)概念:一国的违宪审查权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国家机关共同行使,并根据法律规定或国家认可的权限、程序和方式对违宪案件进行合宪性审查和裁决的一种模式。 (二)评价 (1)优点:审查主体的双重性或多重性,且各审查主体相互分工,密切配合,使违宪案件得到有效审查。

制度流程存在的八个问题

制约企业制度流程执行的 八大问题点 为什么外企能把企业管理流程制度贯彻执行下去,为什么中国企业在这方面总是不尽人意,我们从中国实情出发结合多年在企业中从事制度流程管理的经验,整理汇总出以下导致制度流程执行效果不佳的八大问题点: 1、人员流动频繁,工作标准、制度流程交接培训往往做不到位,接替人员上岗后很难在短时期内把工作做到位,因此造成一个员工离岗,相对应这块岗位的制度流程便执行不起来,甚至整个部门工作瘫痪的局面。这已经成为现今影响制度流程执行的最大一块绊脚石。 2、流程责任人界定模糊,经常发生流程中各部门衔接困难,甚至流程运行受阻中断,没有人承担负责,也找不到具体的责任人。一份流程往往涉及多个部门,其中某个部门由于某些因素某个步骤未执行,其他涉及部门虽然知道,但基本不会去反映上报,只是为了工作而工作,为了履行职责而履行职责,明哲保身,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常常导致该份制度流程逐渐流于形式。 3、制度流程培训流于形式,培训不到位,流程涉及部门责任人往往不清楚自己该做什么,怎么做,导致制度流程无法很好执行。 4、管理者没有流程管理和流程控制意识,往往喜欢依靠个人的行政指令随意更改流程,导致流程管理员及流程归口管理部门常常不知所措、无法监控。同时依靠行政指令实施,没有流程控制,企业经营活动衔接不紧,效率不高,覆盖面不广,执行力不高。 5、人情因素导致制度流程未能严格执行。中国是个重人情的国家,在制度流程执行中往往会受人情因素所影响,导致未能严格按制度流程执行、奖罚,大部分考核只是意思意思下或不考核。这会造成奖罚不公,激励惩罚措施都失去了原来的作用,逐渐使制度流程的严肃性及公正性降低,久而久之就导致制度流程执行力也会减弱。 6、制度流程制订时脱离实际,未经过执行部门参与讨论,这导致制度流程的制定与企业的实际工作相距太远,可执行性差;再者由于执行部门没有参与流

我国违宪审查体制的现状

我国违宪审查体制的现状: 1.我国违宪审查的目标: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维护社会主义法治的统一和尊严。 2.我国违宪审查的对象:一切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和个人、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 3.我国违宪审查的主体: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 另外,现行宪法规定了协助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进行违宪审查的机构。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组织关于特定问题的调查委员会,通过批准规范性法律文件进行违宪审查,通过对提交备案的规范性法律文件进行违宪审查。 以下是关于对属于我国法的范畴的规范性法律文件的违宪审查的详细的规定: ①违宪审查的对象: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单 行条例、经济特区法规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 院的司法解释。 ②启动主体:国务院、中央军事委员会、最高人民法院、最 高人民检察院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大常委,认为 上述规范性法律文件同宪法或者法律相抵触可以向全国 人大常委会书面提出进行审查的要求,由全国人大常委会 办公厅有关部门接收登记后,报秘书长批转有关的专门委 员会同法制工作委员会进行审查、提出意见。这些主体以

外的其他国家机关和社会团体、企业事业组织以及公民, 认为上述规范性法律文件同宪法或者法律相抵触的,可以 向全国人大常委会书面提出进行审查的建议,由全国人大 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负责接收、登记,进行研究;必要 时,报秘书长批准后,送有关的专门委员会进行审查、提 出意见。专门委员会认为备案的法规同宪法或者法律相抵 触的,主动进行审查,会同法制工作委员会提出书面审查 意见;法制工作委员会认为备案的法规同宪法或法律相抵 触,需要主动进行审查的,可以书面提出建议,报秘书长 同意后,送有关专门委员会进行审查。 ③审查程序:全国人大专门委员会在审查中认为,行政法规、 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同宪法或法律相抵触 的,可以向制定机关提出书面审查意见;也可以由法律委 员会和有关的专门委员会召开联合会议,要求制定机关到 会说明情况,再向制定机关提出书面审查意见。制定机关 应当在两个月内研究提出是否修改的意见,并向全国人大 法律委员会和有关的专门委员会反馈。全国人大法律委员 会和有关的专门委员会经审查,认为行政法规、地方性法 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同宪法或法律相抵触而制定机关 不予修改的,可以向委员长会议提出书面审查意见和予以 撤销的议案,有委员长会议决定是否提请常委会会议审议 决定。

关于司法公正的几个问题

关于司法公正的几个问题司法公正在我国当下的法治话语体系中似乎享受着特别的恩宠,论及它的文章可谓纷至沓来,数不胜数。但由于话语本身的前见作用,我们关于司法公正的涵义的认知,却嵌上了浓重的中国法制语境色彩。我们过去对司法公正的判断主要以社情民意为基准,集中表现为民众关于冤案昭雪、正义伸张、权利实现、利益保障等实体诉求,正所谓“法者,平之如水也。”但公正在西方的法治语境中主要是一种精英话语。在他们看来法律不仅是一种意识,更是一种科学,非由经过专门和长期系统训练的“法律人”来感知和判断,即不能达成关于法律现象的正确认识和处理方法。而且因为司法公正往往与个案的处理有密切勾连,案件的客观真实状况裁判者并不能亲闻亲睹,只能依据诉讼各方所提供的证据来推知案件的真实,因此司法公正除了与自然正义相关外,更应该体现为关于“推知”的游戏规则的公正,换言之,司法公正就是程序公正。其具体内容应该包括以下几个层面:第一,程序应当是公平的,它要求案件的裁判者应该严守中立的立场。用美国学者戈尔丁的话来说,裁判中立要求:任何人不能做自己案件的法官;裁判者不能与裁判的结果有利益瓜葛;冲突的裁判者不应当对当事人一方有好恶偏见。这个立论是建立在对人性本身的判断和推理的基础之上的。正如中国的一句名言所云:一个人做一件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我们的日常经验告诉我们,人性是靠不住的,因此任何制度建构的意旨都在于限制和减少因人性的不可靠所带来的危险。第二,由于程序是以当事人为中心而安排的,因此程序的公正应保证当事人在程序面前是平等的。具体言之,它意味着当事人在诉讼中的地位平等;当事人双方有平等和对等的诉讼权利和义务;要公平分配当事人的举证责任;裁判者要平等对待诉讼各方。第三,程序的公正还要体现程序的“参与性”。它要求:当事人没有主张的事实不能作为判决的依据;裁判者应将当事人之间无争议的事实作为判决的事实根据;法院裁决应论及诉讼双方所提出的论据和证据等等。程序公正是结果公正的保证,没有程序公正是很难保证裁判者能够做到正确平衡各种利益主张,同等情况同等对待;程序公正是实质公正的外化,尤其在以合议庭的多数决定来裁决诉讼各方的利益时,没有程序的公正就很难使当事人心服口服,其裁决的执行成本也会极其高昂。因此,为了促成司法公正的实现,程序制度的建设是极其重要的一个环节,程序权利也是公民基本人权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应该建立和健全以宪法为核心,以各种程序法律为保证的制度体系。司法的根本功能在于依据法律来判断是非,解决纠纷,因此,法律是司法活动的根本前提,尤其在中国这样一个不承认判例法而以制定法为主要表现形式的国家,司法公正首先必须要求立法是公正的。借用英国著名思想家培根的话说,如果司法不公正是污染了河流的话,那么立法不公正却是污染了河流的源头。由于种种原因,我国建国后所颁布的四部宪法中只有“五四”宪法和“八二”宪法规定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但同样是这条原则在中西法制体系中却有着不同的语境。西方宪法所规定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既包括司法上的平等,即“法律对于所有人,无论是实行保护或处罚都是一样的。”(法国人权宣言第六条)又包含着立法上的平等,即“在法律面前,所有的公民都是平等的,故他们都能平等地按其能力担任一切官职、公共职位和职务,除德行和才能的差别外不得有其他差别。”(人权宣言第六条第二款)而在我国过去的通说认为: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只是指国家司法机关和执行机关在适用法律和执行法律时,相同案件应当相同对待,不同案件应当不同对待;基于马克思主义关于法律有阶级性的观点,法律只能体现统治阶级的意志,不能体现被统治阶级的意志,因此法律面前一律平等不能包含立法上的平等。具体表现在法律制度的安排上就有政治上人民和公民的划分,经济上公有制与私有制的差别,甚至在人民内部也还有工人、农民、城市和农村的二元严重对立和分割法律规定等。从司法平等到立法平等是人类文明进步的一个重要成果,也是宪法平等权成为人权保障内容的重要标志,同时它更是司法公正的必然要求,“因为平等权的产生源于人人都享有因其本质所决定的权利,并且这些权利应当是等同的。立法者不能制定损害人与人之间平等的法律,因为这样的法律必然有损于某些人的自然权利。”(台湾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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