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徽商兴衰谈传统商务文化的继承与扬弃
“欲识金银气，多从黄白游。一生痴绝处，无梦到徽州。”尽管汤显祖无缘于徽州，但古徽州的确是一个流金泛银、令人向往的富庶之地。徽州之兴兴于商业，徽商称雄明清商界300余年，演绎了说不尽的财富故事。徽商之兴兴于文化，亦贾亦儒的商务文化，提升了徽商的人文素质，使徽商走上崛起之路。这一文化特质主要体现在：
——艰苦创业，自强不息。“前世不修，生在徽州，十三四岁，往外一丢。”由于徽州地处山区，耕地较少，徽州人迫于生计不得不自小背井离乡，出外经商，而中国原本又是一个重农抑商的社会。在这样的自然环境和社会背景下，徽商靠忍饥耐渴、负重前行的骆驼精神，“无远弗届”、“走死地如骛”乃至“数年不归”，把足迹踏遍了全国，以至成就了“无徽不成镇”的美誉。
——尊儒重学，富于实践。徽商善经营缘自于好读书，“十户之村，无废诵读”、“昼筹盐策，夜究简编”、“挟束书，而弄舟”、“一日五中书”……此类典故，不胜枚举。以儒促贾，以贾达儒，亦儒亦贾，使徽商成为一个文化修养水平较高的社会阶层，现存于西递古民居的一副著名对联“读书好，营商好，效好便好；创业难，守成难，知难不难”便见证了这一点。不仅如此，徽商还注重在实践中总结经验，刊印《商贾便览》、《士商规略》、《水陆路程》、《宝货辨疑》、《典业须知》等商业书籍，指导新的商业实践活动。深厚的文化底蕴，较高的个人素养，加上丰富的实践经验，使徽商厚积薄发，搏击商海，自然游刃有余。
——以义取利，诚信无欺。讲道义、重诚信是徽商的核心文化与价值所在，也是徽商所恪守的职业道德和创基立业的根本。这在徽商经营活动中，体现为：注重商品质量，坚决不让伪劣商品经自己的营销渠道流入市场；讲求商业信誉，“少时不欺客，畅时不抬价”，货真价实，一诺千金；坚持“薄利生财，甘为廉贾”，“以义为利，利缘义取”；信奉“世事每逢谦处好、便宜多自吃亏来”、“忍半时风平浪静、退一步海阔天空”。因此，徽商的外部关系融洽，市场形象较佳，社会影响深远。
——造福桑梓，反哺社会。徽商遵循儒家“仁者爱人”的理念，致富后不忘回报故乡，回馈社会。在家乡，除捐置族产、架桥铺路、赈灾济困、扶贫助弱外，尤重于文化建设，为家乡培养了大量人才，丰富了当地的人文底蕴，使徽州产生出新安画派、徽派篆刻、徽派版画等众多的艺术流派。在经营地，除建屋置地、设店经商而外，“治坏道”、“葺废桥”、“治街肆”、“修马头”，办教育、建书院、印图书、兴诗社，热心于社会公益事业，促进了所在地的经济文化繁荣，提升了自身的社会地位。如今的徽扬文化遗存，既见证了徽商的发展历程，也见证了徽商反哺社会的爱心善举。
既然徽商基于独具特色的商务文化得以发展壮大且一度称雄，为什么在清代中后期却日渐式微，最终走向衰落呢？这除了封建社会的时代大背景以及乾隆末年仪征盐船大火、道光年间盐务制度改革、太平天国战乱、鸦片战争后外来资本冲击等一系列的外在原因外，其实，徽商的衰落也有其自身内在文化上的原因。
第一，仕儒本位，用心不专。受儒学理念和“重本轻末”思想的影响，许多徽商尽管商业上取得成就，但在骨子里仍然按照“仕、农、工、商”的价值体系对自己进行社会定位，“末位”心结始终
难以释怀。因此，其终极目标并不是以在商界做大做强为己任，而是期望“以贾达儒”、“耕读传家”，或“由贾入仕”、“光宗耀祖”。因而将大量的商业利润，耗费于建宗祠、立牌坊、筑宅邸、修族谱等宗族事业，以获得社会尊重，体现自我价值。如若不能达儒入仕，则靡费奢华，炫富比阔，以此来弥补自贱自轻的心理缺憾。这一凸显农耕文化特征的狭隘价值观，从意识形态上消蚀了徽商的商业进取心，抑制了徽商向更高的层次发展。
第二，家族经营，机制缺陷。徽商具有浓重的宗族观念，商业经营多以血亲关系自成单位，按乡族关系结而为帮。这在初始竞争阶段纵然有其合力攘外的群体优势，但家族经营有其天然的缺陷：一是组织体系封闭，有悖于开放、竞争、择优的市场法则，不利于产生优秀的经营人才和先进的管理方式。二是不利于资源的优化配置，大量的商业利润流向家族家乡的基本建设与集团消费；先辈创家业，后代分家业，商业资本化整为零，不能有效整合，集中调度。
第三，依官傍势，人格分裂。徽商善于以重资捐输结纳，攀附官府，贿买官员，编织人情网络，甚至通过曲意逢迎，把影响力的触角伸向国家权力中枢，以在政治上获得官品顶戴，经济上攫取垄断利润。这种依附官府、官商合一的畸形身份，使徽商既不能以独立的人格立于官场，也不能以独立的主体立于市场，不利于作为职业商人对于核心竞争力的专注与追求。同时，也使商业经营承载了过多的政治风险，一旦官场生变或政权更迭，保护伞没了，靠山倒了，商业经营便陷于灭顶之灾。
第四，因循守旧，不应时势。徽商靠双脚走出皖南深山，继而又在远距离商品贩运中把足迹踏遍于全国，促进了商品流通。但自“鸦片战争”后，国门洞开，西学东渐，外来资本渗入，买办业、金融业、轮船业、棉纱丝绸业等新型实业相继诞生，原有的生产关系、生产方式、贸易范围、运输方式以及商业经营的模式手段等等，都在急剧变化之中。而此时徽商没有抓住机遇，应势而变，革故鼎新，仍然以传统方式经营着传统产业、传统商品，未能实现由传统商人向新型实业家的转变。尽管胡雪岩等曾为晚清徽商平添了一抹余辉，但这也仅仅是回光返照，难以改变徽商最终被历史淘汰的命运。
徽商带着曾经的辉煌远去了，给我们留下一个个身著长袍马褂、脑后荡着辫子的鲜活背影和无数的商业传奇。徽商的谢幕尽管有其根本的社会历史原因，但循着徽商兴衰的轨迹，我们也看到了商务文化对于实体经济的影响与作用，从这一点上讲，徽商是兴也文化，衰也文化。
今天，当新一代商人经历了改革开发的繁荣过后，普遍感受到了市场竞争的压力，开始从文化层面探求商务经营的理念与真谛，其中不少人把目光投向了过去，欲从传统商务文化中寻觅商道真经，有的甚而崇尚胡雪岩、师法乔致庸。这就有一个如何对待传统商务文化的问题。通过以上对徽商兴衰的剖析与思考，我们应该认识到，传统商务文化是过去时代的产物，它对于今天的我们来说是一柄双刃剑，我们应有所继承，有所扬弃，而不能良莠不辨，全盘承袭。我们应继承传统商务文化中对于今天仍具有普适性意义的诚信理念、道德准则和社会责任感；应扬弃其陈旧、落后、狭隘的价值观以及依官傍权、贿赂结纳、骄奢淫逸等封建糟粕。同时，顺应经济全球化、竞争国际化的新形势，融合先进外来文化，将公平、契约、法制、科学精神贯穿于商务活动当中，以着力构建和谐共赢、通行于世界的现代商务文化。唯此，方能基业常青。（徐曼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