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略思维与科学决策
——变动中的“三个世界”与中国的战略选择
李际均中将
胡锦涛主席强调要研究战略思维。科学发展观的本质是科学思维。战争的胜负和国家兴衰都在相当程度上取决于战略思维和科学决策的正确与否。恩格斯说过，“一个民族想要站在科学的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军事战略思维是思维科学的一个重要分支，是军事艺术的最高殿堂。其本质是从战争指导的角度，研究军事运动的客观过程，发掘其必然性、因果性和规律性的东西。如果不把军事战略思维弄清楚，那末军事艺术就难以被全部理解和应用，科学决策也就无从谈起。
19世纪著名哲学家康德的墓志铭上写道：“重要的不是给予思想，而是给予思维。”没有科学的战略思维，就会把现象看做本质；把特定历史条件发生的事件误认为历史的必然；把策略当成政策；把战略手段当成战略目的；把局部暂时利益当成整体长远利益；在具体操作时忽略国家利益的原则，在进行逻辑推导时不注意大前提的真实程度。我们总结历史上的重大成败得失的经验教训，最终都归结到战略思维的正确与否。掌握科学的战略思维方法，不仅能在复杂纷纭的国际矛盾中，抓住决定事物本质的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而且有利于作跨越式的战略判断与战略预置。毛泽东的军事思想是科学的战略思维，表现出战略上的大智大勇大气派，因而每每能够在重大历史关头把挑战变为机遇，把危机变为转机。
一、用“三个世界”的方法论认识当代战争根源和世界战略形势
当今世界是变动中的“三个世界”。战略思维关注的主要问题，是战争与和平问题；国家利益与安全问题；战略方向与战略重点问题；战略方针与战争准备问题。从近现代史和当代世界局势看世界主要矛盾，有三个根本性问题需要解决。一是现在是否已经走出帝国主义就是战争的时代，进入西方建构主义所描绘的国家主权已经弱化，不需要国防的“非安全化”时代？按照中国学者对建构主义的诠释，就是“主权是相对的概念，人类有可能在将来找到比主权国家更加宽容的多元的政治共同体方式”，因而不应当试图扩展安全外延，而应朝着“非安全化”方向努力，目标是“逐步缩小安全的范围，最终将政治非军事化”。这种很有影响的哥本哈根学派所提出的理论，是建立在国际间相互不存在威胁的主观认知的基础上，而不管客观上是否存在威胁。它从文化观念和认同角度对世界秩序提出理想化的设计，至多是对霸权主义笼罩的世界发出的福音式的呼唤，而对美国的“单边主义”、“对外政策军事化”和“先发制人”的战略没有一点约束力。二是当代战争根源是什么？是恐怖主义还是霸权主义，谁是战争的原罪？一些文章说，恐怖主义是当代战争的根源，那是附庸美国的说法。由于布什的单边主义与联合国集体安全机制是相悖的，所以联合国秘书长安南指出，“当今世界的危险不仅源于恐怖主义，而且源于反恐战争的方式”。三是世界格局的划分及其发展趋势是怎样的？当代世界既不是多极化，也不是美国一统天下。
观察与认识当今世界政治与战争根源的基本认识论与方法论，我认为仍然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帝国主义就是战争”和毛泽东关于“三个世界”的理论来解读当代世界的矛盾斗争。“三个世界”的理论是毛泽东国际战略思维的重要政治遗产，用以分析和处理当代世界的矛盾斗争仍然适用，当然要根据当前形势加以调整。不要认为这个提法有点陈旧，陈旧的问题没解决就还是新问题，起码是现实问题。不解决这个问题就无法在根本政策上明确联合谁、打击谁、中立谁；分清敌友，或非敌非友、亦敌亦友的问题。在策略上也不能更好地利用矛盾，牵制主要对手，积蓄力量，发展自己，使国家利益最大化。
是否可以这样概括，当代的“第一世界”，是以美国为首，包括英国、日本、以色列等国组成的事实
上的“霸权轴心”，是当代扩张主义的“神圣同盟”。其特点是保守主义极右化，实行先发制人的战略，凭借强大的经济和军事实力，推行干涉主义，主张文明冲突，以反恐战争划线。我们坚决反对恐怖主义，它是对霸权主义政策的变态回应，是让无辜民众替霸权主义政策付出代价。霸权主义是当代战争的主要根源，报复主义的反恐战争是造成今日世界乱局的重要原因。动辄威胁要把别国炸回到石器时代，随便定义阿拉伯国家是“伊斯兰法西斯主义”。这类伤害13亿穆斯林世界的话语出自一个大国总统之口是极不严肃的。用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来回击个别的恐怖事件是不得要领的。而且不经联合国授权，虚构一个理由，就任意侵犯一个主权国家；不经审判，没有期限，在世界各地拘捕、关押、虐待所谓敌对分子达14000多人。特别是在战争中大量杀害平民百姓，据国外报道，伊拉克战乱三年，已有300多万人沦为难民，有65万（一说42.6万到79.4万之间）伊拉克人死于战乱。可以说，美国和以色列在伊拉克和巴勒斯坦、黎巴嫩所进行的侵略战争，是非理性战略思维的产物，是国家级的恐怖主义，是用最现代化的武器打一场原始的“血亲复仇”式的战争，是一场让无辜民众承受牺牲和苦难的“人质战争”。你炸死我一个人，我就杀死你一群人。打死一个赢一场，挨颗炸弹又输一场。以暴易暴、没完没了。武器进步了，道德退化了。美国提出的每一个新战略都包含着新战争。它所谓建立的世界“新秩序”，结果成为世界无秩序；它许诺的空幻的“民主”天堂，结果制造的是真实的人间地狱。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并不亏本：石油产地、通道、期货它都到手了，进军中亚抵进俄、中后院，形成东西合围的战略态势的目的也达到了。霸权主义不仅是战争的原罪，而且要对恐怖主义泛滥和核扩散负责，最终会把本国人民变成人质。这是一种可悲的恶性循环。世界上有一种幻想不应该成为现实；有一种现实不应该成为幻想，那就是核武器、核讹诈与核战争，而这些的始作俑者都是美国。国际原子能机构前总干事汉斯·布利克斯认为：“要让朝鲜、伊朗不发展核武器，核心都涉及美国提供安全保障，包括不进攻这两个国家，不谋求其政权更迭，但美国态度一直含含糊糊，核不扩散条约受到的威胁来自核大国不履行裁军义务。”朝鲜进行核试验后，美朝、美韩关系都在做调整。朝鲜半岛的前途及其对我国安全环境的影响，都存在极大的不确定性。朝鲜半岛的和平稳定符合中国的战略利益，也有利于亚太地区的和平发展。
当代的“第二世界”，是主张多极化的发达国家，如俄法德等国，其特点是绥靖主义，功利主义，在力所不逮或与美国利益一致时，实行对美国妥协甚至追随其后，不惜牺牲小国利益，以求分得一杯羹。而在力所能及特别是触及本国利益时，则与美国拉开距离，甚至敢于碰撞美国。德国施罗德任期和普京的政策表现，就属于后者。欧盟一体化虽然超越了冷战的分界线，但迈不过俄罗斯这道坎。且不说普京强烈的民族主义和独立的政治价值观，美俄之间的地缘政治和军事矛盾很大，经济文化联系水平不高，缺乏经济利益的交错和文化吸引的动力，而且有冷战对抗导致苏联解体的心理隐恨。俄罗斯外交战略实行“国家实用主义”，既与西方保持良好关系，又坚决维护本国利益，强调俄国是欧亚大国，在东西两线加强对美国的权力制衡。普京近年来的对外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扭转了叶利钦时期以牺牲小国利益来取悦美国的负面形象，提升了俄国的国际影响力并增大对美国的牵制。
当代的“第三世界”，是发展中国家，基本上进入政治相对稳定、经济快速发展时期。一些国家的左翼力量壮大，取得执政地位。虽然各国国情、政策和信仰相差很大，也没有整合起来，但共同面对的是资本主义全球化的冲击，特别是不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规则和霸权主义的侵略与威胁，呈现区域性联合反霸的趋势。中国的和平外交政策已得到全世界的公认，影响越来越广泛。今年在中国举办的“三大峰会”确立中国和其他第三世界国家建立政治平等互信、经济合作双赢、文化交流互鉴的新型战略伙伴关系，为全世界树立了用“文明和谐”取代“文明冲突”的样板。同时也使中国巩固非洲和拉美这两个重要战略外交依托阵地。
每一种战略思维的背后都有一种哲学基础。戴高乐说，在亚历山大的行动里，我们能够发现亚里士多德。同样，我们在拿破仑的行动里可以发现卢梭和狄德罗的哲学；在希特勒的行动里可以发现尼采和特赖奇克的哲学；在东条英机的行动里可以发现福泽渝吉和神道教。福泽渝吉是明治维新时期日本的文化领袖，极力主张侵略朝鲜、中国。他提出“海陆军大举进入支那，直陷北京城”，“蹂躏支那帝国四百余州”。当时日本有识之士就说福泽渝吉“企图变日本帝国为强盗国”，“必为将来遗留不可挽回的灾祸”。福泽渝吉思想是当今日本政治右倾化的总根源。1984年日本发行的一万日元纸币上的圣德太子头像换成了福泽渝吉像，五千元头像是新渡户稻造，即《武士道》的作者。这一改变具有
象征意义，表明日本要走政治军事大国的道路的决心。布什执政六年来，其对外政策基本建立在意识形态和文明冲突理念的基础上，布什主义的哲学基础，是基督教的教义，布什把对基督教的虔诚转变为排他性的国家政策，声称发动伊拉克战争是“神的旨意”，是“新的十字军东征”，用基督教极端主义反对伊斯兰极端主义。除此之外，弗朗西斯·福山的哲学理论对他也有影响。冷战导致苏联解体后，福山出版了《历史的终结》一书，武断地提出“除了自由民主制度和资本主义，人类没有别的进化可能，这就是历史的终结。”认为美国有义务借助武力优势将民主推向全世界。正像100年前韦伯为资本主义披上一层神圣的光环一样，福山为霸权主义披上神圣的光环。1998年福山与拉姆斯菲尔德、沃尔福威茨等曾联名上书克林顿总统敦促攻打伊拉克，推翻萨达姆。后两人成为布什侵略伊拉克的干将。但伊拉克战争的结局使福山进行反思。他承认“美国以为单凭武力便能改变世界的想法，实在是痴人说梦。”福山的《历史的终结》不过是霸权主义文化的哲学广告，因而是注定是短命的。
美国霸权主义的战略文化植根于历史上的三次大扩张和对自身文明的优越感，自诩为“上帝选民”、“天赋使命”、“美国信条”（自由、民主、立宪、个人主义等）、“世界领袖”，是一种被美国人高度理想化的民族主义，也就是美国的原教旨主义。用威尔逊的话说，“美国拥有实现自己的天定使命和拯救世界的最高特权”。一般的概念是文官慎战、武官黩武，但布什时代的美国却相反，一些代表大军火、石油、金融集团利益的政客掌权以后，不懂得兵凶战危，他们比军人还好战。美国的总统、国务卿、文官国防部长往往比军方的参联会主席、军种司令和战地司令官更加热衷于战争。{从历史上看，也未必是文官慎战、武官黩武——阅者注}布什——拉姆斯菲尔德的战略思维缺少实践依据。他们误以为美国的军事力量能够完成任何政治经济利益提出的要求，以致对军事力量产生过度自信而失去对目标和手段的合理选择。难怪美国军界有个说法：“离五角大楼越远就越聪明”，“五角大楼里的人的长远目标就是当天的午饭。”
我曾说过科索沃战争是“和而不平”，阿富汗战争是“消而不灭”，伊拉克战争是“胜而不利”。米洛舍维奇同意讲和条件，但结果很不公平。凭什么把人家总统弄到海牙进行审判？所以我说它是“和而不平”。阿富汗战争是“消而不灭”，打了几年，美军仍牵着毛驴在寻找拉登，基地武装还在不断反击。伊拉克战争是“胜而不利”，当初我就说过，这将是一场取胜很快而收场很慢的战争。美军万里投荒、师老兵疲、不断伤亡，欲罢不能，而且引发了难以平息的伊拉克内部的教派冲突。
美国布什总统发动伊拉克战争之初，曾踌躇满志地宣称，他是用“战争思维”来考虑美国对外政策的“战争总统”。然而事实证明，这是一场缺乏正确战略思维、由傲慢、偏见和功利主义主导的战争，是没有兵法艺术的战争。虽然军事上是成功的，但政治上是失败的；战术技术上是优秀的，而道德伦理上是低劣的。师出无名而又不信守战争道德，滥杀无辜，虐待战俘。结果是用暴力取得的又被暴力所取代，甚至导致不同文明之间结下世仇。美国人民将长久地为布什的战略错误付出代价。如今在世界上独一无二强大的美国，竟然落到风声鹤唳、草木皆兵、越反越恐的地步。大战略思维要求在发动战争之前就筹划好如何结束一场战争。而美国不知道在什么地方止步，在战前也没有考虑到如何结束这场战争。对于这个问题，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的报告指出，“美国军事思想根本不注重大战略、终止冲突或军事行动后果”，“美国军事思想的核心是如何赢得战争，而非赢得和平。”德国前总理施密特更直截了当地说，“美国最近一代政治领导人对世界的知识明显地减少了”，“对于世界的政治的实际情况和内在联系的了解和判断力有限，远远比不上他们那种要肆无忌惮地运用美国军事优势的意图”。说白了就是战略野心过大而战略智慧不足。
美国学者说：“海湾战争标志着‘美国治下的和平’的建立，世界将默认一种美国的仁慈霸权。”这是站不住脚的。既然是霸权，何谈仁慈？美国著名政治评论家乔姆斯基写的《流氓国家》就提出过质疑：“其他国家是否像美国一样能随心所欲地超越他国领土使用暴力与摧毁的权力？”，“大规模使用化学武器对付平民的始作俑者是肯尼迪政府在1961-1962年年间用化学武器攻击越南民众。”二战后美国发动的历次战争证明，美国对外政策只有民主的语言而缺少民主的文化。从朝鲜战争美军在巨济岛战俘营残酷迫害中国志愿军战俘，到伊拉克战争的阿布格来布监狱虐待伊拉克战俘；从朝鲜的老根里到越南的梅莱村，再到伊拉克的哈塞迪村的屠杀；从关塔那摩监牢和在世界各地的非法关押，到马哈茂迪的残暴奸杀事件，美军都留下极不光彩的记录。还不算使用贫铀弹和落叶剂间接造成的无
法统计的平民伤亡。洛克比空难，美国要利比亚赔偿每个遇难的美国人1000万美元，而在伊拉克战争中，无辜被美军杀害的平民才赔1500美元，两者相差6666.66倍！伊拉克人民没有享受到布什许诺的虚幻的“民主天堂”，却尝到真实的“人间地狱”的滋味。美国的国际威望不断下降，美国不仅要对单边主义政策进行反思，还应当进行哲学和文化上的反思。美军在伊拉克战争死去的最高级别的军官，是饮弹自杀的特德·韦斯特辛上校。他的留言是：“我不能支持一项导致腐败、侵犯人权和欺骗行为的使命。我被玷污了。”尽管对他的死，在美国有种种不同的议论，但我们终于发现，在投入伊拉克战争的十几万美军中，有一位美国军事道德学者，用生命召唤对这场战争的反思，虽则是微弱的，然而其良知与勇气可嘉。
我率团到日本参加东北亚安全研讨会时，日本防卫厅前官员对我说，各国都承认和接受美国的领导，世界就没有纷争了。我说，不同意你的说法，正像有人说的：战争太重要了，不能把它交给将军，政治太重要了，不能把它交给政客一样，那么现在我对你说：世界太重要了，不能把它交给美国。我不相信美国是为了别国的利益而要领导世界。连肯尼迪都认识到：“未来世界不可能成为‘泛美式’，未来世界要么属于所有的人，要么它将不再存在。”
我们中国人常说，爱美之心人皆有之，但爱美国之心不可有之。认为美就是善，富就是强，强就得跟，紧跟美国才有战略机遇期，那是天大的误解。还是毛泽东那句话：“丢掉幻想，准备斗争”，才是颠扑不破的真理。在霸权主义横行的世界，有尊严的和平是靠实力、决心和斗争取得的。
二、战略思维是战争艺术的最高殿堂，是科学决策的思考过程和理性认定
历史战争经验告诉我们，驾驭战争的自由，来自认识战争中的必然。从战争准备、危机处置、开战决心，到训练部队、指挥作战都必须具有科学的战略思维和高超的军事艺术，否则就会无谓牺牲战士的生命来弥补指挥员自身素养和部队训练的不足，以致把下级官兵的勇敢牺牲精神用在取得极不相称的战果上，甚至输掉一场战争。那才是不仁之至的事。
战略思维是军事决策的理性认知和思考过程，军事决策是战略思维付诸实践的全局筹划，是军事斗争准备、军事对抗、战争实施、战局控制和结束战争等一系列的重大决定。有战略思维不等于就产生科学决策，只有正确的战略思维才能做出科学决策。特别是在敌对双方斗争中，对于强大的一方来说，它犯十个错误也许不至于垮台，而对于处于弱势地位的一方，犯一个战略错误就可能造成严重的甚至无法挽回的后果。当今美国以绝对优势的军事力量威胁世界，已经到了咄咄逼人的程度。美军为了保持世界霸权和战略进攻态势，每次战后都重视总结经验特别是查找问题，连条令都搞活页的，以便适时修订，反映其危机感和进取精神。我们处于战略防御和相对弱势地位，要想生存发展，更应该惕厉警醒，百倍努力，不可有丝毫松懈。
任何重大的战略抉择都是两难抉择、风险抉择，考验领导者的战略智慧与魄力。对于处于防御地位的一方尤其如此。我们总结国内外战争的经验教训，其中导致胜利与失败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战略领导的正确与失误往往是带有决定性的。有的战争指导者在时间紧迫的情况下能够依据并不完备的材料（信息）迅速做出准确判断，定下正确的决心；而有的战争指导者在大量材料（信息）甚至是完全真实的情报面前，却迷惑不解，犹疑不定，或做出错误决断。苏联卫国战争爆发前，斯大林得到的情报是比较完备而准确的，有佐尔格从东京搞到的情报；有丘吉尔提供的情报；有中共提供的情报，还有投诚过来的德军士官的准确情报，但斯大林做出了错误的判断，认为这是挑拨苏联和德国的关系。战前苏联武器的数量和质量都超过德军，在西部边境有300万军队，主要方向西南方面军的坦克是敌人的5.9倍，作战飞机是敌人的1.4倍，火炮和迫击炮是敌人的1.4倍，兵力是敌人的1.3倍。为什么一败涂地？一个重要的政治原因是大肃反，总共清洗4万余人，其中1.5万人被处决，包括600名左右高级指挥官被杀，部队换上大量没有军事素养的指挥员。有的大尉当师长，中尉当团指挥员。德国运用的是大纵深作战的战法，而这个理论是苏联被肃反杀掉的图哈切夫斯基元帅提出的。图哈切夫斯基建立的机械化军也被撤消，重新强调“战略骑兵”的地位，提出“无产者，上马吧！”用自己的战役理论武装了敌人，又把自己的部队送给敌人吃掉，教训是惨痛的。最根本的是战略思维出了错。斯大林有伟大的贡献，但正如俄罗斯著名历史学家亚历山大·瓦西里耶夫总结的：“任何一个
人都没有像斯大林那样为红军的强大做过如此多的事情，但同时，任何一个人也没有像他那样干出如此削弱红军的蠢事。”当然中国古话说“不以一眚掩大德”，斯大林的伟大贡献是不可抹杀的。
决断是领导艺术的本质。与斯大林不同，朝鲜战争爆发后，毛泽东掌握的情报是不完备的，但他能够在朝鲜人民军胜利南进时，就准确判断美军可能在仁川登陆，战局可能逆转。为此，毛泽东及时命令四野主力北上，为组成志愿军出国作战，赢得了宝贵的准备时间。欧洲著名咨询公司德林公司当年研究“美国出兵朝鲜，中国态度如何？”的课题，结论是：“中国将出兵朝鲜”，有380页的研究材料，开价500万元（相当一架战斗机的价钱）。美国对华政策研究室嫌太贵没买。朝鲜战争后，在野党为了辩论侵朝战争的错误，以280万元买下。麦克阿瑟感慨地说：“我们最大的失策，是舍得几百亿美元和数十万美军生命，却吝啬一架战斗机的代价”。他是为自己在朝鲜战场的失利开脱。
战略计划的实施，是“战争的一次性闪光灯”，使用一次就展现一场战争的结局，留给历史的或是辉煌，或是灾难。战争对战略指导的最初和最后的要求，都是你打你的，我打我的，高敌一筹，掌握主动。在朝鲜战争中，中美双方投入的都是久经沙场考验的部队，都派出最优秀的指挥官并把战争指导艺术发挥到极致的程度。朝鲜战争的激烈程度是世界战争史上罕见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在这场双方武器装备优劣悬殊的战争中，不仅敢于而且善于同强敌作战并取得了胜利。战争是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领域，两军对阵，了解敌方的战略企图、军事部署、兵力兵器的数量与质量固然重要，但从战争指导的最高层次讲，还必须了解对方的历史、哲学和统帅特点。在战争史上，言出即行而又出敌不意是很难做到的，在朝鲜战争中，中国再三发出警告而且说到做到。而“联合国军”总司令麦克阿瑟将军根本没把中国看在眼里，不相信中国真的敢于抵抗。他部署了“圣诞节前凯旋攻势”，断言“在圣诞节前让部队班师回家”。毛泽东和彭德怀非常重视研究麦克阿瑟的性格和作战特点。毛泽东说，麦克阿瑟越狂妄、自负、好大喜功，越对我们有利。麦克阿瑟没有指挥大兵团在广大地域作战的经验，而有丰富的在太平洋越岛进攻作战的经验，因而在仁川登陆，包抄朝鲜人民军的后路是他的必然之举。但麦克阿瑟将军是位凭“想象和直觉，而不是军事的逻辑和科学”指挥作战的美军司令官，他在完成“烙铁行动”（即仁川登陆作战）这一朝鲜战争中的杰作之后，指挥除第82空降师之外的美国所有的受过训练的陆军部队大举北进，但接着就是一连串无可挽回的战略败笔。其一是没有预先制定迅速向东海岸进军和在“三八线”以南结束战争的方案。其二是进行毫无意义的元山登陆行动，即在仁川登陆17天后，从西线撤出的第10军才在原先的佯动方向、水雷密布而且南韩军已经占领的元山上岸，诚可谓多此一举、匪夷所思。其三也是最严重的失误，他不顾中国的再三警告，在所谓“感恩节前结束朝鲜战争”和“圣诞节攻势”中，两次把美军送进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包围圈，而遭到惨败。
朝鲜战争是异常激烈的。在朝鲜半岛狭小的战场上，双方投入兵力最高达300多万人。美国使用了除原子弹以外的所有现代化兵器，包括细菌武器在内。某些战役战斗的炮火密度、飞机轰炸密度、战场兵力兵器密度和伤亡比例，都超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记录。而我军参战初期，既无空军，又无海军，后来虽有少量空军参战，也只能掩护后方主要交通线，不能直接支援一线作战。陆军装备也相当落后，参战初期基本是靠步兵和少量炮兵作战，而且是过去缴获的各种陈旧武器混用。但是我军是一支久经战争锻炼和考验的人民军队。他们英勇善战，克服了一个个难以想象的困难，终于以劣势装备战胜高度现代化的敌人。
美国在亚洲的扩张政策，在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中与中国进行直接和间接较量，都遭到了挫折。这种心理重创，在20世纪90年代的海湾战争和科索沃战争中得到补偿，但这两场战争的胜利都带有夸大的成分。例如海湾战争中，被称为杰作的从伊科边界向巴士拉迂回作战的“左勾拳”行动，如果把地图颠倒过来看，再换到朝鲜的地形上，就是1950年11月的第二次战役中，中国人民志愿军采取“诱进来，打出去”的作战方针，第38军所属部队从德川向军隅里、三所里、龙源里的穿插迂回，切断美军退路的战法的翻版。但海湾战争美军的“左勾拳”是用坦克装甲部队打伊拉克的溃军。以一次战役迂回穿插行动的平均进攻速度计算，美军在海湾战争中的“左勾拳”，平均每小时攻击前进的速度，第7军是2.4公里，第18空降军是4.1公里。而当年朝鲜战场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左勾拳”行动，完全是步兵作战，其先头部队113师平均每小时攻击前进的速度达到5公里，14个小时的连续作战，先后
打垮南韩第7师、土耳其旅、美25师、美骑1师、英28旅各一部，前进70余公里，切断了敌军的退路。向南突围与向北增援之敌相隔不到1公里，在大量飞机、坦克支援下，却始终不能会合。这一仗，中国人民志愿军创造了步兵进攻作战速度和顽强性的极限，38军获得“万岁军”的赞誉。有人评价说，有史以来步兵从未如此辉煌过。以往的战争史，只有绝对优势之军才敢于进行大纵深穿插迂回作战，西方军事理论家克劳塞维茨在他的名著《战争论》中，对迂回作战行动也颇有微词。而我志愿军以一个步兵师的绝对劣势兵力，大胆向敌后穿插迂回，并取得辉煌胜利，是战争史上罕见的壮举。他们创造的进攻速度，使得他们的对手在40年之后的海湾战争中竟然依旧无法超越。
三、思想文化传统和爱国主义是军事战略思维的底蕴和根基
政治决定民族立场，经济决定民族利益，文化决定民族情感，国防决定民族生存。文化是战略之母，经济是战略之根，国防是民族的守夜人。思维方式是民族文化最深层次的一部分。思想文化传统是对战略思维产生影响的潜在因素和历史文化情结。战略服从和服务于国家政治，但战略又深刻地反映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历史文化和传统。不同国家和民族的生存环境和历史发展的差异，决定其社会结构、文化心理特点的区别，从而也影响到战略文化的不同。战略制定者只能在其特定的社会历史文化环境和教养中进行认识和实践创造活动，其个人风格，是其文化底蕴的外在表现。
中国战略文化的优秀传统是天下一统的国家观；兼容并蓄的文化观；和而不同的外交观；克勤克俭的生活观；仁义礼智信的道德观；以战止战和争取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军事观。强烈的爱国心和大一统的使命感，这是中国军事战略思维的根基。多难的中国近代史、百年的屈辱，培育中国仁人志士的忧患意识和爱国情操。研究军事战略，既需要科学方法，同时更需要有坚定的立场。近代以来，中国屡遭外敌侵略，山河破碎，国土沦丧，人民涂炭，是因为列强太凶残、太贪婪，也因为中国太孱弱、太昏愦。新中国成立后，我们才有了真正的国家安全和尊严。中国的大国地位是抗战胜利奠定的，是抗美援朝战争和两弹一星上天确立的。20世纪40年代，英国首相丘吉尔断言：不经过战争，中国休想收回香港。然而半个世纪后，中国用“一国两制”和平地收回了香港。这就是中国战略智慧、战略文化的体现。{不是邓小平的战略智慧，而是丘吉尔断言之后的抗美援朝、抗美援越的胜利和两弹一星等军力的增强，迫使英国不敢再言战。——阅者注}当前，统一祖国的历史任务还没有最后完成，外来威胁依然现实地摆在眼前。中国人民徒有历史的悲情和对威胁的现实感是不够的，必须发扬爱国主义精神，付诸行动、积聚实力、敢有作为。春秋战国时代，鲁国和齐国出了文武两圣人：文圣是孔夫子，武圣是孙武，但是后来齐鲁两国还是被秦国所灭。因为秦国出了个商鞅，实行了变法。可以说，秦国吸收了孔子的文化和孙武的兵法，又推行了商鞅变法，实现了社会改革，这三样都具备了，国家自然就强大了，于是横扫六合，完成了大一统。如果只有文武两位圣人，停留在理论上而没有社会上的实践变革还是不行的。
在中国，古往今来人们景仰的大政治家、军事家和文学家，都有一个共同的标准：他们是爱国者。所谓言兵者不止兵家，论兵者不止兵书，都是对国家兴亡的责任感而使然。他们留下的是情系天下兴亡、锻铸中华民族之魂的不朽之作。中国是多民族国家，各民族在历史上都作出过贡献，历史上的民族英雄也存在于各个民族。秦始皇横扫六合、一统中国，是民族英雄；荆轲为了燕国生存，悲歌辞易水，拔剑刺秦王，也是民族英雄。完颜阿骨打举兵抗辽，建立金朝，是民族英雄；宋金对立，岳飞抗金也是民族英雄。清圣祖玄烨平定新疆和三藩之乱，是民族英雄；洪秀全反清，领导太平天国起义也是民族英雄。郑成功驱逐荷兰侵略者收复台湾是民族英雄；施琅剿灭台湾郑氏地方割据势力，也是民族英雄。总之，站在正义战争一方，反抗民族压迫和掠夺，为推动历史前进和祖国统一做出重大贡献的人物，都是民族英雄。这种不以成败论英雄，也不以正统论英雄，正是中华民族传统战略文化的特色之一。他们都是站在中华民族历史文化的巅峰，给后人留下宝贵的精神遗产。他们的行为和思想著作，参与了民族智慧的培育，民族精神的锤炼和塑造，表现出历史非常时期的民族精神的底力。文化是民族的灵魂、民族的根和归属的标志。文化的核心是价值观，缺乏主体价值观，就会造成国家和民族前进方向的迷失。所以说，战略思维也是一种心理境界，就是强烈的国家观念和对中华民族强盛的执着追求。爱国是中国人的第一人格。在我们国家的历史上，涌现无数民族英雄，也出了不少汉奸，后者到现在也没有绝种。例如北京大学有个焦国标教授，他在网上发表
的诗中说：“我要当兵就当美国兵，要死我愿意死在‘爱国者’导弹下”，此人跑到美国后发表文章说：“我要是中国领导人，我要一元钱就把中国卖给美国做它的第51个州。”这种寡廉鲜耻的言论，恐怕令历史上所有的铁杆汉奸都自愧弗如吧。{当今北大人的耻辱。——阅者注}
20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中苏严重对立，苏联驻蒙古国的第39集团军每年都在靠近中蒙边境地区进行演习，气势汹汹。我们也不示弱，1986年我们38军进行机械化集团军试点，到内蒙进行实兵大演习。与对面苏军双方展开电子侦察，互为作战对象。世事沧桑，没过几年苏联就解体了。1992年8月，我随中国军事代表团访问俄罗斯，遇到一位俄军中将，他问：“你对北方四岛问题是什么看法？”我说：“那是日本的固有领土，应当归还。不过要连同沙俄侵占中国的领土，苏联占领东欧的东普鲁士等领土一并归还，不能只归还日本的”。他说：“会有这样连锁反应，看来我们不能归还北方四岛。”他一转话题说：“我是打过仗的，参加过阿富汗战争。请问你打过仗吗？”我说：“我参加过抗美援朝战争，我们打赢了。”他又说：“我当时在驻蒙苏军第39集团军，你们有个38集团军在对面进行大演习，我们也在这边搞对抗演习。我当时是团长。”我说：“太巧了，我当时就是在你们对面演习的第38集团军的军长。”他有点挑衅地说：“我身边一直带着一支中国造的冲锋枪，是从阿富汗匪徒手里缴获的。”我说：“我们对越自卫还击作战缴获不少苏联造的火箭筒，我们都销毁了，没有保留价值。”真是隔年话往事，一笑泯恩仇。当年中苏两国军队相互用枪炮瞄准，如今用酒杯瞄准了！一个国家只有强大和统一才能赢得和平与尊严。
四、国家与民族利益是军事战略思维和科学决策的出发点与归宿
国家利益是指确保国家生存、发展与安全需求诸要素的集合。越是全球化，越彰显国家主权与民族利益的重要性。军事战略直接为国家利益服务，并通过武装力量的准备与运用，保障国家安全与发展。国家和民族利益至高无上和神圣不可侵犯，是战略的最高准则。国家领土主权是世代相授、神圣不可侵犯的，高于意识形态与国内政治斗争，任何人都没有权力将国家主权与领土让出去。清末，慈禧太后对国家领土主权的态度是“宁赠友邦，勿予家奴”。蒋介石的战略思维缺乏国家民族利益至上的理念。九一八事变后，他下令不抵抗，放弃东三省；在开罗会议上他放弃接收琉球群岛的权利；抗战胜利后，他又放弃了接收香港、驻军日本和战争赔偿的权利，还承认外蒙古独立；到台湾后，又对达赖做出日后西藏可以“民族自决”的承诺。中国作为二战胜利国，但损失的领土面积却比战败国还大。对于国家统一和领土主权的态度，是一个政党乃至一个公民的最高的政治道德定位，是爱国主义与卖国主义的分水岭。国家利益至上，民族生存至上、发展至上、统一至上。完成统一祖国的大业，维护国家领土完整和不受侵犯是战略的首要问题，也是当代中国军人的历史责任。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老一代革命家是伟大的爱国者。在历史转折的严重关头，他们总是表现出非凡的战略气魄和胆识，捍卫国家和民族的利益。抗美援朝战争是新中国成立后，确立大国地位和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奠基之战，是重建民族自信、自尊、自强、自立的破釜沉舟之战，是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军队现代化的发轫，是中华民族重新崛起走向繁荣富强的里程碑。抗美援朝战争的伟大功绩是不容否定的。抗美援朝战争的重要性、必要性是不容质疑的。当时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刚刚建立，百废待兴，人民解放军正在向西藏进军，并抓紧渡海训练，准备利用有利时机解放台湾。中国是极不愿意看到朝鲜内战爆发的。但是，这不以我们的意志为转移。朝鲜内战爆发后，美国即派第7舰队封锁台湾海峡，把中国领土台湾置于美国占领范围之内，武力阻挠我解放台湾。麦克阿瑟指挥美军在仁川登陆后，率领连同美军和韩军在内的17国军队，越过38线大举北进，其先头已经打到鸭绿江边，隔岸向我国炮击，美军战机越界轰炸我国边境地区。朝鲜民主主义共和国已危在旦夕，金日成首相向中国提出派兵支援的请求。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任凭美国灭亡朝鲜，与我国隔江对峙，并与南面的台湾蒋介石集团和中南半岛的法国越南的反华势力遥相呼应，就将置我们新生的共和国于战略上南北两面受敌的不利境地，那时我国的国际环境、战略态势、国内建设和东北地区东南部边境地带的民族关系，乃至中苏关系，都将出现极大的困难和麻烦，其后果是不堪设想的。中国人民派出自己的优秀儿女参战，是面对侵略威胁，不得不打、别无选择。我们不是挑战而是应战，是在极困难条件下的被迫应战。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结局，不仅保卫了祖国的安全，挽救了朝鲜，而且促进了亚洲乃至世界民族解放运动的兴起，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半个世纪的总体和平的确立和国际格局的形成，都产生不可估量的影响。总之，从维护世界和平，从打出国威军威、
建立中国人民的自信与自尊，从创造有利的地缘安全环境，以利国家长远建设的角度看，不论怎样评价抗美援朝战争的伟大功绩都不过分。当然，朝鲜战争，中国人民也付出了重大的代价，不仅是人员的伤亡和物资的损耗，更主要的是失去了解决台湾问题的最佳时机。但这不是由于中国出兵造成的，在我们出兵前四个月，美国已经封锁了台湾海峡。
朝鲜战争以其惨烈、艰苦而载于战争史册。美国在朝鲜战争遭到失败后，对这场战争几乎沉默了几十年。但从2000年到2003年连续举办纪念朝鲜战争的各种活动，标榜是：“向朝鲜战争老兵及其家人表明，一个知恩图报的国家记住他们50年前所做出的贡献和牺牲”。而这个时候，在我们国内却出现否定抗美援朝战争的论调。难道我们不更应该记住为刚刚站立起来的中国人民争得生存权、发展权而浴血奋战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历史功绩吗？有人这样评价抗美援朝战争：数百年里第一次为我们每一个中国人抹去那种黑色屈辱胎记的，是那藐视一切敌人、勇往直前的志愿军将士。当中国今天能这样站立着，是因为当年中国人民志愿军在上甘岭站立着。我们今天每时每刻都在感受到他们为祖国和人民争得的尊严。
布什第二任期的对华政策虽然做出某些新的姿态，但从中国国家安全角度看，美日对华战略设计，已从反应性干涉转向积极主动性干涉，而且一年一个新动作。去年搞2+2，今年搞联合登岛军演。最近出台“在日美军在编最终报告”明确未来8年完成“美日军事一体化”，提升遏制中国军事力量及应对台海危机的威慑能力。把台湾海峡列为“共同战略目标”，构建美日联合干预台海冲突的新机制。日本小泉纯一郎去年为布什祝寿时，用颤音唱一首“我想你，我需要你，我爱你”，多么肉麻！这是一种国家政治心态的表白。上个月小泉卸任，安倍上台，可能搞点新的姿态，但不会有实质改变。日本政要是讲究门阀传统的。新中国成立后，导致中日关系三次恶化和大倒退的日本三届首相，即岸信介、佐藤荣作和小泉纯一郎，前两个都是安倍的长辈（大姥爷、二姥爷）。安倍内阁多属鹰派。其执政理念是“新日本主义”，“内政保守”，“外交强硬”，要树立“强势日本”。安倍已声称在东海油气田问题上日本不做让步。新防卫厅长官久间章生走马上任就散布“中国军事威胁”。在东海问题上，日本高官屡屡语出不逊，气焰嚣张。他们应该记住日本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大江健三郎的告诫：“当今，在与中国的相处中，尽管日本紧紧追随美国，一旦挑起战争，无论国土还是民族，首先从地球上‘覆灭’的是日本和日本人。”毛泽东说过，看它的过去就知道它的现在，看它的过去和现在，就知道它的将来。安倍做出好的姿态我们欢迎，但中日之间是国家利益之争，我们的战略利益底线必须坚守。美国和日本逐年加大对台海事务介入的力度和应对台海冲突的军事准备，对台军售和军事人员交往进一步升级。新上任的美国空军参谋长麦克尔·莫塞利更公然宣称，“对针对中国的远程打击，以及我们进行这种远程打击的能力将是我工作的重点。”对此，我们必须高度警惕、认真对付新帝国主义与老战争策源地合流对我国构成的现实威胁。
我国实行积极防御战略，不侵略别人一寸土地，不在国外驻军。中国以“已所不欲，勿施于人”的胸怀对待别国。按照国家安全的需要，我国的战略边疆应当与地理边疆（即国土边疆，包括海洋国土）相一致，这是真正意义上的国防线。但由于百年来帝国主义入侵的后遗症，造成我国实际控制的战略边疆长期小于应有的国土边疆。我国不仅吃了亏，而且形成从北到南四海皆有争议的局面，对我国安全和经济发展，构成相当大的威胁和困难。一百年来的怪现象是，中国战败了要割地赔款（鸦片战争、八国联军、甲午战争），战胜了还要割地（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府把钓鱼岛让给了日本，承认外蒙古独立，把唐努乌梁海划给苏联）。现在我国南沙群岛大片海域和岛礁被越南、菲律宾等国家侵占，掠夺我国的石油资源。印度仍侵占我国大片领土。对大小霸权主义的侵略和蚕食，不能退让，必要时在有准备和有理、有利、有节的前提下做出强有力的反应，可能更有利于长远的和平稳定。1974年我海军收复西沙，1988年3月我海军收复南沙六个岛礁，是极具战略远见的行动。时间过得越久，越看得清楚。当今世界已进入“海洋时代”，海洋是中华民族未来发展的希望所在，关系到子孙后代的长远利益。我国是濒海大国，必须有与之相适应的全民族的海洋意识、海权观念和海洋战略。国家领土是世代相授的，是我中华民族终极的生存之地。不论是陆地国土还是海洋国土都必须一步不让、寸土必争，祖宗的坟头一个也不能再丢掉。为此就要不断加强国防力量。今年美国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访问中国时，指责中国国防“不透明”，日本也跟着大喊大叫。其实，中国按国际惯例把能透明的都透明了。尽人皆知，任何国家包括美国和日本在内，其国防都不是毫无保留
地透明。霸权主义是用“透明”展示力量、进行威慑。发展中国家也有权用某种保留作为反威慑。所谓“中国威胁论”的实质，是威胁中国论，中国不会上当。至于说到军费透明，中美军费结构不同，中国军费的1/3为人员开支，包括退休金、退伍费，美国由政府开支。中国核武器发展列入国防费，美国列入能源部。美国战争费不列入国防费，要算上这笔，美国今年的军费高达7000亿美元以上。美国没有资格指责中国。
五、毛泽东思想是军事战略思维与科学决策的认识论方法论基础
指导战争是人类最艰难的活动之一。军事战略的演进和发展的本质是军事战略思维的发展与运用。军事战略思维活动，是战争指导者在头脑中进行的思维比较、判断、选择、决策、实施、反馈、修正、总结与升华的全过程。战略思维的质量取决于许多因素，主要是：第一，军事实践经验。只有实践才是思维和理论的坚实基础。经验思维越丰富，理论思维就越深刻。第二，军事学术素养，其源于直接战争实践总是有限的，大量的是间接战争实践的积累。第三，最关键的是掌握科学的军事认识论与方法论。要尽可能地充分利用已有的一切思维方法的科学成果，使战略思维获得更多、更科学的方法论工具（包括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方法）。指导战争不是纯科学的科学、纯艺术的艺术。它既是科学又是艺术。指挥员在进行战略思维和科学决策时，直接间接地依靠科学与经验，运用自己所积累的军事科学、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包括历史学和数学的知识，结合实践经验，进行独立思考。同时吸取正确的建议，辨别不实事求是的甚至是伪科学的建议，以避免在充满不确定性的战争面前出现失误。
毛泽东军事辩证法的一个特色是强弱转化、以弱胜强。这是军事上最难做到、又是军事家追求的最高境界。毛泽东的军事生涯始终是同强敌作战，他的军事理论与实践都是以劣势装备战胜优势装备之敌为基点的。毛泽东军事思想包括人民军队的建军原则、人民战争的指导路线、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充满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与方法论。例如在指导战争方面，第一，强调在既定的客观物质基础上能动地争取胜利。战争的胜负主要取决于作战双方的军事、政治、经济、自然诸条件，同时还取决于作战双方的主观指导能力。战略上的以弱胜强必须通过战役战斗的以强击弱来取得，这就是通过正确的主观指导，集中兵力、兵器，制造敌人的错觉和不意，形成局部优势，从而具备了在一定时间空间战胜敌人的物质基础。第二，提出研究和指导战争的根本方法，就是“熟识敌我双方各方面的情况，找出其行动的规律，并且应用这些规律于自己的行动。”确立从侦察、判断、决心到部署的一系列互为前提的军事认识与指导战争的逻辑程序。指出：“指挥员的正确的部署来源于正确的决心，正确的决心来源于正确的判断，正确的判断来源于周到和必要的侦察，和对于各种侦察材料的连贯起来的思索。”这是辩证法、认识论、逻辑学的统一在战争指导上的体现。第三，强调认识情况的两个过程，即：“认识情况的过程，不但存在于军事计划建立之前，而且存在于军事计划建立之后”。作战发起之后，依据新的情况、新的认识，调整甚至改变作战计划。第四，作战计划要建立在能够对付出现最困难情况的基础上。指出：“在研究部署时，除根据当前情况外，还要估计到情况的某些可能的变化，要设想敌人可能变化的几种情况，其中应包括一种较严重的情况，要准备在这种情况下有对付的办法。”这不仅是部署原则，也具有方法论的意义，是解决主观指导的计划性与客观变化的概然性之间矛盾的正确方法。第五，研究战争规律要着眼特点和发展，军事领域是继承与变革的统一，在辨证否定中前进。第六，战略与战役战术的相反相成，即战略上的有规则有定向、战役战斗上的不规则无定向；战略上藐视敌人、战术上重视敌人；战略防御中的战役战斗进攻、战略持久中的战役战斗速决、战略内线作战中的战役战斗外线作战；战略上以一当十、战役战斗上以十当一；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第七，立足于完全主动地位的作战，你打你的、我打我的。不打无把握、无准备之仗。实行有利决战，避免不利决战等等。第八，依据形势发展变化，适时进行战略转变，等等。
过去在战争年代，毛泽东的战略指导始终胜敌一筹，是我军能够以弱胜强的重要因素。中国军事战略思维的两个高峰是孙子兵法和毛泽东军事思想。孙子兵法的最高命题是“不战而屈人之兵”，提出“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其一、“上兵伐谋”是指依靠谋略运用，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外交等手段的综合运作，不待对立双方矛盾激化即先期解决争端。其二、“其次伐交”是指当矛盾已经不可避免时，动员本国和有关国家的力量，包括结成同盟，显示决心，形成力量制衡
甚至压倒优势，辅之晓以利害，经过折冲与妥协，达到不诉诸武力而实现战略目的。其三、“其次伐兵”是动用部分军事力量，在敌方政治、经济重心之外解决敌人，以便把战争损害减少到最低限度。其四、“其下攻城”是在上述三项努力无效的情况下，不得已而为之，即攻取敌方中心城市、战略要地乃至全部领土。必须承认，在军事对抗中，完全的不战而屈人之兵，即使处于优势与主动地位的一方，也是不容易实现的。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战争史上，毛泽东对不战而屈人之兵有其独特的创造，即在屈人之兵的方式和程度上，有不战、小战、备战、敢战、硬战（即以战止战）等几种做法。如中国解放战争战略决战阶段的“北平方式”的和平解放，属于经过交战较量（攻克天津）后的“不战”而屈人之兵。20世纪50年代中期，我军攻占一江山岛逼迫国民党军全部撤出浙东沿海岛屿；60年代初的对印自卫反击作战，都属于“小战”而屈人之兵。抗美援朝战争的西海岸抗登陆备战和1962年蒋介石企图窜犯大陆，我军入闽备战，都使敌知难而退，属于“备战”而屈人之兵。1958年金门炮战期间，美国军舰介入护航，我军摆出不惜与美军一战的架势，结果美国护航军舰丢弃被我击中的蒋舰独自撤走，属于我“敢战”而屈人之兵。在上述方式都无效之后，就只能是“硬战”而屈人之兵了，如抗美援朝战争，经过这场硬战之后，才赢得几十年的总体上的和平环境。上述这些都是闪现毛泽东战略智慧与胆识的杰作。
进入信息化战争时代，如何发扬我军传统作战思想，结合现代战争实际，创造新的战法，是刻不容缓的事。我们当然要重视信息化带来的军事革命和战斗力倍增器的作用，但应付高技术战争的挑战，并不要求每个国家采取同样的方式。美军在进行军事革命和信息化建设中，既有弯路，也有浪费，更有争论。如果没有把美军改革的路子搞清楚，包括其成功经验与失败教训，盲目跟着高调走，甚至把美军的弯路、浪费和美军务实派都不能接受的主张搬过来为我所用，并据以对我军转型、建设信息化军队提出建议和要求，以致超过我国和我军的实际可能，那样就会自己误导自己。
毛泽东军事思想对现代人民战争仍然具有重要指导意义，当然要结合现代战争实际加以补充和发展。但有些研究材料讲，要摈弃歼灭敌有生力量，改为以信息致胜、瓦解对方抵抗意志为主；变接触作战为非接触作战为主；变近距离作战为远距离作战为主。这是值得斟酌的。应对信息时代的战争，在指导思想上，要尽量避免在高技术领域与敌作狭路相逢之战，而应创造和选择最有利的时机、方向、方式和目标打出“撒手锏”。军队建设的总要求，仍然是建设正规化现代化的革命军队（信息化是现代化的一个重要内容），而不可以单纯用一个技术标准来代替。在武装力量运用上，实行陆、海、空、天一体化作战；在军队建设上，实行机械化与信息化相结合；在作战方式上，实行联合作战与单军种（兵种）决击相结合、接触作战与非接触作战相结合、近距离作战与远距离作战相结合、常规作战与特种作战相结合、火力打击与信息战心理战相结合、歼灭有生力量与摧毁要害目标和瘫痪网络、瓦解其抵抗意志相结合等等。总之，要使敌人遭到难以承受的损失，而迫其就范。联合作战是建立在单一军兵种有独立作战能力基础上的。否则，就会像美国陆军那样，联合作战成为依赖海空支援的借口，离开空中支援就不敢独立作战。
信息化条件下的我军作战指导，还不能完全丢掉老传统。诸如：“你打你的、我打我的”；不打无准备、无把握之仗；集中优势兵力兵器各个歼灭敌人；主动性、灵活性、计划性；慎重初战；执行有利决战、避免不利决战；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等等。说靠信息就能制胜是不全面的，在敌强我弱的条件下，单纯靠信息战是不可能摧毁敌人的作战意志的。战争就是要消灭有生力量和达成实地控制。否则就不可能解决战争问题。摧毁敌人的作战意志的重要前提条件是消灭其有生力量，包括打掉其指挥所、通信枢纽，歼灭成建制的部队。制空权、制海权，最后都是为了制陆权。没有制空权也不是就完全不能打仗，如我军解放海南战役和抗美援朝战争就是在没有制空权条件下打胜的。越南战争时期，没有制空权的越南，战胜了美国空军持续3年零8个月的“滚雷行动”。科索沃战争南联盟用落后的萨姆—2导弹击落F-117隐形战机，南军的办法是从发现到开火必须在20秒以内完成。高技术战争，进入巷战仍然是狙击步枪和反坦克火箭的天下。不管新武器、旧武器，能杀伤敌人就是好武器。不管洋办法、土办法能打胜仗就是好战法。地图挨颗子弹还是地图，电脑挨颗子弹就是废铁。
从历史上的空军制胜论、坦克制胜论到现在的信息制胜论，都是片面的。战争史证明，任何新式武器包括核武器在内，都不曾单独成为战争中的制胜因素。二战开始时，德国军队武器平台比不上法
国，更比不上苏联，它取得初期胜利是靠指挥艺术和部队训练素质的优势，而不是靠武器先进。美国出版的《美军自越战之后到海湾战争的改革》一书的序言中指出，美军从越南战争到海湾战争期间由弱变强并非完全取决于高技术，而主要是在军官培养、兵役制度、部队训练及军事思想等方面采取了改革措施。{骄横的美军也要由弱变强。他们对谁弱，对谁强？——阅者注}伊拉克战争中，出现所谓“鲍威尔主义”与“拉姆斯菲尔德主义”在军队转型、作战计划和“新式战法”问题上的争论，反映有经验的务实派军官对国防部激进派文官主张的质疑和批评。认为“拉姆斯菲尔德及其幕僚往往轻视军方的专业知识”，用信息代替火力与防护的“网络中心战”，“强调空中力量，只使用有限的地面部队。这种建立在对军事问题一无所知的基础上；风险太大。”
战场是最严峻的考场，它是“零和博弈”，没有双赢、没有亚军。战争舞台不允许搞“时装秀”，军事理论不可以“大忽悠”。应对信息化战争，最忌形式主义的信息化。诸如大屏幕多媒体演示和“野战网吧”等，都不是信息化的实质。信息化如果不落实到战斗力的提高上就是巨大的浪费。信息战虽然可以独立实施，但在总体上仍属于作战保障的范畴。我军信息化还是应当在确保指挥通畅，特别是联合作战指挥通畅上下工夫、在作战武器平台上下功夫、在作战训练模拟器材上下功夫。总之，要表现在真正提高战斗力上。美军在伊拉克战争的表现证明，单纯依靠信息不能解决战争，完全“不接触”也不能解决战争，追求“零伤亡”不仅更加增大对火力支援的依赖，还反映军事优势中的心理脆弱性和高期望值的低承受力。信息化是工具而不是大脑，它无法分辨真实与虚假、正确与错误、轻重与缓急。美陆战1师总结伊拉克作战的报告中称，“各级情报机构都充斥了大量与其任务和需求不相关的信息和数据。”为解决信息拥塞，在“信息融合”中要进行过滤和筛选，而依据设定条件自动过滤掉的信息中，就可能有最关键的内容。应对信息化战争，就是要寻找上述种种弱点，确定新的作战方式和方法。
我们要从实际出发，发扬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培养高昂的战斗意志，立足于在现有条件下作战，研究以劣势装备战胜敌人的战法，在加紧发展新武器装备的同时，认真加强使用现有武器装备并充分发挥其效能的训练。我们这支军队如果没有毛泽东军事思想的武装，就会丧失自己的固有优势。我们没有任何理由否定自己的优良传统和历史经验。在没有可比性的条件下，对外国的东西要避免单纯的理论上的抄袭和形式上的模仿。
六、合理有效的军事战略管理体制是贯彻战略思维与科学决策的保证
战争的主体是人，进行战略思维时，是个体的独立思考。而战略决策则是集体的运作，要经过咨询、研究、论证和执行。任何独断专行、刚愎自用和轻举妄动都是有害的。拿破仑时代是个人指挥，一个人包揽从战略到战术的指挥权，他也没有建立一所军事院校培养参谋人员。从某种意义说，拿破仑的失败也是他创建的战略领导体系的失败。而老毛奇创建的普鲁士总参谋部制度，则对普鲁士战争胜利起了重大作用。他把总参谋部造就成有浓厚研究和学习气氛的集体，高素质人才的缩影，是军事知识的载体和在军队中的传播者。普鲁士总参谋部体制为后来各国所仿效。美国国防部在麦克纳马拉时期就建立的BBPS体制，即规划、计划、预算体制，一直延续到现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特别是拉姆斯菲尔德入主国防部后，增加一个“执行”环节，成为BBPES体制，强化执行与评估。如今也为一些国家所效仿。
管理科学有个提法叫“管理就是决策”，其实反过来更确切：“决策即是管理”。如果没有相应的战略管理体制与机制，那么战略思维就会缺少集中智慧，而战略决策也将是空运转。{这表明，决策与管理谁也不能取代谁。——阅者注}战略层次的体制机制和职责权力必须有明确的界定和具有相对的稳定性，才便于运行。军事战略管理是个新课题，没有统一而明确的规范和界定。我本人的理解，它应当包括：1、国家安全威胁判断，近期、中期和长期的安全威胁，主要、次要和潜在的对手。2、国家政治、经济、军事、科技、文化和能源的整体斗争策略。3、国家最高统帅机构的组织体制、机制和标准化管理。4、国家的危机管理、应付突发事变和处理重大事件的体制、机制、程序和相应的法律、法规。5、保卫国家安全和统一的军事战略方针、反侵略战争计划和应急作战方案。6、军队发展重点与三军比例。7、国防动员计划与兵役制度。8、国防与军队的法制与法规建设。9、高级领导职务的资格考评标准和选用机制。10、战略评估决策和咨询系统与运作。11、整个军队的作战能力
与工作效率的考核标准与跟踪监察、决策的落实及其反馈机制。12、军队改革发展方向与步骤。13、国防科研与军工生产体制，军队装备发展规划。14、战区划分与战略战役指挥体系。15、战略武器装备动态现状的掌控和调用程序与权限。16、具有实质性功能的全军联合训练体系和法规，等等。每个国家都有自己历史文化和政治结构传统，不能照搬别国的战略领导体系。
七、军事战略思维与科学决策的基本特点和要求
（一）军事战略思维和科学决策的政治性
军事是政治的工具。军事战略服从和服务于国家的大战略，反映国家政治目标与安全利益。军事战略思维的政治性，一是表现为战争的性质、动机和目的。二是表现为定下开战决心的同时就要确定如何结束战争，恢复和平。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的报告中指出，“像阿富汗战争一样，伊拉克战争也没有明显的结局”，“美国未能对终止冲突给予应有的优先考虑”，“西方国家的军队不是政治集团。像美英这样的职业性军队，它往往认为，缔造和平与国家重建不属于它们的主要任务范畴”。美国以武力强迫伊拉克改朝换代以后，造成该国动乱不止，无法收场。这是美国战略思维缺乏政治性的必然结果。三是表现在作战中合理解决政治因素与军事因素的矛盾。军事家不考虑政治因素的后果是严重的。同样政治家不考虑军事因素和作战能力的限制也会造成严重后果。苏联卫国战争初期，斯大林出于“最高政治理由”，否定朱可夫等将领关于放弃基辅、把部队撤过第聂伯河的主张，结果造成西南方面军数十万人全军覆灭。四是表现为军队在行动中遵守国际战争法规包括与战区居民的关系。在这方面，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堪称世界模范。
（二）军事战略思维的目标性
乔治·马歇尔说：“只要目标正确，连一个尉官也能制定战略”。军事战略思维要求具有明确而坚定的目标观念。战略思维的目标性，主导着战略思维各有关要素的实际运作。目标的提出，要权衡目标与政治、目标与能力、目标与手段、目标与法律和道德之间的关系。战争力量是实现战略目标的手段。战略目标与战争力量的辩证关系，表现在：战略目标必须虑及力量的可能，而力量必须按照目标的要求进行建设和发展，以便使二者相适应。当战略目标超过战争力量的可能时，则要么增强或合理运用力量（包括限制或分散对方力量）；要么调整目标（降低目标或分阶段实施）。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时，其联合舰队司令官山本五十六大将根据他多年驻美工作和调查的结论，深知美国有着巨大的战略资源和军工生产能力，日本不足以战胜美国。生性嗜赌的山本司令官，在既不能调整目标也不能增加力量的情况下，只能运用手段，即采取孤注一掷的方针，偷袭珍珠港，之后又部署中途岛海战。企图通过一两个决定性的战役，消灭美国海军主力。然而他遭到了惨败。这说明，当战略目标超过客观物质条件允许的范围，特别是发动不义战争时，战略决心和指挥技巧是无法从根本上扭转战局的。
（三）军事战略思维的传统性
战略思维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不同的民族起源、历史发展、地理环境、文化背景、社会制度等条件影响下所形成的传统观念和思维特征。传统战略思维，是一个民族的文化史积淀下来的独特的战略思考方式。中华民族具有共源性的传统文化，它蕴涵着我们民族精神历久不衰的根基。中华民族传统战略思维的核心是追求民族和谐与国家统一。中华民族所特有的理智和含蓄的性格，在战略思维领域也有其独特的表现。例如主张“全胜不斗，大兵无创”，重谋略，追求“不战而屈人之兵”，“以威德服人，智谋屈敌”的理想境界。但在社会没落时期，中国的传统精神是被扭曲的，表现为保守、退让和“重道轻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战争发扬了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新中国成立后，实行“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要犯我，我必犯人”的战略原则，既不恃强也不示弱。8次自卫反击作战都体现了这个特点，显示了新中国爱好和平与反对侵略的坚定立场。
二战后德国对法西斯清算比较彻底，是与国际上态度坚定分不开的，当然也和德国想做欧洲领袖的目标有关。但不可否认，德国人民受德国传统哲学的熏陶，能正视自己国家所犯下的历史罪行。日本则不然，由于美国的包庇，日本不是无条件投降，而是保留天皇制的有条件投降，不仅昭和天皇
裕仁不受追究，而且放走了大批战争罪犯，其中相当一部分走入政界，有的甚至还当上日本首相。所以日本的皇国思维一直延续到现在。60年后的今天，日本右翼势力又出现“返祖”思潮，小泉内阁所表现的急于成为政治军事大国的焦灼心态和战略智慧的狭促与浅薄，导致日本在亚洲四面树敌。尤其是对中国的问题上，一再干涉中国内政，侵犯中国主权。诸如侵占中国钓鱼岛、把中国台湾列入“有事法制”和干预“周边事态”的范围，坚持参拜供有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反对欧盟解除对华军售禁令、对中国制定《反分裂国家法》妄加评议等等。二战结束之后，亚洲还没有一个国家像日本那样对邻国的主权进行过如此明目张胆的挑衅，没有一个亚洲国家像日本那样，与他国制定了联合对付邻国的战略计划。日本扩张传统没有因战败而消失。日本将是环太平洋地区不安定的主要因素。美国如果不认识这一问题，终将养虎遗患。
（四）军事战略思维的整体性与系统性
总体宏观的思维方法最早产生于指导战争。现在到处都在用战略术语表达整体指导思想。现代战争是双方综合国力的较量。军事战略的对抗，从来都不只局限在军事领域进行，而是延伸到政治、经济、科技、文化、外交以及资源、环境等领域。战争整体的内容随着社会的发展而扩展。人民战争思想，是中国人民革命的整体性战略，用以对抗帝国主义的总体战略。联盟之间的战争，是更大范围的整体性对抗。现代高技术条件下的局部战争，虽然就其战争规模是局部的，但其所涉及范围更具有整体性。
当代的军事革命本身就是一个整体现象，它在体现科学技术的突破、军事理论的牵动、战略的调整、武器装备的更新、编制体制的改进、人才的培养和部队训练诸要素的结合方面，比以往任何军事革命都更明显。工业时代发展起来的、分别实施的战区战役行动，将被在整个战场实施的一体化作战所取代。信息化作战更是超越武装斗争较量的范围，而涉及到整个国家、社会甚至一个国际区域的基础设施的安全。战争与和平、平时与战时也是一个整体性的问题，战略计划不仅包括战争准备与实施，还包括结束战争恢复和平的时机与方式。
信息化时代是真正的整体战争时代，没有平时、战时之分。核威慑下的和平；军备竞赛；局部冲突；政治、经济、文化、舆论、心理作战等，都在全时空地进行。“颜色革命”是和平演变的质变点，一旦不成即爆发军事对抗。整体战理论逻辑的起点是对面临威胁的判断和主要对手的界定，逻辑的终点是不战而屈人之兵和战则能胜，即孔子说的：“我战则克”。
整体性的重要内容是系统。战略思维要涵盖达成战略任务所必需的所有要素：战略环境、战略力量、战略企图、战略方向、战场范围、作战对象、战略部署以及各战区、各军兵种、各种作战保障与后勤保障等等。缺乏系统性的整体，就构不成有机整体和有序整体。
（五）军事战略思维的超前性与现实性
“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超前性的战略思维，是战略思维中最难把握、又是最需要的。不能等到危机出现时才匆忙决策，那是危险的。关乎一个历史阶段的战略指导，必然包含战略预见与战略预置。战略预置是根据战略预断所做出的超前配置。例如，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毛泽东在蒋介石发动“皖南事变”的前一年，就预见到日、蒋图谋把八路军与新四军分割，并将我军主力限死在黄河以北加以消灭的严峻形势，提早命令八路军一部从华北战场南下，接着东进苏北，打通与新四军的联系，开辟了连结华北与华中的苏北抗日民主根据地，从而对大江南北抗日战争的坚持与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毛泽东还以其远见卓识，考虑到抗战胜利后经略东北的问题，并指出山东是进军东北的必经之路。因此，把开辟山东抗日根据地摆在了重要地位。他在1942年7月给刘少奇的电报中就指出：“山东根据地实为战略转移的枢纽”，抗战胜利后我党调动八路军、新四军主力北上，都经过山东地区，取捷径进军东北，奠定解放战争胜利的基础。这些都证明毛泽东在战略上的远见卓识。
掌握科学的战略思维，有利于做出超前性的战略判断和战略预置。例如20世纪50年代，中央考虑在
有限的经济技术条件下，是先发展飞机还是先发展火箭的问题。钱学森提出与众不同的见解：先发展火箭。因为飞机需要耐久性零件互换，对批量制造技术和材料要求高。火箭则是一次性使用，制造困难小。而保障我国安全急需的是火箭导弹。这是基于对国际政治、国防安全和工业技术水平的综合分析而做出的哲学判断。这就是战略思维与科学决策的具体体现。
预断的困难在于，若是笼统的或模棱两可的预断，其适应性强但适用性差；若是具体的可操作性的预断，则不可避免地带有概然性，弄不好容易发生误导。因此，超越性思维不能脱离现实太远，而现实性考虑又不能成为保守的代名词。超前性是现实中最活跃的因素，现实性则是超越性的理性边界。
（六）军事战略思维的对应性
战争的基本矛盾是敌对双方的斗争，战略思维本质是一种对策性思维。军事战略思维活动中，始终有一个不在场的对手从反面出难题。对应性的要求，就是拿破仑概括的：有一条最显而易见的战争原则，就是不要做敌人希望你做的事。
自有战争以来敌对双方通常是以对手为师、以对手为鉴、以对手为靶。以对手为师，就是批判地吸收对手的长处，补充自己所缺少的东西。第二次世界大战，苏联与德国作战，尽管双方的战争性质和目的截然不同，但其统帅机构的职能与效率，却越打越接近趋同。二战后的美苏对抗，美国政府对军事科技的集中控制，却越来越像苏联的办法。以对手为鉴，就是追踪研究对手在建军和作战方面的经验教训。我军对现代战争特别是高技术战争缺乏实践经验，因此要重视对外军尤其是对手在高技术战争实践的研究，否则就会落后于时代的发展。以对手为靶，就是明确威胁来自何方，瞄准对手在建军、作战和装备技术的新发展，追求不对称超越。高技术战争，最完美的战例也有不足，最先进的武器也有弱点，要收集研究，寻找对付的办法。否则就是诠释主义、述而不作。
辩证唯物主义的一条重要原则，就是按照客观事物的本来面目解释世界。研究与介绍外军也要掌握这个原则，即按照外军的本来面目反映它的实际情况，为领导、机关和研究部门提供客观而准确的资料，作为情况判断和定下决心的客观依据，而不宜根据我们自己的偏好和主观愿望修改它，更不能用经过拼凑、窜改甚至假造的情报资料，为自己论点服务，或用以证明领导某些先验性判断的正确性。
（七）军事战略思维的创造性
创造性是对旧模式、已有经验和战例的辩证否定和主动超越。从哲学角度看，创造性是思维认识的飞跃、拓展、更新和变革。在军事战略思维的过程中，计划作战或决定重大行动时，最先进入思维领域的，通常是已有的经验、既定的方案、现成的做法、惯用的战例。这属于“定势作用”下的常规思维。创造性的要求，就是不能简单地用过去推导未来，用静态推导动态，用自己推导对方。忠实地依照历史经验制定的战略计划往往以失败告终。
创造性并不否定优良传统。传统具有两重性，它既是宝贵的历史财富，又是一种历史的惰力。毛泽东指出：我军有两种传统，有马克思主义传统，也有反马克思主义传统。王明、张国焘的宗派主义就是反马克思主义传统。所以毛泽东在讲到传统时，总是讲发扬优良传统。战争艺术不同于战争法规，后者需要遵循，前者贵在创造。所有优良传统在当时都是新的创造，这种创造进入历史就成为传统。在战争中能创造优势才能生存和胜利。创造性是一种精神实践活动，作为对模式化和因循守旧的否定，从而实践新发现的意义。
（八）军事战略思维的确定性和对不确定性的克服与利用
军事认识与作战指导中，大量遇到的是确定性与不确定性的矛盾。从对抗互动、危机升级到战争爆
发、战局转换，战场主动权的争夺，无一不是在解决不确定性中发展的。确定就是对不确定的否定、对模糊的明晰。决心的过程就是选择过程，定下决心就是选择的终结。最佳方案只有一个，合理方案则不止一个。敌我双方是互动的，你的最佳方案也是敌人重点准备对付的，有可能变为不是最佳方案，这就存在不确定因素。战略抉择往往是两难抉择。要想达到确定性，首先要克服不确定性。在战争中，我看到的是，在众说纷纭、敌情变化不定中，定下艰难决心的指挥员，他长久地凝视地图沉默不语，甚至彻夜不眠。直到作战发起后，再无选择时，他才睡起大觉，直到被参谋叫醒，再对新的情况进行处置。
不确定性是战争中最活跃的因素之一。在军事艺术运用中，属于谋略和出奇制胜的部分，很多情况下是在不确定性中发挥的。规律性在战争中有两种表现：一种是常规表现，例如进攻、防御、机动、支援、保障等等，都有一整套的程式化的东西。另一种是非常规表现，例如虚虚实实，声东击西，出奇制胜等等，是非程式化的。战线越是固定，不确定性越是减少，战争艺术的发挥越受限制，如中世纪的城堡战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堑壕战即是如此。反之，越是存在不确定性，战争艺术发挥的余地越大，如长征中的四渡赤水和抗美援朝战争初期的运动战阶段，毛泽东和彭德怀把战争艺术发挥到极致。
对不确定性的利用，主要是给敌以不确定性，造成其判断的错觉、困难与失误。三国时代诸葛亮使用“空城计”就是利用不确定性的典型例证。现代战略上的“模糊战略”、“联而不盟”、“打打谈谈”、“不战不和”，都属于战略上对不确定性的利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对德国的战略企图的判断，存在两种可能，一是进攻英国本土；二是进攻苏联。希特勒采取声西击东，使斯大林误认为德国在解决英国之前不会进攻苏联，结果吃了大亏。{苏联虽然吃了大亏，但德国吃了更大的亏。斯大林的判断应当是有一定的合理性的。因为如果德国袭击苏联，将面临两线作战，人员、资源等各方面都会吃紧。只不过斯大林没有想到德国会犯战略错误。所以，对敌人犯错和不犯错都要做好两手准备。——阅者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持续几十年的冷战，就是世界范围的带有不确定性的战略对抗。核威慑与核对抗，这种边缘战略，则是最大的带有不确定性的冷战博弈。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美国提心吊胆又姿态强硬；苏联姿态强硬又心虚手软。最后，苏联撤出部署在古巴的导弹，美国撤出部署在土耳其的导弹。双方玩了一场从不确定性到确定性、从对抗到妥协的危险游戏。
作战决策的过程，就某种意义说，主要是对各种不确定因素的分析、认识、权衡、诱导和利用的过程。在诸多的不确定因素中，找出对我有利的，加以诱导，把其概然性变为必然性。而对我不利的不确定因素，则设法加以限制，使之减弱和消失。还可以创造一些不确定因素，以增大敌方判断上的困难。战略上对不确定性的利用，是坚持底线与保持弹性，掌握回旋余地，让对方摸不着打与不打、何时打、在什么方向打和怎样打。在战役作战上，对不确定性的利用，就是“不规则、无定向”，例如，采取“诱进来、打出去”，即抗美援朝战争第二战役那样；或是把主要突击方向选在可以同时威胁几个目标的地点，使对方备多力分，处处防守、处处薄弱。在战术作战上，采取伪装、佯动、奇袭等等。对不确定性的利用，是自觉的谋略行为，而不是举措不定的产物。在充满概然性的军事领域，面对多种方案的选择，而作出没有主见的折衷，也不属于认识的飞跃与矛盾的解决。
克服对方不确定性这个因素，一种方法是用最大保险系数加以覆盖，即用范围广、力度大的确定性对付不确定性。也就是说，准备了对付最坏情况的办法，就创造了向好的方面转化的必要条件。如在战略上，毛泽东提出立足于做好“早打、大打、打核战争”的准备；在战役战术上，集中绝对优势兵力，“杀鸡用牛刀”。在这种情况下，即使存在若干不确定性，对战局也不会发生影响。第二种方法是，用有计划、有目的的不确定性对付不确定性。例如战略上的又联合又斗争；战役战术上的“攻城打援”，用攻城来调动敌方派兵出援，于运动中歼灭敌援兵；如打援不成，则相机攻城，二者必得其一，就是这种模式。
战争如此复杂，而战争决心又要求简捷和确切；战争充满不确定性，而作战计划每一步都必须十分明确。从认识到不确定性开始才可能以确定性告终，即研究了所有的概然性，才能定下确切的决心。战略判断永远也不可以离开冷静的理性和尽可能的审慎。在战争中鲁莽同优柔寡断一样，表面上是
性格弱点，而实质是思维上的缺陷。在战争指导中，对敌情和战局发展的洞察是相对的，是模糊中的清晰。指挥决心就是在多种可能、多种方案中，对一种方案的认定和对其他与此相悖方案的否定，是选择的结束和实施的开始。战略思维的结果一旦具有确定性之后，便成为带有强制性和权威性的战略决策，并与战争力量相结合而进入实践领域。可以说历史上所有惊心动魄的战略行动，都是在这种情况下产生的。
八、科学认识与把握战略机遇期
托尔斯泰说过，机遇造成局面，天才利用机遇。对战略机遇期的认知、把握与利用，是科学发展观的重要内容。它是从国家战略高度，以积极进取的精神对客观规律的自觉运用，是战略思维、科学决策与历史机缘相结合的社会实践活动。
战略机遇期具有客观性质及其自身的发展规律。因此要有主观认知和把握与利用，其本质是竞争性、创造性的利用。有机遇而不利用就是“天予不取，反受其咎”。西方地缘政治学有两个重要结论：一是领土争端就意味着军事对峙和战争；二是敌人的敌人是朋友。布什的愚蠢战略帮助了所有对手，发动反恐战争造成石油涨价使俄国凭借石油卢布恢复经济、挺直腰杆；伊朗和委内瑞拉也靠石油撑腰，敢于在太岁头上动土，与美国对着干；叙利亚、黎巴嫩有其他阿拉伯国家和俄国的支持也加大了反对美国和以色列的力度；布什政府的对外政策被牵制在自己制造的“邪恶轴心”的政治与军事旋涡中，这些都有利于中国获得和平发展的机遇期。我们就是要利用国际矛盾，牵制主要对手，发展与壮大自己。
机遇与挑战、发展与风险并存，并在一定条件下转化。要坚持战略底线，争取和平发展环境。稳定的机遇期与随机性的机遇期都要抓住不放。战略上有准备才能抓住机遇。要有建立在科学预断基础上的战略预置。坚持改革发展，增强综合国力是保持和延长机遇期的根本办法。机遇期的把握和利用，始终伴随着必要的变革，同时要警惕和避免被误导。坚持改革发展，增强综合国力是最大的安全，也是保持和延长机遇期的根本办法。美国现在奉行军事凯恩斯主义，对国防科技工业，实行集中统一管理。那是我们过去成功的路子。中国的风险来自安全利益与国家实力的差距。落后就要挨打，崛起必遭遏制，分散必然倒退。英国著名经济学家罗宾逊夫人说过：“学习经济学的目的，并不在于获得一系列关于经济问题的现成答案，而是为了懂得如何不被经济学家所蒙骗。”靠私有化无法建立强大的国防科技工业。自主创新，重点跨越，才是根本的国家发展战略。
布什奉行单边主义；日本坚持“皇国思维”，在亚洲四面树敌，都是源于对自己的历史自傲、文明自负、霸权情结、扩张惯性。《老子》有云：“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当年日本如果不是由疯狂的东条英机掌权，而是由一个同样反动但行事稳健的俾斯麦式的人物来决定政策，日本就可能不去偷袭珍珠港，美国对日本侵略中国可能就仍会作壁上观，并继续实行绥靖政策，向日本提供战略物资。中国的抗日战争就可能延长更久的时间。美国炸我驻外使馆，日本首相参拜靖国神社都从反面对中国青年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民意难违、民心可用，但要使之服从与服务于国家利益的大局，关键在于疏导。
九、中华民族的振兴首先是精神上的振兴，在国魂、军魂上振兴，才能带动和保证经济上、物质上的振兴
一个人的性格往往决定一个人的命运，一个民族的性格也往往决定一个民族的命运。中国先秦时代既有“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的苦斗精神，又有“奋六世之余烈，振长策而御宇内”的浩然气概，但后来被儒家文化的消极成分给磨掉了，而儒家文化的积极内容又被文化大革命给打掉了。我们要对传统文化进行反思，是否有过度的中庸和退避呢？民族精神（进取、团结、创造、献身、信仰、纪律）是一个国家的最大财富，可用金钱衡量的一切活动形式在它面前都黯然失色。中国人民在振兴中华的伟大事业中，需要有正确的思想、文化和理论的武装，培育爱国主义精神，激发战斗意志。要纠正那种金钱万能、私有万能的社会不良倾向。尤其是对我们的国家、我们的党不能否定自己光荣的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