毒树之果
一、毒树之果的概念
毒树之果是以非法行为作为条件或以非法证据为线索而得到的其他证据。它是美国刑事诉讼中对某种证据所作的一个形象化的概括，意指“根据以刑讯逼供等非法手段所获得的犯罪嫌疑人、刑事被告人的口供，并获得的第二手证据（派生性证据）”。以非法手段所获得的口供是毒树，而以此所获得的第二手证据是毒树之果。它的内容包括: 非法行为所间接获得的证据；与违法收集密不可分的证据；以违法收集为线索发现的证据；以违法取得的证据引诱他人所获得的证据；违法取得口供后再次讯问得到的口供；非法行为后多重间接得来的证据，这些证据都是所谓的毒树之果。
毒树之果原则, 是指如果警察行为违反宪法，那么不仅该行为直接导致的证据（原始证据, 也就是“树”）被排除，而且从原始证据中派生出来的所有证据（派生证据, 也就是“果实”）,也必须被排除。“毒树之果”原则作为非法证据排除的规则，对遏制办案人员刑讯逼供，保护刑事被告人的基本权利有着进步作用。
二、毒树之果原则的由来
毒树之果原则是在1920 年美国的西尔弗索恩诉美国案中确立的。在此案中, 联邦特工人员以不合法的手段扣留了一些书籍和记录, 但是被告获得了法院批准归还书籍和记录的命令。特工人员遵守了法院的命令, 但在归还书籍和记录之前, 将这些要求归还的物品进行了拍照。在审判中, 控方根据这些照片要求法院对这些文件签发传票。最高法院认为以非法搜查获得的信息为依据而签发的传票是无效的。正如控方不能在法庭上使用违宪搜查获取的直接证据一样, 对于以此搜查为基础而获得的间接证据亦不能使用。排除规则适用于违宪搜查所污染的证据, 并且这种污染延伸至通过以非法搜查得来的信息为基础所获得的其他证据。西尔弗索恩案要求排除非法证据所衍生的第二手证据, 这就是人们所称的毒树之果原则。毒树之果原则首次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延伸适用至二级的或衍生的证据。在该案中,联邦最高法院宣布,只要被提出的证据与违法行为之间存在足够的联系, 违宪行为所派生的所有证据都将被排除，而且这样取得的证据不仅不能在法庭上使用, 它根本不能使用。
而在二十世纪60年代，随着民权运动的兴起，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以微弱优势正式确立了“毒树之果”规则，即“美国联邦政府机构违反美国宪法规定所取得的证据材料，在审判中不具有证明力”。
三、毒树之果原则的例外
1、必然发现情况的例外
所谓必然发现情况的例外是指，虽然政府机构的取证行为违法，但按照政府机构处理同类案件使用的方式方法，该证据即使不依靠该违法程序，也必然会被发现或找到。例如犯罪嫌疑人将凶器藏在家中的一个角落，警方已经对该房屋开始地毯式的搜查，但在这时在警局内的警察通过刑讯逼供的方式得知了该凶器的具体地点，并找到了凶器。虽然刑讯逼供属于违法，该违法实施人也将得到追究，但就是没有刑讯逼供，这个凶器在搜查中也必然会被发现，这个证据就不属于毒
果，可以使用。当然，对于这一原则还有学者有异义，认为这削弱了毒树之果原则的功能，但这也说明了毒树之果原则的适用是很慎重和严格的。
2、违法被消除的例外
违法被消除的例外是指，虽然第一次取证违法，但第二次的合法取证由于其他因素的界入而消除了原来的违法性，则第二次合法取得的证据可以具有证明力。也有人称这一例外为违法状态的中断。例如警方非法拘留犯罪嫌疑人甲，并得到口供，然后释放了甲，几天后甲因为受到家属的开导到警察局自首坦白。这个事件从表面上看是一个连续的状态，但第一次口供属于违法行为，不具有证明力，而甲的自首坦白所做的口供这一证据是合法的，通过自首这一行为消除了这一案件中原来违法行为所造成的污染，可以作为证据使用。
3、独立来源
独立来源是指针对刑事被告人的证据并非源于违法程序，而是有独立的来源。例如警方没有合法手续逮捕了犯罪嫌疑人甲并做了犯罪嫌疑人甲的口供。通过口供警方找到了甲的其他犯罪证据。适用“毒树之果”原则，这些证据属于毒果，没有证明力。但不久，在另一案件中，另一犯罪嫌疑人乙举报了甲的犯罪事实以及提供了关于这些证据的线索。这样，这些证据的重新取得和原来的违法行为无关，证据有了独立来源，可以具有证明力。
2009年2月（总第194期） 法制与经济 FAZHIYUJINGJI NO.2，2009 (Cumulatively，NO.194) 客观性和关联性是证据的内容，而合法性是证据的形式，是客观性和关联性的法律保障[1]。所以享有调查取证权的主体违反法律规定的程序和权限，尤其是以侵犯公民基本权利的方式获取证据的行为被各国法律所禁止。一方面，法律、行政法规以及内部纪律或职业道德会对相关主体予以制裁，使之承担相应责任；另一方面，相关证据的证据明力也会因此被消减乃至否定，即形成各国刑事证据立法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但是，许多国家包括我国的证据规则上，仅明确规定直接非法证据的法律效力，而对以非法证据为线索所获得的间接证据的法律评价却语焉不详，在理论和实践上争议颇大。美国法院在大量判例中不断总结与逐步完善的“毒树之果理论”，是迄今解决非法证据的衍生证据问题的主要司法经验之一，对于我国正在进行的证据立法和逐步深入的证据研究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 一、毒树之果理论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国内学者曾将非法证据和美国证据法上的“毒树之果”相混淆，例如有学者认为， “美国的刑事司法制度中有一个颇为著名且颇具特色的法则即‘毒树之果’法则。按照这个法则的规定，通过不符合法律规定的搜查、询问等侦查活动获得的证据材料不得在审判中作为证据。尽管这些证据材料是可靠的，而且能够证明案件真实情况，但他们必须被排除在证据之外，因为获得这些材料的方式是不合法的。换言之，有毒的树结出来的果实也一定有毒”[2]。实际上毒树之果一词中的“毒树”指的是采取非法方式收集到的刑事证据，以非法证据为线索进而获得的其他证据，则为毒树的“果实”。因此毒树之果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既是相互区别，又是紧密联系的。换言之，毒树之果是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延伸。 现代法治国家的刑事证据法和判例基本都要求证据的取得应符合法律的规定。相应地，非法方式取得的证据的证据能力要受到限制。但是历史传统、法律观念以及诉讼文化的差异导致各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具体内容又有较大差异。例如，美国对非法证据采取的是严格排除的基本立场，例外情况很少；英国则以审判的公正性为基础，允许法官自由裁量是否排除[3]；法国和德国则区别自白和物证，前者无论真实与否都不予采用，而后者查证属实的予以采信。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之所以在立法和司法上难以获得普遍一致，在于其本身陷于刑事诉讼制度价值冲突的两难境地，即一端为客观真实，一端为程序主义：排除非法取得的证据难免会出现案件的处理结果不符合案件的客观真实，从而放纵犯罪，妨碍控制犯罪、维护国家和社会安全的刑事诉讼目的。诚如美国著名的卡多佐大法官的断论，可能导致“因警察的一时疏忽，而让罪犯逍遥法外”[4]；而采纳非法取得的证据也有损司法的纯洁，某种程度上意味着法院宽恕甚至间接鼓励政府的违法行为，导致公民的生命权、自由权、财产权、隐私权等宪法允诺的权利失去依托和保障。随着民主权利意识的猛醒和正当程序观念的接受，社会公众为追求正义而能够更大程度地容忍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相伴的成本，因此各国国内法及国际人权公约上，非法证据不是“取”或“舍”的选择，而是“部分舍”或“全部舍”的权衡。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内容是严格限制非法取得的证据作为定案或指控的依据，而毒树之果原理表面上分析的是非法证据的衍生证据，即“果实”的证据适格性的判断，但其实质上是对非法证据，即“毒树”的法律效力的进一步规范，不但在法庭上被限制或禁止，甚至在侦查中其作为线索的意义也被否定，因此困扰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矛盾价值也必然影响毒树之果理论，甚至更严重。 二、毒树之果原理的例外规定 尽管毒树之果原理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历史和理论上存在一脉相承的联系，但是毕竟二者规范的是不同的对象。如上所述，毒树之果涉及的是非法证据在非法庭审判环节上的法律意义以及非法证据的衍生证据的证据能力的问题，所以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不同，在权衡客观真实和程序正义两种价值时，会稍微倾向前者。英国的刑事证据制度上也因此采用“砍掉毒树”但“食用毒树之果”的原则，即如果毒树之果符合证据的客观性和关联性，仍然具有可采性[5]。美国司法判例上也形成了一系列的毒树之果原理的例外规则。事实上，毒树之果原理和例外规则共同构成了毒树之果理论，二者是不可或缺的统一体，毒树之果原理的例外规则主要为以下三种[6]： （一）稀释或清除污染规则，即最初违法性的污染可以由被告或者第三方的独立行为所“清洗”，非法性与证据之间的因果关系由此被断开或证据的非法性被稀释，并因此具有证据能力。 （二）独立来源规则，即如果案件的事实情况由独立来源获得，而非单纯利用非法证据为线索的，则该证据仍不失可采性。 （三）最终或必然被发现规则，即控方只要能以足够有力的证据证明非法取得的这项证据，最终或必然会以合法手段取得，这项证据仍具有可采性。 毒树之果理论之探讨 李秋芳 （南京大学法学院，江苏南京210093） [摘要]毒树之果理论是美国法院在多年的刑事审判中逐步总结的证据规则之一。毒树之果一词中的“毒树”指的是采用非法方式收集到的刑事证据，以非法证据为线索进而获得的其他证据，则为毒树的“果实”。原则上由于非法证据的毒素的传染导致其衍生证据的适格性受到法庭的质疑，但是为了保证惩罚犯罪和保障人权的有机统一，也形成了诸如稀释或清洗污染、独立来源、最终或必然发现等一系列的例外规则。笔者在对我国现行法律及江苏省高院《关于刑事审判证据和定案若干意见》的分析的基础上，认为毒树之果理论对我国正在进行的刑事司法改革有重大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关键词]毒树之果；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衍生证据 95
关于司法行政处罚程序中的“毒树之果
司法行政处罚程序中的“毒树之果” 司马当 摘要：一个司法行政机关，如果它在明知所采集的证据是非法的，是“毒树之果”，而它偏要“食用”，作为处罚律师的依据时，所彰显的就不仅仅是其执法水平问题了。 司法行政处罚是指司法行政机关对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违反律师法、法律服务管理以及其他司法行政管理秩序的行为进行的处罚。 司法行政处罚是行政处罚的一种，受《行政处罚法》和《行政诉讼法》等有关法律的调整。在我国，对于行政诉讼中非法证据的排除虽不及美国、英国、德国等法制较为健全的国家那样引起司法界的普遍重视，但也不容忽视地受到了我国法学家们的关注。 “毒树之果”法则源于1939年美国最高法院对纳多恩诉合众国案的裁决，主要内容是说：执法人员通过不合法的程序所取得的材料均不得在审判中作证据使
用，尽管这些材料有可能或能够证明案件的真实情况。换言之，就是说执法人员的违法行为犹如毒番石榴树，而获得的证据材料犹如树的果实，尽管那果实既好看又好吃，但是其毒素会伤害肌体——司法系统，因此司法系统绝不可“食用”。“毒树之果”作为刑事诉讼中的一个法则，被美国最高法院认为同样可以适用于行政诉讼。在我国，尽管没有对行政诉讼中“毒树之果”的排除作出直接明了的说明，但事实上在不少法条和司法解释里都对非法证据的排除作了更为宽泛的规定。如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条第二款规定“被告严重违反法定程序收集的其他证据”、“不能作为认定被诉具体行政行为合法的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的规定》第五十七条规定：“以偷拍、偷录、窃听等手段侵害他人合法权益的证据材料，以利诱、欺诈、胁迫、暴力等不正当手段获取的证据材料”、“不能作定案根据”。同时第五十八条规定：“以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或者侵犯他人合法权益的方法取得的证据”、“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然而，在我们的行政处罚，特别是司法行政处罚程序中，我们对非法证据的排除理念并未得到应有的重视。笔者在这里主要探讨的是司法行政机关对律师违纪行为进行行政处罚过程中非法证据的排除问题。这不仅仅因为律师在一个经济较为发达的国家里是一个被人们爱恨交加的尴尬角色，更
公司诉讼 理由 是什么？ 论刑事诉讼中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刘志栋提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与人权保障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人权保障是构建和谐社会的根本目标与基本前提，和谐社会是人权保障的社会基础与必要条件。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过程中，应该把尊重与保障人权作为其核心任务，在人权保障过程中实现和谐社会的不断发展。宪法修正案规定的“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为我国人权保障事业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宪法基础。然而, 这仅是一个宣示性的原则规定, 并未涉及人权的具体内容。因此它还有赖于各部门法的具体规则的配套实施, 才能实现其预定的价值目标。诉讼法中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是一个具有人权保障价值的证据规则。而我国现行诉讼法并未确立该规则, 已导致了我国诉讼中漠视人权、侵犯人权现象较为普遍的恶果。所以, 在修改诉讼法时, 明确设置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既是完善诉讼法自身的需要, 也是落实“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宪法原则的需要。非法证据的排除规则运用于整个诉讼程序中的证据采纳规则，是一个系统的制度体系，本文不可能全面整体的分析该规则，所以笔者仅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对行事诉讼中的人权保障功能的角度做一些初步的分析。全文共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分析刑事诉讼中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建立的理论基础，即保障人权的价值取向;第二部分介绍我国刑事诉讼中的人权保障状况和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现实运用状况;第三部分提出在刑事诉讼法中建立符合我国国情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构想以及保障该规则取得最优效果的配套措施。 胡锦涛总书记指出：“我们所建设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是民主法制、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 由此我们看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民主法治社会的，其
毕业论文文献综述 法学 论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以“毒树之果”为视角（一）国内研究状况及研究成果 随着我国法制建设的进程和大量的司法实践，我国对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制度建立越来越受国内专家学长的重视。目前，国内探讨关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为论点文章与论著相当多。这些论著主要从非法证据的概念、非法证据的效力、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意义、非法证据制度的建设构想，并对非法取证等违法行为寻找相应的预防和治理对策。而现今陆续出现的冤家错案和司法实践中的违法取证和对非法证据的规定不一，各地法院出现了不同的认识和做法。关于如何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为论点，不少学者及相关的专业人士也做了大量的探索和研究。 主要文献介绍如下： 陈立在《刑事证据法专论》一文中首先对非法证据的定义提出见解，然后各国对非法证据的效力认定和非法证据规则制度辨析进行阐述，最后提出自己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建立的构想。 王金沙在《刑事诉讼与人权保障》一文中首先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价值基础进行阐述，进而从我国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态度进行梳理，最后根据我国的立法现状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之立法选择从积极方面和消极方面进行了辩论。 张保生在《证据法学》一文中主要非法证据和排除规则的含义作了简单的分析，并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正当理由从四个方面进行阐述。同时也对非法证据排除的原则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最后对非法证据排除中的证明责任简述了外国的做法并对我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进行了反思。 陈立在《行事证据法专论》一文对非法证据的界定进行了纤细的分析并提出我国对非法证据的认识，进而对非法证据效力的几种学说进行了引述，最后从两大法系关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基本内容上提出了我国为什么要排除非法证据的看法。 宋世杰、陈果悦在《论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一文首先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概念进行了概述并基于此对非法证据进行了详细分类。然后对各国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作比较，对自白排除的理论进行整理。 郑旭在《帕特莱恩案与毒树之果理论的演变》一文中针对毒树之果理论的起源由来
论辛普森案中的证据排除规则 1994年，辛普森杀妻一案震惊世界。案件当时的审理一波三折，经过了长达13个月的审判。辛普森请其律师代理所有诉讼事宜，并聘请了被美国媒体称为“梦之队”的明星律师团队为其辩护，诉讼遵循缜密的诉讼程序和严苛的证据制度，最后辛普森被宣判无罪。然而，在随后的民事诉讼中，辛普森难逃其责，被判处支付巨额赔偿金，虽然判决结果看似矛盾，但不管作为判决依据的法律事实与客观事实相差多远，在此案中，体现了程序正义。辛普森之所以被判无罪是因为美国注重程序正义，是因为警方在调查取证过程中存在违背程序法的情况并且案件无法排除有人栽赃的可能。警方范了五个错误，其中有两个是致命的，这使得辛普森花了一个亿从全美国请来的七名重量级律师组成的梦之队律师团为他找到了翻身的契机。首先，警方忽视现场勘查常识，由接触过犯罪现场的三名警察前去通知辛普森，使得在辛普森家里发现的血迹不能成为证据。再者，警方未找到杀人凶器，不能直接证明辛普森就是杀人凶手。其次，警方有种族歧视的嫌疑，曾多次称辛普森为黑鬼。最重要的是，警方和原告方违背了美国法律的根本，警方涉嫌非法搜查，而原告方为使案件更加“铁证如山”，愚蠢地伪造了一双沾有辛普森和他前妻血迹的袜子，这使得辛普森在这场战斗中立于不败之地。 在此案中，我们看到了警察取证，就这个行为本身而言的重要性。在整个案件的搜查取证过程中，几点小失误就可能令案件审判结果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辛普森之所以被陪审团宣判无罪，和警方取证过程中忽视现场勘查常识，违背程序公正的诉讼原则具有密切的联系，甚至可以说是警方的失误导致了案件的最终结局。在此，我们不得不提在此案中涉及的，美国很重要的一项刑事诉讼制度—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美国人说：“辛普森杀害妻子的鲜血连上帝都看见了，但法律没看见，所以辛普森无罪。”美国有关机构调查显示，绝大部分美国人认为辛普森就是“杀人犯”，但同时认为，既然法院认定辛普森无罪，在法律上他就是无罪的，人们应该对司法判决保持尊重。表现了美国民众成熟的法制观念和对独立司法的尊重。其实，辛普森能够洗脱罪名，关键在于在美国的司法制度中，遵循程序正义的原则，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获取的证据的效力，即著名的“毒树之果”法则规定，通过不符合法律规定的搜查、询问等侦查活动获得的证据材料不得在审判中作为证据。该法则不仅适用于违反证据规则而获得的实物证据和言词证据，而且适用于由违法收集的刑事证据而获得线索的证据，即“毒树之果”。实际上，美国宪法和司法制度的核
一、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简介 “比较法有助于更好地认识并改进本国法”[1]，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作为一项起源并发展于国外的证据规则，在对其进行分析以前，对相关国家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进行简要介绍，进而比较研究，显得十分必要。 (一)起源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发轫于美国。从法制史观察，美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实际上是颇为近代之产物。虽然早在1886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之判决中曾约略提及违反宪法规定为搜索所得证据之排除规则，然美国依然承继英国习惯法之见解，即，凡与系争待证事实具有关联性与重要性之证据，均认为有证据能力，纵使该证据之取得系出于不正之方法，或有违宪法之规范者，仍无碍其证据能力。[2]直至1914年，联邦最高法院在Weeks v. U.S一案中，将违反宪法第四修正案规定之搜索、扣押所取得之证据予以排除，扬弃了上述的英国传统证据法则，正式宣示采行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然各州之间、州与联邦之间，此规则并未推行，很多州议员根据银盘原理，逃避此规则的使用。直至1961年，美国最高法院在对Mapp v.Ohio 一案的裁定中，才使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普遍适用于各州法院。而随着1966年，联邦最高法院对米兰达一案之判决，标志着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美国完全确立。 综合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及其他各级法院多年来有关证据排除之判决加以归纳分析，证据排除法则之适用，最主要乃在排除因违反宪法第四、第五、第六、第十四修正案及其相关规定所取得之证据。质言之，该法则概以适用于非法搜查、扣押(Search-and-Seizure Exclusions)、违法通讯监察(Exclusion of Evidence Obtained by Illegal Wiretapping or Eavesdropping)、非法取得自白(Exclusion of Confessions Obtained in Violation of Constitutional Provisions)、强制自证己罪(Self-incrimination and Related Protections)、违反正当法律程序(Due Process Exclusions)及侵害辩护权(Rights to Counsel as it Relates to the Exclusion of Evidence)等情形而取得之证据排除。[3] (二)两大法系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之比较 大陆法系与英美法系，作为世界上两大主要法系，由于各自的法律文化土壤不同，正所谓“法治的成长必须扎根于相应的法律文化土壤”[4]，两者在对该规则的制定上存在很多区别。而两大法系这方面的代表，分别为德国与美国。下面以两国为例，观察两者的区别。 1、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立法体例不同。英美法系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由法律预先设立排除证据材料的一般规则，然后再列举若干例外;而大陆法上的证据排除，则是在承认证据资料一般均具有证据能力的前提下，对于某些个别情况设置例外，此例外即无证据能力之特例。从证据法规则的形式上看，尽管美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也是通过判例法逐步确立起来的，比较而言，大陆法系国家缺乏英美法上具有普遍意义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体系。采用判例法的英美法系国家，在证据制度立法上表现出的成文化倾向令学者们相当惊奇。[5] 2、非法证据排除发生的阶段不同。美国事实审理与法律审理者的区分以及高度发达的审前准备程序，为避免非专业的陪审团成员接触到那些非法取得的证据，而形成不恰当的事实判断，就要在事实审理之前确定哪些证据不能进入庭审。因此，其证据排除是发生在
非法取得证据有无证据效力问题探讨 我国刑事诉讼法明确手册，禁止用非法手段搜集证据。但在司法实践中以非法方法和程序获得证据材料还不足为奇。那么以非法方法获得的证据材料有无证据效力，能否作为定案的依据，这无疑是刑事证据管理办法中最为复杂的问习题之一。本文就这方面的问习题作一点初步探讨。 一、刑事证据必须是内容真实与形式合法的统一 我国刑事 (一)非法方法获得的证据材料不得作为证据使用。这种观点认为，既然我国刑事诉讼法明确手册了“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其他非法的方法搜集证据”，那么但凡采用非法手段所搜集到的证据材料，也就是所谓的“毒树之果”，皆毒，都不具有证据的效力，即便其内容经过查证属实，也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否则，就会滋长刑讯逼供等非法做法，后患无穷。 (二)主张把“非法手段”与“证据”区别对待。这种观点认为，刑事证据是一种与案件有联络的客观事实，采取非法手段所搜集到的证据材料，假如经过查证确实是客观事实，还是可以作为诉讼证据来使用的。也就是所谓的“毒树之果”有无毒果，可以采用。当然，刑讯逼供应该反对，情节较轻的，可以采取行政手段进行处理；情节恶劣，后果严重，触犯刑律的，可按照刑法追查其刑事责任。但应该把1 / 8
“非法手段”与“证据材料”区别开来，不能因为手段的非法而把“客观事实”认定为“不是证据”，因为程序违法其实不能改变证据的客观真实性。 (三)主张把非法方法获得的证据材料看作“证据线索”。这种观点认为：采用非法手段所获得的材料，只能是一种“线索”而不能成为“证据”。即便这种材料是真实的，也是如此。要使这种“线索”转化为诉讼证据，必须采取合法的程序重新取证和查证。也就是所谓对“毒树之果”进行重新培育，长新树，结新果。只有这样做，才能避免上述两种观点的弊端。 视甚至否定证据的真实性。第三种观点克制了上述两种观点的弊端，坚持了证据内容与形式合法性统一的原则。即否定了以非法方法取 得的证据材料的证据效力，又避免了纵容犯罪的可能。符合我国刑诉讼法证据效力的手册，因此是可取的。 二、对非法证据材料的处理 采用刑讯逼供或其他非法方法获取证据，是办理刑事案件中的大忌。因为逼来的口供很不可靠，其中有真有假，半真半假，搞得真假难辩，使办案人自己陷于被动，极容易造成冤、假、错案，误伤好人或者纵容了真正的犯罪分子。另外采用刑讯逼供、打骂体罚等不文明的野蛮作法，会使公安、司法人员丧失社会舆论的同情和支持，毁2 / 8
张贵锋2011664176 浅论“毒树之果”的证据能力 摘要：执法人员通过不合法的程序所取得的材料，均不得在审判中作证据使用以非法行为作为条件或以非法证据为线索而得到的其他证据。“毒树之果”证据能力问题实质上是程序正义与实体正义价值取舍的问题。毒树之果是否具有证据能力,我国宪法和刑事诉讼法没有明确规定,学界趋向否定其证据能力。个人认为不应该对非法取得的实物证据一律予以排除，要对非法取得的实物证据排除规则采取正确的态度。 关键词：毒树之果；证据能力；非法证据；实物证据 一、毒树之果理论最早的萌芽 毒树之果理论作为一个保护刑事被告人权利的理论，在美国也不是从来就有的，一定的制度需要一定的环境来造就，毒树之果也不例外。 1920年，西尔弗索恩·伦巴公司诉美国案(Silverthorne Lumber Co. v. USA)案中，联邦特工人员以不合法的手段扣留了西尔弗索恩·伦巴公司一些书籍和记录，但是被告获得了法院批准归还书籍和记录的命令。特工人员遵守了法院的命令，但在归还书籍和记录之前，将这些要求归还的物品进行了拍照。法院审判中，控方根据这些照片要求法院对这些文件签发传票，辩方西尔弗索恩案要求排除非法证据所衍生的第二手证据。最高法院认为：以非法搜查获得的信息为依据而签发的传票是无效的。正如控方不能在法庭上使用违宪搜查获取的直接证据一样，对于以此搜查为基础而获得的间接证据亦不能使用。排除规则适用于违宪搜查所污染的证据，并且这种污染延伸至通过以非法搜查得来的信息为基础所获得的其他证据。美国宪法修正案第4条：人民有保护其身体、住所、文件与财产的权利,不受无理拘捕、搜索和扣押，此为不可侵犯的权利的规定,而西尔弗索恩案却成为了确立毒树之果原则的重要源头。
排除规则——外国证据规则系列之六 一、排除规则的理论根据 排除规则，在很多时候又被称为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但这是一种非常形式化的表述，非法性在很多情况下并不是排除证据的根本原因，对排除规则的理解仍要立足于公民的权利保障。排除规则在其发源地美国一般是指，在刑事诉讼中，侵犯公民第四修正案的宪法权利而实施的搜查、扣押所取得的证据应当依法予以排除，不得作为证据采纳；在英国，排除规则是指如果证据的采纳将对审判产生不公正的影响，那么法官应行使裁量权将其排除。可见，不仅排除规则的理论根据在英美两国有所不同，而且在运作方式上也存在一定的差异。排除规则在美国是作为硬性的法律要求存在的，而在英国却是通过法官裁量权的方式发挥作用的。 英国普通法上的一般原则是，除自白外，证据取得方法的不适当性与其可采性无关。只要证据与审判中的事项有关，它就是可采的，无论它是以何种方式取得的。但与此同时，在刑事案件中，审判法官传统上享有排除检控方提供的可采证据的裁量权，如果该证据在事实裁判者脑中可能产生的对被告人不利的影响大大超过了证据的证明价值。
但是，从十九世纪后期开始，这一传统开始在美国发生变化。在1886年的一个涉及自我归罪问题的案件中，联邦最高法院首次采用了排除规则。联邦最高法院的理论是，通过排除侵犯被告人宪法权利而获得的证据，为其提供救济手段，以加强被告人宪法权利的保障。1914年，在威克斯（weeks）诉合众国一案中，联邦最高法院运用该规则否定不合理的搜查和扣押。六年后，联邦最高法院在一个判例中扩展了该规则的适用，不仅用该规则排除初级证据，而且也用于排除派生的或二级证据。但是，威克斯一案所确立的排除规则并不适用于州法院系统，非法搜查、扣押的证据在各州法院仍可以作为证据使用。1961年在马普诉俄亥俄州一案中，联邦最高法院借助宪法第四修正案明确宣布，排除规则同样适用于各州法院系统。至此，排除规则在美国联邦和各州最终得以确立。但与此同时，排除规则以及它背后的理论根据也受到了重大限制。目前的排除规则主要适用于侵犯被告人第四修正案权利进行非法搜查和扣押的情况，其理由也主要限于由宪法第四修正案所保护的财产利益和对隐私权的合理预期。当然，这种界限即使在美国也并不总是一贯而明确的，有时因涉及第五修正案反对自我归罪特权而排除自白的情况也以排除规则来指称。 根据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判例及学说，有三个理论依据支持着美国的排除规则：首先，从重视保护财产权益所派生出来的隐私原则，它强调用排除规则来保护公民的隐私权。其次，司法正直化和规范化理论，该理论创立了这样一个原则，即法院不应该通过利用非法所得的
第31卷第10期 河北法学Vol．31，No．102013年10月Hebei Law Science Oct ．，2013论毒树之果在我国刑事诉讼中的适用空间 林国强 收稿日期：2013-05-04该文已由“中国知网”（www．cnki．net ）2013年9月12日数字出版，全球发行 基金项目：最高人民检察院2012年检察理论研究项目 《检察环节排除非法证据实证研究》（GJ2012C11）作者简介：林国强（1979-），河南安阳人，西南政法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河南科技大学法学院讲师，研究方向：刑事诉讼 法学。 （西南政法大学法学院，重庆401120） 摘 要：通说认为我国《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以及相关规范性文件中没有规定毒树之果，然而，未明确 毒树之果，必将出现规避或架空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情况，甚至出现反向激励非法取证的恶劣后 果。不过，通过对相关法律条文的重新解读，可以为毒树之果在我国的适用寻得规范依据，而且刑 事司法实践中已经出现了毒树之果适用的初步尝试。虽然目前在我国刑事诉讼活动中适用毒树 之果面临着困境， 但通过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确立指导性案例的方式可以激活毒树之果的适用。 关键词：毒树之果；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刑讯；实物证据；重复供述中图分类号：DF73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 3933（2013）10-0182-06On the Application Space of the Fruit of the Poisonous in the Criminal Procedural Law LIN Guo-qiang （Law School ，Southwest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Chongqing 401120China ） Abstract ：General theory said that there have no the theory of the fruit of the poisonous tree in our Criminal Procedural Law and the judicial interpretation or the relevant documents．However ，it is bound to lead to situations that the exclusion rule of illegal evidence is circumvented and that even reversely incite to obtain illegally evidences that the fruit of the poisonous tree isn ＇t provided．But there have the application space of the theory through reinterpretation of the relevant clauses．And there has applicable prototype of the theory in the practice of the criminal justice．Although there have applicable predicaments of the theory in the practices of the criminal justice ，the theory may be activated through guidance cases that the Supreme People＇s Court and the Supreme People＇s Procuratorate establish． Key words ：the fruit of the poisonous tree ；exclusionary rule of illegal obtained evidence ；torture ；physical evidence ；repeat confession 2010年6月13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和司法部联合颁布了《关于办理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和《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 定》。（这两个文件以下分别简称《死刑证据规定》和《非法证据排除规定》，合称“两个证据规定”）“两个证据规定”是对我国刑事证据制度的重大发展与完善，其中最具进步意义的是发展和完善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使得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具有了一定的可操作性。然而，对作为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有 机组成部分的“毒树之果”却未作规定。据参与制定的人员介绍，《非法证据排除规定》在制定之初曾
论毒树之果规则在我国刑事诉讼的适用 、毒树之果的概念及起源 毒树之果”，顾名思义，是有毒的树上结出的果子，是刑 事诉讼中一个专有名词， 是指利用非法取得的证据合法获得的其 利用此第一手证据获得的第二手证据。 此原则在诉讼活动中的含 义是，司法人员通过非法程序或手段得来的证据， 没有证据能力， 无法成为定罪量刑的依据。 毒树之果理论起源于 1920 年希尔索弗恩 ?伦巴木材公司诉 合众国一案， 在案件中， 联邦法院判定联邦特工人员签发的传票 是无效的， 因为是以非法搜查获得的信息为依据的。 最高法院的 霍姆斯大法官提出： 禁止以不当方式取证的实质并非仅仅意味着 非法获取的证据不应被法院采用， 而是完全不得被使用。 毒树之果原则不断完善和成熟。 二、我国“毒树之果”规则的发展现状 互间的影响日益加深， 各国人民关于人权、 自由等价值的追求更 加迫切， 世界各国的法治化进程也不断加快， 学界对毒树之果规 则讨论的热度也居高不下。综合来看，不外乎有两种观点，一种 更注重程序正义， 认为“毒树之果”必须排除， 即“毁树弃果” 理论；另一种偏向于实体正义，承认“毒树之果”的合法性，即 食果毁树”理论。 在刑事实践领域， 我国立法层面和司法层面 前均未承认“毒树之果”规则。 我国立法和司法实践均明确排除 了以非法言词证据作为控方证据和定案根据， 但是对于以非法搜 查、拘留、逮捕等行为获得的物证以及非法取得的实物证据为线 索而得到的其他证据的证据证明力问题， 却并没有采取严格的排 除规则。 [2] 三、摒弃毒树之果的必要性 他证据。 “毒树”指以违法手段得来的第一手证据， 果”是指 [1]1939 年那登苏合众国一案确立了毒树之果不被采纳的原则。 自此之后 在当今世界的大环境中， 信息文化交流越来越密切， 国家相
正义这个词总是能激起我们心中澎湃的激情，这是我们的生物本能使然，但程序的公正和实体的公平必须达到一个平衡才是我们理想中的正义。且不说远在美国的辛普森案，就我国近年来的杜培武案和刘涌案等使得引人注目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运用成为了众多法学家和法律职业人士探讨、辩论的热门话题，也使得非法证据的可采性问题占据了许多敏感问题的制衡中枢，且有牵一发而动全身之虞。毒树之果理论在这一神经末梢显示了其先进的、积极的意义，一方面公众对自己的权益日渐关注，需要这样的理论或原则；另一方面，该理论在美国通过长期的实践和争论，并由高素质的法官进行把关逐渐形成一个成熟的体系。中国的刑事法治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我们对社会安全的关注和司法队伍的建设所期待的实施效果，必要要求我们对毒树之果理论进行深入的探讨和分析，以构建一个完善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一、毒树之果理论的缘起 毒树之果（Fruit of the poisonous tree）是什么，产于何地，它有毒吗？毒树之果理论的发源地在美国。所谓“毒树之果”，是美国刑事诉讼中对某种证据所作的一个形象化的概括，意指“根据以刑讯逼供等非法手段所获得的犯罪嫌疑人、刑事被告人的口供，并获得的第二手证据（派生性证据）”。以非法手段所获得的口供是毒树，而以此所获得的第二手证据是毒树之果。简而言之，笔者认为毒树即非法获取的刑事证据，毒树之果指从毒树线索中获取的其它证据。毒否，各国各异。 （一）毒树之果理论最早的萌芽 毒树之果理论作为一个保护刑事被告人权利的理论，在美国也不是从来就有的，一定的制度需要一定的环境来造就，毒树之果也不例外。 1920年，西尔弗索恩·伦巴公司诉美国案(Silverthorne Lumber Co. v. USA)案中，联邦特工人员以不合法的手段扣留了西尔弗索恩·伦巴公司一些书籍和记录，但是被告获得了法院批准归还书籍和记录的命令。特工人员遵守了法院的命令，但在归还书籍和记录之前，将这些要求归还的物品进行了拍照。法院审判中，控方根据这些照片要求法院对这些文件签发传票，辩方西尔弗索恩案要求排除非法证据所衍生的第二手证据。最高法院认为：以非法搜查获得的信息为依据而签发的传票是无效的。正如控方不能在法庭上使用违宪搜查获取的直接证据一样，对于以此搜查为基础而获得的间接证据亦不能使用。排除规则适用于违宪搜查所污染的证据，并且这种污染延伸至通过以非法搜查得来的信息为基础所获得的其他证据。美国宪法修正案第4条：人民有保护其身体、住所、文件与财产的权利,不受无理拘捕、搜索和扣押，此为不可侵犯的权利的规定,而西尔弗索恩案却成为了确立毒树之果原则的重要源头。 （二）毒树之果理论与非法证据排查规则 美国著名法学家John N.Ferdico认为，证据规则，简言之，就是什么样的证据可以被采纳，什么样的证据得以被排除。非法证据排除规则(Exclusionary Rule of Illegally Obtained Evidence)即指非法取得的证据不得在刑事审判中采纳的规则。从西方毒树之果理论的产生根源看，毒树之果理论是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基本内容之一，主要包括了一下的六类：（1）非法行为所间接获得的证据。例如，警察对一座房子进行非法搜查，发现了一些线索（在线索不是证据的情况下）根据该线索，在以后的搜查中发现了犯罪证据。再如，对某人进行非法逮捕后得到其口供。（2）与违法收集密不可分的证据。如违法收集的证据的照片、与这些证据有关的搜查扣押调查笔录、鉴定书等。（3）以违法收集为线索发现的证据，如根据违法扣押的文件中所得的信息而获得的自白中引导出的证据、依据违法的口供所获得的物证等。（4）以违法取得的证据引诱他人所获得的证据。例如，警察对某人的房子进行非法搜查发现海洛因，他们将这些证据给某人看，某人承认了拥有这些毒品。（5）违法取得口供后再次讯问得到的口供。（6）非法行为后多重间接得来的证据。例如，在非法逮捕后得到的口供，
1.证据学：通常称为诉讼证据学，又称证据法学，它是以各类诉讼中的证据位研究对象的 专门学科。证据：证明之根据。 2.诉讼证据：是能够证明争议案情的已知事实与表现其内容的法定形式的统一。 3.刑事诉讼证据：是在刑事诉讼过程中，由公安、司法机关依法收集的，或者由辩护律师、 自诉人等依法提出的，用以证明犯罪事实是否发生，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否有罪，以及有关案件实施情况的一切事实。 4.刑事诉讼证据的客观性： 5.刑事诉讼证据必须是客观存在的事实。反之，任何想象、猜测、分析、估计、推断、梦 呓、卜以及来源不清的道听途说等并非客观存在的事实，都不能成为刑事诉讼中的证据。 6.刑事诉讼证据的关联性： 7.刑事诉讼证据必须是与争议案情有关联、能够发挥其证明作用的事实。反之，与本案无 关的其他事实与材料，都不能成为诉讼中的证据。 8.刑事诉讼证据的合法性： 9.刑事诉讼证据必须是由司法机关或者当事人、辩护人等依据法定程序收集的事实。反 10.之，采取非法手段收集的材料，即使是客观存在的事实，由于其取证的手段不合法， 11.也难以成为刑事诉讼中的有效证据。 12.“弹劾式诉讼”：就是诉讼必须由原告对被告提出弹劾（控告）才能引起，国家并不主 动干预。 13.“纠问式诉讼”（“审问式诉讼”）：是指封建国家要求司法机关依据其职权，对犯罪行 为主动予以追究，在诉讼中又特别注重对被告人的“纠问”，采取各种手段逼使当事人招供。 14.“法定证据制度”：就是对于各种证据证明力的大小，一概由法律预先作出规定，要求 法官必须按照法定 15.的规则来审查，判断证据。 16.证明标准：是指法官在审理案件时，其所依据的证据对案件的证明需要达到何种程度 才能据以定案。 17.证明任务：刑事诉讼证明任务是惩罚犯罪分子，保障无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 18.收集证据：查明案件真实情况的必要步骤，是为追究犯罪奠定基础的工作，是判断和使 用证据的前提和先决条件。
刑事诉讼证明标准探析 证据制度是整个诉讼制度的核心，刑事证据是认识案件事实的唯一手段，这种认识应达到何种程度则是我们研究刑事诉讼证明标准时所应予解决的问题。所谓刑事诉讼证明标准是指在刑事诉讼过程中，控辩双方运用证据证明待证事实应达到何种程度，才能解决行为人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的问题。我国《刑事诉讼法》第162条规定“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是立法上对刑事诉讼应达到的程度所作的概括性规定，此一规定虽然从立法上对证明标准给予了规范化，但学术界和实务界对刑事诉讼证明标准的认识却极不一致，主要存在“客观真实说”、“法律真实说”、“两个基本说”之争，其中又以“客观真实说”和“法律真实说”的争论据主导地位。对这场争论，笔者认为应该跳出固有思维定式，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认真研究刑诉证明标准。因此，不妄自菲薄，以浅陋之识拟在对客观真实说与法律真实说试作评析的基础上，构建一种更为明确、具体、更具可操作性，并与当前人民法院“司法公正与效率”主题相适应的诉讼证明标准，求教方家。 一、客观真实说的评析 我国刑事诉讼的目的是保证准确、及时地查明犯罪事实，正确应用法律、惩罚犯罪分子，保障无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维护社会主义法制，保护公民的人身权利、财产权利、民主权利和其他权利，保障
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顺利进行。可见，我国刑事诉讼的首要任务是打击犯罪、惩罚犯罪分子，保障人权。因此传统证据法学理论认为我国刑事证明的任务是要查明案件的真实情况，并且在这种刑事诉讼思想的指导下，主张以客观真实作为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客观真实说以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为基础。马克思主义认识论认为，世界是可知的，人的认识能力是无穷的，客观世界的任何客观实在人类都是可以认识的。案件事实都是已经发生的并不再重现的客观事件，但这一客观事件总是由多个特定的客观物质组成，这些客观物质即证据材料都是客观存在着的，因此办案人员即可以自己的认识能力，收集和运用掌握的证据材料，进行逻辑思维，将已发生的过去的案件事实再现在人们眼前，从而揭露、证实犯罪。这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要的，否则就违背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 客观真实说一直以来在我国法学界占据着主导地位，并影响着广大法律实务者，但由于该学说的先天缺陷，近年来，尤其是随着证据法学研究的全面拓展，越来越受到学者的反对。（1）笔者认为客观真实说在我国传统证据法学理论中占主导地位，是由于长期以来我们一直过分注重实体真实所致。导致这一学说受到挑战的主要原因乃是诉讼模式的改变及程序独立价值的日彰所致。 1996年我国刑诉法修改以后，诉讼模式由职权主义诉讼模式转换为兼具职权主义与当事人主义特征的符合我国法治国情的混合型
论美国毒树之果原则
论美国毒树之果原则
论美国毒树之果原则 ———兼论对我国刑事证据立法的启示 汪海燕 中国政法大学博士研究生 违反美国宪法关于逮捕、搜查、扣押、电子监听、讯问、辨认等相关规定的行为,当事人可以提起侵权诉讼,要求司法机关签发禁止令,要求对违宪者采取行政制裁甚至刑事处罚等。但是,违反宪法禁止性规定最直接影响刑事司法程序的后果是证据的排除。我国学者一般将美国的排除规则理解为违反美国宪法第四条修正案而导致非法证据排除的规则,而较少关注违反第五条修正案、第六条修正案以及违反其他正当程序而产生的排除规则。虽然每个排除规则的基础不尽相同,但是这些不同的宪法保障具有许多共同点———其中,最明显的是,不同的排除规则都要求适用毒树之果原则,虽然在具体适用时有所差异。执法官员违反宪法、法律相关规定取得的证据,在审判时应予以排除,这是排除规则基本的要求。但是,排除规则之精髓且适用时最为复杂的莫过于毒树之果理论。本文对毒树之果原则的基础(排除规则) 、确立和发展(限制) 以及在特殊情况下的适用进行初步探讨,以期对我国有关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立法有所裨益。 一、毒树之果原则的适用基础———排除规则、〔1 〕 美国宪法第五条修正案规定,任何人不得被迫自证其罪。联邦最高法院指出,违反第五条修正案的核心是在刑事审判中允许控方使用以强迫方式所取得的被告人供述。如果被告人的供述是通过自证其罪条款下的“强迫”方式取得,法庭就应该禁止使用该供述。最初认为米兰达规则要求排除没有给予米兰达警告进行讯问所得的供词,体现了第五条修正案所要求绝对排除。然而,在今天,联邦最高法院却对“米兰达规则”有着不同的理解,即认为米兰达排除规则作用的范围比第五条修正案本身还要广,即使没有违反第五条修正案的强制性因素存在,也有可能排除被告人的供述。〔2 〕因此,这就导致因违反米兰 达警告而产生的排除规则的适用范围与因违反第五条修正案而产生的排除规则有所不同。同时,毒树之果原则适用于这两排除规则时,亦有较大差异,此点将在后一部分论述。 美国宪法第六条修正案规定在刑事程序的每个重要阶段,被告人都应获得律师的帮助。如果被告人没有放弃律师帮助权,而在侦查的重要阶段又没有律师在场,那么在审判时,获得的证据就不具有可采性。例如,对被告人进行列队辨认时,被告没有获得律师的帮助,该辨认所获得的证据就不具有可采性。对于第六条修正案意义上的排除规则,从判例中可以看出有不同的理论基础。首先,联邦最高法院曾表明,违反第六条修正案的核心是,在审判中采用了没有给予被告人律师帮助权
从“辛普森”案看“正当法律程序”原则 摘要：“辛普森”案作为“世纪审判”，以其被告人名望之高、耗资之大、历时之久、判决结果与公众预期之冲突成为当代“英美法系”法学研究的经典案例。此案涉及宪法学、刑法学、刑事诉讼法学、刑事侦查与证据学等诸多学科，为法学研究提供了全方位、多角度的研究材料，本文将以正当法律程序原则为视角，人权建构理论为基础，比较论证为方法，针对“程序正义”原则的七个核心规则展开论证，达到集思广益推动我国司法改革地目的。 关键词：辛普森案正当法律程序原则无罪推定陪审团制度 1994年美国著名影星奥伦萨尔．詹姆斯．辛普森（Orentnol ．G. ．Sympson ）因涉嫌谋杀其前妻妮可．辛普森被起诉，在检方握有优势证据，社会舆论倾向于被告有罪的前提下，陪审团一致裁定辛普森被告罪名不成立。该判决给全球法学界以强烈震撼，其“正当法律程序原则”的体现与运用引起诸多思考。反观我国佘祥林在狱中度过了11载铁窗生涯，我们不禁疑问，是什么导致了赵作海、佘祥林、杜培武、李久明等诸桩冤案？是执法人员的素质使然还是刑事诉讼制度自身存在重大缺陷？在强调公正优先，兼顾效率的先进理念统领之下，在同样拥有完整的刑事诉讼组织体系和审判监督机制的我国，冤假错案不断的症结究竟在哪里？同样是疑点重重的杀妻案，为什么佘祥林与辛普森的境遇如此不同？在辛案审结十五年以后，本文旧事重提，旨在以辛普森案为基础探索“正当法律程序原则”的法理蕴涵及对我国司法改革的借鉴意义。 一、正当法律程序原则（Due Process of Law）的内涵 正当法律程序原则的定义和法源 美国宪法并没有对正当法律程序涵义做明确界定，对正当程序的理解，主要依靠联邦最高法院对其适用的解释，从而赋予这种宪法的弹性条款以实际应用的意义。丹宁勋爵认为：“我所说的‘法律的正当程序’，即指法律为了保持日常司法工作的纯洁性而认可的各种方法：促使审判和调查公正的进行，逮捕和搜查适当的使用，法律援助顺利的取得，以及消除不必要的延误等等。”〔1〕在现代法治的话语体系中，正当法律程序体现了一种价值取向，并具有实质和形式的双重含义：即在实质意义上，是指除非依据适当的法律，权利和自由不可被剥夺；在形式意义上，意味着一旦要由法律来决定的行为，就必须遵循适当的程序。 收稿日期：2010- 10 - 01 作者简介：曹雪辉（1973—），男，河北容城人，硕士，河北大学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