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为今用推陈出新——论继承和弘扬中华传统美德
学习、贯彻、落实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溶入全民族的精神血液，内化于心、外化于行，这是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形神相随的一项重大战略任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入耳入脑入心、敦化为民风民俗民德，一条重要的途径，是必须与中华文化的根本相融通，生长于斯、发展于斯、创新于斯。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立足
全
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中，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对待中国传统文化和传统道德的基本原则，如批判继承、古为今用、推陈出新，等等。毛泽东同志说：“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但是决不能无批判地兼收并蓄”；对于历史遗产
和一切进步的文化，都不能生吞活剥地、毫无批判地吸收，应该“如同我们对于食物一样，必须经过自己的口腔咀嚼和胃肠运动，送进唾液胃液肠液，把它分解为精华和糟粕两部分，然后排泄其糟粕，吸收其精华，才能对我们的身体有益”。
毛泽东同志这些代表性的论述，从理论原则上解决了对待中国传统文化和传统道德的正确立场问题。但在实践中，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具有五千年文明史的国度来说，处理好传统文化和传统道德的批判继承、古为今用、推陈出新问题，决不会一蹴而就和一劳永逸。五千年的文化积淀，使中国传统文化和传统道德具有
的态度和观点，旗帜鲜明地拒斥历史虚无主义、文化虚无主义和文化复古主义、文化保守主义，认认真真地总结好、承继好从孔夫子到孙中山这一份珍贵的文化道德遗产。
最根本的，须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那样：要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和阐发，努力实现中华传统美德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把跨越时空、超越国度、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把继承优秀传统文化又弘扬时代精神、立足本国又面向世界的当代中国文化创新成果传播出去。这
就要求讲清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渊源、发展脉络、基本走向，讲清楚中华文化的独特创造、价值理念、鲜明特色，增强文化自信和价值观自信，认真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精华和道德精髓，大力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深入挖掘和阐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时代价值，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只要中华民族一代接着一代追求美好崇高的道德境界，我们的民族就永远充满希望。
美德的精髓。“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仁爱精神；“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的包容精神；“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的社会理想；“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的义利观；“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气概；“与人为善”、“助人为乐”、“扶贫济困”、“知耻近于勇”的道德品格，等等，对这些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要理直气壮地继承和弘扬，使之成为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
应该取既厚古也厚今的态度，厚古之资源，厚今之所用。对于中国文化和传统道德，既不能全盘否定，也不能全盘继承。全盘否定，势必导致文化虚无主义或全盘西化论；全盘肯定，势必导致文化保守主义或全盘复古论。对我们的祖先传承下来的文化道德，要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在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基础上，采取兼收并蓄的态度。返本的目的在于开新，开新的目的全在今用，而成功与否，关键在于是否能古为今用、推陈出新。
古为今用，要求批判继承传统道德的主要目的，是服务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第二种情况，一些传统道德，是奴隶制、封建制等级制度和等级观念的核心意识形态，基本属于糟粕部分。
第三种情况，一些传统道德，精华与糟粕交织融合在一起。
还应当看到，就是基本上属于精华的部分，也仍然瑕瑜互见，尽管“瑕不掩瑜”，但对于“瑕瑜错陈”的情况，古人从来都强调“持择须慎”。
首先，对那些基本上属于精华的传统道德，要理直气壮地批判继承，同时也应当按照古为今用、推陈出新的原则进行分析，赋予时代新意。例如，“先天下
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两句广为传颂的名言，是北宋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一文中所说的。其中所指的“天下”，在当时，既指整个中华民族所聚居的广袤土地，又兼指宋王朝统治的范围。这两句话中的“忧”“乐”，既有对广大人民群众的忧乐，又有对宋王朝兴衰的忧乐。今天，我们理解的“天下”与范仲淹所理解的“天下”，既有相通之处，也有原则区别；相应的，所应当有的“忧”“乐”，既有相通之处，也有原则区别。
在中国传统道德中，这样的例子还可以举出很多。如“仁者爱人”，“己所
语》中提出的“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见利思义”、“见得思义”、“义然后取”，等等，这些思想，基本上属于精华部分，但其中也夹杂着一些维护古代统治阶级私利的内容。重点在于正确区分古人所说的义与利和今天所说的义与利的区别，这样我们才能比较好地弃糟取精。更复杂的是另外一些情况。例如“君子思义而虑利，小人贪利而不顾义”和“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等思想，就是比较典型地精华与糟粕相互交织在一起的情况。问题主要集中在对“君子”与“小人”的分别上。在中国古代社会，“君子”的一层含义，是指统治阶
级的成员，另一层含义，是指有道德的人；“小人”的一层含义，是指居下位的卑贱者，另一层含义，是指只顾私利而没有道德的人。因此，对“君子思义而虑利，小人贪利而不顾义”和“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的理解，可以包含两个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释义：一个释义是，只有统治者才思考大义、明白大义，而劳动人民只贪图私利、懂得私利；另一个释义是，只有道德高尚的人才考虑大义、明白大义，而没有道德的人不顾大义、只知道私利。在中国长期封建社会中，第一种释义显然是主流，对这样的内容，应批判拒斥。对第二种释义，应批判继
536页）例如，统治阶级的思想家们，为了维护统治阶级的长远利益，不但利用这种共同利益来制定维护社会稳定的道德规范，举着这种共同的、普遍利益的旗帜来抵抗外来的侵略，而且根据这种共同利益来开发自然和兴修水利，等等。
道德要求都具有特殊意义和普遍意义。在中国的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条件下，当一个道德要求被提出来的时候，从特殊利益的层面看，其必然要立足于维护统治阶级的根本利益和等级制度的社会尊卑秩序；从普遍利益的层面看，它也要着眼于维系当时社会的整体生产生活关系，着眼于维护社会秩序的安定和谐、
家国社稷的长治久安。当然，由于受历史的、阶级的局限，当古人根据那时的特殊环境、特殊目的提出某些道德要求和道德准则时，又往往自认为是发现了人类道德生活永久不变的真理，认为这些道德要求和道德准则可以万古长存，企望“天不变，道亦不变”。
传统道德包含的这样两个层面，既使得那些在特定历史条件下产生的道德，其核心部分具有不言而喻的剥削阶级的阶级私利专属性，因此，对于这些反映剥削阶级根本利益，没有什么科学性、民主性和人民性因素的道德，就应该采取批
阐释的“小康”“大同”思想，本质上是和“天下为公”这样的“大道”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诗经》中的“夙夜在公”思想，《左传》中的“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思想，贾谊《治安策》中的“国而忘家，公而忘私”思想等，强调的都是“天下为公”精神。正是在“天下为公”精神的影响和激励下，范仲淹写下“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文天祥写下“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顾炎武写下“天下兴亡，匹夫有责”；颜元写下“富天下，强天下，安天下”；林则徐写下“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这样的
道德格言在传统典籍中汗牛充栋，这样的道德人格在历朝历代层出不穷，共同彰显着中华传统美德以国家、民族、整体利益为上的特殊宝贵的价值。
在个人对他人、对社会的关系上，中国传统美德强调个人对国家、对民族尽责，强调先人后己，助人为乐，直至强调“杀身成仁，舍生取义”，这种整体主义道德，是中国传统道德区别于西方以个人主义为核心的道德传统的一个重要特点和优点。中华民族在五千年的历史征程中，饱经内忧外患，历尽兴衰起落，但周虽旧邦，其命惟新，中华民族始终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成为世界上唯一使远
（文章来源：《红旗文稿》2014年第07期；作者：罗国杰夏伟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