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要实行民主？
原标题：统治者为什么要实行民主？
作者：金太军
国人在讨论是否应该实行(或曰发展)民主时，越来越多的人认同民主是普适性价值，是人类政治文明的重要标志，公开反对民主的声音已几乎绝迹，最多也只是强调民主的中国特色。在谈论如何实行民主时，总说民主应该这样应该那样，中国已具备这样那样的条件等等。很少人会考虑以下的问题：统治者(这里的统治者是一个中性概念，指实际执掌与行使公权力者)为什么要实行民主(不是形式上的民主，而是以公民民主权利为基础，形成健全的体现与保障人民当家作主的制度、体制与机制)?如果是出于理性的思考，而不是人云亦云的话，其结论是颇令人沮丧的：在中国这样的国度，数千年来虽然经历了无数次改朝换代，民主与共和的旗帜也打了整整一个世纪了，但统治者只要能够不实行民主，基本上就不会实行。换句话说，民主只有在不得不实行的时候才会出现。那么，什么是民主不得不实行的时候?笔者以为需具备以下条件：
其一，统治集团特别是其核心层出了戈尔巴乔夫式的人物。问题是在中国这样的历史文化土壤与现实政治体制构架中，这样的人物出现的概率与皇帝中“不爱江山爱美人”的顺治一样寥若晨星。苏东剧变的惨痛教训，致使其可能性更是无限接近零。
其二，统治集团特别是核心层的权力出现了分化的趋势，即所谓的多中心(也即党内派别)的产生，其主观动因是统治集团特别是核心层可以从这种分化中获益，客观原因是在统治集团中无法形成一个核心层，形成大致均衡的多方(至少是双方)博弈格局，其外在表现之一是党内民主的推行。但从实际情况看，主客观动因均不具备，这也就是为什么党内民主难以深化的真正原因之所在。
其三，统治集团以外的精英与大众有强烈的民主诉求，这种诉求已经超过了对面包与牛奶的需求，以至于再也不愿意在现存统治秩序中生存下去，甚至不惜以暴力或革命的手段来实现这一诉求。显然，这样的情况并不存在。对统治集团以外的精英(主要是经济精英)而言，他们基本上或绝大多数都可从现有体制中获益，至少也具有较为通畅的利益表达渠道与较为便利的利益实现(往往通过交换)路径，民主对他们最多也是风险与机遇并存，大体上是风险大于机遇;对大众而言，与就业和日常生活相比，民主显得是那么虚无缥缈，而前者恰恰与执政党的政绩考核机制与注重民生政策是相契合的。这也很好地解释了为什么此起彼伏的群体性事件针对的主要是贪官污吏与不良富豪，维护或争取的主要还是经济利益，而很少涉及到自己的民主权利，因此也就不会引发对现行体制的冲击。
其四，统治集团以外的精英与大众在强烈的民主诉求下，有自组织化的强烈倾向，形成集体行动的能力。对这一点笔者同样持谨慎态度。美国政治学家达尔将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民主概况为多元民主，意为多元的利益集团之间博弈所形成的民主，我理解实际上是指民主得以产生的路径或形成的格局。中国的情况则大相径庭，孙中山概叹中国人一盘散沙，话虽不中听，但却并非妄言。加上近代以来内忧外患与赶超型现代化压力使得国家对社会的控制愈来愈深入，社会越来越“被管理”，政治性的自组织根本无法生存与发展，大众处于原子分裂状态。说到这里，可能有人会以大规模的群体性事件来说明大众的自组织能力的提高。其实不然，群体性事件无论是是维权事件、泄愤事件还是社会骚乱事件(于建嵘先生的分类)，参与者都未能形成一个稳定的组织;相反正是由于缺乏组织化与体制内渠道，平时软弱无力、一盘散沙的人们才在某个特定的三维空间(特定时间、特定场所与特定事件)聚集起来，形成
短暂的集体行动的能力，就有可能实现他们作为个体所无法实现的愿望或要求(一般来说是合理的)。作为理性人，他们很清楚，参与这种群体性事件，他们的风险无限接近零，而收益则有可能很可观，至少也可以泄愤。目前尚无迹象证明这些群体性事件有明显的民主诉求的价值导向，因此，虽然群体性事件频发，并借助网络有愈演愈烈、增幅叠加的示范效应，但仍缺乏持续性与稳定性，因为归根到底它们是利益导向或情绪导向而非权利导向的。一旦利益得到一定程度的满足，或不满情绪得以宣泄，自然就烟消云散，至少矛盾与冲突得以化解或缓解。这也就是政府为何屡屡不计成本，不惜代价地安抚性(或曰收买性)“维稳”之原因所在。至于政府为此付出巨额经济成本并透支政府信用的严重后果，则不在本文讨论范围。
综上所述，中国尚未到民主不得不实行的时候，期望在民主政治上有大的突破并不现实。当然，我并不否定现行体制的民主成分与民主因素(如果用主流的官方话语则是民主的本质)。此外，笔者以上所作的分析，也仅仅依据当下的情况，对于未来，这里我不做构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