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传统文化中的人力资源管理思想
把人力称为资源，其实在中国古代传统的观念中，就一直存在。故有“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之说。现代的社会中，不过是把其中的名词改了一下罢了。就是：学成数理化，聘与企业家。
早在春秋战国时期，我们的老祖宗们就研究所谓人力资源的管理，只是因为古代中国传统上是个内陆国家，土地肥沃，重视农业，政治上轻商重农，所以现代工商社会就忽视了中国古代文化中，许多在管理上的精义。是故“寝兵之说胜，则险阻不守；兼爱之说胜，则士卒不战；全生之说胜，则廉耻不立；私议自贵之说胜，则上令不行；群徒比周之说胜，则贤不肖不分；金玉货财之说胜，则爵服下流；观乐玩好之说胜，则奸民在上位；请谒任举之说胜，则绳墨不正；谄谀饰过之说胜，则巧佞者用。”所以说，中国文化并不是没有管理理论，而是现代的人们没有把老祖宗的东西领会和发扬；中国管理理论并不是落后的，恰恰相反，中国文化是王者之道，只是因为人们难以窥其全貌，而误认为如此。再或者有其它的什么缘由。“朝者义之理也，是故爵位正而民不怨，民不怨则不乱，然后义可理。理不正则不可以治，而不可不理也。故一国之人不可以皆贵，皆贵则事不成而国不利也。为事之不成国之不利也，使无贤者则民不能自理也。是故辩于爵位之尊卑，则知先后之序，贵贱之义矣。为之有道。”不论是企业、集团或是国家，其理皆可用之。如果一个单位只有领导，而没有办事的人，就如前几年春节晚会中的那个“小偷公司”了。
苏东坡有篇文章叫《论养士》，（“养士”这个名词，源自春秋战国时期，就有点像是现在的“参谋”，唐宋元明清的“幕府”。）文中提到了该重视和培养哪些人。苏轼提出的分类是智、辩、勇、力四种人，实际上也可以说是两种人，用头脑的和用力气的。
用社会学来研究，社会上有许多人就是这样的（也就是我们现在所经常提到的人才、专才），用头脑非常行，让他去劳动就总会出些这样或那样的问题来。反之，也是如此。苏东坡说这四类人，往往需要人家来养他，不能自立。按现在来说，就是他们这类人，往往只能够待在企业或单位，虽然有本事，但没办法自立。用人力资源管理来说，就是把人分成了四种资源类型，有了这种分类，一个企业或单位就可很清晰地明白，该怎么去用好这几类人了。
而象这样的理论，在古代著作中不胜枚举。对人的分类也各有区别，经典的要数《人物志》和《素经》，还有就是古代的兵法典籍。并且也早于西方人事或人力资源管理的理论。“政在得人，人得则政举，尧舜之智，不遍物而急于人事，下逮文王武成，皆以举能其官称得其人为尚……”。而所谓的传统人事管理，应是在二十世纪的事了。真所谓此人事非彼人事也。很多现代（西方）管理理念，更像是中国古代道家学术的分支。彼得．圣吉《第五项修炼》的许多内容，就融合了很多中国古代传统文化的东西。正如彼得．圣吉的朋友和工作伙伴杨硕英所认为的那样：
“系统思考精华所在的系统基模是很亲切的，因为它们像是中国古圣先贤智慧的结晶，而且对于本、末、先、后，和轻、重、缓、急更容易掌握运用；圣吉一直致力于将东西方古老智慧的结晶和最新的管理科学融合。他对老子的领导哲学尤为推崇；而其所提出的五项修炼，有许多与儒、道、释三家思想又非常相近。
至于想要真正精熟圣吉所提出的这些‘新领导能力的上乘武功’，我还想不出有比南怀瑾先生在《如何修证佛法》中所提示的‘见、修、行’三位一体的修证纲要更好的指引……”。
中国古代传统文化在招聘中的运用与借鉴
邪正看眼鼻真假看嘴唇
观点：古代观人之术，实乃是一种经验科学，是对历代看人经验的总结。结合此类经验，以建立一套招聘模式。
西方有专门的择业测验，譬如哈佛的学生择业咨询服务处就会组织学生进行自我估价。测量的不是个人能力，而是个人兴趣，并且把一个人的兴趣同在不同职业上成功的人的兴趣作对比，兴趣相近，也许说明这个人可以考虑他们的职业。
象斯特郎-坎倍尔测验，测验的第一部分的六个职业主题是：实干型、研究型、艺术型、社交型、进取型和常规型。第二部分按第一部分的六个主题将基本兴趣分门别类。列入实干型的兴趣为：大自然、农业、军事活动、手工操作；列入研究型的兴趣有：科学、数学、医学；艺术型为：音乐、戏剧、美术；社交型为：教学、社会服务、体育运动、宗教活动；进取型为：公共演说、法律、政治、经商、推销、企业管理；常规型：办公室工作。然后将个人的兴趣和在职者比较，兴趣相近，说明很可能自己会喜欢他干的那一行。
因此，现在很多的企业在招聘的过程中，会借用类似的测评方法，先看看来应聘的人是否符合相关工作的兴趣，然后再决定是否可以进入下一论的测试。如丰田公司选拔计划，应该说是很系统的。而中国古代文化中，对人的测评方法更直接，也更有效。
“子曰：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人焉廋哉？”这是孔子观察人的道理。讲到观察人的道理，我们都知道看相算命，尤其现在很流行，并且在一些门户网站上都有这种专栏，比较时髦的还有所谓的西方星座。看相算命，在中国有几千年的历史，而且世界各国基本上都有，除了上面提到的星相外，还有所谓意大利相法，日本想法等等。中国的看相自有一套，在春秋战国就很多了，现在比较流行的，包括国外的，都逃不出中国相法的范围。但中国人还有一套，叫做“神相”或“心相”，这就深奥难懂了。神相不是根据形态看，而是看神态；而心相有几句名言：“有心无相，相由心变。有相无心，相随心转。”一个人思想转变了，形态就转变了。譬如说一个人快发脾气了，是怎么样的呢？因为从他相上看出来了，他心里发脾气，神经就紧张，样子也变了。还譬如有人说，印堂很窄的人度量一定小，印堂（两眉间中间的距离）很宽就是度量大，这是什么道理？有人天生的性格，稍遇不如意的事，就皱眉头，慢慢的印堂的肌肉就紧缩了，这是当然的道理。
孟子也喜欢看相，他注意的是人的眼神。光明正大的人眼神一定端正；喜欢向上看的人一定很傲慢；喜欢下看的人会动心思；喜欢斜视的人，至少他的心理上有问题。
在中国古代文化中，周易的理论是传统文化中最基本的东西，而由此引申出的五行观，是如此认为的：利从事与土性有关的行业有土产、房地产、基建工程、土方、装修、修路、各种工程设施建设、布匹、服装、纺织、粮食、农作物、山货等工作和经营。其他金、木、水、火也各有相关的行业。每个人只要找出自己相对应的属性，就可以找到相适应的行业，有利于自身的发展，以便能够充分发挥自己的特长和能力。
那么，具体到在单位招聘的过程中，就可以如此的运用：
按照五行的理论，先找出企业自己的属性，然后在应聘人员中找到相适应的人群，再进行专业理论的测评，同时在进行与应聘人员面对面的谈话中，分析和观察应聘人员的个性和能力，古人认为“夫人初甚难知，而士无众寡皆自以为知人。故以己观人，则以为可知也。观人之察人，则以为不识也。”一般的人很难真正的认识一个人，更何况是招聘那短短的一段时间了，需要招聘单位的招聘组，学习一定的、与企业、单位要求相匹配的观人方法和经验，才能真正的了解这个人的能力和品性。而中国古代的文化就提供了许多这样的典籍资料，如“小心者，从其做不了处看之”；而“大胆者，从其做了处看之”，就可以作为选择的甄别参考。
古代相关用人思想
我国古代许多政治家与思想家深知合理用人对于治国安邦的重要作用，提出了许多宝贵的用人思想。
古代许多思想家、政治家都把任用贤能之士看做治国之首务，为政之根本。如墨子指出“尚贤者，政之本也”，唐太宗讲“为政之要，惟在得人”，司马光说：“为政之要，莫先于用人。”明太祖朱元璋将这一思想发展得更为具体，他说：“构大厦者，必资于众工；治天下者，必赖于群才。”他把“治天下”比作“构大厦”，盖大楼是百年大计，靠的是一批有精湛技艺的工匠；“治天下”更是长远大计，靠的是一大批善于治国的人才。
“贤”主要是指人的思想境界、道德品质；“能”主要是指人解决问题、完成任务的本领。荀子提出“无能不官”、“尚贤使能，而等位不遗”，认为没有能力的人不能任命为官吏，对于每个官吏的等级地位，要与他们的贤能程度相当，这也就是“量能而授官，皆使其人载其事而各得其所宜”。管仲主张“察能授官”，是使用人才的总原则，认为“授事以能，则人上功。”“毋与不可，毋强不能，毋靠不知，与不可，强不能，靠不知，谓之劳而无功。”强调只有根据人们的实际能力分配任务，才能鼓励人们积极争取立功。
善任就是用人所长，古代用人最忌求全责备。司马光对汉高祖刘邦的评价是“奋布衣提三尺剑，八年而成帝业，……惟其知人善任使而已”。司马光认真总结了历代王朝兴亡更替的经验教训，发现无一不与当朝者用人政策相关，因而得出：“兴亡在知人”的结论。可见，合理用人的前提是知人。只有知人，才能做到“任其所长，不任其所短，故事无不成，而功无不主。
用人不疑与疑人不用是古代使用人才的一个重要原则。管仲说：“不知贤，害霸也；知而不用，害霸也；用而不任，害霸也；任而不信，害霸也；信而复使小人参之，害霸也。”这五个问题都是有关用人政策的问题，它说明只有知人才能善任，也只有知人才能用人不疑，只有用而不疑才能不使小人谗言危害霸业。宋代政治家欧阳修指出：“任人之道，要在不疑。宁可艰于择人，不可轻任而不信”，意为宁可择人时多费一些精力，看准了再用，但不可轻易任用却不信任，不敢放手让其施展才干。用人不疑，就是对人才的充分信任，是一种重要的精神激励，能够增强人的事业心、责任感与向心力。
五、古代的管人思想
中国古代的思想家倡导人本管理，而管好人的关键是要重视人的利益需求，管理要做到分工合理，恩威并用，领导者要能够身先道御，以身示范。
“欲”和“求”是指人的欲望与需求。正确认识与合理满足人的欲求，对调动人的积极性和管理好人具有重要意义。荀子认为，人生下来之后受主、客观世界的影响，必然会产生欲求；欲求的发展有三条规律，第一是“欲不可去”，人人都有欲求，“饥而欲食，寒而欲暖，劳而欲息，好利而恶害，是人之所生而有也”。第二是“欲不可尽”，人的欲望是无止境的，欲望也是不可能完全满足的；第三是欲物“相持而长”，亦即物质和欲望在相互影响、相互制约中增长。荀子分析，人的欲望若得不到必要的满足，就会导致争斗、祸乱和贫穷；既要促进社会发展，又要防止祸乱，就应制定礼义，以培养人的合理的欲望，节制不合理的欲望，使人的欲望与社会财富的增长相适应。人的欲望发展是有层次的。管仲说：“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就是把人的欲求分为两个层次：“仓廪实”、“衣食足”是低层的物质欲求，“知礼节”与“知荣辱”为高层次的精神需求。明末清初思想家王夫之则认为：“盖凡声色、货利、权势、事功之可欲者，皆谓之欲”。这里，王夫之把人的欲求分为生理、物质、权力和功名四个层次。应该说，我国古代关于欲求的这些认识都是比较
深刻的。
先秦时期，有些政治家就认识到，管理者必须明确各自的职责，而不能互相干扰和替代，这是由管理的客观规律性所决定的。管仲就非常强调一种顺乎自然、遵循规律、合理分工的管理思想。他说：“心之在体，君之位也；九窍之有职，官之分也。心处闻声。故曰：上离其道，下失其事。”他以心比君，以九窍喻百官，认为君治百官，就像心制九窍一样，九窍虽受制于心，但心却不能代替和包办九窍的功能，否则就会“目不见色，耳不闻声”。而心不干扰九窍之能，九窍就会很好地实现自己的功能。同样，君臣各有其职，也不应该相互干扰。君主若不包办大臣的事，大臣自会处理好自己的事务，君主也不会因日常琐事缠身而政务烦心。“心制九窍”的思想反映了古代政治家已从哲学的高度，非常明确地认识到了人事管理的客观规律性。
自古以来，刚柔相济就是公认的管理人的原则。孔子说：“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就是主张在管理中要将道德感化和制度约束两手并用。历史上许多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都注重运用这一管理人原则。例如，诸葛亮治军之方讲柔，他说：“古之善将者，养人如养己子。有难，则以身先之；有功，则以身后之；伤者，泣而抚之；死者，哀而葬之；饥者，舍食而食之；寒者，解衣而衣之；智者，礼而禄之；勇者，赏而功之。将能如此，所向必捷矣。”他要求将领爱兵如子，爱民如子，以心换心，以情感人。另一方面要靠法令、刑罚维护纪律，规范下级行为，维护上级权威，做到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不能有丝毫变通的余地。
刚柔并济必须赏罚分明。韩非子主张：“诚有功，则虽疏贱必赏；诚有过，则虽近爱必诛。”诸葛亮在论及奖惩原则时，强调“诛罚不避戚”，“赏赐不避仇怨”。唐太宗李世民也用精炼的语言阐述了赏罚严明的原则：“赏当其劳，无功者自退。罚当其罪，为恶者咸惧。”正确地使用奖惩可以引导人们的行为，这是古代管理者从实践中总结出来的今天仍然普遍有效的管人原则。
领导者带好队伍，除需要有健全的管理制度，有效的管理手段外，还需要领导者有良好的修养与作风，孔子说：“欲政之速行也，莫善乎以身先之；欲民之速服也，莫善乎以道御之。”这里的“以身先之”，是指领导者的示范作用，身教胜于言教；这里的“以道御之”是指领导者以正确的思想、方法去带好队伍，做到上下一心，行动一致。“以身先之”的前提是领导者个人的“身正”，孔子指出：“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说明领导者只有管好自己，才能管好别人；领导者的带头作用就是无声的命令。身正是“修己”，亦即自我修养的结果。孔子说“修己以敬”，认为领导者只有认真地修养自己，才能严肃地对待工作，从而搞好领导工作。修己有着多方面的内容，“非淡薄无以明德，非宁静无以致远，非宽大无以兼覆，非慈厚无以怀众，非平正无以判断”，指出清淡寡欲、清正廉洁、宽容大度、仁慈民主、公平正直，是领导者加强自我修养的重点。中国古代把修身看成是同齐家、治国、平天下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一个系统，是非常深刻的人事管理思想。
领导者要做到以身先之，必须做到自得自胜。商鞅说：“得天下者，先自得者也；能胜强敌者，先自胜者也。”所谓“自得”，就是说要统一天下的人，首先要自己具备统一天下的条件，包括自己对天下形势及发展趋势的确切洞察，自己的素质、能力能够团结众人等。所谓“自胜”，是指自己能不断克服自身的不足，不断战胜自己的缺点。而要自得、自胜，还必须做到自知、自省、自察、自律。这方面，古代有许多论述。如《吕氏春秋》写道：“欲论人者，必先自论；欲知人者，必先自知”；孔子讲：“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曾子讲：“吾日三省吾身”。诸葛亮对将领的自省、自察、自律有明确的要求。他说：“故善将者，不恃强，不怙势，宠之而不喜，辱之而不惧，见利不贪，见美不淫，以身殉国，一意而已。”即将领应不恃强
凌弱，不受荣辱支配，经得住金钱美女的考验，一心一意为国捐躯，这就是自省、自察的具体内容。这些要求在今天对所有领导者仍然是适用的。
古代的选人思想
人才选择的合理与否，直接关系到事业的成败，我国历史上有作为的政治家、军事家都注意招贤纳士、延揽人才。选人思想主要体现在选人的标准、吸引人的条件与选人的方法等方面。
选人标准历来是人事管理中的根本问题。古代许多学者非常强调人才兼备的选人标准，如管仲提出，君主选用人才一定要审查三个问题：“一曰德不当其禄，二曰功不当其禄，三曰能不当其官”。这三个问题之所以重要，是因为让品德高尚的人处低位，就是人才浪费，让品德低下的人处于高位，更是一种错误；无功者受禄，有功者就得不到激励；无才之辈身居高位，有才能者就会被埋没。汉代王符对德薄能鲜者身居高位的危害作了深刻的分析，他说：“德不称其任，其祸必酷；能不称其位，其殃必大。”说明一个人的品德与职务不相称，或其能力与职务不适应，都会带来严重后果；只有德才兼备者，才是惟一正确的选择。
德与才之间并非并列的关系。司马光认为“才者，德之资也；德者，才之帅也”，阐释了德与才之间是统帅与被统帅的关系。这个看法颇为深刻。司马光进而分析了不同的人的德才素质，认为：“才德全尽谓之圣人，才德兼亡谓之愚人，德胜才谓之君子，才胜德谓之小人。自古昔以来，国之乱臣，家之败子，才有余而德不足，以至于颠覆者多矣。”
德才兼备的选人标准是我国历史上的优良传统，今天仍然具有重要的价值。
有德有才的人，往往也是有思想、有个性的人。对于这类贤才，瞎指挥或命令式的管理是不能奏效的，因此墨子讲“良弓难张，然可以及高入深；良马难乘，然可以任重致远；良才难令，然可以致君见尊。”孔子也提出“君子不器”的观点，不能把人才当做器具使用，而应以礼相待，尊重他们的人格，承认他们的自主权。
杰出人才虽然不是惟命是从的人，但只要以礼相待，即尊重他们，就能充分调动他们的积极性。管仲说：“夫争天下者，必先争人。”而争人的一个重要原则，就是“圣王卑礼以下天下之贤”，意即高明的统治者应甘心居于贤人之下，这就是“礼贤下士”。他还说：对贤者要“亲之以仁，养之以义，报之以德，结之以信，待之以礼”。这里所说的“仁、义、德、信、礼”主要是指对人才要关心、要尊重、要信用。老子说：“善用人者为之下”，认为善于用人的人，待人必谦下，不盛气凌人。孔子也说：“群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认为只有国君做到了以礼待臣，臣子才会忠心地辅佐君主。古代思想家提出的“以礼招才”思想，已被历史证明是非常正确的，从某种意义上讲，礼遇、尊重比高官厚禄更能吸引人才。
考核是选人的一个重要环节，没有严格的考核，就难以区分贤愚优劣，也难于做到合理运用。管仲有一句名言：“成器不课不用，不试不藏。”即对于人才，不经过严格考核不加以任用，不经过试用，不作为人才储备。
古代考核的办法主要有考试、招贤、自荐与推荐。西周是通过逐级考试选择人才，入仕考试分三级五等进行：先由乡大夫进行“秀士”、“选士”的考试，再由司徒进行“俊士”、“造士”的考试；最后由学政大司从“造士”中选出优秀者交司马量才录用，被录用者称“进士”。先秦时期主要是通过国君派人直接招贤或出榜招贤的方式选择人才，在春秋战国时期，自荐也是一种较为普遍的方式，如“毛遂自荐”已成为人人皆知的历史故事。孔子、孟子、管仲等人主张推荐，推荐的方式有官员
举荐，贤人举荐和群众举荐等。
举荐选拔有赖于对人才的全面考察。古代考察人才的具体方法有耳听、口问、考言、视声、视色、察情、观诚、观友、观隐与综合分析等。如孔子主张“听其言而观其行，退而省其私”；诸葛亮提出“七观法”：“一曰，问之以是非而观其志；二曰，穷之以辞辩而观其变；三曰，资之以计谋而观其识；四曰，告之以祸难而观其勇；五曰，醉之以酒而观其性；六曰，临之以利而观其廉；七曰，期之以事而观其信。”这些考察人才的方法为古代正确选择人才提供了依据，也为现代的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提供了借鉴
人力资源管理的发展史 一、人力资源管理的历史 1、从传统人事管理到人力资源管理 人事管理的起源可以追溯到非常久远的年代，对人和事的管理是伴随组织的出现而产生的。现代意义上的人事管理是伴随工业革命的产生而发展起来的，并且从美国的人事管理演变而来。70年代后，人力资源在组织中所起的作用越来越大，传统的人事管理已经不适用，它从管理的观念、模式、内容、方法等全方位向人力资源转变。从80年代开始，西方人本主义管理的理念与模式逐步凸现起来。人本主义管理，就是以人为中心的管理。人本主义管理被作为组织的第一资源，现代人力资源管理便应运而生。它与传统的人事管理的差别，已经不仅是名词的转变，两者在性质上已经有了较本质的转变。 1）、传统人事管理 （1）、传统人事管理活动。早期的人事管理工作只限于人员招聘、选拔、分派、工资发放、档案管理之类琐碎的工作。后来逐渐涉及职务分析、绩效评估、奖酬制度的设计与管理、人事制度的制定、员工培训活动的规划与组织等。 （2）传统的人事管理工作的性质。传统人事管理基本上属于行政事务性的工作，活动范围有限，以短期导向为主，主要由人事部门职员执行，很少涉及组织高层战略决策。 （3）传统人事管理在组织中的地位。由于人事活动被认为低档的、技术含量低的、无需特殊专长的工作，因而传统人事管理工作的重要性并不被人们所重视，人事管理只属于执行层次的工作，无决策权力可言。 2、现代人力资源管理与传统人事管理的主要区别： （1）区别一：现代人力资源管理是将传统人力资源管理的职能以提高扩大、从行政的事务性的员工控制工作转变为：为实现组织的目标，建立一个人力资源规划、开发、利用与管理的系统，以提高组织的竞争能力。因而，现代人力资源管理与传统人事管理的最根本区别在于现代人力资源管理具有战略性、整体性和未来性。它被看作为一种单纯的业务管理，从技术性管理活动的架构中分离出来。根据组织的战略目标而相应制定人力资源管理与战略，成为组织战略与策略管理的具有决定意义的内容。 （2）区别二：现代人力资源管理将人看作组织的第一资源，更注重对其开发，因而更具有主动性。这也是现代人力资源管理与早期人力资源管理的区别。早期人力资源管理往往只强调人力资源的管理，而忽略人力作为一种资源具有可开发的特征，忽略人力
中国传统文化背景下的管理模式创新 一、中国传统文化的特征和中国管理哲学的基本精神 （一）中国传统文化的特征 中国传统文化是一种从“农业—宗法”社会的土壤中生长出来的伦理型文化。正如世界上其他民族的文化一样，中国传统文化确有其不容臵疑的优点，同时也有明显的缺陷和不足。 1．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点 (1)积极的入世精神 中国文化一直是积极入世的，而不是消极出世的。以中国文化的代表——儒家文化为例，其主流都是经世致用、兴邦治国、教民化俗的。儒家所言“内圣外王”、“修齐治平”，都是要求将内在的思想外化为积极的事情。道家看似虚玄，倡言“无为”，然而其真正的目的却是为了“无不为”。法家文化一切以实效为依归，具有更明显的现实精神。 (2)强烈的道德色彩 中国古代的社会组织、经济结构和政治宗教设施，无一不是与宗法血缘关系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其积极作用表现在：具有强大的凝聚力、和谐人际关系的作用。 (3)顽强的再生能力 中国传统文化最富于魅力并引起世人赞叹的，不仅在于它的古老，更在于它在内忧外患之中，一次又一次表现出来的顽强再生能力。 除了环境等因素，中国传统文化本身所具有的生生不息的活力，贯穿于中国民族历史活动中的那种“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顽强精神，以及中国古代朴素系统论所具有的涵盖面广、常变相参的思维机制，也是这种情况得以出现的重要原因。 (4)注重“中和”的思想方法——中庸之道 “中和”思想突出强调了两个侧面：一是“中”，即把握事物的量的准确性；二是“和”，即不同因素、不同方面的合理组合、对立统一。 这种思想方法在古代中国社会曾经促使中国人民在很大程度上实现自身协调、天人协调和人我协调，对于民族团结、社会稳定起到了积极作用。 2．中国传统文化的缺点 (1)重道德而轻事功 在德智关系上，儒家认为，人格远远要比知识重要。在义利关系上，虽然也有“义以生利”的说法，但“何必曰利”的观念却是长期深植于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心灵之中。 这种文化取向，造成中国古代的知识分子空谈心性而轻视实践，寻觅“良知”而鄙视对客观世界的探索，以致阻塞了探索知识、改造世界的雄心和锐气。 (2)尚“义理”而鄙“艺器” 儒家有所谓“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之说，人们认为“为道之学”可以传诸天下，而“形名度数之学”则不可登大雅之堂。 中国的科学研究长期得不到鼓励，并只是掌握在一些“匠人”之手，因而总是感性的，缺乏理论和逻辑，往往不能形成科学公理。 (3)法经典而薄今世，尊“往圣”而抑个性 在文化学乃至科学方面，人们不是致力于总结经验，推陈出新，而是对圣贤经传注、疏、训、考不绝。这虽然也能在前人的基础上补缀若干新的知识，但总的看来绝难超越前人规定的范围，使学术得不到突破性进展。这种陈陈相因的思维定势，必然妨碍自由争鸣风尚的普及，也必然会泯灭人们的个性和创造精神。 （二）中国管理哲学的基本精神 1．儒家管理哲学 孔子倡言“学而优则仕”，后世儒家弟子都以此作为自己的人生志向。一名读书人只有做出事业才是真正令人景仰的，即便不能如此，也要始终以此作为自己坚定的人生目标。 儒家管理哲学的基本精神是以“人”为中心，以人的修养为起点，并最终实现“治国平天下”的目的。就现代企业管理而言，企业家若想透过儒家思想实现企业目标，就应该注重自身德性的培养，而企业的最终目标也应是安定和乐，生产和营销等运作则只是实现这一目标的手段。也就是说，企业只是实现社会利益的工具，它不应超出社会之外，而应立足于人性之上。 2．道家管理哲学 道家的主要代表人物是老子和庄子。老子以独特的视角对当时的社会现实进行了积极的哲学反思，并提出了统治者所需要的权谋和治术。 道家管理哲学的基本精神是以“道”为中心，讲“道法自然”和“无为而治”。道家认为，人们应按自然和社会规律办事，以“自然”为法，不要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自然界或其他人，只有这样才能取得良好的效果。 老子说：“道常无为。”因此管理者就要“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即通过“无为”的手段而最终实现“无不为”的政治目的，这才是老子“无为”思想的精髓。
中国古代管理思想的特点 一、顺“道” 《管子》认为自然界和社会都有自身的运动规律，社会活动，如农业生产，人事，财用，货币，治理农村和城市，都有“轨”可循 二、重人 一是重人心向背，二是重人才归离。 三、人和 四、守信 “君子信而后劳其民”（《论语·尧曰》）。 五、利器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论语·卫灵公》 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纸、印刷术、指南针、火药）及其推广，极大地推动了社会经济、文化和世界文明的发展，并使“利器说”成为中国管理思想的重要内容。 六、求实 儒家提出“守正”原则，是说看问题不要偏激，办事不要过头，也不要不及，“过犹不及”，过了头超越客观形势，犯冒进错误；不及于形势又错过时机，流于保守。这两种偏向都会坏事，应该防止。 《管子》提出“量力”原则和“时空”原则。凡事量力而行，“动必量力，举必量技”，“不为不可成，不求不可得”。 七、对策 《史记》中说：“夫运筹策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 《孙子》认为：“知彼知己，百战不殆；不知彼，而知己，每战必殆”。《管子》主张“以备待时”，“事无备则废” 三国时代孙权、刘备对曹操的赤壁之战，诸葛 亮的空城计，孙膑的“减灶骄敌” 八、节俭 九、法治 “舜有尽，寿有尽，天下过无己者。以有尽逐无已，所止者寡矣”。“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 （一）儒家的管理思想 代表人物：孔子、孟子、荀子 代表作：《论语》、《孟子》、《荀子》 主要的管理思想 1、仁政
2、德治 3、礼制 儒家管理思想对日本企业经营方式的影响：涩泽荣一，《论语与算盘》“本田”的经营思想：“以人为中心” 和“三现主义” 儒家管理思想对新加坡企业经营方式的影响：注重“培养家庭核心价值观” 儒家管理思想对韩国的影响：李朝时代，就把儒教定为国教 儒家管理思想对中国企业经营方式的影响：“两参一改三结合”的鞍钢宪法管理模式，北京同仁堂药店的“兢兢小心，汲汲济世” （二）道家的管理思想 代表人物：老子，庄子 代表作：《道德经》、《庄子》 无为而治论 从整体内容来看，道家学说以道为中心和纲领，从道出发，然后 根据具体的实际情况因时、因地、因人、因势、因需要，向四面 八方扩展开来。这样就可以把中国古代另外的8个学派通过矛盾 的对立统一规律融合起来，合而为一。 在道家看来世界上的任何事物都是由阴阳二个方面所组成，即凡 是正面的、表现积极性的事物都属于阳，如生命、公平、善良、 正义、光明、和平、热情，等等；凡是处于消极的事物都是属于 阴，如：死亡、罪恶、不公、黑暗、战争等等。 阴阳这对矛盾由于作用不同的情况就有了各种不同的形式。如： 相生、相克、转化、共存、互惠、相比和统一。 1、自然无为——管理之道 老子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不争”和“守柔”的智慧 老子说：“以其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 “上有为，下无为” 2、自胜者强——自我修炼之道 讲到管理者的七种品质，老子说：“居善地，从善渊，与善仁，言善信，正善治，事善能，动善时。 3、至德之世——理想境界 “小国寡民”。特点是：自然、素朴、平等、自由、安宁。
弘扬中国传统管理文化 我国是个具有五千年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拥有浩瀚无边、灿烂辉煌、光彩夺目的传统文化。中华民族所独具的优秀传统文化,世代相传,曾经缔造了祖国文明昌盛的黄金时代,亦为发展我国与世界人类的文明作出了卓绝的贡献。 我国的传统文化宝库中,除了蕴藏着政治经济、哲学宗教、法律伦理、科学技术、文化教育等丰富遗产外,还包播着极为可贵的管理文化。我国传统的管理文化,是维系与加强中华民族凝聚力的重要思想基础,是激励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是建设和发展我国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重要因素。历史地、辩证地发掘与弘扬我国的优秀传统管理文化,取其精华,弃其糟粕,革新创造,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管理文化,实现科学管理,这是一项具有深远意义的工作。 一、中华民族特色的传统管理文化 具有东方色彩的中华民族传统管理文化,是植根于我国社会政治经济土壤之上,吸取我国传统文化的精华,从中华民族的心理素质与民族性格出发,以总结和概括我国管理的丰富经验为基础,形成具有民族特色的管理思想原则与道德规范,有着严密的管理组织系统与制度、以及行之有效的管理艺术为内容的管理文化体系。 任何国家与民族的管理文化,总是在特定环境下形成和发展的,总是建构在具体的社会政治经济基础之上,并受着当时政治文化,社会文化以及人们的心理素质等制约的。社会政治经济管理及公共事务管理的实践,为管理文化的形成与发展提供了基础和动力,管理文化的建立与发展,又影响与制约着种种管理,两者相互依存和相互作用的辩证关系,构成了管理文化的发展历史。 考察我国传统的管理文化,必须遵循从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则与科学态度出发,既要看到我国传统管理文化是形成和发展于封建社会,带有明显的封建主义色彩,又要看到我国传统管理文化是个极为复杂的系统,学派林立,良莠并存。由此出发,不难发现我国传统的管理文化,始终是以礼治为核心的儒家管理文化和以法治为核心的法家管理文化两大学派为中心,贯穿着《老子》、《孙子》、《墨子》等等彼此相互对立和相互渗透关系而构成中华民族的复杂而又丰富的管
中国古代传统文化中的人力资源管理思想 把人力称为资源，其实在中国古代传统的观念中，就一直存在。故有“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之说。现代的社会中，不过是把其中的名词改了一下罢了。就是：学成数理化，聘与企业家。 早在春秋战国时期，我们的老祖宗们就研究所谓人力资源的管理，只是因为古代中国传统上是个内陆国家，土地肥沃，重视农业，政治上轻商重农，所以现代工商社会就忽视了中国古代文化中，许多在管理上的精义。是故“寝兵之说胜，则险阻不守；兼爱之说胜，则士卒不战；全生之说胜，则廉耻不立；私议自贵之说胜，则上令不行；群徒比周之说胜，则贤不肖不分；金玉货财之说胜，则爵服下流；观乐玩好之说胜，则奸民在上位；请谒任举之说胜，则绳墨不正；谄谀饰过之说胜，则巧佞者用。”所以说，中国文化并不是没有管理理论，而是现代的人们没有把老祖宗的东西领会和发扬；中国管理理论并不是落后的，恰恰相反，中国文化是王者之道，只是因为人们难以窥其全貌，而误认为如此。再或者有其它的什么缘由。“朝者义之理也，是故爵位正而民不怨，民不怨则不乱，然后义可理。理不正则不可以治，而不可不理也。故一国之人不可以皆贵，皆贵则事不成而国不利也。为事之不成国之不利也，使无贤者则民不能自理也。是故辩于爵位之尊卑，则知先后之序，贵贱之义矣。为之有道。”不论是企业、集团或是国家，其理皆可用之。如果一个单位只有领导，而没有办事的人，就如前几年春节晚会中的那个“小偷公司”了。 苏东坡有篇文章叫《论养士》，（“养士”这个名词，源自春秋战国时期，就有点像是现在的“参谋”，唐宋元明清的“幕府”。）文中提到了该重视和培养哪些人。苏轼提出的分类是智、辩、勇、力四种人，实际上也可以说是两种人，用头脑的和用力气的。 用社会学来研究，社会上有许多人就是这样的（也就是我们现在所经常提到的人才、专才），用头脑非常行，让他去劳动就总会出些这样或那样的问题来。反之，也是如此。苏东坡说这四类人，往往需要人家来养他，不能自立。按现在来说，就是他们这类人，往往只能够待在企业或单位，虽然有本事，但没办法自立。用人力资源管理来说，就是把人分成了四种资源类型，有了这种分类，一个企业或单位就可很清晰地明白，该怎么去用好这几类人了。 而象这样的理论，在古代著作中不胜枚举。对人的分类也各有区别，经典的要数《人物志》和《素经》，还有就是古代的兵法典籍。并且也早于西方人事或人力资源管理的理论。“政在得人，人得则政举，尧舜之智，不遍物而急于人事，下逮文王武成，皆以举能其官称得其人为尚……”。而所谓的传统人事管理，应是在二十世纪的事了。真所谓此人事非彼人事也。很多现代（西方）管理理念，更像是中国古代道家学术的分支。彼得．圣吉《第五项修炼》的许多内容，就融合了很多中国古代传统文化的东西。正如彼得．圣吉的朋友和工作伙伴杨硕英所认为的那样： “系统思考精华所在的系统基模是很亲切的，因为它们像是中国古圣先贤智慧的结晶，而且对于本、末、先、后，和轻、重、缓、急更容易掌握运用；圣吉一直致力于将东西方古老智慧的结晶和最新的管理科学融合。他对老子的领导哲学尤为推崇；而其所提出的五项修炼，有许多与儒、道、释三家思想又非常相近。 至于想要真正精熟圣吉所提出的这些‘新领导能力的上乘武功’，我还想不出有比南怀瑾先生在《如何修证佛法》中所提示的‘见、修、行’三位一体的修证纲要更好的指引……”。 中国古代传统文化在招聘中的运用与借鉴 邪正看眼鼻真假看嘴唇
中国古代的人力资源管理理论 以人性理论为基础对人的全面认识也是中国古代思想家的一个显著特点。孔子、孟子、荀子、老子、庄子和韩非等思想家，都对人的本质有不同的认识，对现今的人力资源管理时间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一）“性相近，习相远”的人性说 孔子没有直接提到人之性善或性恶，只是指出“性相近也，习相远也。”（《论语，阳货》）美国汉学家黄仁宇先生认为，孔子倾向于性恶论。但是，孔子在“畏于匡”时，曾说过“天生德于予，匡人其如予何！”神圣的上天给予他的德，当然不可能是不良之德。这种“天生之德”是不是近于善呢？还有孔子一贯主张“忠恕”之道，“忠”为尽己尽人之谓；“恕”为推己及人，将心比心之谓。实行“忠恕”之道的前提，必须是主张本身的心情要端正，否则，只能导致邪恶而不可能导致善，孔子提倡恕道，说明对人心的善良是有信心的。另外，孔子强调德治的基本前提是以人性近善为出发点的，这也是中国儒家思想的基本出发点。孔子没有直接说出人生本善本恶，但他非常强调后天的“习”。正式探讨孔子人性假说，其重点在于“习”，它对人力资源管理来说有重要借鉴作用。 孔子所说的“习”是指后天的成长环境和道德实践。不同的“习”会塑造不同的人。关于怎样“成人”的问题，孔子认为“若藏武仲之知，公绰之不欲，卞庄子之勇，冉求之艺，文之以礼乐，亦可以成人矣”。孔子是针对不同的人的成长环境和道德实践来说的。 对于人力资源管理来说，不同“习”即企业管理环境会造就不同素质的员工。一般来说，管理原则都是建立在对人性的基本假设上的。每个公司制定规章、程序、工作进度、安全标准和职务说明书，所有这些都隐含着假定人的本质或善或恶。人力资源模式对人性假设是近善的，即对工作不是天生就厌恶的，人们要求对自己参加拟定的目标作出贡献，绝大多数人能运用更多的创造力、责任、自我指导和自我控制，超过了他们现在所任工作的要求。因此，管理者的基本任务是设法利用为开发的人力资源，必须创造出一种环境，使在其中工作的每一位成员都能竭力作出最大的贡献。 （二）“性善论”人性说
中国古代的管理思想对现代的管理有什么借鉴和指导意义？ 一．中国古代管理思想概述 我国的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其中蕴藏着许多哲学思想和道理，这些思想始终贯穿着中国从古到今的管理实践，涉及到行政、经济、军事、文化、家庭等社会的各个方面和层次。 我国古代的管理思想，主要体现在先秦到汉代的诸子百家思想中。大致可划分为：“以人为本”的管理思想；“正人必先正己”的管理思想；富有辩证法思想的“经权观”管理思想；经世实用的战略管理思想；“天人合一”的整体和谐管理思想；“无为而治、道法自然”的管理思想。诸子百家中儒、墨、兵、道、法五家管理思想的本质特征在于：儒家重组织，墨家重目标，兵家重决策，道家重领导，法家重控制。 中国古代诸子百家的管理思想 我国古代的管理思想，主要体现在先秦到汉代的诸子百家思想中。大致可划分为：“以人为本”的管理思想；“天人合一”的整体和谐管理思想；“无为而治、道法自然”的管理思想。“正人必先正己”的管理思想；富有辩证法思想的“经权观”管理思想；经世实用的战略管理思想； 首先，作为中国文化代表的儒家文化是一个博大精深的体系，其中蕴含着丰富的管理思想，其精华主要体现在“以人为本”、“中庸之道”“修己以安人”，“仁者爱人”，“和为贵”，“君子和而不同”“舍生取义”，“中庸之道，过犹不及”等方面，由孔子创立，经孟子、董仲舒、宋明理学、新儒家等一代代儒学学派的继承、改造和发展，并通过国家强制手段宣扬传播，终于促使儒家管理思想占据了社会管理行为的主导地位，并成为千百年来流传最广泛、最深入人心的管理思想。 墨子对于管理、教育、法制、伦理等思想有丰富的阐述。他把“兼相爱”看作是人人必须遵守的道德标准，是管理者必须奉行的治国之法。他的“兼相爱”是以“交相利”为具体内容的，爱与利是联系起来的，仁义与功利是统一在一起的，这不同于儒家的重义轻利，墨子把利作为仁义的内容和目的，他的管理思想对当今的行政管理与企业管理都具有相当的借鉴作用 法家韩非子是我国先秦一位伟大的思想家，法家思想集大成者。他的管理思想闪烁着智慧的光芒，至今仍对我们的管理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西汉著名思想家董仲舒完成了儒法融合，在吸取秦朝严刑峻法以致迅速灭亡的教训的基础上，提出了德刑并用、注重德教的统治原则，采用德主刑辅、礼法并用的手段，塑造了后来历朝历代统治阶级的管理典范。 二、辩证的看待我国古代管理思想对现代管理的影响 究天人之际，察古今之变，明存亡之道，晓兴衰之理。中国五千年历史给予了我们不竭的管理思想宝库。“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综观中国古代诸家的管理思想及理论不外乎是儒、法、道、墨之说的反映和体现。诸子百家中儒、墨、兵、道、法五家管理思想的本质特征在于：儒家重组织，墨家重目标，道家重领导，法家重控制。在社会历史进程中，对于如何管理和组织社会经济生活，它们相互
1、如何理解传统文化。 答：中国传统文化是一座管理文化资源极为丰寈的宝藏，它主要是由理论层面和实践层面两部分所构成。在理论层面上，主要有四点：（一）中国历代政治家和思想家为我们留下的治国乊方与管理乊道。（事）中国历代文人学者作品中所蕴涵的管理思想。（三）中国古代兵书中的管理乊道。（四）中国古典小说和史书中的管理思想。在实践层面上，主要包括三方面：（一）明清商帮的经营理念和管理艺术。（事）近百年来的海外华人企业家的成功管理乊道。（三）1949年以来，中国大陆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管理经验。由此可见，由理论层面和实践层面构成的中国管理思想是极为丰寈的。对于这些管理文化资源，必须站在时代精神的高度，对其迚行现代转换，注入时代精神，迚行新的诠释。只有这样，才能为构建中国管理哲学思想体系提供有用的资源。 2、管理哲学的概念（什么是管理哲学）？ 答：所谓管理哲学，就是对一般管理的世界观与方法论的总称，是管理学与哲学的交叉部分，管理哲学兼具事者的特性。“管理哲学”一般是指科学管理中的普遍原理、原则和哲学观。美国哈佛管理丛
书《企业管理百科全书》认为所谓管理哲学是指最高管理者为人处亊的信仰和价值观等。从广义抽象层方面说：管理哲学是激发企业家信仰、观念、原则、价值的动力。就狭义实务层面言：管理哲学是企业家选择行为典型的成本，促迚敁益评估的决策体系。 3、从中国传统文化学什么？ 答：中国历代政治家和思想家为我们留下的治国乊方与管理乊道。中国历代文人学者作品中所蕴涵的管理思想。中国古代兵书中的管理乊道。中国古典小说和史书中的管理思想。 4、如何看待中西方管理思想文化。 答：西方传统文化长于逻辑思辨，崇尚科学，热衷于知识、权力、法治。从本质来讲，西方传统文化是一种崇尚科学主义的“工具理性”文化，是一种注重自我价值和追求法治的“智性”文化。中国传统文化则是一种崇尚人文精神、伦理道德和中庸和谐的“价值理性”文化，是一种强调集体主义、注重个人道德修养的“德性”文化。东西方传统文化的差异性，直接决定和影响着东西方人的心理定势、思维方式、价值追求和对人性的不同理解。由于西方具有法治传统，所以，在管理中主张“法、
中国传统文化和现代管理 ——学习传统文化有感2014年9月参加优秀青年培训班以来，学习了中国传统文化、项目管理、组织行为学、卓越团队建设等多个课程，这些课程从多个方面阐述了管理特别是自我管理和团队管理的重要性和方法，经过深入的学习和自己反复琢磨，认为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包含了现代的管理方法：中国的传统文化是管理的“道”，而西方现代管理方法是管理的“术”，道是论述事务的本质，而术是对处理事务的技巧和方法的总结；中国的传统文化对管理偏重于“德”治，而西方现代管理方法偏重于“法”治，德治讲究的是强调管理的艺术性、人文性是软的一面，法治追求的是管理的科学性、计划性是硬的一面；中国的传统文化对目标的管理注重的是定性的管理，目标是比较模糊的，强调在执行过程中对人的管理，西方现代管理办法对目标的管理注重的是量的管理，目标必须清晰和量化，强调在执行过程中对事的控制。 深入的体会和学习中国传统文化，会在企业发展、团队建设、日常工作管理多个方面有着极其重要的指导意义。将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现代管理学相结合，用中国传统文化管人，用西方现代管理文化管事，这样将会对企业和团队内部的各项工作产生极大的推动作用。下面从“道和术”，“德和法”，“定性和定量”三个方面说明传统文化和现代管理相结合的学习心得。 一、道与术相结合，本质和技巧并重 中国传统文化中主要分成孔子所代表的儒家思想，老子代表的道
家思想，儒家思想对管理的“道”主要是中庸思想，子曰：中也者，天下之大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孔子所阐述的不偏不倚与不走极端的处世之道，认为它会使天地之间所有的人们各就其位，各得其所；万物生长，一片繁荣景象。道家思想是老子在《道德经》中阐述的“无为”，主张的是为人、处世乃至治国、兴邦、治世的基本原则，无为并不是要人们无所事事，而是主张人们的活动应该顺应自然之道。 从“中庸”到“无为”讲的都是，企业和团队的外部关系不应是“竞争”关系，而应是“竞赛”关系。因为“争”会导致自我混乱，使自己脱离市场根本，把人力、物力、财力浪费到企业和团队的非正常上升通道外。明智的企业应当在“不争”上下功夫，去了解存在于市场中新的、尚未被发现的利益需求点，设法去满足尚未被市场认识到的潜在需求。 由此我们可以知道在传统文化中要求的是管理工作应尊重客观规律，按客观规律办事。要使管理活动顺应自然之“道”。克服轻率和浮躁的弊病，以清静、持重的态度做事。 明确了企业和团队的目标和方向后，如何去做呢？所遵照的路径和工作方法有哪些呢？在实际管理过程中，再好的目标也都是只有得到良好的贯彻执行才能发挥作用，所以在企业中心思想贯彻执行过程中就必须讲究策略和方法，就需要重“术”，就是对目标的执行进行技巧性监控、处理，加强反馈，加强考核，这是西方现代管理学中描述的项目管理、团队管理的强项，通过目标分解、计划设定、人事关
中国古代管理思想概述 纵观中国古代管理思想的发展，孔孟的管理思想是中国古代管理思想变化的核心内容。所以谈及中国古代管理思想概述，孔孟的管理思想就是必须要说到的。 孔孟的理想是实现仁政,孔孟所关心的是治国平天下,所以,管理思想当然是孔孟之道的 重要组成部分。那么,孔孟管理思想的基本特点是什么呢?研究孔孟思想可以发现,孔孟讲管理从不脱离道德建设,而把道德建设作为实现管理目标的途径,“修己以安百姓”,“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这两点就说明了这一点。孔孟主张治国以礼,为政以德,就是强调通过道德建设来治理国家,把管理活动纳入道德规范。因为道德建设是孔孟管理思想的着眼点,所以,孔孟管理思想的基本特点是十分强调道德建设在管理中的作用。可以把孔孟的管理思想称为管理道德思想。孔孟管理道德思想的主要内容,是针对管理者提出了从事管理活动的几项重要原则,它们是:一、“爱人”;二、富民;三、教民;四、“克己复礼”;五、“和”;六、义利观。 “爱人”,是充满古典人道主义精神的概念,是从事管理活动所应持有的态度。孔子思想的核心是“仁”,“仁”的内涵就是“爱人”,可见“爱人”在孔子思想体系中的重要地位。怎样算是“爱人”呢?孔子的解释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孟子说:“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这种将心比心、推己及人的“爱人”态度,要求管理者充分尊重和关心人,洋溢着道德的光辉。 以“爱人”的态度从事管理,势必致力于提高人的物质生活水平和道德文明程度,将之落在实处就是富民和教民。过去,有人读了“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两句话,便以为孔子是空谈道德而忽视人民物质生活的,这完全是误解。孔子的这种措辞方法只不过是强调缩小贫富差距和保证社会安定的重要性,绝不是主张贫穷。在孔子看来,能让人民过上富裕的生活就是超过尧舜的大圣人,就充分体现他对提高人民物质生活水平的深切关心,对富民政策的高度重视富民以外,孔孟又强调教民。卫国人口众多,冉有问:人口多了应该怎么管理,孔子说:“富之”;冉有又问:老百姓富裕之后又该怎么办,孔子说:“教之”。孔子所谓“教”,即提高道德水平。又,孟子在教导梁惠王怎样实行仁政王道时讲:首先要让人民有自己的田产,安心生产,吃得饱,穿得暖,过上富裕的生活;然后要办好教育,“申之以孝悌之义”,搞好道德建设。富民、教民,构成孔孟的基本的管理政策。 让人民过上富裕安康的生活,当然是“爱人”的表现,但这是远远不够的。孟子认为“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那么,人与动物的界限是什么?不是别的,是道德。孟子说:“仁也者,人也”,具有道德文明的人才能称为真正意义上的人,物质生活水平的高低并非人与动物的区别点。由此可见道德修养的重要性。孟子的道德修养理论包括“尽其心”和“求放心”正反两方面。“尽其心”是充分发展、扩张人的善良本心;“求放心”是把所丧失的善良本心找回来。孟子讲教民就是要贯彻其修养理论,通过教育的手段以提高人的道德水平,帮助人们健全和完善人格,说 到底就是要使生物人成为完善的社会人以区别于动物界。这种教民的政策把对人民物质生活的关切进一步深入到了精神生活领域,更是“爱人”的深层表现,体现了对人的终极关怀,它使 孔孟管理思想中的道德精神大大升华了。 主张教民者自古有之,但许多人忽视了教民和富民的关系。在孔孟看来,二者的关系是很显明的:富民乃是教民的物质基础。这从孔孟先讲富民后讲教民的排列次序上已经可以看出。孟子更深刻地阐述了富民和教民的正确关系。孟子虽然特别重视教民在管理中的作用,但是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管理智慧 一、自我管理的大成:佛家文化中的“无我”与“舍法” 佛家文化以宇宙时空观来看待人类、看待人生，旨在使一个悲观的人类变成一个充满自信的人类，并教育人不断地做有益于社会、有益于他人的事情，只有这样的人才能永远向着佛道迈进。人类为什么是悲观的呢?因为人一生下来最终的结果是死亡，生老病死是人类的苦难，伟大的佛陀释迦牟尼就是想让人类在精神上摆脱这样的命运———他放弃了优裕的贵族生活，苦苦修行，最后以包含宇宙的胸襟创立了佛教，以无限的时空看待永恒的生命。 人的前途是光明的，生与死是一回事，那不过是物理形态上的变化，生命是永恒的。 后继的佛陀们沿着佛祖的足迹，继续探索宇宙的真谛。他们看到人不能光为理想而活着;还要为当下而活着，于是让人们追求无念、无住、无相、无我的境界，以更好的精神状态，以忘我的舍法之境界最大限度地普渡众生。后来毛泽东主席倡导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抱着只求耕耘、不求收获的信念默默地发挥好自己的社会作用、为他人谋幸福，也体现了他博大、慈爱的胸怀。忘我就是忘掉我，我是什么? 我是由非我之因素构成的，比如财富、权势、美色、莫名的烦恼等等。如果一个人在工作、劳动的时候，大脑一直被一些无谓的东西占据，诸如名、利，还为一些纠纷而耿耿于怀，更有甚者，坐在飞机上，总担心飞机会掉下来———这些忧虑令人苦不堪言，哪能干好工作呢?如果从能量的角度分析，一有念头，能量即被占用，用公式表示即为: 能量剩余（现有能量）=能量来源-能量占用全心全意=身体状况-占用（财、色、权、烦等） =忘我 能量占用越多，剩余能量越少，做事情的状态就越差;如果剩余能量是负数，那就最好什么也不干，否则能量透支，身体一定会出问题。反之，能量占用越少，
中国古代管理思想从方式和方法上看具有刚柔性 受中国生存环境、宗法制度和儒家道家文化影响，中国古代管理思想上的二重性表现在思维的方式方法上也体现出了“刚柔相济”的特点。这主要表现在谋与动、义与利、赏与罚、德与刑、上与下、中央与地方的管理关系上。 1、谋而后动的决策思想。 在管理工作中,决策是一个管理者必须首先考虑的首要问题。那么，管理者应该如何决策才能确保决策不失误，我国的古代先贤给我们留下了许多精辟的见解。“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先谋后事者昌，先事后谋者亡。”告诉我们无论做什么么事情都要先谋而后动，只有谋划的充分、合理、科学，才能在执行起来游刃有余，才能做到“不动声色，而措天下于泰山之安”，做事情才能成功而不失败。所谓“日之能烛远，势高也；使日在水中，则不能烛十步”，意思是讲作为领导者，应该具备高瞻远瞩的特质，绝对不能一叶障目，不见森林或者鼠目寸光，治看眼前利益而看不到长远利益。宋代文学家苏轼在《策别十八》中说：“为国有万世之计，有一时之计，有不终月之计。” “不谋万世，不足谋一时；不谋全局，不足以谋域”是说做事应该有战略决策和战术决策、长远规划与短期计划之别，根据形势情况的变化按照既定目标或相时而动，有助于管理成功。可见，预测和决策关系全局成败，中国人向来强调谋划和规划，强调战略和战术的综合运用，主张谋而后动。所以孙子说：“知彼知己者，百战不殆”、“知天知地，胜乃不穷”。 2、义利两全的取舍思想。 在中国古代社会中，虽然有一些人主张重义轻利，但是却是也有一批实用主义的思想家、哲学家提倡讲义与利并举，主张义利双兼，这种充满着浓重的讲利重义的管理思想，倡导“见利思义”、“义然后取”，“义，利也”，“兼相爱，交相利”。宋代苏轼就是其中之一，他在《利者义之和论》中说“义利利义相为用”，主张义利互为共用，二者不能偏废。春秋时的管子更是认为“自利”是人所共有的情结：“民，利之则来，害之则去。民之从利也，如水走下，于四方无择也”。然而，管子并未走向极端。他还认为“自利”与“利人”并不完全矛盾的，而且“自利”之德与“利人”之德同时也是统一调和的。” 陈寿在《三国志?吴书?骆统传》中进一步讲这种义利观念和富民利民联系起来，指出“财须民生，强赖民力，威恃民势，福由民殖，德似民茅，义以民行。”他讲的是财富是人民创造的，国家的强大依靠的是人民的力量，国威靠的是人民的气势，福利乃是由人民所树立，道德靠人民的实践来兴盛，义的实现靠人民的共同行动。这句话，可谓深刻的概括了中国义利两全的管理真谛，在普通民众之中具有广泛的影响。 3、赏罚分明的激励思想。 在激励和奖惩方面，孙子提出：“合军聚众，务在激气。” 诸葛亮指出：“赏以兴功，罚以禁奸，赏不可不平，罚不可不均。”“诛罚不避亲戚，赏赐不避仇怨”，应做到“无党无偏”，意思就是说管理者务必要做到赏罚公正分明，才能服人服众。春秋战国时期的韩非子主张“诚有功，则虽疏必赏；诚有过，则近爱必诛。”对此诸葛亮论述的更加具体，他说“赏罚之致，谓赏善罚罪也。赏以兴功，罚以禁奸。赏不可不平，罚不可不均。赏赐知其所加，则邪恶知其所畏。”只有做到赏罚分明，才能对良善功将有所激励发扬，对奸恶无功有所咸惧，以确保管理组织的正常科学运转。 4、德刑并用的宽猛思想。 在中国古代的管理思想中特别重视德能兼备的标准，我国远古时代的"禅让制度"就是在考察德行修养的基础上实行的推举贤能的管理制度。管子认为，国家选贤任能，要举拔有德者给予爵位，举拔有才者就任为官。把德行置于功劳之上，主张国家用人要德才兼备，德能并举，“德”与“能”不可偏废。选贤还应做到“不以年伤”，即选用人才不应受年龄的限制，从而否定了资历主义。管子强调考核官员的内容主要有三：一是德望与其地位是否相称；二是功绩与其俸禄是否相称；三是能力与其官职是否相称。孔子治国主张：“为政以德”，用道德和礼教来治理国家，实行“礼治”或“德治”，认为把德礼施之于民，是治理国家的理想方案。在具体方法上，他提出要重教化，要“富而后教”。在教与刑上的运用上主张宽猛相济，树立君主权威。商鞅则反对儒家的“仁义”说教思想。他主张：“以刑治，民则乐用；以赏战，民则轻死。”（《弱民》）这样，才能达到“以刑去刑”，（《画策》），认为非以“法治”无以治国平天下。 5、上下同欲的同道思想。
中国传统文化中关于管理思想的几点感悟 邵大理 聆听了一个学期的人文精神和管理的课程，学习和了解了很多有关人文类学科的知识。这其中有关中国传统文化和管理思想的论题特别引起了我的兴趣，同时也引起了我的长久思考。以下是我结合所学习的管理方面的知识，及我对中国传统文化中有关问题的思考所写下的几点感悟。主要涉及到儒家学说中的“儒”、“仁”、“信”、“中”、“和”、“道”这几个基本思想。 1关于“儒”的思想 《说文解字》中对“儒”的解释是：“儒，柔也，术士之称。从人，需声。”中国人历来重视死的观念与丧葬礼仪，这种广泛的社会需求促成了一个特殊的社会阶层“儒”。在中国古代社会，最晚到殷代有了专门负责办理丧葬事务的神职人员。这些人就是早期的儒，或者称为术士。他们精通当地的丧葬礼仪习惯，时间一长，便形成了一种相对独立的职业。但是，由于这种职业地位低微，收入也少，既没有固定的财产和收入，做事时还要仰人鼻息，所以形成比较柔弱的性格，这就是儒的本意，即柔，还有他们职业的原初性质，即术士。 到了春秋时期，孔子首办私学，除了传授弟子五经、六艺之外，同时也传授弟子们丧葬礼仪。后世多有记载，孔子一生非常推崇周礼，也熟悉当时的丧葬礼仪习惯，曾经亲自带领众弟子们为死者操办丧葬礼仪。后人甚至推测孔子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是以此为生，苦苦支撑着他对恢复周礼，教化众生的理想。久而久之，后世就把孔子及其众多弟子、再传弟子所传播的学说称为“儒家”学说，孔子则成为“儒家”学说的创立者。 “儒”字在《论语》中最早出现在《论语·雍也》篇中，孔子告诫自己的弟子子夏说：“女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可以看出，“儒”这个名称的起源早于孔子生活的春秋时期，并且“儒”的名称本身并没有褒贬之分。而自孔子给“儒”分成了“君子儒”和“小人儒”之后，后世将更多的“君子”的内涵赋予了“儒”，而使“儒”具有了更多的褒义色彩。 我想说一下我对“儒”的理解。“儒”字拆开后是“人”和“需”，儒家学说的中心是人，本质是关于人的学说，讲述的是如何满足人的需求的学说，按现代
中国传统管理文化探究 亚娜云望 摘要：目标上以生存还是以发展为优先考虑，行为上重视惩罚与问责还是重视激励与问效，风格上倾向保守还是进取，据此，可将管理文化区分为消极管理文化和积极管理文化两类。管理文化差异源于组织所处环境及其管理者对于环境的感知。中国传统管理文化发于春秋战国，形于，成于汉，属于典型的消极管理文化。本文分析了中国传统消极管理文化的形成机理、话语体系结构、主要特征及其近代以来的应变。 关键词：中国传统管理文化；消极管理文化；积极管理文化 一、管理文化研究的旨趣 管理与文化密不可分。从管理与文化的关系角度看，管理文化研究有两大旨趣：一是研究不同管理的文化适应性；二是研究不同文化的管理适宜性。 管理扎根于特定的文化。德克说：“管理是以文化为转移的，并且受其社会的价值观、传统与习俗的支配。”管理者如适应异质文化环境？不同文化背景的管理者如相互合作？对诸如此类的文化适应性问题的关注，是管理文化研究的一个旨趣所在。战后，随着跨国公司兴起，管理在不同地区的普适性问题受到学界关注。自上世纪60年代以来，有关在不同文化环境中管理式的比较研究取得了长足的进展，为企业进行跨文化管理提供了理论依据。其中，霍夫斯泰德的管
理文化四维模型影响最大。 管理本身也是一种文化。德克说：“管理不止是一门学问，还应是一种文化，它有自己的价值观、信仰、工具和语言”。不同管理文化的特征是什么？有哪些优势和劣势？分别适宜种环境？对诸如此类的管理适宜性问题的关注，是管理文化研究的另一旨趣所在。战后，欧洲学术界反思：欧洲的技术水平不比美国差，经济为什么落后于美国？并试图从比较研究的视角去揭示工业增长过程与管理的密切关系①。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后，伴随着日本企业的迅速崛起，日本式管理引起西管理学界浓厚的研究兴趣，管理文化比较研究越来越多地融入了东因素。②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和国际影响力的显著提升，近年来，中国式管理的研究开始受到海外学者的关注。关于管理文化的分类研究，以查尔斯·汉迪四种管理文化理论最负盛名。 近代以来，中外文化比较研究经久不衰。相比而言，管理文化比较研究起步要晚得多。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亦即党的十四大确定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后，随着中外合资企业大量涌现，中外管理者经历了历史性的第一次“亲密接触”。文化差异导致的管理冲突在合作经营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纷纷呈现出来。数字表明，中外合资企业双合作顺利的不足30%，70%的合资企业遭遇“婚姻不和谐”（百度百科）。冲突现象激起了国学者管理文化研究的兴趣。当前国管理文化研究呈现三种现象：一是在对象上，对企业组织，尤其是中外合①Frederick Harris Harbison, Charles Andrew Myers. Management in the Industrial World: An International Analysis，McGraw-Hill 1959. ②威廉·大卫，Z理论——美国企业如何迎接日本的挑战，朱雁斌译，机械工业出版社，2013。
中国古代管理思想从产生的背景上看具有二重性 首先，从中华民族生存的地理环境上来看。千百年来，中华民族在气候温暖湿润、江河纵横勾联、土地广袤富饶的自然环境下生存繁衍、从事单一的种植型农业生产活动。温带、暖温带、亚热带、热带等适宜的气候条件、长江黄河淮河等充足的灌溉水源、辽阔疆域上肥沃的江河冲积平原，都非常有利于人们的农耕生产。在这样的生存条件下，中国古代的先民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很久以来就过着“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封闭的自给自足的生活，习惯于乐天知命，安分守己，崇尚和谐、安稳、平和、缓慢的生活方式，生活中喜好中庸之道，提倡“温良恭俭让”的谦谦君子风度，人格上讲究道德修养和自我完善，具有盲目的从众心理和特别容易融入群体之中的特点。这种小农经济的长期影响，具体到管理思想方面，就形成了中国古代管理上群体的小富即满、小成即安的小农意识，固守封闭不思冒险、甘于守成乏于开拓，易于满足鲜有进取，就是这种思想的鲜明写照。 其次，从宗法制度的角度分析。中国古代长期存在着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法制度，强悍的宗族凝聚力量和“家长制”式的集权专制，将社会全体成员通过共同的风俗习惯、心理状态、行为规范牢牢地联系在一起，导致了中国管理思想上重“人治”轻“法制”、重裙带关系轻法律约束的传统形成，整个社会就如同一张巨大的关系网，将每一个社会成员都纳入其中，成为其中的某一节、某一环，谁也挣脱不开，逃脱不了，由于宗法制度的影响，使中国古代的管理思想既带有鲜明的专制性、等级性，同时又具有牢不可破的血缘亲情和心理上的融合凝聚能力。 第三是儒家和道家文化的影响。儒家和道家是最具中国文化特色的传统文化，因而对中国古代管理思想的影响也最深远、最持久、最具有决定意义。儒家和道家作为两种具有不同价值观念、不同思维方式、不同心理模式的思想体系，在整个中华民族精神和民族文化的融合演进中，互相刺激、互相影响、互相吸收，共同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同时也衍生了两种不同的管理思想。儒家主张“积极入世”的人生态度，在个人的追求上，提倡“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在认知和个人修为上主张“格物、致知和正心、诚意”，在个人和家国的协调发展上强调个人奋斗和家国利益的趋同一致，追求的终极结果是实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和谐统一，崇尚内圣外王和天下大同思想。而道家和儒家相比，它更倾向于清心寡欲和宁静自守，采取的是一种“消极避世”的管理思想。它主张凡事与世无争，顺其自然，一切都超然世外、甘于寂寞退隐，在“无为”中追求“无不为”。在长期的儒道融合交流互促中，使得中国人无论在得意或失意时都能非常容易地找到思想和心理平衡的支点。因此，受儒家和道家影响，中国古代的管理思想中既有“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积极入世追求，也有辄遇困难挫折就退隐山林、避于桃源自娱的消极遁世思想，这给古代的中国人提供了很大的通达权变的空间，因而也使得中国人无论在什么样的生存状态下都能活得适得其所。 中国古代管理思想从方式和方法上看具有刚柔性 受中国生存环境、宗法制度和儒家道家文化影响，中国古代管理思想上的二重性表现在思维的方式方法上也体现出了“刚柔相济”的特点。这主要表现在谋与动、义与利、赏与罚、德与刑、上与下、中央与地方的管理关系上。
中国传统文化对现代管理的影响
中国传统文化对现代管理的影响 班级：09国金（1）班姓名：詹茂开学号：0904020110 【关键词】传统文化现代管理 【摘要】我国的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所包含的儒家、道家、法家等 思想，都是我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所蕴藏着的许多丰富哲学思想 和道理，对我国现代管理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作用和借鉴意义。任何有效的管 理都是建立在一定的历史背景和文化积淀之上的，本文从中国传统文化资源的 角度论述了中国传统文化在现代管理中的体现和运用，分析和探讨传统文化与 现代管理有机契合的问题，认为我国现代化管理应该深挖中国传统文化的资源 宝库，吸收中国传统文化的“合理内核”，以促进我国现代管理的发展。 【正文】 中国传统文化中包涵着丰富的管理思想，这些思想始终贯穿着中国从古到今的管理实践，涉及到行政、经济、军事、文化、家庭等社会的各个方面和层次，这些管理思想及实践的文化底蕴就是中国伦理型文化传统。中国的传统文化与现代管理有着深刻的联系，我们要把古代优秀的文化与我国管理实际结合起来，促进管理的发展。 以儒学为代表的伦理型管理思想可概括为“修己”和“安人”，即以自我管理为起点，以社会管理为过程，最终实现“平天下”之目标。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修身—齐家—立业—治国—平天下，是其管理思想的逻辑演绎，将家、业、国、天下的管理只看作是人口和范围的不同，而管理的模式和方法没有本质的差异，对家族的管理方法同样适用于企业和国家，这样就形成了以家族管理为出发点的中国传统管理思想。
“人为邦本”：关于对象管理现代西方管理理论认为：人是管理对象中最能动、最活跃、最革命的因素。事实上，这些现代管理思想在两千多年的中国传统文化中就能找到源头活水。《尚书·盘庚》记载：“重我民”、“施实得于民”；孔子主张富民、教民，重视“民、食、丧、祭”，“民”位列第一；孟子坚持“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基本观点，强调政在得民，失民必定亡国灭身。因而，在我国现代管理当中，应该充分重视人的管理，关心下属，调动他们的积极性，他们才会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当中去，促进事业的发展。 “人之能群”：关于管理组织，现代管理在组织的机构设置、人员配备、办事效率、行为规范等方面都提出了许多科学的理论。儒家的管理组织理论则集中体现在荀子所说的，人“力不若牛，走不若马，而牛马为用，何也？曰：人能群，彼不能群也”。“群”是人类生来就有的本能，而要使之成为现实的社会组织，就必须有“分”。所谓“分”，作为组织结构、伦理结构、职业结构以及国家的管理机构等，是人类生存的保证，社会正常运转的前提，组织有序化的标志。在此基础上所形成的社会组织可以使人类的整体力量得到汇集和放大。 “正己正人”：关于指挥管理，现代管理关于指挥和领导行为的理论有其丰富的内容。中国传统儒家文化中的“正己正人，成己成物”的思想与以上理论同出一辙。孔子“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忠恕之道，是为仁之方。因此，在人际关系问题上，要“躬自厚而薄责于人”，即要严于律己，宽以待人。只有正己，才能正人，“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如果剔除其包含的封建内容，古代先哲“正己正人，成己成物”思想中所提倡的以身作则、率先垂范、身先士卒、推己及人的思维方式和方法，是完全可以用在管理工作中的。 “贵和持中”：关于协调管理，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之一是贵“和”持“中”。注重和谐，坚持中庸，是浸透中华民族文化肌体每一个毛孔的精神。孔子讲：“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这是强调以礼为标准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