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评价胡适其人
陈守礼
2003年,安徽教育出版社出版了《胡适全集》并为之刊登了一份《广告》。胡适是一个历史人物,出版他的著作,为研究中国近现代史,为研究和分清历史人物的功过是非提供了一份资料。但是,怎样评价胡适,如何宣传胡适那是另一个问题。
一、《广告》对胡适的评价
和介绍是否符合事实安徽教育出版社为出版《胡适全集》所作的《广告》,整整一版刊登于2003年12月4日《光明日报》B4版。为了使公众能将本文所述的真实的胡适与《广告》所评价、宣传的胡适作比较,现将这一份《广告》照录如下:
一代文化巨匠传世精品工程《胡适全集》主编:季羡林副主编:耿云志严云绶共44卷定
价:2860.00元
胡适(1891—1962),安徽绩溪县人,中国近现代史上最有影响的思想家和学者之一,中国新文化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他在文学、史学、哲学等诸多学术领域都有开创性的贡献。胡适曾历任北京大学评议会评议员、教务长,哲学、文学等系主任,中国公学校长,北大文学院院长、校长,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董事、秘书,抗战时期一度出任中国驻美大使,1958年起就任台湾中央研究院院长。他曾先后参与创办或编辑、撰稿《新青年》、《每周评论》、《努力周报》、《现代评论》、《独立评论》、《自由中国》等著名刊物。发表和出版过《文学改良刍议》、《建设的文学革命论》、《中国哲学史大纲》、《红楼梦考证》、《白话文学史》、《尝试集》、《胡适文存》等一大批戛戛独造、壁立千仞的传世名作。他在教育界、文化界、学术界,乃至整个社会活动领域,都曾发挥重要影响,在海内外享有很高的声誉。
安徽教育出版社有感于这位乡贤一生不懈追求科学文明,孜孜探求学术的巨大勇气、可贵精神和丰硕成就,积十年之功,耗资数百万元,精心组织《胡适全集》这个宏大出版工程,以期一代宗师的特出思想要旨、学术精义、文化底蕴以及人生风范,泽被来者,传诸久远。
《胡适全集》凡44卷,2000余万字,除包含国内外曾发表、出版的胡适的论著、创作、书信、日记、译文以及用英文写作的文章外,还辑录中国大陆、台湾、美国等地秘藏的诸多未刊稿,是研究中国近现代社会、文化的第一手珍贵资料。全集的编纂旨在求全、求完整,同时又求精确可靠、剔伪存真。全书体例严整,编校可靠,印装讲究,达到很高的编纂出版水平。因此,这套皇皇巨著是迄今为止首次出版的最为系统、全面、权威的胡适著译作品全集,亦是20
世纪以来中国学术文化名人著述规模最大的出版工程,已引起海内外的广泛瞩目,必将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显然,《广告》对胡适这样评价和介绍,其实是为胡适翻案。
1、这份《广告》违背历史事实,不但把胡适一生大量的反共罪行都隐瞒掉,还把他写成从无错误、失误和缺点的圣贤。把胡适无限拔高美化,说“胡适是中国近现代史上最有影响的思想家和学者之一,中国新文化最重要的代表人物”(此处连“之一”二字也不用,成了“惟一”)。说什么“这位乡贤一生不懈追求科学文明,孜孜探求学术的巨大勇气、可贵精神和丰硕成就”,说什么胡适的著作是“戛戛独造、壁立千仞的传世名作”。《广告》没有片言只字提到胡适的政治面目。只把他说成绝对绝对的好和完美。这就无形中把胡适一生反共、反人民的反动政治立场、观点和言行全部肯定了。还说什么以期他的“皇皇巨著”“泽被来者,传诸久远”,“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这岂不是要人们继承胡适的反共反人民“事业”吗?真是荒谬绝伦!这显然是篡改历史,颠倒是非,为胡适翻案。
胡适在我国是早有定论的一个历史人物。安徽教育出版社是国家的出版社,我们的国家是中国共产党缔造和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可是,安徽教育出版社似乎忘记了这些根本的大前提,竟在出版说明中写道:“《全集》的出版得到台湾胡适纪念馆的授权和支持。”并且在《全集》的两篇《序》中的不少说法和观点,与《广告》同样严重违背历史事实,颠倒是非。这样否定我国历次出版的权威党史书和历史教科书关于胡适的定论,又是得到“谁”的“授权和支持”的呢?
拿这份《广告》的吹捧之辞与历史事实作对比,岂止天差地别,而是恰恰相反。这些客观历史事实早已成为历史,是隐瞒不了和推翻不了的,近百年来中国近现代史的客观历史事实绝对不能允许这份《广告》如此为胡适翻案。
2、这份为胡适翻案的《广告》,以及与之相呼应的书刊文章制造翻案舆论,都是我们绝对不能忽视和必须加以批驳的!
有人在《胡适全集》的一篇《序》中,讲五四运动的意义时,说胡适是个“行动思想家或思想行动家。他毕生都在行动”,说胡适“在中国学术史上,中国文学史上,甚至中国政治史上,是空前的,而执大旗作领袖的人物,不能不说是胡适。这是他在既定的思想基础上行动的结果。一个纯粹的思想家是难以做到的。”不错,胡适是有思想,有行动,是执“大旗”的领袖。可是,作者为什么不把胡适执的是什么“大旗”亮出来?试问:作者如此狂热地颂扬这个在“中国政治史上”以反共为其“特出的思想要旨”,执反共“大旗”的反共领袖胡适,意欲何为?造这种舆论为的什么?
有人公开主张开历史倒车,说:“退回去,回到‘五四’,重新起步。”“百年回首,走胡适代表的方向……这是全人类都要走的必由之路。”①照这个逻辑,岂不是我们党和国家的方向错了?岂不是在中国建立共产党也错了?这是多么荒谬!
还有人说:“只有胡适思想在中国普及,中国人才有办法,中国人才能坦坦荡荡地活下去,中国才有起死回生的可能。”甚至还说:“整个的西方社会,大致生活在胡适思想中。胡适思想是从整个西方社会的实际生活中提炼出来的。你要反,如何反得了?”②这岂不是妄想树立反共的“胡适思想”?梦想以“胡适思想”来“救”中国?
更有人提出并有人赞成说:“胡适是中国最早也是中国最著名的自由主义者,人权运动人士”,“二十一世纪是胡适的世纪”。③那岂不是二十一世纪要高举“胡适思想”旗帜了?
这些言论的荒谬性是多么明显!它完全违背我国的宪法,违背我们的立国之本四项基本原则。
如果《广告》和某些书刊这样肯定和美化胡适能成立的话,这岂不意味着一系列的重大历史是非都要颠倒过来?
如果全盘肯定代表资产阶级反动思想的反共领袖胡适及其老师杜威的实用主义是“新”文化,岂不要把代表无产阶级的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定性为“旧”文化,加以推倒?
如果肯定胡适是“中国新文化最重要的代表人物”,岂不要把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历史推倒、重写?岂不要把真正的中国新文化代表人物陈独秀、李大钊、鲁迅、郭沫若等重新定位,甚至进一步打成反面人物?
如果肯定胡适是“中国新文化最重要的代表人物”,岂不要把毛泽东对五四运动的科学论证和全面论述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论》这本重要著作推倒?岂不要把我们的党史书、历史教科书都要推倒重写?
如果这样全盘肯定胡适,岂不要把上世纪50年代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对胡适思想的正确批判全盘否定?
当年《中共中央关于宣传唯物主义思想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的指示》中说:“对胡适等人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的批判,有极其重大的意义”,“学术批判和讨论,应当是说理的,实事求是的,应当允许被批评者进行反批评……有不同意见的少数人保留自己的意见”。实践的结果,党史书中有结论:“对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广泛批判……是必要的……对学习和宣传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起了好的作用,有其积极方面”,但也“有把学术文化问题当作政治斗争加以尖锐化的倾向,因而有其消极的方面。”④可是这个“倾向”并不能代表主流。
50年代批判胡适思想的正确性是无可辩驳的。那时胡适身在台湾,他完全有为自己申辩和“反批评”的自由,他也确实收集了大陆批他的文章,贴在日记本里,并一再发誓要进行反驳。可是,在近十年时间中直到他死,却没有写得出一篇为自己辩护或“反批评”的文章来,就像他对鲁迅也写不出一篇“反批评”的文章来一样。这证明他虽有生花妙“笔”,如簧巧“舌”,无奈理屈词穷,无话可说,无言可写。⑤
特别是目前这股为胡适翻案思潮的泛滥,恰恰有力地证明了50年代批判胡适思想的必要和意义的重大。难道胡适思想的核心不就是反共、反马列主义、反毛泽东思想吗?现在为胡适翻案的事实恰恰证明过去对胡适思想的批判不是错了,而是还很不够、很不彻底。这才使得一些人至今还没有认清胡适的真面目。
显然,《广告》和与之相呼应的书刊文章所造的全盘肯定胡适,为之翻案和加以美化的舆论,都是在违背历史事实的基础上,颠倒是非。这具有极大的欺骗性。这在思想、文化、政治、道德、学术领域中造成的后果和危害是无法用金钱或其他任何物质的东西来衡量的。因为那样全盘肯定胡适,那就等于肯定胡适一生在政治上反共的罪行和学术研究中的错误都是正确
的,都是后人应该继承和发展的了。我们如果不立即起来拆穿这种谎言,等到这种谎言达到迷惑广大群众的时候,无数革命先烈和革命同志岂不要被当作“历史罪人”来追究!这绝非危言耸听!
二、评价历史人物应以
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胡适究竟是个什么样的历史人物?要正确回答这个问题只能以事实为根据,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来看他一生的立场、观点、思想和行为。对任何一个历史人物,我们都应采取具体分析的态度。胡适在历史上,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前期,作出过贡献,我们不能抹杀,而且应作出公正的评价。胡适提倡用通俗的白话文来代替古文,这在当时确实起了反封建主义的巨大革命作用。虽然胡适本人始终没有意识到甚至否认起过这个作用,他在文章中写道:“我搜索我半生的历史,我就不知道我曾有过‘与封建主义作斗争的光荣’。压根儿我不知道这四十年的中国‘封建主义’是个什么样子”。⑥胡适认为中国不存在封建主义,因而不承认自己反对过封建主义。我们认为对于胡适自己意识不到和不承认的这个功,不仅应当承认而且应给予足够的评价;对于后来胡适所作过的其他学术研究,凡是确有价值的贡献,我们都应承认并给予应有的评价。
1、胡适以“自由世界”、“自由中国”所“公认的反共领袖”自居,是有代表性的反共政治人物。他赞颂和崇拜秦桧、“伟大的君主”溥仪、袁世凯、蒋介石和杜勒斯,他对外屈从帝国主义对内反共反人民的历史之长久、思想之顽固都不亚于蒋介石和汪精卫。对反共领袖胡适及其反共历史的全盘肯定和无限美化,岂不是明目张胆地对中国共产党、革命人民及其革命历史的全盘否定吗?
社会主义的新中国是中国共产党所缔造和领导的。新自由主义精英们懂得“欲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办法就是为共产党和革命人民的对立面——反共反人民的历史人物翻案。从而否定中国共产党光荣革命历史以及领导地位。这确实是一个关系到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新中国生死存亡的大问题。
现在,摆在13亿人民面前的是:还要不要共产党的领导?要不要社会主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要不要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来评价历史和历史人物?难道我们还能低估这股翻案思潮的严重性和危害性吗?
2、邓小平曾说过:“十年最大的失误是教育,这里我主要是讲思想政治教育。”可是,多少年过去了,至今不少地方还没有纠正这个失误。一方面是许多人不关心思想政治、不学习历史、不进行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宣传教育,更不批评和抵制唯心主义;另一方面,有些人鼓吹唯心主义,对历史和反动的历史人物大刮翻案风,也得不到批评和制止。这已造成人们思想理论上的严重混乱。我们必须改变这个局面,否则后果是难以设想的,将会后悔莫及。
胡锦涛总书记在政治局学习会上强调说:“要坚持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认真学习我们党的历史、中国历史、世界历史”,“要注重用中国历史特别是中国革命史来教育党员干部和人民”。⑦显然,总书记这个《讲话》是代表党中央对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重要指示,这是非常及时,完全正确和必要的。我们应该响应胡锦涛总书记和党的号召,维护党的领导,学习我们党的历史、中国历史、世界历史,坚持和学习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我们在整个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始终应该旗帜鲜明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
①②《胡适还是鲁迅》第31、33;7—8页。
③见《炎黄春秋》2003年第6期第59—60页。
④见《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第312页。
⑤参见《年谱》第401页和多处《日记》所记。
⑥《胡适全集》第22卷第300页。
⑦《人民日报》2003年11月26日。
(作者单位:中共江苏南通市委党校)文艺理论与批评2005年第4期文学创作与思维形式应用□理论探讨
陈独秀和胡适政治上分歧、私底下他们胜似亲人 陈独秀与胡适(右) “双峰并立，两水分流”，说的是中国近现代思想界的两个巨人，他们在新文化运动中，曾是亲密的战友；他们初为同道，但后来走上不同的方向。他们就是陈独秀和胡适。 尽管在政治思想观念上分歧对立，但陈独秀四次被捕，胡适为救他绞尽脑汁。记者专门走访了安徽大学历史系教授陆发春，听他讲述两人交往中不为人知的一面。同时，接受采访的胡适后辈侄孙胡育凯也对胡、陈两人的关系做了详尽的解析。记者还查阅了《陈独秀被捕资料汇编》，从文献中找出胡适营救陈独秀的蛛丝马迹。 第一次被捕时，陈独秀手里拿的是胡适英文翻译的传单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就在6月11日这天，带着亲自起草的《北京市民宣言》传单，陈独秀和李大钊、高一涵等人分赴北京市内的一些重要公共场所散发。在此之前，胡适也已陪同陈独秀散发过，这份宣言的英文翻译正是由他撰写，只是这天的他，因有事不在现场。当晚，陈独秀把传单放到北京前门外“新世界”游艺场五层楼上时，已被北京警察厅跟踪的巡警和步军统领衙门便衣特工当场逮捕。 胡适听到消息后万分担心。他知道，此时陈独秀的社会声誉非同昔比，发动全社会的援救才是当前最重要的。胡适的焦虑不无道理。此时，同为安徽同乡的警察总监吴炳湘，和步军统领王怀庆衙门正在为何处关押陈独秀而争论，并上告到时任大总统的徐世昌案头。王怀庆是陈独秀《告北京市民宣言》要求罢免官职并驱逐出京的六人之一，对陈独秀可以说是恨之入骨，主张“非严办不可”；而步军的衙门牢狱是清朝所建，里面刑具和环境对犯人来说是个严峻的考验。陈独秀若落入王怀庆之手，生还希望必定十分渺茫。最终陈独秀还是被关押在警察厅内。
《少不读鲁迅老不读胡适》主要讲述了鲁迅和胡适，后人对他们的议论可以说不惜笔墨，洋洋洒洒。而韩石山先生的这种比较研究，在汗牛充栋的鲁研胡研著作中，亦有可圈可点之处。即使初版至今六年，评论文字仍络绎不绝。当时，恐怕作者自己也未能料到。对《少不读鲁迅老不读胡适》的认同基本有三点，一是材料翔实，考证有序；二是观点明确，绝不含糊；三是意犹未尽，留给读者思考空间。有这三点，《少不读鲁迅老不读胡适》在当今鲁研胡研界，该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存在。 这是一本比较有这里的书。 我十几年前读书，最讨厌的就是鲁迅，每次他的文章，讲解注释大过原文，字字有深意，句句是内涵，写了错字是造字有功，别字就是通假，大有奉为神明，不能增删一字甚或标点的架势。到后来，但凡鲁文出现，只要往深意里说，阅读无不得高分的。而通用的分析总是：黑暗、人性、揭露、愤恨、匕首、投枪、血淋淋、火辣辣、旗帜高举、战斗卓越。 我没读过胡适，光听了骂名，但我读过“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鲁迅语）的梁实秋的《雅舍小品》，觉得写美文的人，品格哪至于那么坏，即便坏了，也不至于恶毒的人格攻击的谩骂。越发觉得鲁迅言过其实。 仅凭本书中胡适的文章，以管窥豹，胡适也是一位战士，是西方民主自由的积极宣传者，是新文化肉搏旧文化的排头兵。更难得其观点一生不变，其执着自信处，令人钦服。 作者开启了一扇门，介绍了我所不知道的事件和文章，引起了我对胡适作品的兴趣，有意思的是也改变了对鲁迅的看法，课本上的鲁迅是政府宣传部牵强附会的结果，真实世界中的鲁迅远比此丰富、丰满，有意思的多，“是个人，不是鬼也不是神”（陈独秀的意思，非原话）。 很感谢韩老师的引导，推荐大家阅读本书。
胡适如何成为胡适（中） 四 “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这是众所周知的孟子励志语，胡适好像是其另类执行者：孟子侧重外在打击和历练，胡适强调自我发展和塑造。我觉得，从十五岁起，胡适就大致设计出了未来的知识分子人生，随后他有条不紊，朝着既定目标稳步前行，悠然扎营，以“吾道一以贯之”、“‘今日之我’从不与‘昨日之我’挑战”的方式，成就了自己“民主男神”（唐德刚语）的形象。 广告 inRead invented by Teads 胡适三岁丧父，童年飘零，但父亲胡铁花留给儿子的精神遗产，仍属丰厚。在父亲回忆录里，胡适读到北宋大儒张载（世称“横渠先生”）的名言：“为学要不疑处有疑，才是进步！”如醍醐灌顶，终身受用。——胡适一旦接受了什么，通常都是“一百年不动摇”的。 以张载奉祀孔庙的显赫身份，意外的是，这句令少年胡适一见倾心的治学心经，竟无人知晓，好像偌大中国唯有胡适一人对它啧啧称道。唐德刚自是饱学之士，又曾面聆胡适说出这句名言，却茫然不知所自，遍寻无着后，怀疑“或出宋儒其他语录”。王元化再接再厉，终于在张载《经学理窟·义理》中觅得出处（“观书者释己之疑，明至之未逮，每见每知所益，则学进矣，于不疑处有疑，方是进矣。”），遂证“胡适所记不误”。两位学者的态度固然可敬，但他们的努力只是证明了胡适的“别具只眼”：胡适奉为座右铭的这句话，曾长期遭到其他学者的忽视。 忽视“不疑处有疑”的其他学者，对张载另一句靓语往往刻骨铭心，即冯友兰概括为“横渠四句”的那段话：“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传统知识分子——包括生活在当代、思维方式滞留往昔者——遇到这类华丽豪迈语，容易丧失分析力，输心折服，膝盖痒痒地显出“崇拜和倾倒的肌肉特别发达”（俾斯麦语）的模样。倒是胡适，本着“不疑处有疑”的精神，对它反感。据胡颂平记载： （胡适）先生又说：“前几天，高平子的孙儿来，他引张载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四句空洞的话。我问他：‘怎么叫“为天地立心”？你解说给我听。’我对他说：‘你的祖父是学天文的，你不应该再引这些不可解的话。’” 一进一出，一拒一纳之间，适见出胡适的另类和“异量”。 一句兼具辉煌和不着边际特点的语录体格言，会给引用者增加道德筹码，降低乃至卸除其质疑责任，在偏爱瑰伟词藻者眼里，似乎谁放弃引用，谁就明摆着吃亏。当你说“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不必担心有人质疑你表述的可靠性，谁都知道那是修辞性夸饰；叫君王“万岁”也比“百岁”“千岁”来得安全，尽管“百岁”已经够意思了，中国历史上还不曾出现过长命百岁的君王。但“为天地立心”和“为万世开太平”不然，它与“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一样，实质是强调知识分子使命，而使命与梦想不同，唯有具备可行性才有捍卫和履践价值。劈头盖脸就是“天地”、“万世”和“天下”，等于把使命嫁接成梦想，把语言魔化为喃喃作法的旌旗。钱锺书曾归纳“文词有虚而非伪、诚而不实者”，“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如属“虚而非伪”，“为天地立心”即属“诚而不实”，我们不必质疑张载的坦诚，但他的号召未能踩实大地，无法内在地恢宏知识分子使命——整天以“为天地立心”来自我鞭策，不可避免地会滑向颠狂梦呓。所以，缺乏“实事求是”精神的老旧知识人热衷引用它，严守知识分子言论本分、心底默念着“拿证据来”的胡适则断然排斥。 经胡适铭记并向国人郑重推出的名言还有不少，据余英时考证，得到国人一致认同的原则“实事求是”，也是胡适率先推荐给国人的，在胡适介绍之前，这个伟大的汉字组合曾沉睡在汉语的海底，无人问津。助推了大陆改革开放的著名口号“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胡适著，东方出版社1996年3月1版2003年12月2次印刷。躺在书架上装逼多年了，一直未通读。是日取之读之，仍感困窘，原因在于，如果说胡适“书虽然读得不多（傅斯年语）”，那么自己就是文盲一个。于是先全力搜索相关评论资料。 《大纲》上卷自1919年2月出版后便不胫而走，不到两个月即再版发行，到1922年8月已出至第8版，两年内总计印刷7次，累计发行量达一万六千册。1932年13年的出版周期内，就再版达15次。仅民国时期对此书发表评论的大师级学者就有章太炎、王国维、陈垣、梁启超、陈寅恪、汤用彤、金岳霖、柳诒徵、蔡元培、冯友兰、李季、贺麟、顾颉刚、刘文典、容庚、吴虞、余家菊等30余位，可见其在学术界的影响。 蔡元培的“证明的方法”、“扼要的手段”、“平等的眼光”、“系统的研究”。梁启超欣赏作者的“敏锐的观察力，致密的组织力，大胆的创造力”。他认为，此书“讲墨子、荀子最好，讲孔子、庄子最不好。总说一句，凡关于知识论方面，到处发现石破天惊的伟论，凡关于宇宙观、人生观方面，什有九很浅薄或谬误”。北大教授刘文典称赞之为“近代一部epoch making的书，就是西洋人著哲学史也只有德国的Windelband和美国的Thilly二位名家的书，著得同样的好”。冯友兰的“胡适的这部书，把自己的话作为正文，用大字顶格写下来，而把引用古人的话，用小字低一格写下来。这表明，封建时代的著作，是以古人为主。而五四时期的著作是以自己为主。”“在中国哲学史研究的近代化工作中，胡适创始之功，是不可埋没的。”“一部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书”，“对当时中国哲学史的研究有扫除障碍，开辟道路的作用”。 心中疑惑，有那么好么。再联系他“自吹”的“但我自信，中国治哲学史，我是开山的人，这一件事要算是中国一件大幸事。这一部书的功用能使中国哲学史变色。以后无论国内国外研究这一门学问的人，都躲不了这一部书的影响。凡不能用这种方法和态度的，我可以断言，休想站得住。”“这本书虽然有不少缺点，究竟还有它自身的特别立场，特别方法”，“这本《哲学史》在这个基本立场上，在当时颇有开山的作用。”以及搜出的一些八卦例如其活动能力，名望地位，半部先生
胡适与白话文 对绝大多数中国人来说，胡适这个名字是和白话文联系在一起的。是他发起的白话文运动使我们摆脱了文言文的束缚，走进了“我手写我口”的现代社会。至今，人们一提起五四运动，就会联想到文学革命；一提起文学革命，就会联想到白话文运动；一提起白话文运动，就会联想到胡适和他的那篇《文学改良刍议》。其实，不仅仅是我们，胡适本人也是这么联想的。在后来回顾白话文运动的文章中，胡适一再说“胡适一班人”如何如何，好象这白话文运动真的就是这“一班人”搞起来的似的。在《白话文学史》的引子中，胡适第一句话就是这么一个问题：“我为什么要讲白话文学史呢？”然后，他自问自答道：“第一，我要大家知道白话文学不是这三四年来几个人凭空捏造出来的。”这“三四年来”是指自1917年以来，因为胡适的这个引子写于1921年；而这“几个人”就是“胡适一班人”。所以，这句话看上去好象是胡适觉得被人诬陷“凭空捏造”而感到冤屈，他要为自己辩诬，但实际上，他是在得意地告诉读者：“白话文学是这三四年来这几个人造出来的。” 按照传统的说法，五四时期白话文运动起源于胡适那篇发表于1917年元旦的《文学改良刍议》，而其胜利的标志是1920年北洋政府教育部通令全国中小学陆续采用白话(“国语”) 课本。这就是胡适所说的“三四年来”的意思。但是，胡适后来也曾承认，他以为“文学革命至少还须经过十年的讨论与尝试。(胡适：《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在1923年3月12日给韦莲司的信中，胡适说，他曾预计文
学革命“需要十年的讨论，到达成功则需要二十年。”(周质平：《胡适与韦莲司深情五十年》60页)。而陈独秀则更悲观，他在《文学改良刍议》的末尾附了一个“识”：“白话文学，将为中国文学之正宗，余亦笃信而渴望之。吾生倘亲见其成，则大幸也。”也就是说，陈独秀以为在他的有生之年都不太可能看到白话文成为中国文学的正宗。这是怎么回事呢？就算胡适去国多年，不了解国情，判断失误，那么陈独秀这个老革命党怎么也会对形势看走了眼呢？ 那么，文学革命迅速胜利的主要原因到底是什么呢？ 在介绍胡适的文学革命之前，有必要区分“白话文运动”和“文学革命”这两个概念。“文学革命”有两个方面的内容，一个是文学内容的革命，这实际就是陈独秀在《文学革命论》中提出的“三大主义”；一个是文学形式的革命，即用白话文取代文言文。对胡适来说，文学的形式决定文学的内容，所以他搞的白话文运动就等於文学革命。因此，他把二者混为一谈。但实际上，除了胡适及其追随者之外，绝大多数人的看法恰好相反：文学的价值由其内容来决定。因此，从定义上说，白话文运动是包括在文学革命之中的。 1 少年胡适之烦恼 胡适在晚年的口头禅就是，“哲学是他的职业，历史是他的训练，文学是他的娱乐”。也就是说，文学只是他的业余爱好而已。在康乃尔大学，胡适的主修专业是哲学；在哥伦比亚，他的博士论文题目也是哲学。这既不是他的本行，他也不具备这方面的专长。
对李清照的评价 总体评价 李清照作为中国古代文学史上少有的女作家，其作品中所体现的爱国思想，具有积极的社会意义。历史的角度李清照的爱国思想，代表了中国古代广大妇女追求男女平等、关心国事、热爱祖国的一个侧面，让后人从中看到了中国古代女性情感世界的另一面。而且，她还在众多爱国作家中为女性争得了一席之地。不仅如此，李清照还开创了女作家爱国主义创作的先河，为后世留下了一个女性爱国的光辉典范，特别是现代女性文学的创作产生了重大影响。现实的角度认识李清照的爱国思想，能感受到女性在国家统一、民族团结以及社会进步等方面的巨大作用。这对于在弘扬爱国主义，高举爱国大旗，促进民族团结、国家统一和振兴中华时充分发挥妇女的社会作用，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名人评价 古代部分 宋代·王灼：易安居士，京东路提刑李格非文叔之女，建康守赵明诚德甫之妻。自少年便有诗名，才力华赡，逼近前辈。在士大夫中已不多得。若本朝妇人，当推文采第一。赵死，再嫁某氏，讼而离之。晚节流荡无归。作长短句，能曲折尽人意，轻巧尖新，姿态百出。闾巷荒淫之语，肆意落笔。自古缙绅之家能文妇女，未见如此无顾藉也。《碧鸡漫志》卷二）宋代·朱彧：本朝女妇之有文者，李易安为首称。易安名清照，元祐名人李格非之女。诗之典赡。无愧于古之作者;词尤婉丽，往往出人意表，近未见其比。所著有文集十二卷、《漱玉集》一卷。然不终晚节，流落以死。天独厚其才而吝其遇，惜哉。（《萍洲可谈》卷中）宋代·胡仔：近时妇人，能文词如李易安，颇多佳句。小词云：“昨夜雨疏风骤，浓睡不消残酒。试问卷帘人，却道海棠依旧。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绿肥红瘦”，此语甚新。又《九日》词云：“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此语亦妇人所难到也。易安再适张汝舟，未几反目，有《启事》与綦处厚云：“猥以桑愉之晚景，配兹驵侩之下材。”传者无不笑之。《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六十） 元代·杨维祯：女子诵书属文者，史称东汉曹大家氏。近代易安、淑真之流，宣徽词翰，一诗一简，类有动于人。然出于小听挟慧，拘子气习之陋，而未适乎情性之正。此大家氏之才之行，足以师表六宫，一时文学而光父兄者，不得并议矣。（《东维子集》卷七）明代·杨慎：宋人中填词，李易安亦称冠绝。使在衣冠，当与秦七、黄九争雄，不独雄子闺阁也。其词名《漱玉集》，寻之未得。《声声慢》一词，最为婉妙。山谷所谓“以故为新，
鲁迅与五四著名人物的辩论 30年代前后的文坛，是中国近代文化史上最异彩纷呈各种思想潮流互相碰撞的年代。一场关于社会、文化、变革等等的关乎民族命运的大辩论，夹杂在外国侵略者的枪炮声中本国政府压迫民众及军阀之间的征讨战中，在国破山河碎的沉沦岁月中，充满了生命的力量。而无疑地，鲁迅是这个舆论的风口浪尖上的顶峰人物。不管现在，抑或是将来，历史将永远铭记这位忧国忧民的文化先驱的功绩。青史留存，自在人心。 鲁迅与胡适 五四新文化的运动，离不开留洋博士胡适的开启之功。接受了美国民主思想的胡适，怀揣着改良中国社会之形态，回国之后，开始了他的理想之路。 或者过于沉湎于理想吧，胡适显然看轻了中国几千年历史文化浸染之顽固。自信满满的胡适，以自己的行动来改造中国。而鲁迅，对中国社会种种弊病的认识有深刻而透彻的了解，知道胡适的理想按照他的做法是不现实而难以实现的。鲁迅在文字中，善意地嘲弄调侃，希望胡适能认清现实。从心理学方面的推测，胡适显然把鲁迅善意地嘲弄调侃当成了恶意的讽刺挖苦。误会由此而发生，嫌疑代替了友谊。 尽管两人有误会而互相讽刺过，但从胡适与鲁迅的文字里，可以感觉到彼此的相互推崇和佩服。鲁迅去世后，许广平女士请求帮助，胡适当即应允。对于苏雪林女士对鲁迅的恶意攻击，胡适也持否定的态度。 历史也已经印证了鲁迅的看法，胡适的失败，不是他的失败，是社会的失败。 鲁迅与林语堂 鲁迅与林语堂，都是《语丝》阵线的同人。两人龃龉和矛盾的开端，是林语堂写的《费厄泼赖》文章里的“诃鳄鱼”章节里的“偏见”之论。 林语堂论及偏见的态度，可见他想两面端平——不伤鲁迅，也不伤他的好友们。然而看似持平之论，这种持平的本身就否定了鲁迅所有文章的论点。鲁迅温温地回击着“梅花低头问老爷”的讽刺，那也只是为自己文字辩护的着想。 林语堂和鲁迅的论战文章，其路数与陈西滢是很相近的。但却比之博大、深远得多，这可看出林语堂国学的扎实。在大节的把握上，林语堂显然也比陈西滢高妙得多。 他文字的功夫，以引《野叟爆言》讽刺鲁迅的高妙可见一斑。在那几段文字下的加点，读起来不但连贯，刺起鲁迅来却也厉害。只是可惜，他遇到的是博览群书又心思灵巧智慧无边的鲁迅！鲁迅一个反手，林语堂就知道了厉害，所以他停战了。 鲁迅与高长虹 鲁迅与高长虹论战的原因，却有些复杂，其实也简单。无外乎名誉、利益，还有牵涉到许广平女士。 看了高长虹的文字，不觉得他的文字怎么样。比起陈西滢来，高长虹也还差那么些。而胡搅蛮缠，却胜过了。鲁迅，只是碍于他没有显著的社会的恶，所以与他论战的文字也还在文字上。而象高长虹利用鲁迅为他的出版物做广告，给鲁迅“戴帽子”，影射许广平不喜欢他是因为鲁迅的横刀夺爱，这些鲁迅都忍了。 看鲁迅的回复，能够体会到他的伤心，也能够感觉到鲁迅对笔墨的“控制”。
胡适的名人故事 话说胡适当北大校长的时候，有个学生因生活所迫要辍学。胡适得知后，表示一定会资助他，要他继续学业。开学前，胡适将此事交代给夫人江冬秀，自己出差去了，回来却发现夫人根本没给学生交学费，夫人说照胡适这个资助法，他早晚有一天得靠别人资助。胡适大怒，要与她离婚。后来经人协调，二人达成协议：今后，只要胡适资助学生或有困难的人，江冬秀都要无条件照办；而胡适不得喜新厌旧，抛弃发妻。二人遂得以白头偕老。 预支汪静之稿费 1922年，我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本爱情诗集《蕙的风》出版了，这不仅是汪静之的倾力之作，也凝结了胡适的心血，是他亲自审阅删改，并作序言，推荐给书局出版的。 胡适对汪静之的帮助远不止于此。在《蕙的风》刚邮寄给胡适不久，汪静之便写信向胡适借钱。信中说：“我真有不能维持之危险，只好请你再借20元。是的，20，要20才够！邮局寄来，越快越好。你起先借我的40，10元是还上学期的债，30元是暑假内的膳费书费。”过了两个月，汪静之再次写信给胡适：“我从前预料在现在这时候可以得到《蕙的风》的稿费以供我的需要了，但到了现在，徒然失望……在欠债里生活的我，现在又过不去了，所以又无路可归地找到你了，请快快寄30元来借我罢！”
1922年11月汪静之又写信向胡适说道：“你前些时由亚东汇给我的30元钱，还了债就完了。到如今，新债依然如故。夏衣早已入了上海的当店，冬衣还睡在杭州的当店里，又需要看书报没钱买。自去年下半年来，家中没有钱寄我。请原谅我，我现在还要向你借50元才行。”不到1年的时间里，汪静之已经向胡适预支了140元，胡适一而再、再而三地满足了汪静之的要求，而《蕙的风》全部稿费是150元。 暗助林语堂 林语堂留美期间，经济上遇到困难，便向胡适求助。他知道胡适的财力也只够自给自足，便特意注明：能否由尊兄作保向他人借贷1000块大洋，待我学成归国偿还。 胡适果然没有让林语堂失望，不久便如数将款寄到，并说明这是北京大学给林语堂的工资“预支款”。想到北京大学从未有此先例，林语堂心中倍感温暖。凭借这笔款项，他在哈佛大学拿到了硕士学位。之后，他去德国莱比锡大学攻读博士，学习经费又遇到了困难。林语堂如法炮制，再次给胡适去信，希望他出面再向北京大学借笔钱。和前次一样，胡适又给林语堂寄去了1000块大洋。 4年后，林语堂终于学成回国了。他找到北大校长蒋梦麟，感谢他预支了20xx块大洋。蒋梦麟却听得莫名其妙：“什么20xx块大洋？北大什么时候给过你钱？”林语
如对您有帮助，可购买打赏，谢谢“好人政治”胡适的“实验主义”的政治抱负 导语：“好人政治”一直是胡适的“实验主义”的政治抱负。在三、四十年代，蒋介石的确在表面上为“好人政治”提供了两次实验的机会：第一次是1935 “好人政治”一直是胡适的“实验主义”的政治抱负。在三、四十年代，蒋介石的确在表面上为“好人政治”提供了两次实验的机会：第一次是1935年的所谓“人才内阁”，蒋介石有意搜罗一些专家学者进入政府或准政府机构，如吸收著名地质学家翁文灏为政府高级咨询机构——国防设计委员会的秘书长，同时在此机构挂牌的有胡适、丁文江、蒋梦麟、陶孟和、周炳琳、杨振声、周鲠生等人，皆为一时俊杰。从这时起，胡适已从体制外的批评者转变为体制内的建言者。但胡适始终没有加入国民党，此时国民党有意拉胡适出任政府部长级职务，包括行政院长的职务，胡适均推辞，最后于抗战期间(1937-1942)出任国民党政府驻美大使，胡适自称那是“受命于危难之际”，其任务是为国民党争取美援并促成美国对日作战。 第二次机会就是1948年的所谓“行宪国大”。在此之前，胡适曾致书毛泽东，重弹他的改良主义老调，劝毛泽东“放弃武力”，“准备为中国建立一个不靠武装的第二大党”。此时国民党正撕毁和平协议，发动内战。但国民党在内战中节节失利，连援助国民党的美国也大感失望。于是蒋介石想出一个召开伪国民大会的把戏。主要为了向美国表示自己是搞民主的，蒋一度设想由胡适出任总统，自任握实权的行政院长，并遣王世杰探询胡适意见，希望胡适能够出山，其时胡适正为北京大学校长。胡适毫不客气地写了自己的小传送了上去，作竞选总统用。但结果证明这只是一场故作姿态的骗局。其后，胡适一直没什么行政职位，一直到1958年4月才从美国回到台北，出任台北中央研究院院 生活常识分享
对于鲁迅的一些个人评价摘抄 对于鲁迅的一些个人评价摘抄 发布时间：2020-04-15 鲁迅作为中国近代史最伟大的文学思想家，其他文人政客对他的评价见解是怎么样的呢?以下是小编给大家带来的鲁迅对他人或是别人对他的个人评价，欢迎大家参考借鉴! 鲁迅个人评价1 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 毛主席在对中国当代革命家和文学家的评价中，对鲁迅的评价是最高的。在这里，他一连用了三个伟大伟大的文学家、伟大的思想家、伟大的革命家。为什么毛主席对鲁迅的评价这么高呢? 这是因为虽然毛主席与鲁迅从来未曾谋面，但他在阅读鲁迅的文学作品和那些杂文的时候，就为鲁迅文章的深刻和尖锐所折服，鲁迅的立场观点竟然和他的立场观点是那样的相似，有些方面甚至还能使毛主席从中得到一些启发。这是因为，除了他们都有一颗忧国忧民、拯救民众于水深火热之中的慈悲胸怀以外，对马克思主义理论都有着深刻和准确的认识，并能够用唯物主义观点来分析和判断当代社会，是真正的心灵相通。所以，毛主席对鲁迅的赞扬是发自内心和由衷的。有的人可能会说，在我们中国共产党内，有那么多无产阶级革命家，难道就没有和鲁迅的思想相媲美的吗?我们应该这样认为：在老一辈革命家中，智勇双全、英勇果敢、为革命忠心耿耿、舍生忘死的英雄豪杰大有人在。但是在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和运用上，和鲁迅一样有如此深刻锐利的见解，在思想领域和文学领域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文化围剿中，能够用高超智慧的胆略作出巨大贡献的鲁迅相比，还是有一定的差距的。假如把在革命战争中作了巨大贡献的一些革命家文学家放到鲁迅所处的那个环境中，他们是绝对不可能作出那么大的贡献、会有那么大的影响的。 所以，因为毛主席与鲁迅的思想是相通的，对他卓越的文学天赋、政治的敏锐和思想的深刻推崇备至，是理所当然的。
胡适“健全的个人主义”解析 徐长甫 摘要：本文对胡适“健全的个人主义”人生观作一简单介绍与评析。认为胡适提倡的个人主义有四层含义，一是从充分发展个人入手，二是自由独立的人格与思想，三是积极进取的精神与负责的态度，四是尊重并容忍他人。认为，“充分发展个人才能”和“造成自由独立的人格”是其中心见解，积极、负责与容忍的态度是胡适人生的基本态度。胡适“健全的个人主义”并不会与“集体主义”相冲突，是和平建设时期难得的精神财富。 关键词：胡适，个人主义，健全的个人主义，人生观 胡适是中国现代思想史上最有影响的思想家和学者之一，同时也是争议最多的人物之一。在很长的一个时期里，他的名字只有在被批判、被诅咒的时候才会被提起。胡适的“个人主义”人生观，就是曾经受到批判的思想之一。 胡适先生在《介绍我自己的思想》一文中说，有三篇文章代表了他的人生观，其中一篇就是《易卜生主义》。他说，易卜生最可代表十九世纪欧洲的个人主义的精华，是一种“健全的个人主义”人生观，是他的宗教。 [1]由此他的“个人主义”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一度受到众人的批判,直至今日胡适先生的“个人主义”观仍被许多人所误解。 所以，我们有必要了解清楚，什么是胡适所提倡的个人主义。胡适先生认为，个人主义有三种：一种是“假的个人主义”。他引用杜威博士在天津青年会讲演“真的与假的个人主义”中的话说，这是一种“自私自利，只顾自己利益，不顾群众利益的为我主义（Egoism）”，然而他认为，由于大家“多明白这种主义的害处，故他的危险究竟是不很大的”。一种是“独善的个人主义”，他的共同性质是“不满于现社会，却无可奈何，只想跳出这个社会寻一种超出现社会的理想生活”，由于它是很受人人崇敬的，所以是格外危险的。只有最后一种，才是“真的个人主义”，胡适先生称之为“健全的个人主义”，也就是个性主义（Individuality）。[2]其中心见解有两个：第一是“充分发展个人才能”，第二是“要造成自由独立的人格”。[3] 胡适先生认为，一些人把健全的个人主义人生观当作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人生观来批评，平心而说，“是不公道的，是根据于一种误解”。他举苏俄当时用种种方法来提倡个人努力的例子反驳说，社会主义国家也同样需要“充分发展个人的才能”，同样需要有“独立自由思想的个人”。[4] 胡适先生所提倡的“健全的个人主义”至少包含有以下几层含义： 1、从充分发展个人入手：有益于社会，先塑造自己 胡适先生是提倡个人发展的，而且他认为，社会的进步必须从充分发展个人入手。他多次引用易卜生的话说“你想有益于社会，最好的法子莫如把你自己这块材料塑造成器”，“你的最大责任是要把你这块材料铸造成器”[5]，他认为，只有“把自己铸造成器，方才可以希望有益于社会，真实的为我，便是最有益的为人”。他很重视个人发展的作用，他说“争个人的自由，便是为国家争自由，争自己的人格，便是为国家争人格”[6] 。我们要有益于社会，我们就必须从自我塑造做起，一个没有充分发展的人对社会的贡献是有限的。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胡适先生所提倡的“健全的个人主义”绝不是一种自私自利的个人发展。他虽然强调救国要从发展个人入手，但其目的却是要“有益于社会”。我们在谈及胡适先生的“个人主义”人生观时，绝不能忽略胡适先生也是崇尚博爱的、也是提倡社会协进观念、讲究社会责任感的。他提倡“健全的个人主义”人生观，为的也绝对不是个人的得失，而是出于对一代人的关爱，是出于救国之心，是超出个人境界的。
聊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2期 简评胡适的文化现代化思想 ———胡适不是一个“全盘西化”论者 郭 静 (聊城大学文学院,山东聊城 252059) [摘 要]胡适两次提出“全盘西化”都有特殊的背景和原因,他并不主张全盘否定中国传统文化,他的“全盘西化”实为“全力西 化”,是作为中国文化现代化的手段而非目的。胡适并不是真正的“全盘西化”论者,其文化现代化的思路是通过全力西化的努力,使中西文化充分交融,经过“适者生存”法则的选择,最终建立包含中西文化精华,符合世界现代化潮流的中华民族新文化。 [关键词]胡适;全盘西化;文化现代化 [中图分类号]I 206.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1217(2009)02-0049-03 [收稿日期]2009-03-15 [作者简介]郭 静(1968-),女,山东莘县人,聊城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聊城建设学校高级讲师,主要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 中国早期现代化进程经过器物层面的自强运动、社会政治层面的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后,以新文化运动为标志,开始楔入文化层面。综观这一过程,作为后起外源型现代化的中国,其现代化进程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向西方学习。但是,在文化现代化这个最高级、最复杂的层面上,围绕“如何向西方学习”这个课题,从五四时期到抗日战争爆发前,尤其是1929年到1935年,争论非常激烈。胡适就此发表了许多颇有影响的文章和演讲,主张全力向西方学习。过去在评价胡适这一思想时,由于受“左”倾思想影响,加之后来胡适在政治上的反共和投靠国民党,因而武断的批判代替了允当的研究,胡适被戴上了“全盘西化论”者的帽子,甚至有人把他当作“全盘西化论”的始作俑者,然而事实并非如此。 一 五四前后,胡适并没有提出全盘西化。胡适1910年至1917年在美求学,期间已涉足国内新文化运动,不断发表文章,反对封建文化。1917年胡适在其博士论文《中国古代哲学方法之进化 史》①中提出,中国文化主要的问题是采取最有效的形式吸收西方 现代文化。胡适回国后,积极投身新文化运动,继续对中国文化现代化的出路进行探索。1919年12月,他在《新思潮的意义》一文中提出了“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的文化现代化路线,就是既要引进西方文化,又要研究中国传统文化,以创造中华民族新文化。胡适身体力行,从1920年开始,先后整理了《水浒》、《儒林外史》等十余篇古典小说,并以“序云”、“导论”等形式写了近30万字的文章,对中国传统文化以批判的态度和科学的精神去重新认识和评价。胡适一生都是这样做的。北京大学的罗荣渠教授据此质疑:“难道有这样毕生埋在故纸堆中的全盘西化派 吗?”[1](360) 总之,五四时期胡适的“愿望是想学习欧洲的文艺复兴, 专致力于新文化的运动,抛开政治,有意识地为中国打下一个非 政治的文化基础”。[2](P 131)所以,胡适虽极力主张向西方学习,无情 抨击中国传统文化,但并未全盘否定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 胡适一生中两次提出“全盘西化”都有其特殊背景。1929年,胡适为英文《中国基督教年鉴》写了一篇《中国的文化冲突》的文章,在表达其现代化思想时他同时使用了两个概念:W h olesale w es ternization 和W h ole hearted m odernization ,前者可译为“全盘西 化”,后者是“一心一意现代化”或“全力现代化”的意思。这是胡适第一次提出全盘西化,但是和“全力现代化”并列使用的,而且在此后的几年中再也没有提及它。同年胡适在其《新文化运动和国民党》一文中,主张“承认中国旧文化不适宜于现代的环境,而提倡充 分接受世界的新文明”[1](P 356)1930年胡适在《介绍我自己的思想》 中认为:“无论什么文化,凡可以使我们起死回生,返老还童的,都 可以充分采用,充分收受”。[3](P 640)1933年,胡适在《建国问题引论》 中进一步指出:中国文化的出路“不完全是‘师法国外’的问题……我们也可以集合全国人才智力,充分采用世界的科学知识与方 法,一步一步地作自觉的改革”。[4](P 315)可以看出,胡适在随后发表 的文章中有意避开了“全盘”两个字,而悉数采用“充分”一词。这不是偶然的。在这样一个严肃而敏感的问题上,胡适是不会随便使用一个词的,他完全明白“充分”和“全盘”在含义上的差别。几年后胡适本人的解释更能说明问题:“五六年前我最初讨论这个文化问题时,因为用字不小心,引起了一点批评。那一年《中国基督教年鉴》请我做一篇文字,我的题目是《中国的文化冲突》,我指出,中国人对于这个问题,曾有三派的主张。一是抵抗西洋文化;二是选择折衷;三是充分西化。我说抵抗西化在今日已成过去, 9 4
对于鲁迅的一些个人评价摘抄 鲁迅个人评价1 “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 毛主席在对中国当代革命家和文学家的评价中，对鲁迅的评价是最高的。在这里，他一连用了三个伟大——伟大的文学家、伟大的思想家、伟大的革命家。为什么毛主席对鲁迅的评价这么高呢? 这是因为虽然毛主席与鲁迅从来未曾谋面，但他在阅读鲁迅的文学作品和那些杂文的时候，就为鲁迅文章的深刻和尖锐所折服，鲁迅的立场观点竟然和他的立场观点是那样的相似，有些方面甚至还能使毛主席从中得到一些启发。这是因为，除了他们都有一颗忧国忧民、拯救民众于水深火热之中的慈悲胸怀以外，对马克思主义理论都有着深刻和准确的认识，并能够用唯物主义观点来分析和判断当代社会，是真正的心灵相通。所以，毛主席对鲁迅的赞扬是发自内心和由衷的。有的人可能会说，在我们中国共产党内，有那么多无产阶级革命家，难道就没有和鲁迅的思想相媲美的吗?我们应该这样认为：在老一辈革命家中，智勇双全、英勇果敢、为革命忠心耿耿、舍生忘死的英雄豪杰大有人在。但是在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和运用上，和鲁迅一样有如此深刻锐利的见解，在思想领域和文学领域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文化围剿中，能够用高超智慧的胆略作出巨大贡献的鲁迅相比，还是有一定的差距的。假如把在革命战争中作了巨大贡献的一些革命家文学
家放到鲁迅所处的那个环境中，他们是绝对不可能作出那么大的贡献、会有那么大的影响的。 所以，因为毛主席与鲁迅的思想是相通的，对他卓越的文学天赋、政治的敏锐和思想的深刻推崇备至，是理所当然的。 鲁迅个人评价2 在三十年代，胡适也已不再将鲁迅视为思想上、政见上的同路人 对于鲁迅的攻击，胡适鲜有回应。1936年10月19日，鲁迅病逝。11月，苏雪林致信胡适，痛斥“鲁迅的心理完全病态”。胡适在回信中为鲁迅辩护：“我以为不必攻击其私人行为。……他已死了，我们尽可以撇开一切小节不谈，专讨论他的思想究竟有些什么……凡论一人，总须持平。……鲁迅自有他的长处。如他的早年文学作品，如他的小说史研究，皆是上等工作。”信中，胡适还替鲁迅辩诬，说他的《中国小说史略》并非抄袭之作。⑤ 当然，胡适也未将鲁迅视为自己的同路人。苏雪林在信中自居右派，也视胡适为右派，指责鲁迅“本是个虚无主义者，他的左倾，并非出于诚意，无非借此沽名钓利罢了。但左派却偏恭维他是什么‘民族战士’，‘革命导师’，将他一生事迹，吹得天花乱坠，读了真使人胸中格格作恶。”主张“取缔鲁迅宗教宣传”。 ⑥对于苏雪林的上述指控，胡适虽不赞同(“我以为不必攻击其私人行为”)，却也表示“我很同情于你的愤慨”。显见在左、右立场上，胡适自认为与鲁迅对立。 鲁迅个人评价3 但到1956年，胡适却又突然说“鲁迅是个自由主义者，绝不会为外力所屈服，鲁迅是我们的人” 然而，到1956年，胡适却忽而觉得鲁迅是自己的同路人。据学者周策纵回
第三集 陈晓楠主持人：今天继续讲胡适的故事。从1917到1919年，短短两年之间，胡适号召的“文学改良”引起了中国青年强烈的反应，他用新方法整理了中国哲学史，澄清了浮夸淫琐的文字障碍，创立了新式标点，印出了白话诗集≤尝试集≥，在南方，孙中山写信给海外同志，告诉他们，欲收革命之成功，必有赖于思想之变化，他也极力赞美从北方起来的那个变化，还为它起了一个美丽的名，“新文化运动”这“再造的文明”不仅将改变中国人的语言方式，还将给传统伦理，风俗，人际关系以致命的一击。但这个任务并不轻松，在北京，保守派们将胡适和陈独秀看成了眼中钉。旁白：从民国6年秋天到民国8年3月，陈独秀和胡适这大小两只兔子，在北大同处了一年多，这一年多也使他们建立了终生的友谊，二人都喜欢吸烟，胡适在美国留学期间，曾有过戒烟的想法，终究没有办到，业余时间，胡适夫妻喜欢打麻将，陈独秀的妻子也经常参加，但陈独秀不打，他曾学过击剑和拳击，喜欢户外活动，民国8年3月，发生了一件意外的事情，胡适和陈独秀同时接到了一封恐吓信，（就是骂陈独秀“陈独秃”说胡适是“胡闹”说你两个人也闹得差不多了，现在有人啊，要你两个人的命，）当时也有人向北洋政府写匿名信，指责蔡元培纵容陈独秀和胡适胡闹，（北京政府当局说他们怎么样怎么样，这一点是蔡元培最反对的，就是你学者之间怎么争辩都可以，你不要把一个诠释者引入进去，写信告密），虽然心中不悦，但政府方面的压力，蔡元培也不能不重视，做为新文化圈子外面的旁观者北大最年轻的教授梁溯？溟后来回忆
说：胡先生为人和气平易，原不须蔡先生怎样费力支持，陈先生就不同了在校内得罪人不少，在校外引起的反对也很多，而且细行不检，予人口实，梁说的“细行不检，予人口实”是指民国8年，就是1919年3月，陈独秀在八大胡同，和一个学生争抢一妓，因争风吃醋，抓伤妓女下体，当时舆论大哗，蔡元培也不能袖手旁观了，（说陈独秀就跟这个妓女翻脸，就是对这个妓女实行暴力，这个事情就由传单，小报在这个社会上流传，这样对北大伤害太大了，必须让他离开北大），北大随后发布了陈独秀“请假南归”的消息，“请假南归”实际上是蔡元培善意的谎言，（但是这个东西，在清代末年和民国初年的时候，作为知识分子呢，它不算问题，就大多数都有三姨太，四姨太，那个时候娶过妻啊妾啊成群的，它不为过，它是根据这个伦理道德，它不反对，）（胡适始终认为，把陈独秀从文科学长拉下来这件事情，是蔡元培的一个败笔，对他自己当时没有能力尽力的，阻止这件事情发生，他一直是耿耿于怀的），胡适对蔡元培没有保护住陈独秀，很有怨气，他认为，道德品行问题应该同学术问题分开，胡适说：那些老先生们，平时不也嫖娼狎妓嚒，但问题的关键是，陈独秀是参加了北大标榜“不嫖，不赌”进德会的，（陈独秀你们搞一个进德会，明确表示不嫖娼，不纳妾，不当官什么的，你表态了，你再去搞那些东西，你就没信用了，）陈独秀离开北大后，失去的不仅是文科学长的社会地位，更有每月三百大洋的薪水，激愤中的陈独秀思想也开始发生转变。主持人：1919年4月30日，胡适向北大请假，他要去上海迎接自己的美国老师杜威，杜威在中国有很多学生，包括胡适，蒋
胡适深受赫胥黎与约翰·杜威的影响，自称赫胥黎教他怎样怀疑，杜威先生教他怎样思想。因此胡适毕生宣扬自由主义，提倡怀疑主义，并以《新青年》月刊为阵地，宣传民主、科学。毕生倡言“大胆地假设，小心地求证”、“言必有证”的治学方法。 他的写作特点之一是清楚，他能用那样轻松的白话文,把道理说得那样清楚,是很不容易的,几乎可说并世没有第二人。 其次是质朴，亲切，讲究分寸。在《我的母亲》中，他写到“听说眼翳可以用舌头舔去，有一夜她把我叫醒，她真用舌头舔我的病眼。”——母亲爱子之深，平凡的语言中含着我对母亲的感激。 “我母亲23岁做了寡妇，又是当家的后母。这种生活的痛苦，我的笨笔写不出一万分之一二。”——可以看出作者是掏出心灵来写母亲，如实道来，真诚倾吐，流露出对母亲的疼爱之情。 “在这广漠的人海里独自混了二十多年，没有一个人管束过我”——表达了对母亲的怀念几说明了母亲给我的教益之大。 “如果我学得了一丝一毫的好脾气，如果我学得了一点点待人接物的和气，如果我能宽恕人，体谅人——我都得感谢我的慈母。”——事实上，作者的“好脾气”“待人接物的和气”“宽恕人”“体谅人”的性格品德是有口皆碑的。“如果”只是一种假设，而不是已经具备了这种美德，表现了作者的谦虚的品格。 最重要的一点，也是最能体现胡适在新文化运动中提出的文学革新主张的，就是他的八不主义和三白看法：不做言之无物的文字，不做无病呻吟的文字，不用典，不用套语烂调不重对偶,文须废骈,诗须废律，不做不合文法的文字，不摹仿古人，不避俗话俗字。他的主张，针砭时弊，与陈腐的旧文学直面抗争，希望建立新的文学体质与风格，以唤醒国人。此外，胡适主张使用“白话”做为文学语言改革的基础,对于白话,他的看法是： 一、白话的“白”是戏台上“说白”的白,是俗语“土白”的白,故白话即是俗话. 二、白话的“白”是“清白”的白,是“明白”的白,白话但须要“明白如话”,不妨夹几个文言的字眼. 三、白话的“白”是“黑白”的白,白话便是干干净净没有堆砌涂饰的话,也不妨夹入几个明白易晓的文言字眼 于此可见，胡适对于文学有自己的见解。他希望的文学风格，简约而又深刻，明白而又含蓄，浅显而又深刻，一定要具体，要真实，要感动人心而又是非分明。胡适的作品：多是思想的辨析,文采上感情上,有他的欠缺.他的文章之用心,偏向于思想处多于散文艺术方面；在驳论文章时：说理的严密,分寸的恰切,语气的肯定.这是显著的三个特点
胡适的一生是怎样 胡适是中国近代著名的学者、诗人，在五四之后胡适一直被骂，他在当时是如何成为公敌的他的一生又是怎样的?下面是搜集整理的胡适的一生简介，希望对你有帮助。 胡适原名胡嗣穈，字希疆，祖籍安徽绩溪，但是出生在上海，最后在台湾去世。胡适出生于1891年，当时胡适的父亲胡传奉命前往台湾，两年后母亲就带着胡适前往台湾找他的父亲，但是仅过了一年，中日甲午战争就爆发了，胡适母亲不得不带着胡适回到了上海，最后去了老家安徽，而他的父亲也在同年病逝厦门。胡适最早是在家乡的私塾上学，后来在1904年与江冬秀订婚后，去哥哥去了上海读书，在1906年考进了中国公学，四年后留学美国，直到1917年回国烦人北京大学教授，编辑《新青年》。五四运动后与李大钊等人意见不合，后来在1926年毅然决定出国，游历英国、美国、法国、日本等地，获得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学位，此后与徐志摩成立新月书店，在上海结识了蒋介石。1927年到1937年期间胡适一职在大陆活动，直到七七事变后，被蒋介石派往了美国。 胡适一直到1946年才再次回到北京，担任北京大学校长，蒋介石曾想让胡适加入国民政府，但是胡适力辞，此后一直从事教育事业，1949年再次前往美国直到10年后回到台湾，往返台湾和美国，直到1962年在台湾去世。
胡适是怎样的人胡适在去世之前曾说过自己挨了40年的骂，但是不生气反而觉得很欢迎，因为那是中国言论与思想的自由的表现。那时胡适几乎是全名的公敌，在他死后，蒋介石还在日记中写到革命道路少了一个阻碍。这个时候胡适正直的形象在我们现代人眼里也越来越偏了，胡适与毛泽东的互不顺眼造成了胡适本相的消失。 蒋介石给胡适的挽联上写道胡适是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楷模，旧伦理中新思想的师表。但是蒋介石的日记中说胡适其实他有正义感和爱国之心，但是太自私崇尚西风了，所以不能摆脱中国书生和政客的旧习。章太炎则直接的说胡适根本不配谈哲学，而郁达夫则说胡适胸中没有文化根本不算一个新思想家。汪精卫则说胡适对政治外交有很深远的眼光，肯定能成为一个好的外交家。傅斯年则说以上这些人都不配骂胡适先生。 胡适成名很早，一生做过许多的好事，但是人总有阴暗面，胡适藏得太深就被认为是阴险之人。我们说胡适是一个文人，但从本质上他还是一个人，事物都有两面性，更何况是思想复杂的人呢?知识浅薄，不对胡适进行议论，就用当时文人的评价来说胡适了。 胡适怎么死的胡适在1958年的时候回到了当时的台湾担任中央研究院院长一职。此后便长期居住在台湾，偶尔会去美国参加一些学术交流活动。在1961年2月大的时候，他参加了当时台湾大学的校长钱思亮的宴会，当时的胡适已经七十岁了。没想到的是，在刚刚抵达宴会的场所时，便感觉到身体有些异样，于是马上被身边的人员送到医院进行检查。在到医院的时候，医生首先给他测量了一下脉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