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证明标准证明标准是证据制度的核心和灵魂。证明标准不能构筑在盖然性的基础之上，西方国家的盖然性优势标准和排除一切合理怀疑的标准(也称高度盖然率标准)均不能成立。证明标准是真实的样板。然而，历代证据制度下树立的真实样板，包括神示真实、法律真实、心证真实，均不能构成证明标准。学者们推崇的客观真实，也不能构成证明标准。司法证明的高标准是实质真实，低标准是形式真实。推定是司法证明的一种补救方法，它本身不是证明标准。
【关键词】证明标准盖然率实质真实形式真实推定
证明标准是证据制度的核心和灵魂。一个证据制度，如果没有确立证明标准，就不可能成为完善的证据制度。即使确立了证明标准或者实际执行一种证明标准，如果这个标准不科学，同样不可能成为完善的证据制度。因此，认真研究证明标准，正确解决证明标准问题，正是健全和完善证据制度的关键所在。
一、盖然性不能构成证明标准
从形式上看，西方国家很重视证明标准问题。特别是英美法系国家，他们为民事证明和刑事证明分别确立了两项标准。民事证明标准是“盖然性优势”。美国学者斯蒂文·L·艾默纽尔曾讲：“民事诉讼中的证明标准一般为盖然性占优势标准。当一事实主张被陪审团确信在证据上具有占优势的盖然性，即存在的可能性要大于不存在的可能性时，那么，此项事实主张就被认定为真实”。⑴刑事证明标准则为“排除一切合理怀疑”。对于英美法系国家刑、民事证明标准上的这种差异，英国大-法官丹宁勋爵曾作过这样的解释：“在刑事案件中，法官经常告诉陪审团说，原告有责任提出‘无可置疑的证据’。在民事案件中，它将是在‘可能性的天平上’”。⑵大陆法系国家并没有确立新的证明标准，它们同英美法系国家的区别仅在于，它们未分刑事、民事，一般只执行一个标准，这就是“排除一切合理怀疑”，也称“高度盖然率”。英国学者曾讲：“大陆法系的欧洲各国法律，就证据的标准来说，在民事和刑事案件中没有区别。两者都需要高度的盖然率，就是说，在日常生活经验中，这种盖然性要达到排除一切怀疑，接近必然发生的程度”。⑶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西方国家在刑事、民事证明中，共确立两项证明标准：一项是盖然性优势标准;另一项是排除一切合理怀疑标准，也称高度盖然率标准。
笔者认为，西方国家所确立的两项证明标准均不能成立。盖然性优势讲的是盖然性;排除一切合理怀疑，西方学者也称之为高度盖然率，讲的还是盖然性。所谓盖然性无非是一种可能性。美国模范证据法典起草委员会主席摩根教授曾对盖然性作过这样的比喻：法官通常建议陪审团“其心如秤(Mental Scales)，以双方当事人之证据分置於其左右之秤盘，并从而权衡何者具有较大之重量”。⑷这里的重量大小，指的就是可能性的大校案件事实，存在的可能性大于不存在的可能性，就是盖然性优势;当存在的可能性大到一定程度，就达到“高度盖然率”，就构成“排除一切合理怀疑”。可见，西方国家证明中的两个标准均建立在可能性的基础之上。须知，证明标准都是用来定案的标准，案件事实的认定难道可以建立在“可能性”的基础之上吗?如果有法官作这样的宣判：本庭认为，原告主张的事实可能真实，故判原告胜诉，这将成为笑谈。
西方国家为求能准确把握这两项标准，试图将盖然性量化。美·国佛罗里达州立大学法学教授迈克尔·贝勒斯认为：“人们常指出，说服责任有三级标准：较为可靠、确凿可信、勿庸置疑。从理论上讲，较为可靠指证据的真实性超过50%，其他标准的要求更高”。⑸这就是说，从理论上讲，真实性只要超过50%，就算达到盖然性优势标准了。美国司-法-部门实际掌握的盖然性略高一些。根据一项对美国纽约州东部地区法官所作的实证调查显示，法官认为的“无疑使人确信”标准的盖然率为60%至75%，而“确凿及勿庸置疑”标准的盖然率为65%至90%。⑹从这项调查可以看出，美国纽约州东部地区法官所掌握的盖然性优势的盖然率达到了60%至75%，而排除一切合理怀疑的盖然率达到了65%至90%。这样高的盖然率能否构成证明
标准呢?肯定不能。
众所周知，推定是在任何证明标准均无法达到的情况下才容许采用的一种特殊的证明方法。这说明，任何证明标准的真实度都应当高于推定的真实度。推定正是建立在盖然率的基础之上的。推定是通过对基础事实与未知事实之间常态联系的肯定来认定事实的特殊方法。所谓常态联系是在一般情况下具有的联系，也即在常规状态下具有的联系。肯定常态联系就是肯定“一般”和“常规”，同时也否定了“个别”和“例外”。从这个分析可以看出，推定的基础事实必须是一项具有盖然效力的证据，证据盖然效力蕴含的两种可能性应为常态联系和变-态联系的关系，也即应构成“一般和个别”、“常规和例外”的关系。推定只是对“一般”和“常规”的肯定。因此，推定达到的盖然率就是“一般”和“常规”的盖然率。那么，“一般”和“常规”的盖然率是多少呢?举例来说，“邮件确已投递，推定收件人已收到”，在这一推定中，收件人收到邮件是“一般”和“常规”，收不到邮件是“个别”和“例外”。从邮件投递的实际情况看，收到邮件的盖然率，也即“一般”和“常规”的盖然率在99%以上;收不到邮件的盖然率，也即“个别”和“例外”的盖然率超不过1%。这就是说，推定建立在99%的盖然率之上。再看西方国家的两项证明标准。所谓盖然性优势标准所要求的最低盖然率仅达51%，所谓排除一切合理怀疑标准所要求的最高盖然率也无过于90%。很明显，西方国家的两项证明标准，无论所要求的最低盖然率还是最高盖然率，均低于推定的盖然率。这样的盖然率连推定的要求都达不到，怎么能堂而皇之构成证明标准呢?
推定以下无标准。这是因为，证据的盖然性在一般情况下既难以掌握，又没有大的价值。证据的效力有确然、盖然之分。确然效力的证据具有确然性，盖然效力的证据具有盖然性。所谓盖然就是既有可能又非必然。因此，具有盖然性的证据，其效力必然蕴涵两种或两种以上的可能性。比如，某甲在家中突然死亡，经检验和鉴定发现，某甲胃内有剧毒物质，说明某甲死于毒物中毒。“某甲死于毒物中毒”这一事实就构成一项具有盖然性的证据。因为，这项证据的效力蕴涵着两种可能性，即某甲可能死于别人投毒(他杀)，也可能死于自己服毒(自杀)。这两种可能的盖然率各为多少呢?这一问题，只有将全世界发生的类似事实汇集在一起，逐一分清自杀或他杀，然后分别统计起来，才能作出明确回答。可见，要搞清证据盖然性造成的两种可能的盖然率各为多少，绝非易事。西方学者所谓盖然率达到51%，达到65%、75%、90%，这些数字都是心证定夺而已。要真正通过统计得出精确的数字，可谓难上加难。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更重要的是，一般情况下的盖然率，即使付出巨大的艰辛查清了，掌握了，也没有大的价值。至于要构成证明标准，用来定案，就更谈不上了。从“某甲死于毒物中毒”这一事实构成的证据来说，我们假定，经过统计，这项证据的效力所蕴涵两种可能的盖然率为：他杀占75%;自杀占35%。难道可以将盖然率达到75%的他杀视为证明标准，并以此认定某甲死于他杀吗?肯定不能。证据的盖然性只有当其效力的两种可能性构成“一般和个别”、“常规和例外”的关系时，才可以成立推定，因为什么情况属于“一般”、什么情况属于“个别”;什么情况属于“常规”、什么情况属于“例外”，这些问题不仅专家、学者能认清、能掌握，就是诉讼双方和一般民众也都能认清、能掌握。这正是推定能够亘古长存的根本原因。除此之外，一切情况下的盖然性都只是一个排除问题，即盖然性排除后，才能定事实、定案。这一切情况下的盖然性如不排除，既不能定个别事实，更不能定案，怎么能构成证明标准呢?可见，推定以下是没有证明标准的。
二、证明标准是真实的样板
证明标准不可能建立在盖然性的基础上。盖然性只是一种可能性。证明所追求的不是可能性，而是真实性。证明标准就是司法证明中用来衡量证明真实性的真实的样板。这个定义明确指出，证明标准是真实的样板，它的作用是衡量证明的真实性。证明标准既是真实的样板，它本身自然也是一种真实，不是真实怎么能成为真实的样板呢?由此来看，真实是证明标准必须具备的基本条件。司法证明的根本目标就是真实，古今中外，概莫能外。问题在于，时代不
同，人们对真实的理解也不一样。这就形成不同时代人们崇信不同真实的局面。历代证据制度下的证明标准正是由当时人们所崇信的真实构成的。一个时代崇信某种真实，这样的真实自然就成了真实的样板，既然是真实的样板，就可以用来定案。因此，成为真实的样板并用来定案的真实就是证明标准。
历代证据制度都有自己的证明标准，不管法律上是否作出了明确规定，但在具体的证明活动中都是有标准的。历史上最早成形的证据制度是神示证据制度。在这种证据制度下，司法证明往往“求助于超自然的神力”，实行“以上帝作为主宰的神明裁判”。⑺所谓神明裁判，就是当案件是非不清、真假难辨的时候，法官借助神力作出裁判。当时认为，神目如电，能洞察人间的一切。神又是最公正、最无私的。因此，当法官求助于神灵时，神会对案情的真-相作出启示。当时人们普遍相信神灵的启示是真实的，这样的“真实”就是“神示真实”。神示真实就是当时人们崇信的真实，因而成了真实的样板。既是真实的样板，自然就成了用来定案的证明标准。由此来看，神示证据制度下的证明标准就是神示真实。
神示真实只是迷信的真实，是人们迷信神灵的产物。在神示证据制度下，“法官面前的决斗(审判上的决斗)和身受火与水的考验(神判)，这种结果就决定了被告人的命运”。⑻其实，决斗的胜负以及能否经受起火与水的考验，这些情况均与真实毫无关系，但在当时却认为，决斗取胜是神在支持，经受起火与水的考验是神在保佑，并认为，这些都是神给予人的启示，是神来决定真实，即神示真实。法官就是根据神示真实下判，故称“神判”。然而，神灵并不存在，神示真实只是一种虚构的真实。这样的“真实”既不能成为真实的样板，更不能构成证明标准。可见，神示证据制度下的证明标准是不能成立的。
神示证据制度之后出现的是法定证据制度。在法定证据制度下，每一种证据的效力均在法律上预先作出了规定，即“每一证据都曾具有法律所预定的分量、意义”，“法官或侦查人员的唯一义务，就是计算法律对于每种证据所预定的确实性的百分率”。⑼这样一来，人们崇信的真实就不再是神示真实，而变为法律预定的真实。所谓法律预定的真实就是学者们所说的法律真实。法律真实既为当时的人们所崇信，它自然就成了真实的样板，并构成可以用来定案的证明标准。因此，法定证据制度下的证明标准就是法律真实。
认识到法律真实，这是人类对真实认识的一大进步。然而，法律真实只是一种机械的真实。这种真实观“把证据的特性和品质看成永恒不变的物体或现象的某种凝固的不变的特性和品质”。⑽由于法律上的规定把证据疑固化、数字化了，这就把复杂的证据问题变成了简单的数字游戏——法官只要精确计算“每种证据所预定的确实性的百分率”就可以判案了。可见，法律真实即法律预定的真实只是一种机械的真实。这种机械性表现在，凡符合法律规定的证据，要一律看作真;凡不符合法律规定的证据，要一律看作假。然而，实际情况是，符合法律规定的证据中有真的也有假的，不符合法律规定的证据中有假的也有真的。这样一来，符合法律规定的证据中的假证据也成了真证据，不符合法律规定的证据中的真证据也成了假证据。这就是法律真实机械性之所在。这种机械性往往会把真正的真实掩盖起来，或者把虚假当作真。由此来看，法律真实并不是纯粹的真实，而是真假混杂、亦真亦幻的真实。这样的“真实”也不能成为真实的样板，更不能构成证明标准。因此，法定证据制度下的证明标准也不能成立。
1790年，杜波尔向法国宪法会议提出了革新草案，建议废除法定证据制度，“只把法官心证作为诉讼的基幢。⑾这一建议引起了激烈的辩论，但最终于1791年1月18日经宪法会议通过。这标志着一种新的证据制度——自由心证制度在法国诞生。自由心证制度是继法定证据制度之后，人类历史上出现的第三种证据制度。这种证据制度已经成了现代西方国家普遍采行的证据制度。在自由心证制度下，尽管有这样或那样的盖然性标准，但其真正的证明标准还是心证真实。所谓心证真实就是法官心证中的真实，也就是法官内心确信的真实。现代西方国家普遍崇信心证真实，因此，心证真实就成了真实的样板，并成为定案的标准。可见，
自由心证制度下的证明标准就是心证真实。
心证真实的实质是主观真实。主观真实既不同于神示真实那样的迷信真实，也不同于法律真实那样的机械真实。“迷信真实”根本不是真实;“机械真实”也不是纯粹的真实，而是亦真亦幻的真实。这些都不是真正的真实，因此，在“真实”这一概念的外延中并没有这两种“真实”。主观真实与此不同，它属于真实范畴，是真实的一个类型。显然，主观真实是有价值的，这个价值就在于，它可以将客观真实、实质真实反映出来。可以说，西方国家采用心证真实，标志着人类社会第一次把真正的真实视为真实的样板，并以真正的真实构成证明的标准。这是人类对真实认识上的一次飞跃。尽管如此，西方国家把心证真实视为司法证明的标准仍然是不可取的。“心证，原为日文，日文又来自法文lintime convion，内心确信之意”。⑿从这个解释可以看出，所谓心证，只是人的大脑反映事实所形成的信念。信念即思想、即认识、即意识，是完全主观化的东西。尽管人的信念是可以反映真实的，但反映的形式是主观的，况且，就某个人来说，其反映可能准确、可能不准确、还可能错误。更有甚者，心证作为一种信念，它在法官的头脑中，客观上没有任何标志，因而无法进行检查、检验和监督。笔者曾作过这样的比喻：“西方国家把证明标准构筑在法官的‘心灵’，就好比把杆秤的秤星刻在了法官的大脑，是‘几斤几两’，只能听法官说，其他人均无法进行检查、检验和监督”，并认为，这是心证真实“致命的弱点”。⒀正是这一致命的弱点决定，心证真实不适于构成证明标准。
自由心证制度的产生是人们崇信心证真实的结果。由于心证真实存在致命的弱点，因而，在自由心证制度的发展中，人们对心证真实的崇信度在不断减弱。西方国家相继提出了一些形式规则，其目的就在于限制或削弱法官心证的作用。限制或削弱法官心证作用的意图，甚至在一些国家的立法上也有所体现。比如，德国刑事诉讼法典第267条规定：“对公诉被告人定罪判刑或宣布无罪都要说明判决的理由”。苏联建立后，原则上采纳了心证真实这个标准，将其证据制度定名为内心确信制度，但也作出了一系列限制。比如，法律要求审判员必须具有革命的社会主义法律意识，法律“认定审判员个人的确信和社会主义的法律意识为判决诉讼案件的唯一根据”。⒁法律还要求，司法活动要以辩证唯物主义作指导。这一切都是对法官心证的限制。苏联的一些学者并不以这种限制为满足，他们提出了新的证明标准，这就是客观真实。我国也有部分学者主张将客观真实定为司法证明的标准。可以说，客观真实是中外部分学者主张的一种新的证明标准。
客观真实是指客观外界一切事物、一切情况、一切过程的原模原样。要论真、要论实，莫过于客观真实了。可以说，客观真实是真实的极限。客观真实的特点在于它的全面性和系统性。全面性是指一切事物、一切情况的方方面面都真实;系统性是指一切过程从头到尾都真实。这样的真实尽管是真实的极限，但用来构筑真实的样板，进而构成证明的标准，同样是不可取的。司法证明中要查明的案件事实和其他事实都是已经发生过的事实，这样的事实在发生的当时是客观的、外在的，因而是可以被人感知的，但在发生以后，随着过程的结束，除了留下有关的物和物质痕迹外，事实的形象就全部消失了。司法人员只能靠证据和证明来查明这些事实。要求对已经发生过的案件事实和其他事实的证明能达到客观真实那样的全面的、系统的真实，既不可能达到，也没有追求的必要。所谓不可能达到是指司法证明查明的真实，不可能具有全面性和系统性;所谓没有追求的必要是指真实的全面性和系统性，对于司法证明来说，并不是必不可少的。基于这两点情况，可以肯定，客观真实也不适于作司法证明的标准。我国有学者就曾指出：“那种‘必须’达到或‘一定’要达到‘客观真实’的说法，在理论上是不能成立的，在实务上是有害的，更是无法实现的”，“‘客观真实’只能成为刑事案件证明的一个客观要求，它告诫办案人员要奋力接近它，它决不会成为个案的一个具体的证明标准”。⒂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神示真实不是真实，不能构成证明标准;法律真实不是纯粹的真实，
也不能构成证明标准;心证真实即主观真实因有致命的弱点，不适于构成证明标准;客观真实因不可能达到，也不适于构成证明标准。那么，司法证明的标准是什么呢?
三、司法证明的高标准是实质真实
研究证明标准，首先要搞清什么是真实，真实有哪些类型。因为证明标准是真实的样板，研究证明标准就是要研究什么样的真实适合作真实的样板。所谓真实是指客观外界实际存在或不存在、发生或未发生的事物、情况和过程以及人对客观外界实际存在或不存在、发生或未发生的事物、情况和过程的准确反映。这个定义指出，真实有两个层面：一是存在层面;二是反映层面。存在层面的真实有两个类型：一是客观真实;二是实质真实。反映层面的真实也有两个类型：一是心证真实即主观真实;二是形式真实。真实就有这样四个类型。现在就要研究，这四个类型中，哪个类型能作真实的样板。
在存在层面的两个类型中，客观真实因不可能达到，故不适于构成证明标准。实质真实是指事实的本质真实和由事实的本质真实求得的真实。这个定义包含三点内容：第一，实质真实是事实的真实。事实是指物中存在或不存在的各种情况以及人的作为或不作为、物的变动或不变动的全部情况和过程。事实不同于物，但却离不开物。事实或则依托物而存在，或则由物而体现，或则由物而发生。这样一些事实的真实就是实质真实的基本内容。第二，实质真实是事实的本质真实。实质真实是事实的真实，但不是事实全面的、系统的真实，而是事实的本质真实。本质真实正是实质真实的核心内容，也是实质真实的特点所在。第三，实质真实也包括由事实的本质真实求得的真实。明确了实质真实的内涵后就会看清，实质真实与客观真实既有共同点，也有区别。共同点在于，它们都是存在层面的真实，都是真实的本原。反映层面的真实，都是由它们来的。区别在于，实质真实不具有客观真实那样的全面性和系统性，它关注的是事实的本质真实。除此之外，还有一个重大区别就是，在司法证明中，客观真实无法达到，实质真实却是可以达到的。可以说，实质真实是司法证明中可以达到的最高真实。这样的真实完全可以成为真实的样板，并构成证明的标准。由于实质真实是司法证明中可以达到的最高真实，因而它所构成的证明标准就是司法证明的高标准。
实质真实既是司法证明的高标准，自然就是人人应当掌握、特别是司法人员应当掌握的一种真实。那么，怎样掌握实质真实呢?掌握实质真实的关键在于掌握它的构成。实质真实由三个要件构成。第一个要件是，它必须建立在物证或者书证或者取得了客观验证的人证的基础之上。实质真实是事实的本质真实和由事实的本质真实求得的真实。因此，掌握实质真实，最重要的就是要见事实，见不到事实就没有实质真实可言。为什么实质真实要建立在物证的基础之上呢?因为，物证就是事实，取得物证就是见到了事实。比如，某日上午发现，某单位某甲死于该单位对面城墙外壕沟内。验尸验出，死者牙齿上有血迹，经鉴定，与死者不同血型。死者牙齿上的血迹，通常就视为物证。其实，那只是证物，物证是指牙上血迹体现的事实。死者牙上血迹(与死者不同血型)体现出，犯罪分子的血迹留在了死者牙齿上。这就是侦查人员亲眼见到的事实，这个事实就是物证。借助它可以证明，死者临死前咬伤了犯罪分子。死者死前咬伤犯罪分子的全面情况和系统过程(客观真实)虽不清楚，但侦查人员亲眼见到了犯罪分子的血迹留在死者牙齿上的事实，这个事实的本质是真实的。由这个事实的本质真实求得的，死者死前咬伤犯罪分子这一事实的本质也应该是真实的。这就是实质真实。进一步侦查发现，某单位某乙右手虎口处有伤痕，经查验确认系前晚被人咬伤。某乙右手虎口处前晚被人咬伤，这一事实也是一项物证。这一事实的本质也是真实的。经抽取某乙血样进行鉴定，确认死者牙齿上血迹的血型与某乙血样的血型完全一致。这一事实又是一项物证，它的本质也同样是真实的。犯罪分子的血迹留在死者牙齿上;某乙右手虎口处前晚被人咬伤;死者牙齿上血迹的血型与某乙血样的血型完全一致。这三项事实的本质真实就是实质真实。由这三项事实的本质真实可以求得：某乙就是杀害某甲凶手的事实。某乙杀害某甲的全面情况和系统过程(客观真实)虽不清楚，但是，某乙杀害某甲这一事实的本质是真实的，因而也是实质真
实。
实质真实可以建立在物证的基础上，也可以建立在书证的基础上。书证中有两种事实：证书的存在就是一种事实;证书又记载了一种事实。司法人员不能亲见证书记载的事实，但却可以亲见证书存在的事实。只要见到事实，就打开了实质真实的大门。因为证书存在的事实直接关联着产生了证书的实体法律关系存在的事实。实体法律关系对这一关系的两方主体即双方当事人具有制约作用。正是这种制约作用，决定着证书所记载事实的真实性。比如，借条(证书)存在的事实，连着借贷关系(实体法律关系)存在的事实。在借贷关系制约下，实际借多少，借条上只能写多少。要少写，出借方不答应;要多写，借款人又不买账。可见，证书存在，实体法律关系存在，证书所记载的事实一般都是真实的。这样的真实也属实质真实。
实质真实还可以建立在取得了客观验证的人证的基础上。单纯的人证不能构成实质真实，只能构成形式真实。比如，某被告人供认，他杀死了被害人，并供认了杀人的具体过程。如果被告人的供述始终得不到客观验证，这样的供述可能真实，也可能虚假。即使司法人员认为，被告人的供述是真实的，那也只是形式真实。这是因为，供述只是人证主体陈述事实，司法人员只能根据人证主体的陈述去了解事实，并不能亲见事实。既不能亲见事实，就没有实质真实可言。人证一旦取得客观验证，情况就不同了。比如，某被告人供认，他杀死了被害人，并供出，他将杀人凶器扔进某处荒山野岭上的一个天窖内。侦查人员找到这个天窖后，果然找到了杀人的凶器。经鉴定，凶器形状特征与尸体伤痕一致，凶器上的血迹也与死者血型一致，可以确认，这就是被告人杀死被害人的凶器。找到这个凶器，被告人的供述就得到了客观验证。这样的人证就可以构成实质真实。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司法人员不只是听取被告人(人证主体)陈述事实，还亲眼见到了被告人杀人的凶器留置某处荒山野岭上一个天窖内的事实。被告人将凶器扔进天窖内的全面情况和系统过程(客观真实)虽不清楚，但是，他将凶器扔进天窖内这一事实的本质是真实的，由这一事实的本质真实推断，被告人杀死被害人的事实也是真实的。这样的真实也属实质真实。从这个分析可以看出，客观验证可能是客观上存在或发生的某种情况的验证，也可能是物证或书证的验证。上述实例中的人证，就是得到了物证的验证，因而构成了实质真实。
实质真实的第二个要件是证据必须达到全面统一。所谓全面统一，既包括横向统一，也包括纵向统一。横向统一是指证据自身统一、相互统一、与案情统一。笔者曾将这种情况称为证据三统一，并提出了证据三统一原则。⒃纵向统一是指证据的法律效力与自然效力统一、形式效力与实质效力统一。笔者曾将这种情况称为证据效力双统一，并提出了证据效力双统一原则。⒄证据的横向统一是证据真实的标志。所谓统一，就是没有矛盾。证据的横向没有矛盾，构成实质真实的证据就是真实的。一旦出现矛盾，就说明构成实质真实的证据中混进了假证据，就必须坚决予以排除。证据的纵向统一又是人对证据反映准确的标志。证据的形式效力是人对证据的反映所产生的效力。证据的法律效力是证据在法律上的反映所产生的效力。法律上的反映还是人作出的反映。可见，证据的纵向统一是人反映证据的统一。这个统一说明，人对证据的反映是准确的。如果不统一，无论是人作出的反映还是法律上作出的反映，都必须废弃。从这个分析可以看出，证据的全面统一解决两大问题：第一，横向统一解决证据自身真伪问题，借以确保证据自身真实;第二，纵向统一解决人对证据反映的准确性问题，借以确保人对证据的反映正确。证据自身真实，人对证据的反映正确，这就是证据全面统一要达到的基本目标。达到这一目标，对于实质真实是必不可少的。
证据的全面统一，并不难实现。只要证据是真的，人对证据的反映是准确的，证据的横向统一和纵向统一自然就实现了。比如，前例中，犯罪分子的血迹留在死者牙齿上的事实是真实的，某乙右手虎口处前晚被人咬伤的事实是真实的，死者牙齿上血迹的血型与某乙血样的血型完全一致的事实是真实的，该案证据的横向自然就是统一的。勘验、鉴定人员的反映是准确的，该案证据的形式效力与实质效力也自然是统一的。再如，前例中，某被告人关于他将
杀人凶器扔进某处荒山野岭上一个天窖内的供述是真实的，该案证据的形式效力与实质效力仍然是统一的。至于证据的法律效力与自然效力统一的问题，在我国并不存在。因为我国法律上关于证据效力的规定只有一条，即：“只有被告人的供述，没有其他证据的，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没有被告人供述，证据充分确实的，可以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⒅这一规定，对实质真实不会产生负面影响。因此，在我国，证据的形式效力与实质效力统一就是证据的纵向统一。
实质真实的第三个要件是证明作出的结论要具有排他性。所谓排他性是指对于同一事实的肯定或否定，都只能作出一个结论，不能作出第二个结论。要排除其他一切可能性。排他性是证据确实、反映准确、证明正确的标志。证明有三个重要环节：一要证据真实;二要对证据的反映准确;三要证明正确。这三个环节，无论哪个环节出了问题，都不可能达到实质真实。这三个环节中，前两个环节主要靠证据的全面统一解决，也靠排他性进一步验证。最后一个环节，就靠排他性解决。可见，排他性是证明正确的惟一标志。所谓证明正确是指证明的方法得当，步骤到位，过程严密，从而作出正确的结论。证明的方法有本体证明和迂回证明之分。本体证明包括直接证明和推论两种方法。迂回证明包括反证法和排除法两种方法。⒆在这四种证明方法之外，还有一种特殊的证明方法，这就是推定。证明中，无论使用何种方法，都必须符合该方法自身的规范。这对证明正确有重要的作用。证明正确，作出的结论才具有排他性。有了排他性，才能最终达到实质真实。因此，排他性也是实质真实构成中的一个必要条件。
以上就是实质真实的三个构成要件。具备这三个要件，就达到了实质真实，也就达到了司法证明的高标准。应当明确，司法证明的高标准是可以达到的。当然，也要指出，不是每一个案件事实的证明都能达到高标准。当一个案件的证明，既没有物证也没有书证，仅有人证，且得不到客观验证时，这样的证明就不可能达到实质真实。在这种情况下，司法证明就必须另寻其他标准。那么，司法证明中还有什么样的标准呢?
四、司法证明的低标准是形式真实
真实有两个层面：一是存在层面;二是反映层面。存在层面的两个类型中，只有实质真实可以构成证明标准。反映层面的两个类型中，心证真实即主观真实，由于没有任何客观标志，无法进行检查、检验和监督，因而不适于构成证明标准。形式真实正是与实质真实相对的一个概念。要正确理解形式真实就必须能同时正确理解实质真实。苏联学者维辛斯基认为：“自由评定证据制度是依靠一种诉讼理论，而这种诉讼理论的内容是在承认或确认法院之基本任务为发现客观的实质真实”。⒇这个论述包含着维辛斯基对实质真实的理解。从这个论述看，维辛斯基是把自由心证制度所追求的目标视为实质真实。这是不准确的。自由心证制度追求的是法官的心证真实。这只是一种主观真实，并不是实质真实。维辛斯基还曾讲：“纠问式诉讼产生了形式证据理论”，“在这种诉讼里，法官的全部任务归纳起来是把依照法定形式规则评定证据所预定的情况加以认定。因此，法院所认定的‘真实’是形式上的真实”。(21)这个论述又包含着维辛斯基对形式真实的理解。从这个论述看，维辛斯基是把法定证据制度所追求的目标视为形式真实。这同样是不准确的。法定证据制度追求的是法律预定的真实，即法律真实。这是一种机械的真实，并不是形式真实。那么，什么是形式真实呢?
形式真实是指单纯的反映形式的真实和由单纯的反映形式求得的真实。人反映事实的形式包括言词形式(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辩解)、文字形式(勘验检查笔录、鉴定结论、搜查笔录、扣押笔录)、图画形式(现场方位图)、音像形式(勘验现场或讯问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制作的录音录像)等。这些反映形式中，凡反映物证的，因证物存在，故不构成单纯的反映形式。书证因有证书，一般不需要再作反映，即使作出了某种反映，因证书存在，也不构成单纯的反映形式。所谓单纯的反映形式，仅存在于人证之中。人证也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得到了客观验证，另一种是得不到客观验证。前者因验证物的存在，仍不
构成单纯的反映形式。因此，单纯的反映形式仅指后者。后者是仅有人证，且得不到客观验证。这就是单纯的反映形式。这种单纯的反映形式的真实和由单纯的反映形式求得的真实就是形式真实。从这个定义可以看出，形式真实与心证真实同属反映层面，这是它们的共同点。区别仅在于，心证真实不具有外在形式，无法进行检查、检验和监督，形式真实具有外在形式(言词)，可以进行检查、检验和监督。正是这样的区别使形式真实成了又一个真实的样板，并构成又一个证明标准。由于形式真实是司法证明中可以达到的最低真实，因而它所构成的证明标准就是司法证明的低标准。
掌握实质真实，最重要的就是要见事实，见不到事实就没有实质真实可言。形式真实就见不到事实，司法人员感触到的只是人证主体的陈述，而陈述只是反映事实的形式(言词形式)。正因为人的陈述只是反映事实的形式，因此，由这种反映形式构成的真实就称之为形式真实。把“反映”视为“形式”是有先例的。德国哲学家康德就曾将亚里士多德建立的逻辑学称之为“形式逻辑”。他认为，逻辑学就是关于“思维的形式规则的科学”。(22)这个定义明确指出，思维规则是形式规则。可见，康德是把思维视为形式，而思维就是反映。反映是形式，被反映的事实就是实质。反映同事实的关系就是形式与实质的关系。事实决定反映，实质决定形式。这就是二者的基本关系。事实是实质，由事实构成的真实就是实质真实;反映是形式，由单纯的反映构成的真实就是形式真实。
司法证明应当寻求实质真实，因为实质真实是高标难。但当这个高标准无法达到，即案件的证明仅有人证，且得不到客观验证时，就只能寻求低标准。这个低标准就是形式真实。同实质真实一样，形式真实也由三个要件构成。第一个要件是，人证主体的陈述必须是真诚的、自愿的。真诚和自愿是人的陈述真实必须具备的一个条件。主体真诚、自愿，其陈述不一定都真实，因为在个别情况下，人证主体感知事实也可能不全面、不准确，记忆过程也可能出现紊乱，这些都会影响陈述的真实性。但在一般情况下，真诚、自愿应该是人的陈述真实的标志。因此，司法人员在获取人证的过程中，要始终把确保人证主体的真诚、自愿放在首位。司法人员讯问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询问证人、被害人，都要保持头脑高度清醒。首先，要五条件地做到不搞刑讯逼供、不搞指名问供、不搞诱供骗供。因为刑讯逼供、指名问供、诱供骗供，会使被讯问人的自愿性彻底丧失。在这种情况下，司法人贯获得的不是被讯问人陈述的真实，而是司法人员自造的“真实”。这是自欺欺人的“真实”。司法人员绝不能追求这样的“真实”。其次，要特别注意人证主体间有无攻守同盟，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间有无串供，证人有无被收买或与当事人有无亲属或其他亲密关系，以及有无诬告、陷害等情况。因为这些情况均会影响人证主体的真诚，而人证主体的真诚一旦受到影响，其陈述必然不真实。因此，获取人证一定要把攻守同盟、串供、证人被收买，以及诬告、陷害等情况排除在外。证人与当事人有亲属或其他亲密关系的可以作证，但要对他们的证言作严格审查。
形式真实的第二个要件是，定案的人证(指人的陈述)要自身统一、相互统一、与案情统一，即主体的证明要达到三统一。所谓统一，就是没有矛盾。孤证应严格审查，区别对待。第一，仅有被告人的口供不能定案。因为被告人的口供虚假的可能性很大，仅以被告人的口供定案，定错的可能性很大。第二，仅有被害人陈述，应视情况而定。被害人可能诬告、陷害，由于利害相关，也可能夸大事实。这些情况都可能造成虚假。因此，被害人陈述只有将诬告、陷害和夸大事实这两方面的可能性均彻底排除，方可用以定案，如不能排除，只要还有怀疑，就不能用来定案。第三，仅有证人证言，一般可以定案，但有条件：一要证人与当事人之间，没有任何牵连;二要司法人员的询问，没有威胁和引诱的情况。只要具备这两个条件，就可以定案。
形式真实的第三个要件是，能经受住法庭的检查和监督，作出的结论为不利一方所接受或者不被不利一方所动遥所谓能经受住法庭的检查和监督，是指经过法庭调查和法庭辩论，未发现矛盾和不合情理之处，也未提出合理的怀疑。作出的结论为不利一方所接受是形式真实的
一个重要标志。不利一方虽不接受，但若不能使之有所动摇，也不影响形式真实的确立。以上就是形式真实的三个要件。具备这样三个要件就达到了形式真实。形式真实是可以反映实质真实的。因此，当一个案件的证明，仅有人证，且得不到客观验证，无法达到实质真实时，就可以形式真实定案。当然，也要明确，形式真实是单纯依靠人证主体的反映建立起来的，司法人员只感触到人证主体的陈述，并不能亲见事实，因而具有局限性。这个局限性就在于，在极其特殊的情况下，形式真实也可能不反映实质真实。据此，笔者建议：在以形式真实这个低标准定案的情况下，对刑事被告人不应适用死刑立即执行。
司法证明的高标准是实质真实，低标准是形式真实。司法证明中，还有一种特殊情况：当某一事实的证明，既不能达到实质真实，也不能达到形式真实，而司法程序的推进又迫切要求认定这一事实时，就只有求助于推定的方法。推定是证明不能达标时，惟一可能采取的一种补救方
法。推定不是一般的证明，它是证明的特殊方法。这个特殊性就在于，它不是证明事实，而是选择事实，即在“一般和个别”、“常规和例外”这两对关系中，它选择“一般”和“常规”这一个面。从推定在司法证明中只起补救作用和推定只是选择事实这样的本质来看，推定并不是司法证明的标准，推定以下也没有标准。
摘要：行政诉讼其自身的性质和特点表明一律采用“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证明标准已不符合行政诉讼工作的现实需要。在行政诉讼证明标准的适用问题上，我们应当采用清楚而有说服力的标准为一般标准，优势证明标准和排除合理怀疑证明标准为补充，结合具体行政行为种类、行政案件的性质及对当事人权益影响的大小等因素，具体确定案件的证明标准从而保证最大程度地作出正确的判断，最大程度地实现公正与效率，这样才能符合现代法治的要求，有助于实现司法的公正。 关键词：证明标准，行政诉讼，多元化
Abstract：Administrative proceedings its own nature and the characteristic indicated that all uses “the case fact to be clear, the evidence is truly full”the proof standard has not met the administrative proceedings work realistic need，In the administrative proceedings proof standard's suitable question, we must use clear and the convincing standard are the general standard, the superiority proof standard and the elimination reasonable suspicion proof standard are the supplements，Union concrete administrative action factors and so on type, administrative case's nature and to litigant rights and interests influence's size, determined specifically case's proof standard can guarantee the greatest degree makes the correct judgment, the greatest degree realizes can meet the modern government by law requirement like this fairly with the efficiency, is helpful in realizes judicature's fair， Keywords：Standard of Proof, administrative proceedings, the multiplication
论证明责任的证明标准及其适用 X剑云证明责任的证明标准即是认定当事人是否完成证明责任的分配的判断准则。也就是说，一方当事人所提供的证据是否能达到证明其主X的证明程度。这在民事审判实践中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因为不管是英美法系的国家所采用的盖然性占优势或大陆法系国家采用的高度盖然性，还是西方国家的“自由心证”或苏联的“内心确信”，它始终是属于人的认识活动的X畴，而人的认识活动是一个心理活动，受种种因素的影响和制约。所以如何统一人们的认识，对一般的、原则性的东西形成共性的理念，是在审判实践中急需解决的问题。 一、我国民事案件的证明标准 受历史发展的影响，重实体、轻程序的观念在我国根植已久，我国一直实行的是证明标准的一元化，也就是说，不管是民事案件还是刑事案件，其证明标准都是要求客观真实。随着对民事诉讼是私法性质的诉讼，其基本任务在于解决民事纠纷，⑴及证据由当事人提供及市场经济要求民事纠纷的解决快捷等等的认识的深入，有的人提出了证明标准的二元论，即刑事案件适用客观真实的证明标准，而民事案件适用证据优势性的证明标准。还有的人根据英美国家的做法，提出了证明标准的三元论，即刑事案件适用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一般的民事案件适用证据优势性的证明标准，特殊的民事案件适用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 从法理的角度来说，证明标准的适用与对公平与效率的价值取向有直接的关系，公平与效率之间是一对矛与盾的关系，过分追求公平，必然有损效率;而过分追求效率，必然有损公平。如何使公平与效率达到和谐与统一是一个令人头痛的问题。从案件结果的严重程度、案件的性质、当事人的参与度、双方当事人
的力量对比等等情况考虑，一般来说，对具有强烈的公权力参与的案件，证明标准的要求是比较高的，它应具有确定性，排他性。法官是用必然勾画着事实轨迹，追求着最近似的公平。而对于没有公权力参与的性质的案件，其证明标准的要求相对而言是没有那么高的，它只须具备因盖然性而产生的可靠性就行了，法官是用最大的可能描绘着事实的轮廓，追求着最大效率。 从证据制度的发展上看，其经历了神示证据制度到法定证据制度，再到自由心证证据制度的过程。而法定证据制度和自由心证证据制度依据的都是证据裁判主义，两者其实各有所长。日本学者三月章认为实行自由心证证据制度还是法定证据制度的关键在于对法官是否信任，即“事实存在与否的判断，常以某种经验法则为大前提，自由心证主义则将何为经验法则的判断委任于法官。可见其基础是对法官的信任。反之，法定证据主义则预先对何为经验法则加以规定，法官须据此行事，以防止法官擅断性判断。可见，其出发点是对法官的不信任。”⑵从这一点上说，实行那一种证据制度是与该国的法官的素质、国民的法律素质、法律实施的状况大有关系。其实，不管实行那一种证据制度，法官的自由裁量权都存在，只不过大小有别。因为不管是心证还是确信的形成，都需要承办的法官按经验法则和伦理法则，用逻辑法则来推导，都是承办的法官个人意旨的作用。 我国目前程序立法还有不公平之处，不能完全体现私法的性质，如证据收集规则中的法官取证表现了较为浓厚的追XX体公平的色彩。而法官、律师、当事人的法律水平是参差不齐的，传统的轻程序重实体的观念深入人心，对证据的收集和采信的方式的合法性的忽视还是比较严重的。比如非法的录音摄像材料，根据证据的排除规则是不能当证据使用的，这就是说法官对该证据是看都不用看的，然而在审判实践中，法官往往把该材料作为了参考，认为这材料虽来源不合法但反映了案件的真实情况，从而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法官的认证。造成证据的排除规则如同虚设，律师、当事人XX取证乐此不彼。程序公平是实体公平的保障，程序公平是可以达到的，而实体公平是我们追求的目标。有时实现程序公平会有损实体公平，但因为程序公平是看得见的公平，是固定的，我们应首先维护。这就是所说没有规矩不成方圆的道理。从国外的立法上看，一般来说，有较为完整的证据规则的国家往往采用的是优势证据的标准，而没有较为完整的证据规则的国家往往采用的是高度盖然性的标准。
本科生毕业论文（设计） 题目论我国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 专业07秋法学本科 学习中心新丰电大 姓名陈学文学号071110746 指导教师李文敬 2009 年8 月 4 日
目录 引言 (1) 一、证明标准的确立在证据制度中的意义 (1) （一）实体法的意义 (1) （二）程序法上的意义 (2) 二、证明标准模式 (2) （一）证明标准模式是诉讼体制设计上的要求 (2) （二）真实是实事求是原则的要求 (3) （三）客观真实模式与程序正当的不矛盾性。 (3) 三、诉讼证明中的盖然性问题 (4) （一）证明的方式具有不确定性 (4) （二）证据材料具有不确定性 (4) （三）诉讼证明中的逻辑推理前提具有不确定性 (4) （四）证明结果因难以检验和验证而具有不确定性 (4) 四、我国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 (4) （一）证据优势标准与诉讼当事人的平等地位相适应 (5) （二）证据优势标准与民事诉讼两造对质的诉讼体制相适应 (5) （三）证据优势标准能充分地调动诉讼当事人的积极性,从而最大限度地发现客观真实 (5) 五、参考文献 (5)
论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 陈学文 引言 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是指诉讼中承担证明责任的诉讼主体提出证据进行证明应达到何种程度方能证实事实的真伪。证明标准在证据法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它是证据制度的核心和灵魂,如果没有一个证明标准,那么将造成司法实践的混乱,而我国民事诉讼法和其他诉讼法一样,没有明确的证明的标准。本文就这一问题谈些粗浅的看法,以期有益于审判实践。 一、证明标准的确立在证据制度中的意义 查清案件事实是案件纠纷得到正确处理的第一步,而对事实是否清楚的判断则属于证明标准的问题,在职权主义模式下,证明标准一般在证明的任务的题目下进行论证。究其原因,职权主义模式大都强调法院在诉讼中的核心地位和能动色彩。自我国实行诉讼改革以来,职权主义之弊受到猛烈抨击,现今民事诉讼的职权主义色彩已有所淡化,当事人的举证责任在司法实践中得到重视和强调,故现在人们在谈及证明标准的时候,是与举证责任联系起来进行论述的。例如：在审判实践中，双方当事人举出的证据，无非是对自己的主张有利的，但达不到一定证明标准时，将承担败诉后果。由此可见,举证责任的含义是某一纷争事实应由哪方提出证据加以证明从而使该事实得到法庭认定为真实, 也就是说，我国民事法不仅规定了当事人的举证责任,而且规定了法院的调查取证义务。但法院的调查取证义务是有条件的,即负有举证责任的一方存在举证的客观障碍而且该障碍其本身无法克服。法院所为之调查取证,并非由法院承担了当事人的举证责任,而是法院在案件审理过程中的一种衡平措施,体现了对举证弱势方的支援,其目的不是要打破诉讼中原被告之间的力量均衡,而是要维持一种实质的均衡。如果在调查取证中无法找到相应证据,则负有举证责任一方仍要承担其举证不能之后果。故证明标准在法院动用职权进行调查、取证时,仍是当事人举证是否充分的标准。 在司法实践中,证明标准的效用主要有二： （一）实体法的意义在证据量及证明力不变的情况下,证明标准的设置和实际掌握的宽严在一定情况下决定案件实体处理。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准绳的司法原则清楚明白地说明了事实认定对案件处理的重要性。如何理解“以事实为依
我国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 证明标准，又称证明程度或者证明要求,是证据法中的核心和灵魂。是诉讼中担任提供证据责任的诉讼主体对案件待证事实进行证明必须达到的程度。只有达到证明标准，该诉讼主体才能卸去其承担的提供证据责任，法院也必须根据证明标准衡量待证事实已经得到证明还是仍然处于真伪不明的状态。因此无论是对法官还是诉讼当事人，证明标准都是一个重要而又现实的问题。简而言之,证明标准就是证据对案件事实进行认定所应达到的最低证据要求。 一、民事诉讼证明标准概述 （一）民事诉讼证明标准的概念及含义 证明标准的抽象性以及具体案例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使得证明标准在理解上存在较大的分歧。 第一种观点：在英美法系国家,证明标准被认为是负有承担证明和提供证据负担的一方当事人,对其主张的事实予以证明应达到的水平、程度或量。在其诉讼法上,证明标准是以多元论为基本特征的。不同的诉讼法实行不同的证明标准,甚至在同一个诉讼法内部也可能因为案件所涉及的内容不同而适用相异的证明标准。所以英美法上的证明标准显得比较复杂。 第二种观点：德国科隆大学著名证据学家汉斯·普维庭认为“证明尺度也是一把尺子，衡量什么时候证明成功了；证明尺度也决定对某个具体内容的法官心证，它决定着法官必须凭什么才算得到心证” 第三种观点：墨非认为：“证明标准是指履行举证责任必须达到的范围和程度。是证据必须在事实裁判者头脑中造成的确定性或盖然性的程度，是承担举证责任的当事人在有权赢得诉讼之前使事实裁判者形成确信的标准。从证明责任的履行来看，证明标准是证据质量和证明力的测试仪。” 第四种观点认为，证明标准是证据份量的对比。如卞建林等认为：“证明标准是承担举证责任的当事人举证的份量相对于对方当事人举证的份量来说，应当超过多少。” 证明标准不可能仅仅只是用言语做出精彩明晰的描述，从不同角度可以对证明标准做出不同的理解，总体来看，证明标准包含有三个方面的含义：一是从诉讼双方当事人的角度来讲，证明标准负有证明责任人的当事人在诉讼过程中必须达到的要求，如果证明不能达到证明标准将面临不利的法律后果；二是从法官角度来讲，法官通过自由心证判断对案件事实的证明是否达到证明标准，或者说是证明标准是法官自由心证的界限；三是从证明标准自身的性质来讲，证明标准是对案件事实进行证明的一种尺度。
论证明责任的分配(一) 摘要：证明责任的分配，是民事诉讼证据制度的核心问题，古往今来，在学界也一直存在着若干理论上相佐、立论上各异的学说。对这些学说的理顺对于我们研究证明责任的分配问题的作用是不言而喻的。为此，本文在简述证明责任基本含义之后，着重归纳总结了两大法系的诉讼理论中充斥的不同学说，并简要阐述了我国学者所持的观点。 目次 一、简述证明责任的含义 二、证明责任分配问题的由来 三、证明责任分配的不同学说 四、我国民事诉讼中分配证明责任的状况 一、证明责任的含义 证明责任的基本含义是，在民事诉讼中，应当由当事人对其主张的事实提供证据并予以证明，若诉讼终结时根据全案证据仍不能判明当事人主张的事实真伪则由该当事人承担不利的诉讼后果。？1？证明责任又称为“结果责任”、“客观的证明责任”。 这种理解在当今理论界已经成为一种通说，但事实上，对证明责任的认识也有一个由浅入深的过程，不同时期对其含义也存在不同的理解。 在罗马法初期即已出现“证明责任”一词，但此时的“证明责任”仅限于证据提出责任，或者说是主观的证明责任，形式的证明责任，“行为责任”，直到1883年，在大陆法系的理论中，德国学者尤利乌斯？格尔查将证明责任区分为“证据提出责任”（主观的证明责任，或称“行为责任”）和“证明责任”（“客观的证明责任”、“结果责任”）。而英美法系是《美国联邦证据规则》第301条首次以制定法的形式将“证明责任”区分为证据提出责任和说服责任。所以也有学者主张“证明责任”最初是德国民事诉诉法的术语。 我国民事诉讼界对“证明责任”的含义的认识也有一由浅入深的过程，大致经历了“行为责任说、”双重含义说“、”危险负担说“三个时期，并最终将”证明责任“定位在”结果责任“上。？2？二、证明责任分配问题的由来 为什么要分配证明责任？对这个问题，作出较为充分、系统的回答的是，德国学者汉斯？普维庭教授的分析。在他于1983年发表的一篇题为《德国现代证明责任问题研究》的论文中，普维庭教授将此前关于证明责任理论研究分立为三个阶段的设题： 第一阶段的设题是：在事实问题处于真伪不明的情形下，法官有无履行判决的的义务？ 第二阶段的设题是：在真伪不明的情况下，法官在方法论上应采用何种方式作出本案判决？第三阶段的设题是：在真伪不明的情况下，法官如何进行证明责任的分配？或者说法官在判决中将真伪不明情况下产生的诉讼上不利益分配给一方当事人承担的标准是什么？ 目前，法学界对关于第二、第三阶段的设题的回答尚未达成共识，对关于第一阶段设题的回答已达成共识，即在真伪不明的情况下，法官有履行裁判的义务，或法官不得以事实不清为由，拒绝对本案作出裁判。3]-将真伪不明的事实拟制成“真”或“伪”-其结果是，必然有一方要承担不利的后果，那么为了实现公平、正义，以及现代要求的效率的法律价值，应当让当事人的哪一方来承担这个不利的后果呢？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分配证明责任的原因。由此可见，对证明责任的分配就是对事实真伪不明时产生的败诉风险在当事人之间进行适当的分配。也就是普维庭教授总结的第三阶段的设题。这三个阶段的设题中最本质的应当是第三阶段的设题，它是前两个阶段的设题在理论与实践、具体与抽象的连接-既是第一阶段设题的的深化和必然结果，又是第二阶段设题（关于证明责任规范独立性的问题，不属于本文所讨论的重心，故不在此赘述）的具体内容。证明责任分配理论要研究和探讨的正是应当根据什么因素来决定谁应当承担不利后果，以及为什么要由这一方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而不由相对方承担，并且根据这一因素或这些因素来决定谁承担不利后果又是公平、合理和符合理性的。
浅谈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 [摘要]随着我国民事诉讼证据制度的不断深入发展和完善，在实践中确立民事诉讼证明标准也就成为当务之急。文章首先阐述了民事诉讼证明标准的一般理论；然后分析了我国的民事诉讼证明标准，系统地介绍了我国现行民事诉讼证明标准发展和理论；最后指出了当前我国民事诉讼证明标准中存在的不足，并提出了完善民事诉讼证明标准体系的建议和看法。 [关键词]民事诉讼；证明标准；高度盖然性 证明标准是指根据法律的规定，负担证明责任的一方当事人运用证据证明案件事实所要达到的最低程度或者最低标准。具体而言，在诉讼证明中，证明主体对待证事实的证明达到了证明标准，法院就应当对待证事实予以认定；反之，达不到证明标准时，就说明待证事实未被证明或者仍处于真伪不明的状态。 证明标准在诉讼法证明理论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它不仅是衡量负证明责任的一方是否实际履行了证明责任的尺度，而且也是法官决定具体事实能否认定的行为准则。因此，合理地界定不同诉讼类型的证明标准，对于保证诉讼公正的实现和诉讼效率的提高具有重要意义。 一、民事诉讼证明标准法律界说 我国过去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实行一元化的证明标准，即三大诉讼的证明标准是一样的，都是指证据必须确实、充分，这一证明标准既包括对证据质的要求，也包括对证据量的要求。质和量的要求都符合，才能认为证据已达到确实、充分的程度。[1] 近年来，有些学者对传统的证明标准理论提出了不同的看法，指出有必要对刑、民诉讼采取不同的证明标准。[2]认为在刑事诉讼中，犯罪嫌疑人侵害的是受害人的生命权、健康权，具有高度的社会危害性，因此当然应采取严格的证明标准，仅仅证明犯罪嫌疑人可能实施了犯罪行为是不够的，要认定其有罪或无罪，就必须进一步得出唯一的结论，要达到排除一切可能的标准。而在民事诉讼中，如果全案证据显示某一民事法律关系存在的可能性明显得大于其不存在的可能性，尽管还没有完全排除其他可能，但在没有其他证据的情况下，法官也应当可以根据现有的证据，认定这一事实。 对刑、民事诉讼采取不同的证明标准的主张，引起了越来越多学者及实务界人士的共鸣。这种观点充分地考虑了两种诉讼在性质及追诉原则上的重大区别：从诉讼的性质上看，刑事诉讼要解决的是被告人的刑事责任，涉及打击犯罪，保护国家利益及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以及被告人的人身自由甚至生命这样重大的问题，而民事诉讼要解决的则是民事主体之间的财产、人身权益的争议，置这种差别于不顾而采取相同的证明标准显然是不合适的；从两种诉讼的追诉原则及举证责任看，刑事诉讼强调国家公诉，民事诉讼则实行“私权自治”的处分原则。公诉机关是国家司法机关，具有相应的法律手段及必要的装备，要求其达到较高的证明标准是有保障的；民事诉讼主要由双方当事人承担证明责任，其证明的手段、装备一般都会弱于公诉机关，达到刑事诉讼同等的证明标准是很困难的，也是不合理的。 在进行理论探讨和总结审判方式改革经验的基础上，2002年4月1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73条才初步确立了“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即“双方当事人对同一事实分别举出相反的证据，但都没有
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的特征是什么? 一证明标准具有阶段性，民事诉讼中的证明对象，是指人民法院和诉讼参与人运用证据加以证明的与案件有关的情况二关联性高，民事诉讼中的证明对象，是指人民法院和诉讼参与人运用证据加以证明的与案件有关的情况三符合客观事实。 在民事诉讼中，如果一个依据想要被法官认定为事实，成为对自己有利的证据，就需要有一定的证明力，达到法律既定的标准。那么，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的特征是什么？相信这是大家想要了解的问题。因此，针对这一问题，小编整理了相关的内容。 一、证明标准的概念 证明标准是指司法工作人员查明案件事实、当事人证明案件事实需要达到的程度。对司法工作人员来说，对案件事实的证明没有达到证明标准而认定的，属于违法;对承担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来说，对案件事实的证明没有达到证明标准的，应当承担败诉的责任。诉讼中，如果待证事实没有达到证明标准时，该待证事
实就处于真伪不明的状态。已达到证明标准时，法院就应当以该事实为裁判的依据。 二、证明标准的特征 1、证明标准是主观的 这是因为任何标准都是人制定的并为人所用，选择一个什么样的标准必须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例如，堕胎在一些国家是犯罪而在另一些国家却是一项可以自由行使的权利，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差别呢?就是因为人们的价值观不同从而导致了评价同一事物或行为标准上的差异。同时标准的适用也离不开人的主观因素，因为标准本身不能去主动评价客体，评价只能是人的一项有意识、有目的的活动，离开了主体标准就无法与被评价物发生联系。 2、标准应当是确定的 标准的确定性意味着他不是朝令夕改、变化无常的，我们可以认识它、把握它，这也是使用标准去衡量事物的前提。人们之所以需要标准的原因之一就在于有了它，我们就可以用同一尺度去评价事物。 在我国法治建设的过程中，证明标准的确定性具有重要的意义，证明标准作为法律对人们行为以诉讼方式进行评价的尺度，决定了哪些行为或法律关系将得到法律的承认和保护，也保证了
证明责任分配原则 1案例简介——问题的说明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某支行(以下简称郑州某支行)状告杨 某借款案。 (1)原告郑州某支行于2008年9月14日向法院提交民事诉状称。 2005年8月13日，郑州某支行与自然人杨某签订借款合同一份，约 定杨某向郑州某支行借款8万5千元。借款期限自2005年8月13日 起至2008年8月12日止。借款用于杨某购买轿车一部，借款由自然 人张某提供保证。至2008年8月12日止。杨某尚欠郑州某支行5万 元借款未还。请求人民法院判令杨某返还5万元借款及其利息。另外，郑州某支行虽然同杨某就杨某所购买的A型汽车签订了抵押合同。但 因杨某于2008年11月13日因抢劫被法院判处无期徒刑，其轿车在案 后被家属藏匿，致使抵押权无法实现，故要求张某直接承担保证责任。 (2)被告杨某并未向法院提交答辩状，而被告张某向法院提交答辩状称； ①张某在同郑州某支行签订保证合同时，并未被告知其所签订的为保 证合同，属于重大误解，故该保证合同为可撤销的合同。请求法院依 法撤销该合同。 ②郑州某支行同借款人杨某之间签订有抵押合同。抵押物为杨某利用 借款所购的A型轿车。郑州某支行理应先就该轿车的担保实现债权。 被告张某仅应对该轿车担保以外的债权承担保证责任。 ③张某与郑州某支行之间签订保证合同中，保证方式为一般保证。故 在借款同纠纷未经审判。并就债务人杨某财产依法强制执行仍不能履 行债务前，张某对原告郑州某支行能够拒绝承担保证责任。 若从民事实体法上分析该案件，其法律关系并不复杂。但法官在审理 案件的时候对案件的证明责任实行不同的分配，则可能导致案件处理
论我国民事诉讼证明标准中排除合理怀疑的适用摘要：本文主要针对民事诉讼法解释109条规定将证明标准从“高度盖然性”提高到“排除合理怀疑”的改变进行研究。本文从广义的证明标准进行阐述，并对“排除合理怀疑”的历史发展以及其存在的问题与不足进行具体分析。此改变有利于与民事实体法衔接，但也存在问题诸如有可能打破了民诉“高度盖然性”的一般性原则，模糊民事诉讼与刑事诉讼的界限等。虽然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由来已久，但其确切含义不够明晰，司法实践也难以把握应用的尺度。时至今日，对排除合理怀疑的适用仍莫衷一是。 关键词：证明标准;民事诉讼;高度盖然性;排除合理怀疑 The Application of Reasonable Doubt in the Standard of Proof of Civil Litigation in China Abstract: This article mainly focuses on the 109 provisions of the civil procedure law interpretation, which raise the standard of proof from “high probability”to “reasonable doubt”. This paper expounds the standard of proof in broad sense, and makes a concrete analysis of th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of “reasonable doubt” and its existing problems and shortcomings. This change is conducive to the connection with the civil substantive law, but there are also problems such as the general principle of breaking the “high probability”of the civil lawsuit, and blurring the boundaries of civil litigation and criminal litigation. Although the standard of proof of reasonable doubt has long existed, its exact meaning is not clear enough, and judicial practice is difficult to grasp the yardstick of application. Up to now, there is still no agreement on the application of reasonable doubt. Keywords:civil litigation; standard of proof; high probability; beyond reasonable doubt; 一、证明标准概述 （一）证明标准的基本理论 证明标准是以事实证据为依据来达到程度要求的，在诉讼主体中承担证明责任的可以证明事实证明的证据标准[1]。它其实是裁判者内心对已有证据的可能性
浅论民事诉讼优势证明标准根据英国证据法学家摩菲（Murphy）的论述，证明标准是指证明责任被解除所要达到的范围和程度，它实际上是在事实裁判者的大脑里证据所产生的确定性或者可能性程度的衡量标尺，也是富有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最终获得胜诉或所证明的争议事实获得有利的裁判结果之前，必须通过证据使事实裁判者形成信赖的标准。这一标准的达成，预示证明责任承担者对其责任的卸除并获胜诉，故选择哪种证明标准，直接关系到诉讼的基本趋向以及当事人对诉讼的把握和预期。在实践中，人们如果没有可以达到证明标准的证据，即使遇到纠纷，一般也不会选择诉讼，当事人、代理律师概莫能外。 现在世界各国一般都存在民事诉讼和刑事诉讼之别，有的国家如我国，在两大诉讼之外还专设了行政诉讼。在不同的诉讼领域，各国采取了不同的证明标准。在普通法国家，民事案件一般仅要求占优势的盖然性，在刑事案件中则要求，盖然性排除合理怀疑，后者明显高于前者。 在我国，长期以来，三大诉讼活动采用统一的证明标准即刑事诉讼法第129条第137条、第141条和162条规定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民事诉讼法第153条的规定也体现了这个标准。这种“一刀切”的做法彻底抹杀了三大诉讼活动的个性，在民事诉讼中实行如此严格的证明标准，加重了当事人的举证责任，从而导致他们产生畏讼心理，给民事诉讼活动的开展造成不利影响，民事诉讼的价值难以充分体现。近年来，随着社会经济、法制建设的不断发展，民事诉讼的重要地位日益突出，其不同于刑事诉讼的个性特征受到关注。传统的基于过分追求客观真实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证明标准，无论从理论上还是司法实践中都逐步退出了民事诉讼领域：以往的一元论逐渐被多元理论所取代，“优势证明标准”被引入并日益占据主流地位；而2001年4月最高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73条的规定更是在民事司法实践中将优势证明标准确立起来。可以说，在确立优势证明标准的进程上已经取得很大进步，但是由于
论文 论诉讼证明标准 学院：法学院 专业：法学 学生姓名：赵小竹 学号：02
论诉讼证明标准 一、证明标准概述 证明标准时为了实现法定证明任务，法律规定在每一个案件中诉讼证明必须要达到的程度。证明标准是衡量证据的证明程度的标准，它既是衡量当事人举证到何种程度才能满足举证要求的标准，又是确信案件事实以及评判法官对事实认定是否妥当的尺度。 两大法系国家对民事和刑事案件的证明标准采取区别对待的态度，即采取二元制的证明标准。《英国大百科全书》（第15版）“证据法”条款指出：“在普通法国家，民事案件仅要求占优势的盖然性，刑事案件要求盖然性超过合理性怀疑。在大陆法国家中，则要求排除合理怀疑的盖然性。” 在英美法系国家中，不仅对民事案件和刑事案件的证明标准采取区别对待的态度，而且在民事案件中，还根据案件的性质不同，区分普通民事案件与特殊民事案件，分别设置的不同的证明标准，从而在证明标准上呈现出多元化的现象。 二、我国的诉讼证明标准 长期以来，我国诉讼证明标准上的通说认为，在民事和形式案件的证明标准上实行的是统一的、无差别的标准，都要求达到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即采取一元制的证明标准。“证据的确实、充分，既是对证据质的要求，也是对证据的量的要求，具体体现在：一是据以定案的证据均已查证属实。二是案件事实均有必要的证据予以证明。三是证据之间、证据与案件事实之间的矛盾得到合理排除。四是得出的结论是唯一的，排除了其他的可能性。这四点必须同时具备，才能认为证据已达到确实充分的程度。对此种证明标准上的要求，民事诉讼、刑事诉讼和行政诉讼概莫能外。” 但从我国民事诉讼和刑事诉讼的立法来看，我认为，我国实行的仍然是二元制的证明标准，从我国《民事诉讼法》第64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地，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153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判决驳回
证明责任分配的基本法理- 一、罗马法中的证明责任分配原则 二、德国民法典制定前后的证明责任分配学说 三、规范说及批判 四、证明责任分配新说 五、我国证明责任分配的理论和法则 六、我国证明责任分配的原则 关于证明责任的性质及构成方面，人们或许有许多不同的观点，但作为证明责任本身，不管人们怎样看待它，它都会客观地起作用，案件事实真伪不明所产生的不利后果总是客观存在的。在证明责任理论中比认识证明责任更重要或更具有实际意义的是证明责任的分配。证明责任作为裁判规范指示法官在案件事实真伪不明时如何作出裁判，证明责任（客观证明责任）规范的实质是在案件事实不明的场合，谁最终应当承担不利后果。证明责任分配理论要研究和探讨的正是应当根据什么因素来决定谁应当承担不利后果，以及为什么要由这一方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而不由相对方承担，并且根据这一因素或这些因素来决定谁承担不利后果又是公平、合理和符合理性的。既然证明责任是一种规范，那么它就应当与其他任何规范一样，满足公平、正义这
一基本要求。大陆法系诉讼理论之所以复杂得令人望而生畏，其原因之一恐怕就在于其中充斥着各种各样的学说和观点，这些学说观点相互之间有些相互补充，有些又相互排斥，整个理论空间成了各种学说争论的战场，同时各种学说的创立也反映了法学家们超人的才智。这种由各种学说构成理论的现状和历史的现象，恐怕只有在大陆法系中才能见到。在英美法系却似乎显得要恬静得多，英美法系的诉讼法学家更注重实际而不囿于概念和理论。他们不喜欢学究气与英美法系判例的实务性、灵活性不无关系。因此，关于证明责任分配的学说几乎就是大陆法系各种证明责任分配的学说。 一、罗马法中的证明责任分配原则 证明责任分配的法则和许多法律原则一样，起源于罗马法。在罗马法初期，人们对证明责任的认识仅限于提供证据的责任，即主观上的证明责任。还没有客观证明责任的概念。法官不考虑待证事实真伪不明的情况下，应当由谁来承担不利后果的问题。尽管当时肯定也存在事实真伪不明的情况，但这些问题不是罗马诉讼中的主要问题。[1]所以，关于证明责任的规范主要解决的是对案件事实应当由哪一方当事人提出证据加以证明的问题。 法学家们提出了分担举证责任的两条原则：（1）“原告应举证”：“原告不尽举证责任时，应作出被告胜诉的判决”：“原告尽其举证责任时，被告就应以反证推翻原告所提出的证据”。当时，提出这样的证明责任分配原则应当说是比较自然的。因为原告通常是主张权利的一方，主张权利就应当提出权利的事实依据。（2）
引言：有这样一件人身损害赔偿纠纷案件：某甲与某乙系邻居，素无矛盾。某日，甲诉至法院，原告甲诉称：2005年10月的一天，乙看见甲正在一废水塘边钓鱼，遂朝水塘内扔了一块砖头。为此，甲、乙双方争执，争执中，乙用拳头打甲面部一下，致甲面部软组织受伤。现要求法院判令乙赔偿医疗费132元，并向法院提供了医院病历和医疗费票据。被告乙在庭审中辩称：与甲发生争执属实，但没有打伤甲。 对如何认定此案事实有两种不同观点：一种观点认为，甲提供的证据可以证明乙致伤了甲；另一种观点认为，甲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乙致伤了甲。 上述两种观点的分歧本质上是对民事诉讼证明标准问题认识上的分歧。 一、证明标准的内涵 所谓证明标准是指证明主体对案件事实及其他待证事实的证明所应达到的程度。①在证据法学中，证明标准是证明目标是否已经达到的分界线，线上为已达到证明目标，负有举证责任当事人的证明任务完成；线下则被认为证明任务没有完成，因而其证明责任不能免除。 民事诉讼证明标准是证据法学中的一个基本问题，也是在审判实践中经常遇到的问题。无论是当事人收集、提供和运用证据证明自己的主张，还是法院分析认定证据、查明案件事实，都会遇到证明标准问题。证明标准的存在以举证责任为基础，如果规定举证责任而不确定证明标准，将难以确定证明的程度是否已经达到要求，证明是否还应继续。因此，确定证明标准的功能在于使证明责任更具有可操作性。 二、我国民事诉讼证明标准的发展轨迹 纵观我国法律及司法解释的规定，民事诉讼证明标准的发展经历了从“排除一切合理怀疑”到“高度盖然性”的过程。 （一）“排除一切合理怀疑”标准 长期以来，我国刑事、民事、行政三大诉讼活动采用基本一致的证明标准，即“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标准，有的学者称之为“排除一切合理怀疑”标准。我国《刑事诉讼法》第129条、第137条、第141条、162条和《行政诉讼法》第31条都有关于此标准的规定。我国《民事诉讼法》第63条规定：对7种法定证据，“必须查证属实，才能作为认定事实的根据。”这里的“查证属实”，指的是符合客观真实。《民事诉讼法》第64条第3款规定：“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地、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这里规定的“全面”、“客观”是对审查核实证据的严格要求。为了实现上述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民事诉讼法》第64条第1款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这就明确了民事诉讼的举证和证明责任。 笔者认为，“排除一切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没有顾及刑事、民事和行政三大诉讼活动的不同特点。在刑事诉讼中应当坚持“排除一切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这有助于正确贯彻“不放过一个坏人，也不冤枉一个好人”的刑事审判工作政策。而在民事诉讼中实行和刑事诉讼基本一致的严格的证明标准，这就会过分加重当事人的举证责任，从而会使他们产生畏讼心理，对民事诉讼活动的正常开展产生不利影响，这不符合民事诉讼的价值取向。 （二）“高度盖然性”标准 为了正确适用《民事诉讼法》，保证依法、正确、及时地审理案件，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在总结各地实践经验的基础上，于1998年6月19日讨论通过了《关于民事经济审判方式改革问题的若干规定》，该司法解释第11条规定：“案件的同一事实，除举证责任倒置外，由提出主张的一方当事人首先举证，然后由另一方当事人举证。另一方当事人不能提出足以推翻前一事实的证据的，对这一事实可以认定；提出足以推翻前一事实的证据的，再转由提出主张的当事人继续举证。”这里的“足以”就是表达了有关证据在法官内心确信上所形成的“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 2001年12月21日，最高人民法院公布了《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从此正式确立
摘要：证明责任的分配，是民事诉讼证据制度的核心问题，古往今来，在学界也一直存在着若干理论上相佐、立论上各异的学说。对这些学说的理顺对于我们研究证明责任的分配问题的作用是不言而喻的。为此，本文在简述证明责任基本含义之后，着重归纳总结了两大法系的诉讼理论中充斥的不同学说，并简要阐述了我国学者所持的观点。目次一、简述证明责任的含义二、证明责任分配问题的由来三、证明责任分配的不同学说四、我国民事诉讼中分配证明责任的状况一、证明责任的含义证明责任的基本含义是，在民事诉讼中，应当由当事人对其主张的事实提供证据并予以证明，若诉讼终结时根据全案证据仍不能判明当事人主张的事实真伪则由该当事人承担不利的诉讼后果。？1？证明责任又称为“结果责任”、“客观的证明责任”。这种理解在当今理论界已经成为一种通说，但事实上，对证明责任的认识也有一个由浅入深的过程，不同时期对其含义也存在不同的理解。在罗马法初期即已出现“证明责任”一词，但此时的“证明责任”仅限于证据提出责任，或者说是主观的证明责任，形式的证明责任，“行为责任”，直到1883年，在大陆法系 （主观的证明责任，的理论中，德国学者尤利乌斯？格尔查将证明责任区分为“证据提出责任” 或称“行为责任”）和“证明责任”（“客观的证明责任”、“结果责任”）。而英美法系是《美国联邦证据规则》第301条首次以制定法的形式将“证明责任”区分为证据提出责任和说服责任。所以也有学者主张“证明责任”最初是德国民事诉诉法的术语。我国民事诉讼界对“证明责任”的含义的认识也有一由浅入深的过程，大致经历了“行为责任说、”双重含义说“、”危险负担说“三个时期，并最终将”证明责任“定位在”结果责任“上。？2？二、证明责任分配问题的由来为什么要分配证明责任？对这个问题，作出较为充分、系统的回答的是，德国学者汉斯？普维庭教授的分析。在他于1983年发表的一篇题为《德国现代证明责任问题研究》的论文中，普维庭教授将此前关于证明责任理论研究分立为三个阶段的设题：第一阶段的设题是：在事实问题处于真伪不明的情形下，法官有无履行判决的的义务？第二阶段的设题是：在真伪不明的情况下，法官在方法论上应采用何种方式作出本案判决？第三阶段的设题是：在真伪不明的情况下，法官如何进行证明责任的分配？或者说法官在判决中将真伪不明情况下产生的诉讼上不利益分配给一方当事人承担的标准是什么？目前，法学界对关于第二、第三阶段的设题的回答尚未达成共识，对关于第一阶段设题的回答已达成共识，即在真伪不明的情况下，法官有履行裁判的义务，或法官不得以事实不清为由，拒绝对本案作出裁判。[3]-将真伪不明的事实拟制成“真”或“伪”-其结果是，必然有一方要承担不利的后果，那么为了实现公平﹑正义，以及现代要求的效率的法律价值，应当让当事人的哪一方来承担这个不利的后果呢？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分配证明责任的原因。由此可见，对证明责任的分配就是对事实真伪不明时产生的败诉风险在当事人之间进行适当的分配。也就是普维庭教授总结的第三阶段的设题。这三个阶段的设题中最本质的应当是第三阶段的设题，它是前两个阶段的设题在理论与实践、具体与抽象的连接-既是第一阶段设题的的深化和必然结果，又是第二阶段设题（关于证明责任规范独立性的问题，不属于本文所讨论的重心，故不在此赘述）的具体内容。证明责任分配理论要研究和探讨的正是应当根据什么因素来决定谁应当承担不利后果，以及为什么要由这一方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而不由相对方承担，并且根据这一因素或这些因素来决定谁承担不利后果又是公平、合理和符合理性的。[!--empirenews.page--] 三、证明责任分配的不同学说证明责任是一个兼跨程序和实体的“两栖”问题，对它的分配直接关系和影响着一方当事人实体权利的实现，比认识证明责任更重要或更具有现实意义，所以，一些学说的代表人物甚至认为研究证明责任就是为了阐明证明责任的分配。[4]虽然不同的学说对证明责任的分配在证明责任理论中所占的比重大小不同，但在“证明责任的分配是证明责任的核心问题”这点上早已达成了共识。大家都认为分配证明责任很重要，所以大家就竞相研究，创立了很多的学说，也就使证明责任的分配问题一直成为民事诉讼理论中最具争议的问题之一。国外诉讼理论对证明责任
遇到行政法问题？赢了网律师为你免费解惑！访 问>>https://www.doczj.com/doc/835150139.html, 简论行政诉讼证明标准(2017最新) 我国刑事、民事和行政三部诉讼法都要求对案件事实的认定作到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但在条文上没有规定证明标准”。笔者认为，这种规定只是表明诉讼所要达到的证明目标—追求的是客观真实，而非过程。现在，较统一的认识是：审判的过程是追求客观真实的过程，但是否符合客观事实绝非是裁决正确与否的标准。三种性质诉讼的结果对败诉方要承担的法律责任的严厉程度不同，三大诉讼的证明标准不可能也不应该是同一的；而且作为我国三大诉讼之一的行政诉讼在案件的当事人、审查的范围等方面与刑事诉讼、民事诉讼有着很大的不同，其证明标准也就理应有着自己的特点。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颁布实施初期，行政诉讼案件有了自己的诉讼规则，但这些规则仅是粗线条的操作步骤，远未象刑事、民事诉讼那样，形成自己特有的诉讼理念，特别是在证据的审查规则方面，仍处于模糊状态。随着审判实践的发展，最高人民法院先后制定了《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
在诉讼证据的提交、分析、采纳方面对行政审判起到了一定的帮助作用。2002年6月4日，最高人民法院又通过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并于2002年10月1日起施行。这个规定虽然对行政诉讼证据作了较为详细的规定，但仍未就证明标准作出明确的规定。由于行政管理活动的广泛性及管理事务的多样性，决定了行政案件所涉及的行政行为的模式性质差异较大，法院在审查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时，不能简单地采用单一的标准。实践中，对具体行政行为各要素的合法性证明标准很难把握，差异较大。 一、行政诉讼证明标准概述 证明标准是证据法中的基本问题，又称证明要求、证明任务、证明程度，指证明主体为了实现其证明目的，在证据的质和量上应达到的程度，是对证明对象的范围和证明所达到程度的界定。行政诉讼证明标准，是指在行政案件中依据行政诉讼规则的规定，当事人履行举证责任、证明案件事实所应达到的程度，具体包括行政诉讼证据应达到何种质和量的要求。人民法院查明案件事实，作出裁判的过程就是对各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材料依据一定的规则进行判断，然后根据采信的证据演绎出一种事实，这种事实叫法律事实。采信证据的过程从大的方面讲包括举证责任的分配、举证的期间、举证的范围、所举证据的形式、非法证据的排除、无效证据的否定、举证责任的转换等方面。法官针对不同的行政争议运用相应的规则综合分析、运用当事人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