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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显成《简帛文献学》

张显成《简帛文献学》
张显成《简帛文献学》

张显成教授《简帛文献学》课程提纲

课程目录

第一章绪论

第一节关於传世文献和出土文献

第二节简帛名义

第三节简帛文献学的对象和内容

第二章古今出土简帛大观

第一节简帛出土小史

第二节简帛重点材料

第三章简帛制度

第一节材料与书写

第二节形制与名称

第三节题记与符号

第四节简帛制度对后世古籍制度的影响

第四章简帛类别

第一节概说

第二节书籍

第三节文书

第五章简帛研究价值(上)

第一节文献学研究价值

第二节历史学研究价值

第三节语言学研究价值

第四节文字学研究价值

第五节哲学研究价值

第六节文学研究价值

第七节民俗学研究价值

第八节文书档案学研究价值

第九节书法学研究价值

第六章简帛研究价值(下)

第一节军事学研究价值

第二节法律学研究价值

第三节经济学研究价值

第四节中医药学研究价值

第五节数学研究价值

第六节天文学研究价值

第七节地理学研究价值

第八节余论

第七章简帛整理研究及其回顾与展望

第一节整理研究

第二节回顾

第三节展望

第一章绪论

第一节关於传世文献和出土文献

我国是个文明古国,古代文献极其丰富,据不完全统计,保存到现在的古代文献达10万餘种。

我们今天所见的古代文献,在地下文献材料没有发现以前,大都是经过长期流传下来的文献,如各类刊本、传抄本、排印本等材料,这些文献属於传世文献。例如:

我们今天所见到的以下文献,都是经过两千多年的时间流传下来的文献:《春秋经》、《左传》、《墨子》、《孟子》、屈原《离骚》、宋玉《九辩》、《荀子》、李斯《谏逐客书》、《韩非子》、《吕氏春秋》、《尔雅》、《灵枢经》、《难经》、《山海经》、《尚书大传》、贾谊《新书》、司马相如《子虚赋》、刘安《淮南子》、韩婴《韩诗外传》、董仲舒《春秋蘩露》、司马迁《史记》、桓宽《盐铁论》、刘向《说苑》,等等先秦前汉的文献。

我们今天所见到的以下文献,都是经过一千五百多年的时间流传下来的文献:许慎《说文解字》、应劭《风俗通》、刘熙《释名》、张仲景《伤寒论》《金匮要略》、曹操《曹操集》、曹丕《魏文帝集》、曹植《曹子建集》、徐干《中论》、诸葛亮《诸葛亮集》、王叔和《脈经》、皇甫谧《针灸甲乙经》、《九章算术》、阮籍《阮步兵集》、张揖《广雅》、杨泉《物理论》、荀勖《魏荀公曾集》、陈寿《三国志》、张华《博物志》、葛洪《抱朴子内外篇》、干宝《搜神记》、陶渊明《陶花源记》、常璩《华阳国志》、范晔《后汉书》、鲍照《鲍氏集》、刘义庆《世说新语》、沈约《宋书》、陶弘景《冥通记》、刘勰《文心雕龙》、郦道元《水经注》、萧子显《南齐书》、杨衒之《洛阳伽蓝记》、贾思勰《齐民要术》,等等后汉魏晋南北朝的文献。

我们今天所见到的以下文献,都是经过一千多年的时间流传下来的文献:巢元方《诸病源候论》、孔颖达《五经正义》、虞世南《北堂书钞》、欧阳询《艺文类聚》、房玄龄《晋书》、孙思邈《备急千金要方》《千金翼方》、长孙无忌《新修本草》《唐律疏议》、魏征《隋书》、颜师古《匡谬正俗》、刘知几《史通》、李善《文选注》、王维《王右丞集》、李白《李太白全集》、杜甫《杜工部集》、陆羽《茶经》、杜佑《通典》、李朝威《柳毅传》、李公佐《南柯太守传》、慧琳《一切经音义》、玄应《一切经音义》、白居易《琵琶行》、颜元孙《干禄字书》、韩愈《昌黎先生集》、柳宗元《柳宗元集》,白行简《李娃传》、牛肃《大唐新语》、蒋防《霍小玉传》、牛僧孺《幽怪录》、段成式《酉阳杂俎》、

薛莹《洛神传》、唐玄度《新加九经字样》、张参《五经文字》,等等隋唐文献。

我们今天所见到的以下文献,都是经过五百多年的时间流传下来的文献:李昉《太平御览》、郭忠恕《佩觿》、陈彭年等《广韵》、丁度等《集韵》、柳永《乐章集》、欧阳修《新唐书》、司马光《资治通监》、曾巩《曾巩集》、王安石《临川先生文集》、沈括《梦溪笔谈》、释行均《龙龛手镜》、苏轼《苏轼诗集》《东坡诗话》、唐慎微《经史证类备急本草》、赵明诚《金石录》、李格非《洛阳名园记》、李清照《漱玉词》、朱淑真《断肠词》《断肠诗集》、郑樵《通志》、洪适《隶释·隶续》、洪迈《容斋诗话》、陆游《老学庵笔记》、范成大《石湖居士诗集》、杨万里《诚斋集》、辛棄疾《稼轩长短句》、王应麟《困学纪闻》、文天祥《文山先生集》、董解元《西厢记诸宫调》、戴侗《六书故》,等等宋元文献。

一个世纪以来,从地下不断发掘出了大批的古代文献材料,如甲骨文、金文、简牍帛书、敦煌写卷等,这些从地下出土的文献材料,称为出土文献。也就是说,出土文献是与传世文献相对的一对概念。出土文献最大的特点,就在於它是长期掩於地下而未经流传的文献材料,真实地保留着当时的面貌,具有极强的文献真实性(authenticity)。

凡涉及古代文献的研究,其研究价值往往首先取决於其研究材料的价值,也就是说,选择研究材料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研究材料选定得不好,往往事倍功半,甚至是在做无用功(例如伪材料);反之,经过精心选择反复论证而确定的材料,则会事半功倍。也就说,首先应该选定能客观地反映所研究时代客观面貌的文献材料,来作为研究材料,只有这样的研究纔会具有科学性。

日本汉学家太田辰夫有一段关於文献材料的分类及其价值的精辟论述,这段论述见於他的很有影响的著作《中国语历史文法》,书中把文献分为“同时资料”和“后时资料”两种,他说(以下中译本页381~382,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

所谓“同时资料”,指的是某种资料的内容和它的外形(即文字)是同一时期产生的。甲骨、金石、木简等,还有作者的手稿是这一类。……所谓“后时资料”,基本上是指资料外形的产生比内容的产生晚的那些东西,即经过转写转刊的资料。……中国的资料几乎大都是后时资料,它们特别成为语言研究的障碍。根据常识来说,应该是以同时资料为基本资料,以后时资料为旁证,但没有同时资料的时代就只有根据例子的多寡和其前后时代的状况如何来推测,这样还得不出明确的结论。

“中国的资料几乎大都是后时资料,它们特别成为语言研究的障碍。”这里是就汉语史的研究来说的,其实,这句话对於涉及古文献的各学科来说,都是十分正确的,可谓一语中的,切中要害!如上所述,中国是个文明古国,古文献很多,特别是先秦两汉文献,绝大多数是经过两千来年长期流传、反复传抄、多次“校勘”、多次刊刻的文献,谁能说在这一漫长的流传过程中,原材料没有“失

真”!谁能相信前人在传抄时未加进有自己的东西!又有谁敢说人们在进行校勘时就没有错校的地方!……如此等等,都会使我们在接触这些材料时产生忐忑不安。

1993年在湖北省荆门市郭店出土的战国楚简《缁衣》,以及1994年上海博物馆收藏的战国楚简《缁衣》,与今本《礼记》的《缁衣》篇相较,文字出入甚大;出土简帛中有几个《老子》本子,它们与今本相较,不光可发现今本文字多错讹,而且以1973年在湖南省长沙市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书《老子》来看,《老子》的原貌是今本《德经》那部分文字在前,《道经》那部分文字在后,且均不分章,今本的顺序和章节都是后人所为,並非原貌;1972年在山东省临沂银雀山出土的汉简《孙子兵法》、《晏子》、《六韬》、《尉缭子》等,与今本文字都有明显的不同,这些都说明传世本在长期的流传过程中都发生了程度不同的“失真”。

所以,传世文献的文献真实性往往成问题,自然也说明长期掩於地下而未经流传的出土文献,具有比传世文献高得多的史料价值。

迄今为止,我国的出土文献主要包括甲骨文、出土金文、简牍帛书、敦煌写卷几类,另有出土碑铭石刻、出土纸文书等。在这几类出土文献中,以简牍帛书文献的发展前景最为远大,其主要原因在於,甲骨文、金文、敦煌写卷都很难,甚至不可能再会有多大的新发现;而简牍帛书却不同,一个世纪以来,不断陆续有新发现,並且新发现越来越多,新材料越来越多,很多佚亡了一两千年的文献都重见了天日,仅1996年从湖南省长沙市走马楼街三国吴井中发现的三国吴纪年简牍,就有约10多万枚,总字数逾300万字,相当於200部《论语》,或近100部《孟子》。可以预计,随着简牍帛书的不断出土问世,研究简牍帛书的专门学科——“简帛学”这门显学将会更加欣欣嚮荣,焕发其巨大生机,在传统文化的研究领域成为一朵特别绚丽艳人鲜花。

传世文献数量大,是我国古代文献的主体,但文献真实性往往差。故在进行有关研究时,应当注重使用二重证据法,即善於将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二者结合起来进行研究,並高度重视出土文献,这样纔有利於科学研究。

第二节简帛名义

简帛,即“简牍帛书”的简称,亦即指简牍和帛书。

简牍帛书是古代的书写材料,它是我国纸张发明和广泛运用以前的书写材料,主要运用於殷商至汉魏时期。

简,就是竹质书写材料——经过加工的竹片;牍,就是木质书写材料——经过加工的木片。故书於竹者谓之简,书於木者谓之牍。因为“简牍”常连称,故木牍也可称简,或称木简。粗略地分,木牍的形式主要有两种,一种是类似於竹简的较窄的薄片,一般只写一行字;另一种是较宽的木片,可以书写两行及数行甚至数十行上千字,故有时为了区别之,将前者称之为木简,后者称之为木牍。

木质书写材料还有其它一些形式和名称。例如:觚,是将木棍削成两面,或三面,或四面,或六面,或八面,用以在几个平面上书写的棱柱体。又如:两行,是在一般木简形状的基础上增加宽度,使可写两行字的木片。

竹简的原材料是竹,因为竹的直径远不如木大,故竹简的宽度较窄,一般在1厘米左右。但也有少数宽者,如1975年在湖北江陵凤凰山168号汉墓中发掘出的一枚竹简,宽4.1~4.4厘米,长23.2厘米,上书66字。这类竹简显然是用高大的竹子(如楠竹)的直径较大的部分制作的。因为这类宽大竹简的形制有似於木牍,故也称之为“竹牍”。

帛是一种丝织品,即绢帛,故用绢帛书写的书籍或者文书称“帛书”,亦即用绢帛书写的文献。帛,若细分,则还可分出多个类别。

帛书的书写材料是绢帛,颇昂贵而不经济,故古代主要是用简牍,而较少用绢帛,这也是现在地下发现的简牍多而帛书少的原因。

历史上“简牍”与“帛书”运用的时间是並行的,故常常是“简牍帛书”连称,指纸张广泛运用以前的古代书写材料,亦指纸张广泛运用以前的古代文献。

文字是记录语言的符号体系,是人类从蒙昧走嚮文明的重要标志,是人类结束了结绳记事时代而走嚮新阶段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在历史发展的不同时期,世界各个地区用以载录传播文字的材料,在纸张还未出现之前是多种多样的。在世界文明史上,我国不仅以自己独特的文字殊異於其它文明古国,而且记录传播文字的早期载体,也同样以其特有的形态独树一帜,这个形态就是“简帛”。

简帛始於何时呢?关於这一点,目前还无统一的看法。我们认为,文字的成熟时期和书写条件的成熟时期,就是简帛产生的时期。至少,其开始广泛使用的时期,应当在商、周。

我国简帛时期与甲骨文、金文时期相比,是不是甲骨文、金文时期就必定比简帛更早呢?在没有更新的出土材料来证明以前,现在还不能说我国简牍绢帛的使用时期必定晚於龟甲、兽骨、青铜器的使用时期。我国的早期文献,甲骨文、金文不应当比简帛文献早,甲金只能是与简帛並行的文献形态。

简帛与甲骨、青铜器孰先孰后,不可擅断。同时,我们也不能把简牍绢帛的使用时期,与纸张的使用时期截然分开。也就是说,简牍绢帛的使用时期,有一个与纸张的使用並行的时期,亦即有一个简牍绢帛的使用嚮纸张的使用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是比较清楚的,应该在三国西晋。

我国书籍的整个历史发展,共经历了三个阶段,即简帛时代、纸卷时代、印刷时代,並续以今天的“电子数据时代”。

纵观我国书籍产生发展的整个历史可知,第一个阶段“简帛时代”经历的时间最漫长,佔了我国书籍历史的一半以上的时间,仅就此而言,就应当引起我们对简帛文献足够的高度重视,也就是说,要研究我国的传统文化,就必须高度重视出土简帛文献的研究。

第三节简帛文献学的对象和内容

新发现产生新问题,新发现产生新学问。一个世纪以来,大量简牍帛书的问世,大大地震荡着世界学术界,不光国内学者,而且国外学者也纷纷对出土简牍帛书进行研究,並产生了一大批可喜的成果。如前所述,同其它几大发现一样,现在已经形成了一门新兴的独立的学科——简帛学。

所谓“简帛学”,就是以简帛为对象,运用考古学、文献学、历史学、语言学、文字学,及其它文理相关学科(如文学、民俗学、军事学、法律学、中医药学、天文学、数学等)的知识方法,研究科学发掘、科学整理、科学保存,研究其形态和内容,藉以反映简帛时代历史面貌的专门学科。

简帛文献学是简帛学的一个分支学科,是研究简帛文献内在规律的专门学科。

简帛文献学的研究对象是简帛文献。

简帛文献学的研究内容主要如下:研究简帛的历史,特别是其发现史。研究简帛的制度以及简帛制度与后世古籍制度的关係。研究简帛文献的类别。研究简帛的史料价值。

另外,它还要研究简帛的整理,如对出土帛书的拼复,对出土散简的连缀,对出土残简的拼合,对简帛文字内容的释读,等等。这些,既是一般简帛学、考古学的内容,也是简帛文献学的内容。

简帛文献学又是古文献学的一个分支新学科。古文献学以整个古文献为研究对象,包括传世文献和出土文献;而简帛文献学则只以简帛文献为研究对象。近一个世纪以来简帛文献的大量发现,不断冲击着包括传统古文献学在内的诸多学科的传统定论,简帛文献学的应运而生,势必不断充实和修正传统古文献学的内容。例如,关於简册编联的绳索,旧说为丝绳,现在看来主要是麻绳,丝绳极少用,故旧说当修正。又如,旧说帛书的收藏是捲成卷的,现在看来,既有捲成卷的,也有折叠收藏的,旧说也当修正。再如,旧说先秦古书一律是“篇题在后”,现在看来,先秦古书既有篇题在后者,也有篇题在前者,还有篇题在中间者,旧说也当修正。所以,简帛文献学的诞生是必要的,它的诞生必将大大促进古文献学的发展。

由於近一个世纪以来简帛的大量发现,海内外对简帛的研究都非常热烈,大陆和台湾,也都有研究简牍帛书的专门机构,以及简帛学方面的专门杂志,还有“简帛研究网站”,简牍帛书的研究价值越来越显示出来,过去曾不太重视出土文献的人,现在也越来越认识到简牍帛书的重要性。现在,简帛的整理、保存的方法也越来越先进科学,研究的手段也越来越先进科学,研究的进展速度也越来越快,成果也越来越喜人。不过,从总的来讲,“简帛学”还是一门年轻的学科,“简帛文献学”也是一门新兴的学科,还有不少问题有待我们去解决,等待我们去研究。

第二章古今出土简帛大观

第一节简帛出土小史

简牍帛书的出土历史,可分为两个大的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20世纪以前。这段时间发现的只有简牍,没有帛书。並且只是史籍中有其发现的有关记载,而没有实物传下来。

第二个阶段是20世纪初至今。这个阶段是从前一阶段的简牍偶然被发现,转变到有计划有组织地对简帛进行发掘研究。

一、第一阶段

1、汉武帝末年,鲁恭王坏孔子宅出土简牍。

2、汉宣帝时,河内一女子拆老屋得竹简。

3、晋武帝太康二年,出土《汲冢书》。

4、晋惠帝元康年间,在嵩山下得“科斗书”。

5、刘宋升明二年,季札庙出土木牍。

6、南齐建元初年,於楚王冢得简牍。

7、北周静帝时,於居延古屋出土竹简。

8、北宋政和年间,关右人得檄书简牍。

二、第二阶段

第二阶段又可再分为两个小段,即20世纪初至1927年以前为一小段,此小段为前期;1927年起至今为一小段,此小段为后期。

(一)前期

1、1901年1~2月,斯坦因第一次中亚探险之发现。

2、1901年3月,斯文·赫定古楼兰遗址之发现。

3、1906~1907年,斯坦因第二次中亚探险之发现。

4、1908年,科兹洛夫黑城之发现。

5、1909年,日本大谷探险队第二次中亚考察之所得。

6、1913~1915年,斯坦因第三次中亚探险之发现。

应当一分为二的正确认识外国探险家、考古学家在我国发掘简帛的历史。

(二)后期

后期是简帛发现最为丰富的时期,也是简帛学逐渐形成和蓬勃发展的时期。

7、1927~1930年,西北科学考察团之所得。

8、1942年,长沙楚帛书被盗掘发现。

9、1944年,西北科学考察团河西所获敦煌简牍。

10、1951年,长沙五里牌古墓中出土战国简。

11、1953年,长沙市仰天湖战国墓出土竹简。

12、1954年,长沙市杨家湾M006号战国墓出土竹简。

13、1957年,河南信阳长台关出土战国竹简。

14、1959年,甘肃武威磨咀子武威汉简发现,这是一次重大发现。

15、1965~1966年,湖北江陵望山楚墓出土竹简。

16、1972年,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竹简出土,这是一次十分重大的发现。

17、1972年,武威汉代医简出土,这是医药简牍的首次重大发现。

18、1972年,湖北云梦大坟头汉墓出土木方。

19、1973年,河北定县汉简出土,这是一次重大发现。

20、1973年,湖北江陵凤凰山汉墓出土竹简。

21、1973年,湖北省光化汉墓出土简牍。

22、1973年,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帛书出土,这是一次十分重大的发现。

23、1972~1982年,居延又出土大批汉简。

24、1973年,湖北江陵藤店楚墓中发现竹简。

25、1974年,江西南昌东湖区永外正街晋墓出土木牍。

26、1975年,湖北江陵凤凰山168号汉墓出土竹简。

27、1975年,湖北江陵凤凰山167号汉墓出土木简。

28、1975年,睡虎地秦墓竹简出土,这是十分重大的发现。

29、1975年底至1976年初,湖北云梦睡虎地4号秦墓出土木牍。

30、1977年,甘肃酒泉玉门花海出土汉简。

31、1977年,安徽阜阳双古堆汉墓出土木简。

32、1978年,湖北江陵天星观楚墓出土竹简。

33、1978年,湖北隋县曾侯乙墓出土竹简。

34、1978年,青海大通县上孙家寨出土汉简。

35、1979年,四川青川战国秦墓中出土更修田律木牍。

36、1979年,江西南昌东吴高荣墓出土简牍。

37、1979年,甘肃敦煌马圈湾出土汉简1217枚、帛书1件,这是敦煌汉简的又一次大发现。

38、1981年,甘肃省酥油土汉代烽燧遗址处採集到汉简。

39、1980~1989年,汉长安未央宫发现简牍。

40、1981~1989年,湖北江陵九店楚简出土。

41、1983年底至1984年初,湖北江陵张家山三座汉墓出土大批竹简。

42、1984年,安徽马鞍山东吴朱然墓出土木简。

43、1986年,甘肃天水放马滩出土秦简。

44、1986年,湖北江陵岳山发现秦牍。

45、1986~1987年,湖北江陵秦家咀三座楚墓中出土竹简。

46、1987年,湖北荆门包山楚墓出土竹简竹牍,这是楚简的一次大发现。

47、1986~1988年,在敦煌进行文物普查获得汉简。

48、1987年,湖南张家界古人堤遗址出土简牍。

49、1987年,湖南慈利楚墓出土大批竹简。

50、1989年,湖北云梦龙岗秦墓发现简牍。

51、1990年,甘肃敦煌清水沟发现汉简。

52、20世纪90年代初,湖北江陵扬家山秦墓发现竹简。

53、20世纪90年代初,湖北江陵高台汉墓发现木牍。

54、1990~1992年,甘肃敦煌悬泉置遗址出土大批汉简及帛书、纸文书,这是敦煌汉简的又一次大发现,且是敦煌汉简的空前大发现。

55、1992年,湖北沙市萧家草场汉墓出土竹简。

56、1993年,江苏连云港市尹湾汉墓简牍出土,这是汉简的又一次重大发现。

57、1993年,湖北江陵王家台秦墓出土简牍。

58、1993年,湖北沙市周家台秦墓出土简牍。

59、1993年,湖北荆门郭店楚简出土,这是楚简的又一次重大发现。

60、1994年,上海博物馆收藏了大批购买於香港的战国楚简。

61、1994年,河南新蔡葛陵楚墓出土简牍。

62、1996年,湖南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纪年简牍出土。

63、1999年,湖南沅陵虎溪山出土大批汉简。

64、2000年,湖北随州孔家坡汉墓出土简牍。

65、2002年,湖北龙山里耶出土大批秦简。

66、2002年9月~2003年1月,湖北枣阳九連墩楚墓出土大批竹简。

67、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历年收购入藏简牍269枚。

已发现的简帛,其主体是战国、秦、汉和三国这一段时期的简帛,而后时的发现相对要少得多。另外,在台湾、日本、朝鲜等海外,也时有简牍的发现,此不赘述。

据我们粗略统计,20世纪初以来出土的简帛总共达20万枚(件)左右,总字数达600~700万。这一数字是十分惊人的,是原来完全想象不到的。

“凡一种学问能扩张他研究的材料便进步,不能的便退步。”这是著名学者傅斯年先生的至理名言。(傅斯年《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载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一本第一分册,民国17年。此文另可见:《中国现代学术经典·傅斯年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傅斯年学术文化随笔》,中国青年出版社,2001年版。)简帛出土越来越多,其巨大的研究价值也越来越显现出来,从事社会科学研究,乃至自然科学研究,如果对这批材料不闻不问,如果不关注出土简帛文献的历史与研究现状,要想从事与简帛文献相关的学科的教学研究,如从事文献学、历史学、语言学、文字学、哲学、文学、法律学、军事学、文书档案学、书法学、民俗学、经济学、中医药学等学科的科研教学(特别是这些学科史的科研教学),那是非常危险的,也必然是科研教学的落伍者和不称职者,而最终被淘汰。这並非危言耸听!

第二节简帛重点材料介绍

由於出土简牍帛书的批数很多而大多较零散,故若要进行瞭解和研究,必须

要首先瞭解其中的主要材料、重点材料,特别是要瞭解现已公佈的重点材料。

一、楚简

(一)信阳楚简

有关材料可见:河南省文物研究所《信阳楚墓》,文物出版社,1986年版。此书图版和释文均全。

(二)望山楚简

望山楚简的材料可见: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中文系《望山楚简》,中华书局,1995年版。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中文系《江陵望山沙塚楚墓》,文物出版社,1996年版。二书有关竹简方面的内容有所不同,故最好一並使用。

(三)曾侯乙墓竹简

这批竹简的文字材料可见:文物出版社1989年出版的《曾侯乙墓》一书中的《附录一曾侯乙墓竹简释文与考释》(作者裘锡圭、李家浩)。该墓所得文字资料除竹简外,还有钟、磬铭文6000字。故该墓文字资料十分丰富,是自西晋发现汲冢书之后的一次空前发现。

(四)九店楚简

九店楚简的材料可见:科学出版社1995年出版的《江陵九店东周墓》,和中华书局2000年出版的《九店楚简》。以上二书后者的释文为佳,后者在简序的编排方面和文字的释读方面,都优於前者。

(五)包山楚简

包山楚简材料可见以下二种:一是《包山楚墓》(文物出版社,1991年版),内中公佈了有关简牍内容。同年,文物出版社又以《包山楚简》为题,印行了有关简牍的单行本。二是陈伟《包山楚简初探》,武汉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六)郭店楚简

郭店楚简材料可见:荆门市博物馆《郭店楚墓竹简》,文物出版社,1998年版。

(七)上海博物馆藏楚简

目前公佈了第一函:马承源主编《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一)》,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一函的内容如下:《孔子论诗》,《 衣》(《缁衣》),《性情论》。

(八)《战国楚竹简汇编》

散见的战国楚简材料,《战国楚竹简汇编》一书整理研究最为善。编著者是商承祚先生,由齐鲁书社1995年出版。该书共搜楚简7种:1、《信阳长台关一号楚墓竹简第二组遣策》。2、《长沙仰天湖二五号楚墓竹简遣策》。3、《江陵望山二号楚墓竹简遣策》。4、《长沙五里牌四0六号楚墓竹简遣策》。5、《信阳长台关一号楚墓竹简第一组文章》。6、《江陵望山一号楚墓竹简疾病杂事札记》。7、《长沙杨家湾六号楚墓竹简》。以上“1”、“3”“5”、“6”四种,上文介绍的《望山楚简》、《江陵望山沙塚楚墓》和《信阳楚墓》三书内容已包

含之,但三书有关发掘报告方面的内容要多得多,並且,它们在释文方面也有不同。

二、秦简

(一)睡虎地秦墓竹简

内容有下列10种:《编年计》,《语书》,《秦律十八种》,《效律》,《秦律杂抄》,《法律答问》,《封诊式》,《为吏之道》和《日书甲种》、《日书乙种》。

以上材料可见: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睡虎地秦墓竹简》(线装本),文物出版社,1977年版。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睡虎地秦墓竹简》(32开平装本),文物出版社,1978年版。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睡虎地秦墓竹简》(8开精装本),文物出版社,1990年版。线装本和平装本均未收《日书》。平装本用简体字排印,无图版。精装本收了《日书》,为全本,用繁体字排印,附图版,在释文上也优於前二者。

(二)青川木牍

其释文材料还可见:李均明、何双全《散见简牍合辑·四川青川县郝家坪50号秦墓木牍》,文物出版社,1990版。

(三)龙岗秦墓竹简

内容主要为“禁苑”类律令。该批材料可见:刘信芳、梁柱《云梦龙岗秦简》,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中国文物研究所、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龙岗秦简》,中华书局,2001年版。以上二书后者晚出转精,较前者为善。

(四)周家台秦简

简文内容可分三组,甲组简为二十八宿占、五时段占、五行占,和秦始皇三十六年、三十七年月朔日干支及月大小等;乙组简为秦始皇三十四年全年日干支;丙组简为医方、祝由术、择吉避凶占卜、农事等。木牍内容为秦二世元年曆谱。整理报告对简牍内容进行了归併调整,分为《曆谱》、《日书》、《病方及其它》三类。关於这批材料,可详:湖北省荆州市周梁玉桥遗址博物馆《关沮秦汉墓简牍》,中华书局,2001年版。

三、两汉简帛

两汉简帛内容最为丰富多彩,不光有大量文书,而且有大量书籍,也是现已公佈的简帛材料中最为多者。

(一)居延汉简(含新简)

这里所说的“居延汉简”,既指1927~1930年中、瑞西北考察团所得之居延汉简,也包括1972~1982年所出之居延汉简,即“居延新简”。

“居延汉简”和“敦煌汉简”都是汉代在西北屯军的有关屯戍档案,发掘的数量颇丰,但可惜这些简牍很多都是零篇残简。一个世纪以来,发表的有关研究成果很多。

据研究,“居延汉简”和“敦煌汉简”的写成年代,在西汉中后期至东汉中后期间,即公元前一世纪初至公元二世纪中叶。

中、瑞西北考察团所得之居延汉简的有关主要材料可见:劳榦《居延汉简考释——释文之部》,商务印书馆,1949年版;劳榦《居延汉简——图版之部》,(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专刊之二十一,1957年初版,1977年再版;劳榦《居延汉简——考释之部》,(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专刊之四十,1960年初版,1986年再版;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居延汉简甲编》,科学出版社,1959年版;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居延汉简甲乙编》,中华书局,1980年版;谢桂华、李均明、朱国炤《居延汉简释文合校》,文物出版社,1987年版。简牍整理小组《居延汉简补编》,(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专刊之九十九,1998年版。其中,《居延汉简甲乙编》材料最丰;《居延汉简释文合校》无图版,但此书是对《居延汉简甲编》、《居延汉简甲乙编》和《居延汉简——考释之部》的合校;《居延汉简补编》的主体是根据从美国接收回来的居延汉简实物进行整理研究的成果,故以上三书配套而用则甚好。

“居延新简”已公佈的有关材料可见: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甘肃省博物馆、文化部古文献研究室、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居延新简——甲渠候官与第四燧》,文物出版社,1990年版;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甘肃省博物馆、文化部古文献研究室、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居延新简——甲渠候官》,中华书局,1994年版。文物本为32开平装本,简体字横排;中华本为16开精装本,繁体字竖排,还附有图版和遗址地图,故后者为佳。另可见: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薛英群、何双全、李永良注《居延新简释粹》,兰州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这虽是一个选本,但注释较好。

(二)敦煌汉简

20世纪初至80年代,在河西疏勒河流域汉代边塞烽隧遗址中陆续出土的汉代简牍材料,即敦煌汉简材料,基本上都集中於《敦煌汉简》一书。该书所搜集的敦煌汉简共2484枚,包括:斯坦因第二次中亚探险考察所得708枚、第三次中亚探险考察所得189枚,1920年周炳南在敦煌小方盘城附近掘得的17枚,1944年前西北科学考察团所得49枚,1977年在玉门花海农场所得91枚,1979年在敦煌小方盘城以西的马圈湾所得1217枚,1981年在敦煌酥油土所得76枚,1986~1988普查所得137枚。

《敦煌汉简》一书有两个本子:一是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敦煌汉简》,中华书局,1991年版。此书为8开精装本,附图版,繁体字竖排。一是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敦煌汉简释文》,甘肃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此书为32开平装本,无图版,简体字横排。

有关敦煌汉简的材料还可见:罗振玉、王国维《流沙坠简》,罗氏宸翰楼影印本,及中华书1993年影印本。张凤《汉晋西陲木简汇编》,上海有正书局,1931年版。林梅村、李均明《疏勒河流域出土汉简》,文物出版社,1984年版。

(三)武威汉简

三个《仪礼》写本,共九篇。简本《仪礼》不同於郑玄注《仪礼》本,与大戴本、小戴本的编次也不同。今文《仪礼》共分大戴、小戴和庆氏三家,简本可

能就是失传了的庆氏本。整理小组将这三个《仪礼》写本别称为甲本、乙本、丙本,其中甲本七篇,乙本和丙本各一篇,故它们都非《仪礼》全帙。它们各自的篇目如下:

甲本:一、《士相见之礼》;二、《服传》;三、《特牲》;四、《少牢》;

五、《有司》;六、《燕礼》;七、《泰射》。乙本:《服传》。丙本:《丧服》。该墓还发现了一些有关日忌和杂占的木简共11枚。

另外,同年秋天,又在18号汉墓中发现了“王杖”木简10枚,内容为关於王杖授受之律令。与此同时,还在22号墓、23号墓、15号墓发现柩铭文字。另外,1957年夏在4号墓中也发现了枢铭文字。

人们称以上这些在武威县磨咀子发现的汉简为“武威汉简”,其主体当然是6号墓中的三个《仪礼》写本。

有关材料可见:以“考古学专刊乙种第十二号”名义出版的甘肃省博物馆、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武威汉简》,文物出版社,1964年版。

(四)银雀山汉墓竹简

这批竹简拟分三函出版,但至今只由文物出版社出版了第一函,即银雀山汉简整理小组《银雀山汉墓竹简〓壹〔》,分1975年线装本和1985年8开精装本两种,其中精装本为优。内容如下:

《孙子兵法》。《孙膑兵法》。《尉缭子》。《六韬》。《守法守令等十三篇》。《晏子》。

这批材料还出过些单行本,如:《孙膑兵法》1975年曾出过一个通俗本,张震泽《孙膑兵法校理》(中华书局,1984年版。此书编入《新编诸子集成》第一辑。《孙子兵法》也有好几个出版社出过单行本。

(五)武威汉代医简

一般简称为“武威医简”。这批医简属方剂书,估计是墓主人长期临床实践经验的总结性记录。共载方剂三十多个,包括内科方、外科方、妇科方、五官科方、针灸科方,及其它科目的方剂,涉及临床医学、药物学、针灸学以及一些其它医学学科有关材料可见:甘肃省博物馆、武威县文化馆《武威汉代医简》,文物出版社,1975年版。

(六)定县汉简

又称“定州汉简”。经整理,初步认定定县汉简有以下诸种文献:《论语》、《文子》、《太公》、《儒家者言》、《□安王朝王凤二年正月起居记》、《日书》等。已公佈者为《论语》、《文子》、《儒家者言》三种:

《论语》有关简本《论语》的材料可见: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定州汉墓竹简整理小组《定州汉墓竹简〈论语〉》,文物出版社,1997年版。

《文子》有关材料可见: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定州汉墓竹简整理小组《定州西汉中山怀王墓竹简〈文子〉释文》,《文物》1995年12期。

《儒家者言》有关材料可见《文物》1981年8期所载二文:定县汉墓竹简整理组《〈儒家者言〉释文》;何直刚《〈儒家者言〉略说》。

(七)马王堆汉墓帛书

帛书大都是失传两千年的佚书,内容涉及古代思想、历史、军事、天文、地理、医学等方面,共约12万多字,包括近50种古籍,其中六艺类10种,诸子类10种,兵书类3种,术数类8种,方技类15种(其中4种为简牍),另有帛图2种(《长沙国南部地形图》和《驻军图》)。帛书整理小组按其性质分编为六函,现已公佈三函,即第壹、叁、肆函,另有少数公佈材料散见於一些刊物。现先分别介绍这三函材料,然后介绍个别散见材料:

1、《马王堆汉墓帛书[壹]》:

《老子甲本》和《老子乙本》。

在《老子甲本》之后还抄有四种古佚书,人们常把它们统称为《老子甲本卷后古佚书》,这四种分别是:《五行》、《九主》、《明君》、《德圣》。

在《老子乙本》之前也抄有四种古佚书,人们常把它们统称为《老子乙本卷前古佚书》,这四种分别是:《经法》、《经》、《称》、《道原》。

第壹函材料可见:国家文物局古文献研究室《马王堆汉墓帛书[壹]》,文物出版社,1980年版,8开精装本。之前,文物出版社1974年还出版过线装本《老子甲本及卷后古佚书、老子乙本及卷前古佚书》。另外,该社1976年还出过两个32开平装单行本,即《马王堆汉墓帛书老子》和《马王堆汉墓帛书经法》。海外也出过一些本子,如:《马王堆帛书老子甲乙本》,(日本)东京堂出版社,1977年版;《马王堆老子》,(日本)明德出版社,1977年版;《帛书老子》,(台北)河洛图书出版社,1975年版。以上诸本,以文物出版社1980年8开精装本为佳。

2、《马王堆汉墓帛书[叁]》:

此函含两种:《春秋事语》和《战国纵横家书》。

第叁函资料可见:马王堆汉墓帛书整理小组《马王堆汉墓帛书[叁]》,文物出版社,1983年版,8开精装本。之前,文物出版社於1978年曾出版过线装本《马王堆汉墓帛书[叁]》,於1976年出过32开平装单行本《马王堆汉墓帛书战国纵横家书》;台北河洛出版社1977年出版过《帛书战国策》。以上诸本,以文物出版社1983年精装本为优。

3、《马王堆汉墓帛书[肆]》:

此函为佚医书,卷帙有两万多字,内容十分丰富,包括中医药基础理论、临床医学、药物学、针灸学、房中、气功、保健,以及其它一些医学学科。

含十五种(都应该是汉以前的作品):

《足臂十一脉灸经》、《阴阳十一脉灸经甲本》和《阴阳十一脉灸经乙本》。均为古经脉学著作。

《脉法》、《阴阳脉死候》。为古诊断学著作。

《五十二病方》。是我国现已发现的最古医方著作。

《养生方》、《杂疗方》。二书为方剂书,讲养生方术,时杂房中、咒禁内容。

《十问》、《合阴阳》和《天下至道谈》。此三种是现在能见到的最早的也是保存得最完好的《汉书·艺文志》所载的“房中”一类性医学著作。

《却穀食气》是现在能见到的最早的气功文献。

《导引图》是现存最早的导引图谱。

《胎产书》专论有关胎产的禁忌。

《杂禁方》为咒禁方术书。

以上第肆函资料可见:马王堆汉墓帛书整理小组《马王堆汉墓帛书[肆]》,文物出版社,1985版,8开精装本。另外,文物出版社於1979年出版过一个32开平装单行本《五十二病方》,包括以下五种:《足臂十一脉灸经》、《阴阳十一脉灸经甲本》、《脉法》、《阴阳脉死候》、《五十二病方》。

4、马王堆汉墓帛书散见材料:

1)有关《周易》的材料,分为经和传两部分,包括两件帛书,第一件帛书书写经文六十四卦和传文《二三子问》(分为上、下两篇),第二件帛书书写传文《繫辞》、《易之义》、《要》、《缪和》、《昭力》。

帛书《周易》经文的有关材料可见:《文物》1984年3期所载以下三文:马王堆汉墓帛书整理小组《马王堆汉墓帛书〈六十四卦〉释文》;张政烺《帛书〈六十四卦〉跋》;于豪亮《帛书〈周易〉》(遗作)。

帛书《周易》传文的有关材料可见:《繫辞》有关材料可见:陈松长《帛书〈繫辞〉释文》,载《道家文化研究》第三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作者曾於1992年在《马王堆汉墓文物》一书中将帛书《繫辞》连同图版一併刊佈,1993年文是进行进一步修改后的结果。《二三子问》、《易之义》、《要》这三种有关材料可见:陈松长、廖名春《帛书〈二三子问〉、〈易之义〉、〈要〉释文》,载《道家文化研究》第三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缪和》、《昭力》二种内容至今未公佈全文,有关内容可见:廖名春《帛书〈缪和〉、〈昭力〉简说》,载《道家文化研究》第三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

2)《刑德》。属兵书类文献,共分甲、乙、丙三篇。有关材料可见:陈松长《马王堆帛书〈刑德〉》,载《马王堆汉墓文物》,湖南出版社,1992年版。3)《相马经》。是鉴定马优劣的实践经验的总结。有关材料可见:《文物》1977年8期所载:马王堆汉墓帛书整理小组《马王堆汉墓帛书〈相马经〉释文》;谢成侠《关於马王堆汉墓帛书〈相马经〉的探讨》。

《五星占》。这是世界上现存最早的天文学著作,属术数类文献。有关材料可见:马王堆汉墓帛书整理小组《〈五星占〉附表释文》,《文物》1974年11期。

《马王堆汉墓帛书古地图》。有关材料可见:马王堆汉墓帛书整理小组《马王堆汉墓帛书古地图》,文物出版社,1977年版。

《马王堆汉墓帛书彗星图》。有关材料可见:席泽宗《马王堆汉墓帛书中的彗星图》,《文物》1978年2期。

《式法》。属《日书》类术数文献,此书过去曾称之为《阴阳五行》或《篆

书阴阳五行》。有关材料可见:马王堆汉墓帛书整理小组《马王堆汉墓帛书〈式法〉释文摘要》,《文物》2000年7期。不过此文只公佈了其中一部分内容。马王堆汉墓帛书还未公佈的材料有7种,它们是:六艺类:《丧服图》,此佚帛图上有一段说明丧服制度的文字。术数类:《阴阳五行》甲篇;《阴阳五行》乙篇;《出行占》;《天文气象杂占》,又称《天文云气杂占》;《木人占》;《太一将行图》,此佚帛图上有一段说明丧服制度的文字,或称《社神图》、《神祇图》、《太一避兵图》、《太一出行图》。

(八)阜阳汉简

内容包括:《苍颉篇》、《诗经》、《周易》、《年表》、《大事记》、《万物》、《作务员程》、《行气》、《相狗经》、《刑德》、《日书》等。已公佈者有《苍颉篇》、《诗经》、《万物》:

《苍颉篇》。这是《苍颉篇》亡佚近千年后最大的一次发现。有关材料可见:文物局古文献研究室、安徽省阜阳地区博物馆阜阳汉简整理组《阜阳汉简〈苍颉篇〉》,《文物》1983年2期。

《诗经》。有关材料可见:胡平生、韩自强《阜阳汉简诗经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

《万物》。是类似本草性质的书(惜残损太多)。有关材料可见:文化部古文献研究室、安徽阜阳地区博物馆阜阳汉简整理组《阜阳汉简〈万物〉》,《文物》1988年4期。

(九)江陵张家山汉简

20世纪70年代以来,在湖北省江陵多次发现汉简,一般多称这里发现的汉简为“江陵汉简”。迄今为止,以1983年底至1984年初,在江陵张家山第247号、249号和258号三座西汉前期的墓葬里发掘的简册为最丰,达1000多枚,内容包括法律、医学、天文、遣策等。以上三座汉墓中,又以247号墓所出简为最多,现该墓竹简已公佈,内容如下:

《曆谱》。所记是汉高祖五年(公元前202年)四月至吕後二年(公元前186年)后九月间各月朔日干支,是目前已知年代最早的西汉初年的实用曆谱。

《二年律令》。是吕後二年施行的法律。简文包含了汉律的主要部分,含27种律和1种令:贼律、盗律、具律、告律、捕律、亡律、收律、襍律、钱律、置吏律、均输律、传食律、田律、□市律、行书律、复律、赐律、户律、效律、傅律、置后律、爵律、兴律、徭律、金布律、秩律、史律、津关令。

《奏谳书》。法律文书,为春秋至汉初议罪案例的汇编,是供官吏工作参考或学吏者阅读应用的文书。

《脉书》。医书,全书内容分作两部分,一是各种疾病名称共六十余种,依据从头到足次弟排列;二是叙述人体经脉走向及所主病症。

《引书》。医书,是专门讲导引、养生和治病的著作。

《筭(算)数书》。这是迄今为止见到的我国最早的算数书,早於《九章算术》。是一部数学问题集,共有以下69个章题,如:相乘、分乘、乘、增减分、

分当半者、分半者、约分、合分、径分……。

《盖庐》。兵书。

遣策。共有简41枚,记载各种随葬品。

以上材料可见:张家山二四七号汉墓竹简整理小组《张家山汉墓竹简[二四七号墓]》,文物出版社,2001年版;彭浩《张家山汉简〈算数书〉注释》,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前者为8开精装本,后者为32开简装本。

(十)尹湾汉简

一般简称“尹湾汉简”。共达19种:

《集簿》。所记为东海郡的行政建置、各类人员、户口、垦田和钱穀出入等方面的年度统计数字,当是东海郡上计的底稿或副本。

《东海郡吏员簿》。所记为东海郡太守、都尉和各县、邑、侯国以及盐、铁官的吏员统计数字。

《东海郡下辖长吏名籍》。所记为东海郡所辖三十八个县、邑、侯国以及盐、铁官的长吏的官职、籍贯、姓名、原任官职及迁、除缘由。

《东海郡下辖长吏不在署、未到官者名籍》。书於一枚木牍的一面。按输钱都内、徭、告、宁、缺(死、免)、有劾、未到官诸项,记载有关长吏的官职、姓名。

《东海郡属吏设置簿》。所记为东海郡太守府现任掾史等属吏的设置情况。

《武库永始四年兵车器集簿》。所记为汉王朝设置在东南地区的一处大型武器仓库的库藏情况。

《赠钱名籍》。记载赠钱者姓名和钱数。

《神龟占、六甲占雨》。属占卜类文献。

《博局占》。亦属占卜类文献。

《元延元年曆谱》和《元延三年五月曆谱》。均为曆谱。

《名谒》。共十枚木牍。

《元延二年日记》。此日记为在预先编制成册的元延二年曆谱上记事。

《君兄衣物疏》、《君兄缯缇中物疏、君兄节司小物疏》。属随葬品清单。

《刑德行时》。是以日干和一日中的时段为依据占测行事的吉凶的文献。

《行道吉凶》。为占卜出门行道方面的文献。

《神乌傅(赋)》。这篇赋用拟人手法,通过雌鸟遭遇盗鸟伤害,临死与雄鸟诀别的故事,表现夫妇之间和母子之间的真挚感情。是现在见到的最早的俗文学作品。

《衣物疏》。木牍一枚,书於正、反两面。是2号墓随葬的衣物清单。

有关材料可见:连云港市博物馆、中国社会科学院简帛研究中心、东海县博物馆、中国文物研究所《尹湾汉墓简牍》,中华书局,1997年版。

四、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纪年简牍

也称“走马楼简”或“三国吴简”。内容十分丰富,从现已释读的部分来看,主要是长沙郡与临湘侯国(县)的地方文书档案,大致可分为:嘉禾吏民田家莂,

司法文书,黄簿民籍,名刺,签牌,纳税、各种赋税与出入仓库(关邸阁)的簿籍,等等。内中有不少原来从未知晓的有关三国吴的历史资料,故十分珍贵。

嘉禾吏民田家莂。是这批简牍中首先得到整理並已公佈了的材料,即《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纪年简牍——嘉禾吏民田家莂》,文物出版社,1999年版。司法文书。记载了一些有关经济案件的审理、申诉、复核的情形与结果。

黄簿民籍。黄簿,即黄籍。

纳税、各种赋税与出入仓库(关邸阁)的簿籍。内容主要是所征收的钱、米、布、豆、皮等。

名刺与签牌的内容也较丰富。

走马楼简牍文字的主体,其字体已是“准楷书”。此外,另有一些字的笔画带有行书的特点,还有一些草书字。

五、散见秦汉六朝简

所谓“散见秦汉六朝简牍”,是指散见的非大批的秦汉六朝简牍。李均明、何双全二先生的《散见简牍合辑》(文物出版社,1990年版)搜集这些散见简牍最为善,共搜29种(这29种中,有些我们在上文实际上已作过介绍。)以上我们对已公佈的简帛重点材料进行了介绍,随着简帛的继续出土问世和整理工作的深入进行,必将还会有不少重要的简帛材料公佈问世,这是在进行简帛研究时必须要随时留心的。比如,马王堆汉墓帛书、银雀山汉墓竹简、居延新简、定县汉简、阜阳汉简、三国吴简、上海博物馆藏楚简等等,都还有不少材料未刊佈於世。又如,慈利楚简、敦煌悬泉置汉简、湖南虎溪山简、里耶秦简等等,都基本上未刊佈其材料。仅就这些已知的出土简帛而言,其数量都是巨大的,自然也是人们期待早日看到的材料。

第三章简帛制度

所谓“简帛制度”,即简帛的规制。“简帛制度”有广狭二义,狭义的“简帛制度”,仅指简帛的形制,即长短大小之制;广义的“简帛制度”,除形制以外,还包括材料、制作、书写、修改、题记、符号等问题。我们这里所说的“简帛制度”是就广义而言的。

第一节材料与书写

一、材料的类别

(一)帛书

帛书是写於丝帛上的文献。“帛书”之帛,是用於书写的丝织品的通称。我国古代丝织业很发达,丝织品的种类也多,今天看来,作为书写材料的帛,可分为绢、缯、缣几类。已知的出土帛书不多。

(二)简牍

简牍的材料,可分为竹与木两大类。

从发掘所见简牍的质地来看,北方多出土木质的,南方多出土竹质的。

对一些出土简牍质材的检测鉴定结果。

书写材料与所书的文献内容往往有关;並且,书写内容不光与木材品种有关,还与木材曲直有关。

简牍的竹质和木质两类书写材料,除了以上竹与木两类以外,还有以其它质材。

二、材料的制作

(一)帛书的制作

(二)简牍的制作

简牍从原材料到成品,其制作要比帛书複杂得多。简,是竹片,牍,是木片,要真正成为书写材料竹片和木牍,需要完成几道工序:

1、选材。

2、析治。

3、杀青,

4、编联。一道编,两道编,三道编,四道编,五道编。契口。书绳。先编后书与先写后编。

三、文献的书写

根据需要,一般分为一人执笔书写和多人执笔抄写。

简帛的容字情况。

文献修改问题:削改、涂改、添写。

四、书写工具

简帛的书写工具包括:笔、刀、墨、砚、研石。笔,就是毛笔。刀,就是书刀。墨,就是书写颜料。砚,就是砚台,字也作“研”。研石,就是磨制墨的工具。

(一)毛笔

(二)刀

(三)墨

(四)砚和研石

第二节形制与名称

这里所说的简帛“形制”,指简帛的长短大小之制,也就是狭义的简帛“制度”。下面先讨论帛书,然后再重点讨论简牍,因为简牍的形制问题要比帛书複杂得多。在讨论简牍时,一並谈谈其有关的一些名称。

一、帛书的形制

二、竹木简的形制

简牍的形制问题,主要是指竹简、木简的长度问题,故这里我们径称“竹木简的形制”。

简牍有无统一的形制,即有无整齐划一的狭义的“制度”(主要指长度),对这一问题,有不少学者发表过意见。我们这里只讨论书写一行字的竹简木简。

关於简牍的形制问题,主要集中在简的长度这一问题上,因为简的宽度和厚度比较清楚(指写一行字的简),即宽多在0.8厘米左右,厚多为0.1~0.2厘米。简牍的长短形制並无从周秦到隋唐都固定不变的尺寸常规,但其中也有一定的规律,其规律为:表示内容意义重大者用长简,表示内容意义较轻者用短简,表示意义一般者用中等长度简,中等长度简为常规简。以当时的尺度为计,战国楚简的常规简可能为2尺,秦汉时代的常规简为1尺;楚简秦汉简的长简达3尺,短简则只有几寸。战国、秦、西汉、新莽的1尺约合今23.1厘米,东汉的1尺约合今23.75厘米,三国、西晋的1尺约合今24.2厘米,东晋的1尺约合今24.5厘米。

战国楚简:遣策类简、书籍类简和记事性文书简的长度。

秦汉简:遣策类简、书籍类简和记事性文书简的长度。

秦汉简中还有大量的律令类简和曆谱类简的长度。

当时1尺长的简最为常用而属於常规简的原因。实际上,这是由书写的便捷性决定的,与人手臂的长度有关。《说文·尺部》:“尺,十寸也。人手却十分动脉为寸口,十寸为尺……周制寸、尺、咫、寻、常、仞诸度量,皆以人之体为法。”

木牍和竹牍的形制问题。

“尺牍”一词的来源。《后汉书·北海靖王兴传》:“及寝病,帝驿马令作草书尺牍十首。”李贤注:“《说文》云:‘牍,书版也。’盖长一尺,因取名焉。”

三、简牍的有关名称

从称谓的角度来看,根据各种简牍的不同形制和用途,除了上文已谈过的以外,主要还有以下一些名称:

1、札。又称“牒”。

2、两行。

3、方。

4、觚。

5、削衣。

6、检。又称“封检”。

7、楬。是一种起标识作用的简牍。 8、笺。又作“牋”、作“椾”。

9、符、传、棨。 10、檄。

第三节题记与符号

简牍帛书上的笔墨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部分:一、正文文字。二、标题,编次,目录,尾数,叶数(即页码)。三、重文号,章句号,句读号,分隔号等。这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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