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7卷第1期 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Vol.27No.12007年1月 Journ al of S outh-Cen tr al Un 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 (Hu man ities and S ocial Sciences ) J an.2007
20世纪80年代以来土家族织锦文化研究综述
冉红芳
(中南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湖北武汉430074)
摘 要:本文对近20年来的土家族织锦文化研究进行了比较全面、系统的总结,力求反映20世纪80年代以来土家族织锦文化研究全貌,并为进一步开展土家族织锦文化研究提供参考和借鉴。
关键词:土家族;织锦文化;研究综述
中图分类号:C91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433X (2007)01-0022-04
土家族织锦文化是土家族妇女集体智慧的结晶,也是几千年来土家族传统文化的积淀。本文对近
20年来国内土家族织锦文化研究的成果加以归纳和总结,为关心这一研究的学者进一步开展土家族织锦文化研究提供参考和借鉴。
一、土家族织锦文化的宣传介绍
1.20世纪80年代的宣传。土家族织锦的宣传介绍,较早见于田顺新在1980年10月28日的《团结报》上发表的《土家族的“西兰卡普”》一文,然后引起了国内一些记者、学者的注意。如黄河、尹素卿、邓辉、瞿边等陆续在《民族文化》、《中央民族学院学报》、《历史知识》、《人民日报?海外版》等刊物进行报道。这些文章虽然只是简要地介绍了“西兰卡普”的土家语义、传说故事、源流、种类及其用途,但却使之开始作为艺术展品走出国门。
2.新世纪的宣传。时隔近20年,新世纪对土家织锦的介绍由当年的16K 变成了今天的A 4纸,有一种大气的感觉,并用唯美的新视角全方位地介绍了土家族织锦。田大年的《湘西土家锦:山里女人的美丽梦想》一文中,借用史料依据,用优美的文笔描述了土家锦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唐荣沛在《西兰卡普——土家族民族工艺中的一朵奇葩》中运用竹枝词展现一幅幅生动鲜活的土家织锦。另外,中新社湖北新闻网(http :w ww .hb .chinanew s .com .cn )2003年11月23日报道:唐洪祥在来凤创办土家族织锦村,成为我国土家族聚居地规模最大的西兰卡普织锦基
地和湖北省唯一的一家西兰卡普专业厂家。2003年10月,唐洪祥的女儿唐华、儿子唐山应法国高级时装公会的邀请,参加了在巴黎文化中心、卢浮宫举办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服饰文化展览,并向各国贵宾现场表演古老的西兰卡普织锦工艺,得到了中法文化年组委会的赞赏。中国民族博物馆为此特地收藏土家织锦“土家女儿会”一幅和一台有40年历史的木织机。大型织锦“土家女儿会”还获得国家知识产权局颁发的专利证书。此外,还有20多个土家族织锦的网站先后报道了新一代艺人的获奖作品。
二、土家族织锦文化的学术研究
对土家织锦文化研究最早的学者仍是田顺新先生,他的《土家族织锦的历史和传统图案构成色彩的探讨》一文被收录到1985年内部刊印的《土家族研究论文选集》中。尔后,才有了少数学者的关注。近两年在湖北省的高校里掀起了研究热潮。如武汉科技学院的老师们集体选题申报省级课题,在收集资料和实地走访的基础上,分块研究,对西兰卡普的母体符号特征、审美现象学、历史文化性、图案造型特性与应用等方面,多视角进行诠释,以专栏形式刊出。
土家族织锦文化研究主要集中在对“西兰卡普”图案题材特征的分析,探讨织锦文化的内涵及其所折射出的土家族传统文化的审美思想。
1.土家族织锦的名称和解释。西兰卡普是土家族织锦的名称,采取通经断纬的方法,手工挑织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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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2006-03-10
作者简介:冉红芳(1974-),女(土家族),湖北省咸丰县人,中南民族大学硕士研究生,湖北民族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民族文化与社会发展。
成。学者们对土家织锦有两种汉语译音。一是大多数学者认可的“西兰卡普”;二是少数学者汉译的“西郎卡普”。阮璞在《土家族美术史》(节录)文章中有关土家织锦的叙述:“土家铺盖的土家语是“西郎卡普”,分开来说,“卡普”之义为花,“西郎”之义为铺盖。”[1]此外,邓辉[2]、叶德书[3]等学者也认为土家织锦土家语叫“西郎卡普”。
关于“西兰卡普”的解释。吴正纲认为,“西兰”在土家族语言中的意思是被面,“卡普”的意思是花。西兰卡普是土家族语言的汉语译音,其意思是“花被面”[4]。朱世学认为,西兰卡普,汉语译为“土花铺盖”,是土家族民间的家庭手工织锦[5]。田晓波进一步考证,西兰卡普系土家语,即土花铺盖,又称岗巾。分开来说,“西兰”之意为铺盖,“卡普”之意为花,一般的称谓在“花铺盖”上冠以“土”字,无疑的是对这项工艺美术所包涵的丰富的土家族民族特点的一种概括[6]。
2.土家族织锦的源流探讨。其源流探讨主要集中在追溯历史,学者们从时间视角审视了土家族织锦在各大历史时期的踪迹。邵树清从史料文献考究了土家族纺织的历史是随着土家族的形成、发展、迁移和混合而形成[7]。朱世学认为,土家织锦历史至少可以上溯到距今4000多年的古代巴人时期,古代巴人的“玉帛”,秦汉的“布”,三国时期的“土锦”,唐宋时期的“溪布”、“峒布”、“峒锦”,元、明、清土司时期的“土锦”、“斑布”、“花布”等是清雍正改土归流后西兰卡普的源流[5]。此外,田顺新、叶德政、辛艺华等人对这一问题也做了探讨。
3.土家族织锦图案的题材特征。辛艺华认为,土家织锦的图案就是土家人在自然的人化过程中,通过织锦这一特定的感觉形式表现自然并发展积淀为特定的自然审美文化理念[8]。其图案的题材特征研究是土家族织锦文化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通过分析归纳可概括为两方面:一是对图案品种数量的争论;二是对织锦纹样的分类。
对于土家族织锦图案的品种数量,学者有三种看法。一是大多数学者认为还能见120余种传统图案。吴正纲从纺织学的角度,以每幅的图案形式和名称来区分,已见120种[4]。二是部分学者认为传统图案有200多种。朱世学认为,西兰卡普题材广泛,内容几乎涉及土家人生活的方方面面,基本定型的传统图案已达200余种[5]。李敏说,据统计,土家族遗留的传统图案有200多个品种,但现在能收集到的已不足150个品种[9]。三是数量应根据情况来定。据周丽娅调查,西兰卡普定型的传统图案有近120余种,加上现代风情图案和创新图案约有近200余种,但能够织出的传统图案只有约80种[10]。辛艺华、罗彬根据黎直义先生提供的材料,认为土家织锦分为八大类并列出了138种图案名称[8]。
土家织锦的纹样分类,也有三种分法。一是大部分学者认为可以分为八类。如辛艺华认为土家织锦丰富,可以分为花草类、鸟兽类、家具用具类、钩花类、天象类、意象吉祥类、字花类、地舆类[8]。其他学者也有着同样的分法,只是命名有所不同,如花草类称为植物类,鸟兽类称为动物类等。二是部分学者认为可分为六大类。周丽娅归纳,图案题材有自然万物之像、各种风俗神话传说、几何图形、原始象形文字、生活用具和现代题材图案等六类[10]。三是少数学者认为分为两大类。田少煦从艺术风格上分为:一类是清代“改土归流”以前原始古朴的传统纹样,这种纹样大多有土家语的名称,占土家织锦纹样的大部分;另一类是“改土归流”以后的衍生纹样,它们明显受到汉文字和吉祥纹样的影响[11]。向渊泉[12]、向龙[13]也将它分为两类:一类为抽象图案,由几何图形构成;另一类为具象图案,以动植物、器物、日常活动、故事等为题材,以概括的表现手法将图形装饰在人们的生活中。另外,邵树清对纹样分法别具一格。他从历史的角度分为汉代的云气纹、动物纹、几何纹、文字;北朝的树纹、菱花纹;唐代的对称纹、团窠纹、散花;明代的折枝、缠枝、几何纹;清代的五点梅、吉祥图案等传统形式[7]。
4.土家族织锦纹样的民俗内涵与文化意蕴。土家织锦独具匠心的表现手法和歌颂内容,表达了土家族人民对生命的讴歌和对生活的希冀。田少煦从空间层次品评了土家织锦独特的物态形式、民俗活动和精神心态。将传统的土家锦艺术内涵试图与土家族的历史文化、民族风俗和审美意趣进行分析、论证。分析了“窝毕”、“仆兹”、“台台花”和系列勾纹的文化内涵。认为“窝毕”的文化内涵是由于图腾崇拜这种精神活动的产物,是土家族部分先民古老的龙图腾在土家锦上的反映。认为“台台花”是由“水波浪”、“补必合”(小船花)和人面纹组合而成的喻意图案,与“人类起源”的传说是一脉相承的。由于赋予了特殊的内涵,这一组合图案专用于小孩的盖裙,作为保护小孩的吉祥物。另外,对土家锦中最具特色、最具代表性和使用最广的“勾状”纹样,根据走访调查和史料依据考察,他认为勾纹系列纹样是对古文化不同程度的吸收、扬弃和变异后进行的综合性再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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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的结果[11]。
随后叶德书认为,勾状纹样的内涵反映的是土家族在我国民族大家庭中所表现的团结、平等、互助的民族气质的本色。提出用得很普遍的万字“N”纹样,是取材于织机两边的零件,象征吉祥如意[3]。叶立东进一步论证了万字“N”图纹,认为唐代慧琳的《一切经音义》中的“N”应以右旋(N)为准的说法意见未统一。并从土家族政治经济、艺术和土家人的心理或文化性格三方面,回答了土家织锦中“N”图案的产生是吸收了内地文化中的“N”字,主要是通过佛教的途径在土家族地区广泛传播促成的[14]。辛艺华从土家织锦的纹饰符号分析文化内涵,进一步概括“台台花”是图腾意识崇拜,“船船花”是土家族远古生活的回音,大蛇花(仆兹)、“N”字纹和类似的勾纹是族源的隐喻[8]。此外,苏和平、[15]官汉蒙、[16]单海鹰[17]从不同的视角解读了西兰卡普织锦的文化特征。
5.土家族织锦蕴涵的美学思想。美感似乎是织锦与生俱来的特性。辛艺华、罗彬从土家织锦的自然审美意识、审美形式、审美文化内涵等审美特征进行了阐述。认为土家织锦的形式审美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工艺与技巧,简化与意象变形,本能与象征,冲突与和谐[8]。
张贤根从现象学的视域,以土家织锦为例,对民间工艺展开审美观照,让民间工艺去蔽,从而显现其自身所关切的生存世界[18]。周丽娅认为土家人的“同情同构”的观念,在艺术审美上也是彼此交感互渗的。反映在色彩上表现出强烈的民族心理意识[19]。田少煦、胡万卿分析了土家族独特的色彩观念与用色之谜:“忌白尚黑”之俗。其核心是土家族“忌白”,是“赶白虎”民俗的延伸。“尚黑”之风,是与当地生产黑色的染料和涂料有关[20]。
6.土家族织锦的价值及其变迁。20世纪50年代中期美术史家阮璞先生写作《土家族美术史》时,就肯定了土家族织锦的艺术与实用价值。吴正纲在80年代就已呼吁,西兰卡普是土家族历史文化的积淀物,它在当今社会应获得一些什么样的价值呢?这是未来对于我们的呼唤![4]然而,时隔了14年才有了辛艺华教授的回音。
她在《土家织锦的现代价值变迁》中,主要论述了土家族人价值观念的变迁导致了土家织锦艺术发展的变迁,并认为其变迁的原因不仅是经济因素,而文化的价值取向,才是造成这一民间艺术传承变异的根本因素[21]。此外,朱世学认为西兰卡普不仅体现了物质文化现象所具有的民族性、地域性和时代性,同时还深刻地体现了物质表象特有的精神内涵,并对其实用功能、装饰功能、情感表现功能、财富标志功能、文化传播与吸收功能作了论述[5]。
7.土家族织锦文化与教育研究。土家族织锦文化研究绝不仅仅只是一种纯美术研究,应适应社会发展需要,融入其它的文化载体,才会与时俱进。金晖提出,发掘和重新审视土家织锦,积极开展社区活动,拓展美术课程资源,弥补现代民族美术教育中资源不足的问题,更好地推动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22]。首先在这方面做了尝试。
8.土家族织锦文化的开发利用与保护思考。对土家族织锦文化的开发利用与保护研究,主要集中在文化遗产价值的重要性和如何保护等方面。李敏讨论了鄂西南土家族织锦文化遗产价值的重要性及其历史沿革和当今的现状,阐述了土家织锦艺术对现代视觉艺术创新的影响以及保护所面临的困难和应采取的对策。认为应采取的相关对策有:(1)加强对土家织锦艺术文化遗产保护的认识与宣传。(2)政府制定保护民族文化遗产的相关政策。(3)政府出资保护为数不多的土家族织锦艺人[9]。高磊对土家织锦的发展现状以及未来可持续发展进行了探讨[23]。另外,刘浪、[24]田大年[25]等学者也作出了呼吁。
9.土家族织锦文化的艺人介绍。土家族织锦文化是土家族艺人的结晶。在这些艺人的介绍中,主要是对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土家族织锦名家叶玉翠坎坷一生和对织锦艺术执着追求的介绍。叶德政从主观因素和客观因素分析了她的成才之路,认为她为后人留下了一份精神财富[26]。在叶玉翠的自述《我的土家织锦艺术生涯》中,讲述了自己悲惨的命运和解放后自己亲手挑织的织锦作品走出了国门,拍成了电影,赢得了荣誉,实现了梦想。
三、余论
通过对近20年来土家族织锦文化的分析与总结,我们看到,这一研究已经引起许多学者的关注,并成为土家族研究的又一热潮。但是面对当前社会的发展,仍需整合力量开展更为深入的、细致的研究,不断推陈出新。
正如何新所说:这“是对一个民族的民族心理、民族文化和民族历史最深层结构的研究——对一种文化之根的挖掘和求索。”[27]因此,在今后的研究中还有待加强没有涉及或是研究不够的方面。(1)应重视实际价值和传统的继承与变通的辩证关系。由于大多数文章着重于从单纯艺术与美学的角度对土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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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织锦作一般的考察,很少就现实问题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2)应秉承传统风格,合理开发设计。在市场化的运作时,不能因为畅销市场,而冲淡了土家织锦的原有风味,如果失去了传统也就失去了创作的根本。(3)重视土家织锦文化的纯艺术与功能主义两者结合研究,才能与时俱进。(4)未有专著问世。只是在相关著作涉及一些介绍性的知识。(5)研究队伍呈散状。有必要尽早成立相关的学会,利于把湘、鄂、渝、黔边的学者整合起来,有利于学术交流和对问题的探讨。(6)重视田野调查。利于织锦资料整理开发利用,利于研究的深入并形成专题成果,也利于文化遗产的保护,还可避免研究的重复。
参考文献:
[1] 阮璞.土家族美术史(节录)[J].新美术:浙江美术学院学报,
1989(1).
[2] 邓辉.土家族的艺术之花“西兰卡普”[J].历史知识,1985(1).
[3] 叶德书.论土家族织锦的构图内涵[J].吉首大学学报,1991
(4).
[4] 吴正纲.“西兰卡普”的审美价值[J].湖北少数民族,1987(2);
鄂西大学学报,1987(1).
[5] 朱世学.土家族“西兰卡普”的源流、特点及功能[J].民族论坛,
1994(4).
[6] 田晓波.土家族珍品——西兰卡普[J].档案时空,2004(4).
[7] 邵树清.土家族纺织历史及其织锦风俗特点探微[J].中南民族
学院学报,1990(1).
[8] 辛艺华、罗彬.土家族织锦的审美特征[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
2001(3).
[9] 李敏.鄂西南土家族织锦文化遗产保护[J].中南民族大学学
报,2003(6).
[10] 周丽娅.论西兰卡普图案的艺术特征及应用[J].武汉科技学
院学报,2004(2).
[11] 田少煦.土家织锦纹样初探[J].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9(3).
[12] 向渊泉.土家族传统装饰图案的流传与构成探讨[J].土家学
刊,1999(2).
[13] 向龙,彭华.土家族的传统工艺西兰卡普浅析[J].零陵学院学
报,2002(4).
[14] 叶立东.试论土家织锦的“N”图纹[J].吉首大学学报,1997
(4).[15] 苏和平.土家族工艺文化及其特征[J].天府新论,2000(增
刊).
[16] 官汉蒙.土家族造型艺术与民族审美取向[J].美术观察,2002
(5).
[17] 单海鹰.论土家族民间织锦中动物造型[J].武汉科技学院学
报,2004(2).
[18] 张贤根.民间工艺审美的现象学阐释——以土家织锦为例
[J].武汉科技学院学报,2004(2).
[19] 周丽娅,古怡.土家族织锦艺术意蕴探微[J].装饰,2004(4).
[20] 田少煦,胡万卿.土家族民间工艺的文化内涵[J].深圳大学学
报,2002(6).
[21] 辛艺华、罗彬.土家族织锦的现代价值变迁[J].湖北民族学院
学报,2001(2).
[22] 金晖.土家织锦的特点及其在现代美术教育中的应用[J].湖
北民族学院学报,2002(6).
[23] 高磊.试论土家织锦艺术的传统与未来[J].武汉科技学院学
报,2004(2).
[24] 刘浪,刘英武.秉承传统风格 合理开发设计——土家织锦的
发展现状[J].湖南包装,2004(12).
[25] 田大年.湘西土家锦山里女人的美丽梦想[J].民族论坛,2004
(2).
[26] 叶德政.叶玉翠成才原因的思考[J].土家学刊(内刊),1999
(2).
[27] 何新.诸神的起源[M].北京:三联书店,1986:240.
(责任编辑 田 敏)
A Review of Researches into Tujia Nationality's
Brocade Culture since1980s
R A N H ong-f ang
(Co llege o f Ethnolog y and Socio lo gy,So ut h-Cent ral U niv ersity for N atio nalities,W uhan430074,China) Abstract:T his paper makes a summary of the resear ches into T ujia nationality's brocade culture so as to prov ide so me experiences for later resear cher s to dr aw on.
Key words:Tujia nationality;brocade culture;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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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20世纪80年代小说 【教学目的、要求】： 了解20世纪80年代小说发展脉络和主要作家作品。 【教学重点、难点】： 小说创作潮流与具体作家创作之间的互动关系。 【课时】：6学时 【教学内容】： 一．20世纪80年代小说创作潮流 （一）伤痕文学： 1．概念及代表作品： 伤痕文学是新时期第一个文学思潮，主要是控诉“文革”给人民留下的精神和身体创伤。 1979年11月期《人民文学》发表了刘心武的《班主任》，标志着新时期小说创作的新突破。刘心武《班主任》揭露了文革对宋宝琦、谢惠敏等青少年灵魂的扭曲和精神的伤害，通过他们的畸形性格反映了那个时代的畸形本质，发出了“救救被‘四人帮’坑害了的孩子”的时代呼声。接着卢新华《伤痕》（《文汇报》）1978年8月11日)写“文革”时期的“革命小将”王晓华和“叛徒”母亲的故事。小说从母女感情，即中国人最为注重的伦理感情人手，揭露了“文化大革命”给普通中国人的生活和心灵带来的无法弥合的创伤。其他还有孔捷生《在小河那边》、张洁《从森林里来的孩子》、陈国凯《我应该怎么办》、周克芹《许茂和他的女儿们》、莫应丰《将军吟》等。 2．特征： 现实主义的重新回归－真实性；个人性、情绪性、政治性；情感上的宣泄色彩，政治上的批判色彩；人道主义的回归。 （二）反思文学： 1．概念及代表作品： 反思文学是对建国后社会历史生活，特别是对重大政治事件用艺术形式重新审视文学潮流。对农民悲剧命运的反思：高晓声《李顺大造屋》、《漏斗户主》、《陈奂生上城》、张一弓《犯人李铜钟的故事》、古华《芙蓉镇》；知识分子的精神历程：鲁彦周《天云山传奇》、冯骥才《啊》、张贤亮《绿化树》、张贤亮《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干群关系：王蒙《蝴蝶》、刘真《黑旗》、王蒙《布礼》、张弦《记忆》、茹志鹃《剪辑错了的故事》。 2．特征： 具有更多的理性色彩、历史纵深感和较大思想容量，以深邃的历史意识、批判精神和使命感来对历史进行反思与评价，致力写出人物在特定历史时期与环境中的命运与情感。 （三）改革文学 1．改革文学的兴起与特色： 改革文学侧重反映的是新旧体制转换时期的社会矛盾，记录了改革的艰难及其导致的伦理关系和道德观念的变化。在创作方法上以现实主义为主，注重人物形象特别是改革者形象的塑造。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现代分子生物技术和信息技术的迅速发展，动物基因组计划和动物分子遗传学研究取得了大量的突破性成果，国际上的动物育种已逐渐进入分子水平，从传统的育种方法朝着快速改变动物基因型甚至是单倍体型的方向发展。动物分子育种的理论和技术得到了不断完善，可以预见分子育种在动物中的广泛应用，必将迎来了新的畜牧科技革命，对21世纪世界畜牧业产生巨大的影响。 1．分子育种的理论基础 遗传学从产生起经历了经典遗传学、群体遗传学、数量遗传学、分子遗传学，发展到现在的分子数量遗传学。孟德尔遗传学与数学相结合形成了群体遗传学，通过它来研究孟德尔群体的遗传结构及其变化，即群体基因频率和基因型频率的组成和变化。群体遗传学使孟德尔遗传学由家庭水平发展到了群体水平，而数量遗传学则是群体遗传学和统计学应用于数量性状的产物，是研究群体数量性状遗传与变异规律的科学。分子数量遗传学是分子遗传学与数量遗传学相结合诞生的一门新的交叉学科。分子育种就是以分子数量遗传学的理论和技术为基础发展起来的动物育种方法。 动物育种技术随着遗传学理论与技术的发展而不断进步，经历了从表型和表型值选种，基因型值或育种值选种，发展到目前以DNA分子遗传标记为基础的标记辅助选种、转基因技术和基因诊断试剂盒等的分子育种。 2．动物分子育种 动物分子育种(animal molecular breeding)是利用分子数量遗传学理论和技术来改良畜禽品种的一门新型学科，是传统的动物育种理论和方法的新发展。从目前发展现状来看，它应包括两方面内容：基因组育种(genomic breeding)和转基因育种(transgenic breeding)。其中，基因组育种是在基因组分析的基础上，通过DNA标记技术来对畜禽数量性状座位进行直接选择，或通过标记辅助导入有利基因，通过标记辅助淘汰（marker assisted culling，MAC）清除不利基因等，以达到更有效的改良畜禽的目的。转基因育种则是通过基因转移技术将外源基因导入某种动物的基因组上，育成转基因畜禽新品种（系），从而达到改良重要生产性状（如生长率、遗传抗性等）或非常规性育种性状（如生产人类药用蛋白、工业用酶等）的目标。 由于动物分子育种是直接在DNA水平上对性状的基因型或基因进行选择，因此其选种的准确性会大大提高，克服了传统动物育种方法的缺陷。按照常规育种方法要提高家畜的生产性能，如瘦肉率、产奶量、增重速度、饲料利用率等，人们往往需要进行多代杂交，选优交配，最后培育出高产、优质、人们期望的品种。然而，这种传统的方法存在着品种育成时间长、育成后再想引入新的遗传性状困难大等许多弊端，使带有新性状的品种可能同时也携带有害基因，杂交后有可能会降低原有性状。而分子育种能够克服传统杂交选择法的各种缺陷，具有高效、快速育种的特点，目前已显示出了越来越强大的生命力，必将成为动物遗传育种学科发展的方向和21世纪动物育种的主流。 2.1基因组分析与动物分子育种
20世纪80年代中国人社会心态研究 20世纪80年代正当中国实行改革开放的时候，也是刚刚从文革的恐慌中走出来不久的时候，新的政治体制、经济制度、社会思潮等矛盾不断冲击着社会上的每一个人。1982年1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一个“一号文件”，确立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中国的改革步伐不断的加大，社会中的各阶级的社会心态也不断的在发生着变化。所以对这一时期的国人的心态研究就显得很有必要很有意义了。 社会心态，指的是一个国家、一个社会具有普遍性、代表性的心理倾向和心理特征，反应特定环境中人们的某种利益或要求并对社会生活有广泛影响的思想趋势或方向，它揭示的是特定社会中人们的心理状态。 20世纪80年代，我国面临着两大方面的矛盾对立：改革与保守，开放与封闭。实行改革开放势不可挡，但我们必须重新去认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如何看待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如何看待新的政治体制和经济制度就成为我们必须去面对的一个大问题。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不同阶层的经历和价值观利益观的不同，对这一时期的看法也不同，社会心态也各有不同，我们下面主要是研究中国青年知识分子当时的社会心态。 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在头版头条上刊发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从此思想解放的闸门打开了。从78年到80年，中国的工作重心转移到了经济建设上来，而且思想解放运动的进一步深入，所以人们当时的社会心态就更多的反映在政治文化和社会经济上。当时青年知识分子刚从文革的恐慌中走出来不久，这一时期，迷惘、悲观、怀疑、逆反等情绪瘟疫一样在青年群体中互相感染，造成青年中三种引人注目的现象：一是信教青年急剧增多；二是自杀青年急剧增多；三是偷渡港澳台的青年急剧增多。尽管这些现象只是滞留在少数青年的行为中，但却反映出这一时期广大青年的总体的心态特征——在深感人生缺憾的痛苦中产生的失落感、惶惑感和迷茫感。从他们的这些举动中，可以看得出经过文革的影响的他们，社会心态是厌世和消极的，产生的极度不信任感才致使他们这么做。但是与选择自杀相比，绝大一部分的青年知识分子是在伤口上进行反思的，他们站在现实的角度上逐步形成了积极的自我意识。他们开始唾弃迷信中的误导，用自己的眼睛重新看待人生。 从思想方面来说，当时的中国青年知识分子已经开始去触及以往那些被奉为禁止的东西了。他们的心态开始逐渐变得更包容更开放，对于文艺创作和美学也发生了很大的改变，他们开始追寻人性、人道主义等方面的美。从真理思想大解放的过程中，他们的心态慢慢发生改变，开始用自己的思想去看待问题，改变了文革时期个人崇拜和一刀切的心理。对于中国经济体制和社会主义的理解也没有局限在那些条条框框的理论上。 实行改革开放以来，人们的心态也变得更加的开放和包容起来。开始引进外来先进的科学技术和优秀的文化来促进本国的经济的发展。一直以来社会上流行
第27卷第3期 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6年5月V ol.27,N o.3 Journal of Jishou University(S ocial Sciences Edition) May.2006湘西土家族情歌的语言艺术 Ξ 石雯丽 (吉首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湖南吉首 416000) 摘 要:湘西土家情歌是湘西主要的民间文学样式,它通俗质朴、风趣含蓄、富有韵律、形象生动,具有着浓厚的 艺术氛围。 关键词:湘西;土家情歌;语言艺术特征 中图分类号:I277.2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4074(2006)03-0082-03 作者简介:石雯丽(1968-),女,湖南花垣人,吉首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讲师。 湘西土家情歌是民间文学中最早产生,又一直伴随土家人由远古走向今天的主要民间文学样式。“土司地处万山之中,凡耕作出入,男女同行,无拘亲疏。道途相遇,不分男女,以歌声为奸淫之媒,虽亲夫当前,无所畏避。”[1](P170)湘西土家人“以歌为媒”,自由恋爱自古成习。要想成就一段姻缘,唱歌是必不可少的手段,彼此用歌声表情达意互诉衷肠。“好水洗衣不用槌,好姐连歌不用媒,阵阵山歌架起桥,情哥情姐桥上会。”[2](P50)只要遇到自己心仪的异性,不管是在日常生活或是在特定节日里(如土家社巴节)都会敞开歌喉,尽情表达爱慕之意,思念之情。“青山田园美如画,吊脚楼住毕兹卡,郎如青山妹似花,歌声恋情传佳话。”[2](P51)湘西土家情歌种类繁多,依据男女的相恋过程,可分为动心歌、试探歌、赞美歌、挑逗歌、初恋歌、迷恋歌、相思歌、反抗歌等等种类。湘西土家情歌以丰富多彩的内容、生动形象的措辞、真挚微妙的情感、富有音乐性的声韵等,展现出独特的生活情景及文化风情,因而具有很高的审美价值。下面 从其语言运用角度进行探讨。 一、通俗质朴 湘西土家情歌的语言,多是从口语中提炼出来的结晶,既通俗,又雅致,既质朴,又清新。因此,“其淡语皆有味,浅语皆有致”,平淡中见新奇,浅显里寓深意,质朴中含清新,清新里显质朴。不论是对唱、叙述、还是描写一件事、吟唱一个人,虽然用的都是通俗的口语,却如泥土般纯朴,绿叶上滚动露珠儿般清新感人,犹如“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般平易自然、质朴生动。如: 松柏生在大山坡,常年四季叶不落,一根青藤缠上树,扭来扭去解不脱。[3](P61) 我想阿妹想得呆,粪桶当作水桶抬,菜园当作内房进,衣柜当作大门开。[3](P60) 这些情歌,没有华丽的辞藻,没有风花雪月的描写,有的是湘西土家山区人民常见常听的口语, Ξ收稿日期:2006-04-24
20世紀80年代出生的人，習慣稱之為“80後”。這些人大多是獨生子女，從小便受到社會和父母的特殊關愛。“80後”被認為是生活在幸福中，沒經歷風雨、比較叛逆獨立的一代。也有大多數人認為：他們的心理脆弱、獨立生活能力差，並且自傲，是沒有主義、沒有信仰的孩子，他們生存能力差，眼高手低，社會責任感比較差。但思想個性獨立、叛逆性強、大膽地表現自己，善於自我欣賞。 今天，“80後”已開始走上社會舞臺，有的在大學接受高等教育、有的走上工作崗位，甚至到了談婚論嫁和生育後代的年齡。“80後”有著與上世紀60年代、70年代出生的人迥然不同的群體特徵，因而引發了社會各界的爭議和關注。不少社會學者和教育工作者認為，“80後”正處於中國社會價值觀和行為方式轉型期，在他們身上，存在著不少較為明顯的缺點，但他們的昂然自信、富有創新精神，也是有別於60年代、70年代出生人的鮮明特點。 一、調查結果與分析 （一）核心價值觀：崇尚自由，重視家庭 在所列舉的“成就感、平等、自由、寬容、智慧、負責”六個詞中，23%的人選擇了“自由”，21%的人選擇了“成就感”，17%的人選擇了“寬容”，這說明“80後”是一個崇尚自由，喜歡無拘無束的，渴望實現自我的價值。這與社會對這個群體的評價是一致的。 在家庭、朋友、事業的重要性選擇中，超過50%的“80後”更看重家庭，這說明在市場經濟社會所帶來的文化觀念衝擊下，中國傳統的以家庭為紐帶的集體主義觀念在中國“80後”的青年群體的價值認同中，並沒有過多的被削弱。而在事業重要性的認同上，調查結果並不讓人意外，男女比例分別為34%、15%，男性的事業心較之女性強，更希望獲得工作上的成就感。 （二）擇業觀：個人本位，注重個人發展空間 調查顯示：“80後”的人群在選擇職業的時候更加注重自我價值的實現，即工作並不傴傴是為了金錢了。在選擇工作的態度上，“80後”認為一份滿意的工作最應具有較大的晉升空間，而薪酬待遇位居其次，“根據自己的興趣”和“所處職位的高低”來選擇職業的各占了17%。也就是說，“80後”更注重個人的未來發展機會，而不傴傴唯錢至上。但他們的價值取向多樣化，注重個人本位，比較現實，“80後”工作者會比較少考慮組織的利益。
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灾害、疾病历史地理研究综述 张雷 （云南大学人文学院，昆明，650091） 摘要：20世纪80年代以来关于灾害、疾病史的研究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也有许多不足，本文从几个方面对此进行系统的回顾与梳理，有一定的学术参考价值。 关键词：灾害疾病研究综述 一、以往灾害、疾病史的研究的阶段性发展 关于灾害及救灾的问题自古一直受社会各界的广泛的关注，上世纪20—40年代，他就开始起步了。当时伴随着帝国主义侵略的不断加深和各种自然灾害的肆虐横行，社会矛盾日益尖锐并激化。自然矛盾的刺激，使社会矛盾白炽化，二者交织在一起，让人难辨是天灾还是人祸。就在这样的大背景下，许多学者前辈从不同视角对灾害问题发表过各种见解和看法，涉及到许多方面，现在硕果累累的荒政史研究也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展开的。随着更多的有识之士涉足于这方面的研究，相关论文和专著不断涌现。1937年“七七事变”和抗日战争的开始，使得这种研究被迫中断。此间至1949年新中国成立，相关研究成果寥寥无几。二十世纪50—70年代，是灾害与荒政问题研究的停滞阶段。在1949年后的学术研究中，因为史学研究的侧重点问题和政治环境的影响，此问题一直没有受到重视，从而陷入了停滞，仅在六十年代饥荒时期有极少的几位学者对其进行了关注。“文化大革命”爆发到1979年，灾害史研究成果上一片空白。二十世纪80年代至今，灾害及荒政研究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80年代以后，随着政治环境的日渐好转，人类对自身生存状况的更多关注，对减灾抗灾问题的日趋重视，尤其是1991和1998年两次百年不遇的特大洪水的发生，学界对荒政史又重新给予了关注，并使其迈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此研究的范围日渐扩大、视角逐步拓宽、方法更加多样化、成果也层出不穷，出现了一个新高潮。 但是长期以来，疾病医疗史研究一直是中国史学界所忽视，1980年代中期起，特别是1990年代以来，尽管从社会史的视角对中国历史上疫病的研究开始在海峡两岸逐步兴起，但仍处于草创阶段。关于疾病历史地理研究更是不足，所以疾病史地研究的潜力更大，需要我们历史地理工作者去发掘。 二、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灾害、疾病史研究成果 纵观20世纪80年代以来灾害、疾病史的研究成果，主要在以下方面取得了较为瞩目的成就： 1、对灾害、疾病史问题进行总体把握即对灾害、疾病问题宏观概括，总结其总体特征，历 史角度审视其发展演变的轨迹。 邹逸麟《“灾害与社会”研究刍议》（复旦大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6期）通过大量的史料和前人研究成果从人口、社会经济、社会政治、社会文化等角度，进行研究探讨，认为不同的地区、不同历史条件社会对灾害的反应不同，给我们指出了一个思路。卜风贤、惠富平：《中国农业灾害历史演变趋势的初析》（西北农业大学古农学研究室《农业考古》1997年第3期）对中国农业灾害进行总体的概括，并总结出了在中国农业灾害漫长的历史演变过程中的两条趋势性的规律：一是随着农业生产的发展，农业灾害的发生有增加的趋势，农业生产的发展非但没有使农业灾害的发生减少或降低，反而日渐增多并加剧；其二是中国农业灾害的高发区与中国的主要经济区基本一致，经济发达地区灾害发生的频度往往较高。我们可把前者称之为农业灾害时间分布的趋势性规律，后者称之为农业灾害地域分布的趋势性规律。卜风贤：《中国古代的灾荒理念》（《史学理论研究》2005年第2期）提出对发生在中国古代的灾害和饥荒进行综合研究需要克服诸多困难，并从现代灾荒理念下理解，从古
展，具备工程技术及经济管理、法律等基本知识，获得工程师基本训练，具有较强实践能力、创新能力、组织管理能力的高级工程管理人才。工程管理专业与国家注册监理工程师、国家注册造价工程师的知识结构相接轨，专业方向涵盖工程项目管理、房地产管理经营、工程投资与造价管理、国际工程承包等方向。毕业生可从事工程咨询、工程项目施工、房地产开发与经营的相关工作，专业覆盖面宽，从业范围广，社会需求大。
资格考证：EMCI）等。 发展状况 工程管理专业的学科教育是在管理工程专业、涉外建筑工程营造与管理专业、国际工程专业、房地产经营管理专业以及其他相关专业教育的基础之上逐渐发展形成的。早些时候，国际上诸所大学院所中开设工程管理这门专业的也是寥寥无几，只是侧重于某些重点方面进行专门的专业教育，
高，将对工程管理专业及行业的发展提出新的、更高层次的挑战。如何使工程建筑在质量、监理的水平以及创意上有所突破，都需要工程管理方面的协调和配合。在建筑施工组织和技术、工程开发和经营、财务的滚动和回收、整体规划的管理等诸多方面，进行工程管理的升级和同步发展，以适应发展变化的需要。业等等。 就业状况 工程管理专业的就业领域涉及建筑工程、工程施工和控制管理、房地产经营以及金融、宾馆、贸易等行业部门的管理工作。这一专业涉及就业领域对人才的大量需求比较普遍。从银行证券到酒店宾馆，从建筑企业到房地产开发公司都急需补充大量的工程营造管理及相关专业的人才，因此人才市场上对该专业人才的需求量很大。该专业就业领域所涉及到的工作是：综合系统地运用管理、建筑、经济、法律等基本知识，侧重于工程建筑、施工管理以及房地产经营开发，并熟悉中国相关的方针、政策和法规，进行企业工程开发建设项目的经营和管理。 近年来由于市场经济的发展需要，国家修改制定了一系列相关的就业政策，为专业人才的发展创造更加有利的市场环境，完善了专业人才尤其是高校毕业生脱颖而出的市场机制。北京市先后出台了《北京招聘外地人才细则》等政策，使外地专业人才留京之路进一步拓宽。享受政策优惠的人才包括
湘西土家族 土家族是中国的少数民族之一。主要分布于湘鄂川黔毗连的武陵山地区。即湖南省西部的永顺、龙山、保靖、桑植、古丈等县；湖北省西部的来凤、鹤峰、咸丰、宣恩、利川 、恩施、巴东、建始、五峰、长阳等市县；四川省的酉阳、秀山、黔江、石柱、彭水等县。根据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统计，土家族人口数为8028133。使用土家语，属汉藏语 系藏缅语族中的一种独立语言。无本民族文字，通用汉文。现在绝大多数人通用汉语；沿酉水(源自湖北鹤峰，注入湖南沅水)流域约20万人仍使用土家语，有的也兼通汉语。 土家族，史籍中称谓较多。秦汉时，以其崇拜白虎被称为“廪君种”，或以使用武器特征称为“板楣蛮”，或以其人呼“赋”为“赛”而称为“责人”；属巴郡南郡蛮”和“ 武陵蛮”的一种。次后，多以地域命族，被称为“溪蛮”，“楼中蛮”，“巴建蛮”，“信州蛮”，“阳蛮”等。宋代，出现了区别于武陵地区其他族别而专指土家的“土民”、 “土蛮”、“土兵”等名称。以后，随着汉人大量迁入，“土家”作为族称开始出现。 土家族的来源，目前说法不一。一说来源于秦灭巴后，定居于湘鄂川黔边的巴人；二说根据湘西龙山、泸溪、大庸等县市出土的新石器文化遗址和土家语地名，认为土家族主 要来源于湘西土著，与进入的巴人、汉人融合而成；三说根据《复溪州铜柱记》有关记载和土家族与彝语相近以及土家与云南部分彝族风俗相同等现象，认为来源于唐中叶的乌蛮 。 泰灭巴以后，生活在武陵境内的巴人，以火耕水耨、渔猎山伐为业，繁衍生息。其首领依靠其同种或同姓的种姓血缘关系进行统治，维持内部关系。西汉末年，“武陵夷”田 疆起兵反抗王莽篡权。以后“零阳蛮”、“漤中蛮”、“巫蛮”和“澧中蛮”都起兵反抗压榨。三国时，蜀汉与孙吴长期争夺夔、峡和武陵地区，土家族成为他们相互争夺的重要 对象。蜀吴的长期争夺，使武陵地区各族人民难以安生。这以后的南北朝和隋朝，武陵地区各部势力迅速发展，经常处于各自雄踞一方，中央控制松弛，战争频任，社会动荡。唐 朝开始，中央采取羁縻州县制度，任命归顺的地方首领以州县官职，治理其地，并准其世代承袭，使土家族日趋稳定，与汉族的经济文化交流日渐加强。土家族人民在抗击外敌入 侵、支援红军长征。打击国民党反动派的斗争中作出了重大贡献和牺牲。 此文献由湘菜连锁加盟品牌“湘西部落”提供。
20世纪80年代中期，社区问题在我国开始受到重视，政府倡导的社区服务在全国普遍展开。90年代初期，民政部提出了社区建设的概念，开始在中国大地探讨社区建设的理论与实践。 第一节社区的渊源及内涵 一、社区的产生 社区概念的提出，始于德国社会学家滕尼斯。社区是指相对立的一种传统的精神状态、生活方式和组织形态。此后，美国社会学家罗密斯第一次在译文中划分了社区和社会的概念，提出社区和社会是有区别的。认为社区是自生的，而社会是结合的;社区是同质的或异质共生的，而社会则是异质的;社区是相对封闭的、自给自足的，而社会则是相对开放的，相互依存的;社区 往往是单一价值取向的，而社会则是多元价值取向的;社区是人们感情和身份的重要源泉，而社会则是人们理性和角色的大舞台。 二、社区的内涵 国内外学者对社区的概念理解各有侧重，对社区的定义也是人人言殊，但对社区的地域性却是基本认同的。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城市社区成为多学科学者研究的对象。有的学者表述为“社区是若干个社会群体或社会组织聚集在某一地域里，形成的一个生活上相互关联的大集体。”部分社会学家认为，社区是进行一定活动、具有某种互动关系和共同文化维系力的人类生活群体及其活动区域。也有的学者指出：社区是指聚集在一定地域范围内的社会群体和社会组织，根据一套规范和制度结合而成的社会实体，是一个地域社会生活共同体。还有的认为：社区是由聚集在某一地域内按一定社会制度和社会关系组织起来的，具有共同人口特征的地域生活共同体。可见，人们在概念的理解、定义的确定上各有不同，但大都同意在地域意义上使用社区一词。因此，社区，是指聚居在一定范围内的人们所组成的社会生活共同体。 第二节社区的特征及构成要素 一、社区的特征 社区的概念既然是有一定地域范围的人们社会生活的共同体，那末它必然具有 以下几个特征。 1.社区是社会的缩影由于社区是社会成员的生活基地，绝大多数社会成员的基本生活活动是在本社区内进行的，他们以家庭为单位消费各种生活资料，解决最基本的社会生活需求，以此建立了多种社会人际关系，通过社区，共同解决生活中遇到的困难和难题。因此，社区不仅包括一定数量和质量的人口，而且包括由这些人所组成的社会群体和社会组织;不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一批作家从政治、社会层面上还原“文革”的荒谬本质，并追溯到此前的历史，从一般地揭示社会谬误上升到历史经验教训的总结上，和伤痕文学相比，其目光更为深邃、清醒，主题更为深刻，带有更强的理性色彩,被称为“反思小说”。 20世纪80年代前半期在中国大陆文坛出现的一种令人瞩目的文学现象。“反思”一词是哲学上的一个术语，含有反省、回顾、再思考、再评价、怀疑以往既成的结论等多层意思。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在思想解放运动的影响下，伴随着政治上的拨乱反正，作家们开始以冷静、严肃、实事求是的态度去审视历史，他们视野更加阔大、思考更加深入，反思文学从而应运而生。 反思文学是伤痕文学的发展和深化。较之于伤痕文学，反思文学不再满足于展示过去的苦难与创伤，而是力图追寻造成这一苦难的历史动因；不再限于表现“文革”十年的历史现实，而是把目光投向1957年以来甚至是更早的历史阶段。重新探究历史是非，对过去一贯以为正确而在实践中证明是错了的政策、路线、事件提出怀疑，并以艺术的方式加以充分而深刻的表现，这就是反思文学的基本出发点。在反思文学兴起的初期，“反右”扩大化、“大跃进”、“文革”等一个个事件的历史真实不断在文学中得到展示，而这些，也就构成了反思文学的主要题材。这一时期的反思文学作品几乎全部是悲剧性的，作家们在悲剧中倾诉了人民的苦难，贯注着对民族坎坷历程的思考。茹志鹃的《剪辑错了的故事》、张一弓的《犯人李铜钟》等是其中的代表作。随着新时期作家主体意识的加强，从王蒙写作《蝴蝶》开始，作家们在反思历史的同时又给自己提出了新的课题，那就是个人对历史应负的责任。这样，文学就将展示历史的进程与探索人生的真谛结合了起来。在反思文学的这一阶段，新时期文学完成了它的一次重要的跨跃——由侧重于表现时代精神到注重于张扬人 的主体，由展示历史沿革到致力于对人的心灵世界的探寻。反思文学开阔了新时期文学的视野，使新时期文学具有了更丰厚的容量与更深刻的蕴含。 背景社会条件：政治上的拨乱反正；社会性的思想解放运动作家条件：“右派”作家归来；青年作家涌现思想条件：文学不再满足于暴露揭示伤痕，而试图对历史作纵深整体性思考。 类型 反思内容：对共和国初期至“文革”时期历史、社会、个体命运进行批判性思考。反思对象：较广泛，干部、右派、知青、农村、军营生活、商人、“内奸”等在文革中命运。思考触角，追索从左到极左的深层历史原因。 反思主体：复出作家、知青作家、女性作家可与“伤痕文学”相比较。特征 1.历史纵深感和较大思想容量；从文革上溯到四清、大跃进、反右。再现反思社会灾难和人生悲剧。 2.反思历史，同时文学反思，作家主体、文体意识觉醒。
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位于湖南省西北部、云贵高原东侧的武陵山区，与湖北省、贵州省、重庆市接壤；境内居住着土家、苗、汉、回、瑶、侗、白等30个民族，总人口275.83万人，世居主体民族土家族占41.5%、苗族占33.1%。辖吉首市和泸溪、凤凰、花垣、保靖、古丈、永顺、龙山七县，总面积15462平方公里，是湖南省进入国家“西部大开发”的唯一地区。 一、境域位置 地理位置湘西州位于湖南省西北部，地理坐标为东经109。10'～110。22.5'，北纬27。44.5'～29。38'。武陵山脉自西向东蜿蜒境内，系云贵高原东缘武陵山脉东北部，西骑云贵高原，北邻鄂西山地，东南以雪峰山为屏。东部、东北部与湖南省怀化市、张家界市交界；西南与贵州省铜仁地区接壤；西部与重庆市秀山县、酉阳县毗连,西北部与湖北省恩施州相邻，系湘鄂渝黔四省市交界之地。 境域面积湘西州境域，南北长约240公里，东西宽约170公里，土地总面积15462平方公里，占湖南省总面积的7.3%。州域耕地面积随着经济建设的发展而不断变化，森林面积亦有降有升。 二、沿革区划 建置沿革湘西州域历史悠久。据考古发现，旧石器时代就有人类活动。唐虞之时，有“蛮地”之称，属“三苗”范围。夏，为“荆州之域”。商代，属楚“鬼方”地域。西周至春秋，属楚“黔中地”。战国时属楚黔中郡。西汉属武陵郡。三国时初属蜀，后属吴。西晋、东晋属荆州武陵郡。隋唐五代时期属黔中道。朱为荆湖北路的辰州、澧州。元为湖广行省恩州军民安抚司、新添葛蛮安抚司和四川行省永顺司。明置永顺宣慰司、保靖州宣慰司，其余为岳、辰两州地。清置永顺府和风凰、乾州、永绥直隶厅，东北部为澧州地。民国时期.1914一1922年为辰沅道。1938—1949年为第八、第九行政督察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凤凰、乾城(今吉首)、永绥(今花垣)、泸溪等县和永顺、龙山、保靖、古丈等县分属沅陵专区、永顺专区。1952年8月，湘西苗族自治区成立，辖吉首、泸溪、凤凰、古丈、花垣、保靖6县，并代管永顺、龙山、桑植、大庸(今张家界永定区)4县。年底，代管4县亦属直接管辖。1955年4月，湘西苗族自治区改为湘西苗族自治州。1957年9月20日，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正式成立。州府设吉首，辖吉首、泸溪、风凰、花垣、保靖、古丈、永顺、龙山、桑植、大庸10县。1982年和1985年，吉首、大庸先后改县设市。1988年，大庸市升为地级市(即今张家界市)，是年12月31日，大庸市及桑植县正式划出湘西州。1989年至今，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辖8县市。 行政区划湘西自治州今辖吉首、泸溪、凤凰、古丈、花垣、保靖、永顺、龙山7县，截止2009年未，下辖90个乡、68个镇、6个街道办事处；全州有172个居民委员会、1975个村民委员会。 三、自然环境 地貌湘西州域地处云贵高原余脉，地势由西北向东南倾斜，武陵山脉贯州境，北部多山，有大小山峰130多座。州内最高点为龙山县境内大灵山，海拔1736.5米，最低点为泸溪县上堡乡大龙溪出口河床，海拔97.1米。受酉水、猛洞河、武水、沅水、辰水等河流的影响，境内地面被切割成众多盆地、台地和高峰、沟谷及陡坡，相互交错，山峦叠嶂，千姿百态。境域碳酸盐岩广布，岩溶地貌发育充分，多溶洞、伏流。境域地貌大致分为三大区域：西北中山山原地貌区占州域总面积的22%，海拔800一1736米，地形切割较深，顶部岩溶发育，干旱少雨，光热偏低，土壤自然肥力较好，适宜发展林、粮、牧业生产；中部中低山山原地貌区面积约占州域总面积的59%，标高50一1000米，丘状起伏，岩溶发育，光、热、水、土条件较好，矿产资源丰富，适宜发展粮、林、牧、经济作物和矿业生产；中部及东南部低山丘岗平原地貌区面积约占州域总面积的18.98%，地势比较平坦开阔，光、热、水、土条件较好，为湘西州域发展农、林、牧、副、渔业的最佳区域。
龙源期刊网 https://www.doczj.com/doc/8218519023.html,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来我国幼儿园社会会领域课程沿革 作者：廖莉 来源：《早期教育(教师版)》2006年第06期 自20世纪80年代至今，我国幼儿园社会领域课程的发展，经历了从“常识”到“社会”的变化过程。该过程积累了诸多宝贵的经验和教训，值得我们去研究、借鉴。 一、20世纪80年代的“常识”课程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我国经济建设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与此同时，幼儿教育也得到了飞速的发展。1978年教育部颁发了《城市幼儿园工作条例》(试行草案)，1980年又制定、试行《幼儿园教育纲要》，对文革期间在幼儿教育领域内反科学的种种谬论和措施，予以全面的拨乱反正。 该时期幼儿园课程的特点是，批判了文革期间幼儿教育成人化的做法，在指导思想上提出了主体观，强调课程的实施要充分调动幼儿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提出了活动观，重申了游戏、观察、劳动、日常生活等各个环节对幼儿成长的重要作用；提出了发展观和个体观，指出幼儿教育应当运用适合幼儿年龄特点的要求和方法来实施教育；并明确强调幼儿教育要发扬老解放区“一切为革命”、“一切为孩子”的革命传统教育思想。 然而，该时期的幼儿园课程也存在明显的不足。以“常识”课程为例： 1．课程目标单一，片面强调知识的灌输，忽视幼儿个性品质的培养；未能涉及幼儿社会情感、社会技能的培养目标：在社会认知方面，缺乏对自我认知、社会文化和生态环境方面的要求。 。 2．课程内容设置陈旧，局限于幼儿常见的日常生活用品、交通工具和常见的动植物等。李淑贤(1991)指出，从对刚入园幼儿的抽查结果来看，当时小班常识教材的10项主要内容，已有8项被50％以上的幼儿在入园前就熟悉了。课程内容对幼儿缺乏吸引力，难以引起他们的 兴趣。
教师专业发展自20世纪80年代被提出以来，经过20多年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已经发展成为世界许多国家教育研究共同关注的课题，是当今教师教育改革的主流话语。分析教师专业发展现有的观念及存在的问题，探索教师专业发展的可行性模式，对于提升我国教师素质、提高教育质量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作为一种职业，教师已经有几千年的历史。但在“教师专业发展”的概念明确提出即将教师行业视作一种“专业”之前，教师更强调作为一种“职业”，在专业化程度上远不如律师、医生等。教师专业化程度不高的根本原因在于教师行业缺乏严格的准入制度，教师的成长或发展缺乏科学的、独立的评价机制。在现实中教师弱专业化的重要表现就是“谁都可以当教师”，由于大量缺乏师范教育或教师教育训练的人员进入教育行业，教师队伍水平参差不齐，整体质量不高，严重影响了教育的健康发展。随着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逐步成为一个国家的经济、科技和社会发展战略体系的核心，教育价值的重要性空前凸显，教育的质量、教师的水平也越来越受到关注。在这种大背景下，教师专业化、教师专业成长被提了出来。1966年,国际劳工组织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关于教师地位的建议》中明确宣告教师职业是一种专业。教师被界定为一种“专业”，意味着教师成为一种专门化程度较高的行业。可见，在教育产生和发展的几千年里，教师专业化的提出和实施只是近五、六十年的事情。在我国，1971年中央教育审议会通过了《关于今后学校教育的综合扩充的调整的基本措施》，指出：“教师职业本来就需要极高的专门性”，强调要确认教师职业的专业化。1975年联合国教科文卫组织第35次国际会议通过了《关于教师作用的变化及其对于教师的职前教育、在职教育的建议》，强调指出教师职业作为专业，必须重视职前教育与职后培训的统一性和教师培养的终身化。这为教师专业发展的操作提供了指导性原则。20世纪八十年代，一篇题为《救命！教师不会教》的文章，引起了美国公众对教师质量的担忧，从而拉开了以“提高教师素质、促进教师专业发展”为核心的美国教育改革的序幕。在“教师专业发展”的理想体系里，教师队伍不再是一个大杂烩，成为一个具有严格准入制度的“专门化”行业，并且在相当程度上，这个理想的体系已经越来越向现实的实践转化。教师专业发展理念的产生及其贯彻执行随之成为教育研究与改革的热点课题。 那么，究竟什么教师专业发展？从广义的社会学视角来说，“专业”是依据社会职业划分的专门职业，即某专业相对于其他专业有着独特的技术、运行及评估机制，不同的专业之间强调相异的理念与操作系统。所谓的“隔行如隔山”反应的就是这个原理。教师专业发展就是要使教师职业达到“专业”化，也就是说，从事学校教育的人只能是通过特定训练而具备教师特质的人士来担任。从有关教师专业发展(teacher's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的研究文献来看，在对教师专业发展概念的理解上主要存在以下两种情况。 1．教师专业发展等同于教师专业化 认为教师专业发展等同于教师专业化的理解又可以区分出三种情况。(1)二者同指教师职业从非专业或半专业逐渐发展成为一门专业的过程。在构词上，“教师专业化”和“教师专业发展”分别应该是“教师专业·化”和“教师专业·发展”。在提出教师专业化理念的最初，两个概念在这种涵义上的使用比较多，人们对教师专业化的研究和实践，主要是从教师群体角度来关注。(2)二者同指教师个体从新手逐渐成长为专家型教师的过程。在构词上，“教师专业化”和“教师专业发展”分别应该是“教师·专业化”和“教师·专业发展”。 (3)二者都包含了教师职业专业化和教师个体专业化两个过程。在构词上，“教师专业化”和“教师专业发展”既可以分解为“教师专业·化”和“教师专业·发展”，又可以分解为“教师·专业化”和“教师·专业发展”。 2．教师专业发展有别于教师专业化
土家族概述 作者：小敏彭彭 摘要：土家族是我国一个拥有悠久的历史传统的民族，在与其他民族的交流中，形成了其自己独特的民族风情和精神文化。 土家族形成 土家族的族源在史学界并没有统一的意见，大致有三种说法，一种认为她是古代巴人的后裔，第二种则认她是当地的土著居民，第三认为她是有贵州迁来的乌蛮族的后代。多源论和主源论者的学说认为，世界上任何一个民族，都不可能是由纯粹的族源形成的，土家族也不例。现在主流的观点认为，土家族是由古代巴人的两支——廪君蛮和板楯蛮为主源，融合了后来的众多的族群，经过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最终形成的一个独立的民族共同体。 土家族的先民与古代巴人有直接的渊源关系。《山海经》记载“西南有巴国，太生咸鸟，咸鸟生乘厘，乘厘生后照，后照始为巴人”。巴人分为板楯蛮和廪君蛮。 秦汉以来，以巴人为主体的又融合了彭、冉氏等其他民族成分的土家族逐渐开始形成。唐王朝在今土家族地区实行羁縻州制，致使向氏、彭氏、田氏、冉氏、覃氏、杨氏、白氏、张氏等等，纷纷涌现，得以壮大，从而发展成为上述土家族地区的主要姓氏，这也是构成今日土家族宗族制度突出的重要历史原因。 史籍中将湘鄂西一带土家族称为“土人”、“土民”等，清末地方志中开始用“土家”名称。2000多年前，他们定居于现在的湘西、鄂西一带，与其他少数民族一起，被称为“武陵蛮”或“五溪蛮”。宋代以后，土家族单独被称为“土丁”、“土民”等。新中国成立以后，根据土家族人民的意愿正式定名为土家族。彭、田、覃、向，冉、马六大姓氏首领世袭统治地位的确立，标志着土家族稳定的共同地域最后形成。 以后随着汉族居民大量迁入，清末地方志中开始用“土家”名称。新中国成立以后，根据土家族人民的意愿正式定名为土家族。 土家族的历史传承： 土家族是一个热爱祖国和富有反抗精神的民族。 早在殷商时期，土家族人的祖先巴人就积极参加反抗历代奴隶主和封建王朝的斗争。《华阳国志》已有关于巴国军队的记载在夏禹“会诸侯于会稽，执帛者万国，巴蜀往焉”。“周武王伐纣，实得巴蜀之师，著乎《尚书》。巴师勇锐，歌舞以凌殷人”，故后人称之为“武王伐纣，前歌后舞”。 周之季世，巴国内乱，将军巴曼子许楚三城以平乱，事平，将军不与楚城，自刎以谢楚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面对毒品在全球日趋泛滥、毒品走私日益严重这一严峻形势，联合国１９８７年６月在奥地利维也纳召开了关于麻醉品滥用和非法贩运问题的部长级会议。会议提出“爱生命、不吸毒”的口号，并建议将每年的６月２６日定为“国际禁毒日”，以引起世界各国对毒品问题的重视，共同抵御毒品的危害。同年１２月，第４２届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正式将每年６月２６日确定为“国际禁毒日”。 毒品泛滥是当今世界面临重大问题之一。据统计，全球约有２亿人在使用毒品，吸毒人群遍及全球２００多个国家和地区。吸毒人群日益年轻化，年龄在１６岁至６４岁的人口中，约５％的人一年至少非法吸食过一次毒品。全球每年毒品交易额达８０００亿至１万亿美元，每年因滥用毒品致死的人数高达２０万，上千万人因吸毒丧失劳动能力虽然国际社会在遏制毒品蔓延、打击毒品走私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效，但是毒品问题仍是当今世界的头等公害。据统计，全球约有２亿人在使用毒品，吸毒人群遍及全球２００多个国家和地区，全球每年毒品交易额达８０００亿至１万亿美元。此外，全球每年因滥用毒品致死的人数高达２０万，上千万人因吸毒丧失劳动能力，吸毒人群日益年轻化。 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认为，要想控制毒品泛滥问题，就要从毒品的来源——毒品种植入手。据联合国《２００７年度世界毒品报告》提供的数据，２００６年全球鸦片总产量达６６１０吨，创历史最高纪录，比２００５年增加４３％。其中，阿富汗鸦片产量为６１００吨，比２００５年增长２０００吨。其主要原因是阿富汗的罂粟种植面积从２００５年的１０.４万公顷增至２００６年的１６.５万公顷。 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指出，虽然全球毒品泛滥的情况目前已得到控制，但从根本上解决毒品问题任重道远。各国应继续加强国际合作、开展技术援助，并采取有效措施从
D E P A R T M E N T O F S O C I O L O G Y P K U 1 9 2 2 【编者按】徐规教授关于畲族名称、来源与迁徙的文章，引用大量古籍文献、族谱信息，详细介绍了宋代以来这支人群的历史变迁及可能追溯到的其祖先来源，分析了这一群体与临近族群之间可能的血缘联系，这一群体的曾用名，周围人群对他们的称呼，历史上可能的迁移路线等。这些文献 的研究和讨论对于我们理解和认识中华民族内部的族群差异和族际交流交往交融的历史，认识在这片土地上居住过的各群体的族源与迁移活动、传统经济与文化活动的特征、集体信仰、在不同朝代中的社会地位等等，都有很大的帮助，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徐规教授的这篇论文是这一领域学术探讨的典范。 我们同时也注意到，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这类历史文献研究开始被纳入“民族识别”的轨道而具有很强的政治色彩中，成为政府识别一些群体是否可以被认定为独立“民族”的重要依据。我们从文章中看到，在中国历代古籍文献中，从来没有把这些群体（无论是“畲”还是“瑶”、“蛮”等）称为“民族”，文献中介绍的这些群体，只是一些在族源、语言、信仰传统、文化习俗等方面具有自身特征、也许在社会地位方面也与周围其他人群存在差异的群体。这些群体的人口规模或大或小，有时与其他群体合并，有时自身分解为多个更小的群体，处在一个不断变化的动态过程之中。这些过程就是中国历史上群体演变的常态，与近代从西方引入的“民族”概念无关，也很难生硬地套入斯大林“民族”定义四条标准（共同地域、共同语言、共同经济生活、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之中。我们研究中国古代历史中的群体演变，只能采用“实事求是”的态度来理解当年这些群体的具体态势和他们在历史上的自我认知，而不能套用现代政治话语来加以生硬的解读。 【论 文】 关于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民族成分的更改1 ——以西南地区为例 赵永忠2 本文结合西南地区，对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有关民族成分更改的相关规定和具体做法作一简要的论述，希望对目前有关民族成分变更工作有所裨益。 一、20世纪80年代以来更改民族成分的背景 20世纪五六十年代，我国曾开展了两次规模较大的民族识别工作。到1979年，我国55个少数民族识别工作顺利完成。到1990年止，经国务院确认的少数民族共有55个，加上汉族，全国共有56个民族。至此，祖国统一多民族大家庭中，各民族的族属和民族成分、族称以及大家庭中民族成员结构等问题基本搞清楚了，为进一步解决好国内民族问题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 但是在民族识别工作中，特别是在1964年以前，由于时间紧、任务重，民族识别工作也存在一些问题，对部分少数民族识别有误，主要有以下几种情况：一是由于解放前长期遭受民族歧视，部分少数民族不敢申报真实的民族成分。如新中国成立前，由于民族歧视和压迫，迫使居住在贵州省石阡县汤山镇燕子岩、万安乡银丰村、亚新村、扶堰乡九龙湾、青阳乡桃子湾、鹅犁董、聚凤乡高坪指甲坝及县城、本庄、白沙的部分夏、姜、包三姓和江口县匀都土家族苗族乡漆树坪、桃映乡街上的胡姓隐瞒自己羌族的民族成分，而报为汉族。[2]又如满族本是贵州省世居民族，主 1 本文刊载于《学理论》2010年第6期，第49-52页。 2 作者为云南大学人文学院助理研究员、博士。
理论前沿2002年第3期研究动态 43 [摘要]1980年以来,国内意识形态研究一直呈活跃局面。本文对国内学术界引介西方意识形态理论的情况以及 研究中的一些热点问题作了较为系统的概括。 [关键词]意识形态;热点问题[中图分类号]F036; [文献标识码] E [文章编号]1007-1962(2002)03-0043-03 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内意识形态研究述评 鲁克俭 一、国内学术界对西方意识形态理论的引介 1.国内刊物对国外意识形态研究的译介。 1980年以来,国内刊物先后刊发了多篇国外意识形态研 究的译文。《哲学译丛》1980年第2期刊登了西方“马克思学家”L.柯拉科夫斯基《没有选择的人》一书中的一节“意识形态和理论”,该文将“意识形态”与“科学”对立起来,并否定“科学的意识形态”的存在;《国外社会科学》1984年第1期刊登的澳大利亚学者G ?马尔库斯的文章“马克思意识形态概念的三种含义”,从马克思的文本出发探讨马克思所使用的“意识形态”概念的含义,同期刊登的英国《新社会》杂志编辑部的文章“关于知识社会学”,介绍曼海姆的“知识社会学”;《现代外国哲学社会科学文摘》1984年第2期刊登的苏联学者达维久克季塔连科的文章“从‘非意识形态化’理论到‘重新意识形态化’观念”、莫斯克维切夫的文章“‘非意识形态化’理论的产生”、格拉诺夫等人的文章“‘重新意识形态化’———克服精神危机的企图”,介绍了西方资产阶级“非意识形态化”理论和后来出现的“重新意识形态化”思潮;《国外社会科学》1985年第 3期刊登的波兰学者M ?杜勃罗西尔斯基的文章“科学?意 识形态?世界观”,考察了“科学”、“意识形态”,“世界观”三个概念之间的相互关系;第5期刊登的苏联学者的文章“世界观与意识形态”,对“世界观”和“意识形态”这两个概念进行了辨析。 上述这些文章的作者对西方“意识形态理论”都很熟悉,因而在行文中涉及到西方马克思主义和非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理论”。通过这种渠道,国内学者对西方“意识形态理论”已经有了一个初步了解。 2.国内研究者对西方“意识形态理论”的评介。 从1980年开始,国内学术界开始对“西方马克思主义”进行评介性研究。随着研究的深入,加之上述国内刊物对西方马 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译介,从80年代中后期开始,国内一些研究者开始对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意识形态理论进行评介性研究。《重庆师院学报》1986年第2期刘莘的“意识形态与科学:评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理论”,首开这种研究的先河;紧接着《福建论坛》1987年第3期张汝伦的“哲学释义学,还是意识形态批判?伽达默尔和哈贝马斯争论述评”,考察了哈贝马斯的意识形态理论。此后评介西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论文还有:《湖北社会科学》1988年第4期金德万的“生产方式?意识形态?乌托邦: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观点译 介”;《南京大学学报》1990年第4期张凤阳的“从意识形态与科学之争看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的历史演化”;《北京大学研究生学刊》1991年第1期龚政文的“意识形态与艺术理论: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一种考察” ;《学习与探索》1991年第4期陈振明的“评马尔库塞对发达工业社会意识形态的批判”等。 针对西方非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进行的评介性研究始于《哲学动态》1988年第10期姚大志的“西方关于‘意识形态终结’的辩论”。此后的评介性研究还包括《求是》1989年第 11期宋惠昌的“当代世界意识形态理论演变的基本特点”, 《四川大学学报》1991年第3期余平的“卡尔?曼海姆的意识 形态概念”;《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92年第5期姚大志的“从意识形态理论到知识社会学:曼海姆哲学的实质和意义”等。 此外,还有的研究者就西方意识形态理论中争论的热点问题进行评介,如《哲学动态》1988年第3期王兼强的“国外对意识形态与科学关系探讨”;《哲学动态》1992年第7期姚大志的“西方对‘意识形态的实践功能’的三种意见”;《理论学刊》1992年第4期岳文剑的“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科学性:兼析西方的‘意识形态非科学理论’”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