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潇湘晨报》特刊
《辛亥革命100周年启示录》
卷首语：
一百多年来，国人对于宪政的追求，未尝隐匿，无需害羞，只要阳光照得到，就必定反射在人间，正如孙逸仙尝云：天下大势，浩浩汤汤。又正如毛泽东所言：这不是阴谋，这是阳谋。中华民族错过了很多机会，中华民族还有很多机会。这就是我们纪念辛亥革命的意义。“面壁十年图破壁”。这近在眼前的历史。从十九世纪中叶开始，这个国家及其国民的愿望，可以归总为“宪政”二字。
《所谓天下大势》
龚晓跃
某个暴躁的士兵开枪后，武昌起义爆发了。这是99年前的一起偶然事件。
如同一切宏大的历史，偶然事件的背后，一定是必然的逻辑在作用。大清帝国不是因为甲午海战才腐朽败落，苹果即使不落在牛顿的头顶也会落在其他科学家的头顶，欧洲列强决不会仅仅为了萨拉热窝那个冲动的中学生就发动第一次世界大战，辛亥革命的基础，是孙中山的执着、黄兴的冲刺、宋教仁的理想，是康有为的探索、梁启超的思考、谭嗣同的牺牲，是魏源的《海国图志》、严复的《天演论》、容闳的《西学东渐记》。
更早的渊源，可以上溯到康熙皇帝，这位英明神武的圣祖仁皇帝，在自己如饥似渴地学习欧洲语言、西方历法的时候，却不肯把这些足以启蒙的知识推及其臣民，而其孙乾隆皇帝
颁布了《防范外夷规条》，其若干世孙媳妇叶赫那拉氏则不肯修铁路。为了一朝一姓之私利，满清统治者选择的封闭，给了时代更大的刺激。
然而，人民要通商以至富强，人民要学习以求智识，人民要铁路以便流动，人民要电报以利资讯，人民要办报以彰思想。清廷越处处修墙，人民就越善于翻墙，“面壁十年图破壁”。这近在眼前的历史，实际上就是翻墙者对抗修墙者的历史，修墙者的心魔之墙高到一尺，翻墙者的攀越之道必然暴涨一丈。
从十九世纪中叶开始，这个国家及其国民的愿望，可以归总为“宪政”二字。国家求宪法巩固根本，国民盼宪政确保权利。到抗战胜利的1945年，当国共两党在美国的斡旋下就建立联合政府会商于重庆，真正的宪政曙光一度投射在神州大地。但是——中国的事，往往就坏在这“但是”二字，权欲极盛的蒋介石发动内战，温暖的曙光化作无情的战火。
一百多年来，国人对于宪政的追求，未尝隐匿，无需害羞，只要阳光照得到，就必定反射在人间，正如孙逸仙尝云：天下大势，浩浩汤汤。又正如毛泽东所言：这不是阴谋，这是阳谋。所以，那些遍布于全国各地的中山路，就其寓意来说，其实叫人民路更加贴切：宪政者，人民通向理想祖国之大道也。
中华民族错过了很多机会，中华民族还有很多机会。这就是我们纪念辛亥革命的意义。
1975年，哈维尔致信当时的捷克总统胡萨克，强调“历史已经不能不被理会”。亲爱的读者，从今天开始，我们一起，用一年的时间，安安静静地读书，琢磨这从三峡中千转百回、喷薄而出的历史，以及历史抵达蓝色海洋的路径。时光飞逝，这艰难曲折却奔流不息的走势，仍然在我们心中跳动。
是为编辑动机。
《清王朝垮台前，爱新觉罗利益集团已丢尽了它的脸》
曾鸣
“假使当时中国的统治者不是异族的爱新觉罗王朝，而是同族的什么王朝，那么，在社会转型当中就少了一项种族间的猜忌与倾轧，也许比较容易实施像日本那样的立宪步骤。”著名学者王亚南在《中国官僚政治研究》一书中曾这样评价过清王朝爱新觉罗“部族”这个特殊的利益集团。
满驭汉，中央驭地方，是清王朝“部族政治”的基础。这两个基础的崩坏，构成了王朝的衰竭。而尤其是后者的改变，清晰地决定了1911年辛亥革命的形态：王朝不是被革命派中央军、民众义军或者外族军队推翻，而是在各省宣布独立的革命形态中退出历史舞台。蓄积于民间的“一省之力”的壮大、成熟和独立，在王朝部族集团自身衰败的同时，从另一个方向揭示了帝国政治走向革命立宪的独特的中国道路。
皇帝的独裁路径
在美国梦之前，大抵无数人有过“中国梦”。中国美梦，就是做皇帝。“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在这个国家，皇帝最大，乃至大过一切梦想，可以制约一切梦想。
这就是我们常说的中国传统政治，皇帝独裁。不过，如果你想做一个独裁者的美梦，我建议你把梦境放在明清两朝；在汉、唐、宋诸代，你并不是那么为所欲为的，那时还有一个宰相，相权与皇权，是制衡政治的二元。
你说宰相不过就是你的小弟？不不不。就拿唐代来说，宰相可能是你的“一群”小弟--唐代的相权，分赋于中书、门下、尚书三省，三省合体，才相当一个宰相。宰相不是一个人，这叫委员制。在汉代，宰相是领袖制，那时候，相权才由一个人掌握。
如果你在唐代当皇帝，你的命令，并不就是国家的命令。唐代政府的最高命令叫“敕”，但这个命令不是由你下的，而是由中书省发令，就是所谓“定旨出命”。那你有什么权力呢？
中书省的命令送到你那儿，你画一个“敕”字，表示同意。就是说你有同意权。
但最终拿主意的并不是你。你画完“敕”，命令还要送去门下省，门下省如果有意见，就大过你的意见，原诏书就要在被批注后送到中书省重写，这个叫“涂归”。而你画的“敕”就等于白画了。
最后还有一个尚书省，等到门下通过了敕诏，就送到他那里去执行，它下面有吏户礼兵刑工六个部门，专门执行各种命令。这就叫三省六部制。但如前面所说，这个命令，并不就是你的命令。因为你画的“敕”字之下，得加盖一个“中书门下之印”，要是没有，就说明是你直接发的命令，这在当时是认为违法的，不被下面各级机关承认。
如果你横一点，一定要自己下命令，那又怎么呢？武则天干过这事，结果遭到一个臣下耻笑说，“不经凤阁鸾台，何名为敕”。当时武则天把中书省改称凤阁，门下省则改称鸾台。这个意思就是，不经过中书门下，怎么好意思叫“敕”呢？
后来的唐中宗，也自顾自地下敕封官，但他到底不好意思，于是装“敕”的封袋，就不敢用平常的，改为斜封；写的那个“敕”字，也不敢用朱笔，改用墨笔。表示这是皇帝的命令，没经过中书门下，下级机关请打个马虎眼通融一下。通融是通融了，那个被封的官，从此被人看不起，得到一个“斜封官”的外号。而皇帝干的这个稀奇事，可称为“斜封墨敕门”。
到了宋朝，宰相的地位就差一点了，最明显的是，他见你的时候得站着。在这以前，群臣朝见，宰相是有座位的，还有茶喝。这个叫“三公坐而论道”。到了宋代，宰相上朝，就站着不坐了。
宋朝还有一个变化就是，门下和尚书办公地点搬到皇宫外边去了，中书省单独成为宰相。
同时，宰相的权力也小了，军事、财政、用人三种权力都被别的部门分割拿去。他主要剩下的事情就是给你写命令，但跟唐朝不一样，他写的只算草案，决定权和同意权都在你。不过，你的命令最终还是要中书省点头同意。话说南宋宁宗那时，国家快要完蛋了，一个命令转几次手才能被同意，就显得缓不济急。于是皇帝就写小纸条，当时叫御札，觉得效率高一点，结果朝臣愤慨，说事不出中书，是为乱政……
举这几个例子，你就知道，中国的传统政治，并不全由皇帝一个人说了算，它有它的制度和法律。只不过，唐代以后，相权与君权此消彼长，皇帝的专制，慢慢形成了。而到了明代，由于宰相胡惟庸谋反，朱元璋就撤掉了宰相的职位，并且交代以后的皇帝们也不准再设。到这会，事情都由皇帝拿主意，他差不多可称独裁了。
“部族政治”——清朝统治的基础
1903年，《国民日日报》有一篇文章，称“故至秦而民权尽亡，及宋而臣权尽亡，至明末而汉人之权尽亡。凌夷至今，遂成一君权专制达于完全极点之时代。”这个意思是，在秦代，民权完蛋了；在宋代，相权完蛋了；在明代，人权完蛋；到了清代；一切权利都完蛋了，无论什么都是皇帝说了算，专制到极点。
为什么一切权利都会完蛋呢？清代一个大背景是：统治者是少数民族，连百万都不到，他却要统治几亿的汉人，怎么办？这就产生了“满-汉”二元体制，字面上，是满族与汉族共同管理；但背后，就是钱穆说的“部族政治”--“政权之后面，有蒙古满洲全体部族在拥护此政权……他们想拿一个部族来控制政府，掌握政权。”
牌面上看，清朝沿袭明制，中央设六部，依官阶大小分别是吏户礼兵刑工，每部门有两个尚书和四个侍郎；六部上面三世内阁，由四名大学士和两名协办大学士组成；地方上，有18个行省，总督和巡抚是最高长官，下面分别是布政使和按察使、道、府、县（州）。
这种制度的有趣在哪里呢？首先，不管是内阁还是后来的军机处，都没有给地方上下命令的权力，所有的命令，都由皇帝来下。其次，六部里头的尚书侍郎虽然是名义上的上下级，但他们要是意见不合，却都有向皇帝上奏的权力，这么一来六部虽然是中央机构，可它非但指挥不了下级，连自身都指挥不了，谁来指挥？皇帝。地方上也一样，总督比巡抚高半级，
但都能给皇帝打报告，所以俩人掐起架来也只能请皇帝来做裁判，如此这般，皇帝就真正成了全国的独裁者了。
而清代君主独裁的最大看点，还要数军机处和密折制度。
军机处产生自1729年，顾名思义，它本来是雍正皇帝就秘密军务成立的一个小班子，后来因为效率高，就沿用下来。然后，起草谕旨、敕令和诏书这些本来属于内阁的活，就转移到了军机处。军机大臣作为皇帝的亲信幕僚，每天至少与皇帝见面一次，就军务、边防、度支、税收和外交等各个方面提建议。
“密折制度”，即“寄信上谕”。清代政府的最高命令称上谕，又分明发上谕和寄信上谕两种，其中明发上谕由内阁拟好，皇帝看过，再由内阁转交六部，但这都是些不要紧的事情；要紧的事情，由皇帝从军机处直接寄给受命令的人，其他人谁也不知。
钱穆认为，从汉到明，中国是一种士人政权，政府掌握在读书人手里，而读书人既不是皇帝的私人势力，也不是一个固定集团，因此这个政权是公开、开放的。而到了清代，作为皇帝私人秘书的军机处加上密折，就构成了一种秘密政治。这种权力集中，也就成为了满族作为“少数人”却可以统治“大多数”的制度基础。
从官员人数上看，除了道、府、县这些地方长官都由汉人担任、理藩院只有满人和蒙古人担任以外，其他所有官职，看上去是满汉平分的，“满-汉”二元达到了公平。实际上，权力的分配与军机大臣和皇帝的亲疏成正比，而皇帝一般都信任满人胜过汉人，于是大量特殊和机密的使命都委派给满族军机大臣。
事实上，在太平天国以前，清代的军政要职都由满人担任，汉人在清朝头两百年带满洲兵做大将军的，只有一个岳钟麒。而25岁的和珅却能在两年之内从御前侍卫升上军机大臣，如果他不是满人，这是不可想象的，怪不得清末革命者邹容说，“汉人必由翰林出身，始堪一拜，而满人则无论出身如何，均能资兼文武，位裁将相，其中盖有深意存焉”。
及至最后时刻被迫立宪政改时，清朝还曾于1911年演出过一台“皇族内阁”的临终丑戏，彻底暴露了其死也不想开放政权、视国家权力为一姓私产的反动面目：13名内阁成员中，满洲贵族9人，汉族官僚4人，而满洲贵族中皇族又占7人！
著名学者王亚南就此曾写到：“假使当时中国的统治者不是异族的爱新觉罗王朝，而是同族的什么王朝，那么，在社会转型当中就少了一项种族间的猜忌与倾轧，也许比较容易实施像日本那样的立宪步骤”。
中华帝国是一艘陈旧而又古怪的一流战舰，在过去的一百五十年中，代代相继的能干而警觉的官员设法使它漂浮着，并凭借其庞大与外观而使四邻畏惧，但当一位才不敷用的人掌舵领航时，它便失去了纪律与安全。它可能不会立即沉没，它可能会像残舸一样漂流旬日，然后在海岸上粉身碎骨，但却无法在其破旧的基础上重建起来。--马戛尔尼，1794 “部族政治”对清王朝的自我杀伤
所以，如果你梦想做清代的皇帝，你得先掂量掂量自己的精力。“朕即国家”的另一面是，万事都由你做主，你得多忙呀。光奏折，每天你得批百来份；然后你还是最高法庭，案子你都得过一下；你还是宗教首脑，你要祭拜天地孔圣人封达赖喇嘛；你还要做学术工作，四库全书编完了都得送你给看一下，殿试由你主持，有时你还要去国子监讲课……
所以，在清代，皇帝能不能干，就决定国运昌不昌盛。康熙、雍正、乾隆能干，就是康乾盛世；嘉庆、道光算是才智平庸；咸丰也一般，国家这时开始蒙耻；同治、光绪都是小孩，权柄由慈禧掌握，历时近半个世纪。慈禧不是庸人，堪称多谋善断，但她不得不受制于时代与个人见识，等到慈禧完蛋，大清的阳寿也就被折腾得没剩下几天了。
而整个清代王朝的衰竭，也许就是从乾隆65岁那年遇人不淑开始的。
话说1775那年，65岁的乾隆遇见了25岁的和珅。当时和珅只是一个御前侍卫，应役在大内抬轿。一次乾隆出行，走到一半发现少了仪仗，大怒，左右皆震慑，和珅却应答如流，
令乾隆异之。
和珅就此交上好运，之后一年，这个年轻人到了户部侍郎，再过两个月后升任军机大臣，接着一个月后荣升内务府大臣。到27岁时，和珅就有了在紫禁城里骑马的特权了，这种殊荣一般是给那些年迈走不动路的极品勋臣的。后来，和珅又执掌户部和工部，40岁时迎娶乾隆最小的女儿。
随着和珅扶摇直上的，是清代吏治的败坏，他建立的庇护制网络，渗透到各省官僚特别是军事部门之中。而围绕和珅的庇护网络，亲属关系、同乡关系，到师生关系、上下级官员关系等私人关系渗透进非私人的政治制度中，不仅破坏行政效率，也成为腐化的根源，这与和珅的贪腐，又互为表里。
和珅的好运一直交到1799年乾隆驾崩为止，他的倒台见证着乾隆朝最后年月的体面丧尽。嘉庆抄查其家产，总值达8亿两。清代国库在1777年达到鼎盛时，年终结余亦不过8182万两。
乾隆末年，循吏、清官几已灭迹，贪墨之徒充塞中外。当平庸成为主基调时，也就是官场上下利用权力埋头捞钱的时候了。及至道光时期，鸦片走私以新的时代形式，再次极大地败坏了晚清官僚政治。
其实，和珅式的“权力决定财富”方式，不过是“部族政治”在经济上的表述。皇帝以“天下公主”的名义集中一切资源（土地、财富、知识、权威等等）时，这些资源就都被“权力化”了，而这种“权力资源”的“代理人”，就理所当然是和珅这些“部族政治”的得益者咯。
如学者王亚南所言，真正使晚清官僚政治“把一切弱点暴露尽了，一切丑丢尽了”，以至于成为“中国官僚政治史上结局最悲惨”的，还是清代官僚政治的另一层结构--满-汉二元体制。
“满—汉”“中央—地方”两个体系的破裂
“部族政治”的一个命门在于，由于满人的任命不能进入道、府、县等地方上的基础政治，这就要求地方不能够拥有力量，否则满人王朝可能会遭到覆灭。而太平天国这场叛乱，恰好调整了“满-汉”二元结构的力量对比。从此，汉人在官僚行政中得势，亦令中央与地方的关系焕然一新。
曾国藩正是这种风云际会的集中见证者。1852年，太平军叛乱初起时，他还只是吏部侍郎，正在湖南老家为母亲守孝。由于太平军席卷湖南，于是朝廷任命其为“团练大臣”，要求他在湖南组建一支团练。团练是八旗兵和绿营兵这两种中央武装以外的地方自卫体系。当时，抵抗太平军的主力，仍是南京东郊的江南大营，和扬州城外的江北大营，团练充其量不过是辅助力量。
但曾国藩很清楚，绿营和团练，都不是太平军的对手，如要有所建树，必须超越皇帝的命令组建一支新军。于是一支湘军，便以类似“戚家军”的军制、以共同地方背景的基础、灌输以“维持名教”的使命感，建立起来。
事实上，湘军的本身，就隐含着对清帝国权力的高度颠覆性。清代的军队，如旗兵和绿营，从来都直属中央政府，曾国藩的湘军，却因为士兵都由将佐招募，也只对官佐效忠，而不知有中央。这实际上是成了地方上的一支“私家军队”。
湘军的军饷用度影响了清制。湘军薪饷很高，普通兵士每月饷银达4两半银，是一般家奴的十倍。面对这笔巨额军饷，地方上就要有固定的财政支持，首先是卖官鬻爵的收入，不久就有更大的来源--厘金。厘金1853年开征，是对存货、运输途中货物或茶叶等产品按价征取的商业税，金额稳定，数目很大。曾国藩的湘军先后征取过湖南、江西、湖北诸省的厘金。这么一来，地方就慢慢拥有财政权。
1860年5月，江南大营的再次瓦解，成为清代历史的拐点。这意味着南京以东的清朝
正规军被全灭，曾国藩和他13万湘军成为朝廷唯一的依赖。6月8日，曾被任命为代理两江总督和钦差大臣，拥有指挥长江下游地区军事的最高权限。
在形势所迫下，“部族政权”终于网开一面，让一个汉人集军政大权于一身。这是清代历史上开天辟地的事情。
这种“网开一面”，因为曾国藩的用人而继续扩大。1861年，曾国藩举荐李鸿章为江苏巡抚，1862年，左宗棠被任命为浙江巡抚。这些都是汉人。事实上，曾国藩的私人幕僚和将官班底成了输送行政才干的温床、管道，其中涌现出许多一流地方官员，他们在19世纪后来的年代控制中国的军政大权。
1864年7月19日，南京陷，17日后湘军解散。但在此前，曾国藩已按湘军形式创建了淮军，淮军的继续存在，使得曾国藩的权力传递给另一个汉人--李鸿章。日后，李鸿章身为直隶总督和北洋大臣，在1870-1895年间乃是中国实际上的“首相”。
曾左胡李等汉族名臣，终于守得清代中兴。但如乾隆末期的极盛隐藏衰败的因素一样，中兴也埋伏着终亡的阴影。满族君主政体与汉族上层分子中的领袖人物融为一体的这个保守联盟，本身就是对“部族政治”的颠覆；王朝在苟延的同时，政府的权力也从满人慢慢转到汉人手上。
太平军叛乱平定以后，中兴名臣尽成封疆大吏，后来，淮军渐变为练军，练军中著名的还有袁世凯的新建陆军和张之洞的自强军。地方上从财政到用人再到军队，都有了自己的权力，以省为单位新体制框架慢慢形成了。而“私家军队”这种军阀特征，尤其成为了“部族政治”的挑战因素。
既然满不驭汉，中央不驭地方，“部族政权”的戏，就渐渐有心无力。待到1911年武昌新军擦枪走火，各省相继宣布独立，而袁世凯又不能完全受中央节制的时候，大清皇朝终于就垮了台。
（参考资料：费正清刘广京：《剑桥中国晚清史》；徐中约：《中国近代史--中国的奋斗》；谢和耐：《中国社会史》；钱穆：《中国历代政治的得失》；吕思勉：《白话本国史》；李剑农：《中国近百年政治史》；王亚南：《中国官僚政治研究》）
《晚清“四民”社会秩序逐渐解体反政府势力泛起》
曾鸣
中国传统的社会结构，除了“官”之外，就是“民”了。所谓“民”，就是“士”、“农”、“工”、“商”，由他们组成传统“四民”社会。其中，“士”为“四民”之首。
清帝国晚期，“士”失其位，“四民”社会秩序逐渐解体，劣绅、绅商、学生、无产者等新的社会群体纷纷出现。尤其，传统“别于四民之外”的“兵”，开始向社会权势中心地位崛起。从传统的各种会党游兵，到大规模的造反之兵，到曾国藩时期的“绅军”和“军绅”，再到新式军事学校之学生和士兵等等，以至于近代思想启蒙大师严复干脆以“兵”换“士”，而以“兵、农、工、商”作为国家社会的新的基本构成。
事情的发展诚如梁启超所言：“中国素未与西人相接，其相接者兵而已”。国际汉学大师费正清也指出，甲午战争以后，“军队越来越被奉为国家的楷模，甚至被视为先导。”及至辛亥首义，更是在清朝武昌新军中打响的。
以“民权”的名义，士绅走上反清道路
士绅的特权
如果你是清朝110万名士绅中的一员，那么，你不说，我也能看出来。
是的，你彬彬有礼，饱读诗书，但我从外貌上也能认出你来。你一般穿着长袍，留着长指甲--就像孔乙己力图成为的那样。除此以外，你要是生员，你冠帽上还可以别一枚纯银簪，你要是举人或进士，你可以戴纯金簪。要是你不仅是进士还当了官，那我也知道那金簪上面的更多名堂，比如添点花纹，上镶宝石中嵌珍珠……
你有特权。犯了事，县官办不了你--你被处置之前，首先要被褫夺绅衔，而县官又干不了这个，因为你在组织关系中是本省学政的人，而学政可与总督、巡抚分庭抗礼；其次，你不用劳役……每年交税，你总能想方设法少交一些。
你走到今天这步并不容易，要像练级打怪一样逐层考试：每三年两次的童试通过了，是
“秀才”，成为“低级士绅”；乡试通过了，是举人；再连会试都通过，好，牛逼，你是进士了。全国年均新进士的人数不到三百，一旦中选，是绝对的成功人士。
进士的平均年龄在35岁左右。但考了一辈子什么也考不上的人也是有的。曾国藩的爸爸就到43岁才考上秀才，然后他就把希望交给儿子去了。这种希望是社会流动的最大可能性，是穷人不造反就能改变命运的稻草。有37.2%的进士，祖上三代都是文盲。
你是绅，不是官，但是比官还重要。那会儿一个州县人口在20万上下，可一个县的官，连20人都不到。由于“回避法”，这官肯定还不是本地人，所以，他全得靠你，你是官府和百姓之间的中间人。你在地方上的责任重大，邻里之间闹事打架了你得劝，集资修路造桥疏通河道修缮庙宇，都交给你。
赶上灾荒，你要开粥铺赈灾，赶上兵灾，你得组织乡勇率队赴敌。还有，你有文化，私塾的捐资和地方志的编纂什么的啊，也都拜托你。你还是道德楷模，要组织村民进行思想学习，主要是传诵康熙皇帝的“钦颁十六条上谕”--“第一条，敦孝弟以重人伦；第二条，笃宗族以昭雍睦……”记住了，每个月念两次。
如果说州县官代表正式的权力，那你就代表非正式的权力。你是地方唯一有力量的集团，也是国家最重要的集团。你知道有人怎么称呼中国吗？“士绅国家”。就如清末民初时贤熊希龄所说：“绅为人民之代表。”在近代中国“民权”倡行之初，“绅权”是最实在的内容。
士绅的出走
你住在乡里，田园牧歌是农业社会的正道。但社会上层人物的都市化也是一种趋势，毕竟城里文化高雅，又热闹。你一般在城里有另一套房，两头走，城里饥荒时你就下乡，乡里闹兵灾你就进城。
19世纪中期，发生一桩大事，加速了你去城里的步伐。就是太平天国起义，那仗打起来看上去是没完没了。你渐渐在城里头不回来。你的出走对农村造成了深刻影响：乡村学堂少了资助；农业没士绅关心了；每个月两次的思想教育也没人干了，传统礼教，渐渐崩坏。阿Q这样的人物再调戏吴妈，就没人主持公道。
你走了以后最麻烦的事情在于，乡里没有社会领袖。被你抛弃的农村社会失去了和官府联系的中介，农民兄弟们又不会写字，再没有人以书写的方式来反映农民的利益和诉求……所以，农民的生活一旦陷入绝境，留给他们的出路就只剩下一条：造反。大清的统治基础--乡村社会，动摇了。
在你离开以后，你和那些你曾经庇护的乡民都发生了变化。你成了劣绅、军阀、资产阶级，或者地主寡头；他成了贫民、无产阶级、流民……你们在历史的岔口分道扬镳甚至反目成仇。“绅民冲突”出现了：1904年，广东阳山民众提出了“抗官杀绅”口号，1910年广西全州民变时打出“官逼民反，绅逼民死”的旗号。在你们再次认识并和解之前，社会的秩序是缺失的。
所以，辛亥革命作为一次城市起义，它的母亲其实是农村。正是农村共同体的松散，社会发生了空前变化，导致这个古老的农业帝国转而向西方寻求建立政治组织和新的技术。
士绅的背叛
也有的士绅仍然留在乡间，还是在读书和做学问。但作为读书人的士绅也在起变化。
1905年，朝廷废科举，士绅开始走向新式学堂或者留洋。清政府本来希望你们在学习了新知识以后，还是像以前一样，能够热爱并维护旧体制。不幸的是，你们走向了反面。如史家余英时所说，“西方理论代表普遍真理的观念”已经“深深地植根于中国知识分子的心中”。
1905年7月，同盟会在日本成立，出席的70来个人全部都是留学生。这一年，日本的中国留学生已经超过一万人，他们大多成了民族主义者和革命者、反清运动的核心人物。
国内的情况则是：1911年朝廷完蛋的时候，有现代学校87272所，学生近三百万。新
式学校除了传统纲常，还强调集体努力和纪律，这让学生认识到自身力量和集体行动的威力。于是，学生们学会罢课和抗议，在辛亥革命中冲劲十足，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
消亡中的士绅集团也对清政府不利。在士绅不再作为传统的特殊集团把持社会后，士绅们和朝廷不再因为支持同一种政治制度，或一致信仰儒家思想而团结在一起了。1909年，各地咨议局经选举成立，咨议员中有89%的人是有旧功名的，以至于“兴民权”变成了“兴绅权”。
按道理，“士绅”变成“权绅”，是对朝廷最保险的情况，谁知道他们干的第一件大事就是跑到北京去请愿，要朝廷速开国会。当局部分妥协，宣布将预备立宪从9年缩短为6年，接着，他们再次触怒士绅：新成立内阁中11个部长只有4个汉族人……多为汉人的老派士绅遂也成为了他们的反对者。
几场叛乱，农民死亡七千万之众
农民的传统
如果你是清朝的农民，我祝你生在雍正年间或者乾隆年间的上半叶（1723-1775）。据法国史学家谢和耐称，这会儿你能比法国路易十五时期（1715-1774）的农民过得滋润。
首先，你吃的不错。在西方进行工业革命时，中国正在进行一场农业革命。红薯、落花生、高粱、玉米从美洲被引进，一年四季，它们都能在贫瘠干旱的地里种出来；康熙皇帝1712年免去丁税（人口税），你每年能省下8到9两银子，余钱很可能比法国农民要多一点。最后，那会你受教育的权利也较好，读好了书能当官，不像法国政权都被贵族把持。
你当然知道皇帝，但他对于你只是一个符号。你若不去赶考或造反，村镇就是你生活的全部。
你热爱赶集。一个健康的农民，几年的时间一般会赶千把次集。你们去那里购买生产生活必需品，参加庙会，逛灯市，或者去找媒婆以物色外村的老婆。
太平年代里，子孙绕膝是件幸福的事情。从16世纪引进红薯那些美洲作物开始，到1800年，中国的人口从一亿半增长到三亿，人口密度明显高过同时期的欧洲。可是祸兮福所倚，中国古代在财产继承上通行诸子平分，子孙一多，田土就不够，危机遂慢慢出现。1661年到1766年，全国耕地只从5.49亿亩增加到7.41亿亩--人口翻番了，田土的增长不给力啊，连一半都不到。
从此往后，除了头发，你的生活里就很难再找出长过法国农民的东西了。
农民的破产与农村的瓦解
当人口的压力超过了土地能够承受的范畴时，好日子就到了尽头。1799年，乾隆眼看着要跨世纪的时候驾崩了，留给嘉庆一个和珅和三亿子民。嘉庆赐死了和珅，却拿吏治的败坏没法，他更加不能解决人口的压力。
按照中国的历史传统，这时除了移民，死一批人在所难免。1796年，白莲教造反，成为清代第一次大规模的农民起义。之后三合会暴动和苗民造反什么的都来了，嘉庆皇帝治下的25年间国无宁日。
这么着，进入19世纪了。鸦片开始影响农民的生活。千万不要以为你不抽这东西，它就和你没有关系。
抽鸦片要花钱，虽然不花你的钱，但一个客观事实是，1828年到1836年，鸦片贸易导致3800万两白银外流。再加上其他原因，银价开始上涨，铜钱跟着贬值。农民手里差不多全是铜钱哇，交税时一换成银子，立马亏死。1820年，一两白银值1000铜币，到1845年，就值1600铜币了，再往后，还创下过1∶2400的新高。这25年间，就算政府不多收一分钱税，你的负担也增加了至少60%。
朝廷决定打仗，当然打输了。签下的《南京条约》又跟你有何联系呢？上海成了五个通商口岸之一，贸易中心从广州转移过去。从1845年到1858年，广州茶叶出口量从7600万
斤降到了2400万斤。茶农、船民、贩夫纷纷破产。
1850年，太平军起义了，数万叛军多数是破产农民和失业的船民、贩夫。从此时到1878年，捻军、贵州苗族、云南回族、陕西甘肃回族、新疆回族纷纷叛乱。他们都由过不下去日子的贫民组成。这几场叛乱死亡的总人数约七千万之众。
大流血减轻了人口压力，农村的缺地问题得以缓解，而同治年间的农业税收也较太平军反叛前平均减少了30%，如此，到19世纪末以前，再没有农民骚乱。
平安里潜伏着新的危机：农村共同体继续松散，大量农民流入城市。他们在无家可归、无以为生后，半无产阶级产生了。1902年四川七八十县遭受旱灾，破产的饥民达几十万。农村传统的互助体系和政府的救济对此都无济于事，他们被乡村抛弃的时候也摆脱了政府的控制网。保甲和乡约制度不能再约束他们，这些农村苦力、游民、乞丐，成为鸦片、赌博、卖淫等社会公害的牺牲品，并成为秘密会社和民众运动的后备军。如三合会就主要吸收农村中的半无产阶级。
在大量士绅和农民都离开农村后，传统社会体系就这样从上、下两个方面一起瓦解。不仅上层阶级经历了变化，一个边缘的平民阶层也戏剧出现：他们不受法律管辖，不受社会控制，不受秩序制约。这种力量又反过来对社会机构进行冲击，加速它的瓦解。
工人慢慢和民族主义先进词汇扯上关系
清朝的工人分两种：传统的手工业者和新兴的无产阶级--产业工人。你是前者的可能性非常大。上海西南部的松江，有20万棉纺织工人；鄱阳湖东的景德镇，有好几万陶瓷工人；散布在长江流域的茶庄，雇工动辄达几百人。更多的手工业者是家庭个体户。事实上，大部分产棉区的纺纱和织布都是由个体户进行的。
鸦片战争前，手工业在对外贸易中所向披靡。1571年到1821年，欧洲从南美和墨西哥进口的4亿银圆，有一半花在了中国，全买了手工业产品。到19世纪80年代，手工业占国民生产总值的三分之一。
鸦片战争以后，外国的手工业所向披靡。1880年后的二十年，中国变成了手工业产品的进口国，英美的棉织品和煤油横扫城市与乡村。由于印度、锡兰、日本茶叶的挑战，1887年时，中国八成的茶山被荒弃。
如果你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手工业者，我祝愿你在火柴厂、肥皂厂、卷烟厂、玻璃厂或者丝织品厂做工，这是为数不多效益还算好的行业。千万不要辞职，找工作的人太多了--1912年，你的队伍已经增加到了1300万。哪来的？农村破产者。
产业工人是新鲜事物，鸦片战争后才出现，主要分布在广东和浙江，还有香港，那里洋人的造船厂和修理厂需要大量工人。1894年的时候产业工人只有10万人，到了1912年也只有66万。产业工人很辛苦：每天吃一顿饭，工作11个小时，两周休一天。不过赚的还可以，1867年的江南制造局，工人收入是农民的四到八倍。
工人们没有任何权利，但是可以争取。在1900年到1910年，有案可查的罢工有47次，有时候为了更高的工资罢工，有时候则因为百日维新、义和团、抵制美货这样的事情。工人慢慢地和民族主义这些先进词汇扯上关系，但总的来说其人数还太少，力量还太弱，加上亲属，也不到全部劳动人口的百分之一。
“买办”与“绅商”步入“官洋夹道”
我想你不会是商人，你怎么愿意做一个清朝的商人呢？有钱不仅不是大爷，反而是社会最底层的人。士农工商，老末。只有外国人才羡慕你，比如马可·波罗，他说中国的城市是怎么熙熙攘攘的时候，对你的感情显然是正面的。
但你可以买个尊重。比如捐个功名，甚至捐个一官半职。在清代，有一半的官员，都是买来的。1890年以后，政府每年出售官爵的收入稳定在500万两左右，占总收入的4%。
其实，大家还是很愿意做一个商人的。原因很简单，人口在增长，科举名额却没有跟着
增加。“弃儒就贾”出现了，社会上就已流行一种说法：“士而成功也十之一，贾而成功也十之九。”
到鸦片战争前后，你开始与外国人打交道，并有了新身份。好听一点，叫“买办”，难听一点，叫“汉奸”。1839年12月，林则徐宣布禁止同英国通商，就斥责那些继续从事贸易的人为“汉奸”。他在1840年春季的奏折中认为，最坏的敌人不是英国人，而是和英国人来往的商人、水手、苦力等等。林则徐轻蔑地对你的同伙--怡和行第五代人伍崇曜说：“本大臣不想要你的钱，只是要你的命，如此而已。”吓得伍老板向北京送了大批钱财，才捡回一条小命。
1895年，清朝输掉甲午战争之后，朝廷终于意识到国家需要实业，在政府鼓励之下，士绅从商的情况大增，陈璧、沈云沛、陆润庠及张謇都投入商人阵营。他们可都是进士出身，其中陆润庠和张謇还是状元。--甚至，连皇帝的老师翁同龢（也是状元），也安排儿子和侄孙去从商。等到1900年，你又有了一个新名字，叫“绅商”。
不过，绅商里，从事实业的并不多。直到清朝灭亡的1911年，全国做制造业和矿业的商人，也不过600人左右。但如果你以为做回传统的手工业商人更保险，那你就错了。
以纺织业为例：你的难题首先来自于筹措资金，日本企业能拿到充足的贷款，年利率3%，而中国银行要10%；然后，日本企业由于和轮船公司达成了协议，印度运来的原棉价格比你要低30%；最后，等这些资金和原料做成成品在中国销售时，日本产品还不用交厘金。结果就是，你的棉织品比日本要贵114%。
因此，你的特点出现了，你不仅要在商场上对抗外商，无能的政府也成为你反对的对象，因为它不能为你提供保护。你支持民族主义，要求参与管理租界、海关和制定关税，你们还抵制洋货，建立商团以反对外国的控制。
1905年到1911年，中国企业的资本在艰难中增加了两倍，一个属于你的阶级开始出现--资产阶级。而基于之前所叙的特点，在之后的立宪运动中，你始终采取了反政府的立场。
（参考资料：费正清刘广京：《剑桥中国晚清史》；徐中约：《中国近代史--中国的奋斗》；谢和耐：《中国社会史》；钱穆：《中国历代政治的得失》；吕思勉：《白话本国史》；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张鸣：《乡土心路八十年--中国近代过程中的农民意识的变迁》；王先明：《历史记忆与社会重构--以清末民初“绅权”变异为中心的考察》）
《美国总统：中英战争“起因不是鸦片，而是叩头”》
对于西方的隐患，早在康熙晚年，已有所悟。他说：“海外如西洋等国，千百年后，中国恐受其累。”
对西洋事务，乾隆也高度重视，“事涉外夷，关系国体，务须彻底根究”。不过，估计是在接待英国马戛尔尼使团前后，心态复杂的乾隆留下了这样一首诗：“间年外域有人来，宁可求全关不开。人事天时诚极盛，盈虚默念惧增哉！”
好一副“宁可求全关不开”的末世苟且心态！好一句“极盛”时代“盈”“虚”惧增的无奈感慨！殊不知，英国没有用外交打开的大门，用战争打开了；清朝以不磕头为由拒绝的，用卑躬屈膝的方式接受了。以至于，当时美国总统小亚当斯(1767-1848)也敏锐地指出，“鸦片战争的真正起因，不是鸦片而是叩头”。
“叩头”英语为“kotow”(或koo-too，kowtow，koutou)。从现在各大英文词典中的这块“活化石”中，我们多多少少仍可见到近代中西两大文明冲撞后所留下的深长裂痕和斑斑血迹。
祝寿其外，贸易其中
1792年9月26日，英国人马戛尔尼带着他的使团在朴茨茅斯扬帆出海。英王乔治三世命令他们去给乾隆祝八十大寿。
英国人需要时光倒流才能够赶上乾隆皇帝的生日晚宴。按照习俗，乾隆的八十大寿在两年前就已经过完了。事实上，这是一笔生意，马戛尔尼真正肩负的任务，是将中英贸易的门开得更大一些。
英国开往中国“祝寿”的船只，早在两百多年前就已起航，只是他们从未顺利到达过。早在明代万历年间的1583年，英国就派出了第一个使者。商人约翰·纽柏莱带着伊丽莎白女王的信：“吾人以为，我西方诸国君王从相互贸易中所获得之利益，陛下及所有臣属陛下之人均可获得。此利益在于输出吾人富有之物及输入吾人所需之物。”打开这封信的是葡萄牙人。纽柏莱在印度被葡萄牙人逮捕。第一次尝试失败了。
1596年，第二代试验品本杰明·伍德出发了，伊丽莎白写了第二封信，再次提到“公平之通商……极有利于我两国之国君及臣民。”他们再次碰到葡萄牙人，激战后船毁人亡。
1602年，伊丽莎白给万历皇帝写了第三封信，送信的是东印度公司派出的探险队，但是探险失败了。
最终，商船成了英国第一艘来到中国的船只。1637年，“伦敦号”驶入澳门。
1787年，在隔了一百多年后，英国派出的使团再次出发。虽然使团的旗舰叫做“万事妥”号，但特使凯斯卡特继承了不幸的传统，这名国会议员在一出海后就患了肺结核。他在“连咳嗽的力气都没有了”之后，坚认海上不断变化的气候有助于他的康复。最后，海风带走了他。
特使凯斯卡特不要命也要去中国，多少是因为中英贸易已经达到相当重要的程度。
仅以茶叶为例：在1669年，143磅，这个数字就是英国进口茶叶的全部了；但到了1750年，这个数字增加到2872532磅；之后的1800年，这个数字增加到了2330万磅，英国当时有多少人？不到2000万，这相当于英国的男女老少每人每年平均需要一磅以上的茶叶。
而茶叶的利润有多少呢？在1669年，茶叶进口需要每磅2先令4便士，但售价高达14先令8便士，到了18世纪四十年代，虽然茶叶价格有所下降，但进口费用也降至每磅1先令。
最后一个问题，茶叶的利润对英国政府意味着什么？1784年，《减免法案》将茶叶的进口税降至12.5%以后，中国茶叶仍为英国每年的国库贡献了10%的财政收入，而在此之前，茶叶的进口税率可是100%！
所以，虽然海风带走了凯斯卡特，但马戛尔尼还是要再出发。他同样受到了“出使中国就厄运连连”定律的影响，9月26日那天，船队刚刚出海，就遇上大风暴，三艘船中的“豺狼号”失踪了（半年以后，它在地球另一边的印度尼西亚西部被找了回来）。
“广州贸易体系”
如果你不了解“广州贸易体系”，你就不能了解马戛尔尼和凯斯卡特的出使有多么迫在眉睫。
这个体系最主要特征是，如果你是一个洋商，你到中国，只能来广州做生意；更确切的说，你只能跟这个城市的“行商”做生意。“行商”是一些专门和外商做生意的中国商人，他们向朝廷捐大笔钱财（约20万两），以拿到这个垄断性特权。
每年西南季风停息的10月份，你来了；等到东北季风挂起的一月份，你离开。你的来去不是因为诗意，而是清廷只允许你停留这么久。你住在广州城外的“商馆”里，这些“商馆”是行商开的，你没得选。对了，这些“商馆”在中国人的语言系统里被称为“夷馆”，你同样对此无能为力。
你带来的货物只能交给行商售卖，你要买走的货物也只能向行商购买。那你干什么呢？你只能呆在“商馆”里，不能随意出入。妇人不允许进入商馆，你也不准雇用妇仆。1830年，有三名洋妞混进英国商馆，官府马上威胁要中断贸易，于是伊们立刻回到澳门去了。到了1836年，在广州的307个洋人，全是纯爷们。
你问这跟坐牢有什么区别？每月初八、十八及二十八三天，你可以游览花地海幢寺一次，但每次不能超过十个人，你也不能借机去村落里游荡；你不准购买中国书籍，不准学习中国文化。如果你有意见，只能向行商反映，大清衙门不接待外国人……你必须走路去，陆路你不准乘轿，水路只能坐无篷船。
差点忘了说，你倒是有被敲诈和被勒索的权利。大清的关税并不高，在2%到4%之间，但海关官吏通常要索取一倍于此的钱财，例外也是有的，比如有时他会勒索你三到四倍。
而在“赫符斯号”事件以后，你那种不安全感就更高了。1784年11月24日，英国商船“赫符斯号”在放礼炮时，意外炸死两名中国官吏（他们不是因为对广州体系不满才这么干的），广州当局在没有抓到凶手后，拘押了船上的大班史密斯，包围商馆，并中断贸易。最后，炮手被英国人自己交了出来，他随即被中方绞死。
洋人对此大惊失色，在现代法律里，过失杀人显然罪不至死，但中国方面表示，这个判得还算轻的，因为一条命抵了俩。于是，洋人们对自己在将来案件中可能的判决担忧不已。
对此，历史学家徐中约的评价是：“所谓广州体系，就是将贸易限定在一个港口，对人身自由做一系列侮辱性的限制，以及无数的不正当勒索。”
马戛尔尼和凯斯卡特就是为了解决这个而来的。出发时，乔治三世对这次出使提出了六个目标，如希望清廷割让一两块土地让英国人居住并实行英国的司法管辖、将贸易扩展到整个中国而不限于广州、在北京设立使馆等。国王希望通过这次出使，可以减少摩擦，发展贸易，并将中英关系放在一个正常的外交基点上。
假戏真做
马戛尔尼面临的困境在于：祝寿只是他的一个借口，但乾隆当真了。
为了让马戛尔尼能够更顺利，英政府在使团出发之前就派人将禀文送来中国，称“本国未曾著人进京叩祝万寿，我国王心中十分不安”云云。乾隆看后十分开心，下令要体面地欢迎第一个“朝贡”的英国使团，“英吉利国贡使航海远来，初次观光上国，非缅甸、安南等处频年入贡者可比。”
1793年8月5日，马戛尔尼的使团到达天津，并受到热情接待。为显示清王朝的怀柔之恩，乾隆命每天拨5000两白银作为使团前往北京的路费；使团逗留北京期间，则每天拨款1500两作为款待。使团的礼品和行李被清廷的官员雇佣了90辆货运马车、40辆手推车、200多匹马和近3000人搬运。每辆小车上都插着一面小旗：“英吉利贡使”。
马戛尔尼迎头碰上的，是一个尾巴上的康乾盛世和一个末代的朝贡体系：哪怕乾隆其实连“英吉利”在地球上哪个位置都搞不清楚，但这不妨碍乾隆作为“天下共主”的骄傲感。
接着，马戛尔尼被要求练习下跪磕头。在8月14日的一份上谕中，乾隆表示，“各处蕃封到天朝进贡观光者，不特陪臣俱行三跪九叩之礼，即国王亲至，亦同此礼；今尔（马戛尔尼）国王遣尔来祝嘏，自应尊天朝法度，免失尔国王祝厘纳贡之诚。”
接待马戛尔尼的钦差大臣徵瑞，负责教授跪拜礼仪。按照传统，如果使臣拒绝练习，就会被赶出去。事实上，在1655到1755年间，西方的17个使团之中，除了一个，其他都向皇帝磕了头。
马戛尔尼默默地接受着演礼训练和“贡使”的旗子。他清楚自己的使命，因而必须博得“信任”，进入北京，以便有机会和清政府商讨扩大在华贸易以及要求遣使常驻北京等议题。
在登陆天津前，马戛尔尼指示全体船员，称“使节团任务的完成全赖于能否取得中国人民的好感，不幸由于过去在广州的少数英国人的不规则行为，使中国人在心目中把英国人视为欧洲人中的最劣等人……全体使节团人员们必须谨言慎行，用实际表现来改变他们的成见，争取他们的好感。”9月19日，一名叫詹姆士·科蒂的士兵以身试法，他从中国士兵那里搞了一些令他上瘾的烧酒，结果被送交军事法庭，当着中国人的面挨了60棍。
马戛尔尼希望搞好关系。在徵瑞教他下跪磕头的时候，他向徵瑞预先演示他带过来的六
门小铜炮，这本来是要表演给皇帝看的。但徵瑞对此毫不在意，他将这些能够代表18世纪英国工业水平的武器全部留在了圆明园。
摊牌
9月8日，使团到了热河。在正式觐见乾隆的前夕，马戛尔尼亮出了他的底线。他表示清廷把礼品写成贡品，是混淆了中英的平等地位，接着，他放话说，他不打算磕头。
马戛尔尼委托徵瑞给和珅带去一封信，他称若有一位与他官爵相当的清廷官员向乔治三世的画像磕头的话，他就向乾隆磕头。但徵瑞没有把这封信交给和珅，他认为特使磕头是一个无需争论的礼节，并在9月8日将信退给了马戛尔尼。当天，马戛尔尼又派副使直接将信交给了和珅。
9月9日，徵瑞派人去做马戛尔尼的思想工作。马戛尔尼坚持双方应行对等礼，即他在乾隆面前也像对英王一样单腿下跪，并称“待附庸国之礼，与待独立国之礼不同，贵国必欲以中国礼节相强，敝使死也不奉敕。”
乾隆得知马戛尔尼不愿意向他磕头以后，勃然大怒，取消了原定于9月10日的觐见，连续下旨斥责英使“骄矜”，下令减少赏赐与供给，并继续派官员与马戛尔尼谈判。
双方最终达成的妥协是：在9月14日非正式的召见宴会上，马戛尔尼行英国礼节，而于9月17日的“万寿盛典”中，马戛尔尼跪递国书并行三跪九叩大礼。
结果，双方的跪拜之争，从现实延续到纸笔之上。小斯当东日记云，马戛尔尼走到平台前“屈一膝并俯首向地，重复了九次”。而马戛尔尼与老斯当东却说，全体祝寿人均行九叩首礼，只有英国人“行深屈膝或鞠躬礼”。
中方记载以当时在旁亲见入觐仪式的军机章京管世铭为具代表性。他说，英国人在事先训练时“止屈一膝，及至引对，不觉双跽俯伏”。双跽俯伏并不同三跪九叩，而是双膝跪地俯身向地，是否“叩头”，不得而知。然这恰好与小斯当东的日记相印证，惟有一膝与双膝的区别。
黄一农认为，“必须再次强调，英使实际所行之礼可能要较他们在文字中所承认者为重”。他所还原的现场是9月14日“在御幄之外迎接銮舆时，单膝下跪三次，每次三俯首深鞠躬；在御幄中觐见皇帝时，则是先在宝座所在平台前行双膝下跪三次，每次三俯首向地之礼；当其拾级登上宝座所在之平台，则以单膝下跪礼呈递国书”。9月17日“于澹泊敬诚殿贺寿时，因皇帝隐身于帘幕，其礼或与迎接銮舆时相同”。
9月26日，使团返回了北京。按照使团在北京只能逗留四十天的规矩，马戛尔尼在清朝的时日无多，而此时他的工作，还没有一点眉目。他在热河和北京都向和珅提出就拓展商务和交换使节的谈判事宜，但清廷似乎只对英使的礼仪动作感兴趣。最后，在马戛尔尼的强求下，和珅让他先写成备忘录。
10月3日，马戛尔尼以乔治三世的名义呈送一份照会，具体内容如下：
1.将贸易扩展到舟山、宁波和天津。
2.照俄罗斯人质先例，允许英国商人在北京设一所货栈，以销售货物。
3.于舟山附近指定一未经设防的小岛供英国商人居住、存放货物及停泊船舶。
4.于广州附近指定一小块地方供英国商人居住，并允许他们自由来往于广州和澳门。
5.取消澳门与广州之间的转运税，或至少将税率降低至1782年关税的水平。
6.准许英国商人按中国锁定税率切实纳税，不在税率之外另行征收，并请赐中国税单一份供英国商人参照。
英国被答应的条款数是：零。如梦初醒的乾隆口气强硬地拒绝了马戛尔尼的所有请求。对于扩展贸易请求，乾隆说“天朝无所不有，然从不贵奇巧，并无更需尔国制办物件。”对于外交请求，乾隆则表示“西洋诸国甚多，非至尔一国，若俱似尔国王恳请派人留京，岂能一一听许……以致更张天朝百余年法度？”
你还不磕头？
这趟耗费英国人78522英镑的出使，结果是一次彻底的外交失败。它的意外收获是，马戛尔尼收集到关于中国这个神秘国度的第一手情报：科学程度很低，知识阶层对物质进步不关心，军备落后，穷人甚多，贪腐盛行。马戛尔尼尤其确信最后一点，他无论如何也不相信他的使团每天花掉了清廷1500两银子。
马戛尔尼坚认清廷并不拒绝交往，他建议他的副使斯当东再次出使中国。不料厄运提前降临到这位未来的特使身上--有着“汉学之父”称号的乔治·斯当东突然瘫痪，并于1801年逝世。再加上英国与拿破仑之间的战争，再访中国的计划被搁置起来。
1816年，随着欧洲恢复和平，访问中国的议题旧事重提。这一次，前印度总督阿美士德勋爵成为特使，值得一提的是副使小斯当东爵士。
小斯当东的父亲乔治·斯当东，是当年马戛尔尼的副使。23年前马戛尔尼见乾隆时，12岁的小斯当东作为见习侍童，负责给马戛尔尼提着巴斯士斗篷的下摆。因为在路上学会了一些中文，小斯当东博得了乾隆的欢心，以致皇帝竟欣然解下腰间的黄色丝织荷包送给小斯当东。而马戛尔尼一行返回广东途中写给乾隆皇帝的感谢信，亦出自小斯当东之手。
1816年，阿美士德使团抵达天津。当时英商对广州贸易体系的不满情绪日益增强，英国对阿美士德的训令是：实现中英商人之间的自由贸易、建立商馆与中国官员之间的直接联络、在广州以北开设更多口岸，以及在北京派驻使节等等。
23年后，当年副使的儿子作为副使前来拜见乾隆的儿子嘉庆时，一切好像从未变化：英国人要谈贸易，而中国人感兴趣的仍是：你磕不磕头？
工部尚书款待了使团，随后双方就“磕头”开始扯皮。阿美士德愿意脱帽三次，鞠躬九次。清廷的回复是，“若英使拒不遵行礼制则不允入觐”。
中英外交的希望停留在了距北京15公里的通州。清廷派了理藩院和礼部两名尚书来做思想工作，向他们讲述磕头的重要性。最终阿美士德愿意妥协到单膝下跪叩头三下，并重复三次。如此争执十天后，朝廷发来一封谕旨，言“外夷”不习跪叩，起跪动作不合礼仪亦无妨。理藩院尚书急于争宠，竟于8月27日上奏称阿美士德“虽起跪颇不自然，尚堪成礼”。
8月28日晚，嘉庆得知阿美士德演习跪叩颇有“长进”后，非常高兴，决定次日召见。使团遂连夜赶路，凌晨抵达北京时，嘉庆已在颐和园等待被跪叩了。疲惫不堪的阿美士德因国书和官服落在后面的行李车内，请求稍事休息，催促的中国官员与之发生激烈争吵，不久皇帝传唤，理藩院尚书便谎称特使已病倒；皇帝随后传唤副使，尚书称副使亦病倒。嘉庆以为被骗，勃然大怒--
“我中华之国乃堂堂天下共主，何堪容忍如此倨傲侮慢？”
随后，嘉庆一道谕旨发下，将使团逐出京城。于是，阿美士德的使命结束了。
战争
马戛尔尼和阿美士德双双失败了。他们与清廷的对话，自始至终都不在同一语境下：17世纪末18世纪初，自由贸易主义成为西方世界的普世价值；而在重农主义的清廷，皇帝认为富足的中国不需要外贸，通商只是皇帝的仁慈的一种表现，是一种对蛮夷的恩赐，而并非国家层面上平等的外交事务。近人刘锦藻也指出，这种对外关系不过是“（中国）自抚其藩属，非外交也”。
这也不难解释，为何嘉庆皇帝因为特使不愿下跪，生气到居然想到要断绝与英国的关系，并彻底中断广州贸易（最后他在两广总督的劝说下才放弃这一主张）。外贸确实是皇帝的私人家产--海关贸易由内务府而不是户部管理，每年85.5万两白银的外贸收入也并不进入国库，而是流入皇帝的私人腰包。
当马戛尔尼和阿美士德两次来使，希望和清廷开展正常的外交关系时，清朝的皇帝对天下的概念还停留在朝贡制度的时代。和平谈判的努力都告失败后，对于“日不落帝国”来说，
剩下的解决途径就很清晰了：放弃，或者武力。
1840年4月7日，英国下议院正在上演决定清帝国命运的一幕--这天，辉格党和托利党为是否向中国出兵而辩论。10个月以前，清廷的钦差大臣林则徐焚烧了他们21306箱鸦片。托利党人指出，这是一场“不义战争”。这时，一个辉格党人站出来进行辩解-- “如果我们在中国不受人尊敬，那么在印度我们也会很快不受人尊敬……如果我们要输掉这场战争，我们就无权进行；但如果我们必须打赢它，我们就无权加以放弃。”此时全场肃静，停顿几分钟后，这位辉格党人抛出结论，“尽管令人遗憾，但我还是认为这场战争是正义的，而且也是必要的。”
三天后下议院投票，结果是：托利党人的反战决议以五票之差被否决。清朝永远也不会知道，那位坚决鼓吹战争的辉格党人，全名叫做乔治·托马斯·斯当东。
24年前，斯当东曾作为阿美士德的副使，带着和平外交的希望出使中国；再往前24年，他和父亲乔治·斯当东以及马戛尔尼从朴茨茅斯远航，当时他还是个孩子，只有11岁。他两次出使都被这个国家要求下跪磕头。1840年，乔治·托马斯·斯当东仍收藏着乾隆皇帝送给他的荷包，但大清帝国永远失去了与西方进行双边外交的机会。英国没有用外交完成的梦想，以战争的方式满足了，在《南京条约》、《北京条约》两番城下之盟中，清廷以屈辱的姿态奉上他拒绝和马戛尔尼、阿美士德谈判的全部条款。
附带一提，1860年，英法联军打破北京城，攻入圆明园的时候，他们发现了六门小铜炮--当年马戛尔尼和小斯当东带给乾隆的生日礼物。这些武器看上去从未被使用过，就像这个固步自封的国家一样一动不动地摆在那里，于是英国人又把它运回伦敦去了。次年，外交机构总理衙门成立。大清王朝进入了外交新时代，并终于意识到西人东来是“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
（参考资料：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马士宓亨利：《远东国际关系史》；秦国经高换婷：《乾隆皇帝与马戛尔尼》；费正清刘广京：《剑桥中国晚清史》；徐中约：《中国近代史--中国的奋斗》；黄一农：《印象与真相--清朝中英两国的觐礼之争》）
《著名史家许倬云谈辛亥之后：南京为何让出政权》
许倬云：江苏无锡人，1930年生，1962年毕业于美国芝加哥大学，获博士学位。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著名史学家，在中国社会史、中国上古史研究领域造诣精深，注重治史方法创新。著有《西周史》、《中国古代文化的特质》等。
辛亥之后
楚望台的枪声，回音震荡，震垮了中国两千年的帝制，在东亚出现了一个中华民国。这一次革命，说是快，却也是改革不见落实，人心郁闷已久，大家知道必然出现的大变；可是，事情发生又如此突然，革命党的领袖，一个都不在场，以致湖北新军没有适当的领导，竟很快就被北洋大军压出，不能更有作为，最后这一起义的军队，竟从此烟消云散。
辛亥革命，几乎立刻引发东南各省的响应，袁世凯才能借重形势，逼迫清室退位，让他坐收渔利，窃据大位，革命竟成泡影。革命后立宪的理想，也从此延迟，还未见实现。抚今思昔，能不神伤？
作为一个历史工作者，我有打破砂锅的兴趣，但是又因为专业不是近代史，自己没有深入研究的能力。我想提出的问题：虽然北洋大军压境，东南如何居然全无抵抗，屈服于北洋的要求，拱手让出政权？东南财富之区，拥有汉阳和江南两个兵工厂，如果以湖北新军为主力，配合上海，安徽和江西，这三处革命党人位据要津的武装力量，再招募同情革命的青年，编组成军，由黄兴等人率领，则南京的新政府，又何尝不可有所作为？
历史学本来不应对假设未出现的事件，有所悬想。可是这一个事后追问，也许可以作为线索，让历史学家专研当时的各方情况，理出南京不得不而的处境。
辛亥之时，先父伯翔公（讳凤藻）是武昌江上湖鹰炮艇的副舰长，他们几个青年海军军官，送走旗籍的长官，几艘炮艇响应起义。他对于上述这一问题，终身不得其解。我今天提问，除了历史工作者的好奇，也是代先父向辛亥专家，提出疑问，希望对专家们帮助我们找出答案。
百年来中国政治变化的概要
李剑农（1880-1963）：湖南邵阳人。1906年，入中国同盟会。1910年，入日本早稻田大学，结识孙文、黄兴、宋教仁、章太炎诸人。1916年，创办《太平洋》杂志，鼓吹联省自治。1921年，任湖南省宪法起草委员会主任委员，制定省宪。自1924年，历任湖南大学、武汉大学教授。后曾任全国政协委员。是近代著名的政治史、经济史学家。
百年来中国的政治变化，大概可分为三个大段落。从鸦片战争到甲午中日战争，为第一个段落；从甲午后维新变法运动到辛亥革命为第二个段落；从民国成立到国民党由广东出师北伐为第三个段落。第一段为外力侵入，新思想酝酿的时代；第二段为革命势力进展，清皇位颠覆时代；第三段为革命势力与清残余的军阀势力斗争时代。若从这三大段中间重要的政治事变再加剖析，又可分出下列的小段落来。
第一，因为英国人扩充商场的热望，屡为请政府所阻遏，遂以鸦片问题为导火线，惹起1840年的鸦片战争。结果于1842年与英国签订《南京条约》，割香港一岛，并开五口为通商口岸。是为外人打破中国门户的开始。
第二，中国自受此挫辱，一方面汉民族对于清廷的威力渐渐看破，一方面感受西方潮流的影响，到1850年就有洪杨革命军的崛起：洪杨战役连亘十五年，至1864年渐告平定。是为汉民族势力复活的时期。
第三，在洪杨战役中，又有英法联军入北京，咸丰帝避难热河之事。平定洪杨以后，所谓中兴的新人物中，颇有感觉西方军事艺术优长的人，讲求所谓洋务，在造船、制械、练兵、裕饷上尽力模仿西法。所以由同治朝到光绪中叶，可称为洋务讲求时代，亦可称为西法模仿时代。不过这种皮毛上的西法模仿，终于不能发生抵抗外力的效能，到1894年，便有所谓甲午战争的大挫败。至此中国的弱点完全暴露。
上面是第一大段中的几个小段落。
第四，由甲午战败的刺激，惹起士大夫阶级里面一部分人对于中国政治制度的怀疑，遂有维新变法的运动；到1898年的夏间运动达于最高潮，便有所谓戊戌“百日维新”的事业。是为维新运动的初步。
第五，由百日维新的失败，西太后再行临朝，到1900年因为亲贵利用拳乱争夺政权，排斥新党，惹起外国联军入京的大祸。是为维新运动反动时期。
第六，《辛丑和约》的耻辱，清政府始感觉维新变法的必要，于是有督抚派的维新运动；到1904年(光绪二十年)，日俄战争勃发，结果日胜俄败，更感觉立宪优于专制，于是有派遣五臣出洋考察宪政之举。是为维新运动再起的时期。
第七，自拳乱以后，国民对于清政府的反感，已非虚伪的立宪招牌所能缓和了。在1905年五臣出洋考察宪政时，中国同盟会在日本东京成立。自此一方面预备立宪，一方面进行革命，进于革命与立宪对抗运动的时期。立宪的虚伪，一天一天的暴露，革命的潜势力，一天一天的膨胀。到1911年秋间，便有武昌革命军的崛起。
上面是第二大段中的几个小段落。
第八，从1911年秋间武昌起义，到次年春初中华民国成立，为中国政权由清朝廷移入北洋军阀首领袁世凯手中的时期，是即由第二大段转入第三大段的关键。
第九，由1912年春间临时政府北迁，中国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与北洋军阀首领袁世凯开始斗争；到次年，因宋案而惹起赣宁之役，国民党失败，国会被破毁。是为国民党与北洋军阀斗争的初期。
第十，国会第一次破毁后，袁世凯图谋帝制，第一步修改约法，第二步成立筹安会；到1915年秋冬间，袁氏公然要称帝了。反帝制的各派联合奋起，与袁氏决斗，到次年夏间，卒将袁氏打倒。是为帝制运动与反帝制运动的对抗时期。
第十一，袁世凯死后，北洋军阀的势力依然不可侮，他们不利于旧约法，因是发生新旧约法的争议，结果旧约法虽然恢复了，到1917年因为对德宣战问题惹起国会第二次的解散，演为长期的护法战争，成为南北对立之局。是为护法运动与南北各军阀分裂的时期。
第十二，自1920年北方直皖两派分裂，西南军政府瓦解，护法的战争虽然尚未终了，但因南北两方都失了重心，于是进于所谓联省自治的运动。但是这种运动，徒为割据地盘的各军阀所利用，各军阀间势力扩充的斗争仍未能免。从1920年到1923年秋冬间曹锟篡窃大位时止，可称为联省自治运动与南北各军阀混战的时期。
第十三，自1924年春中国国民党改组，南方的新势力，一天一天的充实，北方曹锟颠覆后，成立一个临时执政政府；到1926年春夏间执政政府消灭，国民党准备北伐的工作完成，于是北洋的军阀嫡系势力将归消灭了。是为第三大段的最后一段。
上面三大段中的十三个小段落，便是近百年中国政治史的总纲目。（选自《中国近百年政治史：1840-1926》）
1、1892年，____在香港成立辅仁文社，以“开通民智，讨论时事”为宗旨。1895年，他在香港加入兴中会，被推举为会长。 A.孙中山 B.陆皓东 C.杨衢云 D.谢缵泰C 2、1894年11月，孙中山在檀香山发起建立兴中会，在入会誓词中提出____的革命纲领。 A.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A B.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 C.军政、训政、宪政 D.光复汉族，还我山河 3、____的签订，进一步加深了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奴役，表明清政府完全成为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工具。 A.《马关条约》 B.《辛丑条约》B C.《南京条约》 D.《瑷珲条约》 4、1900年7月，维新派激进分子____邀集维新人士在上海张园召开“中国国会”，主张推翻清朝政府，请光绪帝复辟，建立君主立宪制国家。 A.严复 B.康有为 C.唐才常 D.徐勤C 5、1901年7月24日，清政府撤销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改设____，“班列六部之首”。 A.学部 B.商务部 C.陆军部 D.外务部D 6、1901年清政府宣布实行“新政”后，____与刘坤一联衔合上的“江楚会奏变法三折”，成为“新政”活动的重要蓝本。 A.李鸿章 B.袁世凯 C.张之洞 D.盛宣怀C 7、在清政府实行的____中，科举制度被最终废除，学校教育实现了与科举取士彻底脱钩。 A.戊戌变法 B.清末新政B C.洋务运动 D.预备立宪 8、1902年，____与伍廷芳一道出任修律大臣。他融通中西法律，修订了《大清现行刑律》，主持制定了《大清新刑律》、《大清民律》、《大清商律草案》等，被誉为近代中国“法学泰斗”。 A.沈家本 B.唐绍仪 C.顾维钧 D.吴经熊A 9、1902年2月，梁启超在日本横滨创办____，介绍西方的政治文化，宣扬君主立宪，后来又反对民主革命，是资产阶级改良派的重要刊物。 A.《国闻报》 B.《时务报》 C.《新民丛报》 D.《东方杂志》C 10、1903年，____发表了传诵一时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明确指出以革命推翻清王朝，实行民主共和，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由之路。 A.严复 B.陈天华 C.邹容 D.章炳麟D 11、1903年，____撰成《革命军》，号召推翻清朝封建专制统治，建立中华共和国。
辛亥革命100周年体会 ___和他领导的同盟会成员于19xx年在武昌起义，吹响了革命的号角，最终推翻了清政府，建立了中华民国。辛亥革命已经过去了90周年，对于这一事件，90年中各人各有各的评价，我从我理解的肤浅角度来谈谈我的认识。 与其说是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政府，还不如说是推翻了存在于中国大地上两千多年的封建统治。到了19世纪末期到20世纪初的那段时期，封建统治的腐朽思想已经在中 ___心中根深蒂固，貌似不可动摇，然而 ___车轮必定是向前推进的，不可能不淘汰这些奴才性的东西。辛亥革命的发生可以说是 ___必然，之前也有很多伟人志士都尝试着各种各样的解救方式，但都不能够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最后，历史选择了革命，选择了自下而上的改革！而这把火就是有___点燃的！辛亥革命带给了中国人民新的观念，新的思想，开启了变的车轮，让民主深深的扎在了民众心中。 对于 ___先生，虽然他选对了解决问题的方式，但是他没有足够的能力医好这么一个病入膏肓的病夫！正如有人一针见血的道明，他们称呼 ___先生为“孙大炮”。每一个玩过红警的人都知道，当一大群敌人冲上来之后，仅仅靠坦克大炮只能给敌人以重创，但是不能从根本是灭杀敌人。清政府所处的境地，不是一下子就能改变的，必须实行自下而上的变革，唤起民众的，才有可能解决问题。
所以后来 ___屡次的失败，屡次的被各怀鬼胎的部下背叛，最后落得个含恨而死。而他心中的中国还是那样的四分五裂，还是横尸遍野！ 虽然由于 ___局限性 ___先生没有看得更远，走的更高，但是我们也不能妄自菲薄的去贬低他，现在我们是说这些话只能是事后诸葛而已，如果把我们放在哪个环境下，我们可能连孙先生的百分之一也贡献不出来，他有很多的东西值得我们借鉴！ 他自幼就怀有救国救民于水火之中的梦想，然后为这个梦想不惜一切的代价奋斗着，他是个有理想有目标的人，就这一点我们现在过着混混噩噩的大学生活的大学生就可以汗颜不已了！为了救国，他背井离乡，过着漂泊的生活，还要躲避清政府的迫害，但是为了理想他不曾放弃，毫不退却，是个有血性的男儿，就算抛洒一腔热血又何妨！他曾经被自己最信任的部下不知道背叛了多少次，每次都是釜底抽薪的，世上这样的痛苦能有几人可以承受，但是他还是不失绝望的奔波在自己理想的路上，不曾放弃，屡败屡战！所以一次次发动起义，到后来了护法，护国运动，都是他不言弃的见证！司马迁说过，死重于泰山，死在理想的路上可能是生活对他最大的褒奖，也许是他最大的追求！然他心中的苦衷，他的梦想，他的追求又有几人能够理解呢？对于他，与其说是领导过辛亥革命的伟
辛亥革命百年颂 ——纪念辛亥革命百年 作者：秋酿醇酒 当我用悲愤的目光， 去追溯屈辱的历史。 一股剧烈的刺痛， 扎进我的眼里。 那卷史书的字里行间， 竟然夹着一条编扎着国耻的长辫子。 这条懦弱的长辫子， 曾将耻辱缠绕在男人的头顶， 系着蓬乱萎靡的发丝。 这条长长的辫子， 仿佛是一根攥在列强手中的绳索， 把不平等的条约绑缚在中国人的身上，企图把一个历经苦难的民族勒死。 当我随着延伸的思绪， 再次拾起悲伤的记忆。 那些凄惨的景象， 由远而近依然清晰可见。 在残破的屋檐下， 竟然还有一条沾满愚昧的裹脚布。 这条肉烂骨折的裹脚布， 将侮辱紧裹在女人的脚上， 走出一道畸形的历史足迹。 这条长长的裹脚布， 仿佛是一条沉重的脚镣， 束缚了一个民族前行的思想和躯体，
一次次遭受列强的欺辱和奴役。 我从长辫子上， 看见一个软弱无力的影子， 踉踉跄跄撑着腐败无能的机体。 我从裹脚布上， 看到一个病入膏肓的清政府， 危在旦夕跌倒在1840年烟片战争的硝烟里。 可悲啊！ 鸦片、炮舰， 竟让一个王朝丧权辱国卑躬屈膝。 可恨啊！ 赔款、割地， 卖国贼和侵略者达成一个又一个耻辱的协议。 乌云密布雷电轰鸣， 夜空被撕成一条条爆裂的口子。 狂风呼啸暴雨倾泻， 大地在风雨飘摇中灾难四起。 从此， 主权沦丧， 满目疮痍。 从此， 一滴滴泪水， 涌出的都是悲愤的绝望。 一行行脚印， 踏出的都是带血的反抗。 一个伤痕累累不肯屈服的民族， 不是在沉沦中苦苦地期待， 就是在寻找前行的方向， 不是重生就是死亡。
那寒光冷月里， 我终于听见了一声呐喊， 振兴中华！ 那血雨腥风中， 我终于看见了一批又一批革命义士， 他们前赴后继举起革命的旗帜慷慨赴义。 他们播撒猛醒的火种， 以自焚的勇气， 点燃了世纪之光。 他们血染旌旗， 碧血黄花， 进行了一次又一次武装起义。 他们救民于水火， 求国之富强。 建立共和推翻帝制， 力图拯救民族的危亡。 历史虽然早已远去， 可是岁月依存记忆。 那位孙中山先生， 为改造中国耗尽了毕生精力。 他鞠躬尽瘁， 他死而后已。 也许， 我们还记得， 他告诫同志： 必须唤起民众共同奋斗。 革命尚未成功， 同志仍需努力。 是的， 我们还记得。
辛亥革命100周年记— 辛亥革命的历史意义及孙中山先生的革命路线 中国历史上的革命史实，层见叠出，大抵上均属于改朝换代的隆替更易，抑或封建统治政权的转变易主，而表现在国家政制体系与国体的大变动，却付之阙如，惟独辛亥革命运动则具革命意义。 一、历史纪元，国民革命 辛亥革命是中国历史上的新纪元，不只是推翻封建统治，也推倒了专制政体；不独摧毁以一族统治其他各族的因袭政权，却也创建了“民有、民治、民享”的中华国体，这不仅是中国有史以来政治上的大改造，也是一个变更国体的创举。 中国在辛亥革命之前，是亚洲最古老的帝国王朝，它经过了人民革命，把二百余年的大清帝国之封建体制，打得粉碎，同时也改造了五千年的政体与国体。此为我国有史以来所未有的变局，吾民破天荒之创举。 因为中国革命在往昔是属于贵族英雄及少数人的革命，在今日则是属于全民普遍多数人的革命。亦即由“贵族革命”、“英雄革命”转换今日的“国民革命”，而“国民革命”是“全民革命”。中山先生云：凡一国之人，皆有“自由”、“平等”、“博爱”之精神，即皆负革命之责任。可见，今日之革命与古代之革命不同，在中国古代固已有行之者，如“汤武革命”为“帝王革命”，今之革命，则为“人民革命”。 孙中山先生认为：“国民革命乃为国民多数造幸福。凡事以人民为重，军人与官吏不过为国家一种机关，为全国人民办事”。它的目的在造成独立自由之国家，以拥护国家及民众之利益。 二、扫除羁绊，寻找生路 中国革命虽然以中国国内为燃点，但是革命的总目标仍集中提升国力，打倒帝国主义。帝国主义在本质上是扶持中国的封建势力，以作为傀儡，而中国的封建势力，又依持帝国主义为其生存的保护符咒。过去中国民族在帝国主义(外在)与封建势力(内在)的双重压迫下，无论在政治、经济、国际、外交上皆日趋沉沦。故中国革命有必要对外先谋求中国民族解放，对内要求各民族一律平等，以谋求全民族力量，解除帝国主义的压迫与羁绊，寻找中国生路。并联合其他被压迫民族，共体时艰、并肩奋斗，以扫除帝国主义的宰割，求取弱小民族的独立、自由与平等，以博爱精神为基础，消弭战争，实现世界大同。 三、复兴中华，世界大同
辛亥革命12015年演讲稿 辛亥革命1XX年演讲稿XX年10月10日，是辛亥革命100周年的纪念日。 这是一场空前绝后的革命，在中国历史舞台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今天，我去回顾它、铭记它，并必将把它给我们传递的一种精神和历史使命延续到以后的无止尽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中去。 当轰轰烈烈的洋务运动失败之后，当转瞬即逝的戊戌变法落幕之时。 资产阶级一场救国图强的立宪运动在当时外寇横行、内政腐朽的历史背景下有条不紊的开展起来。 废帝制促共和为民族民权民生担起天者大任；兴同盟倡博爱号联俄联共联心创生国之新元。 一大批知识分子和有识之士满怀着一腔热血，用生命谱写着一段可歌可泣的光辉篇章。 那一腔不畏艰难、不怕牺牲的热忱，值得我们去学习、去敬畏。 历史总将这场革命一分为二的看待，说它既成功了又失败了。 我不否认它最终的胜利果实被卖国贼所窃取的失败，但我觉得它的成功经验远比它的失败教训更值得铭刻在历史的车轮上。 它推翻了中国XX多年的封建统治，给水深火热的中国燃起了新的希望；它推动了中国资产阶级先进力量的进步，为新思想与新文化的
传播奠定了基础；它让民主共和的思想深入人心，不论之后何人再复辟帝制，人们都会拿起武器去战斗，去维护自己的利益，去捍卫自己的尊严。 一个世纪的光阴犹如弹指一挥间，历史不容假设，所以我很难想像，如果1XX年前，没有这样一部分人为了心中的信念、自己的理想用抛头颅洒热血的方式执着的追寻新的希望，那么如今的中国该是怎样的一种场面？不过，既然历史没有留给我们血雨腥风的生活，没有留给我们戎马疆场的机会，那么我们就该以新的方式开拓进取，去寻找利国利民的新道路。 以铜为鉴，可以正衣冠；以人为鉴，可以明得失；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 古人云：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 我们，这些生活在安乐世界里的当代大学生，怎该忘记这段历史？如今的我们要做的已不是追寻梦境中童话般的天真，而是在现实世界里脚踏实地的去践行党和国家赋予的光荣使命！要将孙中山先生博爱的思想发扬光大，即使道路崎岖、布满荆棘，也该微笑着握紧拳头，因为：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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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辛亥革命100年历程与当代大学生责任辛亥革命以前中国所有的历史运动，从某种意义上说都还是在争夺皇位上打圈子，未能跳出这个怪圈。辛亥革命的最大意义在于，革命的发生动摇了中国人两千多年来对君主专制制度——皇权统治的崇拜，用武装起义的方式掀倒了皇帝的宝座。 辛亥革命影响了整个20世纪中国的历史进程，也带来了20世纪中国的思想大解放。用资产阶级的共和制度代替封建地主阶级的君主专制制度，是中国历史上了不起的转折和成就，由此带来的思想解放是怎么形容也不过分的。 由1911年10月10日武昌首义开始的辛亥革命，到今年已经100周年了。辛亥革命是历史的首创，它提供了此前的中国历史进程未曾提供的新鲜经验，为中国的进步打开了闸门。这样一个重大历史事件，值得我们永远纪念、深入研究。 辛亥革命冲破了君主专制制度的堤防 中国历史悠久，自秦统一中国以来，已经过了2200多年。著名的二十四史记录了中国历史上改朝换代、宫廷政变、砍砍杀杀的许多故事。秦末农民起义，陈胜、吴广发出了“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豪言壮语。这一起义固然是大胆的造反举动，但目的也只是争一个帝王的位置。楚汉相争，出身草莽的刘邦成为汉朝的开国皇帝。元末农民战争，当过和尚的朱元璋力战群雄，开创了明朝天下。但不管如何改朝换代，不管是统一还是分裂，天下始终是一人一姓的天下。在世界历史上，中国是君主专制制度最为成熟的国家，也是封建社会延续时间最长的国家。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出现以前，冲破君主专制制度几乎是不可能的。 进入近代以来，情况有了变化。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国家侵略中国，使中国变成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对中国的独立主权损伤极大。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把它们的生产方式带进中国，对中国社会生产的冲击很大；欧风美雨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很大；西方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学说逐渐传入中国，对国内封建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冲击很大。 辛亥革命虽然未能彻底铲除君主专制制度，但推翻了皇帝宝座，就是在君主专制制度的根基上打上了一根很大的楔子，为此后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奠定了很好的基础。 辛亥革命带来了20世纪中国的思想大解放 辛亥革命作为一次革命运动和重大政治事件，影响了整个20世纪中国的历史进程，也带来了20世纪中国的思想大解放。 用资产阶级的共和制度代替封建地主阶级的君主专制制度，是中国历史上了不起的
孙中山先生说，历史的潮流浩浩荡荡，不可阻挡；顺其者昌，逆其者亡。辛亥革命，结束了中国两千余年的封建帝制，开创了亚洲第一个共和体制。在辛亥革命百年之际，以怎样的心态去纪念它，如何在这个崭新的时代继承辛亥精神，是今天面临的新课题。 辛亥革命对两千余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作了一场总的清算。可以说，没有辛亥革命，就不会有民主、平等意识在国民心中的扎根，就不会有更深刻革命的到来。我们的历史就是在继承与超越的不断运动中走向明天。 如今纪念辛亥，就是要纪念一种意义，把民族精神和民主精神两种自觉精神越加发扬，越加普及，常常提醒，不要忘记。 大家访谈。 百年后的今天，我们为何要纪念辛亥革命？通过层层解剖辛亥革命的历史意义，从中国百年现代化的历程中得到启迪和思考，正是其意义所在。“辛亥革命开创了中国变革和社会改造的新纪元和新境界”，北京大学历史学系中国近现代史研究中心主任徐勇这样认为，“当今回顾百年辛亥，最大的意义也就是要祛除今日顽疾”。 南方日报：辛亥革命可以说是20世纪的开端，这个开端承前启后的意义更大，还是充当转折的意义更大？ 徐勇：梁启超在总结辛亥革命意义的时候这样说：一面是现代中国人自觉的结果；一面是将来中国人自发的结果。自觉，觉些什么呢？第一，觉得凡不是中国人，都没有权来管中国的事情。第二，觉得凡是中国人，都有权来管中国的事。第一件叫民族精神的自觉，第二件叫做民主精神的自觉。这两种精神原是中国人所固有，到辛亥革命前那些年间，因受了国外环境和学说的影响，多年潜在的本能忽然爆发。从1895年至1911年间，兴中会以及后来的同盟会先后发动了10次起义，而其他革命组织自立军、光复会等亦发动多次起义。这10多次的起义虽仅昙花一现，但却在全中国播下了革命的种子。武昌起义一声炮响，各省咨议局先后10日间，各自开一场会议，发一篇宣言，那200多年霸占铺产的掌柜，便乖乖把全盘交出，这是全国人民自觉心一起迸现的结果，辛亥革命开创了中国变革和社会改造的新纪元和新境界。 南方日报：“辛亥革命”的“革命”二字有更深的内涵吗？ 徐勇：费正清在其名著《伟大的中国革命》中这样说：“20世纪中国的主旋律就是革命。”革命是需要流血牺牲的，革命的目的是什么需要明确。然而民国初年执政北京的北洋系，对辛亥革命的解释暧昧其词，语焉不详。1912年10月10日，由北京政府内务部举办追祭礼，国务总理赵秉钧代表袁世凯恭读祭文，只以“时会既开，国风丕变，帝制告终，民豪聿见”数语，表现民国肇建过程，肯定诸位烈士终结帝制之功，对民族革命几乎不提。1913年袁世凯就任正式大总统，他在长达万余字的《莅任宣言书》中，提及辛亥之役只有寥寥数语，只说“武昌事起，为时势所迫，身当其冲”，简笔勾勒了自己从武昌起义出山到上任临时大总统的历程，突出了“五族共和”的主题。实际上北洋系在辛亥纪念中，存在着刻意“去革命化”的倾向。即便如此，反帝反封建斗争以辛亥革命为新的起点，更加深入、更加大规模地开展起来。1927年10月10日前夕，中国国民党中央制定了宣传大纲，第一条就是“继
辛亥革命纪念日演讲稿 篇一： 1925年3月12日上午9时30分，中华民国与中国国民党的缔造者孙中山先生，在北京逝世，终年59岁。临终前，他说的最后一句话是："和平、奋斗、救中国。"故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中山先生的一生历史具在，站出世间来就是革命，失败了还是革命；中华民国成立之后，也没有满足过，没有安逸过，仍然继续着进向近于完全的革命的工作。直到临终之际，他仍不忘嘱咐：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 中山先生，穿越历史的洪流，我多想见到您！ 那时的我必然是黑发齐耳，布衣长裙，眼里盼望光明的一个普通青年。我的怀里放着您的一本书，我时常会借着阴霾天空下的晨光阅读： 我年轻时学医，后弃医从政，立誓颠覆满清造福国人，离开香港时，母亲大人眼见我常年奔波心疼规劝，革命的目的在于救人，行医的目的亦是救人。同是救人何必东奔西跑。我说母亲只知其一不知其二。行医只能救助很少的人，而革命却能救助中国亿万大众。两百六十年亡国之痛，二千余年专制之祸。中国睡梦之深，满清政府腐败不堪恰如江河日下，
如此黑暗的政府，只能带给人民灾难和罪恶连绵不绝。今日革命风潮已经兴盛，人民思想逐步开通，我们当鼓起勇气，乘此良机，推翻满清政府，建立真正的人民之国。革命者革之以命，以吾人数十年必死之生命，立国家亿万年人民之幸福，其价值之重可知，屡败屡起百折不馁岂畏其难其痛，为了千千万万的百姓不再水深火热，为了千千万万个家庭不再背井离乡。 先生的良言萦绕耳边惊醒着我。我随着队伍，手里握着革命的火光，我要把革命的火种播撒到我走过的每一条街道，我要把新时代的号召告诉更多的人。我深知一个人的力量是如此有限，但是当我们团结起来，为追求民族独立、民主自由和民生幸福而共同前进，相依的臂膀正将夜空划亮！ 中山先生，翻过历史的坎坷，我多想搀扶您！ 这时我已毅然的加入到了护国运动的行列。因为未到100天的安定就如昙花一现又流亡动机不纯人之手！因为我清醒地看到窃国之盗的卑劣和破绽！因为我坚信历史不会重演悲剧！这时，我耳边听见了先生熟悉的声音： 共和的观念，是平等、自由、博爱，可民国六年来，我们看到的是什么？各级行政官员都视法律为粪土，民众，仍被奴役着；
辛亥革命100周年纪念日 武汉公关策划 一、辛亥革命纪念意义 2011年10月10日是辛亥革命100周年纪念日。虽然从辛亥革命的目标来看，它失败了，但是它推翻了中国2000多年的封建专制制度，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民主共和国，具有划时代的历史意义。 1911年（农历辛亥年）10月10日，在孙中山民主革命思想的旗帜下集结起来的湖北革命党人，打响了辛亥革命的"第一枪"，并一举光复武昌。武昌起义赢得全国响应，260余年的清朝统治顿时瓦解，2000多年的封建帝制随之终结。武昌因此被誉为"首义之区"，红楼则被尊崇为"民国之门"。 二、活动主题 弘扬武昌首义精神促进武汉城市建设 三、活动目的 1、纪念辛亥革命，发扬革命精神。老一辈的人可以在此怀念过去，新新人类可以进一步了解我国的历史，对国家的建设更有使命感。 2、利用征文的形式了解中小学生对辛亥革命的理解，同时增强他们的写作能力。因为现在网络发达之后，很多人都习惯上网查资料，而自己的思考越来越少。 3、改善武汉的形象，增加全国人民的关注度。 4、宣传武汉的精神文明，以及促进武汉旅游业、餐饮业等行业的发展。促进武汉经济、文化的发展。 辛亥革命纪念100周年公关策划 四、活动流程 活动内容： 1辛亥革命纪念会 2辛亥文化旅游 3纪念辛亥革命征文大赛
(1)、辛亥革命纪念会 活动时间：2011年10月10号 活动地点：武汉市首义文化公园 活动对象：武汉市民及外来游客 活动流程：1 10点纪念会准时开始，由主持人致开场词 2 武汉市文化局局长致辞，介绍本次活动的背景，目的，意义 3 由武汉市文化局局长带头签名，邀请市民参与其中，纪念辛亥革命，缅怀烈士 4 大型图片文字展，有特定工作人员为参观市民讲解 5 设定烈士区域，邀请市民为烈士献花 6 下午4点，纪念会结束 (2)、辛亥文化旅游 由武汉旅游局主办，在武汉市内选取几点辛亥革命遗址，设定旅游路线。 如：首义文化园——工程营遗址——楚望台——胜利亭——烈士祠——三烈亭 活动时间：2011年10月1号——2011年10月7号 活动地点：武汉市内辛亥革命遗址 活动对象：外来游客
提供专业的word版文档，优质的服务，希望对您有帮助/双击去除 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演讲稿 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演讲稿 文章导读：1911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爆发，时至今日，已有100周年，中国人民曾为民族的崛起与复兴，携手奋斗，这一百年有中华民族千古不沉的灵魂。如今，我们更应该学习辛亥革命的首义精神，为祖国的统一、繁荣富强努力拼搏，“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 辛亥革命是一次划时代的创新和改革，它历尽艰险，克服重重困难，它革除了在中国延续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创立了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制这样一种全新的制度， “世人未为我敢为，天下未发我首发”，这就是首义的“敢为天下先”的创新改革的精神。这种精神具有爆发力、原创力，是一种宝贵的人文精神。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是人类社会不断进步的源泉。今天我们祖国实施科教兴国，实现社会可持续发展，关键就在于深化改革，不断创新。这也要求同学们秉承创新理念，不光要掌握书本中已知的东西，还要掌握把不晓得的东西都弄清楚的能力，要善于发问、大胆质疑，敢于突破原有的桎梏，勇于挑战自我的局限，创造前人和他人未曾取得的成绩。
首义精神还始终贯穿着一种顽强的拼搏精神。武昌首义前夕，反动派屠杀多名革命党人，英雄们临刑时“神色益壮”，当众演说，甘为“四万万同胞受死”，以求“专制永不见于中国”，并号召大家“起来革命”。10月下旬开始，武汉保卫战苦战经月，殉难2600多人，为全国各省响应革命赢得了时间，体现了革命党人顽强拼搏不怕牺牲的英雄气概。拼搏是一种精神，只有拼搏，人生才能绽放异彩；只有拼搏，才能发挥智慧的潜力；只有拼搏，才能实现远大的理想。同学们今后的学习和成长的道路还很长，在生活的每一个角落，都需要有拼搏精神，没有任何一个人的人生道路是一马平川的，当面临坎坷和困难时，我们是选择放弃逃跑，还是选择迎难而上，做出选择通常只是一念之间，此时此刻，需要的正是武昌首义的顽强拼搏精神。 伟大的爱国诗人屈原说：“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孙中山也曾说过：“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毛泽东同志更是对年轻的学生们语重心长的说：“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好像早晨**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 一百年的沧桑岁月，风消云散，但散落不去的是永远的首义精神。我们今天在此以这种直观的纪念方式，不仅仅为了铭记那段光荣的历史，也应成为一种警示： 同学们，当社会历史性机遇和变革已然来到时，当你们即将面临人生的一大挑战时，你准备好了吗？
辛亥革命百年反思 辛亥革命是中国历史上一件轰轰烈烈的大事，因为它在中国大地上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改变了中国的政治面貌，改变了中国的经济形态，更是改变了中国人民长期以来的思想观念。虽然事隔百年，表面上看起来似乎很遥远了，它也早已成了历史长河中的一朵浪花。但是这毕竟不是一朵寻常的浪花，所以不管是一百年，还是一千年，我们都不应该将它忘记，因为那一重要的时刻，早已成了永恒。 我们穿越历史，回顾过去，除了怀有一种缅怀的心情，也是为了在历史的隧道中捡拾碎片，点缀我们的将来，是一种积极进取的表现。对个人而言，经常回顾过去，回首身边所发生的重大事件，就能从中吸取到某些宝贵的经验和教训，并与自己当前的生存状态进行对照，以便更好的进行下一步的学习好工作。而对于一个国家和民族而言，经常回顾历史，总结历史，这就显得更为重要了。正所谓“以史为鉴，面向未来”，要想更好的面向未来，其中最重要的方法也只能是以史为鉴，当然也能以别国的发展为鉴，但是不能一味的摸爬滚打，还美其名曰“探索”。我们必须清楚，当今世界正处在一个高速发展的时代，效率已经摆到了重中之重的位置，要想跟上时代的步伐，就不能有太多的停滞。这就像是两个人赛跑，如果别人都冲出去半段路了，你才慢吞吞的反应过来，那肯定是很难跟上的了。所以基于时代的要求，立足于这个飞速前进着的世界，已经没有太多的时间去给我们慢慢探索发展之道了，我们必须找出一条既快捷又行之有效的出路，找出一个能够让自己快速发展和强大起来的方法。只有这样，中国才不至于再次落伍，我们已经遭受过一次很沉重的打击了，到今天伤口还在隐隐作痛。确切的说，应该不是隐隐作痛，而是永远难以愈合的创伤，我们再也经受不起第二次的打击了，中华民族再也经受不起第二次的打击了。 所以，我们应该“以史为鉴，面向未来”，我们也必须“以史为鉴，面向未来”。这就是百年之后还提辛亥革命的原因了，这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不论结果是怎样的，里面都有很多东西值得我们去注意，并引起深入的思考，该借鉴的借鉴，该学习的学习。正如孔子所说的那样： 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 说到辛亥革命，首先当然弄清楚，什么是辛亥革命。关于这点有两种说法，一种是指简单的武昌起义，这种说法很不准确，一般都不被人接受和认同。另一种说法是以武昌起义为标志，以同盟会的建立为阵地，并最终建立了中华民国，直至最后革命成果被袁世凯窃取的整个过程。这一种观点说的比较全面，也是比较科学的，反映了客观事物发展的基本过程。但是就我来看似乎还可以再向前推一些，甚至可以直接追溯到孙中山先生上书李鸿章失败之后算起，那样更能反映整个事件的全貌。但是这里并不是要对这个问题进行深入的探讨和研究，主要是心里有个大致的概念，因为辛亥革命要探讨的重点不在这里。 那么什么是重点呢？按照一般的惯例，每件事情的发生，都必定有它的原因，还有就是它的结果是什么，给我们什么启示。关于辛亥革命，这也是我们要讨论的两个问题，但除此之外，辛亥革命作为一次彻底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运动，它的成功之处和失败之处同样显得重要。 先说辛亥革命爆发的原因。应该说这是一个相当复杂的问题，既有主观原因，又有客观原因；既有时代和社会发展的必然性，其中又有不乏人为的因素。但是这中间有一个最核心的东西，那就是中国的发展问题。一方面，中国的封建制度和腐朽的清政府限制了中国的发展，使得中国不能与世界接轨。同时，当时的中国面临着帝国主义的疯狂的侵略与鲸吞，使得中国的民族危机不断加强，也使中国人民的生活一天不如一天。 面对着这两大危害，中国的有识之士为拯救国家危亡，为救人民于水火之中，不断的进行着艰难的努力。进过种种的探索之后，以孙中山代表的中小资产阶级先进人士终于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并最终确立了反帝反封建的方针与总路线。在当时的情况下，反帝是必
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演讲稿 各位读友大家好，此文档由网络收集而来，欢迎您下载，谢谢 1911年10月10日，武汉地区的革命团体文学社和共进会发动武昌起义，接着各省纷纷响应，因为1911年为旧历辛亥年，故名辛亥革命。它是在清王朝日益腐朽、帝国主义侵略进一步加深、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初步成长的基础上发生的。其目的是推翻清朝的专制统治，挽救民族危亡，争取国家的独立、民主和富强。领导这次革命的是中国资产阶级的政党同盟会及其领袖孙中山。这次革命结束了中国长达2000年之久的君主专制制度，是一次伟大的革命运动。详见演讲稿范文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演讲稿【1】 尊敬的老师、亲爱的同学们： 大家好！我叫三模，是高中的学生。我演讲的题目是《让首义精神代代相
传》。 1911年10月10日，农历辛亥年八月十九日，一个普通却极不平凡的日子。就在这一天，一声枪响，宣告了清王朝统治的覆灭。一声枪响，掀起了一场席卷中国大地的变革，一个民族的伟大复兴由此开端。 2011年10月10日，我们将迎来辛亥革命100周年这个伟大的日子。今天，我们纪念辛亥革命，因为辛亥首义功绩彪炳千秋。今天，我们纪念辛亥革命，因为辛亥志士永垂不朽。今天，我们纪念辛亥革命，还因为辛亥革命为我们留下了一笔珍贵的精神财富首义精神。 辛亥革命发端于我们湖北武昌首义，作为一名荆楚学子，我们更应该敬辛亥首义精神传承下去。 世人未为我敢为，天下未发我首发。传承首义精神，就是传承敢为人先的创新精神，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我们就是要发扬这种敢闯、敢干、敢试、敢为天
下先的创新精神，创造一番新天地！ 传承首义精神，就是传承精诚团结的协作精神，今后，我们少年儿童就要学习这种团结协作精神，与同学精诚团结，互相协作，努力进取！我们在学习上要努力拼搏，不怕困难，在工作中不懈奋斗，不畏艰辛，将来为建设祖国，振兴中国做出应有的贡献！ 岁月流逝，沧桑巨变，首义枪声虽然定格在中国历史的星空，但首义精神却一直流淌在中华儿女的血脉里。同学们，100年前，孙中山率先喊出了振兴中华的口号，100年后，振兴中华，实现国家富强，将靠在座的我们来担当。我们一定会将辛亥革命精神传承下去，让首义精神代代相传！ 我的演讲完毕！谢谢大家！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演讲稿【2】 大家好 随着时光的流逝，历史的硝烟已经散尽，让我们把思绪回到那百年前神州大地的武昌城，我们耳边仿佛又响起那
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2011入党积极分子思想汇报 尊敬的党组织： 曾记，1911。展望，2011。曾记，1911。辛亥鼎革，今已百年。是谁将这个时刻永恒的定格在中国的历史上，是辛亥和孙中山。当时，政局动乱，清朝处于衰败，民族处于危亡。迎合着时代的发展，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潮迅猛传播，震撼着中国思想界，仁人志士拿起了思想武器采取革命手段拯救着这生死关头的国家，但是因为当时的历史时局最终失败了，可它给我们带来的积极影响不容忽视，推翻了了两千多年来的封建君主专制，建立了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使得阿民主观念深入民心。“思想是行动的指南”，“驱除鞑虏，恢复中华（推翻清朝统治，废除君主专制，阐释为民族主义）、建立民国（建立民主共和国，阐释为民权主义），平均地权（改革土地制度，阐释为民生主义）”，“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合称三民主义，它是孙中山领导辛亥革命的指导思想。正因为有了这个正确思想的指导才使得辛亥革命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影响；正因为有了这个正确思想的指导，中国才能够一步一步走向繁荣,走向富强。 孙中山先生曾说：“天下为公”，此言出自儒家《礼记·礼运·大同篇》，是儒家的最高社会理想，也是三民主义的最高社会理想，即“国富”“民强”。它描绘了一副蓝图，一副国泰民安的蓝图。我们可曾记得，孙中山先生寥寥数字的遗书，他一生牵挂的唯国家和人民。为了国家，为了人民，他曾努力过，他曾希冀过，希望建立一个政党，一个为国为民的政党，政党建立起来了，可是他的希望落空了，我们怎么忍心让他一个人来背负这历史的使命？ 展望，2011。回首，时间沿着辛亥的印迹已滚过一个世纪，可越过一个世纪的追求与目标却从未改变。改革开放以来，国家通过一系列的经济手段达到了“国富”，使得我国日益从经济、政治、外交等多方面强大起来，在“国富”的同时也关注着“民强”。近几年来，国家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来改善民生，推进民生发展。2011年3月3号在北京召开的两会上，贾庆林提出：2011年工作要继续关注和促进民生改善，推进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人民是执政的基础，人民是中国富强的脊梁，唯有脊梁强硬了，中国才能够屹立于世界之巅。 温总理曾把“天下最大事，莫非万民之忧乐。行事要思万民之忧乐，立身要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作为他的座右铭，句句表真意，点点露深情。我想，在我们心中，在中国人心中，总有这样一位“平民总理”的形象，一个泱泱大国的总理，总出现在人民最需要的地方，用心解读着“人民”，与人民群众同甘苦共患难。这是一个国家的形象，这是一个民族的形象，这是一个执政党的光辉形象。 这个执政党如此强大？是的。因为，我们不肯把历史的担子交给孙中山先生一个人来背负。我们要给他些许安慰，我们建立了一个一心为民为国的政党——中国共产党。中国***自1949年成立以来，经历着风雨，共度着难关，一步一步地向前走，走向成熟。当然，党的日益壮大离不开广大共产党员。他们始终保持着党的先进性，他们始终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他们始终奉献者自己却毫无怨言，哪里都有着他们的身影：地震处，山洪处，火灾中……哪里需要他们，他们就会出现在哪里。他们是人民心中一堵永不会倒的墙，他们是中国大地上不可缺少的亮丽风景线。
历史之光照耀百年 仅以此文献给那些在辛亥革命中勇往直前、视死如归以及捐躯成仁的先烈们。没有他们的惊天一呼，近代中国的历史仍将黑暗许久…… 前言 将死的王朝不会自戕，就算苟延残喘也要顽固到最后一刻，而终结它的只会是石破天惊的新生力量。1911年10月10日，这个伟大的日子，辛亥革命终于在遭受无数次失败的革命形势下爆发了，它是在清王朝日益腐朽、帝国主义侵略进一步加深、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初步成长的基础上发生的。它以推翻清朝的专制统治，挽救民族危亡，争取国家的独立、民主和富强为己任。这次革命结束了中国长达两千年之久的君主专制制度。中国反帝反封建斗争，以辛亥革命为新的起点，更加深入、更加大规模地开展起来。 历史的浩浩长河中这悲壮的一抹浪花短暂而又可歌可泣，自此始，在中国革命的历史大河中，那由此而激起的惊天大浪让一切的腐朽势力和外来侵略者都为之胆寒。无数烈士们的鲜血铸就了我们民族永不屈服的抗争精神，此后我们前进在血泪的路上近半个世纪，始终没有因身边的战友倒下而止步不前，我们注定在奋斗中走向复兴。 成败得失光耀千秋 回首百年，风雨历程。我们对辛亥革命的评价虽众说纷纭，但它的历史地位始终无可撼动，不论如何它的发动代表了当时最先进阶级的意愿，它“用几百人打几万人，烈士们明知后果，但是还是要去做，
这是以身殉国，来唤醒四万万人们。”（孙中山语）虽然牺牲的先烈们并没有亲眼看到国家独立、强大的那一天，但是他们的牺牲早已注定了这个古老的民族必然苏醒而后奋发图强、蒸蒸日上。他日之中华必为世界各国之民族瞩目。 辛亥革命的成功爆发，虽远没有实现革命先烈们最初的意愿，而且最后使革命的果实被以袁世凯为代表的封建军阀所窃取，但是它使民主共和的观念深入了人心，使以后出现了“敢有帝制自为者，天下共击之”的可喜局面，使四万万同胞得到了革命的洗礼，使中华民族没有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泥淖中继续沉沦。这千秋的功业必将在中华民族绵续的历史中熠熠生辉。 洒尽热血九死不悔 辛亥革命的仓促开始，一开始就注定了这是一场极不对称的斗争，无异于“飞蛾扑火”。英勇的中华儿女在写完绝命书之后纷纷义无反顾的投入战斗中，他们不仅仅是要杀几个封建的官僚，他们最想要的是彻底的推翻那暗无天日、腐朽糜烂的封建制度。他们的革命行为被视为大逆不道、欺师灭祖，但是他们始终为了“救亡图存”而肝脑涂地，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然而死亡是那样迅速的来了，死神的微笑藏着冰冷的刀，多少年轻的生命被无情的收割。林觉民的《绝命书》温情脉脉，念之断人肠；宋玉琳，于刑场上大讲革命事业之争议性，令问官无言以对，遂笑而赴死；饶国梁，在临刑前高呼“生何荣焉求仁得仁，死何憾焉”；陈可钧，被害前怒骂清吏“尔等利欲熏心，血
同学们： 大家好！ 你们知道昨天是什么日子么 12月26日就是我们伟大的毛主席诞辰117周年的日子.毛泽东出生于1893年12月26日,是新中国伟大的军事家和政治家,是新中国的缔造者.他一生勤劳节俭,意志顽强,坚韧不拔.所有这些都值得我们学习. 1935年红军被迫长征,红军刚进入了湖南怀化境内,遭到国民党军队的步步逼近,如不改变行军路线,就会钻进20万强敌布置好的"口袋中",红军就有覆灭的危险.毛主席主张转兵西进贵州,于是就开始做军委领导的工作,经过毛主席坚持不懈的规劝,终于统一意见向贵州前进.这一事件是红军长征从失败走向胜利的开始,体现了毛主席坚韧不拔的意志. 新中国成立后,毛主席住的是一个很旧的四合院,门窗的油漆大部分已脱落,地面上铺的青砖有不少缺角少棱.这房子不光旧,还漏雨,毛主席却说:"就这么住着吧."毛主席的衣着更是简朴,只有在开会和接见外国使节时才穿上中山装,特别是那件毛主心穿了多年的白衬衣,肩头,袖口和领子都磨破了,他还是不让换,打上补丁继续穿.就连他盖的那条毛巾被不少地方都磨光了,管理员说去买一条新的,但主席不让换新的,他说:"我们是一个大国,现在还很穷,还需要每个人的艰苦奋斗." 毛主席在生活上始终严格要求自己,就连到全国各地观察也不例外.不管他走到哪里,从来不吃请,从来不搞特殊化.毛主席这种勤俭节约的精神那倒不值得我们学习吗？ 时光如水,但流逝不去的,是人民领袖艰苦奋斗的精神.让我们缅怀伟人,弘扬他们身上所体现的中华民族的美德吧! 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演讲稿：革命伟人风范长存 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演讲稿：革命伟人风范长存 演讲者：江西师范大学秦亚希 1925年3月12日上午9时30分，中华民国与中国国民党的缔造者孙中山先生，在北京逝世，终年59岁。临终前，他说的最后一句话是：“和平、奋斗、救中国。”故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中山先生的一生历史具在，站出世间来就是革命，失败了还是革命；中华民国成立之后，也没有满足过，没有安逸过，仍然继续着进向近于完全的革命的工作。直到临终之际，他仍不忘嘱咐：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 中山先生，穿越历史的洪流，我多想见到您! 那时的我必然是黑发齐耳，布衣长裙，眼里盼望光明的一个普通青年。我的怀里放着您的一本书，我时常会借着阴霾天空下的晨光阅读：
三一文库（https://www.doczj.com/doc/8a1836955.html,） 〔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演讲稿：革命 的意义〕 某个暴躁的士兵开枪后，武昌起义爆发了。这是99年前的一起偶然事件。 如同一切宏大的历史，偶然事件的背后，一定是必然的逻辑在作用。大清帝国不是因为甲午海战才腐朽败落，苹果即使不落在牛顿的头顶也会落在其他科学家的头顶，欧洲列强决不会仅仅为了萨拉热窝那个冲动的中学生就发动第一次世界大战，辛亥革命的基础，是孙中山的执着、黄兴的冲刺、宋教仁的理想，是康有为的探索、梁启超的思考、谭嗣同的牺牲，是魏源的《海国图志》、严复的《天演论》、容闳的《西学东渐记》。 更早的渊源，可以上溯到康熙皇帝，这位英明神武的圣祖仁皇帝，在自己如饥似渴地学习欧洲语言、西方历法的时
候，却不肯把这些足以启蒙的知识推及其臣民，而其孙乾隆皇帝颁布了《防范外夷规条》，其若干世孙媳妇叶赫那拉氏则不肯修铁路。为了一朝一姓之私利，满清统治者选择的封闭，给了时代更大的刺激。 然而，人民要通商以至富强，人民要学习以求智识，人民要铁路以便流动，人民要电报以利资讯，人民要办报以彰思想。清廷越处处修墙，人民就越善于翻墙，“面壁十年图破壁”。这近在眼前的历史，实际上就是翻墙者对抗修墙者的历史，修墙者的心魔之墙高到一尺，翻墙者的攀越之道必然暴涨一丈。 从十九世纪中叶开始，这个国家及其国民的愿望，可以归总为“宪政”二字。国家求宪法巩固根本，国民盼宪政确保权利。到抗战胜利的1945年，当国共两党在美国的斡旋下就建立联合政府会商于重庆，真正的宪政曙光一度投射在神州大地。但是——中国的事，往往就坏在这“但是”二字，权欲极盛的蒋介石发动内战，温暖的曙光化作无情的战火。
辛亥革命百年祭文：以清朝为鉴自强不息 各位读友大家好！你有你的木棉，我有我的文章，为了你的木棉，应读我的文章！若为比翼双飞鸟，定是人间有情人！若读此篇优秀文，必成天上比翼鸟！ 辛亥革命一百周年文章：辛亥一百年祭辛亥革命一百年了，清朝灭亡也一百年。无论如何，该纪念一下。一百年前，腐朽的清政府在武昌的枪声中轰然倒塌。清朝的覆灭要从第一次鸦片战争说起，1840年（道光二十年），英国侵略者向古老封建的中国发动了一次侵略战争。这次战争是英殖民主义强行向中国倾销走私鸦片引起的，战争以英国的胜利结束。中国百年屈辱、苦难、探索、斗争的历程从此开始。1851年至1864年爆发的太平天国起义，直接动摇了清朝的根基。洪秀全（称号天王）于1851年成立太平天国，1853年建都天京（今南京），曾占领长江中下游地区。至1864年天京陷落止，计存在14年。太平军在全盛时期的兵力超过一百万人（包括女兵十余万人）。太平天国运动造成共约两千万人丧生。1850年的中国人口大约为4.1亿人，经过太平天国、捻军、回族等起义后，到1873年中国人口下降至大约3.5亿人。1856～1860年（咸丰六年至十年）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英、法在俄、美支持下联合发动的侵华战争。其实质是鸦片战争的继续和扩大。第一次鸦片战争后，西方列强并不满足已经取得的特权和利益，蓄意加紧侵犯中国主权，进行经济掠夺。1854年，《南京条约》届满十二年。英国曲解中美《望厦条约》关于
十二年后贸易及海面各款稍可变更的规定，援引最惠国条款，向清政府提出全面修改《南京条约》的要求。主要内容为：中国全境开放通商，鸦片贸易合法化，进出口货物免交子口税，外国公使常驻北京等。法、美两国也分别要求修改条约。清政府表示拒绝，交涉没有结果。1856年，《望厦条约》届满十二年。美国在英、法的支持下，再次提出全面修改条约的要求，但仍被清政府拒绝。战争爆发后，内忧外患的清政府根本没有像样的抵抗，就以出卖中国利益来换取停战。俄国自以调停有功，逼迫奕欣于11月14日订立中俄《北京条约》，割占乌苏里江以东约四十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并为进一步掠夺中国西部领土制造条约根据。1864年，俄国据此强迫清政府签订《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又割占巴勒喀什池以东以南四十四万多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迫于列强的压力，无耻的清政府签订了诸多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中英《天津条约》共五十六款，附约一款；中法《天津条约》共四十二款，附约六款。主要内容是：①公使常驻北京；②增开牛庄（后改营口）、登州（后改烟台）、台湾（后定为台南）、淡水、潮州（后改汕头）、琼州、汉口、九江、南京、镇江为通商口岸；③外籍传教士得入内地自由传教；④外人得往内地游历、通商；⑤外国商船可在长江各口岸往来；⑥修改税则，减轻商船吨税；⑦对英赔款银四百万两，对法赔款银二百万两。中俄《天津条约》十二款、中美《天津条约》三十款，攫取了除赔款外与英、法所得几乎一样的侵略特权。中俄《天津条约》第九款还特